二 需求层次理论与功能方法：志愿服务动机的理论框架

社会科学研究对动机的考察，倾向于将动机理解为社会行动的构成要素，它不仅影响和塑造行动者的行为，还赋予行为或者行动一定的意义。因为个体之间认知和理念差异的存在，一些看似相同的社会行动，行动者背后的动机和意义却可能不同。志愿服务参与过程中，志愿者的动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并表现为对志愿精神内涵的不同理解与解读。

因为志愿服务研究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属性，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研究，在学术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不同学科的影响。其中，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关注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发生与影响机制，这些学科为志愿服务的动机研究输送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模型和方法论参照。并且，对相关理论和方法论的借鉴并不是被动地进行复制研究，志愿服务研究领域的学者在借鉴和拓展的同时，发展出了自己的动机研究理论框架。

20世纪70年代，马尔科姆·S.诺尔斯（Malcolm S. Knowles）利用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1954）分析志愿者和志愿精神的动机。根据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五个层次的内容：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诺尔斯根据志愿服务的特点，认为和志愿者相关的需求包括：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和尊重需求。并且，在这三个需求的基础之上，志愿服务还帮助志愿者达到自我实现的需求（Knowles，1972）。因为志愿服务不仅仅局限在服务社会，它为志愿者提供了再教育的机会，以及个人发展的资源，在需求层次理论中，志愿者为社会提供志愿服务，与此同时也满足了志愿者的自我实现需求。

图3-1 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模型

继早期的需求层次理论之后，20世纪80年代，学者提出了志愿者动机的“三维度模型”（three-dimension model）（Morrow-Howell & Mui，1989），指出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主要基于利他动机、社会动机和物质动机三个方面的原因。三维度的模型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但是由于概念定义过于宽泛，学者在使用它的时候，对概念术语的界定和解释存在不一致的现象。例如，社会维度的动机有时候被解释为社会接触与互动的需要，但是在另一些研究中又被界定为一种社会义务。作为三维度模型的理论局限，这些不一致的现象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并最终影响理论的传播和接受（Cnann & Goldberg-Glen，1991）。

20世纪90年代，“功能方法”（functional approach）成为志愿服务动机研究最为常见和影响力最大的理论分析框架，代表人物为E.吉尔·克拉里（E. Gil Clary）、马克·辛德（Mark Snyder）和亚瑟·A.斯图卡斯（Arthur A. Stukas）等学者。功能方法的理论来源为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茨（Daniel Katz）对态度的功能分析，也称为“功能态度理论”（Functional Attitude Theory，FAT）。在1960年发表的《态度研究的功能方法》（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ttitudes）中，卡茨认为人们保持特定的态度，以及态度所发生的变化，通常具备特定的功能。它不仅会影响人们与社会情境的互动，还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并且，相同的态度对不同人而言发挥了不同的功能。人们之所以秉持特定的态度，在于这些态度帮助人们实现基本的目标，其基本的功能包括以下四种：

（1）调适功能（adjustment），在外部环境中最大化利益与最小化惩罚。

（2）自我防御功能（ego defense），面对内在冲突的问题时减少焦虑保护自我的机制。

（3）价值表达功能（value expression），对自我秉持价值的积极表达。

（4）知识功能（knowledge），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需求（Katz，1960）。

与态度的功能分析相似，志愿服务动机研究的功能假设认为，人具有相似的基本心理需求，这些需求具有普遍性，特定形式行为的发生便源自这些需求（Musick & Wilson，2008：54）。克拉里和辛德等学者拓展了心理学动机研究的功能方法，对志愿精神态度的核心认识在于，在那些表面上相似的志愿服务活动中，志愿者的参与动机实际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背后的不同功能影响了志愿行为的发生和维持。因此，志愿服务工作与志愿者动机之间的匹配程度，是影响志愿服务的可持续性与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克拉里等人将卡茨的“态度分析的功能方法”应用到对志愿服务的考察上，提出志愿服务精神所发挥的六种功能：

（1）价值表达功能。个体通过志愿服务和相关活动的参与表达自己利他主义和人文关怀的价值。

（2）认知功能。对应卡茨的知识功能，强调通过志愿服务了解世界，学习体验新事物，参与活动的同时实践知识与技能。

（3）社会功能。志愿服务提供了认识朋友、发展社会关系的机会。

（4）职业功能。个体通过志愿服务获得职业发展相关的益处，如掌握职业相关的技能。

（5）保护功能。对应自我防御功能，它是个体通过参与志愿服务、解决和消除个人消极情绪与困扰的防御机制。

（6）促进功能。与防御功能对消极自我的保护相反，促进功能意味着通过志愿服务实现积极自我的成长与发展（Clary et al.，1998）。

在此基础上，克拉里等学者拓展了功能理论，并提出了“志愿者功能清单量表”（Volunteer Functions Inventory，VFI）。虽然VFI清单量表中列举的一些内容在过往的研究中有所涉及，但是量表的提出，对志愿者的动机研究进行了操作化以及系统性的整合，并为经验研究提供了具体可参照的概念框架。

表3-1 VFI对志愿服务与功能的评估

以VFI清单量表作为理论框架，可以对不同国家和人口的志愿服务实践情况进行考察和比较研究。其实践意义在于，VFI为了解实际志愿服务中志愿者的动态，以及志愿组织招募、考察志愿者和设计项目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照。1992年，美国对志愿者的参与动机进行过一次全国调查，通过对VFI量表的操作化，克拉里等人的经验研究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对志愿精神与参与志愿服务功能的理解。志愿者的参与动机在教育程度、年龄、收入、族群和性别上存在差异。并且，不同的志愿服务经历，影响了志愿者的动机模式。因为志愿服务的开展和志愿者的实践存在多维度的特征，尤其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时间和空间成为两个影响动机变化的重要变量。志愿者的动机不仅存在变化的可能，还存在动机间的组合。换言之，个体参与志愿服务的活动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存在一组目标而不是单一的动机。在卡里格等人的经验研究中，不同动机的组合，与参与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存在关联（Clary et al.，1996）。

值得注意的是，克拉里等人的功能分析方法针对的是传统类型的志愿服务，一般具有志愿者组织化、服务地方社区、长时段的参与等特征，对于短期志愿服务（episodic volunteering）和事件化志愿服务（event volunteering）则可能会存在解释的鸿沟。

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这种临时和短期的志愿服务越来越受到那些想在有闲时间奉献社会，却又经常受到各种客观条件限制的志愿者的青睐。同时，因为志愿服务项目或者活动类型的特点，这种志愿服务的参与动机与传统志愿服务相比存在典型的差异。例如，法米达·汉迪（Femida Handy）和纳迪·布罗蒂尔（Nadine Brodeur）等人通过对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场夏日嘉年华活动志愿者的分析，认为志愿者的参与更多地表现为自利动机（self-serving motives）的取向，而不是服务他人的（serving others）利他动机（Handy et al.，2006）。

要提高动机功能分析框架的解释力，需要对现有的解释框架进行调整，并将短期与事件化的志愿服务纳入考察对象。除了志愿服务满足个体动机的六个基本功能，斯蒂芬·T.甘科特（Stefan T. Guntert）和马克斯·纽芬德（Max Neufeind）等人通过对参与2008年欧洲足球冠军杯的志愿者进行经验分析，加入了“好市民身份”（good citizenship）与“兴奋感”（excitement）两个新功能。在这里，好市民身份是对价值表达功能的拓展，指志愿者通过志愿活动获得或者强化了对城市或者国家的身份认同。兴奋感则指志愿者体验令人兴奋与特别事物的需求在参与赛事过程中得到满足（Guntert et al.，2015）。在特定事件类的志愿服务任务设计与管理中，需要将这两个因素纳入考虑范畴。尤其是志愿服务工作提供的兴奋感，被认为是影响志愿者参与的重要因素。

此外，要招募和动员合格与高效的志愿者，根据事件化志愿服务的特点，马吉特·蒙加（Monga，2006）在功能方法之外，提出了“五维度的动机模型”：

（1）附属动机（affiliatory motivations）。因为事件和活动本身的属性，如音乐节和庆祝活动，志愿者对事件和活动存在心理上的认同和依附。

（2）利他动机（altruistic motivations）。通过完成对他人有帮助的任务而获得满足。但是在事件和活动相关的志愿服务中，这种动机等级并不高。

（3）工具主义动机（instrumentalist motivations）。除了获得免费入场的机会、活动纪念品等物质性的奖励，工具主义动机还包括参与志愿服务获得职业发展和技能培训等。

（4）利己型动机（egoistic motivations）。志愿者作为个体内在和无形的动机，如通过志愿服务获得被需要感和重要感。

（5）团结动机（solidary motivations）。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实现满足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发展的需求。

在志愿服务开展的现实情境中，研究者也注意到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动机或者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动机与原因的结合。在针对事件化志愿服务设计的五维度动机模型中，“附属动机”排在首位。这种排序并非出于研究者的随意安排，“附属”并不意味着不重要。对赛事或者音乐会类志愿服务的参与，对活动的认同和依附感，是个体成为志愿者的主要原因。并且，对活动的热情和依附感越强，志愿者的保留率也越高（Monga，2006）。事实上，地方性、文化或者国家的身份认同，经常会在一些赛事型的志愿活动中成为志愿者的动机，它和通过参与获得独特体验和兴奋感一样，可以归为“五维度动机模型”的附属动机。

可以看到，对于不同类型和内容的志愿服务，志愿者的认知与参与动机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相对于针对普遍或者泛型志愿服务的功能清单，以及针对特殊事件的短期志愿服务，有许多志愿者将参与志愿服务视为一种“非正式学习”（informal learning）的机会，并在这一认知前提下形成了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虽然这一领域在志愿服务研究中尚属于相对边缘的主题，甚至对志愿服务进行定义的时候，学习因素也较少涉及，但是，在一些研究中，志愿者会将提高解决困难、沟通、组织管理的能力，以及学习健康、社会公正和环境知识当作从事志愿服务的理由（Schugurensky，2013：7）。另一方面，当代志愿服务的发展，在青年志愿者群体，尤其是面临工作和就业压力的大学生群体中，通过志愿服务来实践知识、学习新技能、提高自己的情况已经较为普遍。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通常分为利己型动机和利他型动机两类（贺红霞，2013），志愿者学习与实践技能属于利己类的参与动机。

青年和大学生群体作为重要的志愿者储备力量，理应在研究中引起重视。事实上，这种类型的志愿者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功能量表”中的认知功能，以及“五维度动机模型”中的利己型动机之外，根据非正式学习的情况，志愿者的动机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在这部分志愿者中，通过非正式学习获得自我提升是常见的主要目标。菲奥娜·杜吉德（Fiona Duguid）等人对加拿大志愿者的经验研究，在自我提升的主要动机之外，概括出了四种更为具体的动机：

（1）有偿工作相关的目标（paid work-related goals）。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获得工作经历或者提升自己的语言技能，这两种情况在新移民中较为常见。

（2）改进和提升自己所属的社区。如参与卫生、清洁，以及社区健康相关的志愿服务。

（3）为特殊社区提供有效的帮助。如参与红十字会社区项目等。

（4）参与志愿服务提高社会公正的意识（Duguid et al.，2013：220）。

当然，杜吉德所拓展的非正式学习动机，再次表明了志愿服务中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虽然在“非正式学习”的认知前提下，强调对自我获得感、自我能力的锻炼和技能提升，但是这一带有自我或者利己主义取向的动机却会在具体的志愿服务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利他主义、集体取向或者社会关怀的属性。例如，通过参与和公共议题相关的志愿服务来提升自己的社会道德水平与责任担当。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对志愿服务的认识，并不能将它局限为一种孤立的个人行为，它更属于一种具有丰富社会性意涵的社会行为，在实践过程中涉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对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的理解，在具有普遍和泛型特征的功能清单量表之外，需要同时结合特定志愿服务的类型和特点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