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社会专题
STS的传统、特质与未来
——“对话STS”（Talking STS）系列访谈述评[1]
武晨箫 高璐[2]
摘要：STS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以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联为研究对象。当前，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其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一趋势更加凸显出STS的重要价值。2018年，《参与科学技术与社会》（Engaging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发表了“对话STS”（Talking STS）系列访谈。这一访谈是2016年爱丁堡大学科学元勘小组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汇集了13位STS前沿学者的真知灼见。本文对“对话STS”访谈中学者们共同关注的重点议题进行梳理，从STS的学术传统、STS与科学技术关系的演变、STS的跨学科性与碎片化、STS学科化的前景、STS的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对不同受访者的观点进行考察与分析。最后，对中国的STS研究进行反思与展望。
关键词：STS 爱丁堡学派 科学元勘小组 科学技术
一 引言
在过去的二百年里，科学和技术已经发展成人类活动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方面面密不可分。人们对科学技术自身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关系的反思越发重要。STS[3]是一个跨学科领域，研究科学技术的制度、实践、意义和结果，以及它们与人们居住的世界、生活和价值观的多重关联（Felt et al.，2017）。对STS来说，理解科学和技术不仅意味着要质问科学和技术如何塑造社会生活和我们周围的世界，还要质问后者如何反过来塑造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说，STS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劳动、投资、选择和设计的历史产物。与此同时，STS强调，在创造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人们也在创造与改造自己、自己的身体和身份、自己的社会和物质环境。因此可以说，STS在研究中不断探究科学知识、技术和社会秩序的相互作用、共同生产（co-production）[4]（Jasanoff，2004）。
STS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与批判科学思潮。彼时，英国学术界一方面积极回应斯诺（Charles P.Snow）的“两种文化”（Snow，1959）问题，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科学的新型社会功能与科学教育问题。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SSU）[5]便是1966年由大卫·艾杰（David Edge）为进行一项检验“科学中的科学”的实验而成立的。艾杰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他对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有着深入的思考，对STS的发展有重要的奠基作用。比如，他创办了《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以下简称3S），并曾任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Society for th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以下简称4S学会）主席。最初，艾杰希望将跨学科教学方式引入到科学和工程类专业学生的培养中，他富有创意地招募了社会学家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哲学家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历史学家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等人。这一奇妙的组合很快产生了“化学反应”，他们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发展了强纲领（the Strong Program）等思想，“爱丁堡学派”随之闻名于世[6]。
2016年是科学元勘小组成立50周年[7]，为了回溯、反思并纪念STS领域的出现与发展，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系[8]（Sc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udies Subject Group）邀请13位STS领域的重要学者分别进行访谈，集结成“对话STS”（Talking STS）专题，于2018年刊登在4S学会主办的期刊《参与科学技术与社会》（Engaging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上，访谈内容与受访者信息见表1。
尽管这一系列访谈是为了纪念爱丁堡大学科学元勘小组成立50周年而做，但其讲述的故事没有局限于该小组的辉煌发展历程，也并未囿于欧洲的STS传统，而是在时间、空间、学派和话题上力求呈现多样化的视角，容纳更多与STS发展息息相关的不同声音。13组访谈均由STS领域的重要资深学者和年轻研究者的谈话构成，“每一组对话在结构和内容上都是独一无二的”（Mazanderani et al.，2018）。访谈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受访者的职业生涯轨迹、STS的起源与发展、STS的组成部分、STS的未来、STS存在的缺陷等。在13位受访者中，有11人因对STS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获得4S学会颁发的贝尔纳奖。同时，多位受访者获得了4S学会授予的富莱克（Ludwick Fleck）专著奖以及其他专业学会的奖励。由此可见，“对话STS”系列访谈汇集了STS前沿学者的真知灼见，每一位受访者都强调他们的讲述是由个人生平、知识限制、制度环境塑造而成的，虽然具有局限性，但也因此形成了“故事各异而互为补充”（Mazanderani et al.，2018）的重要访谈集。
通过对这一系列访谈进行分析，本文希望对STS的发展历程与前沿问题提供一幅全景式的概览。本文将聚焦于受访者们反复提及的、中观-宏观层面的若干重点议题，如STS的跨学科性、STS的碎片化、对STS学科化的不同见解等，研判当前STS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话STS”系列访谈由受访者与采访者之间一对一的对话构成，可作为经线。而本文尝试为有趣的、受到广泛关注的议题搭建舞台，将不同受访者同时请上舞台，呈现观点、展开对话。可以发现，有些学者形成同盟，而另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正如这组访谈的引言中所说，这是一场真正的“STS大批判”（Mazanderani et al.，2018）。我们希望将不同舞台上发生的一场场“对话”作为纬线，经纬交错编织成一幅关于STS的更为完整的图景。
表1 Talking STS系列访谈
续表
续表
续表
二 STS是什么：两种传统
STS是什么？它可以是起源于欧陆的“科学技术学”（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也可以代表由美国通识教育孕育出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研究。一些学者探讨了这两种STS传统之间的关联与区别。从时间上来看，唐纳德·麦肯齐认为，虽然近期STS更多地被解释为“科学技术学”，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历史比前者更加久远，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甚至更早（Schyfter and Mackenzie，2018）。从起源来看，希拉·贾萨诺夫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反战运动、环境运动、军事-工业联合体、身份政治等社会问题的担忧与反思；而欧洲的“科学技术学”则源于学者们对现代性的忧虑，源于对与知识相关的哲学问题的思考（Pickersgill and Jasanoff，2018）。从研究内容上看，史蒂夫·伍尔伽指出，在默顿统治下的美国社会学中，“科学技术与社会”是关于科学的社会功能以及社会制度与科学家之间关系的研究；而英国的“科学技术学”则是“关于科学的内容”，“关于认识论”，“关于何种因素影响科学知识的性质和内容”（Mikami and Woolgar，2018）。
贾萨诺夫总结道，“科学技术学”将科学和技术作为观察对象，而“科学技术与社会”则是基于科学技术与世界其他部分存在内在联系这一前提来研究科学和技术。从主导康奈尔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到“科学技术学系”的转变，再到在哈佛大学从零开始创立全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贾萨诺夫一直反复思考STS的含义。对她来说，将“社会”融入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是STS领域存在的“终极理由”：这表明STS不仅以其专业术语去重新描述科学，同时也是人们反思理性社会、制造社会与发明社会的特殊方式。她尝试接受这两种来自不同传统、拥有不同谱系的STS，用一种综合的方式思考和理解两者的差异。她认为，“科学技术与社会”和“科学技术学”之间不是“不可兼容”（either/or）的，而是“齐头并举”（both/and）的，她“希望STS同时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和‘科学技术学’”，以将必须同时追求的两股力量结合在一起（Pickersgill and Jasanoff，2018）。
三 STS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从批判到合作
STS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因此，STS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更具特殊性。然而，针对STS对科学技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贾萨诺夫指出，STS是科学技术工作者了解这个世界的实用途径，能够将他们的视野从眼前的科技工作扩展到整个世界——促使科学家和工程师思考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STS是把各个分支领域团结在一起的主题（Pickersgill and Jasanoff，2018）。马尔凯和里普认为，与科学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和持续的互动对于STS学者而言非常重要（Rodrigues and Mulkay，2018；Calvert and Rip，2018）。柯林斯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在STS研究中，他与科学家的关系不断深化，甚至在与物理学家进行的对引力波科学的讨论中也能够做出贡献（Fetz and Collins，2018）。
然而，同样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恩曼（Richard Feynman）评价为：“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家就像鸟类学对于鸟一样，毫无用处。”（张增一，2006）STS和科学的关系是否也遇到了与科学哲学类似的困境？麦肯齐表示，关于科学的社会研究是否有益于科学还是一个未知数（Schyfter and Mackenzie，2018）。迈克尔·林奇也指出，STS无法对科学产生有益作用的案例正在增加，STS增强科学民主化的预设被削弱（Ziewitz and Lynch，2018）。
一些受访者更加详细地描述了STS与科学技术关系的演变。他们都认为，STS对科学的态度有必要由批判转向合作。
“我在早期从未想过我会为科学在道德方面的长处而争论，因为那不是在70年代需要做的事情，而是现在需要做的事情”，现在，柯林斯致力于主张阐释专家的观点是重要的，“科学应因其道德领导力而受到重视”（Fetz and Collins，2018）。聚焦于“专家知识”，柯林斯曾描述了STS发展的三波浪潮[9]。第二波浪潮将科学拉下神坛，而在第三波浪潮中，柯林斯呼吁人们在接受“第二波浪潮提出的科学和技术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的前提下”，“打造一种关于科学和技术的特殊的理论”（柯林斯，2015）。然而，斯特灵在访谈中说道，柯林斯是由于“科学大战”变得温和，而“第三波”的STS也因此失去了批判的价值，回到了滞后的思想体系中，成了一种智识的妥协（Kattirtzi and Stirling，2018）。
与柯林斯相似，拉图尔的学术形象也发生了改变，由“极端相对主义者”[10]转变为科学的“支持者”和科学家的“保姆”，相应地，他认为STS的使命正从对科学的学术“批判”（critique）转向“合成”（composition）（Mazanderani and Latour，2018）。他认为，科学本身就是其自身的“社会解释”，不应再用社会来解释科学；相反地，要通过重新描述科学来解释社会。而发生转变的原因是社会和自然科学都在被重新定义。拉图尔认为，STS对科学的批判已毫无作用，继续批判只会适得其反；现在，STS捍卫科学，真正的智识挑战是STS如何与科学合作，如何建设世界。他指出，现在对科学的描述大多是评论性的，这是毫无意义的。他一再强调，对STS而言，“科学不是资源，而是主题”（Mazanderani and Latour，2018）。拉图尔表示，以前他不曾攻击科学，而现在也无心为科学辩护，是科学家自己意识到STS的重要作用。STS学者并非从外部研究科学，而是扮演科学的“外交官”角色，向人们展示科学理解自身的方式，帮助人们理解科学正在做什么。在这种意义上，STS解决了科学的关键问题，“这就是社会科学的目的所在。它不是批判的，不是辅助的，不是次要的——它是嵌入其中的”，他坚定地表示，STS必须是科学的“元首”，而非科学的“婢女”（Mazanderani and Latour，2018）。
里普也与拉图尔有着同样的情绪，他认为，批评科学已经失去作用，“重新定位STS的核心”才是当务之急，要改变“为了建构而建构”的现状，进而转向“建设性的建构主义”（Calvert and Rip，2018）。具体而言，现在，当科学家、产业领袖、政策制定者遇到困难时，他们呼唤STS学者的参与，希望STS能够提供不同的视角和解决方案。
林奇提醒人们，不同的人对科学的理解不同，STS学者、科学家和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有时大相径庭，关键在于不能回归社会学来解释科学，社会学不能解释一切。林奇号召STS学者以开放的心态走进实践，回归实验室或其他科学实践场所。他认为，这并不是为科学书写“圣徒传”，而是要“仔细研究科学实践所涉及的内容”，“重申我们对科学的信念”（Ziewitz and Lynch，2018）。
不同学者秉持着不同的科学观，这也影响着他们对STS与科学技术关系这一问题的看法。爱丁堡学派的成就来自于其对知识的社会过程本身的审视，而布鲁尔与巴恩斯作为坚定的科学主义者，也能够带领后来者了解知识如何获得权力与发展的动力。因此，无论与科学的关系如何，真正具有洞察力与穿透力的STS研究，不取决于其与科学的关系，而在于其能否在各自不同的观点中，勾画出知识是如何塑造其自身以及围绕它构建的社会秩序。
四 STS的跨学科性与碎片化：一枚硬币的两面
STS具有许多特性，而跨学科性似乎是STS最突出的特点。巴里·巴恩斯回忆道，SSU最初就是为跨学科设计的，其教学研究理念反映了当时爱丁堡大学的相关学者反对过度专业化的教育愿景（Haddow and Barnes，2018）。与巴恩斯的回忆相吻合，里普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STS需要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为此，人们可以使用各种方法和理论，“学科被视为一种约束，一种适得其反的约束”。他指出，由于STS不限于任何特定的学科，来自不同学科领域、有着不同学术旨趣的研究者在STS这个“学术的大熔炉”中“可以进行在其他地方无法轻易完成之事”。里普提出，当下，STS正在融入地理科学、政治科学、商业研究、人类学等各个方面，呈现明显的“主流化”趋势（Calvert and Rip，2018）。
与里普的“主流化”观点相同，拉图尔也发觉STS正在成为许多其他领域的核心。拉图尔认为，STS的跨学科优势源于不同学科的参与者以不同的切入点进行研究，“这增强了生物多样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同时，在任何以科学为主题的研究领域，STS都在扩张（Mazanderani and Latour，2018）。维贝·比克认为，学科领域的扩展是50年来STS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任何学科都越来越多地需要跨越学科界限的STS实践，任何人都能够从STS中受益（Vermeulen and Bijker，2018）。伍尔伽受聘于牛津大学商学院，在营销系组织STS研究，“STS！在牛津大学，STS成为商业教育中独特的组织类别。英国国内、国外商学院和管理部门的很多同事都羡慕这一点，因为这里把STS放到了商学院的图谱中”（Mikami and Woolgar，2018）。
然而，STS的跨学科性也带来了问题。贾萨诺夫指出，2000年后STS的全球扩散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碎片化趋势，“STS学者正同时受到专业化不足和超专业化的折磨”（Pickersgill and Jasanoff，2018）。她认为，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STS的内部异质性，不去过早地判断STS是什么，而应意识到其多样性；另一方面，STS也应对其与外部的联系有清晰的认识，“如果我们不能就这一领域与其他相邻领域的关系达成共识的话，那么STS就会成为一片贫瘠的土地”（Pickersgill and Jasanoff，2018）。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STS的“碎片化”既来自STS内部的分化，也源于STS逐渐扩大的跨学科影响力。这两方面因素互为因果，难以分割。一方面，由于STS研究涉猎学科领域广泛，一些STS学者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金融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及具体的科学技术与工程领域展开研究，这促进了STS的跨学科性。另一方面，随着STS影响力的扩展及向其他学科的渗透，许多相邻领域的学者开始借鉴、使用STS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这些学者的加入加速了STS内部的分裂。
尽管STS仍需扩大和丰富，但伍尔伽表达了对“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被视为STS”（Mikami and Woolgar，2018）的担忧。里普认为，STS不受特定学科传统约束，其“熔炉效应”将继续发挥作用，但由于变得过于分化，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STS正在消失（Calvert and Rip，2018）。阿黛尔·克拉克指出，由于STS的迅速发展及其流行程度的不断增加，有许多完全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或受到训练远远不足的人参与到STS研究之中，这些人“惊人地天真”，并且“很容易在学术上露怯”（Fletcher and Clarke，2018）。相似地，卡林·诺尔-塞蒂纳指出，这种碎片化具有认识论的成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碎片化与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工作有关，使人们难以对“支离破碎的案例研究”进行比较，这无法帮助STS领域实现进步（García-Sancho and Knorr-Cetina，2018）。
多位受访者提到，STS向其他学科和领域的扩散反过来已成为自身发展的掣肘。里普指出，虽然STS正在成为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主流，但这使得STS更像是特定方法的标签，而不是特定共同体和特定研究领域的标签，在这一意义上，“你可以说，STS的使命是让自己变得多余”（Calvert and Rip，2018）。拉图尔认为，尽管STS成为“一个有很多参与者的伟大领域，但在我看来，它已经被削弱了”（Mazanderani and Latour，2018）。相似地，麦肯齐指出，虽然近年来STS中的强纲领和社会建构等思想成功地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但遗憾的是，这些影响主要来自对强纲领内容的误解，以及在其推动者心目中知识社会建构论的实际意义。因此，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成功的影响，但又是一个非常奇怪且几乎是消极的影响”（Schyfter and Mackenzie，2018）。贾萨诺夫认为，STS向其他学科的扩散反过来对STS自身产生了负面影响，STS迅速扩张并忽略了自省：“这一领域内部正在进行的综合、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应意味着什么的共识并未形成”，而这一点对于为STS的发展争取学术空间而言是极为重要的（Pickersgill and Jasanoff，2018）。
五 STS学科化：增强还是背叛？
毫无疑问，20世纪见证了STS的迅猛发展。以爱丁堡学派与SSU的成立、欧美各高校中STS项目或STS系的创立作为其教育体制化的标志，《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与《科学技术和人类价值》（Science，Technology，and Human Values）等专业期刊的创建，4S学会、欧洲科学技术学会（EASST）、东亚科学技术学会（EASTS）等学会的发展和成熟，意味着STS逐渐体制化、学科化。但由于STS的跨学科性，它无法归属于任何一个已有的具体学科。巴恩斯认为，虽然学科边界有助于学术分工，但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STS都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因此，STS的“标签非常模糊”（Haddow and Barnes，2018）。由于STS以科学和技术为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处处都可以是STS领域。由于STS的“模糊性”，学者们针对STS是否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持有不同的看法。
STS的跨学科性与碎片化趋势已对STS现有体制造成了影响。里普指出，正是由于STS的“主流化”，作为欧洲STS研究重镇之一的荷兰科学技术与现代文化研究生院（The Dutch 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odern Culture）[11]的教职人员已经陷入困境，他们必须证明该院存在的合理性。而里普所在的特温特大学中的STS研究小组也可能会消失，里普认为这一趋势无法扭转，人们只能接受这一事实（Calvert and Rip，2018）。STS学科化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贾萨诺夫与里普有着相似的经历，但她对STS的学科前景有着不同看法。根据贾萨诺夫对她在康奈尔大学的职业生涯的回忆，无论是她取得终身教职的过程，还是在康奈尔大学STS的发展进程之中，决策并不由特定的系做出，而是通过“临时举措”决定，这种情况在高校中并不寻常。最初，STS在康奈尔大学以“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The Program on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形式存在。尽管该项目有一些专职教职工，但大部分教师由其他系的教授兼任，“他们都不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力量。我必须强调这仍然是一个项目（program），而不是一个系（department）。一般来说，教学项目的明显特点是没有自己的主线”（Pickersgill and Jasanoff，2018）。1991年，在“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的基础上成立了“科学技术学系”（The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12]。自此，STS在康奈尔大学终于由“奇怪的附属品”转变为“完整的院系”，如何组织来自不同领域的教职工，并建立一个“具有连贯性的工作智识团体”成为最大的挑战（Pickersgill and Jasanoff，2018）。
贾萨诺夫认为，STS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问题：共同生产和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提供了一种其他学科领域所不具备的思考世界的方式；实验室研究和争论研究是STS特殊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对称性和反身性是STS特有的元理论和元方法体系的一部分。与历史研究相比，STS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分析，在实践中，这些方法转化为一系列问题。贾萨诺夫期待一种综合的STS方法，一种融合的、能够同时关注表征、话语、制度、身份认同的STS方法。通过与地理学的类比，贾萨诺夫展示了这一方法的特别之处，“不是你在一座没有其他人的孤岛上做你正在做的事情，而是你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事实上，如果你自己就像是坐在小洞穴或筒仓里，那么我不认为这样的知识是令人兴奋的”，贾萨诺夫希望未来的STS学者能够坚持这一STS独有的方法（Pickersgill and Jasanoff，2018）。
如果将STS作为一个学科来思考的话，贾萨诺夫认为必须更加注重STS的学术训练，只有熟悉并理解这一领域的文献和历史的人才能被称为STS学者。贾萨诺夫希望看到STS尊重自己的传统，同时，也开放地向人们全面介绍自己的谱系。她希望STS成为像历史学那样广阔的、充满活力和包容性的领域，能够提供丰富的课程和专业训练。一方面，保持内部异质性，从“内部交流而非整体连贯性中获得力量”；另一方面，学习其他学科领域如何处理STS关注的研究问题，从外部交流中受益（Pickersgill and Jasanoff，2018）。
安德鲁·斯特灵是STS学科化的反对者。尽管他承认STS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成为一门学科，但斯特灵表示，虽然建立规范的STS学科和教学体系能够帮助脆弱的STS共同体抵御外部压力，但这本身可能成为“脆弱性的来源”（Kattirtzi and Stirling，2018）。如果STS发展的目标是阻止人们对它的批评和指控，因而过分专注于学科建设，则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他认为，对于STS来说，过多的学科控制可能削弱STS的跨学科性：“在一个几乎整个学术界都陷于死板的学科框架的世界中”，“健康的跨学科批判”尤为重要，人们需要为跨学科批判“提供广阔的‘安全空间’”（Kattirtzi and Stirling，2018）。斯特灵并不赞同一些学者带领STS走向学科化的努力。他担心STS会自觉地寻求形成自己的学科，而不是参与实现更大的跨学科质询和反省。对于一直强调反身性的STS而言，尝试形成“认知封闭”的学科“是一种耻辱，也是相当讽刺的”（Kattirtzi and Stirling，2018）。斯特灵认为，希望STS成立自己的院系的人以一种工具性的、非批判性的方式思考STS的组织模式，他们认为STS需要院系。然而，这一想法在斯特灵看来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走向学科化意味着STS背叛了20世纪70年代该领域兴起的“充满活力的外部参与的历史”，抛弃了“从不介意批判，而只是质疑知识本身，将其转化为一种需要被质询的利益”的传统（Kattirtzi and Stirling，2018）。斯特灵认为，追求STS的学科命运意味着STS将仅仅局限于科学本身的社会研究，而疏远了那些批判性参与政策的人。对于斯特灵来说，STS以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进入牛津大学商学院，这意味着精英大学向STS授予了外部参与的许可，然而，这并不是以往STS参与的传统，而是一种更具工具性的管理模式（Kattirtzi and Stirling，2018）。
相比于贾萨诺夫和斯特灵对STS学科化趋势或赞成或反对的鲜明立场，另外一些学者则对STS的学科化前景持一种动态的、过程性的看法。卡林·诺尔-塞蒂纳认为，也许STS领域在制度上无法实现，但STS关注的问题不会消失，因为STS中的一些概念已经成为许多其他领域的一部分。而STS与其他领域的结合将带来更多的研究中心，“这些中心不应专注于学科，而应专注于主题”（García-Sancho and Knorr-Cetina，2018）。克拉克和比克则呼吁注重回溯STS的历史根源，更好地培养STS的新生力量（Fletcher and Clarke，2018；Vermeulen and Bijker，2018）。尤其是克拉克指出，增加人们了解和学习STS的机会是提高STS学术质量的途径，由于STS的研究对象是知识生产，因此对知识生产实践的研究方法一直被审视，学者们应给予STS“理论-方法包”以及STS历史根源更多的重视（Fletcher and Clarke，2018）。
六 STS的未来：讨论与反思
50年对于一个学科和领域的发展而言，应该说只是一个开始。在回顾最初的征途时，各位学者有着各自不同的、丰富的感受和见解，同时，也勾勒出这一领域在未来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尽管STS在当代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日益凸显，然而，林奇悲观地表示，尽管STS领域比二三十年前具有更高的辨识度、可见性和稳定性，并且拥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逐渐成熟的院系部门，但STS依旧很脆弱，容易受到大学预算下降带来的消极影响。林奇担心由于STS领域没有重大突破而使人们失去激情。林奇表达了对激烈辩论的怀念与渴望，在某种程度上，STS已经“陷入词汇表”，“它不会以任何方式突飞猛进，但它仍然存在”（Ziewitz and Lynch，2018）。进而林奇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炸毁”现在的STS以尝试找到新的东西。对于STS未来的发展趋势，卡林·诺尔-塞蒂纳与林奇有着相同的看法：“你甚至看不到一点进步，更不要想实现更大的线性进步。”（García-Sancho and Knorr-Cetina，2018）
目前，STS存在的问题是对自身的反思不够充分。贾萨诺夫认为，STS是人们反思科学技术的组成、意义及特殊性的领域。她呼吁，在STS自身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STS学者形成针对学科本身的综合性的反思（Pickersgill and Jasanoff，2018）。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斯特灵表示，在建立一种基于科学技术的、全新的治理方式时，要保持“狭义的SSK实验室研究”和“广义的批判性政策研究传统”之间的张力，而STS中对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的自我反思不够充分，STS需要一个更广泛、更结构化的框架来容纳“概念、关系和类别的组合”（Kattirtzi and Stirling，2018）。
在拉图尔的设想中，为应对各类危机，STS应成为“人类世”[13]的主要学科和不言而喻的常识，STS将通过与其他学科、领域和学者的合作来更好地建设世界。如拉图尔所说，在“人类世”，技术作为人工物对于自然的改造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STS应该在这样的时代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Mazanderani and Latour，2018）。
然而，什么样的STS能够满足这一时代的需求，积极地参与到新时代的构建中？是归于学科的规训，还是保持开放、跨学科的属性，这是当代STS学者需要回答的问题。一方面，相对封闭的学科框架有助于STS凝练自身独特的问题、理论和方法，巩固STS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保持开放、从其他领域中汲取营养，能够丰富STS研究视角，是STS一贯以来的生长源泉。
在全球范围内，STS有着共同的特点、学术品味、理论和方法，并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在我国，解释、解决科技发展的社会问题显得更加迫在眉睫，然而，STS研究力量在近年来不断被分割、削弱，这或许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回顾历史，中国的STS有着浓重的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学传统，一方面这限制了其发展，另一方面也应该将其看作一种“实践”的基因、一种继续发展的基础。然而，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路径依赖，中国的STS发展陷入一种欠专业化的状态。基于经验研究的深入分析不足，导致整个领域难以在重要的科技与社会问题上输出新思想。尤其在中国的语境中，如何能够合理地吸收外部的研究成果，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分析体系，是中国STS学者所面临的艰巨挑战，同时也是巨大的机遇。回想STS理论快速发展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技术被政治霸权、军事与资本主义的力量裹挟，引发了西方学界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批判与反思，极尽锋芒。这同时也表明，诞生于这一时代的STS为人类对于科技的社会问题的复杂认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今中国为STS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问题域，从生物技术的兴起到人工智能的善用，从专家与政府的关系到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这些问题亟待STS学者们提供解答，并参与对未来社会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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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青促会项目“科技治理的历史、现状与前沿”（项目编号：Y921051002）支持。作者在此感谢雷小苗、徐源、马健铨、秦海波、杨海红、韩军徽、乌仕明、刘博宇、李秋甫、张钺、王蓉的翻译工作；感谢清华大学李正风教授、洪伟副教授，南京理工大学刘崇俊副教授，康奈尔大学胡万亨对本研究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
[2]武晨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高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3]STS这一缩写同时具有“科学技术学”（S ＆ T 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和“科学技术与社会”（S T ＆ 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两种含义，具体将在后文中分析与讨论。
[4]本专辑中胡万亨撰写的《如何“从STS的视角看”？——关于科学与社会秩序之“共同生产观”的几个问题》一文对“共同生产”进行了专门讨论。
[5]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将SSU翻译为“科学元勘小组”，这一翻译在学界使用颇多，因此，本文沿用“科学元勘小组”的译法。参见刘华杰，2000：38～44。
[6]爱丁堡学派的学者将其研究自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以区别于早期迪尔凯姆（mile Durkheim）和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人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以及默顿（Robert K.Merton）等人开创的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社会学”。爱丁堡学派区别于传统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特点有二：一是主张人们必须将科学知识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从利益和建制上来看，不论是科学探索的过程还是其内核都是社会化的；二是采用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科学活动。
[7]关于爱丁堡大学SSU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详见http：//www.stis.ed.ac.uk/ssu50。
[8]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系是从SSU延续下来的教学机构，在爱丁堡大学承担与STS、科学社会学有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9]STS的第一波浪潮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是权威的、深奥的，对其进行的社会学研究旨在维护和强化科学的“英雄”形象。第二波浪潮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爱丁堡学派及其强纲领的主张就属于第二波的弄潮儿。“社会建构论”作为第二波的核心主张，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受到“非科学因素”的影响，是被社会建构的，这消解了科学与科学知识的特殊性，因而也模糊了专家和非专家的界限。而第三波浪潮，与其说是STS已发生的进展，不如说是柯林斯期望STS在21世纪所走的发展道路。
[10]这是一种别人授予拉图尔的立场，而不是他自愿采取的。
[11]关于荷兰科学技术与现代文化研究生院的具体情况参见https：//www.wtmc.eu/。
[12]康奈尔大学STS系的创始人之一贾萨诺夫对从“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到“科学技术学系”这一发展过程中STS含义的转变进行了解释，她指出，将新成立的系命名为“科学技术学系”的原因之一是希望促成S T ＆ S与S ＆ T S两种传统的合流。参见Pickersgill，Martyn and Jasanoff，Sheila.2018.“S T（＆）S：Martyn Pickersgill Talks with Sheila Jasanoff.”Engaging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 4：320-334。
[13]“人类世”是一个地质学概念，指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互动不断增强，已经成为改变地质与环境演化的重要力量，如导致南极冰盖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等。人们对于人类世的起点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人类世开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也有人认为人类世起点应为20世纪中叶，尽管众说纷纭，但人类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许多STS学者与技术哲学家，都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关注到这一地质划分，并期待人类能够更主动地参与这一属于全地球生态圈的巨大变革，做出理念与行动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