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科学与技术，在传统上极少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即使以默顿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也只是把分析对象限定在从事科学活动的个人和组织，而不关心科学知识内部的社会学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来，STS（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或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缩写）看到了科学知识与技术本身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属性，挑战了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开启了对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如何相互形塑的跨学科研究。然而，这一国际动向未能引起国内社会学者的兴趣，反而是科技哲学界在做持续的理论追踪和译介。由于研究范式的差异，哲学家们并不热衷于开展经验研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证的脱节。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嵌入甚至支配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学界开始注意到新兴科技对社会秩序的改变，开启了传统社会学范式下对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探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刊于2020年1月9日举办了“STS在清华：新生代的探索与跨学科的对话”工作坊，邀请从事相关研究的青年学者，展开理论传统与实证新知的对话，相关论文收录于本辑的“科技与社会”专题中。武晨箫和高璐梳理了13篇新、老STS学者的对话，厘清了“科学技术学”（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和“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两种STS传统的区别与联系，并探讨了STS是应该保持跨学科的开放性，还是追求学科化的正式建制。胡万亨带着对STS不同学派的融会贯通，用“共同生产”的理论视角回顾了经典文献，同时简洁准确地向“外行”介绍了什么是STS。他对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共同生产过程中的同步性、稳定性和规模等问题的讨论是STS方法论方面的有益探索。贺久恒回顾了哲学家德雷福斯和社会学家柯林斯的一场争论，对称性地展示了身体的感知和语言的社会化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性。陈龙和韩玥通过对外卖骑手的田野调查，揭示了大数据时代下，骑手的价值不仅仅是送餐，更是数据的生产。而通过骑手的身体感知收集的数据，经过智能算法的加工，又会指导和控制骑手的劳动过程。这一闭环的形成，使得机器换人成为可能。黄瑜通过对东莞等地工业自动化的追踪，探讨了机器换人对农民工的影响，并呼吁工人应该参与到技术决策中来。工业化的另一个副产品是环境污染，张冠李围绕着一场水污染危机，检视了四类来源不同、形式各异的环境健康知识在乡村的角逐和碰撞。徐秋石在传统的STS理论脉络下跟随钢琴家和声音工程师，来理解降噪技术是如何在不同使用者的手中被重新理解、定义和使用的。当乐器和声音设备被视为技术，STS的理论触角就伸向了更广阔的声音研究领域，为我们带来了艺术之美。

本辑专题的主旨是，让对科学和技术感兴趣的社会学者听到STS的声音，让长期专注于理论研究的STS学人看到实证研究的精彩。七篇论文，展示了国内进行科技的社会学研究的三种可能进路：对STS理论的诠释和反思、现象驱动的社会学实证探索，以及STS理论指引下的经验研究。也许，这三条道路会彼此启发、各放异彩；也许，它们会殊途同归、走向融合。不论未来如何，当我们回溯来路，希望都还记得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同时，本辑还收录了“思想对话”一篇，访谈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思达对于社会学之美的反思，以及学术书评一篇，对美国巴德学院历史学教授高哲一的新著《近代中国的印刷力量》进行了解读。

洪伟

本辑特约主编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