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延：经过这么多年对中国宗教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对您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傅：由文学到宗教乃至历史的学术历程开启并相互促进了我对中国社会与其世界观的认识。中国丰富的文字与考古材料以及充实的物质生活，为学者提供了异乎寻常的密集的文献资料。道教的疏辞和经验记述都为了解中古时期中国普通百姓的思想提供了令人咋舌的真知灼见，这些纪录也揭示了他们的恐惧、祝愿以及足智多谋。涉足时间和文化上都邈远的世界，一个意外的收获是让自身传统得以突现，并与人类更为广泛的经验做比较。然而，我希望接下来继续学习新知，所以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延：作为一名研究中国道教的汉学家，您如何看待中国宗教在世界宗教研究的地位，以及中国宗教研究的现实意义？

傅：我所谓“中国宗教”是早期中国的信仰与实践和道教、佛教、民间宗教邂逅融合的产物。虽然由此产生的宗教体系为中国所独有，但是它与世界上其他宗教又有共同特征，尤其是那些在亚洲其他地区同样含盖佛教的宗教。任凭万般交互，道教之于中国文化、神话乃至政权的思想体系，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对我来说，道教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社会与文明是至关重要的。道教为整个中国社会提供了一条超脱之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道教被公认为是中国精神、哲学、美学世界观的代表。尽管如此，因为它是国之精粹，道教的传播主要是伴随着在海外华人社区的建立而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吸引力有别于佛教和基督教，其后二者自身所传达的讯息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跨文化间的同化。

延：中外学者在汉学研究，尤其在中国宗教的研究上有哪些观念和方法上的不同或相同之处？如何相互借鉴？

傅：与其他领域一致，全球化和学术交流使得研究中国宗教的国际学者在取径及方法上愈加趋近，其研究可谓旗鼓相当。我刚为中国宗教下的定义是由各信仰、宗教传统组成的整体，这想必是西方近年来最典型的取径。很多中西学者都倾向于深入分析中国宗教的复杂性，并将“三教”及多种历史潮流、运动、宗派区分开来。我对于中古时期中国宗教切实的社会实践的解读，让我采取了更为全面的观点。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学者以其前所未有的细致深入，覆盖了中国宗教的方方面面，并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填补了诸多重要空白。相比之下，西方学者提出的比较观点和独到的解释分析技巧却也贡献卓绝，同等重要。由此来看，虽然总体差别似乎正在缩小，中西二法可视为相得益彰。

延：您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傅：我上本书的历史叙述收尾于唐宋变革前夕，这一时期是中国宗教及其他领域历史变革的分水岭。我新的研究将从不同角度审视这一举足轻重的转折时刻：首先从军事史的角度来重新评鉴一位处于帝国瓦解阶段且具象征意义的强权人物——晚唐名将高骈（822～887）的人生轨迹；接着我将从杜光庭（850～933）的记述入手，从这位宫廷道士、文士，以及作为彼时社会观察者的角度来审视唐朝的衰落和新秩序的形成；最后，我的研究将以蜀国（907～960）为例来考察五代时期政权构建之经过。蜀国当时是一个地方革新之地，在诸多方面催化了宋代中国在文化、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复兴。以上三点，又在时空上交错——因为高骈和杜光庭都曾在四川官居显要，杜氏还在自己的著作中吹捧过高氏作为道教政治家的成就。

延：最后，您对从事中国宗教和历史研究的年轻学者，在选题和治学方面有何建议？

傅：关于学业志向，我并非教条，只要个人致力于独出心裁，学术扎实，且课题兴趣能涉及更为宽泛的群体即可，因为中国的历史和宗教领域尽可容纳多样且迥异的风格与取径。鉴于大量未被研究的一手资料，我的建议是首先选择一部有潜力进献新视角的材料，例如对我们理解早期中国有着变革性影响的敦煌学、考古学、金石学，包括墓志铭一类。其次，切莫忽略研究的终极目标，即便是在积累学术技艺的过程中，也要斟酌它对中国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宏大图景”有何贡献。

[1]延易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本文由英文采访稿翻译而成，篇名及各小节名称皆由笔者拟定，以资提纲挈领。

[2]关于法国汉学家及其在汉学宗教领域之成就，详参巫能昌《法国的中国宗教研究综述》，载曹中建、郑筱筠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2011~20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356~397页；Wu Nengchang， “Religion and Society： A Summary of French Studies on Chinese Religion，” in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1 （2014）：104-127；胡锐《当前法国的道教研究：学者、源流、观点及方法》，载《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79~89页。

[3]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4]Franciscus Verellen， Du Guangting （850-933）: Taoïste de cour à la fin de la Chine Médiéval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HEC， 1989）.

[5]Franciscus Verellen， Imperiled Destinies: The Daoist Quest for Deliverance in Mediev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9）.

[6]Wang Chien-Chuan， “Spirit Writing Groups in Modern China （1840-1937）： Textual Production， Public Teachings and Charity”， In Jan Kiely， Vincent Goossaert and John Lagerwey eds.，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 1850-2015（Leiden： Brill， 2015）， pp.651-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