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有关德法联合领导力的假说及其验证思路
基于以上阐述，本研究拟从领导力的模式、行为评价以及有效性条件提出有关德法联合领导力的假说，并纳入投入—产出—成效的政策分析层次，进而以欧债危机前后欧洲经货联盟的发展为例验证假说。
一 德法联合领导力的模式及其评价依据
从领导行为层面来看，交易型与变革型是两种基本的领导力类型，其中前者主要是对具体事务的规划协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谈判中享有基本对等的话语权，具体到“德法轴心”中，其结果便是德法与其他政府或超国家行为体通过协商达成妥协方案；变革型领导力则意味着领导者有更多决策或倡议的主动权，并说服被领导者接受其愿景或方案，具体来看即是德法将已有的双边方案成功推行到欧洲层面。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经货联盟在主权债务危机治理、财政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等具体领域不断有新进展；自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以来，德法的联合倡议行动也更为积极。由此就德法联合领导力的模式或可提出以下理论假设：德法综合实践了交易型与变革型领导力。不过，两种领导力类型在欧洲经货联盟不同领域中所占的分量以及德法在其中的职能分工则有待通过案例分析得出结论。
本研究要解决的另一核心问题在于合理评价德法的联合领导力表现。无论是交易型还是变革型领导力，如果分别从投入、产出和成效维度入手，对于德法联合领导力的有效性判定应基于以下条件：（1）投入维度：领导职能由德法两国共同履行，而非一国的单独领导或更多行为体的共同领导；（2）产出维度：“德法轴心”提供的方案与被领导国的需求契合；（3）成效维度：特定情境下的集体领导目标在“德法轴心”的主导下被实现。而具体到欧洲经货联盟的五个分领域，本研究将主要依据德法双边方案在欧盟超国家与政府间层面促成的机制、法律、政策成果及其落实情况来评判德法联合领导力的实质贡献。
二 有效实践联合领导力的条件
吕卜克迈尔的欧盟内领导力定义表明，能力、意愿和集体目标是践行领导力的基本前提。英国学者戴维·卡莱欧（David Calleo）进一步指出，欧洲一体化“需要成员国内部别具一格的领导，这种领导必须既足够慷慨，能对集体利益做出令人信服的界定，又有足够的分量，能令他人遵循自己的意志”[42]。据此，领导力资源是分量的保障，慷慨是领导意愿的体现，界定集体利益是集体目标的确立。因此可以认为，有效的领导力资源、共同的领导意愿与集体目标的确立是德法两国实践联合领导力的有效条件。这对于“德法轴心”则意味着两国应具备联合领导力资源的相对优势，并能在共同的领导意愿下提供满足集体领导力需求的双边方案。
（一）投入维度：有效资源与共同意愿
德法在实践联合领导力的前期投入主要包括双方共同的资源与意愿，即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以下将主要就领导力资源这一变量展开论述，而两国共同引领欧盟发展的持续意愿，将通过第二章对两国关系特殊性的考察加以认定。
领导力资源优势是两国在欧盟内话语权的基石。在欧洲经货联盟中，物质性要素中的结构性要素是两国经济话语权的核心来源，制度性要素则为增强两国的政治决策力锦上添花。其中，领导力资源中的结构性要素既包括人口、国土面积、经济及社会福利体制等相对稳定的变量，也包括经济增速、通胀率、经济体量等变化中的核心变量（见表1-3）。领导力资源中的有效的制度性要素具体体现在两国在超国家机构与政府间机构中的决策权分量，而欧盟层面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与决策程序的启动更是有利于德法发挥大国影响力的制度环境。
表1-3 德法的主要结构性领导力资源（以2017年为例）[43]
以2017年德法的主要结构性领导力资源的量化数据为例，可以看出两国在欧盟特别是欧元区内具备物质性要素的资源联合优势，且这一优势不具有压倒性，由此这与两国在欧盟内践行领导力而非霸权的特征相契合。其中，两国在欧元区中经济权力的长期绝对优势决定了两国对决策的有效影响，这也使德法与其他经济发展状况不佳的欧盟成员国之间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44]有所提高，前者作为依赖度较低的一方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空间，从而在交易型领导中谋得更多利益。
相比而言，对于非物质性要素的衡量则难以通过数字直观量化。基于领导者-追随者视角，对非物质性要素的考察主要从两国国内、欧盟成员国以及超国家机构视角下的“德法轴心”来切入。为此一方面需考察各国及欧盟与德法领导人的言语和行为互动，分析区域行为体对德法领导及表率作用的立场；另一方面则需借助民意调查报告，考察两国国内各界对“德法轴心”的认可度。由此，德法联合领导力的有效权威以国内与国外的双重正面评价为前提。
对于德法联合领导力而言，重要的情境要素主要包括欧洲一体化的内外政策环境以及领导者的决策力，它们会改变他国与“德法轴心”之间以及德法两国之间的依赖均衡，进而影响联合领导的职能分工以及联合领导的模式与得失。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稳定发展有助于领导人推行交易型或变革型领导；而反一体化思潮、不稳定的政治经济格局则会分散领导者在欧盟事务中的精力，使变革型领导的实践更为困难，而交易型领导的实质成果也可能难产。
（二）从投入到产出：达成双边共识
根据吕卜克迈尔的定义，实践欧盟内领导力的条件之一是集体目标的确立与实现。其中，集体目标的确立需要两步：（1）投入—产出链条：在做好资源和意愿方面的准备后，德法就领导力需求而协商达成双边方案，即共同的领导力资源产出为双边的立场目标；（2）产出—成效链条：基于德法联合倡议的双边目标外溢为欧洲层面的集体目标。
以上步骤主要基于以下假设：两国各自的领导力资源及领导者偏好决定了各国的领导利益偏好，而各方利益偏好的匹配度决定了最后双边妥协、倡议的质量。因此，除了两国的联合领导力资源外，决定双方能否达成实质政策产出的关键一方面在于德法之间领导力资源的均衡性，从而基于此评判两国领导利益偏好的契合度；另一方面在于领导者在协调偏好中的能动作用。这两方面共同决定了双边立场能否形成及双边倡议的含金量。
（三）从产出到成效：双边成果的扩大化
基于双边政策产出的双边目标发展为（部分）集体目标，是双方在欧盟层面发挥有效领导力的关键。这就需要双边方案与欧盟或（和）成员国行为体的利益需求相契合，且能在欧盟层面被推行。其中，决定两国联合领导力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德法双边立场在欧洲或政府间层面的代表性强弱，在德法实践务实性领导时更是如此。对此，本研究将着眼于德法在欧洲经货联盟中达成的历次关键决策与反响，并考察其他行为体对相关决策进程的参与度，以及其立场与德法双边立场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基于“领导力资源三要素”理论和投入—产出—成效层次，就德法联合领导力的有效性条件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条件Ⅰ：德法两国应具备有效的联合领导力资源和一致的联合领导意愿。
条件Ⅱ：联合领导目标的形成与实现——德法能够提供（部分）满足被领导者需求的双边方案或立场。
只有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德法轴心”才得以有效实践联合领导力（见图1-3）。
图1-3 德法践行联合领导力的进程导图
以上是对理论部分的引介。以下的研究主体部分将以分析“德法轴心”的特殊性为始，在此基础上对历史上的欧洲经货联盟及其中的“德法轴心”加以回顾，之后再选取欧洲经货联盟中的核心领域作为案例，考察欧债危机前后的德法双边互动以及德法与其他行为体的多边领导互动，验证了德法联合领导力在模式、成效等方面的条件与假说，进而就德法联合领导力的有效性与局限性得出结论。
[1] Cf.McNabb，David E.，Research Methods for Political Science，Armonk，New York and London：M.E.Sharpe，2004，p.344.
[2] 参见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与诠释学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第7页。
[3]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83页。
[4]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78页。
[5] Cf.Elcock，Howard，Political Leadership：New Horizons in Public Policy，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1，pp.43，71.
[6] Cf.Selznick，Philip，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 Group Lt.，1957，pp.25-26.
[7] Cf.Burns，James M.，Leadership，New York：Harper Perennial Political Classic，2010，p.36.
[8] Fiedler，Fred E.，“The Contingency Model：A Theory of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p.370，in John M.，Levine/Moreland，Richard L.（eds.），Small Groups（Key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London：Routledge，Psychology Press，2006，pp.369-380.
[9] Hersey，Paul H./Blanchard，Kenneth H./Johnson，Dewey E.，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Leading Human Resources（10th Edition），London：Pearson，2012.
[10] House，Robert/Mitchell，Terence R.，“Path-goal Theory of Leadership”，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Business，3：pp.1-97，1974.
[11] Vroom，Victor H./Yetton，Phillip W.，Leadership and Decision-Making，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3.
[12] Helms，Ludger，“Leadership-Forschung als Demokratiewissenschaft”，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Politische Führung，APUZ 2-3 2010，22.12.2009，in http：//www.bpb.de/apuz/33020/leadership-forschung-als-demokratiewissenschaft？p=all#footnodeid_2-2.
[13] Cf.z.B.Fliegauf，Mark T./Kießling，Andreas/Novy，Leonard，“Leader und Follower-Grundzüge eines inter-personalen Ansatzes zur Analyse politischer Führungsleistung”，pp.410-415，i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wissenschaft 18，2008，pp.399-421.
[14] 〔美〕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郝国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9版，第2页。
[15] Kotter，John P.，Leading Change，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6.
[16] 参见徐莉《大学校长领导力的适应性组织情境分析——基于管理与领导的区别视角》，《当代教育》2011年第9期，第11页。
[17] 笔者曾专门向哈尼施教授求证，他认为这里的概念对比不局限于国际层面，对于区分区域层面的领导力与霸权也同样适用。
[18] Harnisch，Sebastian，The myth of German Hegemony：Assessing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Roles of the Merkel Governments，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7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Baltimore，February 21-25th 2017.
[19] Cf.Wrong，Dennis Hume，Power，Its Forms，Bases，and Use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9，pp.21-60.
[20] Cf.Nye，Joseph S.，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90，p.31.
[21] Cf.Weber，Max，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Tübingen：Mohr Siebeck，1980.
[22]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袖们》，施燕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第5页。
[23] 〔美〕理查德·尼克松：《领袖们》，施燕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第43页。cf.Gaulle，Charles de，Le fil de l’épée，Paris：Berger-Levrault，1932.
[24] Lübkemeier，Eckhard，“Führung ist wie Liebe.Warum Mit-Führung in Europa notwendig ist und wer sie leisten kann”，Berlin：SWP-Studien，2007，p.13.
[25] Lübkemeier，Eckhard，“Führung ist wie Liebe.Warum Mit-Führung in Europa notwendig ist und wer sie leisten kann”，Berlin：SWP-Studien，2007，p.8.
[26] Cf.Nye，Joseph S.，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1991，pp.31-33.
[27] Cf.Lübkemeier，Eckhard，“Führung ist wie Liebe.Warum Mit-Führung in Europa notwendig ist und wer sie leisten kann”，Berlin：SWP-Studien，2007，pp.8-11.
[28] Cf.Lübkemeier，Eckhard，“Führung ist wie Liebe.Warum Mit-Führung in Europa notwendig ist und wer sie leisten kann”，Berlin：SWP-Studien，2007，pp.9-10.
[29] Cf.Lübkemeier，Eckhard，“Führung ist wie Liebe.Warum Mit-Führung in Europa notwendig ist und wer sie leisten kann”，Berlin：SWP-Studien，2007，pp.10-11.
[30] 比如“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趋势与选举研究公司（Infratest Dimap）等。
[31] Cf.Lübkemeier，Eckhard，“Führung ist wie Liebe.Warum Mit-Führung in Europa notwendig ist und wer sie leisten kann”，Berlin：SWP-Studien，2007，pp.11-12.
[32] 即双方对于彼此的依赖是同等程度的，而非一方更依赖于另一方。
[33] Cf.Lübkemeier，Eckhard，Führung ist wie Liebe. Warum Mit-Führung in Europa notwendig ist und wer sie leisten kann，Berlin：SWP-Studien，2007，p.12.
[34] Cf.Greenstein，Fred I.，“Ca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in Political Psychology，Vol.13，No.1.Mar.，1992，pp.105-128.
[35] Cf.Burns，James MacGregor，“Leader-Follower-Ansatz”，Leadership，New York：Harper & Row，1978；Burns，James MacGregor，Leadership，New York：Harper Perennial Political Classic，2010.
[36] 三隅二不二『新しいリーダーシップ：集団指導の行動科学』、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76、117頁。此处特别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0级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杨珊珊对笔者的语言指导。
[37] 三隅二不二『新しいリーダーシップ：集団指導の行動科学』、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76、117頁。此处特别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0级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杨珊珊对笔者的语言指导。
[38] Harnisch，Sebastian，“Deutsche Führung in der internationalen Gesellschaft”，in Harnisch，Sebastian/Schild，Joachim（Hrsg.），Deutsche Außenpolitik und internationale Führung：Ressourcen，Praktiken und Politiken in einer veränderten Europäischen Union，Baden-Baden：Nomos Verlag，2014，pp.17-55.
[39] 吕卜克迈克认为，情境要素还包括互相依赖和领导者盟友。
[40] Schmidt，Manfred G.，“Input”，in Schmidt，Manfred G.，Wörterbuch zur Politik. Stuttgart：Alfred Kröner Verlag，2004，Zweite，vollständig über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p.319.
[41] Schmidt，Manfred G.，“Input”，in Schmidt，Manfred G.，Wörterbuch zur Politik. Stuttgart：Alfred Kröner Verlag，2004，Zweite，vollständig über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p.506.
[42] 〔美〕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49页。
[43] Eurostat，Statistisches Bundesamt，World Bank.
[44] 详见基欧汉的“复合相互依赖”概念，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