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汤显祖独特的成长环境、经历及其独特的创作呈现
一 独特的区域位置
汤显祖生于江西省的临川。江西，简称赣，在长江南岸，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临水。东有武夷山，与福建接壤，西有罗霄山脉，与湖南比邻，井冈山为其中段的最高峰，南为连绵的南岭，自古以来就是阻断岭南与中原的重要屏障，也是中原通往岭南的唯一途径。
江西面向北边开放，中部是赣江形成的狭长平原，愈往北部愈加开阔，从武夷山脉发源的一支河流从东南奔向西北，在江西的省会南昌西郊与赣江汇合，这便是抚河，古称汝水，又名旴江。汝水一路走来，汇聚了众多的小溪流，比较大的一条河叫崇仁水，崇仁水与汝水的汇合处便是抚州府城。汝水在城东，崇仁水在城南。府城两面近水，因此又名临川。汤显祖便诞生在这灵秀之地。
赣文化，靠近江浙地界类吴越，靠近湘鄂地界似湘楚，靠近闽界贴近岭南客家。从发掘出的历史遗存来看，江西的古代历史最早可追溯到4万—5万年前。这些上古时代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赣东北及赣中地区。它们是赣文化发展长卷的初叶。
江西因其独特的内闭式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成为偏安避祸的好去处。在隋以前漫长的历史中，江西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经济落后，交通闭塞，除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外，鲜有名人值得称道。唐末五代，为避兵乱，不少中原世宦迁入江西，带去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基因，加速了赣地文化提升的进程。江西于两宋期间，文化达致巅峰。明朝初，江西受两宋文化之风的濡染，儒风绵绵，相续不绝。
隋代开通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江西处于中原与福建、广东的通道上，开始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奉命开辟大庾岭驿道，把过去的山岭变成一条比较宽广平坦的驿路，畅通了岭南广东与岭北江西的联系。“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洲。”[42]这是1096年北宋文学家苏轼被贬官后途经此地留下的名句。大庾岭因此成了此后所有被贬官岭南者的必由之途，大庾岭驿路成了中原至广东的必经之路。同时，江西东、西两地的内外交通也发展起来了。由鄱阳湖入抚河，东行，经进贤、临川，至南城，转黎川，陆行过杉关，入福建。或由鄱阳湖分别入信江、饶河，逆水向东北而上，各自翻山达浙江、安徽。或由鄱阳湖入修水，西行，经永修、武宁、修水，翻山达湖北。又由赣江中腰樟树，溯袁水西行至新余、分宜、宜春、萍乡，再由陆路进湖南，转广西。江西的交通，以赣江、鄱阳湖为轴线，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相辅助，构成了畅通的省内水上交通网络。经由五大河流及某些支流，乘流翻山，可达邻省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湖北、湖南等地。
循至宋代，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大庾岭陆路的交通地位日显重要，也开启了江西自唐宋以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繁荣。
作为战乱时的避乱地和平时的人口蕃息园，每当战乱平息，与其他地区比，江西则显得生齿众多，历史上的几次人口大迁徙，江西都是人口迁出之地，明初朱元璋就曾迁江西人口于荆襄地区，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说。
明代江西有府城13座，即南昌、饶州、广信、南康、九江、建昌、抚州、临江、吉安、瑞州、袁州、赣州、南安，均为元朝路城；属州城1座、县城77座。[43]
但明代的江西具体情形如何呢？我们可以做如下的考察。张瀚的《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述及江西人的生存环境及谋生方式：
（江西）东南三面距山，背沿汉、江，实为吴、楚、闽、越之交，古南昌为都会。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故其人内啬而外侈……九江据上流，人趋市利。南、饶、广信，阜裕胜于建、袁，以多行贾。而瑞、临、吉安，尤称富足。南、赣谷林深邃，实商贾入粤之要区也。[44]
王士性的《广志绎》有基本相同的看法：
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又其俗善积蓄，技业人归，计妻孥几口之家，岁用谷粟几多，解橐中装籴入之，必取足费。家无囷廪，则床头瓶罂无非菽粟者，余则以治缝浣、了征输，绝不作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用。即囊无资斧者，且暂逋亲邻，计足糊家人口，则十余日，而男子又告行矣。以故大荒无饥民，游子无内顾。盖忧生务，俗之至美……若中原人，岁余十斛则买一舟乘之，不则醵饮而赌且淫焉，不尽不已也。[45]
同书也讲到汤显祖的家乡习俗，江西抚州人稠地狭，如果身无技艺，或足不出户，就无法养家糊口。抚州人外出，所从事的主要是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等职业。
陈循还描画出江西的另一种现象：
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多；江西诸府，而臣吉安府又独盛。盖因地狭人多，为农则无田，为商则无资，为工则耻卑其门地，是以世代务习经史……皆望由科举出仕。[46]
由上面三则材料可以看出江西人的三大特点——一是贫苦勤俭，二是善于经商，三是读书、应科举成为风气，这确实道出了江西人的特点。世人皆知有徽商、晋商，其实在明代江西商人的实力也不可小觑，甚至有谚曰“无江西人不成商场”“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明）王士性：《广志绎·西南诸省》〕，从南直、两广、河南、山东，直到西南、西北、东北等地，都留下了江西商人的脚印：
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北贾汝宛徐邳汾鄠，东贾韶夏夔巫，西南贾滇僰黔沔，南贾苍梧桂林柳州，为盐麦、竹箭、鲍木、旃罽、皮革所输会。故南昌之民客于武汉，而长子孙者十室居九。[47]
江西商人不仅遍布全国，而且“皆在他省致富”，甚至深深地影响了（或改变了）当地的风俗习惯。
而读书好学的风气，使江西形成了吉安、南昌、抚州三大文化中心，从表2-1可以看出这一现象。
表2-1 明代进士分布情况
表2-1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制成，只列出前三名省、府人数，第三名以后的地区未列出。从表中可以看出，南直隶虽列第一，然其实际辖区相当于两个省。若按后来的江苏、安徽两省计，则江苏为2583名，安徽为1084名，江苏排在江西之后，位列第三，江西则名列第二。
而就抚州来说，自北宋晏殊、晏几道父子及王安石、曾巩、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吴澄闻名于世以来，抚州便有了“才子之乡”的美称。入明以后，文风仍盛。汤显祖在世之时，亦有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章世纯等名士出现，成为明代的风云人物。对此，汤显祖也颇为自豪地在《揽秀楼文选序》中说过：“夫豫章多美才。江湖之滨，无不猥大。常然矣。顾其中有负万乘之器，而连卷离奇；有备百物之宜，而烂漫历落。总之各效其品之所异，无失于法之所同耳已。况吾江以西固明理地也。故真有才者，原理以定常，适法以尽变。常不定不可以定品，变不尽不可以尽才。才不可强而致也。品不可功力而求。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则必狂狷者矣。语之于文，狷者精约俨厉，好正务洁。持斤捉引，不失绳墨。士则雅焉。然予所喜，乃多进取者。其为文类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48]这段话既说明了江西历来是多才明理之地，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狂狷性格的一面，这对理解汤显祖的思想发展轨迹无疑是有帮助的。以上文字无外乎说明这么一个问题：江右历来是一个文化昌盛之地。由两宋至明季，江右与吴越，往往呈鼎立之势。永乐后期至宣德、正统年间，出现了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其主要人物就为江西人，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周讲学叙”条说：“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且明代兴盛的心学与江西文化也有着密切的渊源，王阳明心学即酝酿于其在江西为官时期，心学中的代表人物何心隐、罗汝芳都为临川人。汤显祖一生中都以家乡的这种文化传统而自豪，或显或隐地流露出维护江右地域文化传统的意识。据《大明一统志》记录，临川“其俗风儒雅喜事而尚气。有晏元献、王文公为之乡人。故其人乐读书而好文词”。汤显祖也曾说：“独怪江楚之间，不少学者。江多儒侠，而楚多侠儒。”（《蕲水朱康侯行义记》）[49]对于江右深厚的儒侠精神赞许之情溢于言表。万历十八年（1590），山西道御史万国钦上疏弹劾首辅申时行对外主和，受边将贿，欺君误国。万为江西新建人，显祖写信勉励其说：“读兄大疏，甚善。一不负江西，二不负友，三不负髯。”（《寄万二愚》）[50]从此处可窥见显祖浓厚的江右地域意识。就这一点，汤显祖的至交并老师达观禅师看得很清楚：“山谷楚人，寸虚亦楚人，兹以楚人引楚人则似易。倘吴人引楚人，则楚人以谓吴人似不知楚人也。”“山谷”指北宋江西派诗人领袖黄庭坚，“寸虚”为达观赐予显祖的法号，由此可看出汤显祖心目中已有与吴人不同的江西人心态、地域意识。临川民风“民秀而能文，刚而不屈”《临川劝谕文》，与汤显祖的“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负为屡上春官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51]正可两相对照。
二 汤显祖一生的活动区域
嘉靖二十九年（1550）旧历八月十四日（公历9月24日），汤显祖生于临川县东汝水（抚河）的文昌里的汤家老屋。汤显祖直至二十一岁，即隆庆四年（1570）秋天去省城南昌参加乡试前，一直在家乡求学。显祖在这一年的乡试中中举，冬季便兴冲冲赶赴北京应次年的进士春试，落第而归。此后汤显祖又分别于万历二年（1574）、万历五年（1577）、万历八年（1580）、万历十一年（1583）四次赴京春试，因不肯依附而触怒当政者，直至当政张居正死后，即三十四岁那年，才以第三甲第二百一十名录取为进士。
中进士后，于万历十二年（1584），汤在北京礼部观政一年。同年结束观政生活，以正七品授南京太常寺博士，八月携夫人赴南京任。万历十六年（1588），显祖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万历十七年（1589），显祖四十岁，又从正六品升为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自此金陵八年，仕途处于一种较为安静的状态。万历十九年（1591），上《论辅臣科臣疏》，四月二十五日被诏切责。五月十六日贬官广东徐闻县典史。
徐闻，位于广东雷州半岛南端，与海南岛隔海相望，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显祖艰难的上任路途是：从临川出发，经赣州，过梅岭古道，于南雄上船，过英德，于十月中旬到达广州，稍留游罗浮山。十一月返广州，后乘船经香山、澳门、恩平到达阳江，再由阳江上船过琼州海峡，到达涠洲岛，最后达到徐闻。一路千辛万苦，然南国风光也尽览无余。典史乃掌管缉捕、牢狱的小吏，也算是清静无事之官。
万历二十一年（1593），显祖四十四岁，由广东徐闻县典史量移为浙江遂昌县令。从当年三月十八日上任，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三月弃官归临川，在遂昌度过了整整五个年头。为官期间他曾几次赴北京短暂上计，归家后的显祖基本一直赋闲在家，除去世前第三年陪儿子往南昌秋试外，终老临川。
从以上的简单描述来看，对汤显祖一生的文学和仕宦活动，我们可以勾画出如下路线：临川（三十四年）——南昌（短暂的中举、陪儿子中举）——北京（五次京试、一年的观政、四次上计）——南京（八年）——徐闻（两年）——遂昌（五年）——临川（二十三年）。
北京和南京是当时的文化、政治中心，但汤显祖在此两地所待的时间并不很长。徐闻、遂昌是边远之地，人迹罕至，文化落后，在这样的地方，他所遇见的人，以及所参与的文学活动是极其有限的。联系汤显祖的交游来看，其交游多为与早年同窗故旧、师友，在徐闻和遂昌时期，其交游则是极少的。而其家乡临川虽是自南宋以来的文化昌盛之地，读书科举风气浓厚，然临川地理仍是丘陵地带，环境较为闭塞，往南直隶直线距离虽不远，然路途多山，多由水路绕道鄱阳湖、长江以达，交通并不方便。
汤显祖一生在故乡临川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五十余年，就其创作来看，主要成就都出自在临川的时期，而由于临川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更显出与同时代人创作的不同特色。这一点笔者在下文中也将会时时论述到。
三 汤显祖的创作呈现
据明人韩敬编纂的《玉茗堂全集》，集中所收汤显祖的文章有108篇，包括序58篇、题词10篇、记13篇、碑8篇、文3篇、说3篇、颂2篇、哀辞2篇、志铭5篇、墓表2篇、解1篇、疏1篇；诗歌1860首，包括五言古诗194首、七言古诗101首、五言律诗62首、七言律诗407首、五言排律41首、七言排律6首、五言绝句214首、七言绝句835首；赋27篇；尺牍447通。
今人徐朔方先生笺校的《汤显祖全集》又收录了不少轶篇，据笔者统计，所收汤显祖的文章有133篇，包括序69篇、题词10篇、记14篇、赞10篇、碑8篇、文3篇、启3篇、说3篇、颂2篇、哀辞2篇、志铭5篇、墓表2篇、解1篇、疏1篇；诗歌2284首，包括五言古诗276首、七言古诗104首、五言律诗73首、七言律诗493首、五言排律73首、七言排律8首、五言绝句185首、五言律诗133首（含排律73首）、七言绝句1012首；赋32篇；尺牍450通；制义63篇；戏曲5部。
[1]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2页。
[2] 转引自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序》，中华书局，1995，第8页。
[3] 吴承学、李光摩编《晚明文学思潮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页。
[4]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2页。
[5]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9页。
[6] （明）郑晓撰《今言》（卷二），李致忠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96页。
[7] （清）计六奇撰《明季北略》卷五，魏得良、任道斌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119页。
[8]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97，第5页。
[9]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张居正传》，中华书局，1979，“自序”。
[10] 《全集》，第1395页。
[11] 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
[12] 《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13] （明）沈朝阳撰《中国野史集成·皇明嘉靖两朝闻见纪》，巴蜀书社，2000。
[14] （万历）《顺天府志·地理志·风俗》。
[15] 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4页。
[16]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宁徽》，引自《歙志·风土论》。
[17] （明）谢肇淛撰《五杂组·事部》，傅成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232页。
[18] （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杨万里校点，中华书局，2012，第265页。
[19] （明）李乐撰《见闻杂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20] （明）李梦阳撰《空同集》（卷五十），文渊阁《四库全书》。
[21] （明）李贽：《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2009，第98页。
[22] （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二《李湘洲编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233页。
[23] （明）李贽：《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2009，第99页。
[24] 《明太祖实录》卷一，中华书局，2016。
[25] 《明史》卷一《选举志》二，中华书局，1979。
[26]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四），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65页。
[27] 〔日〕吉川幸次郎：《元明诗说概论》，郑清茂译，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143页。
[28] （明）高启：《高青丘集·凫藻集》，徐澄宇、沈北宗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885页。
[29]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袁御史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73页。
[30]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袁御史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73页。
[31] （清）沈德潜、周准编《明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1页。
[32] 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唐诗品汇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615页。
[33] 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唐诗品汇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613页。
[34] 参见《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中华书局，1979。
[35]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李副使梦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312页。
[36] 《李空同全集·诗集自序》，转引自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645页。
[37] 《李空同全集·诗集自序》，转引自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645页。
[38] 《升庵集·李前渠诗引》，转引自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677页。
[39] （明）归有光：《震川集·项思尧文集序》，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社，2005，第61页。
[40] 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530-531页。
[41] 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531页。
[42] 参见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登谯楼》卷八二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3] （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五、一六《户部·州县》，中华书局，1985。
[44]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中华书局，1985，第81-85页。
[45] 万历《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西》。
[46] 《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景泰七年七月丙申。
[47]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第190页。
[48] 《全集》，第1137页。
[49] 《全集》，第1169页
[50] 《全集》，第1314页
[51] 《全集》，第1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