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眼光向下看”与视野转换
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繁荣昌盛的时代，至于书法，亦是蓬勃发展。长期以来，书法史在唐代书法的研究方面对名家名迹关注颇多，但是对大量名不见经传的众色书手关注不够，缺乏专门的、深入的研究。书手是随着官方或者民间社会各方面对文字书写的实用需要而出现的一种群体。他们凭借自身的书法技能为官府、寺院、私人等抄写图书典籍、宗教经文、墓志及其他日用文书等。其特点有二：一是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书法水平，识字晓文、能书善写；二是其抄写受某种政治或经济利益驱使，其服务对象为政府、寺院或者私人。
书手其人及其书学活动虽然默默无闻，却是唐代书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敦煌写本以及唐代墓志的发现与出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从普通书手的角度窥探唐代书法的窗口。诸多敦煌写本和唐代墓志，既存在笔、墨、纸、石的多样性，亦显示出书法风格与书体面貌的差异性。创造这批宝藏者大多是那些以抄书、抄经、书丹为业的书手。他们既对唐代书法的时代特征的形成起到积极的、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亦为唐代书法繁荣与盛行提供了有力的说明。因此，研究唐代书手的书法状况对于认识唐代书法史整体发展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就唐史研究而言，传统史学向来是社会上层“传统精英的政治史”，缺乏对社会下层生活和生产情况的关注，这是史学研究的缺憾。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史学界以社会下层和民众生活为对象的社会史研究才开始兴起。传统的书法史研究，也是尊奉庙堂书法、推崇名家书迹，而忽略鄙视那些寻常书迹的考察。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说法，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亦可称为“草根史学”，是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重新审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从而更容易发现历史的真相。在古代社会，书法在某种程度上还负担着儒家教化和传承礼乐文化的重大使命，其实用功能远远大于审美功能。那些被正史忽略的众色书手即此实用功能的主要承担者。在雕版印刷术尚未大兴之际，众多图书典籍、经文教义几乎全部是依靠他们的抄写而传流于世的，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传播，他们功不可没。其功绩虽然正史鲜有记载，却是唐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大量简牍帛书、墓志碑刻、敦煌遗书的出土为书史研究视野的下移提供了可靠的史料来源，书法史的研究者业已将目光逐渐转移至此，但就目前来看，专门把书手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或职业类别来讨论的文章仍十分少见，因此书手研究应是唐代书法史、文化史中一片尚待大力开发的领域，有待于加强。
本书是第一次以整体性的眼光研究唐代书手，不仅关注书手的书法状况，更重要的是对书手的身份、地位、职事、入流等也做了具体的考察，揭示了唐代社会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另外，本书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所推进，尤其是从制度史的角度对唐代书手的从业状况及其入仕过程等进行了探讨。
第一，以唐代书手为研究的核心，立足于斯，将研究的眼光转向那些被名家大旗遮盖的默默无闻的抄写者。传统书史研究尊奉庙堂书法，推崇名家书迹，忽略名不见经传的寻常书迹。这种研究方法往往难以跨出名家文化的藩篱，无法全面了解书法发展的完整过程，建立不起完整的书史概念，使屈指可数的代表书家孤峰崛起，形成所谓的“高山仰止”的现象。其实每个时代的名家都产生于普通书写者的书法基础之上，如果说名士名家的书法是响亮的歌唱，那么书手无疑就是独唱周围不可缺少的和声。
第二，采取历时性分析与共时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书手的从业状况、经济状况、政治状况。本书注重追根溯源式的“历时性发生学”研究。这种方法对阐述历史现象产生的原因、考察其来龙去脉均有重要价值，本书很多部分运用了这一方法。不过，单纯的历时性的追寻往往对共时性现象之间的关联重视不够，难以对同一时期不同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这自然不利于深入认识现象本身，故应将纵向的历时性分析与横向的共时性分析结合起来。具体到本书，一方面，历时性的考察能使我们看清书手职能、地位变化的轨辙；另一方面，书手的研究又涉及书手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文化教育等，因此，在纵向分析的同时，亦需进一步比较不同背景下书手的状况，唯此才有可能更为全面、深入地展示当时书手这一群体的面貌。此外，书手在职官制中与令史、书令史、掌固等同属一个大的阶层，他们的出身、从业状况各有不同，但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多种多样的互动关系，对此，本书亦多有涉及。这也是共时性横向考察的题中之意。
二 研究现状综述
传统书史研究唐代书法，大都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宗元等名传于世的大书家为纵坐标，以楷书、行书、草书、篆书等书体为横坐标，将唐代书法分为初唐、中唐、晚唐三期进行深入的研究，成果亦颇为丰厚。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震动学术界、书法界的两件大事——甲骨文的发现以及汉晋简牍的出土——使我们看到了纸发明流通以前的书法墨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则使我们有幸目睹以纸为载体的书法墨迹。敦煌遗书中很大一部分写于中唐至宋初，而以唐代写本所占比重最大。同时数以万计的唐代墓志陆续出土，墨迹写本与石刻成为研究唐代书法的重要实物图版资料。陈寅恪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1]唐代书法史研究亦因之在文献整理与考证、书家与书作、书体与书论以及各类书法现象等方面成果斐然。
随着唐代政治史、文学史、社会史诸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唐代书法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日益成为成新的学术增长点。学界一改先前以名家名作研究为主的惯有思路，转向非名家书迹的研究。但关注焦点往往是非名家书写的书迹本身，而非书手这一书写主体，基于制度史、社会史视角探讨书手群体的专题研究阙如。书手作为书法家以外的书写群体，具有一定的群体特征和共通之处，但绝大多数成果分别将墨迹书手和石刻书手分为两大类进行独立研究，将写本墨迹书手与墓志书手相结合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数量亦很有限。
（一）书手的身份与分类
随着敦煌文书、唐代墓志研究的全面展开，学者们发现大量文书、墓志的书写者是有别于精英名家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其留有题名者，大多名不见经传；反之则更无从稽考。这便是由中下级官吏、贫寒文人、官书手、写经生等所组成的书手群体。
对墨迹书手身份、分类的记载与整理始于对敦煌文献写经题记的搜集与刊布。较早可上溯至罗福苌《古写经尾题录存》[2]以及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3]等民国时期的著作，其中载录的敦煌、吐鲁番写经题记，至今仍具有史料价值。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外学者相继编制了数十种有关敦煌遗书的目录、索引，如王重民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施萍婷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4]等总目录型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是写经题记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姜亮夫《敦煌学论文集》的附录《敦煌经卷题名录》[5]罗列经生人名二百余人，首次对经生进行全面整理。以上成果当中关于各类书手身份、来源的记载是本书研究的基础史料。
对于书手身份、组织以及分类的考察，最初是胡适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6]中谈及：敦煌经题有的是和尚写的，有的是学童写的，有的是施主雇人写的。施主所雇之人，当包括经生等书手。日本学者池田温在《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7]中汇辑了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写本文献及传世文献中的跋文题记，提要钩玄地介绍了题记中书手的相关信息；藤枝晃《敦煌出土の长安宫廷写经》《敦煌写本概述》[8]等文章对书手的身份、组织机构做了初步探索，以启发后学。
王元军《从敦煌唐佛经写本谈有关唐代写经生及其书法艺术的几个问题》《唐代写经生及其书法》《唐代写经书法的审美属性》[9]将唐代写经生分为官府写经生和民间写经生，并就他们的身份及职官进行了简要的考察。同时根据写经题记对唐代写经生及书法进行了细致研究。在写经书法的阶级属性论述中，对官方书手的身份情况做了简要叙述，以书手所属身份决定了写经书迹的审美特征。文章将写经书法的艺术审美与书手这一创作主体重新联系起来，挖掘其固有的内在逻辑联系，值得引鉴。
李春远《关于敦煌遗书的书法化趋向》[10]将经生分为官府写经生、民间写经生、写经僧三类或官府经生、民间经生两大类。文章注意到书手书写活动中所存在的书法审美意识，书手的书法受到来自时代书风及文本规范的约束。敦煌写卷的书法化趋向离不开书手本身的书法意识。朱关田《初果集——朱关田论书文集》收录的《唐代楷书手、书直和经生》、《唐墓志中的书学资料》和《唐书人随考》[11]等文章，利用敦煌写经以及出土墓志等文献对“地位卑微的书手、经生”进行了初步研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陆庆夫、魏郭辉《唐代官方佛经抄写制度述论》[12]论述了唐代官方佛经的抄写制度，包括唐代官方佛经的抄写机构组织、抄经人员等，探讨了官方寺院及机构的抄经流程以及官方书手抄经的后勤保障措施。文章对于书手的身份及抄经活动流程做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对于了解官方书手在整个抄经活动中的作用有很大的帮助。毛秋瑾《敦煌吐鲁番写本中的写经生与学仕郎》[13]通过敦煌吐鲁番写本的题记对写经生和学仕郎这两种类型书手的抄经、抄书情况做了探究，对经生的身份及写经活动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而提及学仕郎的部分篇幅较短，未能拓展。
另外，部分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涉及书手及其写本的研究。如陈琪的《敦煌遗书书法浅探》[14]将敦煌书法人物分为顶级书家、僧人、官员及学士、经生四类，并逐类考述，资料较为丰富。沈乐平的《敦煌书法综论》[15]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书为对象，将书手分为官方和民间两大类，着重对官方书手身份、抄经机构、写经规范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梳理，惜所涉篇幅不多。魏郭辉的《敦煌写本佛经题记研究——以唐宋写经为中心》[16]，针对写经题记抄写者专列一章，将抄写者分为官吏、僧尼、民众、中央书手、地方经生五类，分析研究其信仰及抄写制度，资料整理细致，可资借鉴。
关于墓志书手的身份与分类研究成果稀少。对于唐代墓志的研究虽可上溯至宋代金石学，如赵明诚《金石录》收录了数十篇唐代墓志，还在《金石录跋尾》中就部分墓志进行了考释，但真正对唐代墓志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的基本在清代乾嘉以后，金石学进入鼎盛期，关于唐代墓志的收集和记录较宋代大为增加。钱大昕、王昶、孙星衍、毕沅等人的金石著作中都收录了相当数量的唐代墓志。从宋至清末民初，唐代墓志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墓志的辑录，以兹证史，相对全面性的研究还未真正展开。新中国成立以后，墓志材料层出不穷，据气贺泽保规《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17]统计，截至2015年末，计有唐代墓志12000余方。据仇鹿鸣统计，目前已刊布的唐代墓志达万方以上，而十余年来新见唐代墓志数量约有5000方，其规模已远远超过20世纪初。[18]
各专业的研究者都对墓志有极大关注，墓志研究已从边缘之学成为学术热点。大量散佚的隋唐五代墓志得以收集整理，研究成果甚多。但已有的墓志研究多注重墓志刻文本身，或作史实考辨，或作书风探析。时下墓志研究最为主流也最为基础的方式是对单方墓志的考证，多以新出墓志为研究对象，以点断文句、考释文字、考订墓主职官和生平履历为主要内容，并参照墓志形制、平阙格式、出土时地等，通过与传世文献的比对阐释时代背景，其操作流程基本上依据了传统金石考证之学的传统和规范。[19]对墓志书写者关注严重不足，属于亟待增强研究的领域。
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朱关田的《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20]，该书专列一章，以时间为纵轴，将墓志书法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以著名书家为主，兼及普通书手。该书被视为唐代书法史研究的力作。近年出版的《隋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21]按墓志所铭时间为序，整理罗列了隋唐五代墓志署书人的基本信息，填补了学术空白。
张同印的《隋唐墓志书迹研究》[22]从5000余方隋唐墓志中筛选具有时代代表性的200余方墓志进行介绍与赏评，注重名家书法与民间书法的比对，从侧面揭示了书手与著名书家的异同。宫大中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隋唐五代墓志》[23]侧重于墓志书迹的书法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对隋唐五代墓志分布等进行研究，较有新意。该书对墓志撰、书手等问题略有涉及。
总之，学者对墨迹书手如经生以及官府书手的分类着墨颇多，对于墓志书手的关注不足，并未对整个书手的构成、分类作细致考察，一些问题尚未展开全面讨论，更缺少对书手身份的厘定、组织与机构的细化以及相关史籍史料的辨析，还有进一步延展的必要性。
（二）职事与从业状况
方广锠从官方抄经的角度，将书手列为具体的工作人员，并从书法以及经坊的日常等细微角度观照了书手的生活和书法水平。[24]顾吉辰《唐代敦煌文献写本书手考述》[25]依据敦煌写本题记对唐代敦煌官私写本、组织机构、书手成分、写经情况以及敦煌写经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中关于书手分类及写经情况均叙述得较为详细，值得参考。曹之《唐代官方佛经抄本考略》[26]根据佛经题记分析了唐代官方抄经活动的基本情况以及抄经的组织机构，并提及参与抄经活动的书手、校勘者、装潢手等人员的一些基本情况。赵和平的《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卷综合研究》《两件高宗、武则天时代“敦煌藏经洞出宫廷写经”辨伪》《俄藏三件敦煌宫廷写经初步研究》[27]系列文章主要以唐代咸亨至仪凤中的长安宫廷写经为研究对象，详细探究了长安宫廷写经的地点、机构、书手以及其他人员的形成等问题，揭示了写经背后隐含的武则天的政治目标等，资料全面，论述深刻。毛万宝《从主体动机看写经书法》[28]将写经书法的主体分为僧人、书家、发愿人和经生，以这些创作主体的动机为视角，探究不同类型书手的写经活动。书手写经活动的动机分为“传教义”、“积功德”和“谋生存”。从不同动机出发的写经抄经举动，也影响着整体的佛教写经活动。考虑书手的创作动机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书手及其书迹之间的关系。毕罗的《从敦煌遗书看中古书法史的一些问题》[29]则专门论述了书手与经生的文化修养，对书手史料的解读颇有新意。
关于唐代墨迹书手从业状况的研究，主要从图书典籍的编辑、抄写的角度对书手佣书进行了考察。首先叶德辉的《书林清话》[30]用笔记体记载了我国古代图书的历史知识和出版印刷史料，对古代写本、刻本、藏书、书业、书价等方面做了严密考证，对唐代书手的抄书活动尤其是对女性抄书进行了关注。关于佣书业研究，凌云的《两汉时期的佣书活动》[31]考察了佣书活动的起源和在两汉时期的规模化，肯定了佣书业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陈德弟的《魏晋南北朝兴旺的佣书业及其作用》[32]，重点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佣书业和官私藏书的关系。王元军在《中古时期“佣书”活动考察》[33]一文中，从书法的角度对佣书活动与佣书范围、佣书者的身份地位、佣书活动的意义与影响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陈静的《佣书与抄本传播》[34]对汉唐时期的佣书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在此过程中，着力阐述了佣书现象的经济文化特点，修正了学界一些不合史实的结论。文中分别论述了佣书人的出身、报酬、雇主等相关问题，并着重剖析佣书与书商之间的关系。徐栩的《论中国古代“抄书人”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35]论述了古代抄书人这一群体的历史演变，探究了抄书人出现、发展以及最后衰微的整个过程，认为古代抄书群体及其行业不仅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时代印记，而且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肯定了抄书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目前学界对书手佣书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隋唐以前，对唐代的佣书业涉足甚少。另外，余嘉锡在其论著中对书册制度进行了补考，详细考证了“唐人写书纸”，云：“书经之纸即是硬黄。”[36]其研究立论谨严，重在考据，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方法、思路的借鉴与史料的准备。
墓志的书写者从精英书家至民间书写者均被囊括在了书法史的体系内。墓志书手的研究作为专题性的研究，在分析墓志书手书法风格的基础上，更应以书手的世系与交友、身份与职事等为切入点探求书手的职业以及书法状况。王楠、史睿的《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藏唐志书家丛考》[37]以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藏唐代墓志三位书家为研究对象，详细考证了书家的本事、世系和交友，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不仅对相关墓志进行个案考订与解读，而且对其内在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现象进行了深入挖掘，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墓志个案研究的导引和范本。朱关田的《唐志五书人考》[38]对苏、李、张、皇甫、权五人进行考索，揭示五书人书法不俗，且出名家之后，有补益书史之作用。马骥的《唐代御书手朱元昊墓志考略》[39]是对西安市东郊出土的御书手朱元昊墓志所做的考略。
刘儒的《唐代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及相关问题考探》[40]对唐代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都做了细致考察，涉及撰人、书人和题额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撰人润笔等问题，以此勾画出唐代墓志书写工序的大体过程。文章从书手的视角出发，研究唐代墓志的书写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孟国栋的博士学位论文《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41]以新出石刻为载体，从石刻题署的形成、形式、内容等几个方面入手，将墓志、碑文题署记录的撰、书、刻人的身份、职官等情况做了基本的分类和考察；李贞的硕士学位论文《唐代墓志题署研究》[42]以唐代墓志石刻题署为研究对象，对唐代墓志的撰、书、刻人的生存状况与职业要求等进行了讨论，并且梳理了题署书、刻的传承与联系。
（三）书法考察
关于敦煌写本及其书法，近现代学者多有研究。叶昌炽搜集唐人写《大般涅槃经》四卷，并在《缘督庐日记》[43]对其做了考订、记录、研究，成为第一位研究出土文书的学者。罗振玉搜集散失在民间的经卷编辑成《敦煌石室遗书》《敦煌拾零》《敦煌石室碎金》《鸣沙石室佚书》《石室秘宝》等多种著述。其中《石室秘宝》据原卷影印了唐太宗《温泉铭》、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柳公权《金刚经》三件唐拓本。《鸣沙石室佚书》则保存了大量敦煌写本的精华，对学者得见唐人生活原貌极有参考价值。陈寅恪在其《陈垣敦煌劫余录序》[44]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谓之“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并指出北京图书馆所藏8000余卷写本具有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饶宗颐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关注敦煌书法，后于80年代正式提出“敦煌书法学”的主张。谢稚柳著《敦煌艺术叙录》[45]一书对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做了详细的记录。姜亮夫在其《敦煌学规划私议》[46]中将确定敦煌写本的抄写年代视为敦煌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敦煌写本概述》[47]从写本的外部特征、写本的年代、抄写机构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对书手写经书法价值的认识，最初源于收藏者的误断，如《西升经》误为褚遂良之作，《灵飞经》误为钟绍京之作，绫本《道德经》上卷误为徐浩之作，另，南宋曾收入内府的贞观经生国诠所写的《善见律》，卷中有绍兴藏印及后世赵子昂、倪云林、冯海粟诸家题跋。启功在《刘墉跋唐人写经》中对上述写经的抄写者做了明确的鉴定，言此类误为名家手迹的经卷实皆经生书写。启功由此入论，对被视为经生俗书的唐人写经给予高度的评价：“后世悉以经生为可大，虽精鉴如董香光，尚未能悟。夫绍京书家也，经生之笔，竟足以当之，然则经生之俗处何在？其书家之别又何在？”[48]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真正从书法史角度来研究敦煌写本的，启功是第一人。其后朱以撒的《论写经书法艺术》[49]肯定了写经是书法艺术中饶有兴味的组成部分，在创作、审美上有独到特征，其发生、发展及衰微与整个文化环境及人文思想不可分离。他指出写经绝大多数非书法名家所作，属民间无名书手之作，其艺术水准、审美趣味高下不一，故写经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作为表情达意的一种形式，写经无疑体现了书写者情感、技艺的本然状态。郑汝中的《行草书法与敦煌写卷》[50]将行草书法、敦煌写卷与楼兰纸文书结合研究，探讨了行草书法的形成、演变、特征等问题。李春元的《关于敦煌艺术的书法化倾向》[51]一文指出：“所有敦煌卷子的完成者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书法的观念，无论其身份如何，他们在写经的过程中都客观地努力地追求着文字的美的实现。尽管他们的作品表现为不同的水准，但这些不同的水准只不过是距离他们审美理想的远近而已。”沃兴华的《敦煌书法艺术》[52]则是对敦煌书法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对墓志书手的书法研究相较墨迹书手起步晚，学者眼光大多聚焦于墓志本身艺术风格的研究，虽然已经涉及书刻的问题，但缺少对墓志书手系统全面的考述，相关成果较为鲜见。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卢芳玉的《清河崔氏墓志及其书法》[53]，在考证崔氏墓志的基础上指出书手身份皆为平民或书吏，肯定了书手的书法价值和贡献，颇有见地，对本书多有启发。朱亮、赵振华的《唐郑德曜墓志与湛然书法》[54]以僧人湛然所书墓志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书法取法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证，补充了两唐书等历史的记载。李徽、唐冬冬的《唐代墓志书法探析》[55]一文将墓志书写者划分为平民、下层官吏、地方文人以及少数名家，认为其书法水平参差不齐，但水平较高者为大多数，甚至堪称精品，评价较为客观公允。马立军的《媒介、语境、作者：中古墓志文本形态及相关问题刍议》[56]认为墓志文本的作者，除了撰者、书刻者外，作为书、撰、刻三方雇主的丧家，也可以通过提供墓主信息、增减墓志文本、撰写墓志文等途径，来改变墓志文本的内容、结构与表达形式，是中古墓志文本的重要参与者和完成者之一，雇主在文体的成熟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间接对书手的行为有一定影响，该文研究视角独特，很有启发意义。
目前学界关于此问题的学术成果数量相对较少，对本书写作具有借鉴意义的有：王力春的《中国古代早期石刻书人文献考辨》[57]对南北朝时期各种类型的石刻书写者进行了考察，其中从刻书人的身份分类和官阶等角度考证了墓志的书写者；江波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墓志撰书人及相关文化问题研究》[58]主要是从墓志中所见的唐代丧葬及志墓观念的影响下对撰书人生态进行整体性研究，分别从撰书人署名、撰书人身份及其与志主的关系，墓志撰书的制度与民俗等角度进行专题探讨。上述成果是迄今为止专门以墓志书手为选题的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和史料基础。
墓志书法研究是近几十年书法研究的热点，对墓志书法特征的分析更是研究重点之一，取得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不是直接以墓志书手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研究的着眼点是作为书法载体的墓志及其拓片，而非其书写者。书手大多作为书法分析的附属间或提到，缺乏专门而深入的研究。
（四）图版整理与辑录
1.综合性收集敦煌写本的图书
《敦煌宝藏》[59]由黄永武主编，计140册，每10册为一辑。其中第1～55册为斯坦因劫经录，即S.1～S.75599号；第56～111册为北京图书馆藏卷，即北图1～8738号；第112～135册为伯希和劫经录，即P.2001～P.6038号；第136～137册为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纂之散录，即散1～1608号；第138～140册也是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纂的欣赏篇，即P.2005～P.5007，另外包括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藏0096～2784号。
《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60]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四方合作，所收文书主要来自斯坦因劫掠的敦煌文献中的汉文文献，该书只收录佛经以外的汉文文献，包括各种文史资料、官私文书、寺院文书以及摩尼教经典等。整套《英藏敦煌文献》的图版都是根据原件拍摄，清晰可辨，照片还附有比例尺，可以显示原文书的尺寸规格。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61]以《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为骨干，以国内中小藏家藏品为辅翼。《俄藏敦煌文献》的收藏总量，理论上为各藏家之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是海外收藏敦煌文献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62]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继《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后的又一大型文献出版项目。敦煌藏经洞的古藏文文献，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分别掠取了泰半，其余散出部分大多分藏于甘肃省各地博物馆。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63]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为底本影印出版，是迄今为止披露该馆敦煌遗书藏品最大最全的一部大型图录。除图版外，有总目、条记目录及新旧编号对照表。对敦煌遗书的文献研究、文物研究与文字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是敦煌学研究、中古史研究、文献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64]共四册，收上海图书馆藏全部敦煌吐鲁番文献187件，附收传世唐、宋文献9件。依馆藏号顺序编排，并一律为之定题。图版均系直接据原件拍摄影印。某些文献内容重要或朱墨杂陈，为方便读者了解其原貌，均制作彩色图版置于各册之首。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65]所收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斯坦因第二次、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得，对研究藏经洞内敦煌遗书的原状、藏经洞敦煌遗书的性质具有特殊的价值。该书附有国内敦煌学专家方广锠通过详细研究撰写的条记目录，详细注明文书的名称、外观形态、年代、二次加工情况、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等。
《敦煌古籍叙录新编》[66]是以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67]为范围，在每种古籍之后，配以敦煌原卷之影本，再补充编者所见中日学者新的研究文献目录。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68]，编者查阅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巴黎图书馆及有关单位所藏的敦煌文献缩微胶卷，从中挑选出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敦煌卷子，加以分类影印，同时附上释文。本书共计六辑，第一辑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二、三、四、五、六辑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出版。
2.敦煌书法的专门图录
徐祖蕃、秦明智、荣恩奇编《敦煌遗书书法选》[69]，最早展现了敦煌书法的独特形体和笔墨情趣。
段文杰、赵声良、郑汝中等编《敦煌书法库》[70]第1～4册则是检阅国内外数万卷遗书后遴选出的书法精品库，主要选取有明确纪年的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经卷以及一些虽无明确纪年，但根究书风可以大致推知其年代的优秀的书法作品，既可为书法研究者提供一套较为完整的敦煌书法资料，又可为普通的书法爱好者提供可以临习的范本。
黄征、江吟的《敦煌书法精品选》[71]第1～2册对所选各篇经卷进行了认真的题解、释文、校注研究，区别于坊间一般的敦煌书法写本印刷品，而有了学术文献的功能。另外还有饶宗颐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天津文物处公司主编《敦煌写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特藏部等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刘墨编《敦煌写本书法精选系列》、石谷风纂编《魏晋隋唐残墨》、张青渠整理《敦煌写经》[72]，皆为研究唐代书手书法提供了图版资料。
3.墓志释文、拓片辑录著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隋唐墓志出土日益增多，对墓志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卓有成效，隋唐墓志的释文图版著录相继出版，为学界研究提供了便利。仇鹿鸣《十余年来中古墓志整理与刊布情况述评》[73]，系统整理和总结了十余年来墓志的研究史料，为本书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
对墓志材料的整理包括对拓片、释文的系统整理，还有部分著作编制了目录索引。其中以辑录释文为主的著作主要有《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74]、《全唐文补遗》[75]、《全唐文新编》[76]、《全唐文补编》[77]等。周绍良编的《唐代墓志汇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墓志全文加标点，并注明石藏何地、拓本藏何处，拓本中以周绍良自藏为多，无拓本可寻的，注明录自何书，个别伪造的也收入并加注“伪”字。书附有索引，便于使用。《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体例与《唐代墓志汇编》同。
辑录墓志拓片的著作相对较多，包括系统性和专题性的著作均有不少，现举要如下。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78]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收拓本约2万种。时代上自先秦，下至民国。收全国各地出土唐代墓志约2997方，大多是整纸拓本，每种拓本注明尺寸、真伪优劣等。
吴钢等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79]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分为《洛阳卷》《河南卷》等九卷，收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隋唐五代时期的墓志碑拓4000余种，是第一部汇集隋唐五代墓志新旧拓本的鸿篇巨帙，汇编收录拓本影印，无录文。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80]收录了千唐志斋所藏从西晋至民国的墓志拓片1360件，其中唐代墓志拓片1209件，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些唐代墓志拓片的书法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于唐代书法史及艺术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81]由线装书局出版，收录了西安碑林博物馆新入藏的墓志，以唐代最为丰富。该书所汇墓志，绝大多数属首次公布刊行，该书采用要素提示、录文标点、墓志拓片拍照的编辑手法，图文并茂，对各学科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82]，则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全二册，收录西安碑林博物馆新入藏的墓志多方，时代涉及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宋、元，其中唐代墓志占绝大多数。该书收录的墓志此前从未刊布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历代石刻史料汇编》[83]，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共十六册，以时代为单元分为五编，第二编四册为隋唐五代部分，全编成书以先后为序，以考鉴为主要内容，便于按时代通检，收录民国及民国以前的金石书志。
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新中国出土墓志》[84]，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按省分卷，收录1949年以来国内出土的历代墓志，时代上起先秦，下至民国初年，包括说明、图版、录文，印刷精美，为新出墓志资料之系统汇编。
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85]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收录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新出土北魏至清墓志，以唐代为多。按中国历史纪年编年顺序编排，并注明公元纪年，所辑录墓志每篇均有录文，并配以图版和说明，印刷精美。绝大多数属首次公布刊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胡戟、荣新江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86]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所藏的精品墓志、墓碑，时间纵跨北朝到清代。这些墓志、墓碑大多来自陕西、河南、山西，收藏时经过精选，在整理过程中，墓志、墓碑的录文都逐字逐句经过集体讨论和会审，并到现场与志石逐篇核对。绝大多数属首次公开刊布，具有较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
毛阳光、余扶危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8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出版，汇编2000年以来在洛阳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300余方，每方墓志均附有释文和现代标点，并著录其尺寸、书体、行款等相关信息。
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88]，全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出版，共收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新出唐代墓志700余方的拓本，多为新材料。
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89]，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将近年新出土的388方汉至宋代的墓志拓片影印，属首次发表。其中含唐五代墓志317方，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编《墓志（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精）[90]，文物出版社2016年出版，选取了馆藏55方（合）墓志，时代为北魏至隋代，为比较有价值的补充材料。
饶宗颐编《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9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收录法国远东学院（EFEO）所藏墓志拓志，精印成册。起自唐高祖武德，迄于宋徽宗宣和，共388件，每一朝皆有代表性文字与书法。饶宗颐教授为之作引言长文，对墓志之起源，提出崭新看法。又附武德、贞观墓志目，及30年来新出土唐宋墓志要目。
胡戟的《珍稀墓志百品》[92]，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该书收录墓志100件，大部分为首次刊布，多为隋唐墓志，并有放大版，可方便研究临摹。
《晋阳古刻选》编辑委员会编《晋阳古刻选》[93]，文物出版社2013年出版，共五册，隋唐卷中唐代墓志居多。
毛远明《西南大学新藏石刻拓本汇释》[94]，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著录277种西汉至唐代的新见墓志材料，大部分为首次发表，文史等相关研究价值突出。
齐运通、杨建锋编《洛阳新获墓志2015》[95]，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收录了近年来洛阳及周边地区新出土的墓志拓本，凡398方，其中唐代墓志有312方，数量最多，墓志拓本一志一图，并附录墓志边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史料。
另外，编制墓志目录索引类著作对于全面系统地研究石刻墓志极为重要。其中如《石刻题跋索引》《历代墓志铭拓片目录附索引》《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等，都属于代表性著作。
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96]收录各类金石题跋书目，分门别类，详征博引。索引类别包括石碑题跋、墓志题跋、石刻题跋、造像题跋等。对于石刻考证，是极为实用的工具书。
毛汉光编《历代墓志铭拓片目录附索引》[97]根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拓片登记目录重编而成。该系列将傅斯年图书馆藏拓片2.5万张分为墓志铭类、碑志铭类、塔志铭类等九大类。《历代墓志铭拓片目录附索引》所编仅收墓志铭类，时间跨度从晋朝到民国，其中的唐代墓志铭为大宗。
日本气贺泽保规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98]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以来，不断增订，已出四版，共收录墓志上万种，是一本有关唐代墓志的目录书。
总之，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基础、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方面为本书提供了很大帮助，起到了可贵的参考和借鉴作用，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赘述。从学术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当今学界对书手的研究较为单一，大多着重于对经生及经生书法的考察，与墨迹书手的研究相比较，对墓志书手的研究相对薄弱零散。迄今为止，以“唐代书手”为主题的研究仅见于拙文《古代书手起源考证》《唐代书手探微》以及博士学位论文《唐代书手研究》等，首次将书手作为职事群体进行综合研究，并对“书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了界定。[99]
近些年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发现一些文献史料如书手墓志、书手设置、书手人员变化等，还有待进一步梳理、校对、考证；一些观点如书手的身份与地位、书手的教育与自我教育、书手角色本位与书法特征、书手书法与书家书法的关系、书手与唐代书法“尚法”的关系等，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因此，本书试图在充分借鉴、吸收前贤和当代学者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人原有研究，对唐代书手进行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综合利用正史、笔记小说和敦煌遗书、唐代墓志等资料，从较为宏观和整体的角度考察唐代墨迹书手、墓志书手的身份构成、从业状况、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书法水平、书法风格以及他们在唐代书法史、文化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力图从史学的角度，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研究方法，并结合图版，窥其全貌，从而获得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这对唐代书法史、唐代职官制度、唐代文化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书法研究领域的拓宽、视野的开阔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66页。
[2] 罗福苌：《古写经尾题录存》，载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第四册），1923。后收入罗福苌著，王旭梁编《罗福苌集》，中西书局，2018。又见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三），大通书局，1986。
[3] 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中华书局，2003。
[4] 王重民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施萍婷主撰稿，邰惠莉助编，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案：下文引相同文献者，一律承前注。
[5] 姜亮夫：《敦煌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 胡适：《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转引自徐国霖撰《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新文丰出版社，1985。
[7]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1990。
[8] 藤枝晃：《敦煌出土の长安宫廷写经》，《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学论集》，塚本博士纪念会，1961，第647～667页。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述》，徐庆全、李树清译，荣新江校，《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
[9] 王元军：《从敦煌唐佛经写本谈有关唐代写经生及其书法艺术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王元军：《唐代写经生及其书法》，《中国书画》2005年第8期；王元军：《唐代写经书法的审美属性》，《书法》2012年第3期。
[10] 李春远：《关于敦煌遗书的书法化趋向》，《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
[11] 朱关田：《初果集——朱关田论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
[12] 陆庆夫、魏郭辉：《唐代官方佛经抄写制度述论》，《敦煌研究》2009年第3期。
[13] 毛秋瑾：《敦煌吐鲁番写本中的写经生与学仕郎》，《中国书法》2010年总第208期。
[14] 陈琪：《敦煌遗书书法浅探》，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7。
[15] 沈乐平：《敦煌书法综论》，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美术学院，2008。
[16] 魏郭辉：《敦煌写本佛经题记研究——以唐宋写经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9。
[17] 〔日〕气贺泽保规：《近年中国唐代墓志的整理研究史概述》，此文为《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前言，刊于《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参见气贺泽保规编，速水大、兼平雅子、竹内洋介协助编辑《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和目录》，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2017。
[18] 仇鹿鸣：《十余年来中古墓志整理与刊布情况述评》，载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3页。
[19] 陈爽：《中古墓志研究三题》，载刘晓、雷闻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15页。
[20] 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代五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21] 朱关田：《隋唐五代署书人墓志年表》，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
[22] 张同印：《隋唐墓志书迹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
[23] 宫大中主编《中国书法全集·隋唐五代墓志》，荣宝斋出版社，2002。
[24] 详见方广锠《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5] 顾吉辰：《唐代敦煌文献写本书手考述》，《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
[26] 曹之：《唐代官方佛经抄本考略》，《四川图书馆学报》2004年第4期。
[27] 赵和平：《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卷综合研究》，《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两件高宗、武则天时代“敦煌藏经洞出宫廷写经”辨伪》，《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俄藏三件敦煌宫廷写经初步研究》，《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
[28] 毛万宝：《从主体动机看写经书法》，《书法》2012年第3期。
[29] 毕罗：《从敦煌遗书看中古书法史的一些问题》，《敦煌研究》2018年第1期。
[30] 叶德辉：《书林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1] 凌云：《两汉时期的佣书活动》，《出版发行研究》2004年第1期。
[32] 陈德弟：《魏晋南北朝兴旺的佣书业及其作用》，《历史教学》2004年第11期。
[33] 王元军：《中古时期“佣书”活动考察》，载《高等书法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
[34] 陈静：《佣书与抄本传播》，《出版科学》2011年第5期。
[35] 徐栩：《论中国古代“抄书人”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36] 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第510页。
[37] 王楠、史睿：《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藏唐志书家丛考》，《书法丛刊》2017年第2期。
[38] 参见朱关田《初果集——朱关田论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
[39] 马骥：《唐代御书手朱元昊墓志考略》，《碑林集刊》（九），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40] 刘儒：《唐代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及相关问题考探》，《文博》2013年第1期。
[41] 孟国栋：《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2。
[42] 李贞：《唐代墓志题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7。
[4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全12册，广陵书社，2018。
[44]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文集》（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5] 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46] 姜亮夫：《敦煌学规划私议》，载《敦煌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7] 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述》，徐庆全、李树清译，荣新江校，《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
[48] 启功：《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第298页。
[49] 朱以撒：《论写经书法艺术》，《文艺研究》1998年第5期。
[50] 郑汝中：《行草书法与敦煌写卷》，《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
[51] 李春元：《关于敦煌艺术的书法化倾向》，《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
[52] 沃兴华：《敦煌书法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3] 卢芳玉：《清河崔氏墓志及其书法》，《中国书法》2003年第12期。
[54] 朱亮、赵振华：《唐郑德曜墓志与湛然书法》，《中原文物》1991年第4期。
[55] 李徽、唐冬冬：《唐代墓志书法探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56] 马立军：《媒介、语境、作者：中古墓志文本形态及相关问题刍议》，《文艺研究》2019年第12期。
[57] 王力春：《中国古代早期石刻书人文献考辨》，人民出版社，2020。
[58] 江波：《唐代墓志撰书人及相关文化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
[59] 黄永武编《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6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61]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62] 甘肃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编纂《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63] 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64] 上海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65] 上海师范大学、英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方广锠、〔英〕吴芳思主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66] 王重民原编，黄新武新编《敦煌古籍叙录新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67]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
[68]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
[69] 徐祖蕃、秦明智、荣恩奇编《敦煌遗书书法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70] 段文杰、赵声良、郑汝中等编《敦煌书法库》第1～4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1995、1996。
[71] 黄征、江吟：《敦煌书法精品选》第1～2册，西泠印社出版社，2002、2003。
[72] 饶宗颐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2000；天津文物处公司主编《敦煌写经》，文物出版社，1998；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特藏部等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0；刘墨编《敦煌写本书法精选系列》，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石谷风纂编《魏晋隋唐残墨》，安徽美术出版社，1992；张青渠整理《敦煌写经》，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
[73] 仇鹿鸣：《十余年来中古墓志整理与刊布情况述评》，载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74]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5] 吴钢主编，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全7辑，三秦出版社，2000。
[76] 周绍良编《全唐文新编》全五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77] 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上、中、下），中华书局，2005。
[78]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79] 吴钢、王仁波等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8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
[81]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上、中、下），线装书局，2007。
[82] 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全二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83]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全十六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84] 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文物出版社，2003。
[85] 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2011。
[86] 胡戟、荣新江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7] 毛阳光、余扶危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88] 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全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
[89] 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2012。
[90] 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编《墓志（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精），文物出版社，2016。
[91] 饶宗颐编《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
[92] 胡戟：《珍稀墓志百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93] 《晋阳古刻选》编辑委员会编《晋阳古刻选》（全五册），文物出版社，2013。
[94] 毛远明：《西南大学新藏石刻拓本汇释》（全二册），中华书局，2019。
[95] 齐运通、杨建锋编《洛阳新获墓志2015》，中华书局，2017。
[96] 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
[97] 毛汉光编《历代墓志铭拓片目录附索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
[98] 〔日〕气贺泽保规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汲古书院，1997。
[99] 周侃：《古代书手起源考证》，《艺术百家》2007年第1期；周侃：《唐代书手探微》，《齐鲁学刊》2009年第1期；周侃：《唐代书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