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同历史场域中机械专业培养目标的形塑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不断地调整与改革，我国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渐趋合理和完善，逐步从单纯的政治目标转向学术目标，进而转向多元目标，为我国的社会事业提供了一批批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机械专业发展的历程与培养目标的变迁
大学的培养目标并不是依照先验的规划设定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对以往培养目标的调整与扬弃，因而总是无法脱离社会发展所刻画的痕迹，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机械专业更是如此。机械制造专业作为工程教育的一个分支，其培养目标的变迁始终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紧跟社会的需求。
1.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培养工程师与技术人才，大力发展我国重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工业发展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我国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改变工业极端落后的状况，从一开始进行建设便仿效苏联，将战略方针确定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以快速建立起国家工业化的坚实基础，从客观来讲，这与当时保障国防军事安全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为了尽快改变当时工业极端落后的状况，国家开始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集中力量进行苏联帮助设计的多项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中国的技术改为从英、法、日等国引进，但总的来说，主要是通过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虽然历经波折，却也为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这种大力发展工业的背景下，工程人才严重短缺的现象显得尤其突出。
为了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从1951年底起，高校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院系调整。工科院校形成以单科性工学院为主的模式，开始了全盘“学苏”的时代。1953年高等教育部提出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调整之后我国工学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科生以培养工程师为目标，二年制的专科生以培养“高级技术人员”为目标，注重实践环节，使得毕业生更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对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工程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
1958年，“大跃进”之风席卷中国，高等教育也未能幸免，一度过快发展。1960年，全国工科院校猛增到472所，在校生达388769人，分别是1957年工科院校数和在校生数的10.7倍和2.4倍。高校随国家律动，1961年，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合并了一些划分过细的专业，撤销了设置过多的专业点，调整了布局。高等工科学校的人才培养开始注重“厚基础、宽口径”的模式。随后执行“高教六十条”，1962年教育部明确了我国高等工科学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高等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在学业上必须完成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即具有本专业所需要的比较宽厚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运算、试验、制图等基本技能；掌握一种外国语，能够阅读本专业的书刊；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和组织管理生产的知识，对本专业范围内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有一般的了解；具有解决一般工程问题的初步能力，获得科学研究方法的初步训练。”[1]接下来两年国家对高等工业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改变的趋势是减少教学内容，增加实践训练。1964年人才培养目标是“大力提高学生在德育、智育和体育三方面素质，全面提高培养干部的质量，更好地适应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2]此时的培养目标在加强实践训练的基础上强调人的全面素质发展，首次提出德、智、体三方面要求，将德育放在首位，为当时的社会斗争和革命运动服务、满足国家的政治需求埋下了伏笔。截至1965年，工科教育中本科教育逐渐稳定，起伏过大的专科教育也得到了调整，研究生教育也有了明确规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所有这些措施对完善工科教育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阶段的工科人才培养目标可以概括为：为满足新中国发展工业的需要，满足国家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方面的需要，要求工程人才在基本素质方面德、智、体全面发展；在基础知识方面，对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要求降低，对应用实践能力的要求提高。
2.“文化大革命”时期：“按产品设专业”培养工农兵学员，实现无产阶级挂帅
十年浩劫，中国工业再度深受重创，工业生产总值全面下降。1967年和1968年，工业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了13.8%和5.9%。[3]工业产品产量也出现下降。70年代初期，我国工业连年下降的局势有所缓和，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当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度增长15%。但是1976年，“四人帮”全面否定邓小平领导整顿工作取得的成绩，这一年国民经济又出现了停滞和倒退。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重大损失，持续的政治动乱，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增长率忽高忽低，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整个工业化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重申了他在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上提出的“分两步走”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5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1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该计划为“文革”之后我国工业经济飞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970年6月，中央在集中大学意见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此后办大学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向工农兵学员提供“按产品设专业”的教育。从此，全国各地高校开始普遍招收工农兵学员，高校进入了一个由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从工人农民中选学生，学习后又回到生产中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人才培养模式，开启了产学合作的先例，此后，实践成为工科培养学生的必修之一。
3.改革开放到1998年：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工程人才，争夺制造业市场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来看，尽管经历风雨，但总的说来，农业份额较快下降，工业份额不断上升，成为主导产业群，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从1970年开始持续稳定地超过第一产业。从全国来看，已经打下了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工业基础，现代工业体系基本形成，存在明显的产业突变，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繁重任务。此期间虽有短期衰退、中断，但扩张和赶超是主流，基本上沿着工业化的主轴前进。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此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是由市场而是由行政推动，显示出了极为明显的人为痕迹。20世纪70年代以后，第二产业处于主体地位，工业成为主导产业，中国从农业社会跨入了广义的工业社会。
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此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1984年10月，中央下发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过去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必须对它进行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4]这个决定的发布，不仅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也标志着我国社会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经济体制从严格的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社会迅猛发展。据统计，1988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达13853亿元，比上年增长11.2%；国民收入达11533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农业生产总值达5618亿元，比上年增长3.2%；工业总产值达18100亿元，比上年增长20.7%，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增长12.7%，集体所有制工业增长28.8%（其中乡村工业增长35%），个体工业增长46%，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经营的工业增长97%；城镇新型集体企业达23.5万家，私营企业达22.5万家。[5]
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把中国推上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行列，加之中国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人均收入仍然很低，但作为经济大国所拥有的足以赶超西方国家的潜力是无人能及的。中国充分利用自己成本低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为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而寻找与准备更多更好的机会与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对工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也越来越实际。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工业学校进行了局部调整。1978年8月《关于进行高等学校专业调查和调整工作的通知》要求所有高等院校“培养又红又专的专门人才，迅速改变‘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教育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严重不相适应的状况”。这一时期的人才培养比较重视全面发展。工科本科教育在恢复、重建正常教学秩序的基础上得到较大的发展，专科也改变了过去只是作为满足急需的一种临时性措施而出现的大起大落的状况。
1980年1月，教育部提出了新的培养目标：“高等工业学校应当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工科在确定其培养目标要求时降低了标准，因为在学制四年的情况下，“完成工程师的基本训练要求太高，因而改为获得工程师的基本训练”[6]。这也突出了扎实基础，专业内容少而精的思想。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工程设计和技术学科的交叉越来越多，要求高等工业人才有广阔的知识面和专业知识。而且在同时期，已经有很多毕业生在从事与自身专业不太相关的工作，这时候毕业生专业口径窄的弱点就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高校必须彻底解决专业划分过细问题，拓宽专业业务范围，加强学科基础建设，着重培养学生能力。同时期，教育部在其下发的《关于高等工程教育层次、规格和学习年限调整改革问题的几点意见》中认为，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各层次规格比较单一，层次间界线不够清楚，专科的地位作用不够明确，培养上向本科看齐，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实际上是用单一规格的本科生去承担社会主义建设中应由不同层次和多种规格的人才所担负的任务”。
1985年5月，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7]。自此，工科人才培养目标开始了它的适应性调整。1986年11月，《普通高等学校工科四年制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本科教育的基本规格（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到工科四年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主要去工业生产第一线从事设计、制造、运行、研究和管理等工作”，并明确规定了本科生在政治思想、基础和专业知识、能力、技能、身体素质以及文化素质等方面的要求。
为了满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开始了新一轮全面而深入的体制改革。这一时期，工科大专教育一度发展很快，一些热门系科大幅度膨胀，然而随着人才市场需求矛盾的凸显，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就业困难，工科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数量也得到了相应的扩展。
扩招后的高校为了突出优势，在竞争中赢得地位，按照社会人才需求的种类与规格进行了分类与定位。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教育应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思想，给了高校适应市场要求的分类定位的宏观指导。为了拓展人才培养的类型和规格，加快培养社会急需的复合型、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针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不同行业背景、不同类型、不同规格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工程硕士等12个专业学位。工程硕士等专业学位培养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我国培养复合型、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重要渠道。
这一时期的人才培养目标在人才能力培养上与以往有明显的不同：在继承了以前德、智、体全面发展，知识面拓宽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学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从宏观上来说，也严格限制各高校在新的环境中对工科本科人才培养的要求，使本科与大专、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明显区分开来，防止学校盲目升级攀比。与之相同的，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院士、教授在《改革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增强我国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文中认为，应根据我国的条件并在已经建立的层次结构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明确各层次、各类型教育的培养目标，进行优化结构的试验，探索我国培养工程师的最有效可行的办法。[8]
4.1999年至今：培养具有综合知识与创新能力的工程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
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于1995年5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情况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战略指示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以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事实上，早在1977年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的思想，其核心即科教兴国思想。这一思想在近20年之后重被提上日程，与当时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1997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迅速摆脱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能源、交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非公有制经济日益壮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虽然快速发展，但是中国的工业，特别是机械制造业饱受“进口—消化—再进口”的恶性循环之苦，缺乏技术专利与创新设计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瓶颈。据调查，2003年，有83.3%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专利，有69.2%的企业没有自己设计的产品，甚至有64.8%的企业产品没有经过质量认证（如IS09000系列、UL、长城、CE等）。时至今日，这种技术上严重对外依赖的状况仍然制约着中国机械装备制造行业的发展，质量与技术成为我国机械制造行业企业发展的软肋，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十分重视工科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2000年《教育部关于实施“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的通知》中提出，教育教学改革要培养适应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高素质人才。[9]同时，很多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实践，拓宽专业口径、加强基础知识、提高综合素质的复合人才培养模式成为改革的主流。2001年10月，在《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中特别指出，国家未来发展急需的高新技术类专业人才、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供给不足，面向地方经济建设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薄弱，进一步指明高校专业调整、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定位的方向。
2006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这是未来15年我国教育界、科技界的首要任务，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应以国家战略需求为主进行改革，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从经济发展战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头20年（2001～202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期间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抓住世界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顺利完成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向以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成功摆脱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等条件制约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走上确保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同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自主创新能力。
科技发展模式要从以跟踪模仿为主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主，其中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优秀顶尖人才的严重匮乏。我国科技人才资源总量虽然已经多达3200万，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科技领军人物、战略科学家资源稀缺，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难以把握科学前沿和重大发展方向。科技人才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自主创新的实现，最终要落脚于人的创新活动之中，尤其需要创新型科技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进行了培养目标调整等相应改革，以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求。
（二）反思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初期的院系调整和“大跃进”时期的高等学校教育改革，到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教育发展的停滞以及“文革”以后我国教育的重新恢复发展，走过的道路曲折不平。高等教育也在不断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与改革，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中国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1.培养目标模糊
通过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目标变迁的梳理，可以看出，我国工程人才培养目标是根据社会的需求而调整的。在这期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许多根据社会发展和经济需求而制定的关于教育改革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针对性强、时效性高，对于人才培养目标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但遗憾的是，高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基于各种原因，常常不能将政策落到实处，因此造成工程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模糊、培养模式趋同等问题，导致高等工程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偏离国家建设的需求。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绝对规模在世界上位居前列，但是从工程教育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来看，却十分令人担忧。目前我国工程人才培养目标单一，使得人才培养路径、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工程教育无法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千人一面，无法适应不同层次的岗位和工作。
在高校盲目追求高层次的心理驱动下，更加缺乏的是能够胜任生产一线要求的工程师和高级技术工人。以下是一组不同省市、地区工程技术人员的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上海有关部门对 60 家企业进行的调查表明，在企业的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师仅占 0.1%，而且年龄偏大，平均在 52 岁以上；在南京市当时的 56.2 万名职业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占 7%，技师占 1%，而高级技师只有 99 人，占不到 0.02%，且大多已经退居二线或退休[10]；湖南共需要技工、技师 2.29 万人，可是求职者只有 1.32 万人，缺口近 1 万人；江西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南昌市 44 家工业企业中，63%以上高级技术工人短缺，39%以上中级以上的技术工人短缺；广州也声称，技能人才缺口达 33万，汽车、石油化工、信息产业等行业技能人才奇缺。据有关部门测算，今后几年，我国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将增长 25%，其中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量将翻一番。[11]
根据盛颂恩教授的调查，当时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的类型分布如下：技术管理复合型占52%，技术复合型占20%，机电通才型占15%，对口专业性占13%。[12]可见，社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为了生存发展，为了在竞争中获胜，用人单位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既需要科研型的，也需要复合型的，既需要知识型的，也需要能力型的，并且随着市场的变化，这种需求也会不断变化并且呈现差异性、多样化的特点。这种多样化的人才需求，为不同层次的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提供了现实依据。
2.培养目标缺乏主动适应的长效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主要学习美国的所谓“通才教育”，只设系科，不分专业，着重打好学科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高等工程教育又主要学习苏联的所谓“专才教育”，培养工业建设急需的人才，这一时期的工程教育为当时的计划经济提供了发展需要的人才，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程教育的社会宏观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程教育培养目标的一些隐性问题逐渐暴露。
从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工程教育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场域，工程人才培养目标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虽然每次调整后的培养目标各有特色，但大都是承接性或适应性调整，对社会需求亦步亦趋，缺乏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调整或改革。
就现状而言，我国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还处在以引进加工为主、传统工业体系正在改造、现代工业体系尚未成形的历史阶段，加之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转型，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使许多工业企业时刻感受到生存压力而不遑他顾，因而对工程教育的需求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心态是在所难免的。譬如，一方面，对支持学生工程实践、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缺乏热情，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只重使用而忽视消化、吸收和改造；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工科毕业生的上岗适应期越短越好，要求高校开发的科技成果转产低风险甚至零风险。凡此种种，都意味着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所面临的社会需求极为复杂多变，既要考虑工业发展的近期需求，又要对我国工业发展的长远需求做战略规划。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我国的工程人才培养目标更多的是被动地跟在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目标之后提出的，很少是根据预测国家的发展未来需求制定培养目标，缺乏主动适应需求机制。而合适的工程人才培养目标，应该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规划，不仅满足目前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能够适应未来更加激烈的竞争，满足以国家利益为主的战略要求，以培养目标设计的前瞻性来弥补高等教育的滞后性，形成工程教育主动适应需求（社会的近期需求和长期需求）的机制。为此，应该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科技在世界性竞争中取得优势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工程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战略调整，要特别强调多样性，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工程人才培养目标应体现不同特色，使其具有全局性、方向性、前瞻性和创新性。
3.整合经济建设需求与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极端落后的状况迈进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新时代。正在探索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工程教育的发展主要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需求为主。工业企业为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从追逐超额利润的立场和实用观念的近期需求出发，以技术引进为主，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重视不够，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竞争力。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发展，使国家之间的竞争变成了在科学技术领域创新的竞争，各国都纷纷拿出了相应的科研规划，以期在核心技术方面占领制高点。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未来竞争的决定性因素。而我国的科技水平与工业化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由此看来，我国工程教育应加强对科技发展需求的关注。
大中型工业企业是中国工业科技开发活动的中坚力量，许多关系国民经济整体和工业全局利益的技术项目都是以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策源地诞生的。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工程科技人员的作用，加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开发力度，将大中型工业企业建设成中国工业科技活动强有力的中心，这对提高中国工业整体的竞争力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综上所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中国作为世界工业产业基地的地位日益突出，制造业以及由此带动的高附加值科技产业将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工业企业在提升竞争力方面的关键是人才。当前中国工业企业自主开发能力不够、创新能力不够等弱点都是工业界所关心的主要问题，而对这些承担提高中国工业竞争力任务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与中国工程教育紧密相关。高等工程教育培养出来的工程人才是否合格，是否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是否满足科技发展的需求，正是工程教育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