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朝末年西方逻辑的再度输入与发展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清朝紧锁的国门，同时也将西方文明渗入了陈腐落后的旧中国，西方科技和文化再度输入中国。伴随“西学东渐”的兴盛，西方逻辑进入了全面传入和广泛传播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大量翻译西方逻辑经典著作。其中，不少译著仍然是传教士翻译的，如《辩学启蒙》等。到了第二阶段，中国学者已开始不满足于单纯的翻译，而是在翻译原著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学习研究体会，有了自己的诠释和反思，如《穆勒名学》《论理学》《辩学》等。总之，清朝末年大量的西方逻辑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为西方逻辑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逻辑研究者。
一 艾约瑟译《辩学启蒙》
《辩学启蒙》（Primer of Logic）是清光绪年间，由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译成汉文，原著者为英国著名逻辑学家耶方斯（W.S.Jevons，1835-1882），书名直译应为《逻辑初级读本》或《逻辑入门》。该书在内容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论；第二部分，讲述演绎逻辑；第三部分，介绍归纳逻辑；第四部分，介绍逻辑谬误；第五部分是附录：辩学考课诸问。全书理论浅显、叙述通俗，涵括了西方传统逻辑中的主要问题。然而，由于译者不是逻辑学家，所以译著在一些逻辑术语上与当今通行的译法相去甚远。在这一时期，传教士是西方逻辑在中国社会传播的主体，传播形式也仅仅表现为译介。
二 严复译《穆勒名学》
《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原著者为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该书原名直译是《逻辑体系：演绎与归纳》。从1843年到1879年共印行了10版。在西方逻辑史上，这本书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原书包括六个部分：名与辞、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归纳方法、诡辩、伦理科学的逻辑。严复于1902年译出全书的主要部分，即前三部分及第四部分的大部分内容，1905年由金陵金粟斋木刻出版。译本分为首、甲、乙、丙四个部分：首部是引论，主要介绍名学的界说（定义）。甲部着重阐述名（概念）与词（判断）。乙部是推理概述，还介绍了互转（简单换位）、取离之转（限制换位）即更端之转（换质换位）。丙部是全书重点，详细介绍了归纳推理和归纳方法。严复译著的《穆勒名学》还新创了一些逻辑术语的译名，例如：将归纳译为“内籀”，演绎译为“外籀”，“名”为概念，“辞”或“词”判断译为“辞”或“词”，“推证”推理译为“推证”，三段论译为“联珠”，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在书中首次将“Logic”直译为“逻辑”。严复译书的态度十分严谨，译笔典雅，用的是文言，因而新的逻辑术语并未流传开来。其深奥的文言句辞削弱了这部译著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但这并没有淹没这部译著在当时的重要影响。在该书中，严复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逻辑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翻译。书中按语70余条，充分表达了他对原著观点持批评性态度，并且他还将中西方逻辑进行比较。他不仅阐发了归纳、演绎两种科学方法，而且针对中国旧学弊端，特别强调归纳方法。严复认为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虽有演绎推理，但缺乏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即由逻辑归纳得来的“公例”（规律性的结论）。
总之，严复译《穆勒名学》，对西方逻辑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研究逻辑学的新时期，促进了中国逻辑学的发展。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对严译《穆勒名学》的历史贡献做过非常中肯的评价，认为自《穆勒名学》出版后，“形式论理学始盛行于中国，各大学有论理学一课……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致学方法”[9]。实际上，这一评价不仅适合于《穆勒名学》，同时也道出了清末西方逻辑学翻译热潮的历史作用。
三 王国维译《辩学》
1908年，时任京师图书馆编译的王国维（1877—1927）将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的《逻辑基础教程：演绎和归纳》（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Deductive and Inductive）翻译成中文，取名为《辩学》。该书所翻译的原著，在当时西方是一本颇具影响的教科书。王国维的译本比较忠实于原文，以直译为主，语言简洁明快，常当作教材使用。书中的逻辑术语与现在通用的大体相同，十分简练精确。就翻译水平而言，与《辩学启蒙》《穆勒名学》相比有极大的进步。内容上演绎与归纳并重，所介绍的逻辑理论更为全面和系统。王国维翻译逻辑著作是建立在对逻辑科学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他在盛传一时的名文《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中指出：“今日所急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10]因此，普遍译介西学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掌握西学的研究方法。显然，这里的“研究之方法”即指逻辑学。王国维亲自讲授逻辑学，翻译逻辑学教科书，就是贯彻他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
此外，在清末时期还有一批留学生为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田无炤的《论理学纲要》，1902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原著由日本文学学士十时弥所作，是日本当时最为流行的逻辑教科书。译本内容与当前我国讲解的传统逻辑大体相同，逻辑术语也大体上与今文无异。又如，胡茂如的《论理学》，原著由日本文学博士大西祝所作，1906年胡茂如的译本出版。“这本译著内容全面，对演绎和归纳都作了同等重要的介绍，因而对推动西方传统逻辑的全面传入和普及也起到了较好的作用。”[11]
四 19世纪末20世纪初贵州接受新学的历史背景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虽然自古以来人们都以偏远、闭塞和落后来形容它，但这并没有影响19世纪中叶贵州的仁人志士接受新思想、追求新学的积极性，这为西方逻辑在贵州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教育阵地。以下介绍当时贵州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状况。
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打开了中国社会禁闭的大门，中国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贵州也发生了千年未曾有过的变局。一方面，列强的疯狂掠夺和封建地主的剥削，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引起了全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列强的影响下，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内部的商品经济因素得以滋生和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时期，清政府为改变当时的局面开始了“洋务运动”。贵州在其影响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此状况下，西方新学开始影响贵州，贵州逐渐敞开胸怀去学习新知识，以期改变当时落后的社会状况。
维新思想大规模传入贵州始于戊戌变法。但在此前，特别是洋务运动时期，就已有一些蕴含新思想的书籍流入贵州。例如，张之洞的《劝学篇》，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政治上拥护中国的皇权，经济上采用西洋的学术，深得全省绅士的拥护。在1895年康有为率领的“公车上书”运动中，全国共有612人题名，其中95人为贵州人，约占全国的15%。可见，贵州虽地域偏远，但有识之士的爱国救亡思想和革新创新意识并不落后。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改贵阳古书院为贵州经世学堂，又于贵阳资善堂设书肆，售卖各种新学书籍。严修在1894年至1897年任贵州学政期间，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经常阅读梁启超编写的《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大开眼界。在经世学堂中，讲授内容以史、算为主，同时还教授时务、政要等，首开了贵州新学风气。实际上，在戊戌变法前，西方的政治、哲学书籍，诸如《民约论》《天演论》《进化论》等早已在经世学堂学生中传阅。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光绪皇帝任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全国风靡，贵州也深受维新思想感染。变法失败后，康、梁逃往日本。前礼部尚书、贵阳人李端棻是维新派重要官吏，梁启超的内兄。他思想开明、进步，变法失败后回到贵阳，1901年任教于贵州经世学堂，1902年参与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他在贵阳任教期间，娓娓而道西学，介绍新的学术思想，如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传播了维新思想。1897年到1920年，贵州建立了大学及专科学校7所，为西方逻辑在贵州的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阵地。在全国上下掀起学习西学的热潮中，贵州选派留学生出国或游学的风气亦盛极一时。1905年，通过官方选派或自费的留学生便有151名之多。
总之，尽管贵州地处偏远山区，交通闭塞，但先天的不利条件并没有阻挡住贵州仁人志士学习西学的热情和实现救国图强的理想。如前所述，新学在贵州的传播不仅具有良好的思想基础，而且一定程度上也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发达省份，许多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纷纷走上了学习西方新学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西方逻辑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渐传播开来。
[1] 张家龙主编《逻辑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 张家龙主编《逻辑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3] （明）徐光启撰《几何原本杂议》，王重民编著《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4] 《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程代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5] （明）徐光启撰《几何原本杂议》，王重民编著《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6]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7] 《名理探》，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8] 曹杰生：《略论〈名理探〉的翻译及其影响》，《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页。
[9]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
[10]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周锡山编《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11] 周云之：《西方逻辑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