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制车技术的普及与提高

秦汉民间运车数量的空前增长，突出体现了当时制车技术的普及程度。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时迁孔氏于南阳，后致富，“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周地有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承相李斯为寿，“置酒于家”，“门廷车骑以千数”（《史记·李斯列传》）。到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往往有“轺车百乘，牛车千两”的富户，其经济实力可“比千乘之家”（《史记·货殖列传》）。上层阶级的社会活动，往往会集车马达千百数。陈豨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汉书·卢绾传》）。疏广还乡，送者车数百辆（《汉书·疏广传》）。剧孟母死，“客送丧车千余乘”（《汉书·爰盎传》）。楼护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汉书·游侠传·楼护》）。长安附近有时甚至有数以万计的车辆集结运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匈奴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两迎之”（《汉书·食货志下》）[9]。《汉书·酷吏传·田延年》记述田延年贪污运费一案，说到为营建昭帝陵，“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致方上”。雇用运载沙石的牛车达三万辆之多。[10]

图3-4 安平汉墓壁画君车出行图

《意林》引《风俗通义》：“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东汉初，窦融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后汉书·窦融传》）。汉灵帝时，张让执政，宾客求谒者“车恒数百千两”（《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后汉书·蔡邕传》记载，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书碑刻立正定经文，碑始立，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竟填塞街陌。范滂自京师南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后汉书·党锢列传·范滂》）。郭太返乡里，亦有京师衣冠诸儒车数千辆送至河上（《后汉书·郭太传》）。尽管传统史家历来轻视物质生产活动，往往总是以上层社会人物的言行作为记述重点，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种种现象想见当时交通运输“牛马车舆，填塞道路”（《后汉书·王符传》）、“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后汉书·皇后纪·明德马皇后》）的繁荣景象。

图3-5 武氏祠画象车马出行图

东汉时期，车辆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普及。《隶释》卷一五《郑子真宅舍残碑》：“车舍一区万□□”，反映一般中产之家多已拥有乘车及专用的为停置、保养车辆而修造的建筑设施。当时有的官僚豪富家中甚至专有“造车匠”。[11]山东嘉祥洪山汉画象石有以表现工匠制作车辆为题材的画面。[12]王褒《僮约》所谓“持斧入山，断裁辕”[13]，说明田庄中僮奴也要从事与制作车辆有关的劳作。

图3-6 嘉祥洪山出土汉画象石制作车轮画面

图3-7 邹城出土汉画象石制作车轮画面

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六处农民居住址有五处发现残车具[14]，可见车辆也已普遍应用于一般农户的生产与生活中。江苏睢宁双沟出土的汉画象石，可见车辆用于农田运输。其他一些汉代画象也可以提供类似的资料。从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出土汉代画象表现收租场面的画面看，交纳租粮的农户有的也拥有载运谷米的运输车辆。[15]《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说，颜斐为京兆太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也记述了民间运输车辆普及的程度。

图3-8 睢宁双沟汉画象石所见农田运输车辆

《周礼·考工记》：“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续汉书·舆服志上》：“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生产和流通的发展推动交通运输业的进步，促进车辆制造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由于车辆的设计和制作可以较为及时地反映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可以较为集中地体现手工业部门各个行业的生产技能，因而不仅车辆制造业产品的数量可以作为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其性能和质量，尤其可以提供较具体的例证。

图3-9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农耕图

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铜车马作为第一个大一统专制主义帝国第一代君主的陪葬物，可以代表当时制车工艺的顶峰。通过对已经修复的1号铜车及2号铜车的研究，可以发现其性能在许多方面显然已经超过了先秦时期的车辆。

图3-10 秦始皇陵1号铜车马侧视图

例如，《周礼·考工记》说：“察车自轮始。”又说：“凡察车之道，欲其朴属而微至。不朴属无以为完久也，不微至无以为戚速也。”车辆设计及制作，除了力求坚致牢固即“朴属”以外，还应追求所谓“微至”，以利于提高行驶速度。考古工作者曾着重分析过2号铜车车轮形制的特点：“牙的着地面窄便于在泥途行驶；牙的中部圆鼓和骹呈圆柱体可以利用离心力作用，使车行泥地不易带泥；毂中的穿中部大，这样贯轴后，只有毂穿之两端与轴相接，可以减少摩擦力，使车行比较轻捷。”[16]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见告，已经修复的秦陵铜车，车轮仍可转动自如。对毂的结构，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补充：毂中的穿贯轴后中有空隙，当是为了储注一定的润滑油。《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豨膏棘轴，所以为滑也。”云梦睡虎地秦简《司空》律中也可以看到关于车辆养护和使用时加润滑用“脂”的详细规定。[17]秦始皇陵1号铜车轮径超过2号铜车，毂穿的形制与2号铜车相近，而牙的尺度则更突出“微至”的要求，因而两辆车相比，“1号车较为轻巧灵便”。[18]

图3-11 秦始皇陵2号铜车马

车辕长度的变化也可以作为体现车辆形制进步的标志之一。殷周车辆辕长多在3米以下，仅洛阳下瑶村151号墓16号车达到320厘米。春秋时期车辕长度多在3米左右。而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的车辕遗迹分别长350厘米、370厘米、380厘米、390厘米、396厘米。作为实物模型的秦始皇陵1号铜车辕长183.4厘米，铜马约为真马的二分之一，依此推算，则所代表的真实车辆辕长约为366.8厘米，与兵马俑坑辕长资料相当。而2号铜车辕长达到246厘米，按比例推算则辕长可达492厘米。辕长的增加，必然以材料强度和制车工匠技术的提高为保证。《战国策·韩策一》记载，张仪说韩王时曾经谈到“秦马之良”：“蹄间三寻者，不可胜数也。”与所谓“庳车不便马”（《史记·循吏列传》）同样，增长车辕，方能系驾更高大的马种。同样的马，车辕较长亦更利于驰骋，同时在高速行驶时可以减弱由系马跃行所引起的颠簸震动的幅度。而且以轴为杠杆支点，车辆前部与后部重量不当悬殊，因而辕长总与车舆进深成正比。辕长增加，可适当提高装载量，作为乘车，则亦可为乘者提供较大的空间，此外，还可以明显改善御者的工作条件。秦始皇陵2号铜车将车舆分作封闭的前后二室的形制，是目前考古资料中所见较早的一例。

图3-12 秦始皇陵2号车右轮正侧视图

最高车速和最大载重量是体现车辆性能的两项主要指标。

延光四年（125），汉安帝崩于叶县道中，“行四日，驱驰还宫”（《后汉书·皇后纪·安思阎皇后》）。以现今最便捷路线的里程计，日行60公里左右。这是特殊情况下皇帝乘舆行速较高时的情形。

《九章算术·均输》说到一般载货运车的运行速度，“空车日行七十里，重车日行五十里”。居延出土“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中，说到寇恩载鱼自居延至得，行二十余日。[19]据陈梦家考证，居延至肩水间邮路长约250公里[20]。居延汉简：

肩水候官并山隧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年卅二岁长七尺五寸得成汉里家去官六百里（13.7）

肩水候官始安隧长公乘许宗 中功一劳一岁十五日 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年廿六岁长七尺五寸得千秋里家去官六百里（37.57）

均可证肩水至觻得600里，因而居延至得总距离超过汉制1200里。[21]寇恩行二十余日，正与《九章算术》“重车日行五十里”的记载大致相合。

在非常情况下，乘车行进速度可以更高。项羽大败刘邦于彭城，“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史记·项羽本纪》）。刘邦乘车加载二人竟然能够逃脱素称“轻利剽遫”的楚骑[22]的追击，可以推想其车速之高。从前引昌邑王刘贺日中至晡时行百三十五里的记载看，汉代乘车的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45～67.5里。[23]所谓“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汉书·武五子传·昌邑哀王刘髆》），也说驰车速度可以超过骑者。《汉书·王吉传》说，刘贺幸方舆，“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也是可以说明秦汉车速的例证。《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传车自河内发，“必数日而后及绛”。传车为通信用高速车，河内至绛四五百里，两相比较，可以看到秦汉车速的明显提高。

关于先秦车辆的载重能力，有达到30石至50石之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曰：‘吾不如为车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墨子·鲁问》：“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不过诸子书中语有时重论辩效能，不免夸张，未可以为实证。从《九章算术·均输》中关于“均输粟”“均赋粟”的算题所提供的情况看，汉代运粮车的载重标准一般为25斛。裘锡圭《汉简零拾》一文涉及汉简有关以车运粮的资料，引用每车所载粮食为25石的简文多至十数例，并指出，“雇佣的僦人和服役的将车者输送粮食的时候，大概一般比较严格地遵守二十五石一车的常规”[24]。行至居延的车辆多属长途运车，尚可达到这一水平，足见当时车辆运载能力之强。《商君书·垦令》：“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徕疾，则业不败农。”高亨注：“车牛所载的重量在服役时必须和官册所注明的重量相当。”[25]大概汉时车载25石也是政府为保证车队运行速度和交通道路畅通而统一限定的定额。居延汉简有“入粟三十斛 车一两”简例（E.P.T14：5），敦煌汉简又可见如下简文：“入□□□三升少 布单卷百五十二支 车十六两 粟米五百六石六斗六升大 正月丁未。”（1866）若只计“粟米”，车均26.63石。“车十九两”或释作“车十六两”。若理解为“车十六两”载“粟米五百六石六斗六升大”，则每辆车载运接近32石。又有“车三两载米糒百五石”简文（802）[26]，则平均车载达35石。《九章算术·方程》有“载四十石至阪”的算题，也说明实际载重量有远超过25石的情形。

长途运车需额外加载御者途中用粮与用物，秦汉时期车制又经历了由单辕车向双辕车的演变，考虑到这些因素，则大体可以肯定，秦汉车辆的实际载重量和利用效率是超过先秦车辆的。

秦汉时期，政府拥有大量运输车辆。云梦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中有为都官的官长和佐史分配牛车的条文。[27]对公车的修理、保养、折损上报和废弃，法律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28]《华阳国志·蜀志》记述成都城市地理，说道：“西又有车官城。”“车官城”可能即因官营制车机构得名。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道（易）车利，精而勿致，兴之必疾，夜以椄（接）日。观民之诈，罔服必固。”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的注释，“这两句大意是说要考察百姓所制作的车辆，使之坚固耐用”[29]。公车还可“假”与官用或私用，然而一旦伤损，则主管者和领用者皆当治罪。[30]秦时由司空役使刑徒制车，保证车辆质量的措施也列入法律条文。[31]汉武帝时，由桑弘羊主持推行均输制度，当时曾规定“召工官治车诸器”（《史记·平准书》），与运输活动的统一调度和集中管理相适应，官营车辆制造业的作用也得以加强。居延汉简中可见“为罢卒治车”语（13.33A），又有“下为车五百廿五两”（262.8），“戍卒且罢当豫缮治车毋材木”（E.P.T58：43）等内容，说明远在边地，也有政府管理的专门制作车辆的生产部门。

《盐铁论·国疾》说：“车器难就而易败”，又说“车不累”，强调车器制作工艺复杂而又易于摧败毁损，如果连续运行，正常使用时间往往不能超过一年。而当时从事转运者则大多“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盐铁论·徭役》）。显然，车辆的保养维修对于交通运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进行长途转输的运输车辆常常携带斧、斤、锯、钳、椎等修理用工具，有的还有承轴、承釭一类备用部件。[32]

敦煌汉简中还有关于车器登记册书的线索，如：

□器□车用釭锏直簿（1839）

阳朔二年闰月都领币车兵 车器车用釭锏费直簿（1840）

可见运输车辆备用部件的管理当有严明的制度。居延汉简中又多见关于车辆“折伤”的记载[33]，并往往注明“折伤”部件的名称。可以推知当地必当有修复破损车辆的专门机构。居延汉简有“甘露元年十一月所假都尉库折伤承车轴刺”（E.P.T65：459），“户关破坏治车辐”（E.P.F25：34）等，可知车具“折伤”最多的是轴和轮。居延出土“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中，寇恩被迫“以大车半轴一直万钱”（E.P.F22：24）交粟君抵押，用至“币（敝）败今欲归恩不肯受”（E.P.F22：32），可知当时如大车轴这样的车辆部件可以通用。车器制作规格的标准化显然可以便利车辆的维修，同时也说明当时的车辆制造业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产品及零件、部件的类型、尺寸等均有大致统一的规格，或许有近似于后世所谓“标准化”的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