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代蒙古族逻辑思想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 拓展逻辑学发展方向，更广泛地体现逻辑学的价值

经过多年的发展，逻辑学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出现很多逻辑分支或逻辑类型，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并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传统逻辑比较，现代逻辑虽然成为当今逻辑学发展的主流，其严密性、先进性以及在现代哲学、数学、计算机、认知科学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门学科的持续发展，要考虑它的适应群体和研究目的。论及此，必须提一下非形式逻辑领域被广为引证的卡亨的一段话：

在几年以前的课堂上，当我正要结束（对我来说）迷人的、复杂的谓词逻辑的量词规则的时候，有个学生嫌恶地问道：他花了整整一个学期所学的东西，与诸如约翰逊总统决定再次升级越南战争的问题有何关系。我喃喃无语，就约翰逊方面说是糟糕的逻辑，然后就表示，逻辑导论不是这类课程。学生接着问道，什么课程处理这种事务。我不得不承认，就我所知，还没有这样的课程。这个学生想要今天大多数学生想要的一门与日常推理相关的课程，一门与他们听到、看到的各种论证相关的课程，这些论证的内容涉及到种族、污染、贫困、性别、核战争、人口爆炸以及在20世纪后半叶人类所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10]

与此相同，吴家国教授也曾提及在国内发生的类似情况：

1999年12月12日，为了纪念“学术百年”、面向社会宣传逻辑学，北京逻辑学会举办了一场逻辑报告会，除专业逻辑工作者参加外，还公开售票，欢迎对逻辑学感兴趣的人们参加。会上，逻辑工作者发言十分踊跃。然而，在会议结束时有一位中年女同志站起来发了言，她深沉地说：我是花钱买票来听讲的，本想学点逻辑知识对工作有用，可是，听了以后感到听不懂，不知道逻辑学对我有什么帮助。我很失望。[11]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逻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方面，甚至可以说不平衡发展的不足。在这种逻辑学与人们现实生活、思维实践严重脱离的情况下，首先从北美兴起批判性思维运动，从而推动了非形式逻辑的发展。武宏志、周建武、唐坚在《非形式逻辑导论》一书绪论中大量转述国外部分逻辑学家的论述，指出数学逻辑（即通常说的数理逻辑——引者）的特征及非形式逻辑学家对数学逻辑的批评，提出了“逻辑学的实践转向”。[12]目前，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并广泛推广，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鞠实儿教授曾提出：“假定存在一个逻辑类型，它或者是新的或已知的。如果它取代另一逻辑类型而成为被关注的主流，则称这一历史事件为逻辑学转向。”并在该文中提出了逻辑学的认知转向。[13]陈慕泽教授在《逻辑的非形式转向》一文中首先确认逻辑以研究推理和论证为总体目标，进而解释了逻辑转向的三个意思：“第一，促使逻辑学在某一阶段发展的动力，有别于上述总体目标；第二，逻辑学在此种转向目标的推动下，取得了长足的实质性的进展；第三，此种进展不但对实现其转向的目标，而且对实现逻辑学的总体目标有重要的意义。”[14]逻辑学的这些发展方向的转变为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和理论依据。

陈波教授在探讨“逻辑的可修正”问题时指出了“作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和“作为理论形态的逻辑”的区别：“前者（指作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引者）就是我们在实际使用着的逻辑，这是一种客观形态的东西。有没有这样的逻辑存在，是有争议的。如果有这种逻辑的话，它大概存在于人类的语言实践和思维实践中，并且与人类所面对的外部世界也有某种关联。于是，‘作为理论形态的逻辑’，就是对这种逻辑的描写、刻画或重构；它们是一种‘发现’而不是‘发明’；发现就含有描述性成分，就有真假对错之分……由此引出一连串复杂的哲学问题。当我说‘逻辑是可修的’时候，我不是指客观形态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存在’那里、‘摆’在那里的东西，无法修正；至于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则见仁见智，难以获得统一的见解。可以修正的只能是‘作为理论形态的逻辑’，即逻辑学家所构造的、并获得公认的逻辑学说和逻辑系统。”[15]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就是存在于不同民族语言实践和思维实践中，并在他们认识世界、表达和交流思想等与外部世界发生一切关系时具有密切关联、起重要作用的一种实际的思维现象，可视为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逻辑”。

以逻辑学视角，用逻辑学理论，研究不同民族思维方式及其特点，掌握其认识世界、论证观点、交流思想的基本规律，总结不同民族有效交际过程中的主导推理形式，并与逻辑一般规律以及各民族传统思维方式进行比较等，都可谓是逻辑学今后在逻辑与文化的互动视域下值得研究的新领域，也是解决逻辑脱离人们思维实际不足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能够充分发挥逻辑科学在不同民族思维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其应用价值。

二 拓宽中国逻辑史的研究领域，丰富中国古代逻辑思想

西方逻辑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有识之士大量介绍、学习西方逻辑的同时，围绕“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逻辑在中国历史上的状况应当如何认识与评价”的问题开始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经过一个世纪以来几代学者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形成共识，研究方法进一步科学化，研究成果可谓是洋洋大观。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逻辑思想是逻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有丰富的逻辑思想，其中由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同民族不断交融的过程，其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当然也包括了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持续融合过程。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理应包括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民族的逻辑思想。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能说是不同的逻辑，但它是逻辑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不同民族群体的思维实践中占主导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丰富的逻辑思想。我们应该通过学习、研究不同民族思维方式来探究其规律性的因素，通过比较研究，丰富中国的古代逻辑思想。蒙古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之一，长期以来在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北方辽阔草原依靠游牧经济生息繁衍，创造了有别于中原农业文明的草原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族思维方式。蒙古人的为人处世方式与汉族人有别样的一面。那么这是为什么？这种特征是怎么形成的？这些问题要从古代蒙古族的历史文化背景着手，进行全方位、系统的研究，并与汉族古代逻辑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思维方式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等。

逻辑与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张东荪先生进行了逻辑与语言结合的研究，提出了自己关于逻辑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观点，有人称之为“文化主义逻辑观”。他认为：“逻辑是由文化的需要而逼迫出来的，跟着哲学思想走。这就是说逻辑不是普遍的与根本的。并且没有唯一的逻辑（logicas such），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16]崔清田教授则在中西逻辑比较研究中充分阐明了逻辑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他指出：“逻辑与文化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是由文化的整体性，以及包括逻辑思维在内的思维方式在构成文化整体的诸要素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逻辑与文化的关系既表现为文化的整体特征和需求对逻辑的制约，也表现为逻辑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文化对逻辑的制约，决定了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文化所孕育出的不同逻辑传统，既有共同性的一面，又有特殊的一面。”[17]鞠实儿教授在《逻辑学的问题与未来》一文中指出，在某一文明内部，由不同的人群所创造的不同或具有显著差异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构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可以具有不同的逻辑。[18]

众所周知，中国逻辑学界“大逻辑观”与“小逻辑观”之争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彻底结束。我们虽然没有将大逻辑观扩大化，持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逻辑，或者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同的逻辑的观点。但是，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将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或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作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布留尔将原始人的思维称作“原逻辑的思维”，他在《原始思维》中指出：“把原始人的思维叫做原逻辑的思维，这与叫它神秘的思维有同等权利。……它（指原始人的思维——引者）不是反逻辑的，也不是非逻辑的。”[19]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或一个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可以说是他们的逻辑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体现着一个文化群体在认识客观事物、表达思想、论证观点等方面的规律、规则、程序、步骤、手段等共同的思维特点和思维趋向。将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或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纳入中国逻辑史研究范畴，能够丰富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体现我国多民族的文化、思维相互影响、交融一体的特点，对中国逻辑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 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信息传播方式不断进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不同民族文化从表面上看，有很多显现的、可感知的差异，而其最本质的差异潜在于一种文化的深层次。这里包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在不同民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道德、宗教、风俗、语言文字等诸多领域起作用并处处得到体现。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以及说理方式贯穿于该文化体系中，有学者称之为文化的“本”和“纽带”，认为在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各种具体文化形态和形式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不同文化群体之间或不同说理方式的人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可以视为一种跨文化的论证。评价一个论证的好坏，有很多不同的标准。从非形式逻辑标准分析，其要素——“论证者”与“目标听众”至关重要。所谓论证者“就是指提出论证的人”。所谓目标听众“即是指论证者试图说服的听众”。[20]面对不同民族文化群体之间或不同说理方式的人群之间的跨文化互动，不仅要考虑论证形式的共性，更要考虑涉及论证者和目标听众的文化差异性。

和谐社会需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是通过社会主体——人的行为得以实现的，只有人人保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其思维方式的制约，是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在交流、交往过程中，能够多一些和谐、少一些冲突，其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对彼此思维方式的全面、正确了解。因此，对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进行认真研究，正确认识、全面了解不同民族文化各层面的具体状态及其历史演变，把握其文化的特质思维方式背后深层次的因素，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时代需要。

鞠实儿教授曾提出“广义论证”[21]概念，扩大了逻辑家族成员，在广义论证的框架内考察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以及具有不同说理方式的人群之间的交流方式，将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纳入逻辑家族。广义论证不仅考虑到论证中的语境变量，而且还将文化作为变量引入逻辑学的研究领域；强调博弈参与者的文化隶属关系对论证活动的作用，从而允许我们在广义论证的框架内考察不同文化群体的说理方式，以及具有不同说理方式的人群之间的交流方式。由于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论证的实施方式和论证结果的可接受性有直接的制约作用，事实上，如果博弈者使用的规则不被他们所属的文化群体认可，博弈的结果将不会被相应的群体所接受，所以也就没有规范性。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于逻辑学发展和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这样的理论指导和“文明平等原则”[22]下，不同民族之间才能够顺利有效地交流，也只有在这样的原则下，不同民族文化才能平等、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