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长歌
口述者：张国诚
采访者：廖文就、施伟军
整理者：丁静、沙力
采访时间：2019年6月27日
采访地点：上海市黄浦区重庆北路
张国诚 1929年出生，福建闽侯人，高级工程师（教授级）。194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7月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历任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运行分场主任，新安江水力发电厂总工程师，浙江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党组书记、局长，北仑港发电厂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华东电业管理局党组成员等职，兼任浙江省电力学会第六届理事长，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理事。1990年调浙江省计经委任总工程师。
一 生命与信念都交托给党
采访者：张局长您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您一起做口述历史访谈。您能否先讲一下您小时候的经历？
张国诚：我出生在福州一个富商家庭里面，但是在我出生之前，这个家庭就已经开始走向衰败了。我父亲中学毕业以后，就到上海去谋职业了。他在一个外商的西药行里面谋得了一份工作，在里面做一些会计的活。在我3岁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上海，跟父亲一块儿生活。我后来在上海念了小学、中学、大学，所以也可以讲我是在上海长大的。
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生活，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我父亲这个人从来不抽烟、不喝酒，他对自己的生活有着严格的要求，所以对于子女也有严格的要求。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教导我要好好念书，他也会经常买一些儿童的书籍给我看。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买的一些讲历史的书，里面有岳母刺字的故事，讲的是精忠报国的精神，这让我从小时候就萌发了爱国的思想。
那个时候，也正是帝国主义要分化、侵略我们的时候，所以我的印象比较深刻。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给我看的书里面有一幅漫画，画了一片桑叶，这片桑叶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地图，桑叶上面画了一些蚕宝宝，代表各国列强对我们的侵略。我对这个漫画的印象也很深刻，它让我从小就感受到了列强对我们中国的侵略、欺负。那时候我们在租界里面生活，所以很多地方都有殖民地的影响。我的小学是爱国小学，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侵略了东北，我们经常会唱一些爱国的歌曲，比如《义勇军进行曲》。所以我很早就受到了一些影响，在比较小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爱国意识。
我举个例子，现在上海还有24路无轨电车，这个电车在以前是英租界的英商公司开的。那时候坐这个24路无轨电车，每次到了法租界后我们就要下来，换乘法租界的24路车，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完全不平等的。
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侵略进来，上海租界成了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而统治了上海租界，对我们中国人压迫得更加厉害了。当时日本人定了很多规矩，比如说我们看见日本人、日本的军队都要鞠躬。那时候我念初中，日本人强迫我们学日文，我们很抗拒这种行为，就是不想学日文，但是不想学日文的话就会受到惩罚。所以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就感到内心十分压抑，有一种亡国的痛恨。后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能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非常激动和高兴。
采访者：正如您刚才提到的，您在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日本人的压迫，同学们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爱国意识。当时还有一首《毕业歌》，很能传递这种情绪，您还记得这首歌吗？您能否唱两句给我们听听，让我们感受一下呢？
张国诚：好的，那我试试。“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的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陷入‘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战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毕业歌》里面主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思想，这个令我印象很深。歌词里特别提到是“战”还是“降”，我们要拼死在战场，而不愿意屈膝做俘虏。所以从这一点能看出来我们中国人民是有气节的，这首歌对我们也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那时候我们满心地希望我们中国能够复兴起来、强盛起来。但后来又听说国民党要开始打内战，想要消灭共产党。经历十四年抗战以后，作为老百姓来讲，我们非常希望国家不要再打仗了。但是蒋介石还要打内战，最明显的就是蒋介石利用一些特务来压制民主，你要是敢反对他，那么他就会派特务枪杀你。那时候比较有名的就是支持民主的教授李公朴，他立场鲜明，坚决反对内战，结果被蒋介石的特务杀害了。打死了李公朴并不能消灭民主的声音，所以后来闻一多教授又出来反对国民党的做法。闻一多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发言，反对国民党的特务行径，结果也被国民党派人暗杀了。李公朴和闻一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一枪一弹，但是国民党居然用法西斯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采访者：您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很早就有了入党的想法呢？当时对于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哪些认识呢？
张国诚：我在育才中学读的初中，当时我们学校有个老师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经常会给我们看一些进步的书籍，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当时我也参加了一些学生运动，例如在1946年6月23日那一天，上海人民派人民代表到南京请愿反对打内战，我们好多人都到火车站去送行。人民代表到了南京车站以后，结果被国民党给打了。我们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的这些行径，所以就有了很强烈的反抗心理。
我那时候也看了一些进步的书籍，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现在叫《红星照耀中国》。通过这本书里面的介绍，我认识到了共产党中的一些党员，他们真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革命而奋斗。除了受这些进步书籍的影响外，我还受到了一些同学、地下党员的影响。对比了国民党的血腥镇压，我在那个时候就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1947年6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1947年6月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时候内战正在进行中，国民党在3月份的时候占领了延安，延安那个时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中心。我就是在1947年6月入的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决心要把我的生命托付给中国共产党，党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希望。
采访者：您入党之后还在坚持读书吗？后来中学毕业又去了哪里？
张国诚：是的。我中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大学，当时有三个大学可以供我选择，一个沪江、一个大同，还有一个之江。那个时候组织上希望我去念商科，因为我们党在沪江大学里面力量比较足。我后来跟组织讲，革命胜利以后需要人来建设祖国，所以我想要学工科，以后搞工业建设，组织上最后也同意了。所以我后来是到了上海大同大学读书，专业选的是电机专业。大同大学这个学校呢，当时也发生了很多学生运动，国民党的特务经常过来镇压。每到夏天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就开除很多进步学生，有时候还要抓学生。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来到了这个学校。当时学校气氛很压抑，怎么个压抑法呢？比如有个特务学生，他是带了枪过来上学的。那时候学生会要竞选，如果平时表现得比较进步的同学要参加学生会竞选的话，那个特务学生就要威胁他们。有个同学参加学生会竞选，那个特务就用垒球的棍子打他，结果把他的肋骨都打伤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学生应该团结起来，所以我们就在学校里面搞一些团契。当时我就在自己班里面组织了一个星社，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时候我们一个班里面只有我一个党员，我决心要像种子发芽一样，慢慢地壮大起来，所以取名叫星社。我组织同班同学参加星社以后，大家就经常一起讨论问题，还会在一起看一些进步的书籍，例如一些苏联的进步小说；没课的时候，我们还会去看一些苏联的进步电影；大家还会聚在一起议论当时的政治形势、内战的形势。
在1947年、1948年以后，整个战场的形势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在战场上屡屡败退，所以他们就开始暴力镇压革命群众。他们在上海搞特刑庭、飞行堡垒。什么叫飞行堡垒？[1]就是警察抓人的警车；特刑庭又是什么呢？[2]是用来专门审查共产党的机构。在这个形势下，我们党小组里面的三名成员，其中有两人都退党了。为什么要退党？因为那个时候革命形势非常严峻，他们害怕了。1948年的时候，在当时的情况下，因为有些同志的身份暴露了，所以他们就撤退到解放区去了。
采访者：您那个时候也撤退到了解放区吗？
张国诚：没有。那时候组织上决定让我留下来继续工作，我就当了二年级的分支书记。有一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当时我们地下党开了一次会，是有关党性教育和气节教育的内容。具体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宣传、介绍王孝和烈士的事迹。
王孝和是一名电气工人，他在杨树浦电厂上班。杨树浦电厂隶属于上海电力公司，就是我后来工作的那个地方。王孝和是工会的一名理事，遭叛徒出卖后，他被国民党抓了起来，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王孝和宁死不屈，后来就牺牲了。组织上跟王孝和讲过，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因为国民党造谣共产党要破坏电厂，王孝和正好在电厂上班。所以他誓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而是大喊国民党反动政府要垮台。现在我们上海的烈士陵园里面就有王孝和烈士的事迹，并且有他在刑场的照片。
那一次我们地下党组织在召开党性、气节教育以后，组织上要我留下来，那时候我并不觉得害怕，而且已经有了随时被捕的思想准备。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每年都要搜查、抓人，所以我就把家里的一些进步的书籍全部移交了出去。原来我还有写日记的习惯，后来我也不写日记了，还把之前写的日记也烧掉了，做好了被捕的准备。
在上海解放前的两三个月、国民党拼命抓人的时候，组织上叫我暂时不要住在家里，先到同学家里躲一躲。于是我就暂时住在了同学家里，尽量不回自己家。那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讲，在家里的窗户上给我做一个标记，万一有人来过，就把标记抹掉。因为有时候我还要回家里拿点东西，或者拿一些钱什么的。现在想想，我们那时候相当于过的是职业革命家的生活。
二 从杨树浦到新安江
采访者：新中国成立后，您又重新回到学校了吗？毕业后又去了哪里呢？
张国诚：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当时组织上有一批像我一样的地下党员，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就不再念书了，直接参加革命工作去了。因为我念的是工科，学的东西比较有用，组织上就要求我留下来继续念书。于是我就听从组织安排继续念书，一直念到毕业。
在上海解放后的这段时间，我担任了大同大学的党支部书记。我在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组织发展青年团、组织民主学生会、进行共产党的一些政策宣传等。后来还组织大家接受思想教育，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那时候很多人毕业之后都被分配到了东北，现在丰满那边还有好多人，就是那时候我们这边分配去的。那时候为什么都到东北去呢？因为以前东北有很多工业技术人员都是日本人，后来日本投降之后，日本技术人员也都撤退了，这样我们就没有技术人员了。所以刚解放的那段时间，国家就把一些毕业生派去东北，接手日本技术员的工作。
以上就是我的入党历程和一些党内活动的经历，可以说这段经历给我后来的人生打下了一个基础、奠定了一个基调，那就是要为革命踏踏实实地工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毕业之后统一分配工作时，我就被分到了杨树浦电厂，在那里做一些基层工作。我在杨树浦电厂当过厂长的秘书，虽然时间较短，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对整个杨树浦电厂的情况都了解得比较清楚了。
过去杨树浦电厂的高级工程师都是外国人，外国人走了以后，有一些中国的工程师就被派过去顶替他们。过来的这些值班工程师年纪都很大了，但是电厂要求三班倒，因此这些同志有些力不从心。面对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组织上决定让我带一批大学毕业的同学过来杨树浦电厂，一块儿学习电厂的运行。比如发电机、汽轮机、锅炉等，每一个运行岗位我们都要跟班学习。经过两年学习以后，我也通过了最终的考试，之后当上了运行副值长。之后不久，我就当上了运行分场主任。
在杨树浦电厂，我大部分时间是与工人一块儿学习基本功，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一些优秀品质。人们常常说劳动创造世界，很多成就的确是工人阶级干出来的。反轰炸也好、反封锁也好，都是依靠工人的力量，踏踏实实干出来的。当然，我们还团结了一些中国的技术人员，没有他们的技术也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是真正走上了电力的工作岗位，并且在杨树浦电厂跟工人在一块儿学习的经历给我很大的感触，我在思想上形成了“要依靠工人来管好企业”的意识。后来我到了新安江水力发电厂（简称新安江水电厂或新安江电厂），新安江电厂是水电厂，不是火电厂，它没有锅炉，靠的是水轮机、水库发电。因此新安江那一套东西，对我来讲确实是陌生的，这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张国诚（右三）在新安江坝顶临时办公室指挥泄洪
采访者：您是1960年4月到新安江的，当时为什么把您调到新安江去呢？
张国诚：因为那时候新安江要发电了，浙江省委希望上海能够贡献一些技术力量。浙江原来电力方面的工业基础很薄弱，所以他们到上海杨树浦电厂来求援，然后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支援他们。那时候新安江计划5月要发电，但是在4月份才告诉我这个事情，那我只好整理下行李，背个包袱就去了，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那时候组织调我到新安江电厂担任副总工程师职务，负责管理运行方面的工作，这一调动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新安江电厂地处农村，基础设施很差。我原本在大城市生活，现在要到农村的山沟沟里面生活了。我记得第一次从上海到新安江电厂去的时候，要经过桐庐，当时还没有桥，所以要坐船摆渡过去，结果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不像现在交通发达了，走高速公路只要两三个小时就能到，当时我可是用了整整一天，晚上5点钟才到目的地。
采访者：当时您对新安江电厂的第一印象怎么样，您还记得吗？去了之后看到的电厂是个什么样的？
张国诚：他们厂长带我跑到坝顶，我看到一个很大的水库，就是现在的千岛湖。新安江水电厂跟杨树浦火电厂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问题就摆在我面前了，我必须要抓紧时间学习。到这个厂，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我没有在水电厂待过，所以到水电厂后，好多东西都要从头学起来。例如怎么调节水库，怎样获取水文资料，还有气象问题如何处理，等等，总之我碰到了很多问题。
新安江电厂是我国自力更生、自主设计和制造的第一个大型的水电厂，当时还是周总理亲自题的词。那时候机组一般都是5000千瓦、6000千瓦、1万千瓦，新安江一台机器就达到了7.25万千瓦。这么大的一个水电站要开始建立了，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新安江使用的设备都是一些新的设备，厂里的一些工人基本上都是初中水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着新人新设备的问题。现在的电厂职工起码都是大专或者本科水平，但是当时这些工人就是初中水平。这些工人来了以后，就被派到丰满水电站去跟班学习，然后才能上岗。丰满水电站实际上是日本人造的，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水电厂。他们这些新工人年纪也轻，文化水平也比较低，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加强学习。所以后来我们花了很大精力让运行工人学习图纸、线路等内容，让他们清楚每个设备的情况，为的就是尽快把工人培养起来。
当时我们也面临着设计上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那个时候质量还没有把好关，设备本身存在不少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当时可谓群策群力，团结一致，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从一开始事故比较多，慢慢到后来就能稳定地发电了。
一方面是学习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设备的问题。我过去之后，也解决了一些问题。那时候厂房里面到处都在滴滴答答地漏水，因为新安江的水很冷，只有17摄氏度，屋子里很多水管子遇到空气都会凝结成小水珠，所以厂房里到处都是水，潮湿得不得了。当时设计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后来我们经过摸索，掌握了规律，然后就把所有的水管外面都涂了一层保温层，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线棒的问题，这个问题导致我们的发电机经常发生事故。当时经常出现线棒被击穿的现象，击穿以后发电机就会停下来。所以那时候常常在半夜里接到厂里的电话，说是厂房出现事故，需要我们抓紧时间跑到厂房里。到了厂房之后，立刻寻找故障点，再进行修复。那时候修复起码要两三天时间，其间机组要停掉，人员进去把出现故障的线棒找出来，再把新的线棒放进去。
后来我们寻找原因，发现是线棒的绝缘没有包好。线棒里面是粉云母绝缘，很不结实，容易击穿。所以我们在逐步摸索出原因以后，就下决心要自己搞线棒，搞备品，之前用的线棒是粉云母绝缘，后来我们把它升一级，用环氧粉云母；原来的绝缘材料是一片一片地用，现在我们把它的绝缘提高了一截。换了新的线棒以后，就很少发生事故了。
20世纪60年代张国诚（右一）与工友们讨论问题
我们当时下了很大的决心，最后决定对新安江电厂第一台水轮发电机进行“恢复性大修”。什么叫“恢复性大修”呢？就是把发电机全部拆开来，所有的矽钢片全部再涂胶，把792根线棒全部换新，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才给它修复好。这个线棒并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自己派了一个老工人，先让他到制造厂去学习，学习回来以后，由他指导我们新安江自己来生产制造。当时我们还组织了一个线棒班，线棒班成员全部都是员工家属。由这些女工来包装，自力更生做线棒。
新安江这个厂是比较重要的，由华东电管局直接管，是全华东的第一调频厂。另外，它又是很大的一个水库，用来防洪、灌溉、蓄洪，这牵扯到上下游的人民生命安全，担子比较重。
采访者：还遇到过其他比较棘手的问题吗？
张国诚：还有水轮机的气蚀问题。水轮机的气蚀是什么呢？新安江的水轮机体积很大，它的叶片有一个人那么高，叶片和水流接触多了以后，上面就像被虫子咬过一样，出现很多的孔洞，我们称之为气蚀。有气蚀出现后，每次水轮机停机的时候都要进行补焊。补焊往往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为要把闸门放下来，还要把水抽干，这样人才能进去。
我们一直琢磨怎么样解决水轮气蚀的问题，毕竟补焊治标不治本，还是会出现气蚀。后来我们研究了一下，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在水轮叶片一些部位会有鼓包，气蚀往往都是出现在突出部位的后面。这是靠我们的工人、技术人员经常研究和分析，才发现了这个现象。发现之后怎么解决呢？于是我们就跟制造厂一块儿研究了一下，决定要给水轮机开刀。怎么开刀呢？其实就是割鼓包，把鼓出来的部分削掉，改变叶型。当时这个行为也是有风险的，你改得好自然是没问题，一旦改不好，可能会出事故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先搞个试验。
水轮机有14个叶片，都是两两对称的。因为考虑到平衡问题，所以在削平的时候，不能在这边削平之后，那边却没有削。我们把鼓包削掉以后，就开始试运行，过了一段时间，感觉好像气蚀情况好转了。后来我们就把鼓包全部都削掉了，之后再试运行，结果还是很稳定。再后来这个叶型就变成一个固定的叶型了，成为一个反击式水轮机系列型谱，并且出力也提高了。
因为我们的水轮机是制造厂照着苏联的图纸做的，出现了这种很严重的气蚀现象，我们把它改进之后，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克服了它的缺陷。
三 咬紧牙关渡过电厂的困难时期
采访者：您刚去电厂的时候，正好处在困难时期，当时不管是吃、住，可能都有一些困难，这方面您能具体地讲一讲吗？
张国诚：当时确实比较困难，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是有关洗澡问题的。因为那时候国家在经济上比较困难，基本上物资都是配给的。当时国家分配给我们电厂的煤，只够烧水、烧饭用，如果要用来洗澡，供暖气，那么煤就不够了。你想想，工人劳动了一天以后，总要洗个澡吧，但是当时就是没有条件解决洗澡问题。后来一些女同志找了一间原来的浴室，在里面烧了一盆炭，然后洗澡，毕竟冬天天气太冷。结果由于空间封闭，这个女同志就一氧化碳中毒了，人昏倒了，身上也被炭火烧伤了，之后被送到上海去了。
工人们想洗个澡都没有办法，这件事对我们触动比较大，后来我们就发动群众一起想办法。我们突然想起来当地是有石煤的，就是那种质量比较差的煤，看起来像石头一样，也可以燃烧，只不过热量比较少，所以叫石煤。后来我们就自己设计，搞了一个叫石煤锅炉，专门用来烧石煤的。
用石煤作燃料有一个缺陷，容易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硫是有毒的。那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候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个锅炉造在山上，因为山上没有人。用这个石煤烧好水之后，再用管子从山上送下来，这样就解决了洗澡的问题。当然，我这只是举一个小例子，通过这个例子就说明那时候真的很困难。
新安江水电站
采访者：当时的工作条件怎么样呢？比如说厂房建设得如何呢？
张国诚：我过去那边的时候，厂房里面的工作条件还可以，后来我们自己也把厂房改善了一下。当时用保温层包水管解决滴漏问题以后，也没有再遇到其他大问题。
刚才提到员工洗澡问题，之所以不能用电烧水洗澡，是因为那时候的电很紧张。当然，我们现在用电烧水洗澡没有任何问题，但在当时是不行的，那时候用电也要分配。那个时候吃的东西也买不到，比如肉类就非常难买到，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仍坚持工作。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们这些工人也好、干部也好，都无怨无悔。
我们好多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来新安江这边支援建厂的，我对厂里的有些人印象还是很深的。比如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发电机班的班长，厂里派他去学习线棒制造，后来我们根据他的指导，自己生产线棒。他也是上海派过来支援新安江的一个老工人，他一个人在新安江工作，家属都还在上海。所以他每年都是年三十的时候坐火车回去过年，过完年再回来。一直到后来我们的生产情况慢慢好起来了，他才回去。他回去后，就到江南造船厂工作了。
采访者：您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也很少回家，过年的时候会回去吗？
张国诚：是的。包括我的老伴儿，她也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过来了这边。她原本在山东医学院教书，本来可以留在杭州或者其他的大城市，但是为了照顾我，来了新安江。因为我那时候一个人在那边，生活也不好，人瘦得只有一百斤左右了。所以我老伴儿就跟着我到了新安江电厂，在电厂的医务室当全职医生。我在那边干了17年，她大概也干了17年，我调到杭州以后，她才调到杭州卫生学校当老师。
那时候我们基本上以厂为家，每天早晨要去一次，下班以后再到厂房去兜一兜。要是有什么事故发生的话，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要跑到现场去，跟工人一块儿处理事故、处理问题。
采访者：您到电厂的时候马上就要发电了，当时新安江是不是还有两样设备没有制造出来？
张国诚：是的。当时新安江就要发电了，有两样东西没有生产出来，一个是220千伏的空气开关，还有一个是水轮机调速系统的压油泵。这个压油泵的生产要求很高，它是螺旋的。当然，现在来讲的话比较容易解决，用数控机床什么的就能生产，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是做不出来的。所以开始发电的时候，这两个设备都是用苏联进口的设备。过了一年以后，我们制造厂才造出来这两样设备，那时才真正实现所有的设备自主制造。
采访者：您在新安江电厂待了17年，从一开始过来到最后离开，在这17年里，您觉得电厂有哪些大的变化呢？
张国诚：其实变化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厂里最早的时候，一台机组要三个人看，那是因为自动化设备不完善，经常出事故，所以只能靠人盯着。后来慢慢发展到一台机组由一个人看管，再后来我们用了计算机，发展到现在实现了无人值班。所谓无人值班就是机组不需要有人在旁边看着，中央控制室就可以遥控，记录、操作都可以完成。原来厂里自动化水平比较低，现在可以实现计算机控制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除此之外，原来的设备出现事故概率比较高，现在的设备可以说是比较稳定了，并且还提高了出力。比方说原来最多能够达到7.25万千瓦，那现在可以达到8万千瓦左右，设备更新了，所以现在整个生产水平也提高了。
1977年张国诚领取“学大庆先进企业”奖状
我们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那就是要自力更生，各方面都要走在前面。我还记得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召开了一个“全国工业学大庆”的会议，全国都派“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的代表去开会。当时由我代表新安江电厂参加这个会议，并且领到新安江电厂“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的一个奖状。
工业学大庆，是对我们整个新安江电厂从一开始坚持自力更生的一个最好的评价。我有个很深的感受，新安江电厂建成之后，接待过很多外宾。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尼泊尔的教授，那个时候我是总工程师，负责陪同参观，当时他就问我：“你在国外哪里学习过？”我说我从来没有去过国外。我确实没有吃过洋面包，就是在国内的大学学习。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也能很好地把我们的电厂管理起来，并不一定都要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才行。后来斯诺也来参观过，他带着夫人过来新安江参观，是外交部部长黄华带他过来的。我那时候就跟他介绍，我们怎么依靠群众，解决水轮机的气蚀问题。
采访者：您什么时候从新安江调去省局呢？再讲讲调到省局的经历吧。
张国诚：开了工业学大庆的会议之后不久，我就被调到了浙江省电力局。我在浙江省电力局待了13年，从总工程师到生产副局长，再到局长。对我来讲，到了省里又是一个新的岗位，也是一个新的考验。我之前从火电厂调到水电厂，有好多新的东西要学，那么再从新安江调到省局也是如此。
到了省局之后，一开始面临的问题就是缺电。因为那时候刚刚结束混乱局面，百废待兴，所有的工业都要慢慢恢复起来，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电”的问题。浙江省那时候没有什么火电厂，大部分发电厂都是水力发电。水电有一个缺点，就是要靠天吃饭，如果没有水，那就不能发电。你还不能强行多发电，那样会破坏整个生态，而且一旦到了死水位，就再也发不出电了。
因为水位低，之后杭州就发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与钱塘江大潮有关。钱塘江每年不是都会有潮水吗？在过去的时候，每次潮水进来时，因为上面发电会有水下来，可以把它给顶掉，这样潮水就上不来了。后来不行了，因为不能发电，上面的水下不来，潮水就顶上去了，然后杭州所有的水厂进来的水都成了咸水。那时候杭州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只能吃咸水，就连罐头厂都不能生产了，因为罐头厂的水要甜的才行。
那个时候我们还会经常到农村去，因为要保工业。农村一到了晚上就一片漆黑，一点光亮都没有，为什么？因为电力有限，要保证工业用电。当时工业生产是停三开四，就是说一个礼拜有三天要停掉，剩下四天工作。所以当时人们都会骂局长，说他是停电局长、拉电局长，其实大家并不了解他的难处，局长也很难过的。因为电这个东西有一个周波的要求，如果是低周波的话，就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只能拉电，那时候我们压力也比较大。
采访者：那当时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由电力引起的矛盾呢？
张国诚：那时候就因为用电的事情，大家关系搞得也很紧张。说白了就是大家都希望上面能够给他们多分一点电，为了这个事情争来争去的。当时华东电管局有个电网领导小组，组长是王林同志，他原来当过水电部的副部长。他当华东电管局领导小组组长的时候，就开会跟我们研究怎么解决这个用电的问题。他当时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与其研究如何合理分配“蛋糕”，还不如研究怎么做大“蛋糕”。因为“蛋糕”就这么大，再怎么分都会出现问题，大家这样抢来抢去也不好，那就干脆研究一下怎么把“蛋糕”做大，“蛋糕”做大了，问题就解决了。
如何把“蛋糕”做大？王林那个时候向中央提出来，要扩大电力基本建设的投资。那钱哪里来呢？王林给出的建议是：工业用电1度电加两分钱，结果国务院批准了，就在华东试点。一度电增加两分钱，就解决了资金问题，然后就可以搞设备，建电厂了。
四 集资办电与直流输电
采访者：您说的工业用电1度电加两分钱，跟集资办电是一个事情吗？
张国诚：也可以说是一个事情。集资办电就是范围再扩大一点，哪个工厂投资，那么哪个工厂就可以优先用电。因为工厂那时候实行停三开四政策，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如果你想要多用电也可以，那么你就必须先投资，这个就叫集资办电。没有改革以前都是国家投资，但是国家资金有限，只能投资一部分。那现在国家的投资满足不了用电的需求，就只能扩大电力投资。用什么办法扩大呢？那就是大家都出一部分钱，1度工业用电增加两分钱的费用。另外，哪个工厂要用电就必须先投资，过了一两年能发电以后就给你供电，这就是所谓的集资办电。
这个政策出来以后，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为什么？因为谁投资得快，谁就能尽快用上电，再也不需要抢了。所以说我们浙江这边的政策搞得比较灵活，后来对其他地方的工厂也产生了影响。那时候我们在电力局下面专门搞了一个浙江省的电力开发公司，把集资办电的钱收来，发了电以后再分给大家，这样大家就没有异议了。
资金不足问题解决了以后，还有设备的问题，那时候不是说有钱就能买得到设备。我们国内几个制造厂生产的设备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时候不光浙江缺电，全国都缺电，设备的生产也跟不上。设备不够，但是大家都要买，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也是有解决措施的，那就是整改制造厂，原来不会造的设备，现在要想办法制造出来。我们那时候就支持北京重型机械厂，它原来只能生产5万千瓦、10万千瓦的机组，我们后来支持它生产20万千瓦的机组。[3]
这对北京重型机械厂来讲，也是新的挑战，因为没有任何经验。那么我们就全力支持他们，跟他们一块儿研究如何把这条生产线建起来。北京重型机械厂的一个老厂长，那时候专门蹲守在我们镇海电厂，想方设法要把这个20万千瓦的机组生产出来。也就是这一年，我们的第一台20万千瓦的机组终于问世了。当时提出了一个指标，那就是浙江要达到45万千瓦。两台12.5万千瓦的机组在台州电厂，一台20万千瓦机组在镇海电厂，加起来45万千瓦。这台20万千瓦的机组就是重型机械厂的第一台机组，我们敢用它。
采访者：那么您在设备生产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呢？后来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张国诚：我还记得那一年是我当局长的第一年，我搞了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全省要打一个“歼灭战”，投产45万千瓦，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设备解决了，还有人员问题，因为你还要培训、安装、运行等。当时我们一年搞3台机组的时候，我们的火电安装力量不够，后来我们就向上面反映，于是部里面就派了贵州那边的人员来支援我们。贵州来的安装队伍只能安装10万千瓦的机组，我们12.5万千瓦的机组他们没有装过，所以我们就派了一部分老工人带着他们一块儿干。这样一起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也会自己干了。因为人手不够，后来我们也动员了一部分检修力量，就是让闸口发电厂（简称闸口电厂）的一些工人过来，帮助搞一些管道什么的。总的来讲，我们在1984年这一年，投产了三台机组，加起来一共45万千瓦，这样就大大缓解了我们的缺电局面。
那时候可以说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定要解决电的问题。我们从元旦开始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包括工会等各方面的力量都集中起来了，决心要把这三台机组拿下来，最终我们也是实现了这个目标。
采访者：除了资金和设备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
张国诚：我们那时候通过集资办电、投资生产设备等措施，逐步缓解了我们缺电的问题。但是我意识到光解决这个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运行人员，还需要设计人员，总而言之，我们还要自己培养人才。
我们建立了设计院，能够自己搞设计，所以现在我们有设计100万千瓦机组的能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建立火电安装公司、送变电安装公司，那么这些方面的人才哪里来？需要我们自己培养，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技工学校。
现在的那几个培训中心，就是在原来技工学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例如建德的一个培训中心，原来是搞送变电的。当时搞了两个技工学校，一个是新安江技工学校，一个是湖州技工学校；一个搞火电，一个搞送变电。我们当时还办了一个中专、一个职工大学，就这样通过办学校培养了一批人才。
我们不光搞火电，我们还搞过核电。秦山核电站的核的部分，也就是反应堆那部分，是他们搞核电的专业人员负责；它的常规部分，也就是发电机部分，是我们安装的。
通过这一系列努力之后，我们浙江电力的整个生产水平得到大幅提高。我刚上来的时候，最大机组是5万千瓦，后来达到了12.5万千瓦、20万千瓦、30万千瓦、60万千瓦，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设计、运行100万千瓦机组，我们的制造厂也有能力制造100万千瓦的机组了。所以我常常感慨我们的国家发展实在是太快了，改革开放40年来，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采访者：后来您就开始抓直流输电这一块了，请您讲讲直流输电相关的情况。
张国诚：我们当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缺电问题。缺电问题解决了，那么还要解决线路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发出来的电能够送得出去。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抓全省联网。之前大部分地区都是分散的，杭嘉湖是一个网，温州是一个网，丽水是一个网，它们都是各管各的，也都是小的电网。提出全省联网以后，我们就开始着手把全省电网连成一片，电网的电压等级从最初的110千伏、220千伏、500千伏，发展到现在的1000千伏。
这里就要讲到舟山联网问题，其他地区都在陆上，比较容易解决联网问题。舟山很多地方在海上，那怎么办呢？那时候海上也要联网啊，但是海缆距离比较远，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正好国家要研究直流输电，我们就萌发了要研究直流输电的想法。如果我们能够研究成功，那就既解决了直流输电的技术问题，又解决了舟山的用电问题。所以我们想借这个东风，把舟山的联网问题解决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技术还没有成熟，高塔还做不出来，就只能用海缆输送过去。海缆比较长，但是直流电的损耗比较小，所以我们决定用这个方法。我们当时申请了一个科研和生产结合的项目，我代表电力局给科委签字，相当于签了军令状，我们要保证完成。
结果出现了什么问题呢？那时候三峡水电站上来了，要引进500千伏直流输电。当时有些人提出了一种观点，他们觉得直流输电用得也不多，直接买就算了，何必花这么大精力去自己研究呢？由于这个观点，上面曾经想让我们的项目下马。于是我们就提出来，我们不光是为了研究直流输电，还要解决舟山的用电问题。如果你让项目下马，那舟山就联不上网了。基于这个理由，上面最终还是保留了我们的项目，支持我们继续搞下去。但是因为投资很慢，所以我们搞了8年，才把这个项目搞好。研发成功之后，紧接着就投产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大概送电5万千瓦。5万千瓦什么概念？就是等于把当年舟山全部的负荷翻了一番，这样就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如果舟山不联网，就会有很多问题。例如它的机组要检修的话，就必须要拉电，没有其他方法。我们的项目成功以后，它的机组就可以正常检修了，这样联网问题解决了，舟山的用电问题也解决了。后来慢慢地舟山又有了新的发展，11个地区最后都联网。
100千伏舟山直流输电工程海底电缆铺设
其实这个项目成功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当时要引进500千伏直流输电设备的时候，需要有人过去谈判。因为他们的谈判人没有搞过直流输电，所以很多问题是没有发言权的。后来他们和我们商量了一下，借了我们的三个技术人员过去，和他们一块儿去谈判。人家外国人是内行，如果你不懂，那么一谈话就能发现问题的。因为我们搞过直流输电，所以能够很好地与那些老外进行技术层面的交流。对于这些外国人来说，外行他可以糊弄，内行他是糊弄不了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过去还是起了一点作用的。
采访者：由此可见，掌握核心技术和人才的重要性，对于直流输电这块，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张国诚：通过100千伏的直流的维护运行，我们也培养了一些直流技术骨干，所以后来有关舟山的柔性直流、直流开关试验，都是在我们这里搞的。因为我们有核心的技术人员，对设备维护掌握得更好。除此之外，比如说南方电网，或者别的地方也有直流输电，但没有我们管理得好，也没有我们运行得安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力量。过去直流开关一直是一个难题，之前直流没有开关，第一台直流开关试运行安装在什么地方呢？就安装在舟山。为什么不安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是安装在我们这里？就是因为我们有技术人员，所以在这样一个小岛上安装了世界上第一台直流开关。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在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核心技术。正如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那样，在我们中国，一些高要求的技术设备一定要自己搞。核心技术你是买不来的，人家不会随便给你的，还是要靠自力更生。
这方面我自己也有体会，例如最近看到国家在做大飞机，大飞机我们国家原来也是做过的，研发出来以后就停滞了。为什么停滞了？因为那时候有人说我们生产的飞机效益不好，耗油多，所以还是继续购买别国生产的飞机。但是到了现在又提出我们要生产大飞机，因为中国不能一直这样受制于人。
我们中国有几个领域确实很受制于人，其中一个就是芯片，中国每年进口芯片用的钱都已经超过了石油生产。这次美国和我们打贸易战，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芯片生产的能力，所以中兴没有办法，只能够认输，8亿、9亿的美元只能乖乖交出去了。但是这次华为就顶住了，为什么？因为就算你美国停止供应，华为自己也有备胎，这就是有眼界。所以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核心技术，不能总是依赖别人。从我个人的整个人生经历和工作经历来讲，从杨树浦电厂到新安江，最后到省电力局，让我形成了一种观念，那就是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所以我也一直坚持往这个方向努力，这就是我的一些个人体会。
采访者：您觉得您还有哪些要补充的吗？
张国诚：你们之前也采访过农电，农电牵扯到农业，其实我们国家基础产业还是农业。中国大部分人民还是农民，解决农电问题也是真正地为老百姓服务。以前农村用电很困难，现在农村里面家家户户都能用上电，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我现在回顾一下我的一生，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我这一辈子，革命也参加了，工业建设也参加了，见证了我们国家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历程。我记得当年做地下党的时候，有一个同志跟我一样，也是从中学入党，后来读大学，结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生肺病死了。大概是在1950年病逝的，那时候他还很年轻，非常可惜。那时候肺病叫痨病，跟现在听到癌症一样，没有办法治疗。
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革命成功后搞工业建设，也算是搞了一辈子建设，见证了电力一步一步发展的轨迹。此外，我能够有机会看到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现在看到中国强起来，能够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我感觉还是很欣慰的。
[1]上海警察局于20世纪40年代初成立的特种镇暴队，“飞行堡垒”的“发明者”是时任国民党上海警察总局副局长的俞叔平。“飞行”两字是模仿英国警察的“飞队”，喻其行动快速；所谓“堡垒”是借用美国的“空中堡垒”一词，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威力很强的空军力量，这里是喻其战斗力强。详情参见余双人《助纣为虐——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飞行堡垒”》，《上海档案》1999年第4期，第52页。
[2]特种刑事法庭，简称“特刑庭”。国民党政府为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而特设的刑事审判机关。按照1948年4月国民党政府公布的《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和《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的规定，中央特种刑事法庭设于南京，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分设各大城市。“审判”秘密进行，“裁判”不许上诉或抗告，被告人应有的诉讼权利全被剥夺。特刑庭滥施非刑，任意判处，杀害了无数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和劳动群众。详情参见夏征农《辞海：1999年缩印本（音序）3》，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第2079页。
[3]北京重型机械厂，即北京重型电机厂，始建于1958年，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以生产火力发电设备为主的电站装备制造综合性企业，主要生产大中型电站汽轮机、汽轮发电机和电站辅机，还生产大中型交流电动机、汽车改装车、电器产品和军工产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