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非洲童年
人们有时会问我，怎么选择了重症科这样的地方。是出于对重病或者死亡的兴趣，还是因为从孩提时代起，就被医疗领域所吸引？说实话，这更多是机遇所至罢了。
一天，一名心理学系的学生给我打电话，想来实习。我不知她是怎么想的，或许是为了得到实习机会所以编造了一个动机，竟然对我说：“死亡令我着迷！我对死人比对活人更感兴趣。”这让我错愕不已。我回答她：
“但在这里，我们和活人打交道。活人才是我们的重点。”
她究竟是怎么想象这份职业的？她认为我是某种专门研究死亡的心理学家吗？在这个科室，我们时不时就与死亡相遇，我们学会了如何靠近它，但我还从没见过哪个医生或护士能完全从容地面对死亡。死亡不会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而变得“有趣”甚至“令人着迷”。有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从未感到它有任何迷人之处。
少年时期，我曾经怀疑自己是否冥冥之中注定要过上以马内利修女或者特蕾莎修女那样的人生。我想象自己一身白衣，为他人无私奉献，有时从冥想中获得力量，永远给予而不会枯竭。
我如今的生活与儿时的想象并没有很大区别。我穿着白大褂，在一所由旧修道院改建成的医院工作，建筑四周绿荫环绕。这里有一些沉默不语的患者——他们并非主动选择生活在寂静之中，而是失去了讲话的能力。
回顾自己的职业历程，我一直认真对待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每个人，我希望自己对他人和身边的人有用。前不久，我找到了童年时代的日记。其中一本里有一张时间表，让我觉得尤其有趣。我当时十二岁，在上学、娱乐和用餐时间之余，我给自己规定：“下午四点到五点：留给他人的时间。”我想为他人服务，为亲近的人，也为那些成长环境不如我的人——为他们提供帮助，或者仅仅是一点有限的关怀。
我们家里头是六个兄弟姐妹。我们的父亲是外交官，负责法国和派驻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他从来不把家安在法国人聚集的区域，所以我们很小就领略到各种各样的文化差异。我们跟着他每四年换一个国家：法国，刚果，马达加斯加，回到法国，后来又去埃及。
童年时代，我们造过小木屋，编过故事。然而现实世界远非如此美好：我们在客居过的所有国家都经历过政变或暴动。我七岁时，刚果总统在布拉柴维尔遇刺。[1]我们住得离总统府不远，听到了枪声。但我并未真正意识到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当时，我们的父母去了沿海一带，被困在黑角[2]，所有航班和通信都中断了。当局实施了宵禁，我们必须待在家里。在我记忆中，这几天就像放大假一样，因为我们会从花园篱笆上的一个洞钻去邻居家，那是我们唯一被允许去的地方。我还在那边交了个小男友……那对我来说真是幸福的回忆！
随后，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生活了四年。有我姐姐维罗妮卡编故事，我们幸运地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们玩坐飞机，布娃娃充当我们的“子女”；我们时而扮演船上的见习水手，时而扮演罗马人，又或者寄宿学校——“落枕学园”——里的孤儿。本地邻居家的十个孩子有时会加入进来，大家玩上一下午。
在马达加斯加，由于连续的食品短缺，我们遇上了食品限量供应的日子。我一度有些嫉妒我的邻居，他每个圣诞节都能收到一盒雀巢速溶可可和一罐栗子酱！所幸，我和我的妹妹马蒂尔德——我们俩是一间房的“亲密战友”——每年都能从法国带回六条玛氏巧克力棒（每人三条）。每当我测验拿了满分或者一个不错的分数，我就奖励自己一小口。时间一久，这些巧克力都变了色，甚至口味也大不如前，但仍然会勾起我们对法国的念想，仿佛回到了那里。真正回到法国后我才发现，正常的玛氏巧克力棒并不是白色的，除非开封太久或者已经过了保质期！而且我震惊地看到有些人三两口就吞下一条，连味道都不带尝的。
我十二岁那年夏天，我们全家回到法国。在那个时期的所有照片里，都能看出我有多么闷闷不乐，多么孤僻，多么不自在。我从天涯海角来到这里，不适应法国的生活和同龄人的习惯。我的衣着一看就土里土气。别人全穿着喇叭裤和运动鞋，而我却是连衣裙和绳底帆布鞋。我不晓得任何能让我“跟上时代”的东西，甚至不知道Prince、大卫·鲍伊和迈克尔·杰克逊这些当红歌星的名字！另外还有一件折磨我的事：人们对待移民的方式和个别人对外国人的蔑视令我感到羞耻。
我们住国外那会儿，我在街上见过睡在纸箱里的孩子，在马达加斯加依然有人得鼠疫。
法国也有阴暗的角落。当然，比起马达加斯加来，当时这里的问题不那么严重，没有非洲那样明显，但仍是现实，在我看来人们关注不够。我受不了人们竟然如此缺少团结互助精神，甚至基本礼仪。我还记得，当时七岁的弟弟从学校回来抱怨：“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人们听不见小孩向他们问好吗？”
在非洲的时候，人们一提起法国，言必称美食的国度、法式优雅，还有生活艺术和礼仪教养。我也曾是这样想象法国的，直到来到巴黎一个还算平静的郊区生活。“如果这就是法国人——人人为己，以貌取人，粗暴地对待外国人……那我宁愿脱离这个社会！”我在心里暗想。话虽如此，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我记得自己在家里的院子里组织过一次慈善义卖，用来帮助马达加斯加的儿童。
相反，学习方面，我差点就辍学回家。由于患有阅读障碍，我的学习状况很不理想。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聪明，而我所有兄弟姐妹学习都很好，并且在为更光明的前途做准备。餐桌上，爸爸妈妈总会把我们往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带，但我生怕说出什么蠢话，宁可不开口。
我的成绩加重了这种态度。初中二年级时，课程委员会用了很长时间讨论我的情况。老师们最终断定，我适合走职业培训道路。我妈妈是家长代表，老师们的评价——“她太笨了”——令她绝望。这时，我大哥，以他十五岁的良知问她：“你怎么看，妈妈？你觉得她笨吗？”
“当然不！”
“那你为什么不相信她能行呢？”
母亲去找了校长，为我争取到重修初二的机会。但是，直到初中四年级[3]，我的成绩仍旧不达标。校方再次建议我选择学习年限较短、能快速就业的升学方向。幸好，爸爸向学校解释说，由于我们要迁往开罗，他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法国。反正老师们以后也不会再听到我的名字，所以还不如干脆让我通过……
因此，对我来说，迁往埃及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转折。在开往亚历山大港的轮船上——那时我十六岁，金发碧眼——我的感觉就像是所有青春痘都瞬间消失不见了。甚至有个埃及人向我求婚！离开法国使我安心，让我可以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自己。我渐渐摆脱“闷闷不乐的牢骚鬼”身份，决定微笑面对生活。
这次远行令我绽放。我得以按部就班地升学，重新找回自信。在开罗的生活教会了我某种人际交往的方式，使我相信只要敢于逆流而上，事情就总有解决的办法。这种笃定的态度源于埃及人闲聊的方式，也源于我父母的鼓励——我父亲派我去和出租车司机砍价、在市场上和商贩交谈，而我那永远完美、优雅的母亲反复告诉我：“出丑死不了人。”
我们住在市中心的解放广场附近，是那片街区仅有的几个法国人。肉店老板很快就注意到我们这几个“巴黎客户”。我们生活的环境喧嚣热闹，永远有地方在施工。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这种埃及式的生活艺术让我每天都保持着乐观。
然而，我的学校焦虑症还是没有解决。老师和分数令我害怕。我还记得进开罗法国高中后的第一份法语家庭作业就让我压力山大。最终，将近午夜时分，爸爸看我可怜，替我完成了作文。这次作业我惊人地得了16分（总分为20分），红色的数字清清楚楚地写在卷面上。真是神奇，似乎人们一用看待好学生的目光看待我，我就能真正成为好学生。我各科的平均分从此开始提高。
为了让我在开罗考取驾照，爸爸让穆斯塔法教我开车。穆斯塔法用一种极不寻常的教学法帮我尽快掌握要领。他带我到墓园，留我一个人在车上，自己去找朋友喝咖啡。所以，我最初尝试开车是在一座比巴黎蒙帕纳斯公墓还大很多的墓园里。起初一切顺利，直到我发现自己开进了一条死路，而当时我还没学会倒车。我正在思考要怎么出去，突然听到身后一阵响动，我立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敢回头看。我只瞥到一个男人从一座专为死者而建的纪念建筑里出来。我迅速掩藏起自己的惊讶，用我有限的阿拉伯语问他能不能帮我把车开出来。我把钥匙给他，心里嘀咕着是否还能见到这辆车。不料他很绅士地就帮我把车倒了出来，然后又回到了“他的”墓里。后来我发现，由于开罗住房紧张，活人只好和死者当邻居。这样的人成千上万，他们只求一个容身之所，即使这意味着和已经入土的人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打理这些坟墓、开挖新墓，或者卖花给前来扫墓的人——按照当地传统，他们一般周五来。另一些住在墓碑中间的人则制作铜器和地毯，然后拿到开罗著名的旅游集市汗·哈里里市场出售。
在妈妈的安排下，我还见到了以马内利修女。她当时六十六岁，和开罗最最贫穷、靠分拣垃圾为生的拾荒者住在一起。如此深入的参与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同时也令我惊异。她是那么地活泼、快乐，永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以马内利修女说话总是直来直去，无论是在贫民窟，还是在大使馆的招待会上。
我有幸见过她，亲眼看到她和孩子们玩耍、嬉笑，仿佛他们就是她自己家的孩子。他们为她注入无穷的生命之乐——抑或相反？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贫穷的孩子把握快乐的能力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在垃圾堆里绽放的笑容深深印刻在我的心中，那是幸福与物质基础无关的明证。多年之后，我在医院里又看到了这同一种快乐，星星点点，在病痛之中熠熠生辉。这些时刻向我证明疾病与幸福时光并不相斥。
我努力记住这些贫民区孩子教会我的事——经营快乐。以马内利修女做得那么好。每次在衣柜前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她，她曾对我说：“你知道吗，当修女之前我很爱打扮。我花很多时间思考穿什么衣服，做哪种发型，揣摩人们会怎么看我。我的修女服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把我从外表的控制中解放了出来。”衣着优雅、把衬衫和毛衣搭配好，这很重要吗？反正披上白大褂，谁也不会来评论我里面穿的什么。因此我很少在意这些，抓到哪件衣服就穿哪件，这样我就能每天都节省一点精力和时间，把它们用在更实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