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远去的端木蕻良

近日看了新出品的影片《黄金时代》，想起去世多年的著名作家端木蕻良，心中悒悒，多日放不下。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端木之后，我写了一篇记述性的散文，题目《兄长》。一场重病后的端木，那年已七十岁，正在闭门写《曹雪芹》中卷。他是个骨架高大，微驼，瘦弱而清雅的长者，但他热情的神态令我感觉不出他是个老人。他脸上总带着微笑，声音低低的，同你讲话就像是在同家人谈心。我称他“端木老”，他再三纠正：“叫我端木，叫我端木。”我在《兄长》中是这样描述他给我的最初印象的：“他那温和而幽默的微笑，他那低低的亲切的语声，他那带点天真的动作，和那沉静而又易于激动的性格，使你同他在一起就自然觉得是同兄长在一起一般。”就文学成就来讲，他是我仰慕的前辈，就年龄来讲，他应该是我敬重的长者，但视他为兄长，则非我的僭越与狂悖，而是我的真实感受。他的生命就像他窗台上的那盆疏疏淡淡的文竹和养在一只小钵子的、从徐霞客门前一湾清水里带回的几片青萍，平和而顽强地散发着青绿的色彩。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为了给《花城》组稿，我常去北京。也数次到虎坊桥探访端木。挂历刚开始风行那几年，每到新年我记得给他寄一个挂历，不久后就会收到他寄来的贺年卡。这种贺年卡很别致，是他在宣纸上绘画书写而成的。一次一位老朋友看到，大赞不已。他是辽宁人，与端木同乡，少年时代唱过《在嘉陵江上》，读过《在科尔沁草原》，不仅在文学上，在书画方面对端木也极钦佩，托我向端木求一幅字。我感到为难，因为我知道开放后名家书画“身价”越来越高，不好意思开口。经不住老朋友再三催问，一次见到端木我终于将这个意思向他说了，他毫不摆名家架子，立即展纸挥毫，一口气给我和我的朋友各写了一张。似乎意犹未尽，又开玩笑道，别人说我画的紫藤还可以，给你画一张如何？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如今这两幅书画仍挂在我的客厅里。

一次我到香山去看望杨沫大姐，谈罢稿子后她带我走出户外。远山近树，青草漫天，绕过几处名人墓地，来到一处低矮的瓦院。她说有人新近论证这是晚年曹雪芹故居，进去看看。参观的人不少，房内灰粉剥落的墙壁上有几处墨迹，是题壁诗。琢磨诗句，结合眼前的场景，很容易唤起人们对绳床瓦灶的遐想。这时有人唤了一声“杨阿姨”，杨沫回过头，原来是胡耀邦同志的儿媳。她三十多岁，在某大学教书，身后还有十多个同事和学生，都是《红楼梦》研究者。她们主张将这里辟为曹雪芹纪念馆，有人持反对意见，故难成事。她一面热情地讲解眼前实物与曹雪芹的关系，一面向杨沫诉说遇到的阻挠与困难，请求帮她们说说话。杨沫笑道这事涉及红学研究，我对红学一窍不通，说话有什么用？她们笑道，杨阿姨说话就会有用！杨沫问究竟是谁阻挡你们了？她们说是那些权威，他们有不同意见可以，但请他们来看看他们都不来。杨大姐是个热心人，转过头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这两天不是要去看端木吗，代我问他好，他可是一个大红学家、大权威，请他们那帮红学界的老先生们对年轻人多多扶持，不要压制。我见到端木，谈起此事，把杨大姐的话转告给他，他听后孩子般地笑出声来。他说，曹家被抄后，乾隆九年曹雪芹几经搬迁回到香山正白旗曹家祖屋住，生活清贫，诗文中也确有“著书黄叶村”之说，但是不是就是如今发现的这个地方，有争论。我可以给红学界的老先生们提个建议，有空都到那边走走，与年轻人多讨论，不抱成见。他又半开玩笑地交代我说，你见到杨大姐代我问好，告诉她我可不是什么大权威，更不敢压制年轻人。端木和杨沫同在一个单位多年，平日关系甚好。数年后我路过香山，看到路边有了块“黄竹村曹雪芹纪念馆”的路标，心中甚慰。

端木天性和易，为人亲切、单纯而富于幽默感。他说话从不高腔大嗓，没有指点江山的高谈阔论，也没有莫测高深的故弄玄虚，平平和和，散散淡淡，有的是自然流露出来的真切。他几乎不谈萧红，偶有激动，却也正是为了萧红。那几年，命运多舛、长期遭受冷遇的萧红被日渐炒热，有的人总想往萧红身边靠，往往谈及萧军、萧红、端木蕻良之间的情爱与婚姻，并无中生有地贬低端木。一次，端木突然激愤地骂了一句：“他们真不要脸！”这是我听到儒雅的端木说过的唯一一句“粗话”，他被逼急了。他一直沉默，他一直忍耐，他不想再撕裂那个伤口，更不想任谁再去玩味萧红的伤痛，但有人却罔顾事实，喋喋不休。我听他激动地说，萧红一生只结过一次婚，萧红唯一的丈夫就是我端木蕻良！他说他与萧红是1938年在武昌一家旅馆结婚的（可能是我当时听错了或后来记错了，他们结婚的实际地点是汉口大同旅馆——作者），有主婚人有司仪，有参加婚礼的亲属和作家朋友，至今还有人可以证明，怎可硬说萧红是别人的妻子呢？端木的愤慨可以理解，中国人一向是将同居与婚姻分别看待的，同居不等于婚姻，历来如此，现今仍如此。萧军与萧红分手是性格冲突的必然，没必要去评论谁是谁非。端木蕻良在萧军正式提出与萧红分手之后，不顾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毅然爱上萧红，并为了给萧红以安全感，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劝说与反对，坚决与萧红正式举行婚礼，正说明他对萧红的真诚与挚爱。萧红性格上有女性温柔的一面，也有倔强、随性的一面，婚后家中许多事是听萧红的，去香港也是萧红的意见。日本飞机接连轰炸重庆，二人不堪其扰。想找一个能安下心写作的地方，端木想去桂林，萧红要往香港，1940年1月，二人到了香港。当时谁也想不到两年后日军会进攻英国这块殖民地，更想不到一代才女会在香江殒命。有人说，到香港后端木对萧红不好，谈及此端木只有苦笑，他说香港两年是他和妻子婚后生活最安定的两年，也是萧红创作成果最丰盛的两年。在这两年萧红写了《小城三月》《马伯乐》和可以传之后世的《呼兰河传》等等作品。

1942年1月萧红于香港病逝，文艺界甚或社会上有了端木情负萧红的“离弃之说”，令端木几十年遭人误解和诟病。也许是端木不忍重提那段生离死别的伤痛，也许是内心高傲的端木蔑视这种无端指责，几十年几乎不自辩，也不与他人争辩。战火中端木一个人离开香港，撇下萧红不管的薄情说、离弃说，最初来自骆宾基写在《萧红小传》中的一段话。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8日开始轰炸九龙，9日端木将萧红由九龙迁往香港，安顿于思豪酒店。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说萧红住进思豪酒店之后端木就不在场了，更进一步说：“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旁了。”这就是说直到萧红病亡，端木都不在萧红身边。这可能吗？如果真是这样，端木就真是一个薄情寡恩的“薄幸郎”了。事实绝非如此，提到这段话，极有涵养的端木猝然说了句：“胡说八道！”然后是久久的沉默。

事实是，1941年7月萧红因肺结核及痔疮等病症，住进了最大的公立医院——玛丽医院。萧红耐不住长期住院的寂寞，不断吵着出院，11月端木只好将她接回家。这年中秋节前，刚到香港身无分文的青年作家骆宾基试打电话向端木求助，当时端木在时代书店主持《时代文学》，曾看到过骆宾基的作品，又是东北人，决定给予帮助。他先给骆解决了吃住问题，后又将自己正在《时代文学》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大时代》抽下来，换上骆宾基刚写的长篇小说《人与大地》。日军开始进攻九龙，骆宾基本想突围返回内地，端木考虑需要一个帮手，就请他暂时不要走，帮忙一起照顾萧红，骆出于友情欣然应许了。端木在外面有许多事情要做，守在萧红病床边的时间可能没有骆宾基多，但照顾萧红的责任主要还是端木承当的。从1941年12月9日至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的四十五天中，在日军炮火紧逼之下，萧红的住处转移了六次，医院转移了四次，其中包括最有名的罗士达酒店（即半岛酒店）、最大的私人医院养和医院、公立医院玛丽医院、法国医院等，这要端木去筹钱、托人、找朋友才行，靠骆宾基是绝对无法办到的。所以说骆宾基在书中暗示端木在这些天丢下萧红不管的说法，分明不实。在日军一步一步将半岛酒店、玛丽医院、法国医院军管之后，端木万般无奈才将萧红转移到法国医院在圣士提反教会女校设立的救护站，萧红就是在那里去世的。埋藏了萧红的骨灰，端木和骆宾基二人才通过澳门回到桂林。

应该说，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为了挽救萧红的生命，都尽了最大努力。如果说萧红的死要有人负责的话，第一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第二是养和医院误诊的庸医。端木与骆宾基后来的争执，产生于二人之间本不应有的误解。萧红为人常有偏激之时，病痛中发些牢骚，向骆宾基说些抱怨、指责端木的话，本不足为奇，但骆宾基却少加分析。到桂林后，又因《呼兰河传》版权事二人发生冲突，致使骆宾基对端木的误解与责难步步加深。

《黄金时代》是一部近年少有的优秀影片。我十分敬重那一代在连天烽火中奔走，既有救亡的爱国热忱又有罗曼蒂克情愫的年轻人。他们都走远了，端木也走远了……作为后人，我们不必再对他们品头论足。

我认识的老年端木蕻良，一直是个热爱生活的人。看到客厅墙壁上他的书画，我又想起北京虎坊桥他的书房，想起他窗台上的那盆文竹，想起他养在瓷钵里的几片青萍，这文竹这青萍是一种风致，是沉静、和善的端木蕻良留在我心目中的风致。

2014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