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海 激流与巴金——访巴金兼谈《序跋集》

深夏之访

巴金的《序跋集》出版了。我又想起去年同老苏同志一起对巴老的一次访问。

可能如广播电台预报的那样，台风要来了，所以时已接近9月，天气还燠热得厉害，我同老苏穿过几条种有法国梧桐的大街，来到在上海来说算是僻静的武康路，巴老就住在这条街上。

巴老住的是一座带庭院的西式小楼，我们掀了掀门墙上的电铃，院内传来说话声，紧闭的小铁门轻轻启开了。一进门，满眼绿意。青翠的草坪上，长着两株高大的广玉兰和一排水杉，蓊蓊郁郁，一派清幽。开门人向楼上喊，“花城的同志来了！”那扇铁门像启开时那样又轻轻地关上了。市区的噪声被关在门外，盛暑中，一种沁人心肺的清凉感，快意地袭上心来。草坪中有条通道，直通楼门口。这时，一位身材瘦小的老人，正站在楼门口的台阶上向我们微笑，他就是巴金。

巴老的头发已经苍白了。方阔的脸上架着一副大眼镜。眼镜后面，一双微眯的似乎总在沉思而又总在探索的眼睛，却放射着一种坦然的宽厚的光芒。一缕慈祥的微笑在微翘的下巴和紧闭的双唇上荡漾……

我忽然想，这就是几十年来我从书中结识的青年朋友巴金吗？他似乎老了，他真的老了。但在这第一次的晤面中，我迅速发觉了几十年来我从他的书中感受到的东西：至诚、单纯、亲切和青春的热情。

巴老把我们带进楼下的大客厅里，阴天，光线很暗。房内没有引人注目的陈设；几张大沙发是旧的。我们在沙发上坐下，问过老人的起居，就谈到了《序跋集》的稿子。巴老告诉我们他刚从莫干山下来，不久要出国访问。也在莫干山写完了《序跋集》后记，回到上海就将《序跋集》稿子寄往花城出版社了。他说，要不赶在这时编好的话，一出国不知又要拖几个月。我同老苏在7月中离开广州，所以不知巴老已将稿子寄去了。

巴老很有兴致地问起我们离开广州后一路的见闻。当我们讲到在北京探望叶圣陶的时候，巴老突然探过身子，关注地问：

“叶老身体好吧？”

“好，看样子老人家还很硬朗，就是瘦些。”老苏回答。

“瘦不怕，”巴老宽慰地笑着，“他原来就瘦。”

“八十九岁的人啦，眼不花，听觉不太好。”我说。

“叶老今年没有八十九。”巴老思忖着，“让我想想，记得他比我大十岁，今年是八十七岁。”

“叶老是八十七岁，汉生记错了。”老苏笑望着巴老，“您的记性可真不错。”

“不行了。”巴老摇摇头，“不过叶老的年龄我是记得清楚的，他是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嘛！我的第一篇小说——《灭亡》，就是他发的稿，如果《灭亡》不发表，也许就没有我以后的文字生涯。”

接着巴老怀着崇敬的心情，谈起1928年底他从德国回到上海后，叶老帮助他这个素不相识又在文字上毫无名气的青年发表第一篇作品的经过。巴老谈起往事，感慨颇深，他又说：“丁玲的第一篇作品也是叶老发的。好像是篇小说，题目是什么，记不清了。”

“是《梦珂》。”我说，“发表在1927年的《小说月报》上，据说深得叶老的赞赏。”

“对对，是《梦珂》，还是你们年轻些，记性好。”

巴老笑了，“叶老发现了许多人，培养了许多人，他的贡献很大，他不仅是文学界的老前辈，教育界的老前辈，也是一个有大功的好编辑。当编辑不容易呵，希望你们能成为好编辑。”

巴金对叶老的尊敬，对编辑工作的尊敬，使我深受感动；他谈到叶老时的崇敬心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今年他在《十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谈到叶老发他第一篇作品的事，还说到怎么做好编辑工作。我知道，巴老一生中把很多时间花在了编辑工作上，他也发现了许多文学青年，培养了许多文学青年。后来在《序跋集》的具体编辑过程中，我发现了几件感人的事例。一件是田涛的《荒》的编辑出版，1936年田涛曾寄了一本短篇小说集的稿子给巴老，请巴老帮助出版，稿子交给书店后，因北平沦陷而没有下落。过了三年，巴老在香港还记着这件事，主动将这位未曾谋面的青年作者散发在报刊上的文章集起来，编成一本书，并写了后记出版。巴老代屈曲夫编辑出版的《三月天》，情况也大致如此。巴金对女作家罗淑的关心，更为感人。《序跋集》中有五篇序跋，是为罗淑的著译写的，这不仅使我感受到了巴老的美德，并且深切感到了一个编辑所负责任的重大。

同巴老谈了一晌话，最后我提议照个相，我知道巴老近几天身体欠佳，不想劳他多走动，打算在房内拍照。老苏说：“没有闪光灯行吗？”我是摄影的初学者，一提到摄影就喜欢开玩笑，因而说：“凭技术啰。”听我这么说，巴老笑了。他从沙发上站起身，“走，到外面拍，外面光线好些。”

我们从另一个门出去，走到面向后院的阳台上。天开始落雨了。我站在樱花树旁给巴老和老苏拍了个合影。巴老说，“来来，我们俩照一张。”不巧得很，恰恰这时候，照相机坏了，我的“技术”在巴老面前露了馅，三人笑谈着又走进屋去。

巴老非常平易近人，也非常细心，照罢相他才说，他有一个侄子，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如今正在这里。他问我们愿不愿意同他侄子见见面。我们当然愿意，大家是同行，有很多话好谈，就这样，我们又认识了他的侄子。

我们告辞，巴老和他的侄儿把我们一直送到大门口。

铁门又关上了，但巴老离我却更近了。

在大海和激流的岸边

巴金写了近百种共约五百万字的著作。可以说，他用他那支笔，挖掘了一个大海——一个文字的大海。

要探索这个大海，绝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序跋集》，却给读者全面了解巴金著作以捷径。正如巴老在《序跋集》的序中说：“这本书是我文学生活中各个时期的‘思想汇报’，也是我在各个时期中写的‘交代’，不论长或短，它们都是我的真心话。”因此，可以说这本书是巴金全部著作的脉络，它将给我们学习巴金著作带来很大方便和益处。

《序跋集》从1928年的《灭亡·序》起，到1982年《创作回忆录·后记》止，共收集巴金写的序跋一百五十一篇，其中一百三十六篇是巴金在其五十四年文学生涯中，为其九十余种主要著译写的序跋。另外，还有十七篇是为罗淑、冰心、艾芜、田涛、靳以等的著译写的序跋。巴金在编这本《序跋集》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范围：只收文学著译的序跋；并且声明会有遗漏。所以这本《序跋集》不能说收集了巴金写的所有序跋，但他为文学著译写的主要序跋，肯定已收了进去。

几十年来，巴金的心对读者一直是炽热的；他把读者当作自己的朋友。为了使朋友了解自己的作品，他很重视写序跋。他几乎给自己的所有著译都写过序跋。特别是在他文学生涯的前期。从1927年在巴黎拉丁这一座古老公寓的五层楼上开始写《灭亡》起，到1946年12月31日写完《寒夜》止，是巴金创作最旺盛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巴金著译多，写的序跋也多，有的一写再写，有的写得很长，如《爱情三部曲·总序》就写了近三万字。可见巴金在序跋上是很认真，很下功夫的。巴金在这些序跋中，用优美的文字，充满激情地向读者叙述了他的每部著作的写作背景与经过，叙述了他对文学事业，对人民，对祖国赤子般的执着的爱。可以说这些序跋是作者浩如瀚海的著译的精粹与浓缩。这部《序跋集》不仅给读者提供了一本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散文集，而且它记述了作者创作思想政治发展及其经历的生活道路，可以帮助读者加深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认识。

打开《序跋集》，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海，同时也看到了一股不息地汇成这大海的激流。

巴金几十年的生活与创作道路，就是一股激流。

1931年4月，他写在《激流·总序》中的一段话，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

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这一切造成了奔腾的一股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这唯一的海是什么，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这海里，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

巴金的一生就是这段话中说的那股在乱山碎石中奔腾的激流。为了这段话后面的几句，他却受过不少责难。

但巴金的话没有一点矫饰。

我很少看到别的作家带着那么大的痛苦，那么大的热情，那么深的矛盾、爱与憎，来进行写作的；我很少看到别的作者能够数十年都带着那么一颗纯净的真诚的赤子之心，来进行写作的。

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的时候，我那颗心，那颗快要炸裂的心是无处安放的，我非得拿起笔写点什么不可。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只是把写作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生活中充满了种种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这些组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的追求光明的呼号……同时惨痛的、受苦的图画像一根鞭子那样在后面鞭打我。

上面这段话是巴金在1957年写的《巴金文集·前记》中谈的。相同的话，他曾说过多次。早在1932年《电椅·序》中，他就说：“我没有自由，我没有快乐，一根鞭子永远在后面鞭打我，我不能躺下来休息，这根鞭子就是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的受苦。”

在痛苦中的产儿，在鞭子驱赶下的产儿，往往是母亲最爱的产儿。所以，有人说：“没有一个作家像巴金那样钟爱他的作品。”这也许说得对。

对巴金前半生的生活道路与创作，人们的评价是不一致的。我是爱巴金的。作为《序跋集》的责任编辑，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反复读了这部稿子。我认为最能说明巴金前半生的思想与生活的，就是他的最早被印成铅字的那两句话：

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我又是一个孤儿。

这两句话最简练地勾画出了青年巴金的形象，勾画出了一颗饱含热情、痛苦、信念却有些孤独的心。

巴金的信仰是什么？这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还是让巴金自己来回答吧。1980年《巴金选集·后记》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巴金对自己早期思想的回顾与总结，很值得注意。

以前读的书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小说，后来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刘师复、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册子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来的，再加上托尔斯泰像《一粒麦子有鸡蛋那么大》《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一类的短篇小说。我还读过一些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传记。我也喜欢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是多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就渐渐地丢开了它……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剥削阶级，工人和农人养活了我们，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我们的上辈人犯了罪，我们自然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当时像我们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样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

……

我有时甚至连声高呼：“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并不是用假话骗人。我从来不曾怀疑过：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这就是我的坚强的信仰。但是提到我个人如何在新与旧、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尽一分力量时，我就感到空虚了。

巴金对信奉什么主义是不明确的，但是他的信仰——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却是坚定的。可能他有迷惘的时候，感到空虚的时候，但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他是一个坚定的战士，他并非没有尽一分力量，而是尽了很大一分力量。早在1935年他就说过：

我是不会绝望的。我的作品中无论笔调怎样不同，而贯串全篇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

是的，巴金很少采用其他斗争武器，除了手中的那管笔，但他自始至终为被压迫人民紧握住了这管笔。1932年4月在《家·初版代序》中，他就勇敢地宣告：

然而我是不会死的。我要活下去。我要写，我要用我这管笔写尽我所要写的。

巴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写的作品，可以说全部是对旧制度的控诉。所以他在他写的序跋中，多次呼号：“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的J'accuse（我控诉）[1]。”在这些控诉当中，他也唱出了对青春的赞美，对未来的赞美。“青春毕竟是美丽的！”作者在同他笔下的青年一起苦斗时，常常由衷地发出这声赞美！

我沿着流经《序跋集》的激流，一直走近了大海。

巴金的著作像海，巴金的心像海。

激流溅着真诚、善良的浪花，在黑暗与明光的交界线上，在朝霞里，放射着它的美。

想到年轻的时候

“我爱海，我也爱梦。”这是《海的梦·序》的第一句话。

小时候我就爱这句话。

因此，在我作《序跋集》编辑工作时，常常想起年轻时候。

我知道巴金的名字并且读他的书，大约始于三十八年前。巴金著译的小说，我几乎全读过。

念小学时，老师讲到巴金。同学中传阅一本草纸印的其厚如砖的《家》。封面上有个黑方块，里面有个白色的“家”字，看着怪怕人的。

我读过三次《家》。第一次就是念小学时捧读那块“砖头”。不能说懂，也不能说不懂；反正读时我哭过、笑过。周围的人都被我暗暗派了“角色”。祖母当高老太爷，大哥、二哥自然有他们合适的位置，觉慧当然是我，虽然我太小，而且没有鸣凤。我把书中写的一切都想象为是在我周围发生的。甚至我到花园里的井口旁悲泣过，想象着鸣凤就在这口深不可测的井里。我开始恨那些新建的高屋脊的楼房，我感到它们是那么阴冷，那么恐怖，希望它们塌掉（房子后来被日本人扒了，这倒怪可惜的）。不久有位西医来到乡下，人们都称赞他的医术，他却常以艺术家自居。说来道去，他的最显赫的艺术业绩，就是洛阳城上演话剧《家》的时候，他是灯光监督。“呵，那雪花，被我用灯光一配，多美啊！”我真不明白他一谈起《家》为什么会那样兴高采烈。我就是暗自不佩服他。

我第二次读《家》是1948年念高中的时候。在汹涌的革命潮浪冲击下，生活道路的抉择问题已严峻地摆在我这个不足十五岁的学生面前。我放下《家》，终于“出走”了。

第三次读《家》是1957年冬，我被强加以罪，蒙冤受审查的时候。当时坐落在广州长堤的白云酒店是机关宿舍，我住在五楼。我捧着新出版的《巴金文集》常常联想起“前记”描写的巴黎拉丁区一家古老公寓的五层楼上那间窄小的屋子。我把矗立在灰暗天空上那两个石室的尖塔，当成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我把静夜里海关大楼传来的钟声，当作圣母院的钟声，我重读《家》，回忆同时涌上心头。好像那个巴黎的青年一样，“我想到那些在斗争中的朋友，我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快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像刀割着似的痛。那股不能扑灭的火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

在屈辱的重压之下，我的心更猛烈地燃烧起来。我不肯按指令写“交代”，我被孤立，独自在白云酒店的五楼上，几个月没人同我讲话，我也不肯讲话。孤独可能是利于沉思的。我在沉思中回忆着我走过的短暂的路。我要把这路上的欢笑与痛苦写下来，我写了一本叫作《遽骤的潮浪》的东西，本是想写个电影文学剧本的，实际写成了一部近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我写了一个家庭，写了一群兄弟姐妹，一群表兄弟姐妹。我写这群青年在革命浪潮里的动荡，分化，落伍与前进……

无疑，《家》给我以影响。

当时，我总重复巴金在《家》新版后记中的一句话：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年轻的时候，巴金著译的书使我深受感动的还有两本：一本是《海的梦》，一本是他翻译的高尔基的小说集《草原故事》。念初中的时候，我再三读这两本书。我看见了地中海的风暴和那打在甲板上的浪花；我看到了星一般发光的头发、海一般深沉的眼睛；我看到那个想在海岛上建立“自由国家”的女郎；我看到无畏的斗争与英勇的牺牲。它把我带进一个流着血和泪去争取自由的梦里……虽然那个女郎和她的战友要建立的“自由国家”，在我眼前有些缥缈，有些模糊，但我被她们的无畏精神震撼着，感奋着；我为那女郎和那牺牲在她怀里的战士，为铲除不平而倒下的人们，流了许多泪。美国的吉普，内战的炮声，反饥饿的口号，这一切使我觉得我自己就生活在血的海、泪的海中。“血泪的海是不会平静的吧。”巴金说。我深信。高尔基那些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带点忧郁调子的草原故事，也把我带进一个个梦里，俄罗斯的大草原在我眼前展开，剽悍的、奔放的、热爱自由的人们来同我交谈，我的幼小的心跟着他们的快马飞了，飞向草原和天空相接的地方。这些故事使我入迷，我藏在校园中唯一的一道灌木丛中偷偷地读它，忘记了上课铃声，还被训育主任骂了一顿。

巴金说：“高尔基自然是现今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

他又说：“我爱海，我也爱梦。”

海是什么？梦又是什么？

多少年后我才领悟到：海，是人民解放的大海；梦，是造海的理想。

在我年轻时，巴金给过我许多梦。

为此，在《序跋集》的编辑过程中，我怀着感激，并常常重温那些梦。

1982年9月24日于广州

注释

[1]J'accuse（我控诉），是德国大作家左拉一篇杂文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