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事典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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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冉祭出了商鞅用过的大招

战国七雄在几十年的合纵连横斗争中不断调整站位,有的诸侯国捕捉到了发展机遇,有的诸侯国却屡屡吃瘪。魏国和韩国一度属于前者。魏哀王和韩襄王抓住秦楚交恶的机会与秦昭王结盟,两国关系也进入蜜月期。他们还两次抱紧齐国的大腿,分别打赢了垂沙之战与函谷之役,从楚秦两强那里割下大片领土。

两国一度显露中兴之象,却被魏冉、司马错、向寿、白起等猛人打回原形。魏昭王与韩釐(lí)王的内心是极度崩溃的,恐怕少不了在太庙里向列祖列宗跪哭忏悔。他们同一年即位,秦国战败割地恰在前一年,看起来形势大好。谁知俩人刚接手父辈的遗产,秦国就吹响了反攻河外的号角……秦人打完河外打河东,打完河东打河内,一直不让人喘气。再这样下去,韩都新郑与魏都大梁岌岌可危。两国的忧患意识从不缺,解决办法却没有。

秦兵马俑一号坑步兵军阵

也难怪,白起和司马错用兵太诡诈,总是在诸侯猜不到的时间和料不到的地点出手。伊阙之战、涉河之战、攻垣之战、宛叶之战、轵邓之战,每次都是战果辉煌。只要指挥过其中一场战役就足以名动天下了,然而这只是两位秦国名将毕生军事成就的一部分而已。他们的对手只能望而生畏,毫无还手之力。魏韩两国在这四五年里累计丧师数十万,丢失的土地、民户、财货、矿藏、山林、湖泽不计其数。兼并战争让各方势力此消彼长。秦国的力量和资源越来越多,只怕来年出兵更凶。

魏韩高层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这一年,铁三角中轮到穰侯魏冉来刷军功了,他的目标是白起和司马错上次打过的王垣。《史记·穰侯列传》称:“穰侯封四岁,为秦将攻魏。魏献河东方四百里。”《史记·秦本纪》称:“(秦昭王)十七年,城阳君入朝,及东周君来朝。秦以垣为蒲阪、皮氏。”《史记索隐》认为,“为”当为“易”,盖字讹也。秦以垣易蒲阪、皮氏。但此前秦拔魏垣而复予之,此时能以王垣换蒲阪、皮氏,应是再度发兵攻取。对照其他记载,只有穰侯为秦将攻魏之战能对应,魏冉进攻的目标应是王垣,后又将此城作为外交筹码。另,睡虎地秦简《编年纪》称:“(秦昭王)十七年,攻垣、枳。”

自从轵、邓二城沦陷后,战败的魏国以温县为核心重整河内的防务。《史记·货殖列传》曰:“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温县和轵县是魏河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中转站,若是再让秦人夺走温县,魏国财政收入将受到更多损伤。而经济实力的削弱又会进一步限制军事能力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谁知秦军竟然再度调头攻打河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王垣。

秦人封锁了王垣盆地的南北出口,魏军送不出去求援信。就算隘口关卡没丢,王垣照样无法及时得到河东腹地的增援。当然,这绝不是魏国体制的错。

魏国是最早采取郡县制的国家之一。郡县制的问世源于战争的需要,早期的郡都设置在各国边疆,相当于一个军区,郡府相当于军区司令部。比如,当年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时击退过入侵的秦师,还反过来蚕食了秦国的河西地。可见,边郡既是拱卫内地的盾牌,也是进攻敌国的拳头。王垣所在的魏河东郡也不例外。

随着河西与上郡的相继沦陷,河东只剩下黄河天险做屏障。魏国迁都大梁,京师主力鞭长莫及,便在河东设郡抗秦,以旧都安邑为郡治。这是为了让河东各边城能快速组织本地兵马御敌,坚守到朝廷调集的武卒、苍头、奋击之军《史记·苏秦列传》:“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驰援。但是,由于古代的交通通信技术落后,边境遇袭的消息传入郡治也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周国策士城浑曾经对楚国新城令说:“蒲反(阪)、平阳,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安邑不知……”(《战国策·楚策·城浑出周》)秦兵渡河攻打蒲阪,百里之外的安邑无法在当天做出反应。虽然战国兵法要求的行军速度是日行百里,但集结部队和装运武器粮草需要时间。战斗规模越大,准备周期越长,救援行动也就越迟缓。

已属秦土的皋落就在王垣跟前,分分钟兵临城下。王垣由隘口北上百余里才能走出王屋山区,通过山脉那边的左邑(今山西闻喜县)与河东内地保持联络,无法一路直达安邑。安邑与蒲阪之间的路途平坦尚且难免信息滞后,又怎能及时增援距离更远、路途曲折的王垣呢?

秦步兵俑

论统兵征战,魏冉自然逊于白起和司马错,但他的军事能力已经足以弹压六国一流名将以外的所有人。秦兵有上回作战的经验,对第二次攻垣轻车熟路。于是魏冉打算采取另一个秦军传统制胜手段——迫降。

尽管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制和军法都鼓励斩首,但他自己在实战中更多采用的是迫降战术。比如,大良造卫鞅在秦孝公十年率兵包围魏安邑,降之《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次年,他又包围魏国新建的固阳要塞,又降之《史记·六国年表》:“(秦孝公)十一年,卫鞅围固阳,降之。”。秦惠文王君臣进一步发扬了这种以迫降为目标的斗争策略,通过包围魏国边城进行外交施压,迫使魏惠王进献上郡十五县。

迫降战术讲究“攻心为上”,通过军事威慑配合外交施压,令敌城守军因内心恐惧而主动放弃抵抗。在这个心理攻防的过程中,围城的将帅和敌城会互通使者进行谈判,斗智巧,比口才,拼定力。假如指挥官不具备外交手腕,反而有可能被敌方特使说服退兵。春秋时郑国大夫烛之武智退秦穆公之师就是一个著名的经典战例。由于人才结构与外战形势不同等原因,秦武王及秦昭王前期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迫降案例,更多是以武力直接攻克城池。如今,魏冉打算重拾这个和斩首战法一样悠久的秦军老传统。

魏国向王垣补充了兵马,但上回的重创尚未痊愈,力量仍显单薄。况且,王垣容易落单的天然地理劣势并没被克服。这次情况更糟糕,河内及大梁魏军被轵、邓的秦军挡住去路,河东魏军也难以及时救援。白起和司马错此前的战果给魏冉扫清了外围障碍。在秦军的猛攻下,王垣再次陷落。

王垣的第二次陷落让魏韩高层如坐针毡。

秦国占领轵、垣等城后,基本控制了轵道除韩国武遂之外的所有主要路段。对于魏国而言,秦兵下一次从济民渡过河后,既可凭借轵城东击河内,又能依托王垣西征安邑,难以判断其进攻方向。对于韩国而言,武遂之地已经陷入了秦城的重重包围,实际上沦为飞地。假如秦人以王垣为跳板攻入魏国河东腹地的话,与魏接壤的韩上党郡汾水河谷地段的各边城也随时可能被攻打。

秦铜车马俑

坐以待毙是万万不行的,必须选派能臣主动出……使秦国。韩釐王决定再次施展几代韩王都屡试不爽的终极外交大招——入朝。他选择城阳君作为朝见秦昭王的特使。

韩国外交一向以反复无常著称,时而合纵攻秦,时而佐秦击诸侯。远的不说,秦昭王继位以来,韩魏两国一度朝秦,后来又追随齐国攻函谷关,让这位好战之君体验了割地求和之耻。当然,韩国的投机主义外交根源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韩国周边几乎尽是强邻(周国除外),诸侯混战经常向位于天下之中的韩魏借道。为了自保,韩国只能不断改变立场,毫无节操地依附当前风头正劲的最强者。因此,韩国庙堂加入合纵抗秦时,仍然会保留那些主张连横的大臣,以备反转立场时能迅速跟兵戎相见的强敌改善关系。城阳君是主张韩、魏听从强秦号令的联秦派,故而被委以入朝秦王的重任。

应该说,城阳君的方案对韩国是短期有利的。与强秦结盟后,秦王可能会让韩军助战,得胜后瓜分战利品。如此一来,韩国就能弥补此前秦国入侵造成的损失。

魏国与韩国的地理区位几乎重叠,处境类似,所以也经常在联秦和抗秦之间摇摆不定。从这个角度看,城阳君没有提议秦韩联手伐魏,而是拉着魏国一块加入连横,已经算是罕见地有节操了。可惜,魏韩自伊阙战败以来早已不再是一条心,彼此猜忌严重。魏昭王觉得此计对自己不利,还一度想派策士说服城阳君不要入秦,结果没成功《战国策·魏策·成阳君欲以韩魏听秦》:“成阳君欲以韩、魏听秦,魏王弗利。白圭谓魏王曰:‘王不如阴侯人说成阳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与韩矣。韩不听,秦必留君,而伐韩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质于秦。”成阳君必不入秦,秦、韩不敢合,则王重矣。'”

就在城阳君入秦的同时,东周君也来朝见秦昭王。秦国为何要召见这个小不拉几的诸侯?归根结底,还是地理因素。

周国与魏河内地隔河相望,又是关中通往大梁的必经之地。秦国若能借周道及甲粟来伐魏,东征事半功倍。但周国是一群大鲸鱼之间的小虾米,特别是周赧王时东西周分治后(周赧王的王城在河南,东周君在巩县,即今巩义市),巴掌大的西东二周常为争夺资源而冲突,与列强的邦交可谓朝秦暮楚。

由于地理临近,秦、韩、魏三国对二周的影响最直接。西周与东周交战时,韩国曾派兵支持西周,也曾在与楚军交战时“征甲与粟于东周”。秦军东出常借道于周(比如攻韩),诸侯联军攻秦崤函也路过此地。《史记·周本纪》载:“秦借道两周之间,将以伐韩,周恐借之畏于韩,不借畏于秦。”两周都是国小志气短,总是力求谁也不得罪,低声下气讨好列强,并常派策士说服各国不在周地附近交锋。

毫不夸张地说,只有得到周国支持时,秦国才能毫无顾忌地放手进攻魏河内地。为此,秦昭王曾经召西周君入朝,但西周君害怕被扣留(谁叫秦昭王有扣留薛公和楚怀王的不良前科呢)。于是有策士游说魏王陈兵于边境,以便西周君以需要坐镇御敌为借口推脱入秦《战国策·西周·秦召周君》:“秦召周君,周君难往。或为周君谓魏王曰:‘秦召周君,将以使攻魏之南阳。王何不出于河南?周君闻之,将以为辞于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阳。'”。既然西周君不来,秦国转而拉拢东周君。东周君与西周君相互憎恨,选择了投靠秦国。

韩与东周相继朝秦,形势对战败的魏国非常不利。就连主政的丞相薛公,也希望魏王与秦国休战。因为他想联合赵、燕、秦攻齐。而齐国在这一年任命韩聂[又称韩珉、韩呡(wěn)、韩夤]为相,此人主张齐秦联手劫魏以困薛公。无论薛公方案还是韩聂方案,都对秦国有利。总之,魏国无法再抱齐湣王的大腿,赵国和楚国又不是秦国的对手,思来想去,只剩下主动求和一途。于是魏昭王只好派特使芒卯入秦谈判。

穰侯魏冉见时机已经成熟,要求韩魏两国进献土地来表示结盟的诚意。当年张仪夺魏蒲阳后以外交手段迫使魏惠王割让上郡。魏冉的套路跟这个战例如出一辙。

城阳君代表韩国许诺进献武遂地方200里给秦国。他很清楚,秦昭王对自己亲手割出去的武遂耿耿于怀。偏偏秦国众将有意无意地忽略武遂,仿佛想继续保留夺回失地的发兵借口。武遂之地现在已被秦土包夹,秦国只需动员渑池、阳狐、皋落、轵、邓五城兵马就足以彻底围死武遂。与其等秦人兴师来袭,不如主动丢掉这个包袱,以献地的形式取悦秦昭王。

这对巩固秦韩联盟很重要。因为韩国当时遭到了赵齐联军的进攻,敌军一直打到鲁关之下《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九年,赵梁将,与齐合军攻韩,至鲁关下。”《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盖在南阳鲁阳关。按:汝州鲁山县,古穀(gǔ)阳县。”。也就是说,赵齐联军几乎横扫了一遍韩国颍川地区,就差没包围韩都新郑。除了强秦外,天下间再无能让齐国和赵国心存忌惮的国家。在韩人看来,割地200里换取强援庇护,躲过被齐赵两国瓜分的危机,还是挺划算的。

魏国就不那么走运了。为了赎回王垣这个扼守轵道西出口的屏障,魏使芒卯不得不用蒲阪、皮氏两座重镇交换,割让了包括此二城在内的方圆400里河东地。秦昭王此前割让的封陵等中条山以南的魏地应当也在其中。

这一年是秦昭王十七年,魏昭王六年,韩釐王六年,赵惠文王九年,周赧王二十五年。

穰侯魏冉尚未恢复相位,但他在朝中的威望已无人能及。他先以最小的代价拿下王垣,又以此为筹码引发了韩、东周、魏争相朝秦的有利态势。紧接着,他凭借高明的外交手腕,兵不血刃地替秦国争到了共计方圆600里地盘,整个中条山和王屋山以南的领土都进入秦国的版图,秦军据点遍布黄河两岸。再加上白起和司马错在这几年攻占的地盘,秦国版图扩大了将近千里。这无疑是武信君张仪迫降上郡15县以来最成功的一次迫降行动。

魏韩献地后的河东形势(草色风烟绘)

魏冉以四两拨千斤的军事外交谋略,既维持了秦国对河东地区的连续攻势,也替外甥秦昭王找回了面子,还为白起与司马错赢得了足够的休整时间。河东还有很大一片地盘尚未征服,以安邑为中心的魏国残余势力依然在顽抗。如今,各国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因合纵连横的分歧而越发激烈,诸侯根本没法形成合力。谁也挡不住秦人吞并河东的脚步。接下来,魏冉、白起、司马错,这一相二将组成的秦国铁三角,准备在河东与河内掀起一场攻城略地的龙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