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豪轶闻

——《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

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

欧仁·鲍狄埃（1816—1887）生于巴黎一个工人家庭，13岁开始在父亲的包装作坊里当学徒。他从小喜欢贝朗瑞等人的民众歌谣，自学诗律，常去工人聚集的“饮酒诗社”咏唱自己的作品。1830年7月，巴黎民众奋起推翻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少年鲍狄埃在起义者进入卢浮宫时攀到高处，在枪弹的呼啸声中高唱他的革命歌谣《自由万岁》。尔后，作为一个绘制印花布图样的技工，他相继参加了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六月的巴黎工人起义，以及1851年12月抵抗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斗争。他用诗歌宣传巴贝夫和傅立叶等人的思想，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他憎恨剥削阶级称霸的本性，手中的笔像匕首，锋芒直指欧洲“整个神圣同盟的中心——沙皇”，在声援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中做了长期的努力。

关于《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法国1871年后的一些野史中时有提及，但还是大文豪茹尔·瓦莱斯首先从诗歌创作角度评论他。1883年11月29日，瓦莱斯在其主编的《人民呼声报》上撰写《人民诗歌》一文，详细分析了鲍狄埃的歌谣，指出他“是一个‘劳苦兄弟’，为贫穷者拓宽了视野，为人民诗歌开辟了新天地”。然而，也确如瓦莱斯在文中所说，鲍狄埃是一位“被埋没的诗人”。他因参加巴黎公社当选为公社委员，被凡尔赛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在自己的祖国被卫道的文学史家们逐出正统诗苑。

20世纪，根据苏联学者瓦兰汀·德米特里耶夫考证，人们得知，最先介绍诗人鲍狄埃的还不是他的同胞瓦莱斯，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位密友——俄国诗人米哈伊洛夫。1858年，涅克拉索夫主办的《当代人》杂志连载诗人米哈伊洛夫的《巴黎信札》，评述巴黎这座“启蒙城”里的文艺沙龙，其中一封信首次向世人推出了欧仁·鲍狄埃的咏唱诗歌。早年，米哈伊洛夫曾系统翻译过贝朗瑞的民主性歌谣。当时他旅居巴黎，在米绍迪耶尔街2号的“莫里哀旅馆”下榻，有机会参加了《哲学与宗教》杂志总编辑弗沃蒂主持的文艺沙龙。他在《巴黎信札》中写道：“沙龙的来宾中，有一个人连一行诗也不曾发表过。我指的是咏唱诗人鲍狄埃。他体格魁梧，淳朴善良，声音温厚，一双黑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乍看上去，他不像是诗人，可他的许多歌谣非常富有诗意。我本想让诸位读者仔细欣赏他的作品，但却没有这种可能性，令人十分遗憾。不过，可以概略地说，这些诗的主题皆属于传统的法兰西歌谣。”接着，米哈伊洛夫在他的信札里将鲍狄埃的诗与雨果和纳铎的作品相比较，强调前者别具风格，虽不时包含嘲笑，但充满着对祖国的深沉爱恋。米哈伊洛夫还具体分析了鲍狄埃某日晚上吟唱的歌谣，写道：

俄国诗人尤其喜欢鲍狄埃那晚咏唱的最后一首歌谣，评论道：“然而，给我和所有在座听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题为《雅克与玛丽亚娜》的那首诗，它采用民歌风格，堪与贝朗瑞和彼埃尔·杜邦最优秀的歌谣媲美。诗中叙述雅克失去了情人玛丽亚娜，落得孑然一身。他颓丧，痛苦，徒然地等待，焦急得无法再忍耐下去，终于愤怒地呐喊：‘我要反抗……’”这句诗的魔力实在难用另一种外语来表达，特别是那无比简练的叠句：

诸位从雅克一启齿就可以看出，他代表的是法兰西人民，他的情人则是……

看来，有关这首诗及其作者，我的记述只能给读者诸君一个十分肤浅、极不完整的概念。我想说明的是，听了这首歌谣后，笔者还想再听一遍，听了第二遍，还想再听第三遍。我不禁问道：“这个鲍狄埃究竟是什么人？”一位女士回答：“他只是在业余时间创作歌谣，平日忙于绘制印花布图案，赖以糊口。您瞧，写诗歌却不能果腹，除非去唱靡靡之音。不过，那样诗歌也就死亡了。”

许多年后，米哈伊洛夫离开法国，返回了俄国。他因参与起草一份反对沙皇专制暴政的宣言，被长期流放到西伯利亚，惨死在一座冰窟里。今人特别感念于他的是，早在法国人自己介绍欧仁·鲍狄埃之前，这位俄国诗人已通过他的《巴黎信札》，向遥远的俄国同胞赞扬了异邦一位无名的歌谣作者，给后世留下了记载《国际歌》作者最初行踪的珍贵历史文献。

1871年春天，鲍狄埃冲破资本主义的牢笼，投入巴黎公社惊天动地的伟大斗争，去迎接人类黎明的曙光：

那时，鲍狄埃已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巴黎公社的委员，并且他和画家库尔贝等一起领导“巴黎美术家联合会”，亲自为该联合会起草了章程，为发展公社的革命文艺贡献自己的力量。

1871年5月下旬，梯也尔卷土重来，向巴黎猛扑，鲍狄埃参加了激烈的街垒战，最后退守第十一区，在那里跟瓦尔兰、费烈、德勒克吕兹等公社委员一起坚持度过了战斗的最后几天。巴黎公社淹没在血泊中，但就在凡尔赛匪帮野蛮屠杀公社社员的时候，鲍狄埃在蒙马特尔的一座残破的阁楼里，透过弥漫的硝烟，面对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慷慨激昂地写出了气势磅礴、震撼世界的《国际歌》。

《国际歌》是献给国际工人协会的，是为了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了总结巴黎公社革命实践而作的。这是一首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共产主义明天的响彻云霄的战歌。这首诗第五节里，鲍狄埃强烈谴责争霸的帝国主义战争。他号召被驱送战场的各国士兵掉转枪口，“齐向暴君宣战”，向那些“吃人生番”开火。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征服是最丑恶的盗窃，征服者强迫一个国家的人民受他们民族的压迫，乃是最卑鄙的勒索。我希望国籍总有一天会在各族人民的公社里消失，但是，只要国籍存在，各国的独立就是不容剥夺的权利，想用武力来取消它，那是莫大的罪恶。”

鲍狄埃生前已经出版了他的《少年诗神》、《工场歌集》、《社会经济诗》、《狂人辨》、《革命歌集》、《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和《巴黎公社》等多部作品，在当时的法国文艺界，特别是在工人群众中已经有相当声望，但他一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总把自己比作一支“芦笛”，蔑视那“吃人妖魔喧嚣的铜锣”。他创作诗歌是为了传播真理，“撕碎那些虚伪的神祇”，而绝不指望被资产阶级奉为“文坛圣贤”，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他宁做“陋巷里的传单”，因为那才是一篇“伟大节日的宣言”。

鲍狄埃一生“始终缺乏面包和时间”，他是在贫困中死去的。1887年11月6日，巴黎劳动群众沉痛地把他的骨灰送往掩埋公社英烈的拉雪兹神甫墓地。送葬途中，当局派警察野蛮镇压，妄图夺取鲍狄埃终生讴歌的革命红旗。悲愤的群众同“鹰犬”展开激烈搏斗，千万人奋臂高呼“鲍狄埃万岁！”，声震整个巴黎。

尔后，每年11月万圣节，当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渐渐变成一片花海时，总有人来到公墓东南角一座灰色花岗岩墓前，献上一束束红石竹。那石碑正面刻着：欧仁·鲍狄埃（1816—1887）。《国际歌》作者辞世，迄今100多年了。他殁于贫困之时，连给自己墓上立个石碑的钱都没留下。直至诗人逝去21年后，他的一些难友和穷苦工人才凑足了一笔经费，由原巴黎公社委员阿尔努设计，为他立了眼下这块纪念碑。

鲍翁的墓十分朴素，显出逝者清贫的生涯和谦逊的品格。一近墓石，瞻仰者即可看见其上平放着一册白色大理石雕成的《革命歌集》。书开启着，左页刻着“献给咏唱诗人欧仁·鲍狄埃”，右页刻着《起义者》、《穷约翰》、《蜘蛛网》、《面包的话》、《地球的死亡》和《国际歌》等6首诗歌题目，书下衬着布罗塞用青铜雕刻的一大片橡树叶，书上端放置着一朵青铜雕花。

颇有意义的是，鲍狄埃石碑落成仪式和“巴黎公社战士墙”揭幕典礼同在1906年5月24日举行，约有1.5万名群众参加。他的挚友艾里-梅·古毕尔医生、“巴黎公社老战士协会”书记纳瓦尔和社会党领导人阿列曼等相继发表了演说。

从此，鲍翁墓上有了石碑，但他的妻女和一个12岁的孙女始终在赤贫中挣扎，靠微薄的公共救济金度日。鲍翁十分珍惜自己的诗作。1883年，巴黎“咏唱诗社”举办诗歌竞赛，有300多位诗人参加。鲍狄埃拄杖前去，荣获了头奖。鉴于他家境拮据，“咏唱诗社”提出两个奖励方案供他选择：或由诗社组织募捐，解决鲍狄埃的生活困难；或由诗社资助，出版他的诗集。

“出版我的诗集吧！”鲍翁激动地对前来商谈的诗人纳铎说，“我饿死也无所谓。”于是，纳铎筹款出版了鲍狄埃的第一部重要诗集《谁是狂人？》。纳铎是已在诗坛树帜的右翼诗人，早在1848年就见过鲍狄埃。当时，鲍翁在“饮酒诗社”咏唱自己的作品《歌谣的宣传》，纳铎叹羡咏唱者那股激情、那种才华，急忙探问坐在一旁的文坛诗圣彼埃尔·杜邦有何感想。“这是个超过咱俩的人！”杜邦心悦诚服地回答。

鲍狄埃却把自己比喻成一支乡野村民的“芦笛”：

今天，尽管《国际歌》已誉满全球，尽管《革命歌集》中的诗篇意象超越、音韵激昂，可与雨果的诗相颉颃，但它们的作者却因持不同政见而为统治者所嫌恶，为御用文人所不容，被打进了“文学炼狱”。笔者曾在巴黎寻访鲍狄埃故居，走到夏贝勒林荫道附近的夏特尔街2号，唯见那寓所墙上镶着遭纳粹杀害的两位抵抗运动烈士的纪念牌，竟没有鲍氏一点踪迹。

“请问，这里是欧仁·鲍狄埃的故居吗？”我诧异地问女门房。

孰料，那位老妇竟茫然不知。我本想再问下去，但见那副憨态，就欲言而止了。事后，我久久寻思，殊觉不然。在巴黎街巷，在工人、学生的游行队伍中，在《人道报》节，在拉雪兹公墓“公社战士墙”前，在鲍翁的石墓旁，我都听人唱过《国际歌》。在世界各个地方，有许许多多人知道《国际歌》。实际上，鲍狄埃的名字已羽化成了一支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欧仁·鲍狄埃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丰碑。

100多年来，《国际歌》是革命者投入战斗、走向刑场时昂首高唱的歌，它更是今天给那些在“信仰危机”中苦闷彷徨者以希望、勇气的歌。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历史终将证明，正是这支歌预言了人类的明天。

欧仁·鲍狄埃于1871年6月写下《国际歌》，全诗如下：

国际歌

献给巴黎公社委员古斯塔夫·勒弗朗赛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