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谁是坏人？”

2002年8月，一份来自战区的不寻常的报告引起了拉姆斯菲尔德和五角大楼其他高级官员的注意。这封长达14页的电子邮件由盟军突击队中的一名成员撰写，提供了阿富汗南部未经处理的第一手资料，该突击队的专项任务是寻找高价值目标。

报告的开篇语是：“来自风景秀丽的坎大哈的问候。从前这里以‘塔利班的家乡’闻名于世，现在成了众所周知的‘悲惨的老鼠屎坑’。”

这封非机密电子邮件既是一份情报简报，又是一篇半开玩笑的游记，作者是38岁、不按常理出牌的“绿色贝雷帽”部队成员罗杰·帕尔多-毛雷尔。他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毕业于耶鲁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加入了尼加拉瓜反对派，并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过贸易和投资顾问。“9·11”事件发生后，他的陆军预备役部队被征调时，他还在国防部担任西半球事务副部长助理——相当于一名三星将领的秘书人员。

帕尔多-毛雷尔以他的幽默风格而为人所熟知，他在前线的观察报告成了五角大楼同僚的必读之物。他描述坎大哈令人窒息的夏季的词语让人印象深刻，“类似金星的亚火星环境，炙热、充满灰尘且干燥的空气足以令人眩晕，会灼伤人的眼睛，持续引发鼻塞性偏头痛和流鼻血，并使人的皮肤干燥无比”。

他补充道：“我无法想象地球上除了撒哈拉沙漠、波兰和基拉韦厄火山之外，还有一处对人类那么不友好的地方，我显然不打算去那里。”

在电子邮件中，帕尔多-毛雷尔不留情面地描述起参与作战的其他人。他的部队驻扎在坎大哈空军基地一个叫作“特种部队村”的地方，这是一个遍布帐篷和胶合板房的棚户区，里面住着来自美国和盟军的“一大群”留着大胡子的突击队员。

帕尔多-毛雷尔将海军海豹突击队描述为“粗暴自负”的“暴徒”，因为他们捣毁了新西兰特种部队的院子并放走了指挥官的宠物蛇。他将中央情报局特工斥为“粗鲁自负的笨蛋”，因为他们将时间浪费在购买阿富汗手工艺品上。

他谈到来自加拿大的突击队员时则较为恭敬，称他们“很可能是镇上最致命，但也是最友好的家伙”，以乐于分享深盘比萨和在院子里堆砌猫王故居的模型而广为人知。至于阿富汗人，他嘲笑居住在坎大哈的人是“一群受压迫的顽固分子”。

那年夏天在华盛顿，五角大楼官员一再对国会和公众宣称，塔利班已经被摧毁，基地组织已经被驱散，阿富汗的恐怖分子训练营也已关闭。但帕尔多-毛雷尔警告同僚们，战争远未结束，敌人还没有被打败。

在8月中旬的5天里，帕尔多-毛雷尔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在这里时间紧迫，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基地组织在舔舐伤口，在一些心怀不满的小军阀和两面派的巴基斯坦人的纵容下，他们正于东南部重新集结。枪战仍在继续。邻近边境的省份里，你踢开一块石头，坏人就会像蚂蚁、蛇和蝎子一样蜂拥而出。”

撇开帕尔多-毛雷尔丰富多彩的描述不谈，美军努力将阿富汗的坏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正规军化整为零、四处出击，他们融入人群当中，穿戴着与当地平民相同的头饰和宽松的裤子。不能仅仅因为有人携带AK-47步枪就认定其为战斗人员。自1979年苏联入侵以来，枪支大量涌入该国，阿富汗人为了自我保护而囤积枪支。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美国在与谁作战这一问题上仍然模糊，这是一个永远无法修正的根本性错误。

尽管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在1996年向美国宣战，1998年用炸弹袭击了美国在东非设立的两个大使馆，2000年在也门又差点击沉美国的“科尔”号驱逐舰。但国家安全机构对恐怖主义组织的关注仍然有限，并未将其视为对美国的威胁。

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后来接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在弗吉尼亚大学口述史采访中说：“现实情况是，关于‘9·11’事件，我们对基地组织一无所知。如果我们有一个健全的数据库，并且确切地知道基地组织是谁、能力如何之类的信息，那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了。但事实是，我们刚刚被一个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组织袭击了。”

布什政府犯的另一个基本错误是，没有分清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之间的界限。这两个组织有着共同的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相互支持的盟约，但追求的目标却不相同。

基地组织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而不是阿富汗人，并且该组织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战略野心。本·拉登一生都在密谋推翻沙特王室和其他与美国结盟的中东独裁者。这位基地组织领导人之所以住在阿富汗，只是因为他从以前在苏丹的避难所中被驱逐出来了。

相比之下，塔利班的关注点完全是地区性的。它的大多数追随者都属于阿富汗南部和东部的普什图部落，这些部落为控制阿富汗已经与其他族群和权力掮客交战多年。塔利班保护了本·拉登并与基地组织建立了牢固的联盟，但阿富汗人没有参与“9·11”恐怖袭击，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对这一恐怖袭击事件事先知情。

布什政府的目标是塔利班，因为其领导人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在“9·11”事件后拒绝交出本·拉登。然而，在战场上，美军几乎没有区别对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而是将他们都归类为坏人。

到2002年，已经有数百名基地组织的追随者被杀或被俘，其余几乎都逃离了阿富汗，前往巴基斯坦、伊朗和其他国家。

美国及其盟友不得不与塔利班和该地区的乌兹别克人、巴基斯坦人、车臣人等其他武装分子作战。因此，在接下来的20年里，阿富汗战争针对的都是与“9·11”事件无关的人。

曾在阿富汗服役并在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过的海军海豹突击队成员杰弗里·埃格斯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对“9·11”事件做出回应是美国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但是当基地组织势力在阿富汗萎缩后，美国官员却没有退后一步，重新评估他们还在与谁作战，以及为什么要作战。

埃格斯在“吸取教训”采访中说：“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由于情况日益复杂，我们在‘9·11’事件之后的全部决策都受到质疑。我们被基地组织袭击时，为什么要让塔利班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为什么要击败塔利班？为什么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功能完备的国家来取代塔利班政权？”

“我们关注的是基地组织，为什么谈论的却是塔利班？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论塔利班而不是将我们的战略重点放在基地组织身上？”

战争拖这么久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理解敌人战斗的动机是什么。战争刚开始时，没有多少美国官员对阿富汗社会有基本的了解，自从1989年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关闭后，也没有人访问过该国。对于不了解阿富汗的外国人来说，阿富汗的历史、复杂的部落情况，以及种族和宗教之间的撕裂局面都让人感到困惑。而把这个国家分成好人和坏人两个阵营则要容易得多。

任何愿意帮助美国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人都有资格成为好人，且不管这些人的品行如何。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大量现金为诱饵，招募战犯、毒贩和走私犯。虽然这些人可能很有用，但他们也常常发现美国人很容易被利用。

拥有传奇经历的外交官迈克尔·梅特林科是为数不多对阿富汗文化比较熟悉的美国人之一。他首次访问阿富汗是在1970年，当时他还是美国“和平队”的成员，不过正如他在一次外交口述史采访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时自己基本上像嬉皮士一样被扔石头”。他在邻国伊朗担任了数年的行政官员，随后被派往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1979年他和其他数十名美国人在大使馆被革命者劫持为人质。

2002年1月，美国国务院派遣55岁的梅特林科前往喀布尔，帮助美国大使馆重新开放，并担任政治事务的负责人。在伊朗任职期间，他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波斯语（类似阿富汗官方语言之一的达里语），因此是少有的能用当地语言与阿富汗人交谈的美国外交官。

梅特林科说，阿富汗人意识到，如果他们想在权力斗争、土地掠夺或商业纠纷中消灭对手，就只需要告诉美国人他们的对手属于塔利班组织。

他说：“我们所谓的塔利班活动实际上大部分都是部落活动，或者是部落之间的敌对和长期冲突。部落长老们反复地向我解释这一点，你知道，就是那些走进来、留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老人，他们会坐下来聊上一两个小时，也会嘲笑一些正在发生的事。他们总是说美国士兵不明白这一点，但你知道，他们所谓的塔利班活动实际上就是家族之间的百年世仇罢了。”

在2002年和2003年两次赴阿富汗任职的梅特林科特别鄙视混入阿富汗并试图融入其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他说：“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会说当地语言，却蓄起胡须、穿着滑稽、四处乱闯，以为自己掌握了真实情报。我认为他们当中99%的人都非常业余，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他们身处何处，以及过去、现在、将来的任务是什么，全都没有真正了解。”

在战场上，美军也常常分不清敌友。在军队口述史采访中，他们说定义和识别敌人是贯穿战争始终的问题。

斯图尔特·法里斯少校是第3特种部队的军官，于2003年在赫尔曼德省服役。他表示自己部队的任务是抓捕和消灭“反联盟民兵”，这是对敌人的一种模糊而笼统的描述。他的士兵们常常分不清谁有资格被称为“反联盟民兵”。

他说：“这里有很多犯罪行为。很难确定这些人究竟是实实在在的塔利班，还是纯粹的罪犯。这就是很多问题的根源。我们必须弄清楚谁是坏人、他们是否在我们的任务范围内，以及我们的目标是谁，而不仅仅是区分罪犯和暴徒。”

曾在坎大哈服役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小托马斯·克林顿少校表示，他可能每周都会与十几名阿富汗人交谈，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塔利班武装分子。

他说：“在许多时候，你都可能发现自己身处蛮荒的西部，战友们会说塔利班正在向我们开枪。好吧，你怎么知道这是塔利班？要知道，这可能只是一些被激怒的当地人。”

埃里克·奥尔森少将被派往阿富汗南部担任第25步兵师指挥官，他说他的部队遇到的许多敌对势力实际上只是来自小镇和农村的“乡巴佬”。他说：“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塔利班。我认为，这些人一生都在反对中央政府，保护自己的地盘。”

在“吸取教训”采访中，一位未透露姓名的陆军特种部队作战顾问说，即使是本应对战场有细致了解的精锐士兵，也不确定该与谁作战。

这位作战顾问说：“他们以为我会带着地图来，告诉他们好人和坏人住在哪里。起初，他们不停地问：‘谁是坏人？他们在哪里？’几次谈话之后他们才明白，我手上没有这些信息。”

五角大楼的观点也不清晰。

战争开始近两年后，拉姆斯菲尔德在一份“雪片”文件中抱怨道：“我不知道谁是坏人，我们的人力情报严重不足。”

* * *

2001年12月，美国错失了两个本可以使战争迅速而顺利地结束的黄金机会。

12月初，大量关键情报显示，美国头号公敌本·拉登与500~2 000名基地组织武装分子，藏身于贾拉拉巴德市东南约30英里处的托拉博拉山区的一个大型设防隧道和洞穴群中。

显而易见，巴基斯坦边境附近的山区是基地组织领导人最好的藏身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本·拉登资助修建了托拉博拉山区的隧道和掩体，1996年返回阿富汗后，他曾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

12月3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汤米·弗兰克斯下令对在托拉博拉的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实施持续两周的轰炸。大约由100名美国突击队员和中央情报局特工组成的小分队负责从地面引导空袭，此外还招募了两名阿富汗军阀及他们的民兵步行追击基地组织成员。

然而，事实证明，在阿富汗雇用的枪手并不可靠也不愿作战，而且炸弹未能命中他们最想炸毁的目标。由于担心本·拉登可能越过无人看守的边境逃往巴基斯坦，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陆军三角洲部队的指挥官恳请中央司令部派遣增援部队。

弗兰克斯始终坚持他的“小声势”战略，拒绝了指挥官的请求。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口述史采访中说：“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派遣增援呢？’但看看当时美国的政治环境吧。向阿富汗增派1.5万或2万名美国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而，没有人要那么多兵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三角洲部队的指挥官表示，他们希望增派800~2 000名陆军游骑兵、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其他人员。无论如何，这种大规模的援助从未到来，本·拉登和他基地组织幸存的同伙也逃走了。

在托拉博拉战役最激烈的时候，第10山地师的后勤官、陆军少校威廉·罗德鲍在大约100英里外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负责监听战斗中的无线电通信。12月11日，他在无线电中监听到重要进展，有报告称看到了本·拉登。而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当时他的部队没有被请求赶往现场帮忙。

他在接受军队口述史采访时说：“我们已经做好了被派往现场的准备。我一直在想如果他们那天晚上找到了本·拉登，或者如果让我们营去帮忙会发生什么，但这些都没有发生。”

没有人能保证向托拉博拉派遣更多美军就能够击毙或抓住本·拉登。高海拔和复杂的地形使部队机动作战十分困难，大规模的地面攻击也会带来许多风险。但毫无疑问，本·拉登的逃亡延长了阿富汗战争。从政治上看，只要“9·11”事件的策划者还在该地区活动，美国就不可能撤军。

为了回应公众对他们错失抓捕本·拉登最佳机会的质疑，弗兰克斯和拉姆斯菲尔德试图让公众怀疑基地组织领导人在2001年12月是否真的在托拉博拉山区。尽管后来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中央情报局和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当该问题成了布什在2004年竞选连任期间的不利因素时，弗兰克斯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宣称“本·拉登从未在我们的掌控之中”。8天后，在拉姆斯菲尔德的支持下，五角大楼发布了一系列可疑观点，声称“关于美军在2001年12月使本·拉登逃离托拉博拉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已被那次行动的指挥官驳斥了”。

多年后，在口述史采访中，弗兰克斯继续否认本·拉登曾在托拉博拉的证据。

他说：“那天先是有人告诉我‘托拉博拉，弗兰克斯。他在托拉博拉’。但就在同一天，我接到情报说，昨天有人在坎大哈西北部的一个湖上看到了本·拉登，还有人说在巴基斯坦荒无人烟的西部地区确认了本·拉登的身份。”

托拉博拉战役之后，美国花了10年时间才再次确定本·拉登的位置。彼时，驻阿富汗的美军人数已飙升至10万人，是2001年12月的40倍。

早些时候，美国还错过了一个结束战争的外交机会。当本·拉登潜入托拉博拉山区躲藏时，阿富汗的各种权力掮客在德国波恩会面，与来自美国、中亚和欧洲的外交官对阿富汗的未来讨价还价。这次会议由联合国主导，在彼得斯贝格举行，那是一家由德国政府所有的酒店和会议中心，坐落在能俯瞰莱茵河的森林山脊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彼得斯贝格成为盟军驻德国高级委员会的总部，并举办了多次峰会，包括1999年结束科索沃战争的会谈。联合国邀请阿富汗人到波恩讨论一项临时权力分享协议，目的是通过将所有潜在的国内外麻烦制造者都拉到谈判桌上，来结束阿富汗长期的内战。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阿富汗4个不同派系的24名代表，其中包括军阀、流亡人士、君主主义者和前共产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助手和随从。伊朗、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度等国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由于会议是在穆斯林斋月期间举行的，大多数代表白天禁食，所以在深夜进行谈判。酒店向客人保证，已从菜单中删除猪肉，但仍可应要求提供酒品。

12月5日，代表们达成了一项被誉为外交胜利的协议。协议任命哈米德·卡尔扎伊为阿富汗政府临时领导人，并制定了起草新宪法和举行全国选举的程序。但《波恩协议》有一个当时被忽视的致命缺陷：将塔利班排除在外了。

战争进行到那时，大多数美国官员都将塔利班视为一个已被击败的敌人，但这注定是一个会让他们后悔的错误判断。一些塔利班领导人表示，愿意投降并参与有关阿富汗未来的谈判。但布什政府及其在北方联盟的军阀盟友拒绝谈判，称塔利班为应被处死或监禁的恐怖分子。

在波恩会议期间，担任联合国顾问的美国阿富汗问题专家巴尼特·鲁宾在接受“吸取教训”采访时说：“我们犯的重大错误是，将塔利班当作基地组织来对待，塔利班的主要领导人想给新体系一个机会，但我们没有给他们机会。”

虽然塔利班因其残暴和宗教狂热而容易被妖魔化，但事实证明，它在阿富汗社会中规模庞大、根深蒂固，无法根除。该运动于1994年在坎大哈兴起并得到了广泛支持，尤其是普什图人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阿富汗的秩序，并边缘化了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和领地而分裂国家的那些令人憎恨的军阀。

鲁宾在另一次接受“吸取教训”采访时说：“每个人都希望塔利班消失，对我们所谓的减少威胁、区域外交和将塔利班带入和平进程的兴趣不大。”

曾在阿富汗工作多年的美国外交事务官托德·格林特里表示，这是美国对阿富汗无知的又一例证。他在外交口述史采访中说：“‘9·11’事件之后出现的错误之一是我们急于复仇，而违背了阿富汗的战争方式。也就是说，当一方获胜时，另一方就会放下武器，并与获胜方和解。这就是塔利班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却坚持要把他们当作罪犯来追捕，而不仅仅是输了的对手，这才是引发叛乱的最主要的原因。”

曾在举行波恩会议时担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阿尔及利亚外交官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后来承认，将塔利班排除在谈判之外是一个重大错误，并称其为“原罪”。

美国资深外交官詹姆斯·多宾斯曾在波恩会议中与卜拉希米进行会谈时担任顾问。他在“吸取教训”采访中承认，美国政府没有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多宾斯说：“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错失了机会，一些塔利班领导人和有影响力的人物要么投降、要么提出投降，其中包括穆罕默德·奥马尔本人。”他还说自己跟其他人一样，错误地认为塔利班“名誉扫地，不太可能卷土重来”。

多年后都没有再次出现和解的机会。在美国和塔利班最终同意举行面对面谈判之前，双方又经历了10多年的战争僵局。

对于领导谈判的人来说，战争又回到了原点。扎尔梅·哈利勒扎德是阿富汗裔美国人，出生于马扎里沙里夫，在喀布尔长大，他在十几岁时前往美国。在波恩会议期间，他在布什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并在2003—2005年担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13年后，特朗普政府重新将他召回政府部门，任命他为与塔利班谈判的特使。总而言之，他与塔利班打交道的时间比任何其他美国官员都要多。

哈利勒扎德在“吸取教训”采访中说，如果美国愿意在2001年12月与塔利班对话，那么美国历时最长的战争可能会成为最短的战争，并载入史册。他说：“也许我们在早期接触塔利班时不够灵活或明智，我们认为他们被击败了，需要将其绳之以法，而不是与其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