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写这本书，有些缘故。

一是近年北京、南京、武汉、人民诸大学纷纷开办国学院、国学研究所、国学班、国学营；社会上各类国学讲习机构与活动，更是不计其数，而其实皆乏教材。唯翻印八十年前梁启超、钱穆，或三十年前台湾杜松柏、朱维焕诸先生之作以应时需而已。旧作不废江河，当然该重印；但无论语言、材料、观念，现在似乎总应有一本新的作品才好。

其次是我自己对于做学问，有个基本看法，那就是什么都该由国学传统中发展出来。故国学非一门专业、一个科目，而是各种学问之土壤。这个道理，本不难懂，也绝不会错。但只要一说，立刻就会有无数不知学问为何物的妄人来乱嚷嚷，说是故步自封啦，文化保守主义还魂啦，遗老复辟啦，不能与世界接轨啦，西学才能救中国啦，等等。此辈对中国学问根本未尝究心，固然是不懂的；他们对西方学术之发展，又何尝有所了解？试问：西方学术之发展，难道不是由其文化学术传统中生长起来的？难道竟是切断了来搞，或向中国借来的？

还有些人则不断质疑：国学范围如此浩瀚，皓首尚且不能穷经，想把国学都弄通了，再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些东西，怎么可能？

欸！有什么不可能呢？不说别人，我自己就淹贯四部、博涉九流、兼综三教。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自夸自炫，其实一点也不。以我之鲁钝，做到这一步，也不过就花了三几年工夫。在我大学时期，便已把国学诸领域大抵摸熟了，掌握了中国学问之大纲大本，此后不过渐次精修，并与西学新学相孚会、相激荡、相印发而已。前辈学者，如康有为、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谁不是这样？皆不过二十许岁，于国学皆已通晓，且亦不妨碍其吸收西学。以后因机触会，赓为发皇，功力之积，固然远胜少时，但若说国学非皓首不能究知，则天下没这个道理。

其中关键在于：通晓国学，重点在通。淹贯四部三教九流百家，打通文史哲及社会学科，正是通人之业。通人不是什么都懂，天底下没这种人，更没这种需要。通人只是通达博雅，故在知识与心态上可以通贯地去掌握事理。做学问，精力和时间，大家都是一样的，天资尤其相去不远，可是入门路头不同。为通博之学者，略沉潜，即能致广大而极精微，成为通人。走专家狭士一路者，则终究只能成为专家狭士。专家狭士，对于自己花了那么多气力才终于在某个领域里稍微有了点知识，既自卑又自负，根本不相信有什么通人竟能在极短的时间里通贯他们那些专业。夏虫不足以语冰，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不幸近百年来之学风，趋新骛外，国学颇遭鄙弃；为学又贵专业，而不知天地之大美、学术之全体大用。以致一种宽易博大的治学之道，反而甚为寂寥。偶欲从事者，亦以为必是荆棘榛莽之绝学，非有绝大愿力，不敢问津。

其实此道甚为平易，圣贤教人，本来如此，今人自己犯糊涂罢了。我偶得师友护惜，于此稍有所见，自然就常想略述心得，接引同道，共窥国学之堂奥。十六七年前，与林安梧等人游贵州龙场驿，访阳明书院时，安梧即劝我好好聚生徒、讲国学，传此一路治学方法。

然传道之机缘一时尚未具备，倒是获得了创办南华、佛光两所大学之机会。当时集资募化的星云法师，与我本不相识，或问为何请我来办？老和尚都说：“仰慕他是个国学大师啊！”其实那时我也才三十多岁，长者厚意，闻之不无感奋，于是略依通识博雅之义，以为规擘。制礼作乐，讲习人文；并根于国学，发展出许多新学科。一时震动，以为能稍复古代书院之旧。社会观听，不无兴发，教育部亦迭有奖励。可见这个路子，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仍然是能发展的；如何发展的制度规划，亦经试验而颇见实绩。在未来教育史上，当可有一席之地，较昔年北大、清华之国学门更值得研究。因其规模意量皆较宏阔，制度性之建构也多得多。

只不过，世缘变灭，人事不恒，我既卸任，其风或渐消歇。凡事之因人因势者，大都如此，本无足怪。但亦可看出这种制度性、体制化的国学建构方向，似易实难。今人所办国学院，规模虽远不能跟我当年的建制相比，但也是难的；即或办成，亦未必久长。反不若仍如孔子般，随机讲学，辅以著述，也许还能形成较大的影响。

甲申以来，游居大陆，颇肆讲席。在北大及珠海联合国际学院所讲，已辑为《国学十五讲》。在首都师大所讲，则写成了这本《国学通识课》。当时是首师大开设了一个实验班，命我为新生讲说国学的入门之道，共十讲。后来在武汉大学，也讲了四讲。今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我又开了个新国学讲座，凡六讲。三者并起来，略有损益，作为“门径篇”。再加上一些评述民国初年国学家及国学教育的文章，作为“登堂篇”，合起来就成了此书。

因此，综合地说，写这本书，一方面是应时代之需，一方面是消个人之业。国学是我的缘，也是我的业；是我的力，一切力量的来源；也是我的愿，愿昌明其学于天下。作此小书，略述门径，虽不足以宏阐整体国学之纲维与精神，起码为之尽了点心力，我自己是很欣慰的。

本书既然原是讲稿，便希望它真正达到接引的功能。“门径篇”凡十四章，分四个部分：（一）前三章，谈国学的名义、材料与方法。（二）四、五、六章，讲基本语文能力如何训练，介绍文字、声韵、训诂的知识与观念。（三）七、八、九、十章，说经史子集四部概况，以及运用其文献之方法。（四）十一、十二、十三章，论儒道释三教之历史、内涵及研究法。十四章是补充之余论，亦是总说，谈治国学者的精神意态。

各章讲说，自然都只能针对个别领域，例如儒、道、释，或经、史、子、集；各章又各有主题，看来不甚统属。但我切望读者能通贯地看，时时想到我前面说的：治国学须有通识，亦在养成通识、成就通人。知识总是分门别类的，但读书的却是个人。人的知、情、意，必然整合为一体；其知性、知觉、知识，来源虽繁，门类虽别，亦仍是内在整合于人的。读书人焉能舍己徇物，依从外在知识分类而忘了自己呢？

学者又当知：博学之道，重在精神心态，不是知识上的不断相加。致知求学，亦非要做个技术性的学术工人。否则东谈一点西说一点，猎时名而昧大道，岂不哀哉？

以上十四章，介绍基本材料、知识与方法，是拆开来说，一项一项、一类一类。“登堂篇”倒过来，借评述民国初叶国学运动之人物与教育，来看其中蕴含之各种问题。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马一浮、陈寅恪诸人，或讲说国学，或开列相关书目，都声誉宏著，影响深远，是研习国学者重要的导师。但这些导师，这个如此说，那个如彼说，其持之有故之故、言之成理或不成理之理，到底何在，则不能不再略做些分梳、略有些辨正。通过这些讨论，治国学者方能算是登堂了，可以窥见堂奥，此后渐修，不难入室，得睹宫室之美矣。

本书为初学者说法，因此写得较为简饬，许多问题仅是略陈线索，未予展开。读者若欲进阶，则每一篇我都有相关之专论或专著可供参考，可以自行找来看。当然，为学贵自得：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孟子曰：“子归而求之，有余师矣。”诸君未来进境，岂我所能测度？我的这些言说，聊当津筏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