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深南大道，为什么越走越宽？
为什么要建世界最大的经济特区？
就在香港招商局紧锣密鼓开发蛇口的时候，中央和广东省也在宝安展开了密集的调研。调研结果是，建立出口加工区，发展经济，既从根本上解决内地人逃港问题，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新的局面。宝安撤县建市、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决策的。
1979年1月，撤销宝安县，设立深圳市。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
1979年11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深圳市设龙岗、葵涌、龙华、罗湖、南头、松岗6个管理区。
1981年3月，深圳升格为副省级市。
也就是说，从1979年1月到1981年3月两年多的时间内，深圳的行政级别由县级市到地级市，再到副省级城市，坐火箭般地连升了三级。这种旱地拔葱式的擢升背后，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对深圳的期望甚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的1979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向中央提出一个建议：可以利用广东毗邻香港、澳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海外粤籍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邓小平同志对此建议表示赞成和支持。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叫特区。
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特区。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被称为“深圳生日”。
深圳建市的这天不被认为是深圳生日，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这天才被认为是深圳生日，由此可见经济特区的设立之于深圳城市的重要性。
深圳经济特区虽然只有327.5平方千米，仅占深圳市总面积1997.5平方千米的1/6，但是深圳经济特区却是当时中国四个经济特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当年就曾有人统计过：深圳经济特区的面积，比全世界的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
那么，深圳经济特区到底是一个国际贸易意义上的出口经济区，还是一个肩负中国改革开放特殊使命的城市呢？
毫无疑问，2.14平方千米的蛇口在袁庚看来就是一个外向型的出口工业区，只不过为了工业区能够按照国际经济惯例顺畅运行，需要工业区的各种措施、制度相配套，需要人们的思想、观点做出相应的改变，甚至需要整个社会体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但是，327.5平方千米的深圳经济特区乃至1997.5平方千米的深圳市，能不能也按照蛇口工业区的模式来运行呢？
客观而言，最初广东地方官员在呼应香港商人的建议提出“出口经济区”的设想时，他们可能也只是想参照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设立“出口工业区”，具体经济目的是主要考量。但是，当报告得到中央的重视，并且以“特区”来命名的时候，深圳经济特区就不仅仅是纯粹国际贸易意义上的出口经济区了，而是肩负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特殊使命的“特别地区”。为了完成如此宏大的使命，深圳市不能只是县级市，不能只是地级市，至少应该是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
深南大道：深圳40年发展的写照
1979年深圳市成立后，为了不让飞扬的尘土把刚跨过罗湖桥的港商“呛回去”，深圳市政府决定在蔡屋围到规划中的上步工业区的碎石路面上铺上沥青。同时，对深圳通往广州的107国道进行改造，改造的重点就是“深南路”。按照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总规划师郁万钧的说法，“深南路”不是深圳南部的一条路，而是指从东部的深圳镇通到西部的南头镇的一条路。
1980年，从蔡屋围到当时上步工业区的深南路第一段修通了，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深南小路”：全长只有2.1千米，宽7米，仅够两台车来回并行。
有位美国老华侨在广播里听到深圳建立特区，写信给深圳市领导：“你们新建城市，我很高兴，根据外国经验，一定要把路搞宽，路要有六线走车的宽度。开始建设不搞宽，将来城市发展了，路不够宽，后悔就晚了。”
1981年3月，梁湘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他认为，应将深圳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来开发运营，而不仅仅是一个出口加工区。正在施工、贯穿深圳东西的深南路，便成为梁湘实现城市梦想的主线。规划设计部门随即提出将路面加宽到50米，宽度是原来路面的7倍多，“深南小路”由此变成了“深南大道”。
得悉在建的电子大厦居然限制了这条大道的宽度，梁湘难以接受，下令暂时停工。但项目投资方已经投入巨资，没办法推倒重来了，无奈之下，电子大厦还是复了工。从此以后，电子大厦就成为人们反复讲述的深南大道之憾。今天，走在深南大道上，如果你留心，会发现电子大厦是离深南大道最近的建筑，这一段的人行道都因此收窄了许多。
1983年夏，梁湘率团到新加坡考察，被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景观震撼。回深圳后，决定在深南大道两侧各留出30米的绿化带，并在大道中间设置宽达16米的绿化带，以备修建地铁。当时设想以从地表开挖的方式修建地铁，16米正是开挖放坡所需要的宽度。这样，深南大道的规划宽度就达到了126米。但是因为电子大厦的影响，深南大道在上海宾馆以东实际上只有50多米的宽度；上海宾馆以西，深南大道完全按照规划宽度建设，路面扩展至130多米，有些路段甚至达到300多米的宽度。东段的深南大道和西段的深南大道由此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1984年年底，深南路东段扩建工程完工，路面拓宽到50米。1987年春节前，深圳市把横跨深南路的广深铁路用高架桥托起，全线贯通的深南路东段全长6.8千米，被深圳人自豪地称作“十里长街”。
深南路东、西段，以1985年竣工开业的上海宾馆为分界点。1991年5月，深圳市决定扩建从上海宾馆至南头联检站长达18.8千米的深南路西段，把具有1600多年历史的南头古城、新建的深圳科技园、深圳大学、华侨城、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等亮点连成一体。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深圳经济发展提速。仅两年多的时间，深南路西段竣工，路幅宽达135米，中心区最宽达350米。至此，全长25.6千米的深南大道全线贯通，沿线与48条南北方向的市政道路交会，深圳自此走上“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深圳市政府决定对深南路进行全线梳理，从上海宾馆往西原有的6车道拓宽成了8车道，一条美丽大道完整地展现在深圳人的眼前。1997年，在道路两侧增加了灌木、乔木等100多种植物，将早期的“盖黄土”式绿化改成园林式设计，增加了背景林的层次。
2006年，深南大道与宝安大道连接成一条横贯深圳东西、直达东莞的最主要干道。两路连通后，总长达60多千米，形成“百里长街”的城市景观路。这条横贯深圳东西、直达东莞、将珠江东岸最富有的两个城市紧密贯通的美丽大道，在深圳市民以及投资者眼中，已然是远近闻名的财富大道、“黄金”通道。
深南大道的超越
伟大的街道并非越宽越好，但是没有超越，就没有伟大。
中国的城市建制、道路宽窄从西周开始，就按照京城、郡城、县城的权力等级依次排序，不得僭越。当设计部门提出深南大道路面要修50米宽时，激起了巨大的争议，可谓石破天惊。因为在当时50米的路宽在其他大城市是难以想象的。“小小的深圳，有多少车啊？修来是资源浪费嘛。”怀疑、非议之声不绝于耳。但是主张深圳要“大规划、大建设、大发展”的梁湘在考察国外城市规划后力排众议，不但守住了50米，最终还更“大胆”地在总体规划里把深南路的宽度敲定在60米。
要知道，深圳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偏远之地，是中心之外的边缘。当初选择在深圳建特区，一部分人支持她，是因为深圳离香港近，离资金、市场近，离现代文明近；另一部分人容忍她，就是因为深圳地处偏远，又是个弹丸之地，搞搞小试验也无大碍。彼时人们来深圳，就像投奔异国他乡，长途汽车、长途火车，多次辗转，一路颠簸，跟“五月花号”上新世界的投奔者何其相似。
当然这也不是坏事。早期深圳地理上的偏远对襁褓中的深圳现代文明是一种难得的保护，倘若不是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理条件，深圳改革开放所遭遇的阻力可能会更大，大到她不堪承受。联想到中世纪威尼斯城只能在海上险滩中立足、发展，方才得到欧洲大陆庄园主的容忍，深圳早期的情形与1000多年前的威尼斯又何其相似。
在接受《深圳特区报》“见证深南路三次‘变脸’”的采访中，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总规划师郁万钧回忆1984年自己刚到深圳时，感觉深南路很宽，车却不多。但是时间很快证明了一切，短短几年内，来深圳的作家已经用“车水马龙”来形容深南路了。难以想象今天的深南路如果宽度只有30米，我们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郁万钧看着深南路，感受最深切的一点就是：对一个城市而言，有一个具有大智慧、大气魄、目光长远的决策者，该是何其有幸。
深南大道作为与北京长安街、上海南京路媲美的城市标志性大道，从最初的7米宽到后来的160米宽，从开始的2.1千米到建成30千米、60千米，从一条光秃秃的小路，演变为一条中国最宽阔的城市主干道，见证的不仅仅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倔强生长，更是中国社会机制的深刻变革。
一个城市经济规模扩大的过程，往往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而没有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仅仅是城市总量的增长，就不可能实现高效率的经济结构转型。随着城市的急剧发展，城市空间的规划战略之于城市发展的深远意义日益受到人们重视。伦敦的道克兰、巴黎的拉德芳斯，都是在战后大发展时期建成的CBD，它们虽然都靠在老城边上，但由于能够分解城市的核心功能，直接增加最短缺的中心区的供给，就把整个城市的优势保持住了。而东京、首尔（原汉城）是单中心的城市结构，核心功能没有展延空间，结果经济发展导致中心区地价急剧上升，以房地产为主的经济泡沫不断增加。尽管人们今天比昨天更有钱，却不得不为此付出长期的代价，以至于“迁都”成了东京、首尔的热门话题。
中国城市规划师赵燕菁曾拿北京和上海作过对比：北京是典型的单中心城市，城市中心无法迁延，旧城改造成本高昂，导致中央商务区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扬，因此城市营商成本快速上升。相比之下，上海开发浦东新区，实际投资并不比北京旧城改造的投入高，但效果却相当于再造了一个上海，得到了两个城市，而北京则只得到了半个城市，因为北京的新城要扣除掉被拆掉的那个老城。北京的城市投资收益差不多只有上海的1/4。这就是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选择带来的不同的城市经济效益。
深圳一开始就同其他城市不同，她从罗湖和蛇口东西两翼同时起步。深圳的城市中心不是像常规城市那样集中在一个点，而是分布在一条线上，深南大道可以近似地看作一个线状的城市中心，这样，城市中心区位的供给就可以线性迁延，新的中心区位在空间上可以沿着深南大道连续展开。即使城市规模扩大得很快，城市结构升级换代很快，也无须大量拆迁。
最初开发罗湖时，深圳市政府就从地处罗湖的老宝安县城搬到上步，因此，罗湖相当一部分的压力被转到上步。随着城市规模继续扩大，早先的中心区（罗湖—上步）地价进一步上升时，深圳市政府开始再一次迁移——从上步转到福田，新的中心区开始形成，中心区土地的供给进一步增加；同时，由于城市中心职能离散于狭长的带状区域，深南大道的压力增大，城市轨道交通开始建设，东西带状方向的交通效率提高，时间、距离压缩，分散的中心区功能开始像一个中心区一样运行。这使得城市的中心功能进一步加强。
当初，108位工程师为深圳设计的这种独特的发展方式有效地延缓了深圳土地价格的上升。深圳的土地价格不像其他城市那样以中心区为核心呈放射状下降，而是沿着深南大道两侧纵深下降，深南大道东西向沿线的土地价格非常接近，这为投资者和现有产业提供了较大的城市经济剩余，城市新功能的出现，很少需要以大规模拆迁为代价。深圳来自土地的收益，多年来一直大于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土地收益的总和。这并非由于深圳卖地的规模比这些城市大，也不是因为卖地的价格更高，而主要是因为用于拆迁赔偿的部分少。
即使特区内深南大道沿线土地潜力全部释放，深圳在今后仍有南北两大空间可以承接城市核心功能的升级与转移，完全可以应对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和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二线关以外，宝安中心城可以向西展延，成为西部中心区；龙华铁路枢纽地段可以成为北部中心区；龙岗新城区可以成为东部中心区。这种网状组团式城市发展模式将大大提升深圳城市的空间价值，足以承载100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一线关以外，深圳河以南的河套地区，现在主要由香港方面管治，这里有大片田地和山地，几乎处于未开发状态。深圳河套地区就相当于当年上海未开发的浦东地区，深圳湾区相当于未来深圳的上海外滩。只要深港合作到一定阶段，城市规划达成共识，这片土地将为深圳真正升级为世界级一流城市预留出宝贵的空间。假以时日，深、港的结合部将不再是两地互相防范的关卡，而将代表深、港两个城市共同发展的新高度。在深港河套地区的水田里，将立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标杆。
梁湘的深圳理想与规划蓝图
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总规划师郁万钧回忆说，当年争论深南路到底要修多宽这个问题，其实争论的对象已不仅仅是一条归类于“三通一平”的大马路，更多的是当时大家对整个特区发展战略、方向等观念的碰撞和思考。引起这场争论并引领这番思考的人无疑是当时主政深圳的当家人梁湘。
梁湘原名梁百生，1919年11月生于广东开平的一户华侨家庭。1937年，不到18岁的他，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徒步奔赴延安，之后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出生入死。1949年后，梁湘的从政生涯绝大多数时间在广东省。1977年6月至1981年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1981年2月至1981年10月任中共广东省深圳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10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并成立中共深圳市经济特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仍由梁湘任书记；1981年10月至1985年8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市长；1985年8月至1986年5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
早在1979年，广东省委提出“只要中央给政策，广东可以走得更快些”。随后中央决定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两年之后，原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吴南生卸任，广东省委经过多方调查讨论，已经有了一个主政深圳的人选——梁湘。
敢为他人之不敢为，年过花甲的梁湘披挂上阵，要在深圳“杀出一条血路”。他一到深圳，马上找到负责基本建设的副市长罗昌仁，让他不要局限在罗湖口岸附近的2平方千米，要按照设计蓝图，在38.5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全面干起来。用他的话说，要做，就干脆把“饼”做大。
当时一直在说，搞特区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取。梁湘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深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特区？梁湘从事城市建设工作30多年，非常重视制定深圳的规划蓝图。有人向他建议，不如照搬香港的发展模式；也有人向他提出，深圳可以作为原材料加工地。然而，这两种方案都没有得到梁湘的认可。办深圳经济特区，梁湘有自己的想法。要办就要办一个像样的、大的特区，是可以做示范的，可以在国内推广的。只是搞一些“三来一补”的出口加工区什么的，他根本看不上。
当时，无论是特区政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在看，看梁湘主政下的深圳要向何处发展。梁湘没有急于表态。当时，深圳组织了一个包含各方面专家的工作班子，实地考察了深圳的角角落落，并且派人到香港和国外去学习，还邀请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学家、城建专家、教授、学者来到深圳，讨论制定深圳发展规划大纲。这就是深圳早期108名工程师参与制定深圳城市规划的故事。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八易其稿，1982年11月，《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简称《大纲》）终于出炉。《大纲》描绘了梁湘理想中深圳特区的面貌，以工业为重点，兼营商业、农牧、旅游、住宅、科研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来自全国各大设计院的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专家、学者和工程师，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规划设计经验，针对深圳特区的地理条件，给出了独具特色的规划：深圳特区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约为327.5平方千米，形成一个东西长49千米、南北宽7千米的狭长地带。根据特区独特的地形特点，吸收国内外现代化城市的优点，深圳特区的总体布局被设计成带状组团式的结构。各带状组团之间应有数条交通主干道联通，后来深圳特区内东西向的三条大道——深南大道、北环大道、滨海大道，就是根据这个带状组团式城市结构规划修建的，其中深南大道最为壮美。
“杀出一条血路”
深圳蓝图有了，如何实现蓝图呢？以及特区建设的钱从哪里来？
袁庚主持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时候，是经过精细的财务预算的。香港招商局的自有资金和企业融资，足以支撑蛇口工业区2.14平方千米的开发建设需要；通过港口运营和工业区运营实现的财务收益，完全可以收回投资，还清贷款。所以，蛇口开发追求的是速度和效率，并不存在资金问题。
深圳市和深圳经济特区的开发建设，情况就不同了。根据当时工程师们的估算，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计划开发上步和福田4平方千米，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没有钱怎么办？深圳特区计划开发上步和福田的方案成了“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1980年7月27日，深圳遭遇一场大暴雨，“国门”罗湖顿时成了一片汪洋泽国。这一场大水使深圳市领导认识到，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一是可以改变国门的面貌，解决年年的水灾问题，这一问题迫在眉睫，不得不办；二是罗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资者，从而可以节约开发的投资，快速回收投资。
于是，深圳市想方设法申请国家贷款，深圳的还贷办法是：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千米，每平方米投资90元搞“五通一平”，预算是7000万元，这比原来福田、上步4平方千米的开发计划务实了许多。第二步，开发完成后，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商业用地。罗湖紧邻香港，广深铁路与香港东铁在罗湖相接，罗湖的熟地应该更受港商的欢迎，参照香港地价，预计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左右，总计可以收入20亿港元左右。
有关领导认为深圳提出的这一做法切实可行，同意先帮助深圳贷款3000万元。有了“酵母”资金的支持，深圳动员起成千上万的建设队伍日夜奋战，80多万立方米的罗湖山终于被夷为平地，罗湖小区陡然填高了2米，低洼处填高了4米。昔日的低洼泽国，变成了道路纵横、高楼大厦林立的新城。
深圳将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投入作为“酵母”，在罗湖先进行土地开发，主要提供给外商兴建金融、商业、旅游、住宅等服务设施，然后收取土地使用费。用从中赚得的钱，继续进行罗湖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进行上步工业区的开发。这种利用银行贷款“借鸡生蛋”，以及边投资、边收益，再投下去扩大收益的“滚雪球”办法，解决了深圳特区建设初期的资金问题。这是一条量力而行、讲求效益的路子。不花国家的投资，建设出一个现代化城市，这是计划经济很难办到的。然而这一创举，让深圳遭遇了蛇口开发未曾遇到过的另一场舆论风波。
1982年3月，上海《文汇报》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影射深圳经济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文章表面上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让特区沦为租界，实际上是把同外商合作连片开发土地，视同当年上海租界一样搞“圈地运动”，怀疑甚至不赞成中国试办经济特区。这股冷风一度吹得深圳经济特区春寒料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特区建设事业踟蹰不前。直到1984年邓小平同志考察深圳、珠海之后，这股歪风才被彻底刹住。
发展建设需要人手，但是深圳的建筑公司原本只有500多人，此前又经过了两次逃港潮，只剩下300人左右。急于发展建设，却苦于人手不足，这一度让初来乍到的梁湘束手无策。恰在此时，1982年的大裁军让他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基建工程兵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为确保一些重点工程建设，按照周恩来的提议由毛泽东批示组建的。1982年，为了军队精简整编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这个兵种。这样一来，几十万工程兵的安置就成了问题。梁湘得知这一情况，就给当时的基建工程兵司令李人林写信，同意接收两个师的基建工程兵。李司令非常感动，感谢深圳帮了他们一个大忙。
1982年冬，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名基建工程兵抵达深圳。他们穿着棉衣棉裤，背着背包行李南下深圳，有人说他们是“南下大军”。然而，这些满怀希望来到深圳的工程兵，在他们第一次踏上特区的土地时，都被眼前杂草丛生、蚊虫飞舞的景象惊呆了。虽然梁湘和市政府在本就拮据的预算中拿出了3000万元，用于安置刚刚来到深圳的基建工程兵，但是由于人数庞大，这点经费所起的作用甚微。这些基建工程兵还是只能在深圳湾畔的竹子林一带，用卢竹、油毛毡搭盖草棚，就近打井取水，暂且安置下来，战士们戏称这是“竹林宾馆”。相比艰苦的居住条件，工程兵对深圳的气候和饮食习惯更难适应。梁湘对此十分关心，经常前往工程兵驻地，为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听说有一些战士喜欢吃辣椒，吃不上辣椒有点儿不习惯，就这么一件小事，他都记在心上，回去请商业局到四川采购了大批辣椒。
工程兵来到深圳的第一个春节前夕，梁湘去工地看望他们。有些工人的胡子也长，头发也长，梁湘半开玩笑地说，快过年了你们应该把头发理一理，胡子刮一刮。那些工人却回答说，现在任务很重，夜里都要加班，没有时间，有点时间还找不到理发的地方。梁湘就找到武警指挥部的指挥长，把部队里会理发的都找出来，每人配上一套理发工具，全都派到各个建筑工地去义务理发，不准收钱。基建工程兵很受感动，千军万马就这么被调动起来，投入火热的特区建设中。
在梁湘推行的众多改革政策中，基建工程招投标是重中之重。1981年夏，梁湘提出深圳要兴建第一座高层建筑——20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一开始工程分配给了省内一家建筑公司承担，但是这家公司连续三次更改要价，一再拖延工期。一个多月过去了，工地上已经长出了杂草。
梁湘发火了，“死了张屠夫，也不吃混毛猪”，就搞招投标。
招投标就是把基建工程项目面向市场公开招标，实行市场竞争机制。但是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做法如同在“八级大风中顶风行船”。有人提醒梁湘尤其不要对港澳公司招投标。梁湘说，竞争促改革，不管省内还是省外，谁能干就由谁来干，你按照计划给我承包，提早完成我奖励你。这个办法后来搞得很成功。工程招投标的做法保证了施工效率。
但是工程招投标给基建工程兵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刚到深圳的工程兵很不适应这种招投标机制。他们历来是做指令性工程，此时让他们和其他单位竞争，中标率很低。工程兵没活干，近1.5万人等工作的问题摆在了梁湘面前。2万工程兵是他力主调来深圳的，现在很多人却停薪回家，或是临时去干些理发、挖沙、修自行车的活来维持生计。梁湘找来其他市领导讨论，有人提议，政府扶持一下工程兵，调一些工程项目给他们干，以解燃眉之急；另外一派则说，改革面前人人平等，让他们自学游泳吧，不会游泳的人喝过几口水，呛一呛后就学会了。梁湘听后沉默良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学游泳也有个过程，如果把完全不会游泳的人一下子抛到大海里，他们一定会被淹死的，我们起码要抛给他们一个充气水泡。
后来政府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掺沙子”的办法，把基建工程兵队伍中技术力量比较弱的人分流出来，再想办法从内地调一些技术比较强、经验比较丰富的专业人员参与进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升基建工程兵的招投标实力。
从1983年开始，基建工程兵承担了特区建设大约1/3的施工任务，成为深圳市建设施工的主力之一。深圳的第一条路、第一个小区、绝大多数18层以上的高层楼宇，统统由这2万南下的基建工程兵参与修建。2年之间，深圳从一个破败荒凉的小镇，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都市，“深圳速度”一词一夜之间不胫而走。
梁湘被称为创建深圳特区最苦时期的“苦官”。据说梁湘刚到深圳的时候，在原宝安县委办公楼里办公。15平方米的办公室要摆9张桌子，到了夏天蚊虫飞舞，蚊子有2厘米那么长，有牙签那么粗，连电线上都爬满了蚊子。梁湘一天最少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在一个铁皮房里主持常委会议，边吃饭边听汇报，晚上就坐在蚊帐里批文件。
那时候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道，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深圳有三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小。”没有大学，没有自己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仅有的文化设施是一个书店和一家50年代盖的戏院，虽然毗邻港澳，却与港澳有天壤之别。
梁湘来到这里的短短几年，在搞“五通一平”“七平一通”、招商引资、开展“三来一补”的同时，采取“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先行一步模式，连创多个“全国第一”，如：建筑工程的招标投标；取消购物票证和粮票；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开放；实行劳动合同制和结构工资制；引进外资银行和建立地方金融机构；筹措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精简政府机构和建立行业协会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现在看，这些多已通行全国。而当时策划和实施，要有很大的胆和识才行。正是因为解放了生产力，深圳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水平跃居全国之首，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很早就突破了小康和初步现代化的指标，在全国起到了领军作用。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肯定其成功经验，深圳的改革创新逐步得到了全民认可。
杀出一条血路，建设深南大道，梁湘为深圳特区的初创倾注了心力，也为深圳特区动了真情。
深圳之路，为什么越走越长远？
从最初不敢想象的60米路宽，到后来130米路宽也嫌狭窄；从最初50万人的城市规模都不敢设想，到如今近2000万人的人口规模都止不住。深圳为什么会一发不可收，以远超预期的速度和规模狂飙突进？特区草创之初，太匆忙了，人们还没来得及审视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否能够长久承载自己的远大梦想，就一路狂奔，走到了今天。现在，我们有闲暇也有余力来思考和谋划这座城市的未来了：深南大道还能延伸多远？深圳是否具备成为一个伟大城市的先天条件？
深圳显然不会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中心城市，譬如长安，譬如洛阳，譬如开封，譬如北京、南京，那是平原的中心、车马的中心、舟楫的中心，皇权辐辏，天地之中。深圳不是这样的城市。深圳是山之一角、海之一隅，前面是波涛微茫，后面是重峦叠嶂，植被之厚、瘴气之重，刀不能耕、火不能种，历千年而不开化，良有以也。
深圳也不会是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城市。近代的火轮、火车尚不能征服岭南的蛮荒。那时的轮船吨位尚小，可以直达内河航道；那时的火车、汽车还只能在平地奔跑。地势低平、河道通畅、地理位置靠海而居中的上海成为近代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不二之选。而广州、香港，虽有河、海之便，但无便捷通畅的腹地，虽然曾领近代工商文明之先，也不能先发先至。岭南商人大多先后迁徙到上海。
今天的技术水平则完全突破了山海地理的局限。高架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越崇山峻岭如履平地；民用航空器拉近了岭南与华北的距离，浩瀚的南海成为南中国的内湖；空调的广泛使用，使得岭南亚热带气候不再闷热；现代建筑技术使得依山临海而居成为一种惬意；大型海运集装箱运输使得黄浦江这样的内河航道相形见绌，而像盐田这样的天然良港则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开埠建港的根基；谷物不再是现代生活的全部食品，岭南、东南亚的果蔬之丰，南中国海的鱼鲜之富，真是当地人的口福；环珠江口带状城市分布，疏密有致，较少“摊大饼”式的老大城市弊病。
中国文明重心南移已经是有目共睹的趋势。汉唐时期，黄河流域是绝对的重心；两宋时期，重心就开始向长江流域南移。今天的华北地区、中原地区水资源日渐减少，许多地方环境污染较严重。长江中下游地区虽是鱼米之乡，但是人口密度过大，农业开发已属过度，再加上工业开发，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而浙东、福建、广东等地区，靠山而近海，气候好，阳光雨水充沛；开发晚，生态系统较完整；海滨狭长地带，与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相若，是许多人群心向往之的理想居住环境。多民族、多国家、多元思想、多种文化、多年生聚……环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力和潜力，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每每得到印证。
故今日之深圳，不同于昔日之香港、广州。怀万千新锐移民之梦想，挟现代工商文明之利器，拥亚热带山海地理之便、之利、之美，前有香港导师首开风气，后有岭南文化悦纳包容，深圳作为一个伟大商业城市的先天条件优越绝伦，后天条件也基本具备。前40年，深圳“一夜城”的商业奇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的；后40年，正当厉兵秣马，精进直击。
深南大道，前程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