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蛇口改革：4分钱的事

中国的改革，分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农村改革，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城市改革，是从蛇口开始的。

深圳的改革开放，也是话分两头。东头从深圳开始，西头从蛇口开始。

蛇口与深圳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也不尽相同。蛇口的改革开放起步更早，手法独特。蛇口是由一家背景特殊的百年名企负责开发的，企业办经济，与深圳市政府办企业、政府推动市场经济正好形成对照。因此有人说，深圳的改革开放就好比是双龙戏珠，东成西就，妙趣无穷。

招商局来到蛇口

1978年6月，61岁的袁庚接到一项特殊任务：调查研究如何进一步办好香港招商局。这项任务将他推到历史的前台，他因此出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全面主持工作，成为招商局这家中国百年名企的第29任“掌门”。

招商局创立于1872年，主张其事的是当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负责通商事务，李鸿章等晚清“中兴大臣”领略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也意识到非学习“洋务”，不足以应对“三千年来之大变局”。设立轮船招商局，“招天下商，通九州航”，实现富国强兵，正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大手笔。大名鼎鼎的洋行买办和工商业活动家徐润、唐廷枢等都先后入局，虽然历经晚清战乱、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两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招商局也曾辉煌，也曾寥落，却始终不倒，在中华大地绵延不绝。直到1979年，招商局还是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堪称中国洋务运动硕果仅存的百年名企。

袁庚生于深圳大鹏，父辈即有闯海经历。他早年就读于广雅一中，沐浴岭南之地的开明风气，领受温润敦实的经典教育。后来，他在谍战中受磨砺，在外交中长识见，视野开阔，积淀深厚。袁庚曾身陷囹圄五年半，铁窗下数蚂蚁的日子是他人生大彻大悟的机缘。平反后，袁庚在交通部外事局任职，随交通部长走访世界各地，对港口城市、海洋工商文明有切近观察和认知学习的难得机会。唯其如此，袁庚才有可能在对香港招商局作了一番短期调查后，就拿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调查报告，进而入主招商局，成为有百年历史的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1917年出生的袁庚，到招商局任职时已经年逾花甲。这个年龄，应该是开始享受颐养天年的退休生活的时候了，仕途进退和功名利禄应该早就是过眼云烟了。这个年龄，还有机会、有能力做事的人，要么不做事，要么有志去做一番大事。就在中国改革开放最需要袁庚这样的人的时候，袁庚来到了蛇口。

袁庚到蛇口是为香港招商局寻找商机。招商局这家曾经组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商船队的航运巨头，在100多年后袁庚接手的时候，已经“连一条船也没有”了。当时，香港是全球著名的国际航运中心，环球航运包玉刚、东方海外董浩云、万邦集团曹文锦和华光航业赵从衍号称“香港四大船王”。其中，包玉刚拥有的船吨位有1300余万吨，董浩云的船拥有1100余万吨的吨位。这两位华人船王在世界“七大船王”中分别名列第一、第二。董浩云曾被《纽约时报》称为“世界最大的独立船东”，他的信念是：“地球表面3/4是海洋，我们应该有雄心征服海洋。”包玉刚从购入一艘旧船开始，最终登上世界船王的宝座，成为香港传奇的代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面对香港航运业的蓬蓬勃勃，再看香港招商局的萧条败落，袁庚深受触动，决心放手一搏，为招商局再创港口和航运事业的辉煌。蛇口，就是他反复比较后，为香港招商局选定的创业基地。

蛇口离香港近，这点很重要。与香港一水之隔，乘快船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位于香港的招商局总部。这对于沟通国际航运信息、有效开展企业管理，是个可以接受的时空距离。

蛇口土地便宜，这是最重要的。袁庚到招商局就职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港岛中央商务区贷款买了一座24层的写字楼，便再也没有能力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买地建工业区了。当时，香港繁华地带的地价仅次于日本东京银座，每平方英尺（0.0929平方米）1.5万港币，郊区工业用地也要每平方英尺500港币以上。袁庚也曾到澳门找地，试了一试，但当时澳门电力不足，港口水浅，一时难以发展起来。而蛇口的工业用地，便宜到几乎只需要付出开发成本。

1978年10月9日，袁庚在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中明确提出要在邻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

1979年1月31日，刚刚过完春节，袁庚来到当时国家副主席李先念的办公室。他汇报了招商局的发展史和招商局在蛇口设立工业区的设想。接着，他拿出地图请李副主席看，说：“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作为招商局的工业区用地。”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改革开放热情正炽，具体操作正待破局。李副主席对于招商局的开创性设想非常支持。据说，他仔细看了地图后接过袁庚递过来的一支笔，在地图上一画，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一看，很大一块地，足有30多平方千米，心里估算了一下，默默感叹道：“这得多少开发资金啊！”袁庚没敢要这块30多平方千米的地，最后只要了2.14平方千米，开发了约300亩的区域。[1]这就是当年的蛇口工业开发区。

“香港第一课”

袁庚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商人，但他不乏商人的精明。

晚年的袁庚曾经说过，当初没有接受李先念副主席划的整个南头半岛是一个遗憾。但是实际上，袁庚既不是没有“经略天下”的宏大理想，因为他在“蛇口试管”里做的全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谦谦君子。袁庚是经过精明务实的商业算计才做出的决定。当时开发1平方千米大约需要投入1亿元，南头半岛36平方千米，光土地开发就需要30亿到40亿元的资金投入，钱从哪里来？国家没钱投，银行贷款需要信用，招商引资谁信你？当年蛇口开发初具规模的时候，袁庚拉了很多港商到蛇口考察，为了增加好感，每位提供15元一份的盒饭。港商们口头上都说好好好，不错不错。吃完盒饭，剔完牙，坐船回香港，如泥牛入海再没消息。如果袁庚不顾自身条件盲目上马，周转不过来了怎么办？项目失败，国家的宝贵资金打了水漂怎么办？重回秦城监狱里去吗？经过商业算计，袁庚最后只接受符合商业预算的开发体量：2.14平方千米。站在企业运营的角度看，这是符合商业逻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袁庚并不浪漫，而是非常精明务实。正是因为袁庚的精打细算，后来的蛇口开发虽然也起起伏伏、困难重重，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了。

袁庚的精明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学习得来的。

袁庚刚到香港时，招商局还是租房办公，租金昂贵，很不划算。于是，袁庚首先张罗银行贷款，为招商局买楼。经过艰难的谈判，一栋位于港岛干诺道上24层的大厦以6180万港元的理想价成交。买卖谈成了，袁庚依“常理”热情地邀请卖主一起吃午饭庆祝。无奈卖主怎么也不肯去酒楼吃饭，坚决要求尽快到律师楼把相关手续办好，以拿到定金。最后，大家只是简单地吃了河粉、面条等快餐。期间，香港卖主就要求袁庚下午两点“一定”“准点”“无论如何”赶到律师楼，交付2000万港元的定金。当天下午两点，袁庚准时到达律师楼，卖主也如期而至。没想到，卖主的汽车停在门外都没熄火，只等双方在律师楼办完交易手续拿到支票，就立即安排专人坐汽车直奔银行。这位香港卖主为什么要这样争分夺秒？事后袁庚才了解到，当时香港已经实行每周双休，第二天就是星期六，银行不上班。如果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支票不能交给银行，卖主就要损失2000万港元的3天存款利息。按照当时香港的浮动利息，3天的利息就是几万港币。对比内地同志的慢条斯理，没有时间观念，没有理财观念，不少公司不及时进账，有人把支票搁在保险柜里过夜不当回事的常态，袁庚被这个香港卖主深深地触动了。后来每每忆及此事，他总是说：“我们古人讲一寸光阴一寸金，香港人呢，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真正把时间当作了金钱。”这就是袁庚初到招商局的时候学到的“香港第一课”。

香港是个世界性的商业大都会。只要虚心学习、用心领悟，处处都能学到商业社会的真谛。袁庚不但向银行家学习，向企业家学习，他也向保姆、菲佣学习。《袁庚传》的作者、深圳著名的调查记者涂俏就曾听袁庚谈起过一个有趣的话题：内地人工便宜，香港人工很贵，但是为什么人们不花几百块钱请内地保姆，却要每月支付3750港元在香港请一个菲佣呢？因为菲佣专业、敬业、效率高。彼时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内地的人们对时间、金钱、效率，不是完全没有概念，就是抱着可能完全错误的成见。袁庚的香港商业启蒙课，比起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学得早一些。

“蛇口实践课”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招商局当家人袁庚为什么执意要兴建蛇口港呢？

他在一篇论述国际海运形势的理论文章中曾经解释说：“人类史上第一次的航海实践证明地球是圆的。航运的发达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商品的流通，造就了西方世界的繁荣，而中国在郑和之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再也没有类似郑和的船队在海洋中乘风破浪，参与世界贸易竞争……航运的盛衰固然有其本身规律与条件，但有良好集散作业的港口作为依托至关重要。假如100多年前，英国人占据的香港岛屿，与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是同样的浅水海湾，只适合当时的帆船进出口的话，我想香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招商局为什么要开发蛇口？因为袁庚主掌招商局以前在交通部外事局任职，随交通部长叶飞考察过包括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在内的许多著名港口。他认为，招商局“招天下商，通五洲航”，开发港口经济符合招商局的主营业务需要。因此他决定：由招商局投资的蛇口开发区要把兴建蛇口港作为首项重要工程。

当时不少人提出异议，认为深圳湾是一个浅水湾，水深不足3米，近岸是一片淤泥漫滩，退潮时淤滩长达千米。在这样的烂泥滩上能否建深水港？即使深挖十几米，也很难保证不回淤。袁庚等人极力争辩：珠江含沙量少，因为地球的自转，有东冲西淤的倾向，而蛇口港在珠江入海口东岸，港池、泊位挖深后不会造成严重的回淤——目前的淤泥漫滩，乃地球或珠江有史以来的历史总遗作。事实上，不选择蛇口建港，还能在哪里建港？香港建港，买得起地吗？摊得平成本吗？袁庚回老家大鹏考察过，那里又偏又远，又没有水电等配套基础设施，在大鹏建港，可能吗？选择在蛇口建港，未必是理论上的最佳方案，却是现实中别无选择的最佳方案。

据1979年交通部派驻蛇口工业区任技术工作组副组长兼总工程师室副主任，1981年调入蛇口工业区历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总工程师等职的孙绍先回忆：当时蛇口要修3000吨级的码头，但那时码头四周全是荒山，只有现在的南海酒店那边退潮的时候有条小路可以通行。清挖滩涂后，要建600米的码头，大概需要填土40多万方。按当时的价格，一方土运过来是15块钱，光运土石方就要600多万元，太贵了。于是决定炸山！就是在微波山和龟山之间100米宽、200米深的这一块，炸出大约45万方土石来。“蛇口开山第一炮”就是这样打响的。

关于蛇口开山第一炮的时间，网上认为是1979年7月8日的说法比较多，蛇口工业区本身对这一时间没有权威的认定，其出版的画册《春天的故事》中，这一时间只是被定为1979年7月。1983年到蛇口工业区工会俱乐部任美工，曾在蛇口工业区党委宣传部文化科、党群工作部文化科、企业文化建设部任职，后来就职于招商局历史博物馆的诸彪，一直负责工业区大事的记录，也说这个时间很难确定。他曾反复向老同志求证，有一些老同志曾经跟他说过，原来定的是7月1日，后来考虑到这天是党的生日，不太合适，就推后一天。所以，在《辑录蛇口》一书中，就把开山第一炮的时间确定为7月2日。而诸彪收集到的《蛇口》十周年纪念封的邮戳上，这一时间确实为1979年7月2日。

诸彪还发现一个秘密。蛇口开山第一炮，开山、炸山的地方应该是在微波山和龟山之间，这里应该有个山包才对。但是坊间流行的“蛇口开山第一炮”的经典照片上却有一个整齐的平整切面，一看就是已经平整过的，不像开山时的照片。而且，这张照片不是照相机拍的，而是从电影胶片上截取的。所以，诸彪判断，这张照片不是准确的“开山第一炮”，虽然它肯定是最早拍摄蛇口开山建设的照片。

据《深圳特区报》中国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特别报道《没有想到这一响成了标志性事件》一文记载，1979年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负责工程、征地、规划，历任蛇口工业区党委委员、蛇口工业区房地产公司首任总经理，蛇口工业区管委副主任，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金星告诉媒体，“蛇口开山第一炮”这种说法，应该是在1984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的事了。“我们那个时候哪里敢想这是什么伟大的事件，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思想准备：跟着袁庚蹲监狱！”

蹲监坐狱可能说得比较严重，但是动辄得咎一点不为过。

当时炸山填海从四航局调来了七八十辆车。可是，两个月下来，工程进展非常缓慢。一辆车每天只跑20趟，而且就拉半车，按这个速度肯定赶不上工期。时任蛇口工业区技术工作组副组长兼总工程师室副主任的孙绍先回忆说，其实也怪不得工人，七八月的蛇口太热了，那荒山边连个阴凉地都没有。上工地一看，工人们好多都在车底下乘凉睡觉呢。

这件事报到袁庚那里，他想了一想，说：“能不能搞点奖金？”

搞多少？怎么搞？当时测算了一下，拉土的距离也就300多米，一辆车一天跑个80车应该没问题，最后就确定每人每天的定额是运55车，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过定额，每车奖4分钱。

结果，工人的积极性立刻被调动起来了，孙绍先记得最多的人每天跑131车，一天奖金就是4.14元，一个月的奖金就能挣100多元钱，这是多么巨大的诱惑！那时候一般工人月工资才多少钱呀！

码头一期工程原计划于1980年3月底完工，实行超额超产奖励后，施工速度加快，结果提前一个月竣工并交付使用。根据蛇口工业区后来的统计，在实行超产奖励的1979年10月到1980年2月间，工业区多创产值130万元。

1980年4月，超额超产奖励这一政策曾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与之相应，工人每天的运量立刻下降到20多车，施工速度明显下降。7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副总理谷牧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0687号上对蛇口工业区实行超产奖作了重要批示。[2]

据李岚清所著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记载，在蛇口工业区建设过程中，为推动生产，蛇口采用香港企业定额超产奖励的办法，在码头工程建设中实行了超产奖。具体规定为：每台运输车每班定额为44车。司机完成基本定额，每车次计发奖金2分钱；每超产1车，计发奖金4分钱；推土、挖土和后勤人员，按运输车完成定额和超产情况，分别计发奖金。这一办法实行后，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平均每台车每天运输99.4车，超产55.4车，每人每天得超产奖1.62元。然而不久，根据有关部门关于奖金额不得超过工人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蛇口实行的这一办法被硬性停止，工人的积极性被挫伤，工效降低，整个工地由热腾腾变成慢吞吞，运输量和建设速度也随之降了下来，平均每台车每天运输量由99.4车迅速下降为32.2车。按照这一速度，码头交付使用计划将要落空，从而影响外商来蛇口建厂。

此事惊动了中央最高决策层，经过高层领导过问，蛇口才又恢复了超产奖。招商局先后在蛇口港码头、华益铝厂、华美钢厂等工程项目中实行形式各异的奖励办法，大大激发了工人积极性，加快了施工进度，缩短了工期。

4分钱的奖金，牵涉许多部门，牵涉许多规定，牵动国家最高决策层，这就是改革。这也是袁庚的“蛇口实践课”：给菲佣高工资，因为效率高；给多拉快跑的司机发奖金，也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提高效率！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3]

正是从“香港第一课”到“蛇口实践课”，促使奔波于各类具体事务的袁庚始终在思考，怎样在思想意识层面总结出一句能够体现出蛇口改革开放精神的口号，以坚定信念。

1981年3月的一天，袁庚坐船从香港赶往蛇口，趁着空闲，他在船上涂涂写写，最后写下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这6句口号。应该说，这6句口号不是一时灵光乍现的产物，而是袁庚在主持招商局、创建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中长期积累、长期思考的结果。袁庚对这几句口号非常看重，几经修改，不遗余力地推广宣传，直至家喻户晓，说是百折不挠亦不为过。《经济日报》等主流媒体进行过跟踪采访，详细讲述了这个标语牌“四立三拆”的故事。

当时袁庚叮嘱蛇口工业区副总指挥许智明将口号制成标语牌竖在工业区里亮相，让大家都能看到，引发思考。许智明找到旅游文化服务公司总经理邹富民，安排美工在一块三合板上用红油漆写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并第一次在蛇口竖立起来。

正式亮相的标语牌所引发的强烈震动还是超出了袁庚的预期。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是常态，突然有人提出“效率”，而且把它当成“生命”，很多人不习惯。袁庚为了大局着想，示意暂时把牌子拆下来放到仓库里。从竖立到拆除，第一块标语牌面世仅3天。

1981年11月底，袁庚给招商局企业管理培训班的学员上课，再次谈到这句口号，在培训班学员中引发热烈回应。在这次讲课过后的一个星期天，谭筑熙等6名培训班学员，在当时蛇口最热闹的商业街——华苑酒家门前的小广场上再次竖起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比第一块木牌多了两行字。

第二块标语牌的竖立是否得到袁庚的授意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袁庚在对企业管理骨干培训时再次重申了标语内容的意义。不料，1982年的春天，又出现一场针对改革开放的非议，“姓社姓资”之争不断扩大。面对严峻形势，袁庚考虑再三，再一次让人将这块牌子拆除。

第三块标语牌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对于改革开放的非议有所减少。1983年8月，时任蛇口工业区宣传处副处长的周为民又想起了这句口号，他认为这句话如同晨钟暮鼓，引领蛇口人以全新的观念与时间赛跑，促进蛇口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创造新的辉煌。宣传处用了一个星期，制作了比前两块大许多倍的巨幅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将其立在港务公司门前。

这块牌子依然引发了争论，所以存在的时间也很短。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只有12个字，却事关“姓社姓资”的路线之争，哪里能够一蹴而就？但是袁庚就是要做冲破无数人思想禁锢的事。袁庚曾经说，要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等，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而要创造一个适应这个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则困难得多。进步的社会、进步的人，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起飞的大前提。蛇口要发展，首先要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

幸运的是，锲而不舍的袁庚不久就等到了一个最佳的机会。

1984年春节，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特区，这次视察也被称为“第一次南方谈话”。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经济特区的命名者，也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此时，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已经过去了6年，创办经济特区也有3年多时间了，这次南下就是要看看经济特区的实践到底是否经得起检验。

得知邓小平要亲临蛇口，袁庚很振奋。在做好接待准备工作之余，袁庚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要求工程公司连夜加班，做出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立在当时从深圳市区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蛇口工业区办了快5年了，这条路到底对不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究竟是对是错？袁庚想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口中得到一个答案。

1984年1月26日早上，经过通宵加班赶工，一块巨大的广告牌矗立在从深圳通往蛇口的路口，蓝底铁皮板上写着12个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事实证明，邓小平对深圳和蛇口的改革开放建设是满意的。在这次视察后，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一锤定音，消除了当时围绕着口号的种种争议，也给袁庚吃了一颗定心丸。

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赞许，“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从此广泛传开。这句最能体现商业社会常识、也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口号，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行为准则，被誉为“第一声春雷”。1984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国庆庆典上，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工业区彩车驶过天安门。这句口号从此响彻全国，家喻户晓。

《经济日报》曾热情洋溢地评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机声隆隆的工地上出生，在不绝于耳的争议声中长大。它的“准生证”是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颁发的，它的“成人礼”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大典中完成。书写有这句口号的牌子，在历史的风雨中几经竖起拆下，但至今依然屹立不倒。第四块写着这句口号的牌子甚至由国家博物馆收藏。这句口号迸发出冲破层层束缚的力量，更是深深地镌刻在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蛇口模式和蛇口风波

1981年春天，蛇口工业区“五通一平”一期工程基本竣工，建设指挥部正式更名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引发4分钱奖金争议的600米顺岸码头也已正式投入使用。这一年6月，《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一篇新华社电讯稿《蛇口工业区建设速度快》，首次提出了蛇口方式。此后，蛇口方式又被演绎为蛇口模式，并在日后与“深圳速度”一起，对推动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蛇口模式，说到底就是对人的利益和责任的尊重。其核心是让企业充分发挥自主权，按照市场法则和经济规律办事，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搞活经济。1979年9月，蛇口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中宏制氧有限公司”落户蛇口工业区，两年中数百家合营、合作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资金来源、法人地位、股东权益、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按市场经济规则办事，使蛇口在管理上也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市场方式。随后，蛇口开始实行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实行员工招聘制，允许员工和人才合理流动，工厂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辞职；工资、住房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蛇口的做法很快扩展到整个深圳特区。这一做法的核心后来被概括为两点：外向型的经济和市场机制的管理。

袁庚执掌的招商局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自主权，敢为人先，大胆突破，进行了分配制度、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工资分配制度、住房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创造出诸多中国第一。蛇口的这些做法逐渐受到肯定。随着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的对外开放，市场机制迅速扩展，在全国产生了示范效应。之后，效益观点、竞争意识、等价交换、法制观念等市场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个体经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新的经济体不断涌现，奖金、练摊、砍价、打工、下海、跳槽、炒鱿鱼等新词新语开始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观念的改变，这些新生事物的诞生，其实不总是平静的，曾经也激起了惊涛骇浪。

1988年1月13日，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会上，70位蛇口青年与3位著名青年工作者——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某部调研员曲啸、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彭清一展开了激辩。

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关于“淘金者”的争论。

马立诚的《“蛇口风波”始末》是这样记录这场争论的：

曲啸说：“内地青年有很多人向往特区，想到这里来。但是这些想来的人中间有两种人，有创业者，也有淘金者。在个别人的思想里，想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淘金，挣钱，玩。真想到这里来创业的，有……凡在人群之中，必定有先进的、落后的、中间的。有差异是正常的……就是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淘金者呢？到这里创业，这是大多数，有没有淘金者？有。”

坐在门口的一个青年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讲些空洞的说教。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另一位青年问道：“我想问问，我们一些青年到这里承包、租赁，这些人是不是淘金者呢？三位老师对淘金者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是来挣钱、搞商品经济的就是淘金者吗？”

曲啸的回答是：“我说的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就不肯来。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

一位青年站起来反驳道：“我们来深圳、蛇口为什么不能赚钱呢？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对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比如一个个体户开餐馆，他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上交税金，也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除了投机倒把、经济犯罪等之外，凡是正常的经济活动，都是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创造财富、活跃经济，对社会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曲啸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目前有一部分青年特别强调个人的价值，我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有价值这是肯定的。但是个人的价值如果不在群体的价值中去体现，个人的价值是很难得到充分体现的。青年人应该考虑到祖国的命运，而且应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到深圳、蛇口来，到底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创业来了？为了创业而来，我认为是真正好样的，如果为了享乐而来的话，那是很危险的。”

一位青年进一步反驳曲啸的意见，说：“情况往往是，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谁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没有解决。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怎样调整等，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但他还要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啸打断这位青年道：“你认为你现在做的一切和你个人的价值都只属于你个人的吗？”

青年：“当然是这样的。”

曲啸接着问：“那你现在为什么工作？”

青年：“为什么工作？第一是为生存，这是五个基本需要的最低层次；第二是安全；第三……首先是为生存我得干活，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我觉得中国有些东西，挺虚的而且挺伪的，加起来就是挺虚伪的。”

另一位青年说：“其实，干就是了，做完之后我们看效果，你管他什么淘金不淘金、创业不创业呢？他创了半天业闹了个大赔本不也挺可笑的吗？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创业和享受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二者并不矛盾，并不是我创业以后都得给别人，我也要取一部分。”

彭清一认为：“美国是美国，怎能和我们特区相比？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来建设特区。”

蛇口青年则认为，这样僵化地划分姓“资”还是姓“社”，不利于改革的深入发展，不利于吸取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利于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

……

对于当年轰动全国的“蛇口风波”，袁庚怎么看呢？

在后来媒体的一次面访中，袁庚是这么回答的——

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也曾问过我，内地反响较大的“蛇口风波”，在蛇口却无反响。我当时回答，在蛇口，这种事本来就不值得谈，也没必要去争论它。有人说我们故意设圈套整他们，我们哪有空搞这些玩意儿，没有人这么无聊。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很好理解。它的实质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

市场经济讲的是公平合理，计划经济讲的是服从和无私奉献。究竟如何取舍呢？请让我打个比方：两人分苹果，一个大，一个小，你拿大的还是拿小的？我拿大的你说我损人利己。如果我反过来问，你愿意拿大还是拿小，你说拿小的。那我便说，你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我还可以说：既然你愿意拿小的，那么我拿大的岂不是正合你意？怎么是损人利己呢？这样就乱了套。就像《镜花缘》里的君子国，让人不知所措。

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这件事情该这样办：假如这个大苹果值5角钱，小苹果值3角钱；我若挑大的，便补偿你1角钱，若挑小的，你便补偿我1角钱。这样公平合理，大家都没意见。这个社会应该做到公平合理，大家都没意见。合理的，才是道德的。

当然，个人的道德行为另当别论。就整个社会的普遍原则说，离开公平合理讲无私奉献是带强迫性的道德要求，只会造就另外一批占别人便宜的人。蛇口很早就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蛇口青年的思想观念与他们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他们不愿意接受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准则，因此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再说这样的事情在蛇口司空见惯。宦乡一共来了蛇口5次，最后一次他对我说，这里的青年争论得很厉害，思想非常尖锐，有些问题我根本回答不出来，你是怎么培养出这样一批人的？所以虽然“蛇口风波”在外面闹得沸沸扬扬，蛇口本身却很平静，大家觉得这种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如今，30多年过去了，但是往事并不如烟。

徜徉在蛇口海上世界的繁花与繁华里，袁庚老爷子“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之类的话语时时在耳边回响。20世纪80年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传奇时代，成就了如此令人梦魂萦绕的精神偶像？与眼下矗立入云的高楼大厦相比，蛇口的思想和精神才是更宝贵的财富。没有蛇口的思想启蒙，何来40年来的经济奇迹？

袁庚凭着商业直觉在蛇口进行的一系列商业创新，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商业技术创新，而是复杂的商业社会变革。袁庚在蛇口曾经达到的高度，我们迄今为止还在仰望。

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宦乡曾经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但是蛇口的试验，绝非“无知者无畏”式的变革。只能说袁庚受计划经济的羁绊更少，所以更容易接受市场经济。尽管袁庚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商人，但是深商乃至当代中国商人的商业精神源头却是从袁庚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