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我对哥哥说：‘你是个死教条，我就恨社会民主党，你们谁要是说错一个字，就会遭到拷打。’我对他说：‘你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这一下子他就把我赶出了家门。现在来到莫斯科，一个钱也没有。倒真有意思。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请替我求求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干什么工作都行，最好当然还是到救护列车上。”

“好，我一定对他说。”

“我在这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可您还记得我们那个‘中心站’吗？听说瓦西里·文亚米诺维奇·瓦列特好像去了中国……萨波日科夫上了前线，不知在什么地方。日罗夫在高加索，还在讲他的未来主义。伊万·伊里奇·捷列金上哪儿去了，我不知道。您好像跟他挺熟啊？”

伊丽莎白·基耶夫娜跟达莎沿着胡同里高高的雪堆中间的小道缓缓走去。雪花还在落，在脚下沙沙作响。一辆矮雪橇从旁边慢吞吞地驶过。赶雪橇的人从座位上向外伸出一只粗毡靴子，对她俩喊道：

“小姐们，小心挂着！”

这一年冬天雪特别大。小胡同两旁的椴树枝上都落满了雪，压得向下弯着。大雪纷纷，一片白茫茫的天空里，群鸦乱飞。教堂上的寒鸦散乱地结着群，呱呱地叫着，在城市上空盘旋，忽而落到塔尖上和教堂的圆顶上，忽而飞向寒冷的高空。

达莎在拐角上停下脚步，正了正白头巾。她那海狗皮大衣和手笼都落满了雪。她的脸消瘦了，眼睛显得更大、更严肃了。

“伊万·伊里奇失踪了，”她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消息。”

达莎抬眼望望空中的寒鸦。在这落满大雪的城市里，这些寒鸦必是饿坏了。伊丽莎白·基耶夫娜猩红的嘴唇上的微笑收敛了，低着头站在那里。她戴着一顶带耳的皮帽子，穿着一件男式大衣，胸部显得太瘦，毛皮领子又显得太大，袖子太短，根本盖不住她那冻得发红的手。雪花落到她那发黄的脖子上，马上融化了。

“我今天就跟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说，”达莎说。

“什么工作我都可以干。”伊丽莎白·基耶夫娜望着脚底下，摇了摇头。“我曾经热烈地爱过伊万·伊里奇，非常热烈地爱过他。”她笑起来，那双近视眼里充满了热泪。“好，我明天来。再见。”

她告了别，转身就走，穿着毡靴的脚跨着大步，冻僵的手像男人似的插进衣袋里。

达莎望着她的背影，看她走远，然后皱起眉头，拐过街角，走进一所私宅的房门。现在这所住宅被市医院占用了。里面用柞木装饰的高大的房间里，散发着碘仿的气味，病床上都是伤员，有躺着的，有坐着的，都剪光了头，穿着病号服。靠窗有两个人在下跳棋。有一个人趿拉着便鞋，从这个墙角到那个墙角轻轻踱来踱去。达莎一进来，他机灵地回过头，看见她，便皱紧低低的前额，躺到病床上，把双手枕在头底下。

“护士小姐！”一个微弱的声音唤道。达莎走到一个大个子、厚嘴唇、有些浮肿的小伙子跟前。“给我翻个身吧，看在基督的面上，朝左翻。”他说着，每吐一个字便哎哟一声。达莎抱住他的身子，用尽力气扶他侧身，像个大袋子似的给他翻了身。“该给我试试体温了，护士小姐。”达莎甩了一下体温计，塞进他的腋下。“我老是吐，护士小姐，吃点儿面包渣也吐出来。一点儿劲也没有。”

达莎给他盖好被便走开了。旁边病床上的伤员都微笑着。其中有一个说：

“他呀，护士小姐，不过是为了您才装熊，其实他像肥猪一样棒。”

“别打搅他了，他够遭罪的了，”另一个声音说，“他又不碍谁的事——护士小姐应该照看他，他也真不好受。”

“护士小姐，谢苗想问您一件事，他不好意思开口。”

达莎走到一个坐在病床上的庄稼汉跟前，他长着像寒鸦一样圆圆的快活的眼睛和像熊一样的小嘴；下巴上留着像笤帚一样扎煞开的大胡子，梳得整整齐齐。当达莎走到跟前的时候，他便朝她翘起大胡子，努起嘴唇。

“他们开玩笑，护士小姐。我非常满意，真感谢您哪！”

达莎笑了。很久以来压在她心头的沉重心情，顿时消失了。她在谢苗的床边坐下，挽起他的衣袖，检查一下绷带。于是他开始详细讲他哪儿痛，痛得厉不厉害。

达莎是在十月来到莫斯科的，这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受到爱国热情的鼓舞，参加了城市支前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他把彼得堡的住宅让给英国军事代表团的人员居住，而自己跟达莎在莫斯科过着简朴的生活，平时穿着一件麂皮上衣，骂知识分子软弱无能。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像马一样地工作着。

达莎依然学习刑法，料理小小的家务，天天给伊万·伊里奇写信。她的心情很平静，心扉却关着。往事似乎很遥远，仿佛那是别人生活中的故事。她好像闲着半截肠子过日子，提心吊胆，盼着前方的消息，还要想尽办法为伊万·伊里奇而保持自己的纯洁和严肃。

十一月初，有一天早晨喝咖啡的时候，达莎打开《俄国言论报》，在失踪者的名单里发现了捷列金的名字。这份名单用小号字印了整整两栏。负伤的有某某、某某，阵亡的有某某、某某，失踪的有某某、某某，在最末尾印着：捷列金·伊万·伊里奇——准尉。

这一小行铅字，标志着使她的全部生活都变得暗淡无光的事件。

达莎觉得这些小小的字迹，这干巴巴的标题和字里行间，都渗透着鲜血。这真是令人恐怖万状的瞬间——在报纸的版面上浮现出它所描写的内容：一堆臭气熏天、血肉模糊的尸体。从报纸上散发出恶臭，有无数喉咙在无声地吼叫。

达莎打起寒战。连她的绝望也被这种动物的恐怖和厌恶所淹没了。她往沙发上一躺，把皮大衣盖在身上。

傍晚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回来吃饭，坐在达莎脚边，默默抚摩着她的腿。

“你应该等一等，这是主要的，达纽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他失踪了——显然是被俘了。这种情形我知道的就有几千件。”

夜里她做了一个梦：一个狭小的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一扇挂满蜘蛛网、落满灰尘的小窗，屋里放着一张铁床，床上坐着一个士兵模样的人。他那灰土土的脸疼得扭曲了。他用双手抠开自己光秃秃的脑壳，像剥鸡蛋皮似的扒开它，剜里面的东西吃，用手指头往嘴里填。

半夜达莎大叫起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连忙披上毯子，跑到她床前，却半天也问不出个究竟。然后他往高脚杯里倒了几滴缬草酊，给达莎喝了，自己也喝了一点儿。

达莎坐在床上，把五个指头捏到一起，敲着自己的胸脯，绝望地轻声说：

“你知道，我再也活不下去了。你要知道，尼古拉，我不能活了，也不想活了。”

在发生了这种事之后，活下去是很困难的，而要像达莎从前那样生活，简直是不可能的。

战争只不过用它的铁指触动了一下达莎，如今所有的死亡、所有的眼泪都跟她息息相关了。当最初几天强烈的绝望稍稍平息之后，达莎便去做她所能做的惟一一件事：学完护士速成班，到医院里去工作。

开头工作十分困难。从前线送来的伤员接连不断，都好多天没换绷带；纱布绷带散发着臭味，护士被熏得头晕。做手术的时候，达莎要用手把着发黑的大腿和胳膊，伤口上沾的东西一块块掉下来。这时她才知道，那些坚强的士兵把牙齿咬得直响，可他们的身体却无力地颤抖着。

这里的痛苦实在太多了，把世界上所有的恻隐之心都用在他们身上也不够。达莎觉得，她将永远跟这种丑陋不堪、鲜血淋淋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此外再也没有别的生活。夜里，值班室点着绿灯罩的电灯，隔壁有人说着梦话，汽车从街上驶过，震得架上的药瓶丁当响。这种凄惨景象已构成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达莎每逢值夜班的时候，坐在值班室的桌子旁边，总要回想往事，并且越来越清楚地觉得，那不过是一场梦而已。那时她生活在天上，根本看不到地面；她的生活也跟那里所有的人一样，她只爱自己，高傲得不得了。如今从这些云端里坠落到血泊中、污泥中，落进这座医院——这里散发着病体的气味，伤员在梦中痛苦地呻吟着，说梦话，嘟嘟哝哝。这阵子有一个鞑靼兵就要死了，十分钟之后要去给他注射一支吗啡。

今天跟伊丽莎白·基耶夫娜的会面，又使达莎的心翻了个个儿。这一天太累了，从加里西亚运来的伤兵伤势都很重，有一个需要锯掉一只手，另一个需要锯掉整个胳膊。还有两个要死了，正在说胡话。达莎工作了一天，尽管十分疲劳，却怎么也忘不掉伊丽莎白·基耶夫娜，忘不掉她那双通红的手、男式的大衣、可怜的笑容和温和的眼神。

傍晚，达莎坐下来休息，一边望着绿灯罩，一边想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在十字街头哭上一场，对一个陌生人说：“我曾经非常热烈地爱过伊万·伊里奇……”

达莎坐在一张大沙发椅上，一会儿侧着身子，一会儿蜷起腿，打开一本书——支前联合会三个月来的工作总结，里面净是一栏栏数字和看不懂的字句。她从书中找不到一点儿乐趣，看看表，叹了口气，往病房走去。

伤兵都睡了，空气很沉闷。高高的柞木天花板上吊着大吊灯的铁环，上面只有一盏灯发出昏暗的光亮。那个年轻的鞑靼兵锯掉了一只胳膊，正在说胡话，剃光了的头在枕头上不住地摇来晃去。达莎从地板上捡起冰袋，放在他那滚烫的前额上，又给他掖好被。然后围着所有的病床转一圈儿，在一张小方凳上坐下，两手摞在一起放在膝盖上。

“我的心没有受过训练，就是这个缘故，”她想，“它只想爱那些优雅、美丽的东西，没学会怜悯和爱那些不可爱的东西。”

“你是不是困了，护士小姐？”她听到一个声音亲切地问，便回过头来。是胡子拉碴的谢苗从病床上望着她。达莎问：

“你为什么不睡呢？”

“白天睡够了。”

“胳膊还疼吗？”

“不觉得疼了……护士小姐！”

“什么事？”

“你的脸蛋儿可真小——必是困了吧？去打了盹儿！我看着，有事我叫你。”

“不，我不想睡。”

“家里有人在前线吗？”

“未婚夫。”

“好，愿上帝保佑他。”

“失踪了。”

“唉，唉！”谢苗摇晃着胡子，叹息地说。“我有个弟弟，也失踪了，后来给家里来信，说他被俘虏了。你的未婚夫是个挺好的人吧？”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我也许听人提起过他。叫什么名字？”

“伊万·伊里奇·捷列金。”

“听说过。是的，是的，真听说过。说他被俘虏了……哪个团的？”

“喀山团。”

“对，正是他。被俘虏了。还活着。啊，是个好人！不要紧，护士小姐，忍耐一下！雪一化，仗打完了——我们可以讲和。你还会给他生上好几个儿子呢，你就相信我的话吧！”

达莎听着听着，喉咙里哽咽起来——她知道谢苗的话都是编的，他并不认识伊万·伊里奇，可她心里还是感激他。谢苗轻轻地说：

“唉，你呀，可爱的……”

达莎又坐在值班室里，脸朝沙发背，仿佛感到这些伤兵怀着亲切的感情把素不相识的她吸收为他们的成员，仿佛在说：你就跟我们在一起吧！于是她觉得，如今她可怜起一切病人和睡熟了的人。她一边怜悯，一边想着，忽然非常清晰地想象着伊万·伊里奇也跟这些人一样，躺在什么地方的一张窄床上，一边睡觉，一边喘气……

达莎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电话铃突然响了。达莎猛然打了个寒战——铃声在人们都已进入梦乡的寂静里显得格外响亮刺耳。大概又是夜车送来伤员了。

“喂！”她说，电话的耳机里有一个温柔而激动的女人声音急促地说：

“劳驾，请找一下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布拉文娜。”

“我就是，”达莎回答说，她的心猛烈地跳起来。“您是谁？……卡佳？……卡秋莎！……是你？……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