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什么都不想记住。我们说：够了，把过去扔在背后好了！什么人在我们的背后？是米罗的维纳斯[3]吗？那又怎么样？她可以吃吗？或者有助于长头发？我不明白这个石像对我有什么用处？可这是艺术，艺术，呸！你们还喜欢用这个概念陶醉自己吗？请您往两旁看看，往前、往脚底下看看。您脚上穿的美国皮鞋！美国皮鞋万岁！一辆红轿车，橡皮轮胎，一普特汽油一小时跑一百俄里[4]，这才是艺术。它能激起我征服空间的欲望。十米高的广告，画一个时髦的年轻人，头戴大礼帽，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这才是艺术。这是个裁缝，是个艺术家，是当代的天才！我想尽情地生活，而您却用白糖水款待我，那是给得了阳痿的人喝的……”

在狭窄的大厅尽头，爆发出一阵哄笑和掌声。在椅子后面站着密密麻麻的年轻人，都是大学生和进修生。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萨波日科夫刚做完讲演，湿润的嘴唇露出淡淡的微笑，把跳动的夹鼻眼镜往大鼻子顶上一推，快步走下柞木讲台的台阶。

在一旁的长桌上放着两盏烛台，每个烛台点着五根蜡烛，把桌面照得通亮。长桌后面坐着哲学晚会会员。其中有协会主席神学教授安东诺夫斯基、今天的主讲人历史学家韦利亚米诺夫、哲学家博尔斯基和滑头作家萨库宁。

这年冬天哲学晚会受到一些伶牙俐齿的无名之辈的攻击。他们猛烈抨击德高望重的作家和受人尊敬的哲学家，发表许多有失体统、蛊惑人心的言论，因此坐落在丰坦卡的协会所在地——一座古老的小楼——每逢星期六举行公开例会的时候，总是挤得水泄不通。

今天就是这样。当萨波日科夫在热烈的掌声中消失在人群里的时候，有个矮个儿青年走上讲台。这个人是光头，脑壳疙里疙瘩，高颧骨，黄面皮，姓阿昆金。他在这里露面才几天，却大受欢迎，尤其在大厅的最后几排。有人问到他从哪里来、干什么的时候，知情的人只是神秘地笑笑。不管怎么说，他不姓阿昆金，刚从国外回来，他的演说颇有来头。

阿昆金捻捻稀疏的胡子，扫视一下安静下来的大厅，薄嘴唇淡然一笑，开始了讲演。

这时在中间过道第三排的皮椅上坐着一位年轻姑娘，黑呢子连衣裙领口齐脖颈，用拳头支着下颏。淡灰色的秀发从耳朵往上拢，挽成一个大发髻，用梳子别着。她一动不动，没有笑容，只是端详坐在绿呢桌子后面的人。她的视线有时久久地停留在蜡烛的火苗上。

当阿昆金用拳头敲一下柞木讲台，高喊道：“世界经济就要举起铁掌，向教堂的圆顶发出第一次打击”时，姑娘轻轻叹了口气，从发红的下颏底下抽出拳头，往嘴里放了一块水果糖。

阿昆金继续讲：

“……你们还在做救世主下界的美梦，可是他们不管你们怎么努力，仍然在睡大觉。或者你们指望他们有一天会苏醒，并像巴兰[5]的驴一样口吐真言？是的，他们会苏醒，不过能唤醒他们的不是你们诗人的甜蜜的声音，也不是你们香炉冒的烟——只有工厂的汽笛才能唤醒人民。他们会苏醒，会讲话，不过他们的声音会很刺耳。或者你们指望那些密林和沼泽吗？我相信在这儿还可以打半个世纪盹。只是不要把这叫救世主下界。这不是未来，而是倒退。在这儿，在彼得堡，在这堂皇富丽的大厅里人们编造出俄罗斯农民。写出好几百部赞美农民的著作，还有歌剧。我担心这场游戏将以血流成河而告终……”

但在这时主席制止他发言。阿昆金淡然一笑，从上衣里掏出一块大手绢，用习惯的动作擦擦额头和脸。大厅的尽头爆发一片喊声：

“让他讲下去！”

“封住人家嘴巴，真岂有此理！”

“这简直是侮辱！”

“你们那边静一静，后排的！”

“您自己静一静！”

阿昆金接着讲：

“……俄罗斯农民是我们发挥理想的着眼点。是的，如果这些理想跟农民世世代代的愿望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跟农民关于正义的原始观念——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观念——不能结合起来，那么这些理想就像种子撒到石头上。只要一天不把农民看成活生生的人，他们饿着肚皮，磨光了脊背，只要一天不剥掉某位老爷强加给他们的救世主特征，那么这种两极现象就要可悲地存在下去：一方面是你们躲进昏暗的书房里杜撰的美好理想，另一方面是你们并不想去了解的人民……我们在这里甚至不是认真地批评你们。不必浪费时间去重新估价人类的幻想这种古怪的东西。不，我们只是说，趁为时不晚，快快救救你们自己吧！因为你们的理想和你们的宝藏都将被无情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穿黑呢子连衣裙的姑娘没心思去考虑从柞木讲台上发表的演说。她觉得这些演说和争论固然很重要，意义深刻，不过最重要的恰恰是这些人没讲到的事……

这时绿呢桌子后面又新来一个人，不慌不忙地坐到主席身旁，左右点点头，用冻红的手掠掠被雪淋湿的淡褐色头发。他把手藏到桌子底下，挺直腰板，身穿瘦瘦的黑礼服，瘦削的脸毫无光泽，两道弯眉底下在黑圈中间是一对灰色大眼睛。头发又厚又密地披到肩上。他就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别索诺夫。跟最近一家周刊上登的照片一模一样。

这阵子那个姑娘只管盯着这张漂亮得几乎令人讨厌的面孔，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她仿佛满怀恐惧地打量这张在彼得堡的寒风之夜经常梦见的古怪面庞。

而他正侧耳听邻座说什么，微微一笑。笑容倒蛮憨厚，可是细小的鼻孔、女人似的弯眉以及脸上与众不同的文弱神态，却流露出奸诈、傲慢和一种她拿不准的特令她激动的表情。

这时主讲人韦利亚米诺夫开始回答阿昆金的问题。这位历史学家红脸膛，大胡子，戴着金丝镜，大脑壳周围长着几绺发黄的灰白头发。

“您说得完全正确，就像雪崩一定要从山上往下滚一样。我们早就等着可怕的世纪到来，早就料到您说的真理一定要实现。你们掌握着自发势力，而不是我们。不过我们知道，你们用工厂的汽笛号召人们去夺取最高正义，结果不过是一片废墟，一片混乱，只有被震聋了的人到处游荡。他会说：‘我口渴。’因为在他身上一滴神水也没有了。你们要小心，”韦利亚米诺夫伸出像铅笔一样长的手指，透过眼镜严厉地扫视一下听众，“你们梦想着天堂，为了实现这个天堂把人变成活的机器，变成一种号码，把人变成号码，可就在这可怕的天堂里将爆发一场新的革命，所有革命中最可怕的革命，这就是精神革命。”

阿昆金从座位上冷冷地说：

“把人变成号码也是唯心论。”

韦利亚米诺夫把两手一摊。蜡烛在他的秃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讲起世界将陷于罪恶之中，可怕的报应一定到来。大厅里发出一片咳嗽声。

休息的时候，那个姑娘走到小吃部倚门而立，皱着眉头，旁若无人。有几个律师带夫人喝茶，他们谈话的嗓音比旁人都高。炉旁坐着名作家切尔诺贝林。他正在吃越橘鱼，不时用恶狠狠的醉眼打量来往行人。两个中年女文人脖子挺脏，头发上戴着大蝴蝶结，在柜台旁嚼着火腿面包。有几个神甫道貌岸然地站在一旁，跟俗人互不相扰。大吊灯底下，有个穿长长的常礼服的人，背着手用鞋跟摇来晃去，花白头发故意弄得乱蓬蓬的——这是批评家契尔瓦在等着有人过来跟他攀谈。韦利亚米诺夫出现了，有个女文人扑上前去抓住衣袖。另一个女文人也突然停止咀嚼，抖落掉面包渣，低下头，瞪大眼睛。原来是别索诺夫朝她走来，一边客气地点头跟左右打招呼。

黑衣姑娘用皮肤感觉出来这女文人连裹着胸衣的部位都振作起精神。别索诺夫满脸懒洋洋的佯笑，不知跟她说的什么。她拍着胖手，翻白眼珠，哈哈大笑起来。

姑娘摇摇肩膀，走出小吃部。这时有人喊她。有个皮肤发黑的瘦弱的年轻人，穿着天鹅绒短外衣，正挤过人群朝她走来。他高高兴兴地朝她点头，满意地皱着鼻子，一把握住她的手。他的手掌黏糊糊的，前额上一绺黏糊糊的头发，一对又细又长的黑眼睛也黏糊糊的，闪着水光脉脉含情地凝视她。他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日罗夫。他说：

“是您？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您在这儿干什么？”

“跟您一样。”她回答说，把手抽回来，伸进手笼在手绢上擦擦。

他嘻嘻地笑了，更加多情地看着她。

“难道这回您对萨波日科夫还不满意吗？他今天的演说简直像预言家。讲得斩钉截铁，表达方式很独特，也许会使您生气。不过他最根本的思想——难道不正是我们在背地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吗？可他就敢说。这正是：

我们个个年轻，年轻，年轻，

肚子里都是饥肠辘辘，

我们只好吞咽真空……[6]

多么不平凡，多么新颖和大胆。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难道您就觉不出来——新东西正要破土而出吗？这就是我们的、新鲜的、贪婪的、大胆的东西要出生了。阿昆金也讲得蛮好。他太讲究逻辑了，可他多么善于击中要害！再有两三个这样的冬天，一切都会开始瓦解，开始崩溃——那有多好呀！”

他轻声说着，做出甜蜜多情的笑容。达莎觉得他好像由于过度兴奋，全身轻轻地发抖，便不等他讲完，点点头挤过人群朝存衣室走去。

气冲冲的看门人戴着勋章，拖着一抱皮大衣和皮靴走来，对达莎伸过去的号牌瞅也不瞅。她等了很久，空荡荡的门洞，两扇大门忽闪忽闪地晃着，一阵阵冷风直扑大腿。门口有几个马车夫身材高大，穿着淋湿的旧式蓝外衣，朝出去的人快活而蛮横地招呼说：

“快车，您老请！”

“捎个脚，到沙滩！”

突然听到别索诺夫冷冷的声音在达莎背后一字一板地说：

“看门的，大衣，帽子和手杖。”

达莎觉得好像有无数小针刺痛她的脊背。她迅速转过脸去，径直逼视别索诺夫的眼睛。别索诺夫若无其事地对视着她投来的目光，仿佛那目光是理所当然的。后来他的眼皮眨动一下，灰眼睛里现出生气、变得潮湿。他的眼神屈服了。于是达莎感到她的心扑通直跳。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他向她俯下身子说，“我们在令姐家见过面喽？”

达莎立刻不客气地回答说：

“是的，见过。”

她从看门人手里夺过皮大衣，便朝正门跑去。街上阴湿刺骨的寒风掀起她的连衣裙，把带铁锈味的水珠溅她一身。达莎把脸埋在皮大衣领里，只露眼睛。不知是谁从旁边擦身而过，俯在她耳边说：

“啊，好漂亮的眼睛！”

达莎沿着湿漉漉的柏油路，踏着一条条摇曳不定的电灯光快步走去。一家饭店敞开的门里传出小提琴的哀号——华尔兹舞曲。达莎朝四外望也不望，对着毛茸茸的手笼曼声说：

“嘿，不那么轻松，不轻松，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