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达莎在前厅解开淋湿了的皮大衣，向女仆问道：

“家里必是没人吧？”

莫卧儿[7]（这是她们给女仆卢莎起的绰号，因为她的脸又宽又扁，跟泥胎一样，而且扑上厚厚一层粉）瞧着镜子，细声细气地回答说，太太的确不在家，可老爷在书房里，过半小时开晚饭。

达莎走进客厅，在钢琴旁坐下，把一条腿压在另一条腿上，抱住膝盖。

姐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家——这就是说他跟姐姐吵嘴了，正在生闷气，一会儿又该向她诉苦了。现在是十一点整，到三点以前如果睡不着，便无事可做。看书吗？有什么可看的？一点儿情绪也没有。就这么坐着胡思乱想——更是顾影自怜了。说真的，人生在世有时可真不舒服。

达莎叹口气，掀开钢琴盖，侧着身用一只手练习斯克里亚宾[8]的钢琴曲。一个人在十九岁这种令人为难的年纪生活可真不易，何况又是个女孩子家，何况又是一个十分伶俐的女孩子，何况她对那些愿意替她消除少女苦闷的男人——这种男人倒挺多——又过分苛刻，而这种苛刻却出于荒唐可笑的纯洁感。

去年达莎从萨马拉来到彼得堡，进法律讲习班学习，住在姐姐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斯莫科夫尼科娃家里。姐夫是位很有名气的律师。他们过着热闹阔绰的生活。

达莎比姐姐小五岁。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出嫁的时候，达莎还是个孩子。近几年姐妹很少见面，于是现在在她们之间形成一种新关系：达莎爱慕姐姐，姐姐温柔地爱着达莎。

开头达莎处处都模仿姐姐，对她的美貌、趣味和善于周旋都钦佩之至。她在姐姐的朋友面前显得十分羞怯，有时因为害臊对人说话很不礼貌。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竭力使她的家永远成为讲究时尚的典范，凡是市面上还没流行的新鲜玩意儿她都要有。她从不放过任何画展，还买了未来派的作品。今年为这件事她跟丈夫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论，因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喜欢有思想内容的画，而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则以女人的热情决心宁可为新艺术担罪名，也不肯被人说成跟不上潮流。

达莎对这些挂满客厅的古里古怪的画也赞不绝口，尽管有时也不免苦恼：这些方形的人体、几何图形的面孔、超出正常数量的胳膊和大腿，还有像头痛一样沉闷的色调——这种玩世不恭的灰色情趣远非她那笨拙的想象力所能领会的。

每逢星期二，斯莫科夫尼科夫家的枫木花纹餐厅里总有一群热热闹闹、有说有笑的人聚集起来吃晚饭。其中有健谈的律师，他们喜欢追求女性，又颇关心文学流派的发展；有两三个新闻记者，他们对应该怎样执行国内外政策都了如指掌。有神经不正常的批评家契尔瓦，他正准备在文坛上导演一幕悲剧。有时也有些青年诗人来得很早，把诗稿留在前厅里挂着的大衣兜里。晚饭刚要开始，还会有某名人出现在客厅，从容不迫地走过来吻吻女主人的手，大模大样地坐到沙发椅上。晚饭吃到中间，常常可以听到前厅里脱皮靴的哐啷声和一种甜蜜的嗓音：

“向你致敬，莫卧儿！”接着是一张刮得精光、肌肉松弛的脸俯在女主人的椅子上——这是那个常扮情人的演员：

“卡秋莎，伸出你的小手！”

对达莎说来，这些晚餐的中心人物就是姐姐。如果有谁对单纯、善良、可爱的叶卡捷琳娜不够亲热，达莎就会不满。如果有谁显得过分亲热，她又会忌妒——甚至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那个做错事的人。

开头这么多客人令她晕头转向，渐渐地她也能分出上下高低。如今她已瞧不起那些律师的助手：他们除了毛茸茸的常礼服、紫领带和大分头之外，一无可取。至于演情人的演员她更恨之入骨：她没有权利那么亲昵地称呼她的姐姐和莫卧儿，更没有理由呷着伏特加酒、眯缝松弛的眼泡看着达莎说：

“为一朵盛开的扁桃花干杯！”

每逢这类场面她便气得要死。

她的脸颊的确红扑扑的，不论用什么办法也弄不掉这该死的扁桃红。所以她觉得自己在餐桌上倒真像那个用木头刻的村姑了。

这一年夏天达莎没回尘土飞扬、炎热的萨马拉父亲家里，高高兴兴留下来，陪姐姐在海滨胜地谢斯特罗列茨克避暑。在那里还是冬天常来的那些客人，只是接触更频繁了：划船呀，游泳呀，在松林里吃冰激凌呀。每到傍晚听听音乐，然后就在疗养区大厅的凉台上、在星星底下热热闹闹地吃晚饭。

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特意给达莎定做一件平面绣花的白连衣裙、一顶系黑带子的白纱帽子和一条在背后打蝴蝶结的宽宽的绸腰带。于是姐夫的助手尼卡诺尔·尤里耶维奇·库利切克仿佛刚刚打开眼界一样，突然爱上了达莎。

然而他恰恰是达莎“瞧不起”的人。达莎气忿极了，把他叫到树林里，不容分说把他训了一顿：她不允许别人把她看做“女性”；又说她非常愤慨，认为他这个人一肚子男盗女娼，还说今天就要找姐夫告状。而他只是用拳头把手绢攥成团，一个劲儿擦前额。

当天晚上她果然向姐夫告了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捋着保养得好的胡须，诧异地看着达莎气得像红扁桃的脸、愤怒地哆嗦着的白帽子和苗条的白色身影，仔细听她讲完，一下子坐到海滩上，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掏出手绢，擦着眼睛说：

“你快走吧，达莎，快走吧！不然会笑死我的！”

达莎莫名其妙，不好意思、不高兴地走了。如今库利切克连正眼也不敢瞧她，一天天消瘦，不敢见人。达莎的名誉总算保全了。可是这场风波突然扰乱了她那处于朦胧状态的少女的心。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仿佛达莎浑身上下，从头发到脚跟，产生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总感到憋闷，富于幻想，无形无影却令人讨厌。达莎浑身的皮肤都感觉到这另一个人的存在，并且像脏东西一样使她苦恼。她想洗掉这张看不见的蜘蛛网，重新得到清新、凉爽和轻松。

现在她总要一连打几小时网球，每天游两次泳，而且要早起：树叶上还闪着大颗露珠，水平如镜的海面上还冒着雾气，侍者刚把淋湿的桌子摆到凉台上，正打扫潮湿的沙径。

然而当她在沙滩上晒太阳或夜晚躺在软床上的时候，另一个人就活了，偷偷爬上心头，用柔软的爪子揪她的心。就像蓝胡子魔钥匙上的血[9]一样，剥不掉也洗不净。

所有的熟人，首先是姐姐，开始发现达莎这一夏天变得漂亮了，而且好像一天比一天漂亮。一天早晨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来到妹妹的房里说：

“我们往后可怎么办哪？”

“你说什么，卡佳？”

达莎穿衬衣坐在床上，把头发挽成个大发髻。

“你变得太漂亮了——我们往后可怎么办呢？”

达莎用长睫毛的眼睛狠狠瞪了姐姐一眼，扭过脸去。她的脸和耳朵都红了。

“卡佳，我不愿意听你说这些话，我讨厌死了，你明白吗？”

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坐到床边，用脸贴着达莎裸露的脊背，笑着亲吻肩胛骨中间的地方：

“你就是厉害！不像棘鲈，不像刺猬，也不像野猫，就是头上长角。”

有一天网球场上出现一个英国人——他长得很瘦，脸刮得很光，下巴突出，有一对孩子气的眼睛。他的装束整洁，无可挑剔，使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身边围着的年轻人都泄了气，他邀请达莎打网球。他打球像机器一样准确。达莎觉得打球时他从没看过她一眼。只管瞅着旁边。她输了一场，提出再打一场。为了灵巧，她挽起白上衣的袖子。一绺头发从凸纹布的小帽里滑落出来，她也顾不得整理。达莎打个有力的擦网球，一边想：

“这是个多么灵巧的俄国姑娘，动作优美而难于捉摸，连脸上的红晕也很适宜。”

这一次又是英国人赢了。他朝达莎鞠了一躬——神情十分冷淡——点上一支喷香的带嘴香烟，在不远的地方坐下，要了杯柠檬水。

第三场达莎是跟一个有名的中学生运动员打的，她朝英国人那边瞥了几眼，只见他坐在小桌旁，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用手抱住这只穿丝袜子的脚的踝骨，把草帽推到后脑勺上，连头也不回地望着大海。

夜里达莎躺在床上，回忆白天的情景，清楚看见自己在网球场上跳来跳去，脸色涨红，小帽里滑落一绺头发，便由于自尊心受到损伤和一种不能自主的感情而大哭一场。

从这以后她再也不上网球场了。有一天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告诉她说：

“达莎，贝利斯先生每天都打听你，问你为什么不去打球？”

达莎张大了嘴——她竟然大吃一惊，随后气冲冲地说，她不想听这种“愚蠢的闲话”，她不认识什么贝利斯先生，也不想认识他。如果他以为她是因为他而不去打那“混账的网球”，这个人脸皮可就太厚了。达莎连饭也不吃，往兜里揣块面包和一把醋栗，便躲进松树林。在散发着闷热的松脂味的松树林里，在树梢掠过一阵阵松涛的高大的红树干中间走来走去，她终于明白，她再也无法隐讳一个可怜的事实：她爱上这个英国人了，由于爱得毫无希望而痛苦不已。

就这样，达莎身上的第二个人逐渐抬头，一天天长大。开头，这第二个人的存在像脏东西一样令人恶心，像生病一样不舒服。后来达莎习惯于这种复杂状态，就像人们过完夏天，享尽沁人心脾的清风和冷水浴之后，到了冬季总要箍上紧身，穿上呢连衣裙似的。

这场对英国人的有伤自尊心的爱情，持续了两周。达莎既痛恨自己，又生英国人的气。有好几次她从远处看到，他懒洋洋而又灵巧地打网球，并跟俄国水手一起吃饭，便绝望地想，他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人。

后来有个穿白法兰西绒衣服的又高又瘦的姑娘——一位英国女郎，他的未婚妻——出现在他身边，他们一起离开此地。达莎一夜未能入睡，她恨自己，恨到非常厌恶的程度。快到天亮，下决心让这次单恋成为她一生中最后一次错误。

做出这一决定之后，她心里安静了。后来她甚至感到奇怪：这一切怎么这么快、这么轻易地就过去了。然而并非一切都过去了。达莎现在感到第二个人仿佛跟她融为一体了，在她身上融化从而消失了。如今她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像从前一样轻松愉快、生气勃勃，只是她整个儿仿佛变得更柔和、更温存、更不可理解，仿佛她的皮肤也变得更嫩，她的面庞连自己在镜子里也认不出来了，尤其是她那一对眼睛变样了，这对眼睛太美了，你如果仔细瞅，甚至会感到头昏眼花。

八月中旬，斯莫科夫尼科夫一家带着达莎回到彼得堡，回到潘捷列伊蒙街宽大的住宅，一切又都恢复老样子：星期二聚餐、画展、剧场里轰动全城的首次公演、法庭上泄露丑闻的官司、购买名画、爱好古玩、乘车到“撒马尔罕”饭店吉卜赛人那里去做通宵达旦的玩乐。那个扮情人的演员又露面了。他去矿泉疗养，体重减轻了二十三磅。而在这些忙乱的娱乐之外，又增加一些说不大准、令人忧喜参半的谣传，说是可能发生政变。

达莎如今没工夫思考或体味那么多了：上午上课，四点钟陪姐姐散步，晚上不是上剧场、听音乐会，就是聚餐或有客人。没有一分钟消停的时候。

有一次星期二聚餐过后，客人正喝甜酒，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别索诺夫走进客厅。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一见他站在门口，脸顿时绯红。大家的谈话也中断了。别索诺夫坐到沙发上，从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手里接过一杯咖啡。

有两个懂文学的律师凑到他跟前，可他却用奇怪的目光久久谛视女主人，接着突然宣称，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艺术，有的只是骗人的把戏，江湖艺人的戏法，比如说可以让猴子顺绳子爬上天。

“无所谓诗歌。不论是人也好，艺术也好——一切早都毁灭了。俄罗斯不过是一堆野兽的尸体，一群乌鸦落在上面，举行乌鸦的盛宴。凡是写诗的人，将来都得进地狱。”

他说话声音不高，嗓子有点儿发哑。他那凶狠苍白的脸上显出两块红斑。他的软领揉皱了，常礼服上落满烟灰。他手中端着的杯子溅出咖啡，洒到地毯上。

两位文学爱好者正要跟他争论，可他根本不听他俩的，只是用发黑的眼睛直勾勾望着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接着站起身，走到她面前，达莎听见他说：

“人一多我就受不了。请允许我走吧。”

她怯生生地求他给朗诵点儿什么。他摇摇头，告别时久久吻着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手，连她的后背都红了。

他走后，大家争论起来。男人一致认为：“不论什么事总得有个限度，不应该这么明显地瞧不起我们。”批评家契尔瓦依次走到每个人身边，重复地说：“先生们，他是喝醉了。”女士们则断定：“不管别索诺夫喝醉也好，脾气古怪也好，不过大家应该明白：他毕竟是个叫人动情的人。”

第二天吃午饭时，达莎说：她觉得别索诺夫属于“真正的人”。这种人的感受、罪恶和趣味，就像镜子反光一样，能反映出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客厅里这群人的精神世界。“卡佳，我非常理解，这种人可以使人神魂颠倒。”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听火了：“我说，达莎，你不过是被他的名气冲得发了昏。”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在旁边一声不吭。从此别索诺夫再也没来过斯莫科夫尼科夫家。传说他经常到后台跟女演员恰罗杰耶娃厮混。库利切克跟几个朋友跑去看这位恰罗杰耶娃长得怎么样，却大失所望。原来她瘦得像干尸——只不过是一堆带花边的裙子罢了。

有一次达莎在展览会上遇见了别索诺夫。他站在窗前漫不经心地翻着目录，面前站着两个粗墩墩的讲习班女学员，仿佛在欣赏陈列馆的蜡人，带着出神的笑容望着他。达莎从他身旁缓缓走过去，走进另一个大厅找张椅子坐下——觉得两条腿突然发软，心头一片怅惘。

在这之后，达莎买了一张别索诺夫的小照摆到桌上。别索诺夫的诗集共有三本，白封皮，她乍读起来，有中毒的感觉：一连好几天都神情恍惚，仿佛参与了一件罪恶的秘密勾当。但在反复阅读之后，她从这种病态感觉中找到一种乐趣，好像有人在耳边低语：忘乎所以吧，变得骨酥肉麻吧，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糟蹋了吧，去渴求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吧。

她为了能看到别索诺夫，便开始参加“哲学晚会”。可他来得晚，也很少发言。不过达莎每次开会回来，心情都很激动。如果发现家中有客人，就会更高兴。她的自尊心已经不再作祟了。

今晚却不得不独自练习斯克里亚宾的钢琴曲。琴声好像用冰做的小圆球，缓缓掉进她的内心里，仿佛落进幽暗无底的湖水深处。落进去，搅起一片涟漪便沉下去，涟漪荡来荡去，她的心在闷热的幽暗里不安地怦怦乱跳，好像很快，马上，就在这一刹那要发生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

达莎把手放在膝盖上，抬起头。在橙黄灯罩的柔和光线里，墙上那些血红臃肿的面孔一个个龇牙瞪眼地望着她，就像混沌初开的幽灵在创世第一天贪婪地望着乐园的围墙。

“是呀，尊贵的小姐，我们的境况挺糟。”达莎自言自语。飞快地从左往右弹弄一下琴键，轻轻合上钢琴盖，从日本香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着了，一下子呛了，马上在烟缸里掐灭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几点钟了？”达莎大声喊，大概隔四个房间都能听到。

书房里不知什么东西掉到地上，却没有人回答。莫卧儿走进来，望着镜子说，开晚饭了。

达莎走进餐厅，坐到花瓶跟前，瓶里的花枯了，她一瓣一瓣摘下来扔到桌布上。莫卧儿端来茶、冻肉和煎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终于露面了，他穿了一件蓝色新西服，没系活领。头发乱蓬蓬的，胡子向左歪，上面挂着一根从沙发垫子掉出的绒毛。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阴郁地朝达莎点点头，在桌子的一头坐下，把盛煎蛋的平锅挪到跟前，贪婪地吃起来。

然后他把胳膊肘靠在桌沿上，用长满汗毛的大拳头支着脸颊，用视而不见的眼睛盯着一堆撕碎的花瓣，用低沉的不大自然的声音说：

“昨天晚上你姐姐背叛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