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朱德：立德树人，勤俭持家
一是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二是不准亲友相求，三是不准讲究吃、喝、住、玩。——朱德为家人规定的“三不准”
有诗写道：
星火初聚乾坤转，大厦将倾只手拦。百战洗礼浮血海，兵扫六合金瓯完。度大如海胸襟满，志如钢铁利刃寒。红军之父有谁人？元戎英名青史传。
这里的“红军之父”说的就是朱德，一个伟大而光辉的名字。此外，朱德还被尊称为“永远的总司令”“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这一个个响亮的头衔，彰显了他在人民军队中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然而，朱德又是平凡的。即使身居高位，他依然生活俭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他那高大而淳朴的形象一直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并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和敬仰。
朱德从小受祖训的教育和引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在几十年革命历程中，朱德也始终重视家庭和家风教育，他曾对子孙们说：“如果一个革命的家庭连自己的后代都管不好，那怎么能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呢？”从小在朱德身边生活的孙子朱和平曾总结朱德的家风是：立德树人、勤俭持家。他立的家规有三条：一是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二是不准亲友相求，三是不准讲究吃、喝、住、玩。
一、“尽儿孙之孝，尽长辈之责”
大家庭的生活环境深深影响个人。朱德出生在一个有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中。他的父母一共生下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六男二女。他的父亲一生都在家里劳动，从未出过远门，“赋性和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他的母亲出身于贫苦人家，“有着一般农妇的强壮的体力”，性情“贤淑和气”，“从来不发（脾）气，不打人、骂人”。在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她同长辈、叔伯、妯娌都能和睦相处，“她不嫌弃人，爱穷人，给叫化子也要说几句话”。朱德从小便耳濡目染，深受父母和大家庭的熏陶。
朱德从小受到关爱，一生对这个大家庭秉持尽孝尽责之家风。对于祖辈，朱德极其尊敬，深切缅怀。据记载，朱德的祖母“事无巨细，皆躬自纪理无遗绪”，“内治殊谨严，令子侄皆以力事事”，其言行和治家之道深深地影响着朱德。1918年6月，祖母九十寿诞之时，公务缠身的朱德不能回乡拜寿，便邀家乡的各界人士赠诗文以庆祝。不久，祖母去世，朱德怀着思念之情，将吊唁的诗文及之前祝寿之文汇编成《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记录并承继祖母之遗风。
对于父母，朱德始终挂念，竭力尽孝。1919年秋，朱德将全家二十几口人接至泸州居住。1937年，因革命斗争被迫与家人失联十年的朱德，不知家人情况，急切地打听两位母亲（生母与养母）的情况。不久，他从来到华北前线的外甥那得知这些年家里的情况，家人因他参加革命而遭受迫害，所幸两位母亲还在，但生活困苦。朱德对两位母亲十分孝敬，但却无力尽孝心，在万般无奈下，请求前妻“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之后，他又给同乡好友写信说：“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请速寄家中。”又说：“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至1944年2月，生母去世，朱德撰文《回忆我的母亲》，将对母亲的思念、感恩和不舍描写得淋漓尽致。
朱德在敬老的同时，对于后辈，更是关怀备至，尽力扶助。他在1937年9月5日的家信中问道：“理书（朱德二哥之子）、尚书（朱德大哥之子）、宝书（朱德之子朱琦）等在何处？”在9月27日的信中，进一步问到：他们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又在11月6日的信中，他说：“十年来的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朱德对家庭的关心和后辈的关爱跃然纸上。
新中国成立不久，朱德为了报答家乡亲戚的恩情，向一个老家来的亲戚表达了可以出资支持亲族中的小孩来北京上学的心意，以尽长辈之责。朱德说：“到北京是来受教育，所以你要告诉家里人，不要挑岁数大的，要挑在学龄左右的。来了从小学学起，一直到大学，争取能培养出几个真正的人才。”没想到亲戚回去后，准备将亲族中的50多人送到北京。朱德了解情况后非常生气，他写信说：“率五十二人之多，已到渝，再欲来京，是犯极大错误的行动……将族亲都带来，浪费公款，又使他们脱离生养来作寄生生活，是十足的封建思想作祟，我请统战部留下几个小孩，以外全部送回仪陇家乡。”最后，朱德几个兄弟妹妹的儿孙们十几个人，通过亲属和四川省委统战部，陆陆续续送到北京。朱德对这些孙辈们说：“接你们到北京是来读书的，你们还没有为国家和民族做什么贡献，所以也不能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孩子们刚来时，头发乱蓬蓬的，衣衫褴褛。朱德夫人康克清帮他们洗头洗澡，并和工作人员一起，到西单商场为每个孩子买了一套新衣服。赵力平说：“从那以后，每年我都要陪康妈妈这样采购几次，买春季的、夏季的、秋季的、冬季的衣服，还有鞋子、袜子。反正不论买什么，每个孙辈都得一套，我和康妈妈一人抱一堆。”朱德除了让年纪太小需要大人照顾的，还有两个女孩子，暂时先和他们住一起，就在工作人员的住处找了两间房子，安排了其余的孩子，并要求他们尽快学会自己管理自己。
从乡间出来的孩子，父母们整日忙于生计，哪有时间给孩子进行什么家教，有的连上厕所大小便都不知道。这又忙坏了朱德一家，又得收拾，又得教孩子们各种规矩。在安顿好了这些孩子的食宿之后，又根据朱德的托付，为这些侄孙一一联系好入读的学校。在乡村闲散惯了的孩子，突然进了都市的学堂，深感拘束，也读不进书；难改的乡音，既影响他们听课，也不便与同学交流。所以，他们对学习感到吃力和畏难，总盼着回自家与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纵情嬉闹。朱德对侄孙们的表现，有些生气，他说道：接你们来，是为了学习，做有用之材的，这么畏难、放纵能有什么出息！后来，他就把侄孙们交给警卫部队加以管束调教，以克服散漫旧习，还请来老师，利用周日给孩子们补课，巩固课堂知识，教习普通话。经历了一番调教和补习，这些乡村来的孙辈们，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二、“勤俭办一切事业”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居身务其质朴，教子要有义方”。朱德故居和朱德父母故居中的这两个楹联，语出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是朱家治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依循，植根深厚，含义精深，意在劝家人要以“修身”“齐家”为宗旨，勤俭持家，安分守己。
每个家庭往往传承着长辈对后辈立身处世、持家立业的一些教诲。朱德深受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同时又对家风进行了传承和创新。朱德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把十几口人的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日子虽然贫寒，但全家和和顺顺，尊老爱幼，深受当地群众的称赞和尊敬。朱德的父亲“赋性和厚，为人忠耿，侍亲孝，持家勤”，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朱德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母亲，他曾深情地撰文追忆自己的母亲：“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母亲这样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他还说道：“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1944年，朱德在回忆母亲时深情地说：“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母亲“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一生俭朴、热爱劳动的母亲使朱德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习惯。
朱德经历过少年时代的贫穷生活，接受过家庭的熏陶，逐渐养成勤俭廉洁的好习惯，一生都保持着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战争年代，他是普通一兵，是忠厚随和的伙夫头，是朴素浑如田舍翁的老农民。和平时期，他虽然身居高位，但依然克勤克俭，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朱德的勤俭节约习惯令人印象极为深刻。曾访问过延安的英国记者根瑟·斯坦因写道：“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兵士们敬爱那个六十岁的老农民，像父亲一样。”还有一位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深刻地观察到：“我首次拜会朱德，是一九四五年在中国西北的延安。作为共产主义军队的总司令，他在‘枣园’的生活是极之俭朴的。他当时约六十岁，就好像一位慈祥的祖父一样。他亲切的脸孔，时常挂着笑容，使最怀批评性的访客也会消除敌意和顾虑。”
朱德不仅自己继承了这一良好的家风，而且他还一直要求孩子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严格控制家庭日常开销，每月的伙食费、水电费、书报费、衣物费、杂支等项目非常细致清楚，就连孩子们添置必要的衣服和用具都要征得他的同意，并一一记账。朱德还要亲自检查这些开支。在他的要求下，孩子们的生活也极其简朴。衣服总是大孩子穿了后再留给小的穿，破了缝缝补补继续穿，鞋子通常是从军队后勤部门买来的战士上缴的旧鞋。而每当孩子们回到家中，朱德都要他们接替服务人员的工作，还经常带孩子们到地里劳动，学习刨地、下种、施肥和管理。他经常对孩子们说：“你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不热爱劳动，不艰苦奋斗，怎么能够为人民服务呢？”甚至在1963年12月26日，朱德还专门给自己的儿子儿媳题词一句：“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
三、“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
学习，是影响朱德一辈子的事情，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事情。他深知为培养自己，家里节衣缩食送自己走上了学习、改变命运的道路。他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的话来鞭策自己，并且强调“不学习就会落后，就不能跟社会一道前进”。
他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无论工作多么繁重、紧张，学习从不间断。他常对子女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精神食粮，一定要好好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1960年，中共中央号召领导干部学习30本著作，朱德立即带头响应。尽管这些书籍他早已钻研过了，有的还读过多次，但他还是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有时甚至在散步时也要带上书，走一会儿就坐下来读一段。从1960年到1966年，他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记下了10多本读书笔记。对毛泽东的著作，他的学习兴趣更浓。他常说：“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而毛泽东思想就是指路明灯。”“毛主席著作里写的事，许多都是我亲身经历的，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他先后通读9遍，最后一次通读时，已是88岁高龄。每读一篇文章，他都要在题目下用红笔划下许多标记。
朱德读书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他善于从书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善于总结他人的理论和思想精髓，再结合实际，将理论加以提炼，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的借鉴。朱德的三孙子对当年爷爷教他学习书法时的教诲还记忆犹新：“练毛笔字是对人，尤其是对你们年轻人陶冶情操的好方法，可以帮你修身养性。”“你们年轻人要从小养成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干好一行的好习惯。”除了书本学习，朱德还实地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尽管已是高龄的老人，他还是每年抽出许多时间到全国各地去考察工作。他的足迹遍布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骄阳似火的海南岛，到寒风凛冽的北大荒；从风沙扑面的茫茫草原，到山清水秀的锦秀江南，到处都是他调查访问的场所。每次考察回来，他都认真地向中央写出调查报告，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朱德言教又身教，不仅用自己的行动为子女树立了认真学习的榜样，而且还循循善诱地教育子女。1950年前后，女儿朱敏还在苏联学习，每次回国度假，朱德总要问有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由于朱敏从小生活在国外，中文水平较差，朱德就戴上老花镜，让朱敏坐在他身边，教她一字一句地读。他一边读，一边讲解，每讲完一段就问她懂了没有，如发现她哪些地方还未理解，就一遍又一遍地重新讲解，直到她真正弄懂为止。1952年，女儿朱敏结婚时，朱德送给她的礼物也是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有时他还亲自教导孩子掌握学习的方法，当孙辈逐渐长大，朱德开始教他们读书，不但给孩子们画出学习的篇目，提出思考的问题，而且还指导孩子们写读书笔记。他还时常检查孩子们写的笔记，哪个孩子没有写，他就严肃地批评说：“不写，一是怕写不好，丢面子；二是怕艰苦，贪玩。”星期日或节假日，原本是家人亲友团聚的日子，而朱德却将家庭聚会变成学习日，朱德对孩子们说：“你们平时都有革命工作，凑到一起很不容易，要利用这个机会交流学习体会。”只要他在家，都是他亲自主持学习，从不间断。他还经常让孙辈们围坐在他面前，让他们轮流领读著作，并让孩子们讲书里的意思，谈自己的体会。
四、“做平凡的普通群众”
朱德平时严格要求亲属，教育后辈要做平凡的普通群众，绝不允许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享受特权。
在朱德看来，干部子女有了特殊化思想，那就是变质的开端。在领导干部子女用车问题上，朱德从不破格，真正做到了公私分明。抗战时期中的一天，朱德和中央其他首长一道去看戏。朱德的孩子朱琦和朱敏也跟着去了。当时党中央专车很少，戏散场后，朱琦走得快，先上了汽车。这时，朱德走过来对他说：“你下来，步行回去！”回到杨家岭时，朱德诧异地发现朱琦也在门口站着，便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朱琦回答：“我是站在汽车驾驶室外的踏板上回来的。”朱德生气了，语气中带着愤怒：“你占了警卫战士的位置，那人家只好步行回来了，是吧？你呀，你……”朱德气得在路旁的草丛里来回踱步。待稍稍平静下来后，他耐心地对朱琦说：“你想想，警卫战士的职责，就是要保卫首长的安全嘛。你占了人家的位置，战士不能随车行动，万一路上有情况怎么办？你妨碍了战士们执行公务，知道吗？”“是我错了，爸爸！”朱琦羞愧地低下了头。
其实，不仅对子女这样，朱德对家里的所有人都要求严格，一律不准乘坐公家的汽车工作上学，就连他的夫人都是乘公共汽车去上班。朱德告诫子孙们，躺在老一辈的功劳簿上，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少爷。要求他们不要贪图享乐，要靠勤劳的双手，创造自己的生活。在朱德的教导下，他的子孙们都是在最基层的普通岗位，靠自己勤奋劳动，过着俭朴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是朱德的后代而享受特殊的待遇。儿子朱琦从部队转业后，到石家庄工作，先在铁路机务段当练习生，后又成为火车司机。有一次，朱德坐的专列正好是朱琦当司机，朱德便在车厢中接见了他，并给予了鼓励。朱琦始终牢记父亲的教导，勤勤恳恳地工作，在铁路部门一直工作到病逝。
朱德对待其他亲属也是如此。朱德有个侄孙，不太安心在农村工作，曾几次写信请求朱德把他调到北京工作，都被朱德拒绝了。后来这个侄孙参了军，几年后，临近复员时，他又到北京请求朱德帮他在城里找个工作，朱德说：“使不得。回原籍安置是政府的政策，我要带头执行，不能有半点特殊。你在部队入了党，共产党员更应该服从组织纪律。仪陇县天地广阔，需要你，你要愉快地回老家去，由地方组织安排，无论干啥都要干好。”
五、“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
国与家紧密相连，家是国的细胞，家和万事兴，治国先从治家开始。朱德出身贫苦人家，懂得百姓疾苦，一生为国为民。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朱德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始终正道而行。
家国相连，这一思想来源于家庭，朱德曾回忆：1895年的除夕，朱家被迫退佃搬家，当时“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家的破裂，让朱德对于美满的家庭生活更加向往。他说：“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从此，朱德家庭的变化逐步改变其人生命运，使其走上革命道路，救国救民。正如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于是，朱德早期经历了多次的革命活动，英勇善战，屡立战功，闻名遐迩。后来又毅然抛官弃禄，远涉重洋，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历经十三载艰辛曲折、百折不挠，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已36岁。正是这种赤诚的爱国情怀、为国为民的精神，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朱德矢志不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
朱德自己走上革命道路，对于亲属更是注意培养其革命精神。1937年9月，朱德在给亲属的信中写道：“那些希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他还说：“我不能再顾家庭，家庭亦不能再累我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刻也没有放松标准，而是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和家人，他经常对孩子们说：要尽到我们的责任，把你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特别强调：子女后辈们不要接“官”接“权”。1974年，朱德的儿子去世后，有关部门准备把朱德的孙子从青岛调到北京，以便照顾。朱德知道后，极不高兴地说：“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哪里来的，还应该回哪里去！”同时，朱德赞扬亲属从事革命建设工作。当朱德得知他的二外孙被分配到工厂工作的消息后说：“当工人好啊，就是要当工人农民。不要想当‘官’，要当个好工人。”
朱德的家风，既继承了前辈传统的家风，也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推陈出新，赋予了家风新的内涵。朱德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来对待子女的培养和教育，虽然日理万机，但从来不放松对子孙们的教育，时刻关心着他们的成长。1975年3月6日，朱德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他的夫人康克清说：“这四个大字，既是对他自己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的总结，也是对我们全家的期望。”曾有人如此赞誉朱德：“朱德同志是老实人。注意深入实际，一贯主张：要实际，不要浮夸，要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办好。他时刻关心群众疾苦，谛听群众的呼声，处处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他历来是我们党内军内遵守党纪、军纪、国法以及一切公共生活准则的典范。”这不仅对朱德作了一个全面且公正的评价，而且也对其所秉持的家风作了准确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