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周恩来：位尊不泯济民志，权重不移公仆心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周恩来的“十条家规”

1976年1月8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噩耗传来，举国悲痛。这一天，全中国、全世界都为失去了这么一位伟人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人们纷纷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悼念他，以表达对他的无限哀思，寄托对他的真挚感情。

周恩来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一生光明磊落，淡泊名利，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他没有自己的子女，没有利用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取半点私利，身后也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诚如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女士所讲述的那样，“伯父要求我们要和全国老百姓一样过简朴日子。我们都是在伯父的教导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在我们周家兄妹中，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人当大官，没有人经商挣大钱，没有小车子、大宅子。”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大会上高度评价周恩来，用了六个“楷模”来表彰他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尤其表现在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方面，称得上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

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的家族向来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他从小就生活在和谐且书香气浓郁的家庭氛围里，深受家庭的影响。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是个读书人，年轻时考中秀才。他话语不多，但作为父亲的慈祥、宽厚、诚实等性格和人品，对周恩来有着较大的影响。童年时期，对周恩来的教育和影响较大的当数其三位母亲，即生母、嗣母和乳母：生母万氏，生性豁达开朗，办事精明干练，能识大体、顾大局；嗣母即小叔母陈氏，性情温和，待人诚挚，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造诣，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过继并一起生活的周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使周恩来从梁红玉、文天祥、关天培、岳飞等故事中受到爱国主义、品行操节等方面的教益和启迪；乳母蒋江氏，家境贫寒但为人正直、心地善良，用自己的言行向周恩来传输了劳动人民勤劳善良、诚实朴素的优秀品质。生母和嗣母相继去世后，周恩来的实际抚养人和监护人是八婶母杨氏，她一生恪守“积善积德”的理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少年周恩来。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在一封信中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的心极盛”，这与早年受母亲的熏陶有关。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与记者谈及个人与革命的经历时说：“直到今天，我还要感谢母亲（指嗣母陈氏）对我的启发和教育，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没有她的关心照顾，那我就不能够在事业追求方面培养任何兴趣。”周恩来12岁告别故乡，先后在3所学校就读，无论在哪所学校学习，周恩来的成绩都非常优秀，品行修养皆出类拔萃。周恩来家庭中所传承的品行端正、重视教育、忠诚宽容等良好家风，是周恩来思想和人格形成的重要基础。

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周恩来认为人生第一要务就是要立志。他说：“故凡同一人类，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画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成一（抱无穷之）希望……希望者何？志是也。”无论是“立功异域，封万户侯”的班超，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都有着“身为布衣，心忧天下”的远大志向。所以，他觉得立志乃人的一生之关键所在，“若不志乎始，而能成乎终者，则未闻也”。周恩来的乳名为“大鸾”，就寄托着家人期望他像神鸟一样翱翔天空的梦想。1903年，年仅5岁的周恩来就开始使用有“恩自日边来”之意的学名“恩来”，同时取字“翔宇”，进入家塾读书。从乳名“大鸾”到学名“恩来”，再到字“翔宇”，这是一种家庭教育的传承，它带给周恩来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周恩来的性格与志向也与其母亲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的母亲性格开朗，见多识广，豁达大度，在内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外经常出面调解亲族纠纷。她经常带着周恩来去排解纠纷，其开朗直率的性格、精明果断的处事风格以及化干戈为玉帛的能力对周恩来的成长和志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时隔多年后，周恩来在致朋友的信中谈到确定信仰时，认为自己“天性富于调和性”，与其幼年深受母亲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周恩来少年时期就立下宏伟之志。他说，有的人“志在金钱者”，有的人“志在得官者”，但是他认为：“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一个人必须从大局出发，确立崇高的大志向。1911年，周恩来在沈阳上学。当老师在课上向学生提出“为什么而读书”的问题时，有人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人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这时，周恩来却站起来，大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由此可见，周恩来心中早就萌生了救国图强之志。1917年，19岁的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东渡日本。在临别时刻，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1921年春，23岁的周恩来在法国巴黎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中。从此以后，他就把立志和救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并用一生为之奋斗。他说：“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周恩来在教育亲属过程中，无不充满着理想志向的教育。1939年3月，周恩来回老家绍兴祭祖时，曾给表弟王贶甫题词留念，并鼓励他要展望未来，满怀信心，为全民族的抗日事业作出贡献。周恩来的题词是：“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在祭祖过程中，有一位17岁的表侄王戍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少年说：“我也想去干革命。”周恩来十分欣赏自己侄儿的志向，写了一幅词鼓励他：“乘长风破万里浪！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落款是：“慕向表侄义儿！”

二、“我的修养要则”

自我修养，也就是古人常说的“修身”，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周恩来严于律己的习惯主要来自于少年穷苦的生活和磨难的经历。周恩来10岁时，因嗣母病故，债台高筑，一直靠典当借债度日。不久，父亲又离家去湖北做事，周恩来只好带着两个弟弟迁回老家居住。这时他早已习惯帮忙做事，打理家务，做得井然有序。入学期间，周恩来一方面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组织社团活动，参加新剧表演，发表演讲；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困难，生活艰难，所以他就经常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拼命打工，努力挣一点生活费以补贴家用。

如此一来，周恩来就慢慢形成了严格要求自己，独立自主的习惯。即使受伤住院期间，周恩来也坚持自己能做一定要去做。1939年，周恩来在莫斯科治疗期间，给邓颖超写信说：“我的右手写字已经恢复得不错了，只是吃饭、穿衣、拿东西等还是不行，主要原因是右臂的关节动作进度很慢……我想大胆试试，不管它疼不疼，都要使关节多弯曲些才好。”周恩来一生严于律己，对待家中的小事也是如此。1963年，在铁路系统工作的侄女和侄女婿去看望周恩来。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来，周恩来和邓颖超便约他们一道吃便饭。周恩来的一碗饭吃完了，侄女连忙起来为他添饭，却被谢绝了。他说：“让别人添饭？我们周家没这个规矩！”说着，自己用因负伤落下病根、不能随意摆动的手盛饭，并小心翼翼地把撒在桌子上的几颗米粒捡起来放到嘴里。这对于后辈也是无声的教育。

周恩来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高度敬业，对工作极度负责。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周恩来都是工作最多的人，也是最忙碌的人。邓小平曾经说过，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此外，周恩来还时常总结工作经验。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45岁生日。这一天，同事们为他准备了茶点祝寿，但他并未出席，而是一个人在办公室写下一份《我的修养要则》，以明心志：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这份提纲式的“要则”，看似简单明了，却从自律自省、生活态度、党性修养等方面为自己订下规矩要则，并严格自我约束。

周恩来还时常教育亲属要严格要求自己，以公心为重，坚守岗位。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要求到内蒙古插队。后来，当周秉建得知伯父病重的消息，要求进京看望时，周恩来毫不留情地制止说：“不要来了，坚守岗位。”同样的，其他晚辈们得知周恩来已患病越来越严重时，一个个心如刀绞，暗自落泪。有人要求他老人家节劳，有人当面提出劝告，还有的人像周秉建提出探望的请求。然而，病重的周恩来始终坚决表示：我为革命工作的日子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多做工作。周恩来病逝后，邓颖超转述他的最后一句遗言：逝世后，亲友都不要来北京，坚守岗位是最好的悼念。

三、艰苦朴素，过好“生活关”

周恩来从小养成的艰苦朴素品格，终生不渝。即使成为一国之总理，他也没有忘本。在南开中学就读期间，周恩来经常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为学校刻蜡纸、油印或抄写讲义以减轻家庭负担。南开中学《同学录》中明确记载：周恩来“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经历中逐渐形成艰苦朴素的生活品格。

担任总理后，周恩来仍然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经常说，一定要过好“生活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要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我们今天在周恩来故居，就可以看到一件珍贵的遗物，这就是总理故乡人民万口传颂的“百纳巾”。这是一条普通浴巾，周恩来生前用了二十多年，棉绒早已磨平，色泽早就褪尽，对面能透光亮，破损的地方细针密线缝补着大大小小若干个补丁。在周恩来患病住院期间，还用它作枕巾使用。还有一次，周恩来到杭州考察，令人想不到的是，他还随身带着枕巾、棉褥子、床单、被子。其中，被子仍是解放战争时使用的，枕巾则缝缝补补破旧不堪。警卫处的同志趁他不在，换了一条新枕巾，周总理发现后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在周恩来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处处都可以体验到其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1961年春节的一天，周恩来夫妇请几个侄儿来家里吃饭。饭桌上只有三个菜：两个素菜，一个有少量肉丝的荤菜，一碗菜汤。其中少见的那一盘荤菜，还是为了第一次来看望两位老人的侄儿周保章才特地加的。吃饭时，又端上来四个杂粮做的窝窝头。周保章想：自己是年轻人，理应吃粗粮，就伸手去拿。而邓颖超却用筷子将他的手拨开，慈祥地说：“这是你伯伯和我的，你是客人，吃米饭吧！”周恩来和邓颖超便微笑着拿起窝窝头啃起来。还有一次，侄儿周保章因公出差到北京，顺便去看望伯父伯母。看到伯母邓颖超戴着老花眼镜在缝被子，心里很不安，暗想：“这么大的年纪，工作这么忙，怎么还处理这些家庭琐事？”他连忙找到针线，帮助伯母一起来缝。一条被子竟用细针密线缝补了十四个补丁。

周恩来不仅自己艰苦朴素，而且还时常不忘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属，虽然生活越过越好，但绝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艰苦朴素。有一年除夕的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几个晚辈吃饭，特意在餐桌上放上了一盘热气腾腾的肉包子和一盆黄澄澄的小米稀饭。邓颖超着重说明了吃这两样食物的意义：“今天是除夕，请大家吃小米稀饭和肉包子。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革命是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不能忘掉小米。为什么吃肉包子？因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得到解放，生活好了，才有肉包子吃。”周恩来对此非常高兴，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带头为这番话鼓掌。为了更有效地培养晚辈艰苦奋斗的品格，周恩来鼓励、动员侄子、侄女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劳动和锻炼。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中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内蒙古插队。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高兴，并且鼓励她深入基层，为民服务：“秉建真长大了！我和七妈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草原去，希望你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和蒙古族人民一起建设好边疆。”

四、十条家规，过好“亲属关”

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没有生育自己的子女，但周氏家族是个大家族，周恩来有两个弟弟和好几位堂兄弟，因此他的晚辈亲属很多。即使平时再忙，他对亲属仍是十分爱护与关心，视如己出，但更多的是严格要求，他曾说：我们“都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他多次谆谆教导晚辈：“要过好亲属关，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因此，在周恩来的侄辈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没有找到一个与周恩来有亲属关系的现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中国这个“大家庭”的公仆，周恩来为了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处理好亲属关系，抓住外地亲属在京的机会，抽空连续给大家开了两次“小家”会议。首先，他主要讲述了自己的出身家庭。先表明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封建的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父周攀龙是当过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的。随后讲了他从小上私塾，然后到沈阳、天津接受现代教育，再到海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逐渐走出封建家庭，划清界线。其次，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要求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思想关方面，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如果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一切问题都会看不准，甚至颠倒是非。政治关方面，只有立场正确，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亲属关方面，他说：“我们是出身于旧家庭的，我要带领你们向无产阶级投降。”略作停顿，周恩来继续讲道：“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拖着他们跟无产阶级走，把他们改造成新人。”随后，周恩来又给大家阐述了通过社会关和生活关的要求。最后，他再次提醒说：“这五关中，一头一尾，思想关和生活关最为重要。”

周恩来“位尊不泯济民志，权重不移公仆心”，严于律己，毫不特殊。他从最亲近的人做起，严格要求邓颖超。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被周恩来暗地里压了下来。直至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于1977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同时，周恩来还一再教导晚辈：“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国家总理的亲属，而丧失立场、自恃特殊，要丝毫不搞特殊化，自觉抵制各种特权思想的侵蚀。”周恩来甚至对所抚养的烈士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多次叮嘱他们“不能有丝毫的特殊化和优越感”。周恩来有个侄儿叫周尔辉，其父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杀害。1952年，周恩来在周尔辉两次去北京看望后，就把他留下来读书。但是，他并没有把侄儿送到干部子弟学校和其他条件好的重点中学，而是送到条件较差并刚由私立改为公办的二十六中，学生多数是附近的劳动人民子女，并让他吃最普通的每月7元的伙食。周恩来一再叮嘱他：“不论是填表或谈话，都不许透出和我的关系，否则人家知道你是总理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将就你；你也会产生优越感，那样，你的进步就慢了。”周尔辉记住了伯父的话，对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守口如瓶。直到周尔辉上大学后，因表现优异，学校准备发展他入党，在调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时，才知道他与周恩来的关系。即使是照片这样的细节，周恩来也非常注重，不放松。当亲属们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夫妇时，都想跟两位老人家照一张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周恩来和邓颖超很理解亲属们的这种心情，尽量满足他们这一愿望，拍张合影。但照片印出来后，他只给一张，并叮嘱道：“给多了，你们就会拿去送人，就会在无形中炫耀自己。只能给一张。”

江苏淮安的周恩来纪念馆中陈列着周恩来与自己的亲属们订立的“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些家规是侄女周秉德根据周恩来平时对他们的教育整理总结出来的，虽然都是一些生活小事，也没有公开写在纸面上，但深深地写进了亲属们的心中。周恩来在对待亲属方面做得非常到位，一方面通过沟通交流，让亲属们自知家教如此，意识到不能谋取私利；另一方面也没有与亲属们产生隔阂，反而让亲人们更加钦佩周恩来，感情越处越深。据侄女周秉德回忆：“伯父对亲人的爱，首先就是他对我们要求严格，要求的严格也是一种爱，因为他觉得只有要求严格了，我们才能够健康地成长，才能够正常地成长，才能够有在社会上独立去生活、工作这样一个能力。”

周恩来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不仅是党风的楷模、治国的典范，更是治家的榜样。他给亲属们制订了“十条家规”，规范和约束他们的行为，这不仅是周恩来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通过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照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价值取向，形成的以爱党爱国、坚定信仰、严守纪律、清正廉洁为内核的“红色家风家规”。周恩来没有给后人留下一砖一瓦、一钱一物，却为后人留下了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家规家风，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子孙为之自豪，世人为之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