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重力

第一章　倦怠者

几年前，我连续数月每天都要照顾一只名叫肉肉的兔子，累得筋疲力尽，最终它在寒冬的某一天被狐狸吃掉了。养它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反感这一切——那个散发着树脂气味的小肉球总是围着自己的尾巴打转儿，笼子底下粘着一簇簇潮湿的干草和锯末。再有，就是肉肉自身存在的问题了。

我儿时对兔子的认知来自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和毕翠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的童书，以及迪士尼和特克斯·埃弗里（Tex Avery）的动画片，兔子拟人化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而在我成年后，这种迷离的印象仍缭绕在我心头。我并不期待肉肉会像虚构作品中的小兔子那样顽皮淘气、温顺善良，或者激动过头，然而，如果要求它摆出一些小动物渴求怜惜的姿态——递来一个让人亲近的眼神，用毛茸茸的脚掌拂过我的脸颊讨我欢心，这样算是过分吗？

也许是对兔子表现出来的空洞茫然感到气馁，我们觉得有必要按照一厢情愿的想象来重塑它们在自己心中的形象。肉肉让我知道了这种癖好是多么没有意义。尽管它暖融融的肉身在我的前臂上起伏着，却传达出一种和我分属不同世界的感觉。它好像不认识我似的，没有表示出一丝善意、敌意、好奇或是关心。我开始理解那些蹒跚学步的孩子逗弄自家宠物或刚出生的婴儿时，因为对方毫无反应而流露出的愤怒了。

有一段时间，我被肉肉表现出的冷漠，以及我在拉近彼此之间距离感上的无能气得火冒三丈。即使它毛茸茸的身体蜷缩在我怀里，我也觉得我之于它的意义无异于碎木屑铺成的小窝。

它这种爱搭不理的存在方式，与尼采早期那篇讨论历史用途的著名文章中所描述的牛的麻木迟钝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尼采写道，吃草的牛“沉浸于它们此刻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肉肉就像那头牛一样，既不为过去感到遗憾，也不为未来感到焦虑，生活中没有记忆和期待的负累，这就意味着它既不会因为我离开而想念我，也不会因为我回来而前来迎接。尽管它依靠我来满足基本日常的需要，而且它在我的心里有着那么重的分量，但我对它来说毫无意义。没想到，这个看上去如此温顺的小动物竟能如此无情。

有一部分原因是时机不对。我当时正在进行紧张累人的精神分析培训，与此同时，还继续着全职教学工作，每个时段都在不同的身心状态之间切换着。当时的我就在一种身心俱疲的状态中照料着肉肉，埋怨自己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照顾一只没头没脑、不知感恩的兔子上面。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我愤愤不平的倦怠感最终又逐渐消解了这股怒气。我开始体会到一种内心萌生出的从未有过的亲近感，这也可能与我的默默付出息息相关。在被白天的工作折腾得心力交瘁之后，我会坐在肉肉身边，看着它在某个“平行宇宙”中漫步，轻触着我内心同样隐秘、同样自我封闭的空虚。我能体会到它在与我相处上的无能为力。我在它对我的沟通无能中得到了启发。我在它空洞的眼神和漫无目的的忙碌中获得了共鸣，它对世界流露出的冷漠，以及对我的视而不见，我都感同身受，甚至还有一丝嫉妒。

发现肉肉不用为内在成长和变化付出努力时，我对它所处世界的迷恋就更深了。来到世界的那一刻，人类就注定要经历一场我们无法自行选择的认知和情感发展。这个过程的基石，是学会歧视与喜好。弗洛伊德认为，这就是我们成为自己的第一步。通过嘴巴、眼睛、鼻子或皮肤来了解外部世界，我们会适时地喜欢或拒绝一些事物。我们经由自己的判断，通过对这个说“是”、对那个说“不”来成为我们自己。

我坐在潮湿的地板上，肉肉则在我膝盖上断断续续地抓挠着，它并没有必须说“是”或“不”的负担。它体会到的是不受个体感情影响的基本需求，而非私人化的感受。它毫无自我，也就不会受到欲望的侵袭和干扰。

现实中的兔子如此清心寡欲，也许很难与人们印象中兔子性欲过盛的形象画等号。然而英语中，“像兔子一样做爱”确实意味着浑浑噩噩地做爱，并非出于对特定身体的真实渴望。畅销情趣按摩仪“狂野兔”的制造商想必就是因此选择借用了兔子的名称和造型，将之运用到产品中，以此来突显一种高效而无关人性的性爱。

那么金霸王电池广告中那只粉色兔子上了发条似的动作，还有直愣愣瞪大眼睛的微笑又该如何解释呢？它暗示着我们的生活可能会进入一种自动化的状态，这让人恼火，却又不可抗拒。它不停地运动，动力并非来自任何个体目标或欲望，而是由无穷无尽不受个体感情影响的能量驱动。藏在它龇牙咧嘴的笑容背后的，无疑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形象，这就是我们末世流行文化之中无处不在的象征，它陷入了一种盲目前进发展的炼狱之中。

我每天都能听到自己内心深处那只兔子白日梦般的附和。我的咨询室里回荡着人们与世隔绝的渴望，充斥着对不工作、欲望、感受的幻想，充斥着从人类日常脑力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念头。患者会用一种不受痛苦和病态折磨的语调说：“我并不想自杀，我只想与现实脱节一小会儿，或者，有时我只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旦离开这个房间，世界就会再次向他们负担过重的思想和身体施压，唤起他们的好奇、困惑、忧虑、愤怒、激情和希望。过去如此，未来也会是这样。

他们遭遇了一种人类特有的困境：他们有想要活下去的冲动，希望通过参与和贡献来增强自己于世界上的存在感，同时却也产生了一种相反的冲动，想要退缩到兔子那种冷漠和中立的状态中。然而重新感受到世俗的需求和欲望的侵扰时，他们就又一次把这种退隐的想法抛到了脑后。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让人精神崩溃，从而破坏了工作和休息的节奏。这些疲惫不堪的职场人士谈到自身感受时通常会提及“过劳倦怠”（burned out），这个词语将他们的不适与工作生活的外部压力联系起来，而非承认痛苦来自内心世界的动荡不安，从而规避了“抑郁症”的污名。1974年，德裔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J.弗罗伊登贝格尔（Herbert J.Freudenberger）首次将“工作倦怠”（burnout）一词用于心理治疗领域，用来指“过度劳累或压力导致身体或精神崩溃”这一日益普遍的现象。

根据安娜·凯瑟琳娜·夏弗纳（Anna Katharina Schafner）所说，弗罗伊登贝格尔注意到，倦怠的人有一种将工作关系“去人性化”的倾向，对同事和客户的感受、需求漠不关心。筋疲力尽的职场人士耗尽了对自己和周围人的积极承诺，绝大部分内在资源消耗殆尽。过劳会引发他们对休息的强烈渴望，同时又感到这种渴望无法实现，总会有一些需求、焦虑或令人分心的事让他们无法如愿以偿。

诸如此类的经历在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60年的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A Burnt-out Case）中得到了生动诠释（“burnout”一词进入大众视野，小说的名字可能有很大功劳）。格林将主人公——建筑师奎利的精神倦怠与他在刚果麻风病人聚集地目睹的“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相提并论。就像麻风病人四肢麻木，对肢体的感觉已经消失，奎利认为自己达到了无欲无求的状态，在一种倦怠的冷漠中等待着余生的结束，他的情绪就像被截肢了一样，是一潭死水。

然而，只要奎利还活着，他就不会真的“无欲无求”，总会有某件事情刺激他或有人前来打扰他。咨询室里充斥着同样的束缚：患者希望隔绝所有打扰，保持平和的感觉，与此同时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电子邮件、电话留言以及各种其他要求和干扰也在不断堆积，即使在50分钟的咨询期间也不曾中断。

对格林来说，这种倦怠感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精神的萎靡，是对普世意义的信念消耗殆尽。倦怠，是中世纪社会所谓“淡漠忧郁症”（或“精神危机”）的一种更现代化、更世俗化的叫法——夏弗纳在她关于“疲惫”的历史考据中证实了这两者一脉相承的联系。

中世纪的神学家从希腊语中借用了“acedia”这个词，意为漠不关心或毫无感情。这是最危险的精神状态，因为它腐蚀的不仅仅是某种信念，而是侵害了信仰的底线。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是虚无的，而且是毫无希望的，这就意味着你从世界中清除了上帝的存在。这会对教会、修道院和其他宗教组织构成致命的威胁，并可能削弱这些宗教团体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资源。

患了淡漠忧郁症的修道士失去了专心奉献的目标，就会出现消极厌工以及焦虑分心的状态。他缺乏推动信仰和祈祷的意志、纪律和精力，只能做些无意义的事情消磨时间，比如闲聊和吃零食，而这又加剧了他的焦虑，阻碍了他与上帝的沟通。夏弗纳写道：“就像神经衰弱者和过劳者一样，那些饱受淡漠忧郁症折磨的人在‘懒得动弹’和‘坐立不安’之间摇摆不定。”提到“倦怠”，我们仍然会想到这种修道士的形象，即使我们对这种精神状态的命名和理解都发生了变化。19世纪晚期的诊断专家创造了“神经衰弱”（neurasthenia）一词来命名同样的不适，现在人们把它理解为现代城市、工业社会的日常刺激（肌肉、精神、感官、鸦片和性爱刺激）造成的神经系统负担过重。

神经衰弱病例中最著名的当数病弱的贵族让·德泽森特，他是J.K.于斯曼（J.-K.Huysmans）1884年经典小说《逆天》的主人公。他经历了许多悲喜交加的考验，在性爱和毒品的蹂躏后，他不顾一切地想让身心回复到平静的状态，最终却徒劳无功。

让·德泽森特将他在巴黎郊区的别墅底层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视觉陷阱，在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表象下，充斥着颓废奢华的感觉。让·德泽森特本身就是懒惰隐士或修道士的现代翻版，于斯曼暗示：“他像一个隐士，已经适应了孤僻独处，生活已经使他疲惫不堪，他对生活已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就像修道士一样，被一种极度的疲倦、一种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以及不再堕入尘世的愿望所压倒。”

一个幻想自己能够暂时死亡或消失的病人，通常也处于同样的焦虑疲劳状态中，即“开始”与“停下”之间的一个模糊地带。他们也渴望从外部世界以及它所带来的紧张的精神状态中得到彻底的解脱。

弗洛伊德根据英国精神分析师芭芭拉·洛（Barbara Low）的建议，将这种渴望命名为“涅槃原则”（Nirvana principle），借此表达了对早已存在的佛教理念的一种认可。在佛教经典中，灵魂的理想境界，是从日常萦绕在脑中的贪、嗔、痴中超脱出来。

在我看来，肉肉就处于这种温和无害，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状态，就像它从来不会受到日常情绪的折磨。它的细小动作并没有表现出爱慕、憎恨或是担忧，而代表着一种纯粹的、不偏不倚的生存状态。肉肉代表了我内心的一种渴望，去解开生活纠缠着我们欲望和依赖的结。我凭直觉从它身上感受到了古往今来令无数诗人和神秘主义者倾倒的那种极乐的漠然，就像济慈在《怠惰颂》中所颂扬的精神和感官上的麻木：

痛苦不刺人，欢乐没鲜花炫耀：

你们呵，为什么不化掉，让我感知

谁也没来干扰我，除了那——虚幻？

济慈深知我们无法在这种虚无之中建立一个家园，痛苦和极乐会潜伏在暗处伺机入侵。我们作为不同个体所经历的瞬息万变的生活，是不同于兔子平淡无奇之存在的另一个世界。然而，所有人都有着这种动物的惰性。这正是济慈对我们心灵深处潜藏懒惰的召唤。在我们对欲望的急切追求中，隐藏着一种对欲望泯灭的渴望。

用法国精神分析师皮耶拉·奥拉尼耶（Piera Aulagnier）的话来说，这种渴求冲动，或者“无欲之欲”（desire for non-desire）是一个“奇耻大辱”，成为我们精神生活中最令人费解的谜。我们内心深处的欲望怎么可能是“熄灭欲望”呢？我们当中许多人不正是在盲目执着地追求着自己强烈的欲望吗？

“无欲之欲”这个短语并没有把“无欲”和“欲望”置于矛盾对立的境地，反而引出了它们之间的纠葛。它向我们指出了人类经历中一个令人沮丧的悖论，那就是即使什么都不奢求，其本身也仍然是一个欲望。

另一位中世纪的僧侣，12世纪的日本僧人鸭长明（Kamo no Chōmei）在试图打造一个“精致的栖身之所”时，将这一悖论精炼而优美地表达了出来。鸭长明写到，他为自己在日野山建造了三米见方的隐居之所，以此躲避自然灾害的侵袭和人类世界的威胁。他过去生活在城市里，目睹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何被火灾、洪水、旋风和地震所困扰，还有统治阶级制造的祸端。这些灾难让鸭长明意识到，世俗的欲望如此渺小无谓。在他那来之不易的清心寡欲之所，他可以沉浸在花花草草、仙乐飘飘、闲庭信步的悠然乐趣之中，领略周围山峦崇高壮丽的美景。

事实证明，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在回忆录《方丈记》的开篇，鸭长明吟咏了山居生活的乐趣，但趋于尾声的时候，他却涌起了强烈的自责：“我佛教之旨，凡事勿执念。今爱我草庵，亦是有罪过。执着于闲寂，碍悟道往生。为何流连于无足轻重之乐而虚度时光？”

这是一个极其荒诞的讽刺：从所有的执念中抽离后，却发现自己变得执着于放下。如果去探求无欲，就有可能落入欲望的陷阱。这就是我羡慕肉肉的原因，它不费吹灰之力，不用煞费苦心，就可以没有目标和计划地活着；然而对我来说，就连“没有计划地活着”这件事本身也会成为一个计划。这也正是鸭长明感到如此挫败的原因。“放弃所有的欲望”与“从未有过欲望”有着天壤之别，就像人与兔子的区别一样大。

在我看来，肉肉天生就是冷酷无情的，从来没有做出判断或偏好的能力或倾向。它所拥有的空灵清净是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剥夺了的，就连隐居在大山深处、修行至高的大师也无法达到那种境界。

如果久居山林之地的高人都办不到，那像我们这样的尘网中人肯定更是无法企及。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近似于金霸王兔而非肉肉式的冷漠。虽然金霸王兔像真正的兔子一样没有思想，却缺乏后者那种无忧无虑的沉静。在我们被无休止的工作和诱惑不断包围的文化中，我们的冷漠并不是涅槃般的平静，而是看上去死气沉沉，内心却躁郁不止，或者陷入如作家艾弗·索思伍德（Ivor Southwood）所说的“永动的惯性”，一种掩盖了我们灵魂“潜在停滞”的永恒运动的状态。

如今的“无欲之欲”（借用奥拉尼耶的表达）已被认为是社会和精神生活之中的“奇耻大辱”。面对社交媒体的白噪声，还有什么比宣告自己未被打扰更可耻的反应呢？在工作和家庭中，周遭的屏幕迫使我们不断费心动脑，无法沉默冷静下来。用意大利社会理论家弗朗哥·贝拉迪（Franco Berardi）的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行动刺激的认知空间”，有着金霸王兔那样永不停歇的惯性，而不是真兔子那种与生俱来的惰性。

我们每天都被雪崩似的数据和刺激轮番轰炸，超出了我们处理或驾驭事情的能力。如果我现在打开电脑，几秒钟之内就可以看到极右翼运动现场、高利贷公司、上层社会饮食的奥秘、性虐待幻想和圣战分子等等内容；进入任何一个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关注、点赞、评论、更新、上传，还能连接到无数的朋友和陌生人；或者随便下载一个约会软件，浏览目不暇接的美丽、悲伤、狡诈、愤怒、邪恶以及充满希望的面孔。

这个前所未有的、令人神经衰弱的世界不断要求我们去选择、站队、参与和取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连自己的欲望底线也无法满足。受制于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蕾娜塔·莎乐塞（Renata Salecl）所说的“选择的暴政”，我们的欲求力就像一个受损的内脏器官，严重过劳、甘拜下风，只能苦苦祈祷自己免于选择带来的严重焦虑。

咨询室见证了这种日常暴政的淫威。每天，候诊的人们和确诊的病人都在谈论他们在婚姻、事业、家庭和友谊中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的思绪起伏不定，往往伴随着更多的恳求，让我帮他们从优柔寡断和矛盾心理中解脱出来，然而却少有减轻负担或者找到解决方案的时候。决断力的匮乏，连同随之而来的焦虑和衰弱成了灵魂的乙醚，作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与他们自身融为一体。

对于一个把生活困境带到咨询室的患者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没什么非同寻常的。选择困难比精神分析存在的时间要久，和人类自由本身一样有着久远的历史。然而，当我反复听到这些陷入僵局、令人痛苦的病情描述时，我那把分析师座椅就好像一个情报站，监听着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一种不安。这种隐忧从说话人单调乏味的声音中就能听得出来。我有时觉得，这种声调表达出了很多病人无人知晓的秘密心态——不做任何选择，也不用承担选择带来的任何损失与动荡。他们只想什么都不做，回到毫无行动的原点，回到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

近年来，数不胜数的畅销书、文章和TED演说都在讨论网络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层出不穷的公共和私人决策，面对这些强加给我们的选择，畅销书作家和演说人试图为我们的惰性提供改良的妙方，引导我们穿过焦虑不安的丛林，去发现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望。然而，他们都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不用做出任何选择。我们文化中“非做不可”的精神被彻底根植于我们体内，以至于我们无法听见，甚至想象一个叫停的声音。撇开其他不谈，咨询室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以倾听到这种意愿的地方。在清晨和晚间的就诊时段，也就是患者经过公司财务或法务高压熔炉的煎熬，即将结束一个漫长的工作日之际，我听到了他们以同样低沉的声音说：“我太累了，我可能分分钟就会睡着。”“我受够了这一切。我只想停下来。”

我在咨询室里听到的话语，经常与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印刻在我脑海中的词语（以及图像和感觉）交织在一起。比如，听到“想睡觉，什么都不想做了”的诉求时，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笔下那个面容憔悴的法律书记员巴托比口中不断的抱怨便又不请自来地在脑海里重复：“我宁愿不做。”这不仅仅是联想，更是一份来自无意识的礼物，传递到我有意识的耳朵，暗示我该如何听懂患者的表达。

这些来自内心的信息深深烙印在与书中话语对白相关联的记忆中。每次想起《书记员巴托比》里的那句名言，我也会被勾起这样一段记忆：从高中毕业到进入大学之间那闷热而无所事事的几个月，我突然间失去了目标和方向，也正是那时，我的书架成了茫茫海洋上随风雨飘摇的救生筏。

离开高中结业考试的考场时，我抬头望着六月骄阳，仿佛那是对我接下来这一年计划的巨大肯定。我会追随着前辈熠熠生辉的足迹，打工、存钱、旅行，然后满载对无限世界的新鲜认知回到校园，开启我的大学时代。

然而仅仅几天的工夫，我就洞察到一个残酷的事实：想象和行动不是一回事，好不容易树立的信心就在盲目的恐慌中乱了阵脚。我自以为安排妥当了间隔年的计划，完全没有考虑到实际执行中的问题。由于没能找到一份正经工作，我只能在接下来的整整九个月里打杂工，忍受销售经理们对我这种做事漫不经心、无可救药之人的怒火，而这九个月里赚到的薪水也只够买张到河内或布拉迪斯拉发的往返机票。我没有同行伙伴，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旅行的欲望。我想象着自己漫步在罗马的门廊、清迈的寺院、果阿的海滩，却只感到一种沉重的、下坠的了无生趣。

后来，我给录取我的那所大学打电话，当被告知可以在那年秋天继续学业时，悬在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但是这种松心的释然夹杂着苦涩的挫败感。那么接下来呢？距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我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事情，或者去任何地方。我在伦敦漫无目的地游荡，睡到日上三竿才随便拿起一本书，从一个公园闲逛到下一个。现在的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深陷成年人责任的泥沼之中，很难想象还有比肉肉每天单调的小满足更幸福的生活，但对当时处于青春期的我而言，在青天白日下挥霍时光毫无疑问会令人消沉困惑，这是一种从自我肯定之中难以解释的坠落。

那时的我与巴托比一拍即合，他出现在麦尔维尔的小说集里。在我写作这段文字的时候，这本1961年由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的平装书就放在我的左手边，封面上印有比利·巴德轮廓分明的半身像。书页脱线了，所以我不敢以太大的幅度翻页。

那天，一阵突如其来的微风把我吹醒了，害我比平时起得早些。这本书平放在一套《消失的战线》和《五伙伴历险记》上面，我把它取下来，沐浴在露台的晨曦中开始了阅读。《水手比利·巴德》篇幅冗长，是个沉重压抑的航海故事，我跳过它去读《书记员巴托比》。

一位姓名不详的律师担任着这篇小说的叙述者，临近故事结尾时他形容自己就像“被雷击了一样……就像很久以前弗吉尼亚州的那个男人，嘴里叼着烟斗，在一个万里无云的夏日下午被闪电劈死了，就死在那大敞的、暖意融融的窗户边。在那个如梦似幻的下午，他一直斜靠在那里，直到有人碰了一下他才倒下”。

这些文字让我既惊恐又兴奋万分，我至今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来这几句话。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就像这个被雷击中的人。从我记事起，我就像这位律师一样，深信“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就是最好的”，只要生活中出现一丝一毫的混乱，便总要设法恢复平衡。这即是我取消间隔年旅行计划的目的，就好像我凭直觉预感到人生的列车即将遭遇脱轨，旋即拉下了手边的紧急制动，及时刹车。

我像这位律师一样，总觉得自己被绑在按部就班生活的轨道上难以脱身，不允许任何动荡“打扰我的平静”。然而我在其他方面明显不同于这位律师。我无法理解他总是打着让一切如常的名义，企图压下所有冲突，无法理解他为何那么推崇永恒的惯性，不允许任何行事中断。

我觉得自己更像巴托比，拒绝被卷入这股暴虐专横的潮流。从他来到办公室的那一刻起，这个面色惨白、身形枯槁、“孤苦伶仃”的年轻人就给这机械运转的宇宙投下了一层阴影，尽管他最初对抄写的工作很有热情。那位律师面临的问题是，他的这位新雇员并非“高高兴兴地勤奋工作”，而是“默不作声、脸色苍白，像台机器般”抄写，这暴露了律师精心营造的完美无瑕的世界，其内核是一种非人的死寂。

然后，在没有任何预兆或解释的情况下，工作停止了。当律师要求巴托比校对一份文件时，他“以一种异常温和、坚定的声音回答道……‘我宁愿不做’”。说完这番话，他宣布放弃抄写——事实证明，这是他最终放弃所有工作和活动的开端。

自从这篇小说1853年在《普特南月刊》上发表以来，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一直对巴托比这句经常出现在文中的口头禅含义为何感到困惑。但他们所有的猜测只能表明，巴托比的头脑要比这些诠释和定义都高明。谁都读不懂巴托比，他的所思所想根本无法捉摸。那位律师注意到，“他孑然一身，独来独往，完全脱离社会。像是来自大西洋中心微不足道的一块船骸”。不过，他并不是在大西洋中心，而是在大西洋边的陆地上，没有无害地随波游弋，而是悄无声息地腐蚀着他周围的世界。巴托比轻描淡写的婉拒，摧毁了这个世界的根基，就像参孙摧毁神殿的支柱一样。

最后，巴托比一动不动地待在办公室的屏风后面，被解雇后也不离开，逼得律师逃到别处，另租了新办公室，让大楼的新租客去应付巴托比引来的暴怒。“宁愿不做”，意味着既没说“是”，也没说“不”，这种说法蕴含的排山倒海的力量足以撼动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巴托比既不表示同意，也没有拒绝，让他周围的人陷入了灰色迷雾之中，无所适从。

在那位律师的世界里，每件事都各有其位，就像我当时所处的那个世界一样——直到我意外发现了巴托比，也开始在内心的大洋中随波漂荡。我惊讶地发现了一个真相，正所谓世事难料，事情并不会像我所期望的那样一路畅通无阻地发展。就像任何一种有效的干预治疗手段，这个故事与其说治愈了我的抑郁症，不如说是激活了我的好奇心。

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金霸王电池广告中有一条心照不宣的定律，那就是观众永远不会看到兔子因电量耗尽而倒地，就在我们认为它可能会减慢速度的时候，它又一次满血复活，奋力挺过电量耗尽的临界点。我们从未意识到这样一件事：我们可以随时停下来，就像我们可以随时继续工作一样容易。我们没有义务成为自己生活中脸色苍白的书记员，永远朝着一个方向迈出同样的步伐。巴托比那道“温和而又坚定”的雷击，让我和许多着迷的读者萌生出了惊人的共鸣。这不只是一个关于反抗或拒绝的故事，而是暗示着我们内心深处想要踏入冷漠地带的冲动，在那里，判断、选择和决定的义务都可以被永远搁置。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听到患者说他们想要钻进洞里躲起来、变成隐形人，或者不用再关心、欲求、感受，不用再做决定时，巴托比就会来“扰乱我的平静”。像往常一样生活下去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就像走过场，或是抄写别人的人生，而不是过自己的生活。同样，在那个决定未来人生走向的夏天，我突然觉得，自己那个计划不周的间隔年只是对他人人生的拙劣模仿。不过，我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这份洞见，去打造一些全新的格局，而是任由它把我推回由那套再熟悉不过的人生脚本所营造的“安全处境”中。

也许我们所谓的倦怠，恰恰是这套熟悉脚本引发的危机，也就是一种与我们长久以来所认同的角色突然疏远的感觉。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同样降临在了麦尔维尔身上。他早年间创作的两部小说《泰比》和《奥姆》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出版商、读者和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都不断向他施压，迫使他套用同样的模式写出新的作品。如果扩大写作范畴并发掘更多的可能性，他就会失去大量拥趸，收入也会大不如前。麦尔维尔预见了巴托比的命运，因此放弃了一味重复自己的写作。

但是，他也像巴托比一样，因为这种放弃而招致了厄运。要么去写那些取悦读者、迎合大众的书，却恨自己卑躬屈膝；要么就写自己想写、口味小众的书，最后沦落得身无分文。“去他妈的臭钱，”1851年，他向朋友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如此抱怨，“最让我想拿起笔写下的东西——都不被接受——不会有任何回报。然而，完全用另一套方式写作，我也做不到。”麦尔维尔处理这一进退两难处境的方式颇具勇气又难上加难。他一面忍受着那份忧心忡忡，一面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他选择的是为艺术而非求财），放弃了“一个人应该始终保持的那份沉着冷静、安之若素的心境”。

他选择的这条路如此艰难，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宁愿陷入不做决定的停滞状态。在我的咨询室里，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往往隐藏着一种绝望的诉求：告诉我该怎么办？让天塌下来，做点什么，什么都行，这样我就不必做出选择了。患者可能会以这种呼吁试图避开选择困难症带来的焦虑，以及做出错误选择后难以弥补的损失和痛苦。我们的困境在于，我们所关心的、想要的、喜欢的东西是如此多样甚至互相冲突，这让我们不禁期望自己能够别管这一切，陷入“无欲之欲”的陷阱中。我们要是能变成兔子就好了。

巴托比的律师老板能力很强，有本事将他心中渴望的世界变为眼前现实。

在巴托比来事务所前，律师雇用了两名书记员，“火鸡”和“镊子”，他们俩都有易怒和神经质的倾向，火鸡在上午发作，镊子则在下午现形。律师评论这两个领着全职工资实际却只能干半天活的雇员：“他俩交替犯病，好像卫兵换岗一样。镊子发病时，火鸡就无恙，反之亦然，就像是自然安排好的。”通过这种神奇的“修补镜片”看问题，律师消除了缺陷，将残损破碎的两半儿拼凑成了一个无缺的整体。

巴托比与这两名同事有所不同，他不会中途摸鱼、牢骚抱怨或大声抗议。他会停止工作，但不是为了争取某些权利或保全某些原则（比如为了尊严，或反对剥削）。“我宁愿不做”宣告了他要从理性动机的世界脱身，从交流的共同原则中退出。我从兔子身上体会到，这种抽离方式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如果一个年轻人这样对待我，我会像律师一样，惊得哑口无言。

巴托比的抽离让我想起波士顿心理学家爱德华·特罗尼克（Edward Tronick）著名的“静止脸”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他让一位母亲与她的孩子面对面玩耍，并对孩子的所有声音和行为信息都以爱意回应。接着，特罗尼克让母亲突然面无表情，面对孩子想让她变回常态的一切企图，都无动于衷。孩子最初的激动很快变成了绝望，他整个身体瘫倒在地，把脸转向一边，一副茫然无助的样子，直到母亲终于恢复正常。如果我们试图把婴儿的这种表现翻译为成人的语言，就会在他的绝望中倾听到这样一种认知：他迄今为止投入的现实世界原来只是一个空洞的假象。同一个世界，上一秒看起来还是如此生机勃勃、变化多端，充满了各种要识别、区分和关注的鲜活事物，下一秒就已沦为一片冷漠无情的不毛之地。

听到巴托比说“我宁愿不做”时，我们仿佛亲身经历了这个婴儿在实验中的震惊。我们原先对整个世界的笃定以及对自身行为意义不假思索的信念消失殆尽，眼前是一个阴影重重的世界，身处其中，人生是要继续下去还是停止都无关紧要了。我有时会想，这也许就是律师在故事结尾发出如此哀叹的原因——“啊，巴托比！啊，人啊人！”

一些评论家在巴托比的这句口头禅里看到了他与皮浪（Pyrrho）思想的呼应。皮浪生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怀疑论的奠基人。皮浪的学说在1世纪被称为皮浪主义，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怀疑主义。我们只能从后世作家的第二、三手资料中得知皮浪的生平和箴言，而他们难免因自身的兴趣和关注的议题而曲解皮浪的观念。在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途中，皮浪遇到了印度的神秘主义者和哲学家，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皮浪生平的许多民间传说都被收录在了5个多世纪后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所编著的举世闻名但不可尽信的《名哲言行录》中。民间流传着很多皮浪真假难辨的奇闻逸事，比如传说他在世上四处游荡，毫不在意避开“马车、悬崖和诸如此类的危险”，全靠跟随在侧的亲密友人救他于危难之中。

据说，他对危险熟视无睹，与他承担苦差事时满不在乎的态度如出一辙。生活在一个高度重视贵族出身和才华的社会里，他却亲自清洗衣物、擦拭家具、在市场上买卖活禽。据书中所述，“对于给一头猪洗澡，他也表现得毫不在乎”。皮浪显然过着他所推崇的一种“不动心”（ataraxia）的生活。他在海上遭遇过一次猛烈的风暴，他指着一头在甲板上吃东西的猪安慰惊慌的同伴，说能保持平静之心的才是智者。

不管是猪、牛还是兔子，我们都将自己永远无法实现的“无欲之欲”投射在了它们身上。皮浪认为，这种智慧来自他凭直觉感知到的“无可无不可”真理，也就是对于任何事物，“这一个都并没比另一个好很多”。有了这个领悟，所有的判断和决定都可以一笔勾销，所有显而易见的区别也因此化为乌有。正如后来的皮浪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人永远不能只依托事物本身去理解它，只能透过与它相关的其他事物把握它。因此，一切都是不可知的。”

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可知的，那么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悬崖勒马，或者担心风暴更胜担心口中的食物；所谓“临阵脱逃”“贪生畏死”的本能就成了纯粹的偏见。如果人生是一场无可救药的无知，那么避而不尝艰辛，小心翼翼地过活就太蠢了。相反，真正的智慧在于从人生中逐渐抽离出来，尽管在这一点上，鸭长明的谨小慎微提供了很多值得反思之处——即使我们试着从人生中抽身，不知何故还是会更加深陷其中。

就像第欧根尼·拉尔修所写，“在某些权威看来，怀疑论者最终想要达成的是麻木无感，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平淡和缓”。据说皮浪一贯面无表情，不管他感觉如何，也不管他周围发生了什么。他对世事全然漠不关心的状态令我着迷，尽管沉醉之中也潜伏着婴儿对母亲无动于衷的脸庞及其中空虚流露出的恐惧。

如今，没有人能摆脱政治家、广告商和心灵鸡汤大师倡导“活跃”、“责任心”和“积极主动”的声音。

艾弗·索思伍德在《永动的惯性》中对当下恩威并施的社会公益文化有过鲜活的阐述。申领求职津贴的人必须写下内容详尽的求职日记，证明自己付出了努力，“每周至少做了三件积极的事情”，否则这份福利就有可能被取消。索斯伍德说，比写下这三件事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必须拿出实实在在履行了它们的证据。只要偏离了这种强制乐观主义，只要没能做够这些积极的事情，就可能招致某些惩罚。不管求职者多么沮丧，他都必须让自己适应这套强颜欢笑、积极进取的繁文缛节。

这种文化导致了一种死气沉沉的冷漠，同时禁止大众将这种冷漠表达出来。政府官员和大众媒体同声谴责，将“身心疲惫”视为乞求社会施舍的骗子、渣滓、吃白食者及街头混混的阴谋诡计，他们想以牺牲他人的努力为代价过上安逸的生活。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也有着同样的惰性，也感受到了人生意义和欲望的渐渐丧失，但是在没有人情味的社会和对痛苦置若罔闻的世风之下，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发声，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

也许这就是巴托比的幽灵悄然溜入我们内心世界的原因。由于没有直接宣泄的出口，惯性以越来越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令行禁止的金霸王兔子最终会耗尽电量；办公室里“默不作声、脸色苍白，像台机器般”抄写文件的瘦弱职场新人，注定有一天也会停下不干。世俗中无穷无尽的要求与我们自身能力界限之间的裂隙，终究有一日将无法填平。

我们屈服于“倦怠”的冷漠和消沉，似乎是一种消极的附和，甚至是对过度劳累、倍道而进的文化所做出的虚无主义回应，但至少它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不满，拒绝（或无力）一门心思地奔向那些飘忽不定的目标和理想。

而格雷厄姆·格林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更远，他通过笔下的主人公奎利指出了倦怠会带来的道德可能性。奎利宣布放弃了自己宏伟的建筑计划，因为他找不到其中存在的任何意义或者美德，转而去追寻更加接地气、切实可行的目标——为中非灾民建立设施完善的医院。

面对周遭消费主义社会蔓延的贪婪理念，奎利所表现出来的那份恨之入骨，也在我们这个时代引发了越发强烈的共鸣。近年来，一直被奉为高效经济生产和文化典范的日本就见证了这种倦怠心态的大规模爆发。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年轻有为、致力于心理分析的精神病学家斋藤环（Saitō Tamaki）在东京东部的一家医院担任医师。斋藤发现自己被淹没在众多父母的苦苦哀求声中，他们登门拜访，为长期宅在家中、闭门不出的孩子求医问诊。诸如此类的病例数量与日俱增，其中存在着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青少年和年轻人，大部分是男性，放弃了学业、工作，拒绝和外界的一切接触，躲进了自己的卧室中。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斋藤环致力于对这些年轻人的生活进行临床和理论研究，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一种叫作“社会退缩症”的流行病，正在影响着多达百万名患者及其家人，日本内阁府2010年的一项调查最终证实了这一数据的准确性。1998年，随着斋藤环的畅销书《蛰居族》（Hikikomori）的出版以及他在媒体上的频繁曝光，他将“蛰居族”的生活公之于众，赋予了这一族群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

美国记者迈克尔·吉伦吉格（Michael Zielenziger）在2006年出版的《遮住阳光》一书中首次全面阐述了“蛰居族”现象，并将这个社会群体的病症特别归咎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病态。吉伦吉格认为，日本工业规范严格的单一文化、耻感文化和人间世准则，以及对个人社会生活的关注，长期以来都与重视“灵活”“创新”“个性”的崭新的全球化价值观水火不容。因此他认为，蛰居事实上是对个体差异和个人异见遭到抑制的沉默抗议和绝望表达。

斋藤环承认了家庭和社会对蛰居族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孝道伦理和耻感文化导致的那种日本特有的龟缩生活状态，但并不认同吉伦吉格认为这种现象不存在于日本以外的言论。他的观点激起了西方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热议，认为退缩是一种普遍的趋势，在不同社会背景下表现形态各异。斋藤环指出，在英语国家中，也存在着与蛰居族类似的“尼特族”（不上学，不工作，不参加职业培训或进修），这一群隐形的社会底层人不会像日本的蛰居族那样躲在家里，而更倾向于长期领取社会福利或流浪街头。

斋藤环的书带我们见识到了“社会退缩”的日常精神病理状态。也许蛰居族内心生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一种旷日持久的不安感。与这些年轻的男女聊天谈心，与其说他们在爱搭不理的懒散中度日，不如说他们深陷痛苦的束缚之中。斋藤写道：“事实上，他们每天都被自己无法融入社会生活的焦躁和绝望情绪所困扰。”与传统抑郁症患者的区别是，蛰居族似乎不太可能沉溺于听天由命的失败主义带来的虚假安慰中，他们反而总想着要下定决心尽快开启新的生活。然而，这种决定往往刚刚做出，就会面临无法实施的痛苦。迈向新开始的冲动只会“变成愤怒和绝望”。

蛰居族陷入倦怠的地狱，既无法获得不做一事的平和安宁，也不可能拥有积极状态的满足感。他们就像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中的流浪汉一样，注定要在下定决心却不行动的轮回中循环往复。斋藤环总结，社会退缩症是一种典型的病态。使蛰居族困在这炼狱般灰色地带的，是日本教育体系及其依托的消费资本主义赋予他们的“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幻想。为了做某件事或成为某种人，就必须放弃做许多其他的事或者成为其他人的自由，而这种可能性的限制是蛰居族不能接受的。他们只有把自己监禁起来，才能守住无限的自由。

蛰居族是我们当下社会疲于奔命的文化和层出不穷的诱惑的间接受害者吗？或者，他们是展示这种文化只会招致恶果的先锋？这种文化是不是要把我们所有人变成蛰居族？当然，大多数人没有那么极端的症状，但所有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与蛰居族深有共鸣的秘密角落，拼命寻求无人打破的平和，然而只要活着，就永远无法企及。

在候诊室中，来访的病人通常坐立不安，紧张等待着从未见过面的分析师推开房门。对于即将出现的医师，他们心中充满了期待、焦虑和各种幻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初次见面时，他们经常看起来一脸惊讶，就好像在说“你和我期待的完全不一样”“你正是我期望的”，抑或“你和我想象的差不多，只不过……”。他们的表情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无声低语，诉说着忧虑烟消云散（或者尚未平息），好奇心得到满足（或者依然悬在半空）——无论如何，它们都在传递一个信号：不要忘记有件大事利害攸关，哪怕我们还不知道它究竟为何事。

有些人是例外，他们进来的时候就像扑克牌高手或赌场老千，什么也不会说，只想用这种方式打破精神分析师那专业而中立的态度。索菲娅就是这样。她的脸上没有流露出抱怨的神色，没有诉说需求或愿望，当她不慌不忙地走进房间时，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因为与我对视而发生改变。

我问她为什么会来这里，出乎意料，当她回话时，我感到了一种厌倦的情绪。她并没有躲避眼神的接触，却以一种略微呆滞的眼神环顾着整个房间。我的存在对她来说似乎只是无关紧要的。她的声音时断时续，传达的不是生动而具体可感的悲伤，而是一种倦怠，一种冷酷而世故的讽刺。

她外在生活的细节让我吃惊，她拥有看似无比光鲜亮丽的人生：她是城市规划领域的人才，在全球诸多艰险而偏远的地方留下过作品。这种生活需要巨大的创造力和耐力，似乎很难与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忧郁黑影对上号。

我竭力去听她所说的话，那游丝般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仿佛一片嗡鸣。她告诉我，在抵达伦敦的几周后，她便陷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沮丧。当她告诉我刚到伦敦的那一段日子其实过得很开心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她语调的上扬。她刚结束了在柏林为期两年的项目，获得了一个相当有派头的新职位。结束了前景不明、令人提心吊胆的短期合约，加上初到这座城市的兴奋之情，她满怀希望和期待。

然而，大约四个月前，她一觉醒来，觉得沉重无力，内心枯燥沉闷，好像整个世界都被染成了灰色。她突然对同事日常的玩笑感到不适，也不再参加下班后的饮酒狂欢。同事们也许因此诧异，但他们并没有什么表示。“大多数伦敦人不都是这副样子吗？”

她此前也有过抑郁情绪，但这次却明显不同。以前，她被某种平静的存在感支撑着：“我知道情绪低落会过去的，所以我可以告诉自己那些负面想法不是真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每次我试着安慰自己时，就会有另一个声音跳出来说，胡扯，这才是真正的现实，其他的一切都只是一些可爱的小插曲罢了。”

她的解决办法就是投入工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让自己过度劳累。“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做了这么多事情，忙到了一定程度，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做。你不再热爱这份工作，但也不觉得它讨厌，你甚至没有注意到你正处于工作之中。”正是这种长期无意识的过度工作让她勉强支撑着，但她不确定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我想知道她这种越来越糟糕的绝望情绪背后是否有童年创伤，内心深处是否压抑着某些往事。更准确地说，我希望是这样，哪怕这种念头令我不太舒服。我需要一个能合理解释她巨大空虚的故事，赋予这空虚一些外在和实质的假象。

然而，她却告诉我自己在悉尼富人区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小时候，她的聪明才智、创造力和活力就展露无遗。父母不辞辛苦地接送她上下学，还送她去学芭蕾、绘画和钢琴，辅导她家庭作业，为她准备营养丰富的三餐，他们无疑是成长路上为她加油助威的坚强后盾。她的父母经常斩钉截铁、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她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当然，“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这是我们成功文化中无处不在的信息（或是一成不变的理念），无论是迪士尼动画阳光自信的价值观、耐克盛气凌人的广告语，还是“管理大师”和岗上教练的口号，都与此如出一辙。然而，索菲娅的父母为她量身定制了这份信念，在空洞的骨架中注入了情感的血肉。这样的理念不只是一个架空于内心之外的普遍公式，而且是让她百爪挠心的内在诉求。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不会将自己对学科和职业的偏好强加于她，反而对她如何规划未来充满好奇，不遗余力地为她提供工作机会，带她提前参观大学校园，并介绍她结识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他们热衷于探索她每一份转瞬即逝的热情，捕捉她不甚明朗的志向，哪些愿望是她的，哪些是她父母的，渐渐越来越难分辨。

当自身能力和外部现实不再约束你的时候，你反而既不安心，又无法放松。这和超我的需求截然不同，没有对着你的耳朵下达权威（父母、老师、老板）禁令的内在驱动。社会理论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所说的“成就型社会”就避开了禁令和要求的力量，不要求“你必须做到”，而倾向于激励我们“你可以做到”。

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理想”，父母潜意识中坚信我们完美无瑕，这份信念从出生起就投射到了我们身上。借用弗洛伊德不乏揶揄的说法，对于父母来说，我们就是“他们的婴儿陛下”。迟早我们会意识到，自己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完美。我们在自己心里树立的最初形象——那个我们曾经在父母的慈爱微笑中看到的完美形象，如今已不复存在。

自我理想是一个稀奇古怪而又让人云里雾里的老板。它仿佛一个和蔼可亲的盟友，只想要看到我们成为最好的自己，比超我（提出“自我理想”10年后，弗洛伊德创造了“超我”的概念）更难拒绝或反抗。当超我拒绝我们的欲望时，自我理想就像专制慈爱的父母一样，只希望我们得到想要的，甚至期盼的比我们自己渴望得到的更多。自我理想的激励很可能会让我们没完没了地跨越关卡，焦虑地寻觅下一个目标，永远觉得自己还有欠缺不妥之处。韩炳哲认为，在自我理想的阴影下，“达成目标的快感永远不会出现”。

索菲娅会抱怨，每时每刻的生活对她来说都不太真实，只有未来是真正重要的，因为她理想中的生活只存在于未来。“只要我再等上一小会儿，”她苦笑着，用一种沮丧的口吻说，“就会有奇迹般的转机，一切都会变好的。”

她逐渐意识到，这种信念反而令她的生活濒临窒息：“我等待这一奇迹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不愿意过现在这样可悲的生活，因为这是我唯一拥有的生活。”索菲娅一直期待着未来遥不可期的奇迹，因此她总是对现在的生活心怀种种不满，觉得这是对她本来可以拥有的完美生活的一种嘲弄。她如今做的工作、约会的对象、居住的房子，都是她所追求的理想生活的苍白倒影。问题在于现实中没有任何事物能接近这个理想，脑海里构建的理想生活呈现为一种现实中永远无法实现的未来，吊着我们的胃口。

索菲娅在对梦想的追逐中筋疲力尽、心力交瘁，于是陷入了两种互相矛盾的冲动之中。第一是强迫自己工作，让“工作怪兽”吞噬掉她所有的时间和内心思绪。但是，伴随着这种冲动而来的往往是长期失眠，以及一种对无所事事的向往。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她会期盼着回家睡觉，幻想着在无穷无尽、日复一日的酣睡中惬意幸福地醒来。事实上，她偶尔也会在这种状态中“划水摸鱼”，但随之而来的恐慌会把她拉出来，让她重新投入工作。在疯狂地工作和压抑的惰性之间，她以这种自相矛盾的策略逃避目前生活中的困境。

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麻痹自己，就好像没有什么比“选择一件事，从而失去做其他事的可能性”更糟糕。毕竟，做出决定就意味着要不可避免地否定某一个选项，从而野蛮地戳破我们“全知全能”的幻想——我们能成为想成为的人、做想做的事、拥有想拥有的一切。正如索菲娅向我生动展示的那样，通过牺牲“唯一拥有的生活”来保全所有未来的可能性异常困难，这是通过麻痹自我来救赎理想的自我。

除了她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主题（与伴侣、朋友、同事之间岌岌可危的关系，难以抗拒别人提出的任何需要和请求，强迫自己培养健身习惯，在电话中对父母冷言冷语——不仅让父母大为惊讶，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在我们为期六年、每周三次的心理咨询中，难题不断落回她与心理分析本身的矛盾，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上。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优柔寡断的情绪似乎只会在身上越缠越紧。她开始忧心：哪一天开始，我将再也无法容忍她在同一个问题上打转，乞求她别再用没完没了的死循环折磨我们两个人？“你一定快他妈的烦死我了。”她说着，声音里不带丝毫笑意。

她所说的话总是一语中的又耐人寻味，不过我并没有对她感到厌烦。看着她老是陷入同样的困境，没完没了地在同一个难题上打转，这令人难受，有时我觉得她不仅在折磨自己，也在惩罚着我。但是她思维的死胡同并不单调，因为她有着充满创造力的语言。她花了很多心思，用层出不穷的比喻来形容自身的困境。“我的生活，”她说，“就像一所殖民时代的大房子，而我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房客。生锈的汽车停在前院的草坪上，门廊也从来没打扫过。也许有一天这房子就会被遗弃。”她将书籍、电影、歌曲和建筑相关的比喻用于谈话之中，是那么生动有趣，有时甚至会让人完全忘记她的焦虑紧张。

她喜欢参加治疗，有一天她笨拙地脱口说出了这句话。她特别喜欢每周能有三个小时，没有日程安排要跟进，除了头脑里的强烈要求和冲动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需要去应对的事情。然而她很快就否定了自己。“但有时我确信自己做错了什么，觉得你会因为我想得太多、想得不够、想错了事或想错了方向而恼火……”

“那么，”我回答道，“你喜欢的治疗过程就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被毁掉了，因为你把它变成了一场考试，你可以大获全胜，也可以惨败？”她微笑了，然后说道：“我人生的每时每刻差不多都是这样被毁掉的。我几乎不知道如何才能在不质疑自己的情况下去做事。”

她停顿了一下，又说：“不过，我觉得自己正在学习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肉肉就像皮浪一样，对潜伏在它周遭的危险漠不关心。不过并没有亲密友人救肉肉于危难之中，提防它大清早蹿出笼子，浑然不觉地拖着脚步，走上一条有狐狸出没的小径。尽管带着几分愧疚，我仍然实在很想知道，当它抬头看到天敌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是否还能保持着皮浪式的淡定。

当然，找到它的时候，我自己可一点也不淡定。然而即使是皮浪，他的平心静气也不是无懈可击的。被狗咬伤后，他对自己的惶恐不安做出了回应：“完全摆脱人性的确很难。”这件难事关乎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我们每天都被铺天盖地的刺激、机会和危险包围着，根本无法像兔子那般泰然自若。

我知道人们渴望从无常的现实中得到喘息的机会，就像蛰居族一样，不用被迫戴着假面具附和行事。有时我甚至可以体验到这种境界，有那么一刻，得以沉浸在济慈式无痛无乐的虚幻空洞之中。然而狐狸始终等在那里，在我低垂眼皮的另一边徘徊，准备破坏这一切。

啊，肉肉。啊，人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