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说

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从诗经、楚辞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和演变，到唐代登上了繁荣的高峰。唐代诗歌创作的盛况空前，仅目前留存的唐人诗作就有五万余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两千多人[1]，散佚、失传的可能更多[2]。唐代诗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除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这样千古宗仰、中外驰名的大师外，其余在文学史上独自名家、开宗立派的诗人，尚有数十位之多。题材内容的丰富，体制形式的齐备，艺术表现的动人，风格流派的纷繁，影响后世的深远，这一切都标志着诗歌创作的全面成熟。唐诗作为人类艺术文化的瑰宝、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当之无愧的。

唐诗的巨大成就，吸引着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去反复诵读，刻苦钻研。一千多年来，围绕着这块宝藏，历代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了大量开发工作，无论在辑佚、选编、诂笺、考证、解析、品评或其他专题论述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述浩繁，不下几千种[3]。可以说，唐诗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唐诗学。它也和古典文学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等一样，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课题范围、工作方法和学科体系。它们并立耸峙，交相辉映，构成了学术园地里的景观。

唐诗学的成长，有一个演进的过程。最早从事唐诗整理和研究的，便是唐人自身，不过当时的论评多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而发，尚未进入概括的阶段。宋人起始把唐诗当作独立的文学传统，逐步树立起整体的唐诗观，到南宋严羽，因针砭时风而致力于揭示唐诗的艺术特质和演化形态，为唐诗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元明间，杨士弘、高棅、胡应麟、许学夷等人，在探源讨流上展开了愈益细致化的辨析工作，给唐诗各体的流变勾画了基本轮廓。明末胡震亨辑《唐音癸签》，更将历代论评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归纳，称得上古典唐诗学的初步总结。清人续有研讨，某些问题上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但总的说来，古人对唐诗的论述，偏重于诗歌的内部关系，相对忽略它的外部联系；偏重于微观的分析，相对忽略宏观的综合。加以这些论评多采取直观印象式的表述，散见于诗话、笔记、序跋、书信、碑传、杂说、评点、论诗诗等各类著述之中，吉光片羽，一鳞半爪，也难以给人完整的概念。

“五四”以后，西方文艺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输入，促使唐诗研究实现了新的飞跃。学者们纷纷跳出传统的感想式批评的窠臼，从事系统的考察和理论概括，写出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其中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诸家贡献尤为突出，或钩沉辑佚，或博考旁搜，或贯古通今，或以史证诗，多方面地开拓了唐诗学的天地。而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动荡不宁，他们的工作多未能按计划完成，有关唐诗的研究也不免受到局限。

新中国成立以来，唐诗学的建设又有了多方面的展开。无论是诗集的校勘印行，诗作的编年笺注，诗人事迹的排比考订，诗歌艺术的品评赏析，以至于有关课题的专门性论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呈现出良好的势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大普及，指引着人们去努力学习和应用唯物史观、辩证方法于古典文学批评，从而为唐诗研究的真正科学化创造了前提。遗憾的是，因遭到错误思想路线的干扰，在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时，出现了种种偏颇，整个学术事业的进展也形成了几起几落的波折。迄今为止，尽管在史料的收辑和某些专题的研讨上有了一定的积累，而面不够广，发掘不够深，仍然是显明的弱点。尤其因为前一阶段的工作较多地集中在具体作家作品的层面上，缺少纵向、横向的联系与宏通的思考，这就必然要大大限制住研究者的视野，造成我们对唐诗的观感上带有“见木不见林”的缺陷。不改变这种状况，将会迟滞整个研究工作的步伐。

怎样才能将新时代的唐诗学从百尺竿头上更推向前进呢？除了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各项专题性研究外，我觉得，从总体结构上对这门学科的对象和任务作一番审视，或许不无裨益。有唐一代的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是有着内在统一性的，它虽然由一个个具体的诗人及其一篇篇诗作所组成，而又决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单个人物和作品的相加。所以，唐诗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资料的堆砌和作家、作品论的汇编上，必须进一步去探究这些单个、局部的文学因子之间的贯串线索，藉以把握唐诗的全局。从全局上看唐诗，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例如：什么叫唐诗，也就是说，唐诗之为唐诗，其特质究竟在哪里？又如：唐诗的特殊品格是怎样产生的，即唐诗何以能成为唐诗？再有：唐诗对唐代社会生活起了哪些作用，它在中国诗歌史、文学史以至文化史上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等等。只有对这样一些问题获得了明确的解答，我们对于唐诗才算建立起理性的自觉。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并不止于这抽象的一般上，还需转回到具体、个别的领域中去。而有了这种整体的意识，我们再来观察、分析唐诗的演进过程，论述唐诗的分期、分派、分体乃至各类题材、意象、法式、风格的交替变换，也就不至于陷入盲目的就事论事，有可能更深入地揭示唐诗的本质，辨索其运行的规律，汲取经验教训。要言之，正本、清源、别流、辨体，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对唐诗进行科学的总结。这个总结必须是实事求是的，但又要超越纯粹经验的事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应该是唐诗学这门学科所要追求的基本目标。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当然不属于什么成体系之作，涉及的问题也很有限。它只是尝试从宏观总体的角度上，对唐诗的特质、渊源、流变、体式诸范畴，作一些综合性的探讨，兼及唐诗学的历史演变。鉴于此类课题以往谈论较少，而今用这样的方式突出地把问题提出来，唤起人们的注意，可能会有它的存在价值。这就是我之所以不避空疏浅陋之讥，决心予以发表的一点动机。题曰“引论”，表明所论极为粗略而外，亦含有“抛砖引玉”之意。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来共同关心唐诗学的建设工作，更有力地推动这门学科健康的成长，不断地出新！

注解：

[1]　清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录存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两千两百多人。其后陆续有所辑补。日本人上毛河世宁的《全唐诗逸》收诗六十余首，残句若干。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刊行的《全唐诗外编》，纂合国人的四种辑本，计诗两千余首，作者亦有所增补。这些本子里所收的诗篇，容有误收、重出之处，总算下来有五万出头。

[2]　唐人诗集未经雕板印行，全凭手抄流传，散失的情况比较严重。如盛唐诗人王之涣名动一时，而残留的诗作仅六首；大诗人杜甫原有文集六十卷，散佚后经陆续搜罗增补，现为二十卷，可见一斑。

[3]　据个人不完全的统计，留存至今的唐诗总集、别集、评论及资料书籍，尚有三千种左右（单篇论文不计在内），遗佚当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