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巨擘汪云松

1920年7月19日，望龙门中大街重庆府署，重庆总商会礼堂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首届毕业典礼正在举行。当主持人“有请董事长、校长汪云松先生致辞”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汪云松健步上前，看了看主席台两边的对联——“今日是莘莘学子，明天是国家栋梁”，微微颔首，然后器宇轩昂地走上主席台，开始热情洋溢的致辞：“同学们，经过一年的学习考核，你们中很多人很快就会远赴法国，探寻挽救中国的道路。法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世界学术发明多出于此，你们到法国以后，不但要注重学术，更要注重社会观感，为本国的发展，寻求一条长远之路……”

台下，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邓希贤同学一脸严肃，拳头紧攥，听得特别认真，他已经被校长的话深深感染。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毕业典礼为何在重庆总商会的礼堂举行？原来，汪云松的另一个身份是重庆总商会会长。

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之后，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有识之士掀起了颇具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旨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技术。

1918年，吴玉章在四川成都率先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成都留法预备学校首批学生途经重庆，在朝天门码头意气风发地登上轮船沿长江向欧洲进发时，思想倾向革命的时任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心潮澎湃，他似乎从这些富有朝气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随后，他立即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并出任会长。紧接着又不辞辛劳多方奔走，向杨希仲、朱芾煌、黄复生等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集资数万元，并经当时的教育局长温少鹤同意，于1919年8月28日正式成立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校舍设在重庆夫子祠文庙。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此时，邓希贤的父亲邓绍昌正在重庆。闻知这一消息，具有开明思想的邓绍昌立即请人带话到家乡广安县，让长子邓希贤终止在广安县中学的学习，到重庆来读留法预备学校。当年9月初，预备学校已经开学，15岁的邓希贤才风尘仆仆地从偏僻的广安县赶到重庆。

邓希贤后来更名为邓小平。这个年龄最小的学生，既灵活又稳重，既有爱国热情，做事又极有主见，是汪云松最喜欢的两个学生之一，因而特别关照。第一批学生共有110人，分为公费生和自费生。毕业考试合格以后，公费生由学校提供300元旅费，自费生由学校提供100元，自己筹集200元。邓希贤属于自费生，汪云松以私人名义送给他300元。

1920年8月27日下午3时，汪云松将邓小平、冉钧（江津人）、周贡植（巴县人）等83名川东子弟送上了“吉庆”轮，帮助他们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征途。

周贡植

冉钧

其实，早在1919年11月下旬，江津县的聂荣臻、乐至县的陈毅等35名来自全川各地的热血青年便集结重庆，准备自费前往法国，但由于不熟悉法国领事馆，无法办到签证，于是通过熟人找到汪云松帮忙。汪云松自然热心应允，几经奔走，终于使聂荣臻、陈毅一行顺利登上了轮船，从朝天门经上海，前往法国。

1922年春，担任云南省警察厅厅长的朱德因避祸途经重庆，准备到欧洲寻找共产党。当天晚上，曾与朱德共事的川军将领杨森宴请朱德后，决定送朱德一万元旅费。可此时银行已经关门。无奈之际，经办人员找到担任大中银行总经理的汪云松，汪云松当下就爽快地把事情办妥了。

20世纪20年代初，当陈毅等留法学生被迫回国时，经济极度困难。汪云松闻知，又想方设法筹集了一大笔经费汇去，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中国革命的几位重要领导者、共和国的几位主要创始人，都曾得到过汪云松的鼎力帮助。汪云松于1950年由邓小平推荐，去北京列席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朱德、陈毅的优礼相待。

邓小平将汪老介绍给毛泽东时，毛主席说对汪老在重庆的贡献早有所闻，笑容满面地与汪云松亲切握手说：“感谢汪先生。”在中南海怀仁堂宴会上，邓小平说：“汪云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后来陈毅又说：“加上培养了我，实际有三个副总理。”

汪云松扶持正义、爱国图新、勇于社会担当的可贵精神，无疑是重庆人永远缅怀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