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梁山雄峙九重城——乾陵及其陪葬墓
神龙元年（705），寂寞衰老的唐朝女皇武则天在上阳宫寿终正寝。对于即位不久，羽翼尚未丰满的中宗李显来说，武后的仙逝既令他兴奋，又让他大伤脑筋。兴奋的是李唐江山，终于重归李氏宗族的手中。但是如何安葬兼大周的皇帝与自己的母亲于一身的武后，既达到抑制武氏势力的目的，又不失孝道呢？给事中严善思提出在高宗的乾陵旁另行建陵，他说：自古卑不压尊，地下之人应该享有幽静安稳，因此不适宜合葬，不能让地位较卑微的武后惊动高宗皇帝。况且帝后合葬一室，只是魏晋以后的事，应该遵循汉朝旧制，在乾陵旁另择吉地别起一陵。严善思的意见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中宗不禁又回忆起乾陵修建的一幕，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高宗薨于洛阳，文明元年（684年）八月葬乾陵，期间不到九个月。虽然建陵时间不长，但“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地宫的坚固他还是知道的，要想合葬恐非易事。然而在尊卑与合葬的认识上，似乎多数大臣都不同意给事中严善思的看法。最终中宗决定掘开乾陵地宫，完成母亲想与父亲合葬的遗愿。神龙二年（706年）五月中宗将武则天付葬乾陵。
今天，由古城西安乘车西北行，沿西兰公路，经咸阳、礼泉，行驶约八十五公里，便来到了唐朝的奉天县——乾陵的所在地。因乾陵的缘故，唐末奉天县便改称乾州，至民国始改乾县至今。从乾县县城向北走约六公里，有一座梁山，海拔1040米，山上有三峰。这里山体峥嵘，地势开阔，不愧是建置帝陵的风水宝地。梁山最高的山峰是北峰，其下掩埋着大唐二位著名的国君，即中国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和她多病早逝的丈夫，高宗李治。它气派巍峨，无论过去、现在，都是大唐盛世的一个象征。
自从在梁山上建了乾陵，祭陵的君王与凭吊的官员、学子往来不断。同时，巨大的陵、墓也吸引着盗宝的贼寇。历经战火与几次大的修葺，乾陵陵园原来的面貌就成为学人想要搞明白的大课题。清朝陕西巡抚毕沅对乾陵的保护维修立下不朽之功。二十世纪初，日本人关野贞，足立喜六调查了乾陵，并详细记录了调查所得。当然，对乾陵进行的勘查保护贡献最大的是中国的考古学家。自1953年以来，中国考古学者对乾陵进行了细致地勘查控测，基本搞清了陵园范围和陵区内的文物分布。
乾陵陵园的主体在梁山北峰，由内城司马院和外城组成，外城范围难以寻找，司马院因有城门瓦砾尚可确定。其平面大体呈方形，因地势的原因，西南边凹进去，多出了两边，成了六边形。城的正中是乾陵地宫所在，六边的城墙为夯筑，城的四角并建筑有角阙。在东、西、南、北四面墙的中央各开一门，依方位，东为青龙门，西为白虎门，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东、西门外各有石狮和土阙一对；北门外除一对石狮、土阙外，还有三对石马。朱雀门为司马院的正门，门内有献殿遗址，门前是长长的神道。从朱雀门向南共有三道土阙，出南门至第一道土阙顺次有小石人一对，石狮一对，石蕃酋像六十一尊；第一道土阙，西侧“述圣记碑”一通，东侧“无字碑”一通，然后是石人十对，石马五对，鸵鸟一对，翼马一对，华表一对。第二道土阙在梁山的南峰上，东西对峙，十分醒目。第三道土阙，则又建在比较平缓的低地。1995年陕西省考古所对乾陵地面建筑进行维修时，清理发掘出两组保存较好、结构清晰的土阙基址，证实了乾陵门外的第一、二道土阙为一母阙、两子阙的三出阙。陵园内地面建筑遗迹还有下宫和梁山上的一座石城，下宫为皇帝谒陵而建，平时守陵官员和宫人就在这里居住；石城可能是当时建造的一处礼制建筑——上仙观。
乾陵地势由最高的北峰向南逐渐平缓，而到了南面的第二道土阙，又高高隆起，远远望去，乾陵陵园恰似一位妇女仰卧在梁山上，北峰是女子昂起的头，南峰上的土阙似一对乳房，而这位妇女最具魅力之处，便是排列在神道两侧的石刻。
我国自东汉起就有在神道两侧排列石刻的做法，以后各代多有继承。在关中十八座唐陵中，乾陵是陵墓石刻最为完备、保存也最好的一座。从南向北，人们首先看到的是高达8米的石华表，它是古代陵墓前的标志性石刻之一，既衬托出陵墓的壮观肃穆，亦可提示谒陵的人进入要有郑重崇敬的心态。接下去会发现很多带有异域色彩的石刻动物，如翼马、狮子和鸵鸟。翼马，是唐代工匠将对马的喜爱与中亚有翼神兽的造型相结合的艺术创造，在这件石雕上，现实与神话得到了和谐统一。狮子原产于非洲和西亚，经西域传入我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和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中亚的康国和吐火罗国分别向唐朝献狮子。石雕的有翼神兽（天禄、辟邪）和狮子在汉代就被置于陵墓前作镇墓之用，乾陵延续了这一作法。而陵墓前放置石鸵鸟则肇始于乾陵。永徽元年（650年）吐火罗国贡献一只大鸟，鸟高有七尺，足像骆驼，有翅膀，每日飞行三五百里，最神奇的是它能吃铜铁，夷人形象地称这种鸟为鸵鸟。高宗将吐火罗国朝贡的这只鸵鸟献给了昭陵，在他去世后，他的陵前便立起了美丽神奇的鸵鸟的浮雕石像。翼马、狮子、鸵鸟带有外国待征的动物，聚集在乾陵神道里，让人禁不住联想起太宗至武则天时期，北蕃、南夷仰慕唐朝的文明与强大，纷纷归附朝贡的史实。那时大唐的天子被尊为“天可汗”，成为各国的共主。唐朝以开明的政策接受外来文化，这种文化交流的喜人景象，尤其表现在陵内的六十一尊石雕蕃酋像上。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昭陵修建完毕，高宗“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基官名”，共刻写十四人列于北宫司马门内。武后继承了高宗修建昭陵时的这一举措，在乾陵前雕凿了六十位高宗、武后朝侍卫过轩禁的“蕃臣”形象（现存六十一尊），并刻写每位蕃臣的姓名、国别和职务，宣扬大唐的国威以及国内各民族间的友好相处。饶有趣味的是，好旌表文治武功的武则天，在高宗的墓碑上煞费苦心，撰写了六千余字的《述圣记》，却没有为自己的墓碑碑文早做打算。她的巨大墓碑仅碑侧线刻两幅升龙图，而碑阳却没有刻字（现在碑上的文字都是宋、金以后题刻的）。武则天在其墓碑上不刻一字，留下一块“无字碑”让后人评说，但束腰佩剑拱手侍立的六十四位蕃人酋长，就是对她光辉业绩的最好说明。蕃酋像与无字碑真可谓“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
在乾陵神道石刻的东南方还分布着十七座陪葬墓，这里埋葬着章怀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分王李守礼、永泰公主李仙蕙及义阳公主、安兴公主、新都公主等9位皇室宗亲和特进王及善、中书令薛元超、特进刘审礼、礼部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右仆射刘仁轨、左卫将军李谨行、右武威将军高侃、左射杨再思等8位大臣。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由于李氏和武氏的矛盾，唐太宗制定不久的功臣密戚陪陵制度也没有很好贯彻下去，陪葬墓锐减。乾陵的陪葬墓不仅大大少于昭陵的167座，比高祖献陵的67座也少了许多。但其埋葬的豪华气派却一点也不逊色于昭陵陪葬墓，显示出唐朝盛期雄厚的经济实力。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相继发掘了永泰公主、懿德太子、章怀太子、李谨行、薛元超五座乾陵陪葬墓。其中永泰公主、懿德太子、章怀太子墓的发掘在隋唐考古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李贤是高宗与武则天的次子，曾被封为太子，身世显贵，自然被武氏当作掌皇权的最大障碍。他先是被贬到四川，文明元年（684年）被逼令自杀，与哥哥李弘都成了武氏政权的牺牲品。李重润与李仙蕙是中宗一对疼爱的儿女，长安元年（701年）因私下议论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出入宫禁，被有权有势的奶奶杖杀。神龙二年，中宗复位，在归葬武则天的同时，将惨遭杀戮的宗亲厚礼相葬。三座墓都有高大的覆斗形封土、墓四周有围墙，墙外有地阙和华表、石狮、石人、石羊等石刻。墓内结构更是复杂，由墓道、过洞、天井、小龛、前甬道、前墓室、后甬道、后墓室等八个部分组成。懿德墓全长100.8米，永泰墓全长87.5米，章怀墓全长71米，三墓的长度甚至超过了晚唐的一些帝王陵。
多天井的墓葬结构，象征了地面上贵族的重重院落。所以走进墓室，犹如置身于一座座地下宫殿。唐人有用壁画装饰宫殿居室墙面的习惯，阴宅仿照阳宅，墙壁绘画的做法也被搬进了坟墓。在长达三百米的墙面上，杰出的绘画匠人构思创作了许许多多生动的作品，展现了唐代宫廷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皇家礼仪制度。懿德太子墓东、西墓道绘有高达5米，长20余米的《仪卫出行图》，皇皇巨制，100多名仪卫、3驾马车被井然有序地安排在城墙、山峦之内，以仪仗队被城墙遮掩的表现手法，寓意出行队列的浩浩荡荡、绵延不绝。永泰公主墓室南壁的《宫女图》是唐代仕女画的杰作。侍女们手持生活用具缓缓行进，人物顾盼生姿，娇好的体态，通过长长的铁线描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而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和《马球图》则又展示了唐朝鞍马人物画而引人入胜。另外章怀太子墓还有二幅《客使图》，描绘了鸿胪寺的官员接待外国使者的场面，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
懿德、永泰、章怀墓虽被盗掘，金银宝物遗失殆尽，但仍出土了三千多件随葬品。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陶俑，多出土于墓葬过洞两侧的小龛内，有三彩俑、彩绘俑，这些陶俑的出土，对于研究盛唐服饰，宫廷用俑制度以及长安陶瓷业的发展等重大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唐代明令禁止使用石质葬具随葬，而这三座墓的墓门、墓椁皆为石制，并且全部雕刻有精美的花纹，显示了很高的丧葬规格。
永泰公主、懿德太子、章怀太子，这三位被武则天杀戮的子孙最终陪伴在她的身边。中宗的这一安排，或许是武后始料未及的。君主的荣辱、子女的悲哀，唐朝皇室两大姓氏之间的冲突，封建政权的残酷，人们在梁山周围，这片广袤的陵园内都会有深刻的体会。
揭开地下的秘密，探索历史的真相，一直是考古学家的职责。陪葬墓发掘的丰硕成果，又引起人们开挖乾陵的兴趣。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后梁温韬盗发唐陵的故事，《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乾陵非常坚固，而且从1958年对墓道的初步发掘可以断定它从未被盗掘，挖开这座处于唐代盛期的大型帝王陵一定会有惊人的考古成果。70年代，著名学者，曾写过四幕话剧《武则天》的郭沫若一直希望发掘乾陵，但因保护技术不过关，国家一直不同意发掘。他最终是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随着陕西旅游业的发展，人们又重新提起开挖乾陵的话题。究竟哪一代考古学家将成为揭开乾陵这一千古之谜的幸运儿呢？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