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红色山峰下的古城

赤峰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蒙、冀、辽三省区交汇处，与河北承德、辽宁朝阳毗邻，处于蒙古高原向辽河平原过渡地带。在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有草原，还有纵横的河流。西拉木沦河和老哈河流过大兴安岭以南、燕山以北的广袤原野，最后汇入西辽河。在这山水之间，生活着蒙、汉、回、满等30个民族，总人口有四百多万，其中蒙古族人口就有82万。

赤峰市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独具特色。在这片土地上，草原、沙漠、湖泊、温泉、森林、山峰、冰臼交相辉映，千姿百态。草原夏季绿草如茵，羊群如织；沙漠绵延，一望无际；高原湖泊达里诺尔湖物产丰富，百鸟飞翔；温泉水温高，疗效好，适宜疗养度假；一些林区又是开展生态旅游的绝好去处；第四纪冰川遗迹——冰臼群、冰石林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形态各异，保存完好，在国内外也实属罕见。蒙古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民族服饰，特色鲜明的婚礼习俗，草原那达慕、祭敖包等活动充分展示出蒙古民族能歌善舞、热情好客、勤劳勇敢的民族性格；巴林石、仿辽瓷器、地方土特产品、绿色饮品等旅游商品、纪念品，极富赤峰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高山流水，绿草如茵，林海莽莽，赤峰山水之间的景致如此美丽，赤峰山水背后的人文古迹让人叹为观止！赤峰还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这里现已发现古人类文化、宗教遗址六千八百多处。其中有被史学界定名为“华夏第一村”的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红山文化遗址”，有位于巴林左旗山谷中的辽太祖陵，还有横亘于山水之间的历代古长城……在这山水之间，空气中弥漫着古老的文化气息，行走其中，人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辽文化的余韵。

红山背后的故事

距赤峰市区不远处有一座山，因为山体中钾长石的含量很高，呈现出赭红色，因此被称为红山，在赤峰至今还流传着关于它的美丽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红山并不是红色的，而是一座熠熠发光、变幻莫测、五颜六色的山峰。每当彩霞夕照，山体就金光闪烁，瑞气万千。山脚下还有偌大的一片水域直抵天边。湖面时而平静如妆镜，时而波涛翻涌似云雾，鱼跃鸥翔，飞花点点，金波闪耀，再加上遍野的黄花，团团簇簇，便如仙境一般。住在天宫瑶池的西王母的九个女儿在天宫里呆得久了，觉得很寂寞，想去凡间看看走走。于是，有一天她们便偷偷地溜出南天门，踏着祥云，来到红山脚下，解下罗裙，一个个纵身跃入碧波之中，顿时，水面上绽开了朵朵白莲。远在天庭的王母娘娘知道了九女下凡的事，大发雷霆，命令太白金星下凡，让九女速速返回天庭。这时众仙女已经沐浴完毕，正在梳妆，忽然看见太白金星来到，亲传王母娘娘的口谕。众仙女抬头一看，时间已经过午，方知大事不妙，仓促飞离，慌乱中不慎把胭脂撒落在山上。从此，五颜六色的山就变成了红色。就在众仙女即将返回天宫的刹那，天空乌云滚滚，电闪雷鸣，一群天兵天将把众仙女团团包围。玉帝降旨，把九仙女贬入凡间。并且令九女化为石头，永远不许返回天宫。太白金星见此情景，也只好含泪惜别。此时，暴雨如注，一直下了九天九夜。雨过之后，九女变作九座山峰，耸立于红山之中。而当时因雷击过猛，迫使金湖（英金河）的水流回溯，绕山麓回环，再曲曲折折东流归入土河。至今在赤峰一带仍然流传着“红山九个头，英金水倒流”的民谣。

赤峰意为红色的山峰，蒙古语称“乌兰哈达”。赤峰这个名字就源于这座被胭脂染红了的山峰。这座城市，为什么会以一座山命名呢？在漫长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这片美丽的山水之间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明。而这文明之光就诞生在红山脚下，因此人们用这座山命名了自己生活的土地——赤峰。这发源于红山脚下的灿烂文明就是举世瞩目的红山文化。今天，生活在赤峰的人们也许不会想到，这座城市早在六千多年前就已经是一个原始文明的社会。出土于红山文化遗址的大量石制农具、彩陶和玉器，向今天的人们展示了我们祖先昔日的生存状态。据考古学家推断，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很可能是以农业为主，兼有游牧、渔猎、手工业等多种经济形式。

从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涉及到先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业生产工具、陶器和玉器。其中生产工具、陶器与先民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密切，珍贵的玉器则与先民们的精神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红山文化遗址中的农业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其中石斧、锄、耜、刀、镰、石磨棒、杵、臼是主要生产工具。大型石器中富有特征的器物是耜和桂叶形双孔石刀。桂叶形石刀通体磨光，刃、背部弧形相对称，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农耕经济已比较发达。在红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动物的骨骼，其种类有牛、羊、猪、鹿、獐等。其中牛、羊、猪应是家畜。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红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过着以农业定居为主，兼顾畜牧渔猎的生活。

红山文化遗址中的陶器分为泥质红陶和夹砂褐陶两种，其中泥质陶的数量略多于夹砂陶。陶器的形态多样，用途不一，罐、盆、钵、瓮种类齐全。陶器纹饰有压纹、划纹、附加堆纹、彩绘花纹。其中，压印的“之”字形纹是最具红山文化特色的纹饰。

在这些文物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玉器。红山文化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玉质好，品类多，工艺水平高。这些出土的玉器可大体分为四大类：一为斧、凿、铲、棒等工具；二为龙、猪龙、虎、龟等动物形象玉器；三为环、镯、管等装饰品；四为璧、钺、璜、箍形器、勾云形玉佩等礼仪用品。其中，玉龙、勾云形玉佩可谓红山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红山玉雕龙是1971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出土的。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体形最大、制作最精美的龙型玉器。由此学术界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的龙图腾，也许我们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就由此而来。专家从出土的文物中发现，红山先民陪葬或祭祀的器物以玉为主，以陶器为辅。可见，当时的先民已将玉器作为礼器使用。因此崇玉、爱玉、唯玉独尊，也就成了红山文化的重要特征，这对后来的商周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在辽宁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及喀左县分别发现了牛河梁遗址和东山嘴遗址。这是红山文化的一次延伸。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牛河梁主山梁的中心部位。在连绵起伏约50平方公里的山岗上，有规律地分布着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它们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宗教祭祀中心。其中女神庙遗址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神庙址。庙内的女神塑像，最小的也有真人大小。这些塑像在体形上有大小之分，老少之别，有的还镶嵌有圆形玉片的眼睛，似乎当时人的头脑里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意识，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已存在着等级差别。在积石冢石棺内还出土了一批红山文化玉器，这使得辉煌的红山文化玉雕群最终得以确认。人们在距牛梁河遗址仅三四十公里的喀左县又发现了东山嘴遗址。它是除牛河梁遗址以外，又一处具有代表性的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性遗址。

东山嘴遗址面积约24000平方米，中心为一座大型方形石砌建筑基址。基址总体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这种具有我国传统特色的建筑群址，在新石器时代还属首例。而且多处基址都有陶塑人像群出土，说明这里曾是一处当时人们从事祭祀等活动的场所。东山嘴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处宗教祭祀遗址，对中华文明起源、原始宗教、建筑和艺术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它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内涵。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制农具、彩陶用品和精美的玉器以及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等遗址的发掘，让今天的人们知道六千年前，在西拉木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红山脚下，曾存在着一个初具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为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的传说找到了实物依据，而且还将中华古代文明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了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两河流域的文明

河流往往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和发源地。四大文明古国的辉煌无不与河流相关。也许正是因为人类的迁徙大多都是沿着河流行进，所以他们的足迹往往就留在这些山水之间。同样，在赤峰发现的这些远古的文化遗存，也都分布在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木沦河和老哈河流域。

西拉木沦河是赤峰境内第一大河，为西辽河水系正源，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黄色的河”，古时候称它为饶乐水、潢水、辽水。它发源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大红山北麓的白槽沟，支流众多，沿途流经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巴林右旗等地，全长约380公里，流域面积约32000平方公里。西拉木沦河流域山川秀丽，水草丰美，为人类繁衍生息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发源于赤峰的西拉木沦河便是中华民族的祖母河。

老哈河是赤峰境内的第二大河，同西拉木沦河一样，也是西辽河水系的正源之一。古时又称土河、老哈母林河。它源于河北省平泉县西北部光头山北麓的柳西川，从宁城县甸子乡入赤峰市境内，沿途流经宁城县、松山区、敖汉旗、翁牛特旗等地，河流全长425公里，在翁牛特旗与奈曼旗交界处，与西拉木伦河汇合成西辽河。老哈河流域水丰土肥，“通舟楫”有“渔米之利”，在赤峰农业、水利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西拉木沦河、老哈河同长江、黄河一样，以其河水哺育了流域内的各族人民，成为中华文明有的发祥地之一。

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震惊了整个考古界，它的诞生和灿烂辉煌在人类历史上并非偶然，而是在一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老哈河下游有个小山村，这就是被称为“华夏第一村”的兴隆洼遗址。它形成的时间比红山文化还要早，是红山文化的前身。它的发现证实了中华民族八千年的文明史。

1982年冬天，赤峰市敖汉旗进行第二期文物普查。普查人员走到这个村子以后，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得知这里有个叫荒圈子的地方。在荒圈子现场，普查人员人看到到地面上有一个个的灰坑，于是就在地表采集了一些遗址的标本。遗址标本被带回北京，经专家鉴定，发现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兴隆洼文化。

大约在八千年前，兴隆洼遗址还是一处规模宏大、构筑严密的原始建筑。在这个三万多平方米的原始村落内，整齐地排列着十余排、一百七十余座房屋。在兴隆洼遗址首次发现了生者与死者同在一个房间内的奇特的“居室墓”以及人与猪的合葬墓。这里出土的文物有陶罐、各种渔猎工具和用蚌壳制作的“蚌裙”。其中蚌裙和玉器很可能是中国古代人类的最早饰物。可以说兴隆洼遗址展现了早期人类一个功能齐全、和谐完美的氏族群体聚落形态。在这片青山绿水中，他们游牧、渔猎、采集、耕作，不断繁衍生息。

在距兴隆洼遗址不远处，还有一处赵宝沟文化遗址，从这里出土了一种雕刻有猪龙、巨鹿、神鸟花纹的陶罐。很难想象，六七千年前的人类已经可以绘制如此精美的图案。也许我们中华民族的龙凤崇拜，就起源于赵宝沟文化的“龙凤鹿”崇拜。

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调查，敖汉旗先后发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四千余处，相继确立了小河沿、兴隆洼、赵宝沟、小河西等考古文化。

依山而存，傍水而居，人类远古的生存选择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如今看来，这里的每一片山水，都曾经演绎了沧海桑田的奇迹。

夏商印迹

两百多万年前的第四季冰川运动，给赤峰地区留下了目前已发现的全世界海拔最高、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保存最完好的古冰石林和冰臼群。冰川运动过后，这里的生态环境变得温和而纯净。良好的生存环境使得以赤峰为中心的西辽河流域很早就留下了人类活动的印迹。在位于西拉木沦河流域的百岔河岩壁上，有两百余幅岩画，是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生活场景的真实记录。

远古时代赤峰地区的林草覆盖率高达97%，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2℃，胡桃楸等可作为史前人类食物的植被遍地生长，一些在气候湿润、土质肥沃的环境中生长的落叶、阔叶乔木也随处可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沿着这样的山川河谷，人类的先民不断迁徙，扩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间。

据文献记载，商的先民是从赤峰地区南迁到中原的。《荀子·成相篇》中记载：“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这里所说的砥石就是今天克旗南部的大光顶子山。这就意味着商的先民是从今天的西拉木沦河上游，一步一步移居到中原的。西拉木沦河、老哈河流域留下了他们在迁徙过程中的历史印痕。既然商的先民是从这里南迁到中原的，那么南迁之前，他们在赤峰地区又是怎样生活的呢？1960年，在赤峰市王家店乡三家村发现的夏家店文化遗址给了我们答案。

夏家店文化，恰如老子所说，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典型。夏家店先民们的房屋，已经由简陋的半地穴式逐渐改进为夯筑地面式建筑，房子的外边还有围墙，并且最早产生了城乡对立意义的城郭。

夏家店文化就是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包括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其中下层文化出现时间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上层文化出现时间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00年。而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时间正好处于夏商时期，这是北方地区人类脱离玉器时代进入的第一个金属时代，也是北方草原文明继红山文化以后的第二个高峰期。在离夏家店遗址不远处，有一个古铜矿，围绕着这个古铜矿，还有四十余个古采矿坑。四千三百多年前，在中国北方，赤峰地区的先民最早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也说明早在商朝青铜器大量出现以前，赤峰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冶铜技术。透过那些斑驳的短剑、马具和头盔，我们似乎可以遥想当年的武士盘马弯弓、驰骋疆场的勃勃英姿。

与夏家店文化相呼应，大约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越绝书》也说：“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这里的铜就是指青铜。夏代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早期阶段，但因当时铜很珍贵，所以没有用于农业生产，夏朝人用木制的工具翻土种地，用石刀、蚌镰收割庄稼。到了商代以后，中国的青铜时代已进入繁荣时期。此时，青铜器已经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青铜工具的锐利远胜于石器，加之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因此青铜器的广泛应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

游牧民族

大概在距今3500年以前，也就是在夏商时期，由于气候原因致使湖泊消减，森林退缩，草原面积扩大。这种自然的变化使得这个地区不再适合农业生产发展。然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民族，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一部分沿着山川河谷迁徙到中原，成为商的先民；而另一部分则继续守护着这块土地，充分利用这天然的大草原和湖泊水源，开始大力发展畜牧业，逐渐改变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式使之向以畜牧业为主过渡。于是这里就演变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舞台。兴起于西拉木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契丹族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契丹——辽文明。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以此作为民族称号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

契丹族是东胡后裔鲜卑柔然部的一支。北魏时才出现契丹这个族名。契丹最初分八部，居住于潢水（今赤峰市境内的西拉木沦河）以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以北，从事游牧业。6世纪前期，契丹族还处在原始部落阶段，曾经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此后，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

契丹本来分为八部，八部大人（部族之长称为“大人”）每三年推举一人为盟主。唐太宗贞观时期，盟主一直是大贺氏。730年，遥辇氏取代了大贺氏。907年，耶律氏又取代了遥辇氏当上盟主。契丹从此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的一股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营建皇都也就是辽上京临潢府。辽上京是契丹人建造的草原第一都城，它的建立标志着草原民族结束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草原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辽上京呈“日”字型结构，汉城在南，皇城在北，可以说这种南商北政、分而治之的治国方针应该是契丹人的首创。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它的疆域，东临日本海，西到新疆的阿尔泰山，北抵外兴安岭，南到华北地区中部，比当时的北宋王朝大一倍还多。

如此广阔的疆域，为“马背民族”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在辽王朝鼎盛时期，一些中亚国家并不知道中国还有北宋，还以为契丹就是中国。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发展为奴隶制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为开发蒙古地区和中国东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辉煌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文物工作者在维修辽庆州白塔时，在古塔顶部的天宫中发现了总数达六百余件的辽代珍贵文物。据说这批文物为契丹国章圣皇太后所供奉和秘藏，品位极高，其中包括百余尊金属和木雕法舍利塔，数百件织品及部分佛像、菩萨像、瓷器、漆器以及数十件雕版和手写佛经。这些文物反映了辽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

辽以其开放的经济结构（以游牧为主兼营农业和狩猎），开明的政治体制（一国两制，契丹人用契丹制，汉人用汉制），灵活的外交政策，在强大的军事后盾的支撑下，创造了中国北方草原的一个神话。

公元1125年，在女真人强大的攻势下，辽灭亡。多数契丹人归附于金政权，少数人于1124年随耶律大石西迁至中亚，建立西辽政权，1218年为蒙古所灭。契丹人从此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长城——文化交融的纽带

在红山脚下两河流域这片土地上，如契丹一样崛起、繁盛而最终消失了的民族数不胜数，如今历史已远去，只留下一段段战争的遗迹——长城。这些被当地人称为“土龙”的燕长城、赵长城、秦长城、汉长城和金界壕向今人诉说着数千年的沧桑。早在春秋战国时，在西辽河上游就活跃着山戎、东胡、匈奴等游牧民族，他们的势力逐渐强大并开始侵扰中原。为了阻挡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中原的政权纷纷在大兴安岭以南、燕山以北这一塞外与关内过渡地带上修筑长城。而这些沿着燕山北麓和老哈河走向分布的长城，“因边山险，以河为固”，成为当时南北政权对抗的最前沿。

一方面是新兴的、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北方文化，另一方面是高度成熟的中原文化，二者在这里不断交汇碰撞，使原本用来防范阻隔的长城，逐渐演变为各民族之间交融的纽带。这条“纽带”横亘于赤峰的山水之间，与红山、西拉木沦河和老哈河一样成为赤峰灿烂文明的见证。

红山脚下的赤峰，就这样从远古走来，她一路艰辛，满怀收获，在山水激荡之间不断地演绎着沧海桑田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