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走近远古文明
古蜀王国探寻
古蜀王国似乎历来就是一个美丽神话——鱼凫仙去、杜宇化鹃……这个王国真的曾经存在过吗？
1986年，三星堆遗址以上千件诡异、精美的青铜器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古蜀王国真实的面貌。它向世人表明，古蜀王国不仅真的存在过，而且异常恢弘壮丽。此后，有关古蜀国的惊喜一次次到来，宝墩、金沙、船棺葬、营盘山等遗址相继问世，古蜀王国的辉煌、没落与源头也由此被一一揭示。传说中的古蜀王国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那神秘的古蜀王国究竟有哪些东西让我们值得期待和向往的呢？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
1929年的春天，四川省广汉市农民燕道成和儿子正在为灌溉田地而挖车水坑。慢慢地，车水坑达到一定规模。突然间，一坑色彩斑斓的玉石器跃入眼帘——圭、璋、琼、璧、镯、斧等，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也可观，竟有300多件。
这些玉石器来自何方？制于何时？又是谁为了什么而制作了它们呢？没有人知道。
1933年春，当时在华西协和大学任博物馆馆长兼文化人类学教授的大卫·克罗克特、林铭均等在发现玉石器的月亮湾对三星堆首次发掘，落下了四川考古史上的“第一锄”。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广汉，距离成都41余千米，是由30多个地点组成的长方形遗址群。在马牧河的南岸，原有3个巨大的黄土堆起伏相连，分布在一条直线上，呈东西排列，看上去宛如天空中的星辰，当地人即称为“三星堆”。三星堆的“堆”在四川人的口语中，有人工垒积的意思，或许也可以把三星堆理解为人工垒积的3座土台。
在这个当年出土不知名玉器的乡野田间里，40年间历经了10多次发掘。一次次的发掘见证了三星堆的辉煌，由此它被列入了20世纪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大型祭祀坑中上千件国宝重器重见天日，这才真正使三星堆名扬海外。
高2.62米的青铜大力神、高396米的青铜神树、瞳孔向前突出16厘米的巨大青铜面具、黄金权杖、长达54.2厘米和68厘米的两个巨型玉璋，被列为三星堆的六大国宝。此外，还有成组的青铜面具、戴黄金面具的青铜人像、造型各异的鸟型、兽型铜器、数量繁多的玉器，一切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令考古学家们感到欣慰的是，1986年春的发掘结束了此前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年代的争论。这一年的发掘把三星堆遗址历次发现的地层都包含在内——从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早期，从而初步建立了古蜀文化的时代序列。三星堆遗址的年代距今4800～2900年，也就是说三星堆遗址在这里延续了2000年而不断。它将四川古蜀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也证实了该遗址一直是古蜀人活动的中心。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
2001年2月，“成都发现了又一个三星堆！”这一消息登上了各大媒体，新发现的遗址被命名为金沙。金沙出土的精美玉石器、青铜雕像和金面具，如同三星堆的一样。考古学家认为金沙遗址属于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是在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又一个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金沙延续了三星堆的信仰，它所出土的金器、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大部分都是礼仪用品，与宗庙社稷活动有密切关系，总体风格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祭祀器物一致。
从这些玉器、青铜器和金器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古蜀王国政权的存在。因为这些玉料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开采和运输，然后切割、琢制成型、打磨、钻孔、抛光等，这些程序中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分工协作，青铜器的制作则需要更为复杂的工序，而这些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机构来组织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金沙与三星堆为什么有这样强有力的组织来铸造自己的文明呢？这要归于他们对神与祖先的狂热崇拜。大量如出一辙的珍贵祭祀物品表明，金沙就是考古学家苦苦寻觅10余年的三星堆古蜀王国迁移后的辉煌都邑。也就是说，三星堆古蜀王国在遭到风云突变的打击后，陆续迁徙到了今天的金沙。
三星堆毁灭探寻
从现有资料来观察，三星堆整个古城呈北窄南宽布局，面积约3.5平方千米，估计当时城内居住人口应在3万～5万之间。而城墙墙基宽约40余米，顶部宽约20米，可容5辆桑塔纳轿车在城墙上并排行驶。
同时，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古蜀王国的中心一直在成都平原，其势力范围十分强大，几乎占据了整个四川盆地，最强盛时期的东边甚至到达了鄂西地区，而在川东长江沿岸和鄂西地区的势力很弱。此时的鄂西本是强大的商王朝的势力范围，但商王朝似乎对鄂西这块贫瘠的土地不感兴趣，而这恰好给了鄂西土著民族发展壮大的空间。很快在这片区域发展起来一支以使用尖底杯和圆底釜为文化代表的、盛行占卜习俗的土著民族——早期的巴人。后来，他们又逐渐将三星堆的势力挤出了鄂西地区。
公元前1000年左右，不知何故，巴人突然放弃了鄂西这块生长已久的故土，沿长江举族西迁。其主体占据了川东，有部分巴人可能进入了成都平原，这必然与三星堆王朝发生冲突。而此时，维持了数百年的三星堆王国，由于倾注太多财富用于维护他们所依仗的神教，早已国库亏空，根本经不住这致命的一击，很快土崩瓦解，改朝换代。古蜀王国的政治中心最终发生转移，曾经辉煌的三星堆变成了废墟，新的金沙文明开启了。
也有专家认为三星堆毁于一场大洪水。对此，他们做出了如下解释：从三星堆古城布局看，当时的三星堆很像今天的成都，北邻鸭子河、马牧河，由西而东贯穿全城。虽然由于三星堆的古蜀先民“择水而居”的理念，成就了它的繁荣，同时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末代蜀王安葬在何处
继金沙之后，在2001年，一个盛满古蜀王国亡魂的遗址被发现了，它就是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墓地。墓地葬具以大型的船棺为主，最大的可长达18.8米，其规模体量如此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所谓船棺，是指用来埋葬死者的一种船形葬具。这种以船棺来埋葬的方式，在世界上是为数不多的民族特有的一种丧葬方式，葬具几乎都是用整段的大树剖开加工而成。通常是将一根楠木去掉1/3，将剩余的2/3挖空中心部分，刳凿而成。出土的葬具，其树种经过鉴定，均为楠木。
商业街的葬具现在一共只有17具。根据现场考古人员的分析，这里的葬具应有32具，由于早年曾多次被盗，于是就留下了现在这些葬具。现存的17具葬具均由棺盖和棺身两大部分组成。在这些葬具下共有15排排列整齐的枕木，枕木的直径大小一致，但长度不一。长度最长的约有5米，其直径约在0.35～0.4米之间，枕木间距1～2米。在许多枕木的一端都被加工成船头上翘状，并凿有一孔或双孔，根据考古人员推断，应为系绳下葬之用。
依据器形断代，考古学家们推断，商业街船棺葬的时代是在战国时期古蜀王国“开明王朝”时期。从墓葬的规格、随葬品的丰富也可看出墓主人生前的显赫地位，墓主在开明王朝时期当属社会上层统治阶层，且很可能就是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甚至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
至此，古蜀王国的终结已经呈现眼前，这个被秦始皇率先归入版图的西南强国，在此后中华大一统的洪流中，逐渐难觅其踪。
三星堆七大千古悬案
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犹如拨开迷雾见太阳，澄清了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起到了证史、补史和创史的作用。与此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一串串难解的千古悬案。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悬案”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成为悬案。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
到目前为止，其来源有如下几种看法：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等，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尚无定论。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
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但仅仅是可能。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王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
三星堆古蜀王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这些问题至今都是一个谜。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三星堆青铜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呢？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王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
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悬案——“巴蜀图语”。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悬案，将极大促进三星堆悬案的破解。
神秘的古滇王国
据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记载，两千多年前，滇池沿岸曾经有过一个古老的王国，称之为“滇”。就在司马迁将其载入典籍以后不久，滇国就销声匿迹。没有了传说，没有了踪影，没有人知道它的臣民哪里去了。除了后来的《后汉书》和《华阳国志》引述了司马迁的记载外，没有人再提起这段辉煌的云南古史。
那是不是古滇王国的神秘面纱就无法被揭开了呢？然而，20世纪50年代，在一个废品收购站出现的青铜器，却意外地揭开了湮没的古滇王国的神秘面纱。
发现古滇王国
1953年，成立不久的云南考古工作队在昆明街头的废品收购站零星地发现了一些锈迹斑斑的青铜器。这些看似普通的器物绝不是普通墓葬中的随葬品，也不会是寻常百姓家的行头，更没有学者们所熟知的中原青铜时代的那种文明。它们透露出来自一个独立而古老世界的神秘气息。
这个信息让考古学者们深感迷茫，但更多的是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兴趣。为了追踪到每一个忽隐忽现的线索，学者们来回奔波在各个收购站之间。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后的1956年，在滇池东岸，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山岗上，考古学家终于揭开了云南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消失千年的古滇国的墓葬群。
如果不是农民开田种地时的无意发现，谁会想到在平静的滇池岸边，桃花点点的乡间会是显赫一时的滇王及族属的栖身之所呢？
坐落在滇池岸边的小山岗极其普通，南北长500米，东西宽200米，远远望去，犹如一条静卧海边的鲸鱼。小山岗叫做石寨山，紧挨着小山岗，有一个叫做石寨的小村庄。这里没有封土堆，没有碑石，平淡至极，没有丝毫可以引发盗墓者贪婪的幻想。
1956年秋天，发掘正式开始。随着考古队挖开不深的土层，一个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崭新的文化类型显露在眼前。源源不断出土的器物，接踵而至的惊喜，让史学家始料未及。同时，云南省文物部门调集了一批国内知名学者坐镇省博物馆，为每天出土的器物整理分类。
直到某一天，6号墓中出土了一枚金印——“滇王之印。”据《史记》记载，这枚金印是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赐予滇王的。至此，石寨山最高等级的秘密——滇国国王墓葬被发现。随之出土的文物几乎代表了滇国时代青铜文化的最高峰，代表着一个湮没了的云南古史上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古滇王国的真实存在。
出土的青铜器皿，美轮美奂，工艺水平极高。它们是这个古老王国的背景，是在独立的地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毫不逊色中原地区的文明，其造型和风格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绝无相同之处。
手工艺技术高强的滇国
在随后的时间里，考古学家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在以石寨山为中心的滇池沿岸以及周边地带，终于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古墓葬，唤醒了沉睡2000年的古滇王国。
同世界其他所有古老的文明一样，古滇王国也以王族墓葬保存着他们最经典的文化。滇墓中的青铜器，虽已锈迹斑斑，但仍无法掩饰其美轮美奂。它们越过两千年岁月，传来了过去的生机。
这些墓葬涉及昆明附近14个县市，40多个地点。其中，最著名的是呈贡石碑村、曲靖八台塔、安宁太极山、天子庙、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几百个墓葬中，出土了成千上万的青铜器件。战国时代，中原群雄争霸，打得不亦乐乎，而荒远的滇中却陶醉在金光闪闪的青铜世界里。它们都以相同或相似的器物，描绘了早到战国初期，晚至东汉中期以滇池为中心的古滇青铜文化的历史。
一种被命名为贮贝器的器物，是滇墓中最典型的文物，有桶形和铜鼓形状两种样式。在云南货币史上，海贝被作为货币使用有非常久远的历史。贮贝器，毫无例外地都出现在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里。出土时，里面装着成千上万的环纹海贝，那是滇人财富的象征。这些环纹海贝产于太平洋与印度洋。它们是怎么来到遥远的内陆高原云南，已经不为人知了，但用来装载它们的贮贝器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在直径不到30厘米的盖面上，每一个贮贝器上都雕铸着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它们所表现出的生活场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滇人宗教生活中最可怕的杀殉；女主人监督下纺纱织布的奴隶；牵着牛羊纳贡的队伍；滇人与他们的老对手——梳辫发的昆明人的战争场面，滇人追逐昆明人，揪着头发拖拉他们。最多的画面还是熙熙攘攘的集市上，充满着的各式人物：有被捆绑用作祭祀的牺牲；有被砍去头颅者；还有赤身的受刑者；还有一些巨蟒正在吞噬活生生的人体的柱子。画面充满着恐怖的血腥味。
这是一部“声”色俱全的历史。我们所能想出的一个最直接的概念——《史记》，一部以特殊的写实手法记录下来的滇国历史。而记录下这部“史书”的，不是滇国的王公贵族，也不是他们门下的墨客谋士，而是出于平民阶层的工匠之手。工匠们用青铜器物，用准确的人物与动物造型，以绝无仅有的写实风格描述了一部湮没千年的真实历史。
随着考古学家铲开的每一锹土，一个个古老的秘密次第展开，展示了云南地方古史上最古老最值得骄傲的艺术品。正如考古学家西拉姆所说的：“人类假如想要看到自己的渺小，并不需要仰视繁星密布的无垠苍穹；只要看一看在我们之前几千年就存在过、繁荣过、而且已经灭亡了的世界古文化就足够了。”
为什么古城楼兰神秘消逝
楼兰，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在历史上，它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心，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交通枢纽。然而，不知在什么年代，这个繁荣一时的文明古国却突然神秘地消失了。难道偌大的古城会举国搬迁吗？它的国人到底都去了哪里呢？为什么遗址墓穴中出土的尸骨不属于亚洲人种而属于欧洲人种呢？
发现古城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他的维吾尔族向导阿尔迪克完成了罗布泊西部的探险，离开营地，开始返回。突然，他们发现用于考察的一把铁铲遗留在了营地。别小看这把铁铲，它是探险的重要工具，不仅要用来考古发掘，还要用来在沙漠中挖水。因此，它对斯文赫定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于是，他们不得不返回去寻找这把铁铲。
在回去的途中，狂烈的沙漠风暴不期而遇。瞬间，天昏地暗，他们根本无法辨清方向，在沙漠中跌跌撞撞，迷途中闯入了一座神秘的古城遗址。在这里，他们发现了用芦苇和木材建造的庙宇、佛像、房屋以及许多精美的丝绸织品、雕饰、毛笔、器皿和钱币，还发现了用各种文字书写的文书和木简。
这些被发现的丝织品、各种珠宝首饰以及建筑材料的加工工艺极其精湛，由此可以断定，这里的主人在当时已经拥有了高超的技术水平。在这里，斯文·赫定除了发现大量两汉时期各种古币外，还发现了波斯的地毯以及古罗马、古希腊的艺术品。
斯文·赫定回国后，通过对出土文物的整理分析，向世界宣布，他发现了中国史籍上记载的著名的古城——楼兰。
楼兰古国曾经盛极一时
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古城遗址位于新疆巴州若羌县北境，罗布泊的西北角、孔雀河故道南岸16千米。古城遗址呈正方形，边长在300多米左右，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形之中，遗址包括城区和东郊墓地，周围寺院居民遗址及楼兰贵族墓，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是“三间房”和楼兰佛塔。
秦末汉初时，楼兰古国人口已颇具规模，有14000多人。从文物及记载来看，楼兰当年相当发达、富裕。那时候当地的手工业就很发达，当地人也已经用牛来耕地了。同时它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中原与西域交流的中转站。中原的茶叶和丝绸，西域的马、葡萄和珠宝，最早都是通过楼兰进行交易的。当时楼兰城内商铺连片，佛寺香火缭绕，许多商队经过这里时，都要在此暂时休息，东来西往的各国使团客商、僧侣游客长年不断，多种语言文字在这里交流。
可是，到公元4世纪左右，楼兰却突然神秘消亡了。
“太阳墓葬”和神秘的千年木乃伊
在距孔雀河数里的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座神秘的墓葬。这些墓葬，由一组组用7层胡杨木桩围成的同心圆圈组成。树木大多粗大，有的直径可达30余厘米。远远望去，整座墓地就如一轮古老沧桑的太阳，镶嵌在戈壁荒原上。由此，人们称其为“太阳墓葬”。
为什么墓穴里有如此众多的木桩呢？考察发现，原来这些墓葬木桩是用来固沙强冢的，有了它们，在沙地上挖掘营建深达两米多的墓穴才是比较轻松的事情。但是，这种奇异的太阳形墓葬究竟代表了什么意义呢？如果是太阳崇拜的话，为什么墓主人都是仰面直躺在墓中面向西方而不是东方呢？楼兰王国难道是因为建造大规模的“太阳墓葬”，需要大肆砍伐林木才亡国的吗？
在罗布泊地区铁板河一号的墓里，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性木乃伊。她属于白种人，面目清秀，深目微闭，被誉为“楼兰美女”。
这具中年女性干尸，体肤指甲保存完好，有一张瘦削的脸庞，褐色的头发披肩，身上裹着毯子，胸前毯边用削尖的树枝别住，下身裹一块羊皮，脚上穿一双翻皮毛制的鞋子，头上戴毡帽，帽上还插了两枝雁翎。眼大窝深、鼻梁高窄、下巴尖翘的“楼兰美女”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种特征。
考古学家用她身上的羊皮残皮做碳-14鉴定，表明是一具距今3800年的古尸。为什么遗址墓穴中出土的尸骨不属于亚洲人种，而属于欧洲人种呢？这些人种又是由何处迁徙而来的呢？考古界仍众说纷纭。
1979年，新疆考古所的一支考察队又发现了一些外形特殊的古墓。墓中死者有的衣着完整，头戴尖毡帽，帽顶还插了几根绳，这种奇特的服饰令考古学家惊讶不已。经仔细测量发现，这些人属于深目高鼻的古欧洲人种，与现代北欧人很相似。但是，他们的头骨却表明，在同一地点，埋葬着两批体态不同的古欧洲人。
后来，考古学家又在楼兰古城东郊东汉的墓葬中，找到了5个欧洲人种遗体。很显然，楼兰古国是个民族成分十分复杂的国家。那么，这些古欧洲人到底是什么民族呢？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而千里迢迢奔赴楼兰呢？后来他们又去了哪里呢？
楼兰古城消失悬案
从挖掘出来的文物资料上看，当时的罗布泊气候湿润，水源丰富，植物茂盛。因此，有些考古学家把楼兰的消失同罗布泊联系起来。可以说，是罗布泊的水域孕育了楼兰文明。可是后来，罗布泊开始向北移动，使楼兰一带的水源枯竭，树木枯死，对人们的生存造成威胁。因此，人们纷纷弃城而走，去寻找新的水源，楼兰便渐渐地荒芜下来。
1878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了罗布泊后，声称中国地图上标出的罗布泊位置是错误的。它是在阿尔金山山麓，而不是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说法呢？
一些对罗布泊的不断变迁进行了分析的学者认为，由于塔里木河的河水携带着大量泥沙，沉积在湖里，使得罗布泊的湖床不断升高，最后各河河水无法流入湖中，便另行择道。罗布泊没有了水源供应，便枯竭了。而新的罗布泊形成后，也不断遭到同样的命运。也就是说，罗布泊是个移动性的湖泊。
还有人试图从土地沙漠化的角度寻找原因。他们的解释如下：在当时战乱不断，使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人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同时由于楼兰周围的沙漠不断向这里侵蚀，人们不得不引各河流的水进行灌溉，造成这些河流的改道，不再流入罗布泊。久而久之，铺天盖地的沙漠覆盖了这一地区，便造成了罗布泊的水源枯竭，楼兰古城就这样消失了。事实上，世界上有许多城市就是这样被沙漠吞噬的。
关于楼兰悬案，众说纷纭，而楼兰在这些争论中越来越神秘，也越来越美丽。
尼雅文明是如何从历史上消失
他们是尼雅河绿洲的主人，他们拥有一段光彩夺目的辉煌，他们创造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他们的国家叫“精绝国”。而在公元3世纪以后，“精绝国”却突然消失了。神秘的精绝国为何突然销声匿迹呢？尼雅人又是如何从历史上消失的呢？为什么繁荣的绿洲变成了死亡的废墟呢？
佉卢文的发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西方探险者涌入中国西部探险。1900年1月，尼雅绿洲也来了一支探险队，这支探险队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率领。他们来到这里一个叫做尼雅巴扎的城市，许多人就在那里生活。
在这里，斯坦因注意到一位名叫伊普拉欣的当地人。这位当地人从北方沙漠里带回两块写有字迹的木板，这两块书写木板其实很普通，就是通常所说的木简。然而，让颠坦因很惊讶是：木板上的文字竟然是用一种早已消失了的古代文字——佉卢文书写的。
什么是佉卢文呢？它是怎么产生又如何消失的呢？
佉卢文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全称“佉卢虱底文”，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最早在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一带使用。公元1世纪至公元2世纪时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公元4世纪中叶，佉卢文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消失了。到了18世纪末，佉卢文早已成了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1837年，英国学者普林谢普探明了佉卢文的奥秘。
斯坦因认为佉卢文在沙漠中的出现绝不是偶然，它肯定隐藏着某种文明，这很可能是沙漠中一个不为人知的王国曾经存在的证明。
1901年1月，斯坦因展开他的考察活动。在当地人引导下，他顺利到达了伊普拉欣发现文物的地方。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就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发现了几百片木版文书。这些文书超过了以前人们所知的这类文书的总和，这让斯坦因兴奋不已。
当然，尼雅发现的文物远不止于此。假如尼雅仅仅出土那种世界上仅有几个人能读懂的“天书”，就不会引起更多人的兴趣。
斯坦因闯入古城遗址，眼前的一切令他震惊：有欧洲人从未见过的木盾、捕鼠夹、弓箭、靴熨斗、红柳木笔、六弦琴、餐具等，还有金耳饰、隐器、铜印、铜镜、铜镞、铜戒指、带扣、贝器、水晶珠饰、玻璃、漆器残片、木器、铁器和各类织物，更有用梵文雅语书写的一段段佛经、汉文木简等。
民居、佛寺、官署、畜厩、窑址、田畦、果园、蓄水池、桑林、古桥、炼炉、渠道、墓地等遗迹，出乎意料地展现在斯坦因眼前。在这些出自寸草不生的沙漠中，时间看似停止，曾经住在这里的人们仿佛刚刚离开这里，身临其境的斯坦因不敢相信近2000年前的古代遗物会是真的。任何人只要看到这些景象后，都在脑海里浮现当时定居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风貌。
尼雅人消失之谜
《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精绝国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在昆仑山下，接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统辖，国王属下有将军、都尉、驿长等。精绝国虽是小国，但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
让人遗憾的是，公元3世纪以后，精绝国突然从人间蒸发了。
从遗址出土的木简中，我们了解到性情悍勇的苏毗人经常侵略精绝，经常攻击精绝，威胁着精绝的安全。可见，这里是经常发生战争的。那么，精绝人放弃这片绿洲，迁徙到其他地方，是不是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战争呢？
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是有组织的撤退，那么为什么撤退了的人们没有带走重要的官方文书呢？此外，在尼雅遗址中，没有白骨遍野的战争痕迹，也没有断戟残剑沉埋沙中。所有出土的古尸，都是安详而又平静的，陪葬物丰富，被大礼安葬。他们的墓葬，尽显太平盛世的风貌。所有的房屋遗址都是完整的，它们排列整齐地坐落在那里，仿佛它们的主人没有走远，炊烟会再次升起。如果说精绝是毁于战争，那这一切又该如何解释呢？
也有人推测，自然条件的恶化是导致精绝国毁灭的原因。西域的气候异常干燥，沙漠化的进程非常迅速，而其中的河流也经常改道或者消失。尼雅河当时属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的一条中型河流，而尼雅遗址在民丰县尼雅河流域北边，从昆仑山上流淌下来的雪水孕育了尼雅河流域三角绿洲，并成为西域精绝国得以世代繁衍的依托。如果养育精绝人的尼雅河水量减少，或者改变了流向，如果风沙干扰了精绝人的生活，那么，精绝人放弃曾经世代生活的土地是有可能的。
“泽地湿热，难以履涉，芦苇茂密，无复途径”，这是《汉书·西域传》对精绝国的描述。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地方，那么它是很难住人的。这也绝不会是精绝国人最初定居时的样貌，可见当时精绝国的环境已发展到十分险恶的地步。在出土的佉卢文木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条款：“砍伐活树，罚马一匹；砍伐树枝，罚牛一头。”精绝国开始用法律手段保护树木，可见树对于精绝人的生存是越来越重要了。这是不是暗示着尼雅绿洲的生态已经开始恶化呢？精绝国的废弃是不是就与自然条件的逐渐恶化有关呢？
充足的水源是可以遏制沙漠化进程的。精绝人如果面临干旱的威胁，就必然与尼雅河的变化有关。影响因素可能有两个：第一，是河流改道。第二，是河的上游出现大规模的其他居民聚居点，对河水消耗增大。但到现在为止，在尼雅遗址周围，人们并没有找到尼雅河大规模改道的证据，同时也并未在尼雅河上游发现任何人类聚居点的遗迹。
还有，在尼雅遗址里，果园中林木整齐，桑木排列成行，不少为数十年之巨桑。不少住宅周围都有巨树环绕，树干粗大至一人不能合抱。从住处附近堆积的淤泥看，还有水塘的痕迹。在这样好的生存环境，很难说尼雅河会突然断流，导致精绝王国覆灭。如果是因为环境改变的搬迁，精绝人是没有理由丢下官方的文件落荒而逃的。即便是由于环境恶化，精绝举国迁移，可是，为什么没有开封的各类文书还整齐地放置在屋内墙壁旁呢？
不是战乱，不是自然力，那么精绝人为何会迁走呢？
在尼雅遗址的一所房子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一条狗的遗骸。它的脖子上拴着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在柱子上。显然，这条狗活活是被饿死的，主人离去时忘了解开绳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主人匆匆离开，连爱犬的绳子都忘了解呢？或许，他以为一会儿就能回来，才没有考虑爱犬的生存问题，但他为何又一去不返呢？
如果说精绝的居民集体迁徙是事实，那么他们究竟迁到了哪里？难道几千精绝居民都在1600多年以前的某一天突然同时消失了吗？考古学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而古老的文字也在尼雅废弃之后就失传“消亡”了。
夜郎古国遗址探寻
“夜郎自大”这个成语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原文是：“夜郎王与汉使曰：‘汉孰与我大？’”这样，“自大”的名声也就落在夜郎头上，世人一笑就是两千多年。然而，有关它的历史情况，知者并不多。
那么，充满传奇色彩的“夜郎古国”究竟在哪里呢？
“夜郎古国”，不管它只是一个原始部落联盟也好，或者是一个阶级社会的产物——国家也好，至少在战国时期至西汉河平年间，的确存在了250多年。“夜郎王”虽因说了“汉孰与我大”的话，以致贻笑近两千年。不过，从当时“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等情况来看，他确实是有其自大的理由的。
不过，“夜郎古国”距今毕竟两千年了。在中国正统史家的笔下，对这样一个“南夷”小国的事迹，虽有记载，却往往语焉不详。加上以后以“夜郎”为地名者，时过境迁，远非当年旧地。这就使后来的学者众说纷纭，连“夜郎古国”的确切位置，也无人能道其详了。
夜郎古国的传说
近些年来，随着有关学者通过对“夜郎史”专题的开展和深入的研究，对有关“夜郎”社会性质、族属、地望等一类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专家学者运用传统方法——对有关史籍上的记载进行了考证。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徼址，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同时《云南通志·夜郎考》也有相关记载，通过对它们的考证，人们先划出一个“大夜郎国”的范围来，其范围大致在广西西北部、今贵州（除去东北部）、四川南部边缘及云南东部一带。此外，《史记》也有记载：“夜郎者，临烊舸江”，进而将探索范围进一步缩小，以方便寻找“夜郎国”及其“国都”之所在。
关于“夜郎国”及其“国都”，一种看法是沿袭清人郑珍在《掸柯十六县问答》一文里提出的“今安顺府地即汉夜郎县”这一观点而稍作发挥，或说在安顺北部；或说在安顺、镇宁、六枝一带；或说在安顺县东南广顺。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夜郎国”及其中心区应在今黔西南州及六盘水地区，其东南境到贞丰、望谟、册亨一带。有人还依据《安顺府志》和《威宁县志·夜郎县考》上的论述推断：西汉成帝河平中，掸柯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时所到的且同亭，就是“夜郎国”的政治、军事机构所在地，它约在今贞丰、望谟一带，甚至指称“与北盘江会于贞丰之者香，即夜郎国都也”。
探索新突破
要想对夜郎古国的探索有新突破，如果仅仅围绕古代典籍有限的记载来进行考证的话，是很难实现其目标的。即如上述几种观点，大都只是沿袭明清学者的说法而已，且其中多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解放以来，云南、贵州等地的考古发现，则为探索夜郎故地打开了新的局面。
几十年过去了，在贵州平坝、兴义、清镇、赫章、安顺等11个县内，已发现不少汉代汉墓和遗址等。如安顺县东南宁谷公社就有100座以上的汉墓。众多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夜郎古国”的存在，而且还印证了“夜郎国”中心在贵州西部偏南地区。
解开“夜郎”古国悬案，我们还可以从民族学的领域切入。因为，在夜郎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濮人、越人及少数氐羌人等，他们或是今天仍生活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一带的黎、布依、苗、仡佬、侗、水族的先民，或是与这些民族的先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早在1985年已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六号墓中发掘出来的“滇王之印”，在《汉书》和《史记》中都有提到——“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随着贵州地方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虽然不一定能将《华阳国志》上留名的“夜郎庄王墓”和两千年的“夜郎王之印”发掘出来，但我们有信心期待，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古夜郎遗址、遗物重见天日，且为我们提供更多、更有说服力的有关材料。
近年来，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古歌传说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数以百计的古黎文典籍的全面展开，为我们传递来不少有关古夜郎国的信息。例如，解放后贵州毕节地区翻译的水西黎文巨著《水西制度》、《洪水泛滥史》及《恩布散额》等中，就有关于黎族六祖后裔约在战国时期迁入夜郎地区的记载。
通过与“夜郎文化”有关的“滇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的综合、比较研究，有助于克服重犯眼界狭窄、“夜郎自大”的毛病，给古夜郎研究者以新的启示和触发。因为，“夜郎文化”是和这些毗邻地区的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而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例如，1957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地区，出土了西汉中期的铜鼓，其造型和鼓饰牛纹、船纹和羽人，就与四川西昌“邛都夷”地区的铜鼓、广西西林铜鼓葬使用的铜鼓、云南“滇文化”的“石寨山式”铜鼓，多有相似之处。
为探求夜郎古国，考古工作者投入了大量心血。但让人遗憾的是，由于未能找到主体臣民或夜郎王族的墓葬群，所以一直难以获得圆满的答案。笼罩在夜郎古国身上的重重迷雾，还需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才能拨云见日。
西夏的东方金字塔之谜
你知道中国的“东方金字塔”吗？知道与宋辽并列的还有个显赫的西夏吗？知道那谜一样的王朝是怎样从历史上消失的吗？知道西夏在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多的记录吗……2001年年底，随着西夏考古史上规模最大一次的西夏王陵三号陵园考古发掘工作的全部完成，使号称“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再次引起世人的注目。
西夏的“东方金字塔”
1972年，在贺兰山泉齐沟一带，解放军某部队正在此进行施工，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出土文物。消息一经汇报，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立即派人前往查看。专家赶到现场，拿起几个被挖出的文物便大吃一惊：这里竟是史书记载的西夏王朝皇帝陵园所在地。“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对于考古界人士来说，这无疑又是一次重大发现。
专家们走进陵区，一座座圆锥状的陵墓映入他们眼帘，这些陵墓状如金字塔，气势壮观，令他们惊叹不已。但让专家们迷惑的是，西夏朝代共10个皇帝，末代皇帝没来得及修陵，当有9座陵才对呀！而目前只存有8座陵。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少了的一座陵是几年前被某炮兵部队当靶子轰掉了。
现存的8座陵，虽然在每个黄土堆周围都是断垣残壁，但每个都有10米高的陵墓，仍能使人想象出这里曾有过一个大“城堡”，显示着皇家的豪华与威严。专家们给每座陵墓编号，并确定3号陵为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的陵墓。
据专家介绍，当年这些“土堆”陵墓每建成一部分，便有官员前来验收。验收的方式非常独特，由臂力过人的弓箭手站在百米开外，对准验收的陵墓工程开弓放箭。若箭矢只在土堆上留下一个小点，工程即为合格；若箭矢“啃”掉了一大块泥块，等待施工人员的便是被处死的下场。所以每一个参加施工的人，绝对不敢掉以轻心。
西夏王国历史探秘
1.王陵存世悬案
西夏王陵一带，纵横交错着被山洪冲刷出的道道沟坎，但其地势平坦。这些不太宽也不很深的山洪沟里，生长着北方特有的酸枣树。树冠不大，但油亮厚实的绿叶却非常浓密，它们就像一条条绿色的丝带，点缀着那一座座高大突兀的陵墓，疏密相间地交织在方圆53平方千米的陵区里。
让专家们不可思议的是，偌大的一个陵区，没有一条山洪沟从帝王陵园和陪葬墓园中穿过。西夏建陵近千年，贺兰山山洪暴发不计其数，但沿贺兰山一线，仅有西夏陵区这片土地没有遭受山洪袭击。原因何在呢？至今也无人知晓。
2.西夏遭屠悬案
历史上的西夏虽为军事强国，但对宋朝也有依附称臣的时期。其原因就在于，西夏和周边国家为争夺疆土，进行了多次战争，有胜也有负。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企图灭掉这个已走向衰落的西夏王朝，于是统兵10万攻打西夏。西夏都城城内弹尽粮绝，守城军民大多患病，已无力抵抗这些虎狼之师。祸不单行，当年6月，西夏发生强烈地震，房倒屋塌，瘟疫流行。西夏“末代皇帝”不得已，派了名使节请求成吉思汗宽限一个月献城投降。
7月，在六盘山区清水县西江，成吉思汗在征途中身染重病，无力回天，黄泉路近，临终遗嘱：“死后暂不发丧。夏主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内所有兵民全部杀掉”。
不久，在清水县行宫成吉思汗病逝。蒙古军秘不发丧，怀着复仇心理，诱得夏主献城投降后，断然将其杀死。然后铁骑横扫西夏全境，肆意烧掠，彻底灭亡了西夏。
生灵涂炭的同时，西夏典籍也横遭劫灭。后来，元人托克托主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唯独不为西夏编修专史。到了明清时，人们对西夏已十分陌生，就连赫赫有名的西夏国书，此时也无人再懂，几乎成了一种“死文字”。这就让西夏成为“谜一样的王国”。
3.西夏文字神秘消失
在西夏立国之前，西夏王朝创制了自己独立的西夏文字。它是西夏党项人仿造汉字而创制成的一种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它笔画较多，形体方整，结构复杂，一字一音约有6000多字。在书写方式上，它也有草、楷、篆、隶4种字体。正如西夏人所称：西夏文字与汉字，“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西夏灭亡后，其文字仍继续使用，使用年限长达460多年。西夏文字在元代有着很高的地位，是六种被认可的文字之一。让人奇怪的是，后来西夏文字却神秘地消失了。
1908年4月1日，在内蒙古阿拉善沙漠，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发现了西夏古堡——黑城遗址。当他再次来到黑城后，发现了一种无人认识的字，柯兹洛夫称之为“神秘的文字”。1923年，柯兹洛夫在他著的《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一书中，宣布这种“神秘的文字”就是“西夏文”。
在黑城这座西夏时建造的古城遗址里，柯兹洛夫进行了海盗式的掠夺，将大批珍贵的文物带回了圣彼得堡，其中包括西夏文献8090余件，仅西夏佛经就达345种。还盗走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部珍贵的西夏文—汉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为整理这批文献的完整目录，俄罗斯学者整整花费了半个世纪。可见，被盗的西夏文献数量之浩繁。
4.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消失悬案
蒙古灭西夏后，元太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得到了西夏故地，设立了“西夏中兴行省”。公元1285年，元设“宁夏行中书省”，取西夏地区安宁之意，“宁夏”一名在历史上正式使用之始。
虽然入侵的蒙古军队对西夏居民“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采取了极其残酷的灭绝政策。但是，西夏人在亡国后并没有被杀绝。那么西夏灭亡后，作为西夏主体的党项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据考证，西夏灭亡后，关于党项人的去向，有如下几种说法：一部分党项人投降了金朝；一部分贵族投降了元朝；一部分党项人留居西夏故地；一部分不甘心投降的党项人远走他乡，到达四川康定本雅地区；另有不少党项族则通过不同的途径，分散迁徙到华北、西南、西北等地，散居于大江南北，融入华夏各族之中。在安徽省，就曾发现了两部互相印证的西夏后裔家谱，证明西夏后裔传承至今，并且已经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在岁月流逝中，党项人逐渐融合到藏族、蒙古族和汉族之中，党项族从此便消失了。
吐谷浑王国探寻
青海大地上曾崛起过一个强大的国家——吐谷浑王国。当年，吐谷浑的铁骑曾经征服了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南抵今青海南部，西至今新疆若羌，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的大片土地，国土面积达百万平方千米，在当时可谓泱泱大国。历经350多年的沧桑巨变之后，盛极一时的吐谷浑王国灭亡了。而在卷帙浩繁的典籍中，有关吐谷浑的记载却寥寥无几，仿佛这个曾经强大的王国真的被黄沙掩埋了。
这个王国真的存在吗？它又是如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的呢？
科肖圈祭祀坛的发现
20世纪80年代，在青海省都兰县，考古学家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古代陵墓，这一重大的考古成果为人们了解吐谷浑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当时发现的科肖图祭祀坛，最初被认为是一座将军墓，祭祀坛半腰的一个不规则的洞穴是盗墓者留下的痕迹。其后，文物专家在发掘中发现了草木灰，于是认定这是祭祀坛。祭祀坛以大石块垒成主架，约有10米高，坛周围也有用石块垒成的类似八卦图形的祭祀坑，再用一层土坯一层鞭麻累积堆砌，垒成台状，坑内随处可见灰沙岩陶片（据考证，灰沙岩陶是吐谷浑典型的制陶工艺）及各种兽骨，经碳-14测定，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
从远处看，科肖图祭祀坛不过是平地上突起的一个大土包，四周杂草丛生。然而，在其背面，就会发现这祭祀坛并非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是经过考古人员整理过的一个祭祀坛切面，从切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祭祀坛是由人工制造的土坯堆砌而成。
当年，王公贵族们意欲以敬献牺牲的方式向天地神灵显示自己的虔诚，于是他们就把科肖图祭祀坛当做祭祀天地的地方。然而，千年的沧桑不仅让曾经辉煌的国度和灿烂的文化成了过眼烟云，而且还湮没了那些曾经掌握国家和民族命脉的人们的奢望。而今，唯有这静默矗立在荒野的祭祀坛还在向人们传递着些微远古的信息。
揭开“九层妖楼”的奥秘
位于都兰县热水乡血渭山脚的“九层妖楼”，占地10240平方米，“妖楼”高27.8米，基座有160米宽。如此巨大的坟墓实在罕见，于是当地藏族群众出于敬畏，给起了个“九层妖楼”的诨名。后来考古专家将它命名为“都兰古墓1号”。
说起1号古墓的发现，还有一段故事呢。
1982年5月的一天，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苏生秀、刘小何、许新国到都兰芦丝沟考察岩画，夜宿在藏族牧民达洛家。达洛告诉他们，前面察汉乌苏河对岸有许多古墓，其中一个特别大，称为“九层妖楼”。
第二天，3个人趟过冰冷的察汉乌苏河，来到血渭山，在山前发现了1号大墓。经勘察发现，这座古墓以石块、砂、土混合夯打而成，夯层之间平铺着整齐的柏木，墓冢从上到下共有9层柏木横梁，顶部有明显的砾石堆积，这种墓葬与青海东部汉魏晋时期的砖石墓相差甚远。
由此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特别关注。令人高兴的是，在都兰境内，人们接连发现了2000多座古代墓葬，其中仅热水乡就有200余座。于是“见个土包就是坟”的说法在当地盛行。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灿烂文明的吐谷浑古国的神秘面纱一步步被揭开了。
吐谷浑王国是如何消失的
公元4世纪初，辽东鲜卑族慕容部落发生兄弟内讧，首领吐谷浑率700族民向东寻找安身之地。不料走错方向，一路向西直到内蒙古阴山脚下。西晋永嘉年间，吐谷浑再次率部西迁，从阴山南下，经陇山到达今甘肃宁夏地区。不久又向南，向西发展，来到了青海南部草原上。
吐谷浑部落来到青海，先与羌人杂居。至叶延王时（329～351年），他们征服了世居的氐羌，建立了国家，以祖父吐谷浑之名为姓氏、部落名和国名。
在“马领来的王国”都兰这块沃土上，吐谷浑内修政体，外联南北朝，国力不断强盛。由于国土正好处在丝绸之路南线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带来东西方的各种文化，为促进西方文化、中原文化和鲜卑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兴衰更替，这是历史的不变法则。不幸的是，吐谷浑最终也没能逃脱这种规律。公元664年，大臣素和贵叛逃吐蕃，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由此掌握了吐谷浑国内的虚实，指挥大军从身后杀来。于是，没有常备军队也没有正规法律（全国唯一的法律是“杀人盗马者死”）的吐谷浑难御强敌，国王诺曷钵败走凉州，乞求唐高宗帮助复国，高宗遂派薛仁贵率10万大军征西，不料唐军全军覆灭。
从此，吐谷浑传国21代后，成为吐蕃的附属国，蜷缩在柴达木盆地，直至南宋时，整个民族消亡。
禹王碑的奥秘
相传禹王碑是夏禹治水成功后亲自撰写刻立在南岳衡山的。禹王碑上镌刻有难以辨识的77个字符，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对其进行探究。禹王碑被辗转摹刻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禹王碑的现世和流传是我国水文化史上一桩奇特而又耐人寻味的现象。那么禹王碑又有那些奥秘呢？
禹王碑是怎么产生的
禹王碑，又称岣嵝碑。传说中禹王碑是树立在南岳衡山的岣嵝峰上，是禹治理洪水成功以后亲自撰写的。
禹王碑是怎样产生的呢？据说，大禹治水时，南抵湖南苍梧（今湖南宁远县九疑山下），登临南岳衡山，杀白马祭天。祭天夜，禹梦到绣衣童子送给他金简玉文。禹按照天书所述来治水，从而天下平定。为了感激天地，禹于是刻石衡山以铭志，表治水不移的决心。传说中的禹王碑就现世了。
“岣嵝山有玉碟，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这是晋代罗含在《湘中记》对禹王碑的描述；“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南朝宋徐灵期在《南岳记》中对禹王碑如此叙述。这些文字记载（西晋和南北朝时期）也是禹王碑的最早文字记载。
徐灵期和罗含二人所记碑石立存的位置不同，一说是在云密峰，一说是在岣嵝峰。他们之后，各路文人墨客所述碑刻立存的位置也各有不同。但从他们的零星记载可以推知，西晋时就有禹王碑之传闻，只是没有确证衡山禹王碑立存位置的资料。
南宋史料笔记大家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较详细地记述了禹王碑的来历：宋代嘉定五年（1212年），一个名叫何致的人到衡山找寻传闻中的禹王碑。在岣嵝峰下遇一樵夫，樵夫说曾见过一个刻有文字的石碑。当时何致就猜想樵夫所见的碑就是禹王碑。通过樵夫的指引，他沿悬壁淌溪水，穿陡山过深沟，几经周折，在衡山最高处岣嵝峰上，终于寻见了镌刻有不能辨识的蝌蚪文的碑石。
后来，碑文被何致摹拓下来，然后拓片被他献奉给转运使曹彦约。曹得到禹王碑的拓片，非常兴奋，立即派人登山查看原碑。但令人奇怪的是，派去的人虽然是按何致的路线上去的，但无论如何也寻找不到原碑刻。无奈之下，曹彦约就把何致所献的碑刻拓片镌刻在湘江西岸的岳麓山的峰顶上，然后又用泥土把它封了起来。
何致摹拓的碑刻拓片是为了取宠曹彦约而杜撰出来的，还真是夏禹的真迹呢？现在已难以考究。虽然曹、何给后人留下的“大禹治水工程亲自撰写”的碑石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它仍给古代的治水活动描绘了一幅奇异的画图。
据说，禹王碑在明朝才被人从泥土里挖掘出来。万历年间，岳麓山上的禹王碑被湖广提学副使管大勋摹刻成碑，树立在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上）。康熙年间，石鼓书院的刻石摹刻被刻到衡山的岣嵝峰上。这就是今天在岣嵝峰上人们可以看到的禹王碑。
那么禹王碑的身世究竟是怎样的呢？历代有关金石碑刻类册籍，如清代王昶编撰的《金石粹编》也仅收其碑文，但没有附注说明。正史中也未见有权威性记载，多为附会记述。明朝嘉靖大学者杨慎的《禹碑歌》的出现，使禹王碑真正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禹王碑的身世在《禹碑歌》中有诗句暗示。杨慎引用唐代大诗人韩愈的诗，在其序言中，不仅描述其字符的奇特，而且诗中还吟道：“事严迹密鬼莫窥，道士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汤，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猛悲。”从中可以看到禹王碑吸引了一代文豪韩愈，韩愈也曾亲自登上岣嵝峰寻觅禹王碑，但毫无结果，只留下一句“道士独上偶见之”的诗句。
大约在古代也有名人效应，由于韩愈的名气，关于禹王碑的诗就传开来，从而以讹传讹，似乎禹王碑存立在岣嵝峰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在杨慎的《禹碑歌》里，虽然它没有十分确切的记述，但后人在摹刻禹王碑时往往将《禹碑歌》一同摹刻。
南岳衡山在唐宋以前是否有大禹题写的“真迹”或者禹王碑现在已无从考证，成为千古悬案。虽然不能确定何致拓摹的禹王碑是否是大禹的真迹，但何致所拓摹的禹王碑应该是存在的，在岳麓山上至今屹立的禹王碑和史籍记载相符合。
谁解禹王碑文字
现今的禹王碑，竖排6行，5整行每行15字，第六行2字，总共镌刻有77个字符。碑刻字体十分奇特，非甲骨非钟鼎，非篆非隶，非草非楷，仔细考究也难以识读。
古代许多文人学士虽然费尽心机辨读，但终因不得要领而无一确定的结论。明朝嘉靖以来，杨慎十分热衷禹王碑的译释，他吸取前人的辨识成果，将禹王碑上77个字符释为古文。此外，诸家译释《禹王碑》的碑文，但大部分译释是相同的。这里介绍杨慎的释文如下：
承帝曰：“嗟，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知营形折，心周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哀，劳余伸少火，郁塞昏徙，南读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明朝嘉靖甲辰年（1544年），河南汤阴县周文王演易台的禹王碑，碑阴镌刻有杨慎的《禹碑歌》，原字符旁刻有杨慎的译释的文字。这段文字如此描述禹王碑的字符：“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弯漂凤泊孥虎螭。龙画傍分结构古，螺书匾刻戈锋锸。”
禹王碑字符为何如此奇特呢？对此，杨慎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以其学问“明代第一”的权威性和释文的合理性，将禹王碑77个难以辨识的字符译识为可读文字，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且得以流传。但是杨慎释文的依据是什么呢？人们至今也难以确定其是否准确。从繁杂的传说、浩繁的资料中揣测出禹王碑的含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杨慎释文的含义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从流传下来的碑刻资料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摹刻的禹王碑都附有杨慎的释文，由此可见释文被多数人所认可。
不管杨慎的译释是否符合原碑的含义，也不管禹王碑是否是水利先哲的手迹，但它显现了华夏先民赫赫功勋，记述了有史以来华夏先民征服全国性洪水灾害壮丽的一页，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强烈愿望和艰苦卓绝的抗争精神。它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一块璀璨的瑰宝，是中国古老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抚仙湖底的奥秘
抚仙湖又称澄江海，属于南盘江水系，是一个神奇奥妙的高原湖泊。湖水面积212平方千米，长31.5千米，平均宽度6.7千米。湖岸线长88.2千米，平均水深87米，最深处155米，是我国深度仅次于长白山天池的第二深水湖。“抚仙湖底有一个古城”，这是滇中一带流传了许多年的故事。这个古遗址建于何时，为何湮灭而沉于湖底呢？
在滇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仙人化装成叫花子，来到抚仙湖摘蛟，得到一对好心的老夫妇照顾。临别时，叫花子告诉老夫妇：“如果见到石狮子眼睛发红时，不要回头，赶快往山上跑！”
有一天，正如那位仙人所说，石狮子的眼睛果然发红了。夫妻俩牵着家中仅有的一头猪赶快往山上跑。随后他们的家乡顷刻间就被洪水淹没了。当他俩再也跑不动时，洪水也奇迹般地停了下来。老两口存活下来，而他们家乡的邻里亲朋顷刻沉没于海中。沉到海里的就是原来的澄江县城。据说，澄江的名称，就因此而得名。
寻找水下古城
湖中究竟有无古城呢？
现代水底摄像技术和潜水技术的出现，使得这一古老的传说，从传说进入到了取证阶段。要想揭开水底古文化遗址的神秘面纱，就必须对水下古遗址做多学科的综合考察。
2000年末到2001年初，当地政府和云南日报社先后两次组织了潜水人员及地理学家赴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的活动。
在第一次潜水取证中，在抚仙湖东北岸边——今老阴地、大石洞、渔户村、篙芝符、大湾一带抚仙湖的湖水中，水深约8～25米处，潜水员发现有大小不等散落的石料。这些石料都被人工加工过。从水下录像观察，湖底似乎有人工凿刻痕迹及光滑圆孔，也有2米多长的巨大石板。潜水人员在水下还看到，无数散落的粗加工石料以及一条长度约200米，高约9米的石墙。石料上的斑斑青苔，述说着石遗址古老的历史。潜水人员介绍这是一个宽约40余米，长约700米的水底石建筑遗址。他推断这可能是汉代俞元县的县城。
第二次考察时，工作人员看到了人工粗加工过的石材，小的约30～40厘米见方，大的约50～60厘米见方。这一片遗址的面积较大，它们都密集地堆放在湖底。其石料粗糙的程度和打制的方式与云南古长城的石料相似。这表明这一遗址是比较原始的。同时，考察人员指出，在声呐图上标明的倒塌堆积的水下石料遗址，其建筑材料和街区的排列表现出了南北中轴线的痕迹。从建筑石料的加工程度和体量来看，可以推断这里是一个一般建筑的居住区。
离开这一古遗址堆就是一片平坦的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平地，潜水人员希望找到这遗址堆的边沿。这样走了40米左右，突然见到大型的古巨石堆积。长的石料估计足有约30～40厘米厚，60～80厘米宽，2.2米长，石面平整、加工精细。
这大型基址，像一排排倒塌了的石墙，又像一条古路。这个水下遗址，在边沿粗加工石堆附近堆积较薄，而在大型巨石堆附近堆积得很厚，它的面积比上一个水下遗址小。由此可以推断，这里在以前是高级建筑区，是当年身份地位较高的人生活和居住的地区。同时在大石遗址的周围也散落着许多许多粗加工过的石料。
前行了不久，工作人员又发现地面有许多分布得稀稀拉拉建筑用的石块，散落满地。总的印象这里是当年的贫民区。石块体量小，一开始是完全没有加工的自然石，这是城外简陋的建筑物倒塌的痕迹。但再走一程又发现了散落堆积的粗加工的石料。
地理学家结合水上的地面定位，希望潜水器声呐能够分辨出水下遗址的分布区，从而绘制出此古文化遗址的分布示意图。再将水下各处所见的遗址面貌在图上复原定位。
经当地文管部门的同意，在水下工作的最后时刻，在“贫民区”遗址散落的地面上，机械手拿起了一块四方形的建筑石料。这块建筑石料是判断此遗址的重要研究资料。
通过对水下遗址的考察，我们不难想象这一遗址原来在地表时雄伟古朴的姿态。战国末期至西汉，汉族已经一批又一批进入晋宁地区及滇池，谷昌城，滇王故城也在滨池周围出现。可是，在这一古遗址沉没水底时，看不到地面有陶瓷片。同时在那么众多塌陷的建筑材料之中，此水下古遗址始终没有见到一砖一瓦。由此可见，此古遗址沉没水底时，那时建在这里的往宅还没有砖瓦，其建筑用材的风格表现出突出的地方性和民族性。这给水下古遗址的年代断定带来了困难。
古城未解之谜
抚仙湖是云南典型的一个地堑盆地，是断层陷落而形成湖泊中最深的一个，也是断层活动最活跃的一个。对于抚仙湖来说，断层陷落活动和地震活动有时是互相联系的。
是什么原因使石建筑的文化遗址沉入湖底呢？
答案无非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地震活动中的山体滑坡使抚仙湖水位上涨，使抚仙湖出水口地势抬高，从而淹没湖边的聚落城市。第二种可能是地震引发的断层陷落活动，使此聚落城市陷落入湖水之下。
抚仙湖是一个新构造运动强烈活动的湖泊，进入人类历史时期仍然活动频繁，将抚仙湖附近城邑村落陷落入湖中已经不止一次。如最近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大地震将河阳县震毁，将矣渡村陷沉入湖中是有碑文记载和地方志记录的。这个矣渡村的建筑是用土夯实的墙，它是汉族进入本区之后形成的，村里泥土松散，震倒入水，现在湖底水中已无踪迹了。
再往上推，此传说中的“古城”断层陷落湖中是什么时候呢？在未找到与此遗址相连的文化包涵物之前，用地震引发断层陷落的推断是在公元110年10月3日，即后汉安帝永初四年甲申益州郡大地震。当时震中在今江川、通海、澄江一带。那地震是否与抚仙湖底水下遗址的形成有关呢？一切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敦煌藏经洞为什么封闭起来
敦煌，这曾是一块被历史特别眷顾的地方，也曾是一块被历史深深遗忘的地方。这个地方拥有着众多充满色彩与韵律的象征符号，当破译出的这些符号回响着中古时代文明的声音的时候，人们传扬着这样一个名字——敦煌。敦煌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因为在该窟发现了约5万卷经卷遗书而得名，并震动世界。由此在世界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然而藏经洞是何时封闭的呢？其原因何在呢？
敦煌历史探寻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部，与武威、酒泉、张掖并称为河西四镇。敦煌之名，大约在匈奴、月氏等游牧河西地区就存在了。公元前138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时就得知了这块“风水宝地”。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也有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因此，有学者认为“敦煌”也许为匈奴或月氏语的音译。东汉应劭将此解释为：“敦，大也；煌，盛也。”可见，从一开始，历史就给敦煌注定了其“大而盛”的辉煌地位。
在中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敦煌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繁荣的国际都会之一。由于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比较频繁，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五代，敦煌曾经汇聚了东西方的多种文化，而藏经洞——敦煌莫高窟的第17窟恰恰为这一丰富多彩的历史作了见证。这就是我们在藏经洞中不仅看到有汉文文献，还有回纥（维吾尔）文、藏文、粟特（中亚古代民族）文、梵文、于阗（和田）文等文献材料，还有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儒家经典的典籍和有关拜火教的记载。
然而，因为中原王朝的文化、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北宋王朝开始，陆上丝路渐渐被海上丝绸之路取代，尤其是明朝将敦煌弃置于嘉峪关之外，经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道路也改从嘉峪关到哈密。于是，敦煌地区日益荒凉下来，甚至成为从吐鲁番地区来的维吾尔族人放牧的场所。数百座石窟中精美的壁画和雕塑，任凭夜以继日的风沙的吹拂。敦煌城东南鸣沙山麓的莫高窟，也成为牧羊人憩息的地方，渐渐为人们遗忘。
封闭之谜藏经洞
100多年前，中国正处在日渐衰落的清朝末叶。敦煌石窟远离了文化和政治中心，根本没有受到中国政府和学者的注意。偌大一个莫高窟佛教艺术宝库，就由一个云游而来的道士看管着。然而，此时充满冒险精神的各种类型的西方探险家，已经开始注意敦煌莫高窟。
1900年前，匈牙利的洛克济、法国的邦宁、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人，都曾走访过敦煌千佛洞。但他们没有特别留意于莫高窟的艺术价值，主要是探察地理。真正使敦煌石窟蜚声海内外的，是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开始的。
1900年6月22日，看管敦煌石窟的王道士让人清理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甬道北壁后有洞。“道士夜半与同伴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也就是直到此时，藏经洞才开始为世人所惊叹，进入人们的视线之中。
那么，藏经洞是何时封闭的，其背后又有何原因呢？80年来中外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致有3种观点：
第一，废弃说。在藏经洞中所藏的一些包裹中，人们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汉文残页，还有木轴、带木轴的残经卷、布包皮、丝带、丝织品做的绢画残片、还愿物等。据此，有人认为这些东西是从敦煌各寺院中搜集来的神圣废弃物。藏经洞就是堆放它们的处所，并根据所见绢画题记和写本最晚者为10世纪末的情况，推测洞窟封闭是在11世纪初叶。
第二，避西夏之难说。法国人伯希和是最早论及藏经洞封闭时间及原因者。他在《敦煌石室访书记》中说：“西夏是中国西北的党项族，于北宋初年建立的政权。”1341年，西夏占领了敦煌以及整个河西走廊，并在该地区统治达35年。藏经洞中卷本无一作为西夏文字者，且全洞出土卷本所题年号最晚为1002年（宋初咸平五年），故推测其封闭应当在西夏占领敦煌及整个河西之前，莫高窟僧人为保护经卷，逃避西夏兵革的破坏，故将大批的文物和写经封藏于洞中，并在洞壁外加像饰以作伪装。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阎文儒均以及古文字学者罗振玉持有相同的观点。
第三，避大食之难说。大食信仰伊斯兰教，是唐宋时期崛起于中亚东部的阿拉伯国家。大食势力在北宋初年向东扩张。1006年，攻灭于阗（今新疆和田），并继续向东进军。当于阗沦陷以后，因为于阗和敦煌有姻亲关系，大批于阗人东逃到敦煌，并把大食王朝灭佛的事情也带到敦煌。当时驻守敦煌的僧界、军、政官员，为防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大食王朝进攻，摧毁佛教文物，故而将其封藏起来。
方广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教授，他认为这一批文书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是藏经的真正原因。有4点理由：一是佛经经过长期使用以后，会有破损，对不堪所用的不允许抛弃，而需另行收藏；二是中国人有惜字纸的传统，废旧者不忍抛弃；三是宋初四川的刻本经典传到敦煌，朝廷又颁赐金银字藏，敦煌经典因之大为丰富，于是产生了淘汰旧经卷的需要；四是敦煌寺庙经常清点寺内的佛典及各类藏书，汰旧更新。清点后将破残无用的废纸、文书与经卷以及旧画佛像等封存于第17窟。
总而言之，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和原因至今仍是一个不解悬案。只有通过进一步挖掘有关资料，敦煌藏经洞封闭的真正原因才会被揭开。我们盼望着、期待着这一神秘之旅、历史悬案早日被解开。
武则天无字碑之谜
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武则天了。这不仅是因为她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更重要的是她登上帝位的艰险曲折历程以及她统治时期的政治风云。然而正是这位生前个性张扬，喜好表现，动辄就用文字来炫耀自己功德的女皇帝，死后却只留下一块无字丰碑。女皇为丈夫树碑立传，为何为自己树碑而不立传呢？这块静默于墓东的“无字碑”为武则天乾陵笼罩上了一层迷雾。千百年来，人们对此的说法莫衷一是。
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武则天（624～705年），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14岁时，她被唐太宗挑选入宫为才人，太宗死后她被逼削发为尼。唐高宗即位以后，复召她入宫，拜其为昭仪，进号宸妃。公元655年（永徽六年），高宗立其为后，开始参与朝政，与高宗并称为“二圣”。
公元683年，高宗李治逝世。此后，长达23年的武则天时代被写进了中国历史。弘道元年（683年），唐中宗即位后，她临朝改制。第二年，她废掉唐中宗，另立唐睿宗。载初元年（690年），她又废唐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元天授，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
高宗在位时，她曾上书建言12事，包括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等进步的主张。而在其亲临执政的半个世纪中，她秉承了唐太宗贞观之治的遗风，又对旧士族、大贵族和大官僚集团给予沉重的打击，并通过执行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武周政权建立后，她设置北庭都护府，还收复了安西四镇。武则天非常重视著述，召学士先后撰成《古今内范》、《少阳政范》、《孝子传》等书，另有《垂拱集》、《金轮集》等著述。
但是，武则天也有不少消极的行为：她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打击政敌的过程中不免滥杀无辜；重用武氏宗人；而官吏的增加也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高宗去世后，像历代男性帝王佳丽三千一样，武则天给自己找来一些威武雄壮或年轻貌美的男性“妃嫔”，这使得儒家官僚和学者们痛心疾首。武则天晚年最宠爱的男妾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皆因年少英俊而得宠幸。武则天每次在内殿饮宴，就会率领诸武及二张欢饮嬉戏。当时她年纪老迈，政事多假手于张氏兄弟，二张权倾朝野，终于激起众怒。
公元705年，即神龙元年一月二十二日，张柬之等人联合右羽林的李多祚大将军发动政变，诛杀二张，逼使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复位，尊武氏为“则天大圣皇帝”。后人因此称她为“武则天”。同年11月，武则天死于上阳宫仙居殿，死前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时年83岁。
第二年五月，她与高宗合葬于乾陵，她的墓碑与陵园西侧颂扬高宗文治武功的“述圣记碑”、“功德碑”比肩而立。整座碑雕刻精细，高大雄浑，不失为历代石碑中的巨制。该碑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碑东西两侧各刻有冉冉腾飞的“升龙图”一幅，碑头刻有8条互相缠绕的螭龙，其神态飘逸若仙，刀法娴熟，身躯矫健扭动，线条流畅，其狮昂首怒目，威严挺立；阳面是一幅狮马图线刻画，而马则屈蹄俯首，悠游就食。
无字碑探索
这位打碎封建时代的桎梏，冲破男尊女卑的罗网，生前唯我独尊，一跃登上皇帝宝座，治国安邦的女豪杰，在其死后却只留下一座无字之碑，实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据说初立的石碑上未刻一字，后人所加文字也是模糊不清，斑驳若离。《乾县新志》中记载：“向无字。金元后，往来登眺，有题咏诗篇刊其上。”《雍州金石记》载有：“碑侧镌龙凤形，其面及阴俱无字。”只是从宋代起碑上才有了字体具备、笔力险峻的题刻。
这块异乎寻常的空白石碑对武则天有何意义？其用意何在呢？
1000多年来，人们对这块无字之碑不断猜测探究，却莫衷一是。纵观百家之说，大致有以下4种观点：
第一种说法是：在武则天执政期间，社会稳大，非文字所能表达。正如明代一位无名诗人在无字碑上所写：“乾陵松柏遭兵燹，满野牛羊春草齐。惟有乾人怀旧德，年年麦饭祀昭仪。”一块小小的石碑又怎能记下这卓越的功绩呢？
第二种说法是：武则天聪颖机警，一生常做惊人之举，她留有遗言：“己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有学者指出：“从唐中宗起，陆贽、李绛以及清代赵翼等人都很尊重武则天，对她评价很高。”认为唐太宗为盛唐打下了基础，而“武则天则巩固和发展了这一基础，没有武则天起作用的50年，也就没有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武则天对唐朝的历史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也不能以偏概全。武则天的错误也是严重的，尤其是其统治后期，朝政腐败，新贵形成，对历史的前进起了阻碍的作用。”功过相掺，故“武则天是个聪明人，立无字碑立得聪明，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
第三种说法是：根据宋代著名学者朱熹的《通鉴纲目》和欧阳修的《新唐书》等史籍，吕思勉、岑仲勉等隋唐史专家认为武则天“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际，无丝毫政绩可记”。因此她立“无字碑”是自知篡权改制，荒淫无道，滥杀无辜，无德可载，无功可记，与其贻笑后世，不如一字不镌。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无字碑乃是她的儿子李显的主张，武则天生前并没有考虑自己的碑文问题。唐中宗李显虽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但当初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武则天废黜皇位，贬逐出京。他在武则天的淫威下惶恐度日，几度险遭毒手，饱受折磨经历的中宗，重登皇位后既不能公开发泄对母亲的憎恨，也不愿对她歌功颂德。干脆一字不刻，为武则天留下一块“无字碑”。同时，武则天的长子李重润、女儿李仙蕙都因出言不慎被武则天处死。部分史学家认为中宗可能将武则天在世时撰写的她的《垂拱集》以及碑文等珍贵史册一并埋入了乾陵地宫。
关于无字碑的秘密，世间众说纷纭，每一种说法都是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了“那一个”她。其实这些说法各有千秋。如果我们组合所有这些方面组合的话，或许能够深入了解到一个完整而真实的武则天。
什么原因导致北京古城墙没有西北角
翻开《北京交通图》，很容易就看到一条环形的线路像窗格似的镶嵌在北京城的正中心，把北京城分出城内城外。它就是二环路，北京古城墙遗址的位置。巍巍北京古城墙，由内外城两个矩形组合而成。但令人不解的是，内城没有西北角。有人说是自然原因，也有人说是为避免杀身之祸，而去掉了一角。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呢？
缺角的北京古城墙
北京古城墙经历了7个世纪之久。始创于元代，建成于明代，沿用于清以至民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今天，古城墙已不见踪影，被二环路占据了。
据说，城墙全部为版筑的夯土墙，周长60里，墙高8米，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有10米以上。古城墙呈“凸”字形。
明代的城墙是在元大都土城的基础上不断修筑而成的，并且一直保留到了解放之后。明代修建北京城大致可有4个时期，前3个时期主要是内城的修筑，最后一个时期乃是扩建外城。
洪武初年，为了防范北遁的元贵族卷土重来，明王朝开始了对元大都城墙的改造工程。在元大都北城墙的南面5里处，重新筑起了一道城墙：“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
嘉靖年间，蒙古人屡屡进犯。尤其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骑兵由古北口入塞，掠北京周边之州县，并攻至安定门外的教场，所到之处“杀戮居民无数”。在此严峻的形势之下，修筑外城以卫京师已属势在必行了。因此在嘉靖二十九年底，修筑外城的工作便开始了。本来打算“相度京城外，四周宜筑外城约七十余里”，但因财力不足，工程艰巨等原因，施工中临时变卦，决定“止先作南面，待财力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计”。这样一来，便从南面开始，费时仅半年，北京南面的外城就修筑完成了，整个外城周长28里。
外城筑成以后，北京城墙便呈“凸”字形了。外城在下，东西各宽于内城一里有余，更呈长方形了；内城在上，平面呈东西较长的长方形。心细的人会发现，古城墙没有西北角，西直门路段就像方形桌子被砍去了一角，与东直门有所不同。
据记载，巍巍北京古城墙在元代时是“城方如印”，即方方正正的。到了明代，皇城、外城和内城均有缺角现象。从整体布局上看，似有缺憾之处。内城没有西北角，破坏了北京城整体的对称性。
北京古城墙历史说法
对于北京古城墙缺少一角的原因，人们都莫衷一是。从卷帙浩繁的史书中，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去找谜底，但原由事理各有所云。内城的重修是在明代，从明朝卷帙浩繁的史书中，也没有发现关于古城墙西北缺角的记载。有人说是自然原因，也有人说是为避免杀身之祸，而去掉了一角。
对此，我国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曾这样解释：当初城墙是按矩形设计的，工程设计师们千方百计地想把矩形图案的对角线交在现在故宫的金銮殿上，以表示皇帝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但由于自然原因，最终还是偏离了金銮殿。为避免杀身之祸，他们只好去掉一角，这一角就是西北角。
相传，明朝建筑北城墙时，西北角修建为直角，但不知何故，屡建屡塌，前后百年间，不知道修建了多少次。出于无奈，最后建为斜角。这一传说，在卫星照片上得到了初步证实。
近年来，地质工作者在研究地球资源卫星照片时，发现北京内城墙西北角处，有一条地层断裂带，定名为车公庄——德胜门断裂带。如果明代城墙建为直角，则刚好穿过断裂带。
可是，当时的建筑者了解断裂活动吗？掌握地质科学吗？还仅仅是凭经验行事？
社会学家对这一自然现象有一番传统观念上的解释。社会学家们认为，古代内城墙西北角为斜角，既有自然因素，也不能排除社会因素，是中国传统的“抑盈扬谦”观念在起作用。
我国古代流传的一种说法，认为西北方向是一个缺口。如《天文训》讲八方吹来八风，西北方向吹来的风称不周风。西汉刘安写有《地形训》，认为大地八方有八座大山支撑着天体，其中支撑西北方向的山叫不周山。东汉班固解释为，不周就是不交之意。按这种解释，西、北两个方向，而应有缺口，不应该互相连接。
无论是社会因素，还是自然因素，把内城外城连在一起，都是为了使西直门成为一个活角，使其吞吐呼吸顺畅。从西直门起点呈放射状的向外延伸出去的道路，给城内创造了一个逢凶化吉，绝处逢生，柳暗花明之地。
可是，元代城墙西北角为90度，这已经被卫星摄影的透视所证实，而且明代的其他建筑似乎也没有让西北角留有缺口。既然是传统观念在起作用，那么明代以前的城墙为什么都垂直相交，是直角呢？
究竟是自然因素在起作用？还是由传统观念所决定的？我们只有静待科学家们继续去探索和研究了。
谁能破译“红崖天书”
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断桥乡龙爪村东南的晒甲山西侧岩壁上，有一块长约100米、高3米的土红色的石壁，上面分布有20余个非镌非刻、非阴非阳、似隶非隶、似篆非篆、形若古文的符号。字迹红艳似火，虬结怪诞，这就是被世人称为绝世悬案的“红崖天书”。自明朝弘治初年被发现以来，迄今500年来尚无一人能够真正地破译。
神秘的“红崖天书”
晒甲山也常被称为红岩山，而“红崖天书”也称为红岩碑。
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前后，最早关于红岩山及“红崖天书”的文字记载出现了。《贵州图经新志》中，有关红岩山的初步记载：“红岩山，在永宁州西北八十里。近山间居民，间闻洞中有铜鼓声，或岩上红光如火，则是年必有瘴病。世传以为诸葛武侯驻兵息鼓之所。”贵州巡抚郭子章在明万历年间撰写的《黔记》有“永宁有诸葛碑”的文字。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贵州普安州（今盘县）诗人邵元善写了一首《咏红岩》：“红岩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丈。参差时作鼎钟形，腾掷或成飞走象。诸葛曾闻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
当然，关于红崖天书的记载远远不止这些。这些著述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红岩山，但他们大多只是说到岩上红光如火，并没有说到这似火的红岩究竟是什么东西。红崖天书的最早文献是邵元善的《咏红岩》，因为只有它真正涉及红崖天书。
悬赏百万破译“红崖天书”
在邵元善的诗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红崖天书”的形貌，而且还能了解红崖天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破译说。邵元善认为“红崖天书”是当年“诸葛与夷人诅盟的图谱”。也正是从邵元善开始，人们掀起了“红崖天书”破译的第一次高潮。随着年代的推进，紧接着，人们掀起了“红崖天书”破译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高潮。
清道光、光绪年间兴起了第二次破译高潮。
那时候，民间兴起了一股猎奇热、收藏热。在这种情况下，“红崖天书”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里，人们经常性摹拓，并随意地增添内容。比如，为了附庸风雅，贵州提督余印川在上面写上去的草书“虎”字，与原来的“天书”的内容混杂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这样一来，严重地损害了“红崖天书”。
近10年来兴起了第三次破译高潮。
1995年3月18日，贵州安顺地区行署公开对外宣布：“悬赏百万元，破译红岩碑。无论哪省哪国人士，只要能全文翻译红岩碑，并获得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就将获得安顺地区行署的百万奖励。”这一消息一经媒体披露，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大学生、专家、学者等纷纷兴起了破译热潮。
1999年11月，江南造船集团公司林国恩高级工程师发布了他的最新破译。他的破译说认为，1402年（明建文四年），建文帝被朱棣篡夺了皇位，逃到贵州后，使用变体组合文字所书写的讨伐朱棣篡位的檄文，这檄文即是“红崖天书”。
他的译文如下：“燕反之心，迫肤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凰（御制）。”当时许多学者赞同林国恩的破译说。因为据有关史料记载，“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为避灾难的确逃遁到了贵州某地出家隐居，从而在一定的时期里。他的说法具有很强的可信度。
2002年3月，一位南京的刘女士声称，她通过6年的努力后，对“红崖天书”有全新的理解。她认为，“红崖天书”只是一些象征性的符号，并不是什么文字记载，而这些符号反映了明朝燕王朱棣的宫廷政变。然而，这种说法与林国恩的说法大同小异，只不过，刘女士不把“天书”当做文字来理解罢了。
在《贵州文史丛刊》上，一位叫周继厚的专家通过实地考察后著文指出，关岭晒甲山的“红岩碑”上的斑斑红迹是自然界固有的，不是什么人类涂写上去的，这些在变化中的斑斑红迹是碳酸盐沉积岩的风化现象，不是什么人类所写的文字。在远古时期，关岭县一带在地质史上是寒武纪康滇古陆东面的歇湖区，大量被水冲来的或溶于水的各种有机质和矿物质大量沉淀于湖底，经过许多年的地质变化，水退后，这些沉淀物通过风化、高温常压、某种火山和生物作用形成了沉积层，再经过不断的风化改造，就变成了如今的样貌。
在三次“红崖天书”的破译高潮中，总共得出了五类四十说之多的破译：天然岩石花纹类、符类、图谱类、文字类、神秘天书类。其中，尤以文字类的破译者居多。
红崖天书为什么说是永恒的不解之书
在晒甲山附近的断桥乡龙爪村，有一首民谣一直流传着：“红岩对白岩，金银十八抬，谁人识得破，雷打岩去抬秤来。”虽然这民谣有些玄虚，可它似乎又暗含着某种颇有意味的东西。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真正地识破“天书”，进而得到那十八抬金银。
难道这“红崖天书”真的就成了永恒的不解悬案吗？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贵州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宋世坤认为，迄今为止，对于“天书”，贵州考古界没有任何专家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性文章。没有古文献作参考，那些符号太玄了，根本就无法辨认。并且，他还推测，“天书”与诸葛亮南征之说无法扯上关系，它的书写时间不可能“太早”。
据说，曾经破译过甲骨文的考古学家郭沫若也曾对“红崖天书”颇感兴趣，但令人遗憾的是，他通过研究后也未得到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碑刻专家赵超也表示，学术界对于“红崖天书”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看法。由于“红崖天书”年代比较久远，又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所以现在的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
莫非，这“红崖天书”真的从此就成了不解悬案了吗？
南京城墙留下多少谜底
经历了600余年沧桑的南京明城墙，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无数人关注的目光。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去关爱、去发现它独特的美。南京城墙留下许多谜，有的谜底已随历史的风云永远逝去，有的还待人们去破解。
那么，南京城究竟有哪些谜让我们一直追寻下去呢？
违背古制的皇宫选址
公元1366年，“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于钟山之阳”。然而刘基所卜“新宫”位置却偏于城东一隅，在燕雀湖的湖心。
这样的选择与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有两点是相悖的：
第一，百姓卜地相宅，不能居于低洼之处，更不用说选择都城和宫址了。
第二，古代中国的都城是讲究格局的。首先，都城格局的一个重心是皇宫必须安排在全城的中心位置上。其次，都城格局的两个基本点是“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最后，都城必须是按中轴线对称铺开的道路，居中的皇宫应位于中经中纬大道的交会之地，城门则直对着主干道，并由此衔接城外的道路，形成经纬交叉式道路网。
朱元璋出身平民，没多少文化，因而不受历朝历代礼制桎梏的约束。朱元璋构筑南京城时最先建造的是南京皇宫。皇城偏于城东一隅，距外城很近，不利于防守。实际上，在规划南京城时，朱元璋及其幕僚应该是经过缜密思考的，不仅仅考虑风水一项。政权与风水，后者是为前者来服务的。
如果在城西建皇城，则离长江太近，对军事防守不利。综合权衡得失利弊，只有将建皇城的地址选在城东——“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延亘周回凡五十余里，规制雄壮，尽据山川之胜焉。”
“新宫”背倚钟山，可作天然屏障；东环平岗，无须重兵防守；西临扬吴城濠，涓涓青溪流经宫墙之下；南凭秦淮，以便引水入濠。这里与闹市隔绝，钟灵毓秀，独处一隅，山环水抱。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将皇宫造在市中心所不能比拟的。
同时，皇城背后有富贵山，山下设有可供禁军驻守的小教场。“京城内外置大小教场，分教四十八卫卒。洪武四年，士卒之数，二十万七千八百有奇。”这段话是说为了弥补距外城太近的缺陷，京城设有48卫所，屯驻重兵控制城外险要地段，加大了南京城在东南方向的梯次配置，这对南京城的防守是有重要作用的。
然后，他们为了增加防御的纵深性，又建造外廓。这是有违古制的。虽然皇宫地处低洼和偏于一隅之缺陷均迎刃而解，但宫城建好后，地基很快就下沉。这也是朱元璋事先没有想到的。
明皇城偏于一隅，虽然有违古制，但其布局却是遵守古制——整齐划一、十分壮观的。然而，朱元璋又没有全盘照搬古制。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认为，明皇宫总结了前代经验，布局上做了划时代的调整：“第一，右社和左祖更加明确，置于午门外宫城内两侧，突出了它的地位。第二，宫城的东、西华门和两门之间的横街，东西两旁配文华、武英两殿，封闭了后宫，从宫城的中部移向南部，放在前朝的南边，加强了中轴的对称感。第三，皇城承天门至洪武门两侧布置中央官署，其间设千步廊。”
这种布局后来直接影响到明成祖朱棣建造的北京宫城和皇城的布局，他们是照搬南京城的。在《明实录·太宗实录》中有：“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
南京城墙为什么形制不规则
明南京城墙形制不规则，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特例，这是为什么呢？对此，有如下的一些说法：
军事需要。平民出身的朱元璋是靠战争夺取天下的，因此，军事需要就成为南京城墙修筑的重要指导思想。“高筑墙”是明初重要的防御思想，其具体做法就是“依山傍水”，利用现有的地形构筑城墙，达到最大的防御效果。朱元璋在京城城垣的设计上，部分采纳了都城以矩形为主的古制。明南京城垣包含了南唐和南朝矩形城址，同时向东扩建的皇城，也为矩形，向北避开玄武湖，向西错开，扩大形成了另一个矩形。北半城沿着自然山水走势筑城，把城西一系列小山丘如石头山、古平岗、马鞍山、华严岗、四望山包含在内，将鸡笼山、狮子山、覆舟山、富贵山等山脉制高点全部括入城内，并把前湖、玄武湖和琵琶湖，分别作为护城河。西南两面则以外秦淮河为护城河。毫无疑问，这样的都城布局最有利于军事防御。
皇权至上思想。关于京城城墙的形状，有的说它为“目前所见到的壶状（葫芦、瓶）形态”，隐喻了道教以壶天、壶中为圣地，以壶公为神仙的思想；有的说它“周边随着地形曲折围合而成，其总平面西北窄，东西宽，呈宫扇形”；还有的说它“呈非方、非圆的不规则多角不等边的粽子形”；更有人认为，它依照天上的星宿布局，十三个城门对应了十三个南斗北斗星，体现了朱元璋“皇权至上，永为人主”的欲望。
其实，新设的城门放置何地，均有其内在的原因。如介于石头、马鞍二山之间的定淮门，是明清时柴草交易场所，也是大江南北的交通要道。太平门在富贵、覆舟二山之间，明代司法机构及明初常遇春、李文忠、徐达等功臣墓均在钟山之阴，都需从这里出入。朝阳门是通孝陵的必经之路。仪凤门在狮子山西侧，是出入长江必经之路。明初，特别是刚占领南京时，朱元璋及其将领还是一帮农民起义军，他们更注重实用，他们完全是根据作战的经验和防御的需要来修筑城墙。即使他们受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影响，但朴实的实用理念仍主导他们的思想。可见，所谓南斗北斗，并没有多少令人信服的根据。
南京城为什么不设马面
马面，即敌台，因其是突出于城墙而又和城墙连接，状如长条马脸，故有此名。敌台是北京内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同一时期建造的南京城墙却没有设置敌台，这是为什么呢？
敌台突出于城墙，以一定间距设置，间距和当时弓箭兵器的射程有关。敌台是城墙沿线防守的有力支撑点，可用侧射交叉火力消灭各段城墙死角。敌台分虚台和实台两种，长城八达岭附近采用的是虚台，北京城采用的是实台。实台可向正面和左右两侧方向进行射击，突出的三面设有女儿墙。南京城墙是弯曲状，有利于侧防，因而没有设置角楼和闸楼，也未构筑敌台。这就是明代在北京城墙修筑马面，而在南京城墙没有修筑马面的原因所在。
大清龙脉在哪里
《鹿鼎记》是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寻找大清宝藏的故事。最后，主人公韦小宝不仅获得藏宝图，而且还知道宝藏所在的具体位置：关外的大清龙脉所在地——鹿鼎山。
金庸的小说常常有史实为依据，那么大清的龙脉在不在关外？关外到底有没有鹿鼎山和宝藏呢？
大清龙脉的传说
直到今天，在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仍然流传着许多有关大清龙脉的传说。
传说有一天，大明万历皇帝正在北京故宫豪华的金銮殿上寻欢作乐，突然发现东北天空一片腾腾紫气，像来自关外的股股杀气。风水先生预测东北地区出现了真龙天子，于是万历皇帝就派了大批风水先生到辽东破龙。在辽东，一共破了99条龙。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建都后，开始南征北战，掠城占地。明王朝看到斩断龙脉仍然压不住努尔哈赤的铁骑，于是派出了重兵围剿。在离赫图阿拉城以西80千米外的萨尔浒村，展开了决战。
这一战生死攸关，非同小可。经过五天五夜的生死决战，努尔哈赤6万余人的八旗劲旅把号称47万的明军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努尔哈赤取得了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明王朝从此进入了被动防御的时期。于是，努尔哈赤带领他的八旗子弟，从地处长白山余脉的都城赫图阿拉，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辽沈平原，进逼山海关，最终他的子孙们进入山海关内，攻破北京城，坐上了紫禁城的龙座。
在新宾县城里，有许多以“兴京”命名的店铺、学校、街道和宾馆。据了解，兴京是新宾的前身。“兴京”的“兴”字，其含义就是兴起的地方，因为这里是清朝发祥的原点。
大清皇室的祖陵——清永陵，位于新宾县城以西20千米处的永陵镇。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远祖、曾祖、祖父、父亲和他的叔父、伯父被埋葬在这里。清王朝在关外有三座皇陵，由于清永陵辈分最大，从而被称为关外第一陵。
如今，在清永陵以东8华里的苏子河边，坐落着大清王朝的缔造者努尔哈赤的雕像。雕像的背后是当年被称作兴京的赫图阿拉城，当地人习惯叫它老城。“赫图阿拉”是满语，是横岗、山冈的意思，赫图阿拉城也就是横岗上的城。400年前，在这里，已经58岁的努尔哈赤黄袍加身，登上大汗的宝座。赫图阿拉城虽然不像北京城那么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相比之下，甚至可以用简陋来形容。但是，作为都城的要素，它却一应俱全，属于京城的规格。在这里，努尔哈赤创制了满文，还创建了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
在确定自己的都城和皇家陵寝的时候，每一个朝代一般都要请风水先生相地，这似乎是中国古代的定制。按照风水理论，最吉利的地方就是龙脉所在地。所谓龙脉，一般就是指脉脉青山，但是这个必须有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那种气势磅礴的劲头，体现出一种符合龙的性格和要求的那种威武的气势。然而，似龙状的山脉到处都有，东北巍峨的长白山脉就像一条巨龙。那么，到底哪里才是大清龙脉真正的所在地呢？
龙脉找寻
为了证实传说中的真实性，新宾县清永陵文物管理所李荣发副研究馆员，跑遍了辽东的山山水水。
老人们讲，明朝破龙脉有两种办法：一是在龙头部位，或者建塔或者修庙把地气压住；一是砍龙脖子挑龙筋，把龙脖子部分挑上壕，一般是在宽六七尺、深五尺左右这么一个壕沟里，然后在晚上用马粪将它沤着，这样就把这个龙脉给破了。在龙脖子的部位把壕一挖，就等于把龙脖子给挖断了，地气一破，活龙就变成死龙了。
李荣发在新宾县境内发现了十几座被人工挖过壕沟的山，这些山无一例外的有一个相同的名字——龙头山。有人认为这些壕沟是防火道，但是李荣发认为防火道一般比较浅，比较宽，而这些沟比较深，比较窄。由于它们跟山脉是垂直方向，有水它就流走了，因而它们也不是生产队农民做灌溉用的渠道。李荣发认为，这些壕沟就是砍断龙脖子，斩断龙筋的壕沟。
坐山是风水的根基，是龙脉的象征。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说，当年明朝派人到东北来断了龙脉，只断了99条，漏了一条龙，这就是今天清永陵后面的坐山——启运山。启运山是一条悬龙，据说努尔哈赤正是得了这条悬龙的保佑，最后他的子孙们才得到了天下。
为了保护这片龙兴之地，清廷把龙脉的保护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现在辽宁省的范围。1644年，清世祖入关，在北京坐稳江山后的大清皇帝不忘祖宗，从康熙到道光的150年间，先后有4位皇帝9次来永陵祭祖。
《盛京典制备考》详细记载了清朝龙脉保护范围以及龙脉保护地图。为了保护龙脉不被破坏和侵犯，清王朝在关外专门修筑了一条长达3000多华里的柳条边墙。
何为柳条边墙呢？据史料记载，柳条边是挖壕沟，而不像长城采取筑墙的方式。壕沟一般深八尺宽八尺。从壕沟里取出的泥土在沟上再堆成高三尺的土堆，然后在土堆上每隔五尺栽三棵柳树，柳树之间用绳连接，就形成了柳树的墙，史称柳条边。在柳条边保护圈内，清廷派有重兵保护，不得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生产。这使得辽宁一带出现了城败地荒，人烟萧疏的凄凉景象，社会发展也陷于停滞。
或许是一种巧合，1901年，清王朝迫于国力衰竭，对怕挖断龙脉而禁止采掘的抚顺煤炭下发了开采令。不幸的是，10年后的1911年，大清王朝就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还有一个巧合，300年前，努尔哈赤在此奠基了大清江山；300年后，又以末代皇帝溥仪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而告终。从启运山到战犯管理所，一个历史的句号从这里画起，画圆了整个中国。清王朝在抚顺开始启运，又在抚顺归结。
专题二话说历史之春秋战国
周平王国都东移
周幽王在位时，西周国势衰落，社会矛盾尖锐，潜伏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诸多危机。但他不思进取，一味贪求淫荡奢靡的生活。他为博美人褒姒一笑，不惜裂帛千匹，以烽火警号戏弄诸侯。为讨褒姒的欢心，他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引起申后、太子宜臼的愤恨。不久，申侯（申后之父）联合缯侯和犬戎，举兵讨伐周幽王。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诸侯和申侯拥立太子宜臼为周天子，是为周平王。然而丰（今陕西长安西南）、镐（今陕西西安）地区遭兵火摧残，已成废墟，且又受戎人威胁，无法再定都于此，平王遂被迫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至此，周王朝政治中心东移。周平王重建的周朝，史称东周。
周王室地位的衰落的原因
自从周平王东迁之后，周朝势力日渐衰弱，不得不依靠诸侯的支持。春秋初年，郑国是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郑伯被任命为执掌王政的卿士，且一向专横跋扈。周平王怕郑伯权力过大，就想再委任西虢公为卿士，郑伯质问周平王，平王由于怕郑国的势力便矢口否认，郑伯就胁迫王室与他互换人质。于是周王、郑国交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狐在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忽在周王室做人质。这就是周王朝历史上著名的“周郑交质”事件，这件事充分表明周王室地位的衰落，周王室的地位已经降到与诸侯国同等了。
春秋五霸是谁
东周末年，先后出现5个大国诸侯，包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历史上把他们称作“春秋五霸”。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春秋五霸”应该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齐桓公是春秋时期最早称霸的诸侯，而越王勾践成为最后一个霸主。
以少胜多的“长勺之战”
公元前684年，齐军攻打鲁国，鲁庄公准备迎战，鲁人曹刿面见庄公，劝其忠信爱民，方可以跟齐国一战。齐、鲁两军在长勺交战，曹刿与鲁庄公同坐一辆兵车，其把握战机，一举击溃齐军。鲁庄公问曹刿用的什么战术，曹刿回答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长勺之战因此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最早称霸的诸侯吗
春秋时期，齐国经济发展较快，先后灭纪、郕等小国，又结盟于郑，势力日盛。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进行改革，经济上“按田而税”，采取“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策，又令士、农、工、商者分别居住，令其职业世代相传，以稳定齐国社会结构。齐桓公又行管仲谋略，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威信大振，为中原诸国所拥戴。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约鲁、宋、卫、郑、许、曹等国国君，于葵丘（今河南兰考东）举行盟会，周天子亦派人参加。约定：“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规定各盟国间，“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史称“葵丘之会”，齐桓公以此成为中原诸侯霸主。
齐桓公为什么还重用宿敌管仲
公元前686年，齐襄公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公子小白（即齐桓公）和公子纠同时从外地赶回齐国争夺王位。当时管仲是公子纠的老师，他为了辅佐公子纠登上王位，亲自率兵追杀公子小白，公子小白当时被射中，受了皮外伤，但他装死蒙骗过了管仲，之后骗过管仲的追兵，率先回到齐国，继承了王位。齐桓公即位后，旋即打败鲁国，逼鲁庄公杀了公子纠，献出召忽、管仲，召忽殉节自杀，唯独管仲忍辱做了囚犯，被押回国。齐军主帅鲍叔牙是管仲的好友，知道管仲是一个有才干的人，便竭力保举管仲为相，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意见，不计前嫌，亲自到郊外迎接，重用管仲，拜其为相国，处理国家大事。齐桓公拜管仲为相，成为中国历史上不拘一格起用人才的典范。后来，管仲忠心耿耿地在齐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齐国强盛起来，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齐桓公为什么伐楚
齐桓公划沟礼燕、救邢复卫，名声大振，各诸侯国纷纷结盟归附，唯秦、楚两国对此不理不睬。正当楚国气势逼人、北进称雄之际，作为中原各国盟主的齐国难以容忍，为了对付楚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公元前656年春，齐桓公率领齐及宋、卫、陈、鲁、郑、许、曹诸国联军南下伐楚，直抵楚国边境。楚王派使者与齐桓公交涉，管仲以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周昭王南巡之死两大罪状为由兴师问罪。楚使只承认不纳贡之罪，齐桓公面对不屈服的楚使，便答应在召陵与屈完签订盟约修好。齐桓公此次伐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说明齐楚之间的实力相当，谁也不敢冒险进行决战，春秋时期的争霸局势微妙莫测。
齐桓公之死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夺君位取得胜利，做了齐国国君。即位后，在管仲的辅佐下实行全面改革，国力迅速强盛；在外交上，齐桓公首先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借以团结中原各诸侯，受到中原各诸侯的信赖。他曾9次召集诸侯会盟，充任盟主达40年之久，成为春秋时期最有实力的第一个盟主。
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临终前曾告诫齐桓公要疏远易牙、竖刁等小人。但齐桓公没有这样做，仍然重用这些人。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重，易牙、竖刁等人认为机会到了，便假借齐桓公的命令，堵塞齐宫大门，并在大门前竖起一道高墙，不准任何人进入宫内。齐桓公卧病在床，没有一个人过问，最后，这位称雄一世的霸主竟然被活活饿死在宫内。齐恒公的5个儿子为了争夺权位互相残杀，谁也不管父亲的死活。结果，齐桓公的尸体在寿宫中整整搁置了67天，尸体生了蛆也无人收葬，其下场实在可怜。
晋楚、晋文公建立霸权的城濮之战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晋国就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晋文公在公元前632年率军渡过黄河，攻打曹、卫小国，以诱楚军。楚军不为所动，依然全力攻宋。晋文公施用“退避三舍”的妙计，最后双方在城濮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车战。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正确方针，最终击败了楚军，晋文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二个霸主。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此战的“退避三舍”方针，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发展。
话说秦晋崤之战
秦穆公即位后，秦国逐渐强大起来，图谋东进，力图在中原地区建立霸权，但是遇到了晋国的阻挡。公元前628年，秦穆公得知郑、晋两国国君新丧，便不听大臣劝阻，执意要越过晋境偷袭郑国。秦国派孟明视等率军出袭郑国，次年春越过晋国南境，抵达滑。郑国商人弦高在途中与秦军相遇，机警的弦高一面冒充郑国使者犒劳秦军，一面派人回国报警。孟明视以为郑国有备，于是决定返回。晋国派大将先轸率军秘密赶至崤山，并联络当地姜戎埋伏于隘道两侧。秦军在回师途中遭到晋军和姜戎的夹击，身陷隘道，进退不能，全部被歼灭，三位大将被俘。第二年，秦穆公亲率大军渡河焚舟要与晋军决战，晋军避而不出。秦穆公到了崤之战的战场，祭奠阵亡的将士，然后回师。
秦穆公是如何称霸西戎的
齐桓公和晋文公相继称霸中原之际，西部的秦国也逐渐发展起来。晋文公死后，秦穆公想趁机进占中原，但是与晋国交战几次，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而南方又有势力强大的楚国。秦穆公只好转而向西发展，派兵进攻西戎，先后征服兼并了14国，开拓了上千里的疆土，成为西戎地区的霸主，为日后挺进中原打下了基础，也对西部的开发和民族融合有积极意义。
什么是“问鼎中原”
公元前606年春，楚庄王率军讨伐陆浑之戎，到达洛水，在周朝境内陈兵示威，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往慰劳楚庄王。楚庄王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一番言语，让楚庄王知道周天子在诸侯中还有相当影响，使其不敢轻率攻周。鼎是古代国家权力的象征，楚庄王问鼎，有取代周室之意，“问鼎中原”的成语就源于此。后来，秦始皇“泗水取鼎”，取的就是周室之鼎。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流传千年，被后世演绎为挑战王权、攘夺中央最高权力的意思。
弭兵之会是怎么回事
弭兵之会是春秋后期中小诸侯国要求停止争霸战争的会盟。晋、楚两国长期争霸，分别寻找机会，兼并小国，扩张势力。春秋中叶后，晋、楚争霸日趋激烈。楚联秦，晋联齐，南北对峙，旗鼓相当。长江、黄河流域大小诸侯国几乎全部卷入战争，终年争斗，兵连祸结，几无宁日。受害最深者，以郑、宋为甚。崤之战后，晋、楚两国疲于攻战，愿意暂时休战，于是出现了结束大国争霸的弭兵局面。“弭兵”运动是由受大国争夺之祸最深的宋国发起的，前后共两次。
周简王七年（公元前579年），宋大夫华元约合晋、楚于宋相会，订立盟约，此为第一次弭兵之会；但三年之后，楚乘晋国发生内争之机，撕毁盟约，再度与晋争霸，楚、晋经过一系列战争，晋连败楚国，并侵入齐、秦等大国，国势再度上升。不久，晋国六卿赵、韩、魏、知、中行、范氏之间，内争再起，无力外顾。这时楚也受制于吴，不思北进。
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成再次约合晋、楚于宋都，齐、秦、鲁、郑、卫、曹、许、陈、蔡、邾、滕等国也积极参加，举行了14国诸侯共同与会的第二次弭兵之会。虽然这次弭兵会议是以牺牲小国利益来满足晋、楚两国的贪欲，但此后40多年间，晋、楚之间再未发生较大战争，这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是十分有益的。
传说吴越争霸
春秋中期晋、楚争霸时，吴的国力也日渐强大。吴王阖闾采纳楚国逃亡之臣伍子胥的建议，向楚国发动了连续的进攻，五战五胜。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即位，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结果大败，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继位，立志要为父复仇。公元前494年，吴国打败了越国，越国宣告投降。吴国乘胜北上征服中原诸国，俨然以霸主自居。越国降吴以后。越王勾践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进行了长期的复仇准备工作。公元前482年，吴国北上会盟，内部空虚，越国乘机大举伐吴，经过近十年的激烈战争，最终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越国也北上会盟诸侯，号称霸主。吴越争霸已经是春秋争霸的尾声，战国七雄混战的局面即将来临。
侯马盟书是什么样的誓约文书
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举行盟誓时的誓约文书。1965年，出土于山西候马晋城遗址东南部的盟誓遗址中，故称“侯马盟书”。根据盟书的内容分析，侯马盟书是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公元前489年）间，晋国世卿赵鞅与卿大夫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以结盟的形式团结一致，打击敌对势力，特举行盟誓时的誓词。侯马盟书的发现，对于揭示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对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重要的文字资料。
礼崩乐坏是怎么回事
礼崩乐坏是对东周的典章制度逐渐被废弃状况的一种描述。春秋时期，随着宗族政治的日趋解体，传统的礼乐制度也难以继续维持，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在各国的政治斗争中，以下犯上的夺权事件层出不穷，不遵循旧有礼制的现象也经常发生。一些从诸侯手中夺取了政权的卿大夫，不仅僭用诸侯之礼，甚至也僭用天子的礼制。有鉴于此，孔子继周公之后对于礼乐制度进行了再次加工和改造，努力要将社会重新纳入礼乐的规范，但是他的理想并没有实现。继承制、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等都遭到严重破坏和解体，这些都与西周时期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截然不同。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社会变革的加速使传统的礼乐制度被彻底破坏。各国纷纷进行变法运动，法律制度普遍建立，从而取代了礼乐的地位，成为维护新的政治秩序的工具。此时残存的礼乐，已经流于形式，名存实亡了。
商臣是怎么继位的
宋、楚泓之战，楚军大败宋军，威名大振，当时中原各国除了晋、齐、秦、鲁等国以外，几乎都尊楚成王为共主，楚成王建立起霸业。公元前627年，楚成王想立个太子，以免百年之忧，他不听臣下劝告，执意立长子商臣为太子，后觉商臣心肠毒辣想更换太子，不料此事引起祸患。公元前626年，楚成王的长子商臣和大臣潘崇率亲兵卫士深夜围攻王宫，持剑要杀楚成王。楚成王说：“我已命人在烧制熊掌，俟其熟而食之，虽死不恨。”潘崇厉声说：“熊掌难熟，你想拖延时间以待外救。”说罢用束带将楚成王勒死。楚成王缓兵之计未施成，一代霸主惨死在逆子叛臣手中。商臣就此继位，是为楚穆王。
赵氏孤儿的故事
在春秋时期，赵氏家族在晋国朝廷里历代为官，他们为政清廉、一心为公。公元前583年，因奸臣屠岸贾诬陷赵同、赵括造反作乱，晋景公诛杀赵同、赵括，并将赵氏全族杀戮，同时四处搜捕赵氏遗孤赵武。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定计，以程婴的儿子假冒赵武替死，从而救出赵武，由程婴抚养成人。15年后，景公重病，前来算卦的人说是因有功于晋国的人被害在作怪，景公最后得知赵氏孤儿的真相后，替赵家平反昭雪，赵武当上了大夫，赵氏势力重新恢复并最终铲除了奸臣屠岸贾。元杂剧《赵氏孤儿》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
高山流水遇知音讲的是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俞伯牙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弹琴高手，但能真正听懂他的曲子的人却不多。有一天，伯牙弹琴，打柴人钟子期在旁边倾听。当琴曲如高山般激昂时，钟子期赞道：“弹得真好啊，就像那巍巍群山。”不一会儿，琴声如流水般细缓，钟子期又赞道：“弹得真好啊，就像那潺潺流水。”于是，伯牙和子期成为知音，两人结成生死之交。伯牙与子期约定，待周游完毕后前往子期家拜访。后来，钟子期不幸去世，伯牙万分悲痛，他砸烂了自己心爱的琴，决定从此不再弹琴。
春秋时期的名臣都有谁
孙叔敖，楚庄王时名臣；晏婴，春秋后期杰出政治家，齐大夫；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楚大夫伍奢次子；范蠡、文种，越王勾践之左右手，位同他国之左右相。
如何划分春秋、战国时期的
春秋时期是因鲁国编年史《春秋》而得名。《春秋》所记载的是公元前772年～公元前481年间周朝诸侯割据的史实，现代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把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之后，各诸侯兼并频繁，战乱不止，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战争才停止下来。后将这个时期称为战国时期。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的含义是什么
孟子“春秋无义战”的原意是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春秋时期，东周王室已经开始衰弱，一些较大的诸侯国开始争霸称雄。这时，齐桓公便乘机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经过多年征战，最终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死后，齐国渐趋衰落，随着晋国的强大，晋文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二个霸主。楚庄王继位后，北上与中原各国争雄，于公元前597年灭郑，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三个霸主。后来，吴王夫差在战胜越国、齐国、晋国后，终于称霸中原。之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灭掉了吴国，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春秋时代展开的大国争霸战争，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代替周室并夺取其对各国的勒索权，实际是兼并掠夺战争另一种形式的发展。孟子所说的“无义”就是不义，不合乎周礼及儒家的礼仪道德观念，这就是所谓“春秋无义战”的原因。
孔子为什么周游列国
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父亲早逝，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孔子成为鲁定公时鲁国的司寇，当时鲁定公沉迷享乐，不理政事，孔子数次劝谏不听，就与弟子们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希望能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但都未成功。从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84年的十几年中，孔子先后访问了六七个国家，极力宣传仁、义、德政和礼制，他的“仁政”思想和当时各国国君都希望称霸的思想很不相符，所以并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采纳。
墨子姓什么
墨子的姓名一直令后世学者困惑不解，说法有多种。最传统的说法是，墨子姓墨名翟。《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孟子苟卿列传》等都称他墨翟，《元和姓纂》明确说他是孤竹君之后，本墨胎氏，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以后《新唐书·艺文志》也沿用这种说法，影响较大。
南齐孔稚圭《北山移文》则称墨翟为“翟子”，元代伊世珍《琅环记》也附和此说，并认为他姓翟名乌。清代周亮工《因树屋书影》更具体地提出：“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一方面认为他姓翟，并由姓转变成了名；一方面认为“墨”是“道”，是一种学派。近代学者江琼《读子卮言》承袭周亮工的说法，并作进一步证明，认为古代确实有“翟”这种姓氏，但根本就没有“墨”姓，而且战国诸子中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都不是以姓名作为学派名，因此墨应该是学派的名称。
着力于墨子研究的近世学者胡怀琛，在其所撰《墨翟为印度人辨》一文中提出，墨既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蛮狄”之音转，是用来称一个不知姓名的外国人。这样，墨翟成了外国人的姓名。
钱穆《墨子传略》从墨是古代刑名之一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古人犯轻刑，则罚作奴隶苦工，故名墨为刑徒，实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墨子和弟子们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向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样，就被称为墨了。此外，汉淮南王英布因遭黥刑后称为黥布，也是一证。而翟确实是名，因为《墨子》和《吕氏春秋》记载墨翟，往往自称“翟”如何如何。尽管有以上多种说法，墨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的姓名至今仍难以确证，只有等待新的研究成果了。
道家起源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最主要的学派之一。道家和儒、墨家两家的积极入世不同，其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隐者。道家学派以春秋时期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为理论基础，并以此说明宇宙及社会万象的本质、根源、构成及其变化。道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以老子的“道德自然”为基点，主张人们在思想上遵循“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清静无为”的“道”理；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不尚贤，使民不争”；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行为上主张顺乎自然、守雌守柔、以柔克刚。由于各自阐发的重点不同，战国时期的道家分化成若干派，其中以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最为著名。道家学派对后世影响极深，成为历代的士人们寻求解脱的精神武器。
儒家起源
儒家是春秋末期、战国时期的主要学派之一。其创立者为孔子，他以六艺为法，借助对传统伦理制度的发掘，推进人文精神文明建设，以大同社会为理想目标。学说核心以“仁”、“礼”为两端，反对偏执与极端。主张中庸与义、恕，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主张“有教无类”，通过教育使全社会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据史书记载，孔子有弟子3000，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有72人。儒家学派在孔子之后有孟子、荀子等代表人物。儒家思想经过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的正统思想，是古代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
《论语》是一本怎样的书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间，是孔子和弟子们的互相问答，孔子死后由他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成书。它虽然不是孔子的著作，却是研究孔子及其思想主张的原始资料。《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方面，内容广泛，言简意赅，尤其是在治学和教育等方面的观点和主张，至今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成为千百年来儒家弟子的必读经典。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记载了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讫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计242年的历史。该书体例为比事、属辞。所谓比事，一是按年、月、日顺序，把所有史事排列下来；二是讲求史事详略取舍。所谓属辞，即强调用辞要达意。凡所录之事，在用词上要有差别，以表达不同的意义。一部《春秋》仅用1.8万字表述，简练确切，没有浮词。《春秋》的编撰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是我国第一部私修史书，打破了西周以来贵族对史学的垄断，对记录历史的真实性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孔子还开了私人著书的先风，后来的百家争鸣与此有莫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春秋》的编订对后世史家撰写史书产生了巨大影响。
兵学圣典《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叫《孙武兵法》，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也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据史料记载，为春秋末年吴国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共13篇。该书总结了春秋末期及以前历史上的战争经验，揭示出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作战经验结合的天才产物，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备受国内外人士推崇，被称为“兵学圣典”。8世纪该书传入日本，18世纪又传入欧洲，现有日、法、英、俄、意、阿拉伯等语种的译本传世。
《左传》是一部怎样的书
左丘明，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学家。相传他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时代相同，人品受到孔子的称赞。他根据《春秋》纪年收集各国的史料，撰成了《春秋左氏传》一书，也称《左传》，此书大大丰富了原书的内容，而且史料详实，艺术性强，成为史学史与文学史上的典范之作。《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左传》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比《春秋》多出17年，其叙事更至于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以12位君王的次序，记载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左传》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在史学中具有继往开来的传承作用，还是非常著名的文学典籍，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
古代的伦理教育“七教”是什么
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伦理教育术语，包括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和宾客七个方面的内容。孟子曾将它归纳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5项准则。其中兄弟归于长幼，宾客归入朋友。所以也称“五教”。此外，孔子也有“七教”一说，即敬老、尊齿、乐施、亲贤、好德、恶贪与谦让。
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的意义是什么
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中的“三家”是指韩国、赵国和魏国。春秋后期，新兴势力与旧势力的斗争在晋国激烈展开。韩、赵、魏、知、范、中行氏六家，都是晋的新兴势力。但他们在改革旧体制方面作法各自不同，故六家的发展趋势和结果也各异。如在亩制改革方面，韩、赵、魏三家最彻底，知氏次之。周敬王二十七年（公元前493年），范氏、中行氏与郑国等联合，与赵、韩、魏在铁（今河南濮阳附近）交战。赵鞅阵前誓师时宣布：鼓励军功，庶人、工商业者以上可依军功受赐田、赐爵；奴隶身份的臣、隶、圉等，也可依军功获得自由人身份。这一措施，深得民众支持，结果一战击败范氏、中行氏。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再次联合攻灭知氏，分别据有晋之中部、北部和南部地区，成为晋国实际统治者。晋君只保有绛和曲沃两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晋国名存实亡。至战国周安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77年），韩、赵、魏伐灭晋侯，三分其地，最终完成三家分晋的历史过程。
战国七雄是指哪七个国家
战国时期的7个大国，即齐、秦、燕、楚、韩、赵、魏。“七雄”的地理方位是：齐在东、秦在西、楚在南、赵在北、燕在东北、韩和魏居中。七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连年征战争雄，故名。后秦国兼并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
李悝变法
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公元前445～公元前396年在位）是位有作为的君主。他任用李悝为相，在国内推行变法。李悝出身低微，了解民间疾苦和国家政治对民生的影响，着手从政治和经济上进行变革。变法的主要措施有：鼓励农民勤谨耕作，实行“平籴法”，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编篆《法经》。李悝变法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发展了封建经济，不仅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先强盛起来，而且也为接下来的各国的改革做了良好的开端。
吴起变法失败的原因
战国初期，楚悼王（公元前401～公元前381年在位）在国内开展变法运动。他任用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均爵平禄，取消世袭的封君、世袭的爵禄，用从封君那里得到的爵禄去奉养经过挑选的有功将士；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剥夺王室贵族的权威，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吴起责令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开发，这也是一种新的拓土殖民形式。吴起变法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击了旧有的贵族，推行起来阻力重重。变法仅仅一年，支持他变法的楚悼王便死去，于是贵族们群起反攻，吴起伏在悼王的尸体上，诱使贵族的乱箭射中了王尸。按楚法规定，加兵器于王尸者，罪及三族。因此射杀吴起的旧贵族70余家皆被处以诛三族之刑。吴起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他的变法过于激进，在改革中采取了过多的铁腕手法。但他的变法促进了楚国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商鞅变法失败的原因
商鞅变法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战国初期。秦国地处西陲，政治、经济、文化落后，被中原诸侯视为戎狄。秦孝公任用商鞅于公元前356年到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推行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废除井田制，把土地授予农民，允许自由买卖，从法律上确立了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奖耕战、奖军功，制定军功爵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工商业发展，促进小农经济繁荣，巩固封建经济基础。且规定男子成年必须与父母分居，以利于增加赋税收入；实行县制，共建31县，县设令、丞，均由中央委派，掌管全县政务；编制户口，建立什、伍连坐制；统一度量衡。现存的“商鞅量”，就是当时颁行的一件标准量器。商鞅变法加速了秦国的封建化，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变法更使秦空前强大，为秦国统一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以“谋反”的罪名将商鞅车裂。
合纵与连横是怎么回事
战国七雄中，秦国最强大，不断出兵进攻邻近的国家。齐、楚、赵、韩、燕、魏等六国由此提出了“合纵”抗秦的主张，意思是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因为这6个国家都在秦国以东，纵贯南北叫做“纵”，所以人们把这种联合称为“合纵”。“合纵”最终因各国之间互不信任，团结不起来而告以失败。
跟“合纵”相反的是“连横”。有人提出，秦国太强大了，只有依赖秦国，与它联盟，对付其他国家，才能取得胜利。因为秦国位于西方，其他六个国家在东方，从东到西叫做“横”，所以人们把这种主张称为“连横”。当时，鼓吹“合纵连横”最有名的纵横家有公孙衍、苏秦和张仪。
荆轲为什么刺秦王
战国时期卫国人荆轲是当时的剑术高手。公元前228年，荆轲奉燕国太子丹之命，带着将军樊於期的人头和割让城池的地图前去刺杀秦王，以解亡国之危。荆轲到了秦国的朝堂上，捧着装了樊於期头颅的木匣上去，献给秦王政。秦王政打开木匣，看里面果然装着樊於期的头颅，于是他又叫荆轲把地图拿来。荆轲把一卷地图慢慢打开，到地图全都打开时，荆轲事先藏在地图里的浸毒匕首就露了出来。荆轲抓起匕首刺向秦王没有刺中，秦王便往外逃跑。荆轲追了上来，两人绕着柱子转起圈来。秦王的医官急中生智，把手里的药袋向荆轲扔了过去。荆轲一闪身的工夫，秦王往前一步，拔出宝剑，砍断了荆轲的右腿。这时候。武士一拥而上，杀死了荆轲。
胡服骑射是怎么回事
战国时期，赵国处于北方，邻近胡人部落，这些部落常向赵国发起小的掠夺战斗。由于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骑马射箭，迅速敏捷。赵国军队为步兵和兵车混合编制，官兵都身穿长袍，甲胄笨重，交战中常处于不利地位。鉴于此，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2年开始改革，下令在全国改穿胡人的服装，以便提高军队机动性和战斗性。他的这种做法当时遇到了来自贵族们的巨大阻力。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在大臣肥义等人的支持下，推行改革。在胡服措施成功之后，赵武灵王接着训练骑兵队伍，练习骑马射箭，同时改变原来的军事装备。经过改革。赵国的国力逐渐强大起来，向北方开辟了上千里的疆域，成为当时的“七雄”之一。
历史上的杰出战例——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是战国后期秦国大败赵国的战役。公元前262年，秦将白起伐韩，韩上党郡守联赵抗秦。赵孝成王命廉颇率兵进驻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抵御。双方相持3年之久。公元前260年，秦国派人到赵国散布谣言，说秦国不怕廉颇，只怕赵括。赵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罢免廉颇，改以赵括为将。赵括骄傲轻敌，只会纸上谈兵，没有实战经验，盲目出击，被秦军包围。赵军40万人皆降，白起仅将幼弱者240余人放归报信，余皆坑杀。此战赵国主力丧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长平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杰出战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
如何解除的邯郸之围
公元前259年，秦国于长平之战后乘胜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历时两年未能攻下。赵国向诸侯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率10万大军援赵，但是惧怕秦国的战争威胁而中途不敢前进。公元前257年，魏国的公子信陵君无忌为了救赵，想方设法盗出魏王调兵的虎符，到晋鄙军中假传王命，夺得兵权，挑选了8万精兵，驰援救赵。魏军和邯郸城里的赵军里外夹攻，秦军大败，邯郸之围解除。此次失利对于秦国的实力并没有根本的影响。赵国虽然暂时转危为安，而长平一战损失太大，从此无力与秦国抗衡。
田氏伐齐是怎么回事
田氏伐齐是指战国初年齐国大夫田氏夺取政权建立田氏齐国的事件。齐景公时，大夫田桓子以大斗出货，小斗收进，笼络民心，民归之如流。公元前489年，田乞为相，专齐政。公元前476年，田常割齐地自安平（今山东淄博东北）至琅琊（今山东胶南西南）为封邑，到此时，齐政皆归田氏。公元前386年，周天子立田和为齐侯，列于周室。不久，齐康公卒，姜齐亡，田氏遂有齐国。
“毛遂自荐”的由来
公元前258年，秦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王派平原君去楚国求救。平原君想带20名门客同行，但缺少一人，毛遂就自荐随行。见到楚王后，平原君与楚王议论良久而无法决断，毛遂不顾个人安危，按剑威胁楚王，正气凛然，直陈利害，迫使楚王当场与平原君歃血为盟，出兵救赵，终于解了赵国之围。平原君回国后，认为毛遂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遂拜毛遂为上客。成语“毛遂自荐”便来自这一历史事件。
鸡鸣狗盗之助的含义是什么
公元前299年，齐湣王派孟尝君入秦，但不久，孟尝君却被秦昭王囚禁。他派人向昭王的宠姬求救，宠姬想要孟尝君曾献给昭王的白狐裘，结果一个善于偷盗的门客将狐裘偷出，宠姬果然说服秦王释放了孟尝君。不久，秦王反悔，派兵追击，孟尝君半夜逃到函谷关，按惯例，关门须到鸡鸣之时才能开放。于是一个会学鸡叫的门客学鸡叫，引起众鸡齐鸣，使守关者开启关门，孟尝君才得以逃脱。
为何孟母是模范母亲
孟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家境清贫，其母靠纺纱织布维持生活。她一心想把孟轲（孟子的名字）抚养成人，可是孟轲十分淘气贪玩。他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常常玩得忘记了回家。孟母眼瞅着孟轲和这些淘气的孩子玩耍而耽误了学业，便决定搬家，让孟轲到一个清静的环境里去学习。可是，新搬的地方隔壁是个铁匠铺，孟轲又学着铁匠玩起打铁来了。于是，孟母再次搬家到了郊外的荒野之处，没想到，清明节一到，荒野里一下子来了许多上坟扫墓的人。孟轲又经不起诱惑，偷偷地溜出家门去观看，并且学着大人的样子用小树枝挂纸钱、烧香、磕头。孟母决定第三次搬家。这回她将家搬到了一所学校边上，将儿子送进学校拜师读书。可是枯燥乏味的学习环境使孟轲忍耐不住，逃学了。孟母将儿子拖到织布机旁，拿把剪刀“咔嚓”一下将自己织的布剪断了，说：“不肯读书的人将来长大了就和这剪断的布一样，是无用的东西！”孟轲幡然悔悟，明白了母亲多次搬家的良苦用心，从此发愤读书，心无旁骛，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学问家，被世人尊称为孟子。孟母也因此成为名垂千古的模范母亲。
《法经》是中国第一部封建法典吗
《法经》是中国第一部封建法典，由战国时期魏文侯相李悝编纂，成书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07年。全书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部分。李悝认为盗和贼是威胁国君统治的最大隐患，所以将它们放在最前面。李悝编定的《法经》的阶级本质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将法律的锋芒直指劳动人民。《法经》基本汇集了战国时期各国法律建设的已有成果，在我国法制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甘石星经》是中国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吗
战国时期，人们对于行星和恒星的观测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当时齐国的天文学家甘德写了一本《天文星占》，魏国的天文学家石申写了一本《天文》，后人将他们的著作合二为一，称作《甘石星经》。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但在宋代以后就已失传，如今只能从唐代的《开元占经》里见到它的一些片断摘录。这部书中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天文学成就：天文学家已经掌握了月亮和月食的关系，书中写了日食肯定发生在每月初一或每月的最后一天；书中还记载了木星有卫星，这比意大利人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到木星有卫星早将近2000年；书中保留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星表，星表中记载了二十八星宿和其他一些恒星，一共有121颗星的赤道坐标位置，这个星表比欧洲最早的星表要早200年左右。
《黄帝内经》有多深奥
《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的最全面的总结秦汉以前医学成就的医学著作，它研究了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等各方面的医学理论，是中国中医学的圣经。相传它是黄帝和他的大臣讨论医学而写的一本书，所以称《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大约问世于战国时期，后来经过秦汉医学家的整理、补充、修改，最终形成。《黄帝内经》内容十分丰富，它总结了过去医学理论的成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成为以后中医理论的基本法则。《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是在我国古代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确立了中医学上的脉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养生说、运气学、病症、诊法等学说和医治手段。它还包罗万象，涉及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领域的科学成就。因此《黄帝内经》是一部关乎宇宙天地、生命奇迹的伟大著作。
《楚辞》是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吗
《楚辞》是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现实主义诗歌一统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它是楚人屈原及其门徒宋玉、景差等人所撰，其中尤以屈原的作品艺术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等，其中尤以《离骚》价值最高，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诗中表现出他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片深情，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文情并茂，传唱千古，代表了战国后期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后人将以“风”为代表的《诗经》与以“骚”为代表的《楚辞》并称“风骚”，成为我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的两大流派。
《战国策》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各国游说之士的计策、谋略及言论的汇编。所记年代约上接《春秋》，下至秦王朝统一，汇集了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等国的策士著作和史臣记载，展示了战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特点，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史料。最初书名纷繁。有《国策》、《事语》、《长书》、《国事》、《短长》等不同称呼，西汉末年，刘向汇集了33篇合订为一书，取名《战国策》。
《吕氏春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集合手下的门客共同编写的。书出众手，各记所闻。因而内容虽以儒、道为主，亦取墨、法、名、农、阴阳等诸家学说，被后人尊为杂家的代表作。该书保存了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补充了其他史书的不足。全书共分为12纪、8览、6论，共26卷，160篇，总结了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的成果。其语言简洁、生动、形象，其中“刻舟求剑”等寓言脍炙人口，流传至今。
《六经》是什么
《六经》是儒家学派的6种主要典籍，也有称它为六艺的，它们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6种典籍都与孔子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中，《诗》、《书》都是经孔子整理、编订的；《礼》后来分为三部，《三礼》都成于孔门弟子；《乐》已亡佚，但《礼记》中的《乐记》得其精髓；《易》是孔子喜欢的书，并曾为之作《传》；《春秋》是孔子据鲁史而编撰的。
什么是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墨子认为，世界上一切不合理的事情，都源于人与人的不相亲爱，因此提倡“兼爱”，力主“非攻”，认为当时各国之间进行的战争是最不正义的。墨子反对孔子提倡礼乐的主张，认为儒家倡导的那一套礼乐制度纯属劳民伤财，不利于生产和生活，人们应当“非乐”和“节葬”。在治国方面，墨子的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尚贤；二是尚同。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天子，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以防天下混乱。和其他各家的思想相比，墨子的思想是典型的下层庶民的思想。今传《墨子》一书，共53篇，是研究墨翟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文献资料。
什么是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法家的前期代表人物除了商鞅之外，还有李悝、申不害、慎到这三位思想家。法家后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位：韩非和李斯。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把战国前期法家的法、术、势三家思想结合起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韩非子的思想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赏识和采纳，为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什么是名家
名家提倡的是循名责实的学说，这一流派提倡“正名实”，也就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当时名家也称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与公孙龙。名家又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惠施为首的合同异派，该派认为事物不论性质上的同异，都可在大同的基础上，不计小异而混合于一。另一派是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派，该派认为事物的概念可以脱离事物本身而独立，有著名的“白马非马”辩。名家的学术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名家与其他各家相比，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的“正名实”的方法。因所辩论的内容多半是一些与政治实务不相干的哲学问题，所以不受统治者的支持，加上后来的弟子们没能提出超越前人的主张，名家最后走向没落。
什么是黄老学家
黄老学派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一个分支，代表人物有田骈、环渊、接子等人。他们以老子天道自然、无为而治的道本体思想为立足点，融合儒家德治思想、法家法治思想，形成一种以清静无为、爱民惠民、刑名法术为核心的新学说体系。该学派奉黄帝为始祖，以老子为近祖，因而被称为黄老学派。
何谓诸子百家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从政治到经济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不同阶级的各个学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又叫“先秦诸子”，“子”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或尊称，“诸子”指各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等。其中以儒、墨、道、法四家影响最大。
都江堰修建于何时
都江堰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原名“都安堰”，因在古都安县境内而得名。宋、元后改称都江堰，在今四川都江堰市西北岷江中游。战国后期，秦国为了统一中国，不断加强国内建设，尤其注重兴建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岷江发源于岷山，水量充沛，水患不断。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命蜀郡守李冰父子治理岷江，他们组织数十万民工，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完成了都江堰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从根本上免除了水灾之患，又开发了航运和灌溉，成都平原从此沃野千里，人畜兴旺，成为有“天府之国”之称的鱼米之乡。
为什么秦国修建郑国渠
公元前246年，韩国看秦统一六国已是大势所趋，为了削弱秦国的国力，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劝说秦王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想借此分散秦国的精力。后来秦王发觉中计，想杀郑国。郑国坦然地说，修凿此渠或许能让韩国苟延残喘几年，但对于秦国则是百年受益。秦王觉得有理，便让郑国继续主持工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300里长的郑国渠终于建成，关中果然因此成为一片沃土。发达的农业成为后来秦王统一中国的有力的物质保障。为了纪念郑国的功绩，郑国渠的名字由此而来。郑国渠首开了引泾灌溉的先河，对后世引泾灌溉影响深远。
战国四公子是谁
战国末期，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四人以养士著称，被后人称为“战国四公子”。
信陵君（？～公元前243年），魏公子，字无忌。安麓王之弟，封于信陵，称信陵君，连横抗秦之著名人士，有食客3000人。春申君（？～公元前238年），名黄歇。其先祖受封于黄，其后乃以黄为姓，楚公子，为楚相20余年。“虽名相国，其实王也。”有门客3000人。孟尝君，齐公子，田婴子，名文，字孟，封于尝邑，故号孟尝君。任魏相，曾支持齐、燕、韩、赵、魏五国攻秦，受到苏秦的称赞，还曾联合燕、赵攻齐。平原君，赵公子，赵惠文王之弟，名赵胜，封于东武城，号平原君，养士3000人。
战国五大刺客是谁
战国五大刺客分别是荆轲、曹沫、专诸、豫让和聂政。
荆轲，战国末年刺客，卫国人。燕国的太子丹想寻找能刺杀秦王政的人，就把荆轲请来，奉为上宾。结果，没有成功，荆轲和秦舞阳。都死在了秦国武士们的刀下。
曹沫，又叫曹刿，他在齐桓公和鲁庄公于柯（今山东东阿）会盟时，持匕首劫持齐桓公，强迫他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齐桓公被迫同意。
专诸，公元前515年，他用藏在鱼腹中的匕首刺死了吴王僚，帮助吴公子光（即阖闾）夺取了王位。
豫让，本为晋国大夫知伯的卫士。知伯被赵襄子杀死后，他先后两次化装刺杀赵襄子，企图为知伯报仇，但都未成功。后被捕。
聂政，于公元前397年帮韩国大夫严遂刺死了与之争权夺利的相国侠累，他也自刎而死。
哈雷彗星最早记载在哪本书中
中国古代对彗星的观测历史悠久，并有详细记录，对于像哈雷彗星这种大彗星的出现，则更加注意。《春秋》一书中记录了哈雷彗星出现的情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在这以后，直到1910年，哈雷彗星曾经回归34次，中国的史书上记录31次。这些不间断的记录对现代研究哈雷彗星的轨迹变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发现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墓发掘出土了大批古乐器，共有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篪8种124件，成为中外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观。其中对中国音乐史研究贡献最大的是全套打击乐器编钟。曾侯乙编钟有64枚，另有楚惠王赠的钟1枚，共计65枚，编成8组，出土时悬挂在三层铜木结构的曲尺形钟架上。每件钟上都有关于乐律的铭文。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与现今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属同一音列，音域宽广，从最低音到最高音，跨越了5个八度。它的发现弥补了中国古代乐律记载方面的不足，从而推翻了“中国的七声音阶来自欧洲”的传统说法。
“重农抑商”是一种什么思想
“重农抑商”是贯穿中国整个封建专制时代的重要思想政策，它萌发于春秋，成熟于战国，延及以后历代，它是中央专制集权政治的配套措施。其“重农”之农，包括小农及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目的是稳定国家兵源、财源（赋税）与社会经济基础；其“抑商”之商，指的是商品经济与资本市场，在抑制商人资本对破产小农的盘剥、兼并的表层下，包含有防止政权对立面或异己力量出现的根本目的。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时期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它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而使得起义不断爆发，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书法起源于什么年代
中国书法起源于春秋末期。当时传统文字的艺术化现象开始出现，为求视觉上的美观，原有笔画开始被加上圆点、波折或鸟形装饰等，成为后世被称为“鸟篆”、“虫篆”或“缪篆”的起源。进入战国后，除了广泛应用的草篆，连同重要礼器上的铭文，都一改春秋之前的工整与刻板，普遍都进行了美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