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　1750年7月3日　第31期　
人性的弱点

尽管人们轻易地承认自己的判断错误和知识贫乏，然而，那些愿意承认人性弱点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让人察觉，这个“认可”不那么真诚，至少在多数情况下，是以心照不宣的方式来袒护自己。无论他们要放弃邻居的索赔是多么轻易，他们渴望的是让人想到，这样做能免除他们行为的错误，并消除他们看法的荒谬。

对那些明确和顽固的对立面，我们可观察他们并去争辩，不论是否清晰，责备如何温情，这都是一种不可置疑的争辩，有些潜在的特权被认为应受到攻击。因为没有人会失去他本就没拥有的东西，也不会去想象他自己拥有的，更不会被骗走他所没有权利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理由假设，那些在最微弱的矛盾中或在最轻微的责备中爆发出狂怒的人，既然断定自己受到了伤害，便会幻想，一定是某些古代豁免权被剥夺，或者是某些自然特权被侵占。如果想到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他犯下的错误就不应被视为可耻或光荣。他们不会接受如此充满感情的智力，因为这些智力仅告诉他们什么是其之前所知道的东西；他们也不会十分热情地反对一个攻击，因为这个攻击剥夺不了他们已被赋予的东西。

这里要谈及一位哲学家，当得知儿子的死讯后，他以其本能反应接受这个消息：“我知道，我儿子死了。”如果他同样知道自己的缺陷，确信自己有错，不会去玩弄技巧、蓄谋恶毒，而仅会关注这个“过失”是人类的附属物，以他总是知道的“人是容易犯错的”这种看法来安慰自己。

如果我们多数情绪被事物的新奇所激发是真实的，那么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把合理化的错误或不完美的知识作为一个议题考虑，对人类是一个全新的伟大部分。因为人类不可能与其他动物为伍，动物没有什么规则，也不会建立什么顺从关系，更不会因某个事件闹情绪而产生愤怒或热情。双方对这些事件的争论，其利益所在，不过是他们彼此都不愿放弃有可能会让他们犯下可耻错误的任何思想观点。

我听说，有些人错误的哲学教条得以发展，是因为他们拒绝看那些批驳他们的实验。这些每天的日常观察给出了新的证据：有多少生动的托辞和逃避，被寻求去婉拒那些无抵抗争论的压力；有多少问题的陈述常被改变；对手如何被错误地虚假描述；在最明确的位置上，有多少困惑被那些他们碰巧反对的人所卷入。

在所有的凡人中，似乎没有谁比作家这个群体更容易受到虚荣的致命影响。作家的名誉完全来自于他们的理解，这使得他们对任何试图侵犯他们文学荣耀的行为都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情感。评论一个能力得到认可的人，了解他靠什么得到关注，能尽力缓解荒谬与和谐的对立。这并非一件不愉快的任务。除了当他们用自负和荒唐急切地教育世界，认为他们很重要外，只有彻底消除那些暴露人类所有行为的批评，他们才不会承受痛苦。

德莱顿的幻想热情和创作冲动，经常让他的写作不够准确。因为在一出悲剧里写道：“我跟随命运的脚步，却走得太快。”他听说有时自己遭到嘲笑。

一般认为，这个没有人很快跟随或被跟随的用词，太简单而不会引起长期的争论。事实是，德莱顿显然让“命运”这个有双重意义的词出了大错。在前一部分诗文中，他的“命运”附在“幸运”这个观念上，随后却有“死亡”，因而，他的意思是“尽管被‘死亡’追赶，我却不会让自己退缩到绝望中；除非跟随‘幸运’，去承受命定的痛苦”。然而，这个意思没有完全表达清楚。德莱顿表明自己决不屈从于他的批评者，从不承认他有朦胧不清的惊奇。可是，我们幸运地发现，在诗人维吉尔①的诗里有关于一个人循环走动的叙述：“他说，这是我模仿写的一个段落，我的批评家很兴奋地指出这是句废话。可是，我有时写出废话，他们却没有幸运地发现它们。”

每个人看到这类刻薄的批评，自会加重逃离批评家的“追踪”。这首诗的读者，如果没有见到作者展示足以让自己显得优秀的意识，不足以抵制这类吹毛求疵；如果没有见到他承认有时被想象的骚动、观念的多样化而导致错误的方面，便不会对他表示伟大的敬重。

当发现这些弱点本身只表现在小事上时，这是幸运的。因为这样的对或错，没有对人类的美德和幸福产生多大的影响。看到一个人在坚持一个计划，他已发现很不实际；看到一个人生活在不便利的房子里，因为这是他自己设计的；或者看一个人穿一件特别缝制的衣服，他希望保存起来后，能恢复它原有的时髦。对此，我们仅是感到略为不安而已。确实，有些愚昧，只是愚昧罢了，无论多么野蛮或荒唐，都很少能够对其他人有影响。

然而，对这类骄傲的放任，更经常见于重大的问题上，人们不仅从中证实他们的错误，还有他们的邪恶。他们要坚持自己心灵受责的实践，仅是避免被人感觉他们受到责备，或被他人劝告他们变得聪明。他们要寻找诡辩，企图搅乱所有的原则，规避所有的责任，因而不会表现他们做那些自己不能够去捍卫的行动。

让每个人发现“虚荣”有如此强大的支配人的优势，当要把自己出卖给这最末等级的“堕落”危险时，停下来一会儿，思考这类恳求会有什么结果：即他恳求进行一个实践，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会被理性带领，仅是被渴望的暴力所驱使，被热情的突发而惊讶，被诱惑的温柔接近而迷惑，被不可察觉的罪恶渐变而诱骗。让每个人考虑，他强迫自己了解赞助人的趣味能承担什么使命，而这些隐瞒和改革成为重要的任务。

美德的事业，几乎无须用什么技巧去捍卫。美与恶一旦呈现出来，便很容易区分。这类辩护人很少让那些改变宗教信仰者进入他们的党派，他们也很少有能力去欺骗任何人，除非那些人有蒙蔽自己辨别力的渴望。所有这些最好能力的运用，无非是要劝告听者，人是无希望的，让人只能想到邪恶。这类堕落已从他的方式传到他的原则。所有他要改过的努力，都没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能使自己避免成为被影响者，除非把他作为破坏者追捕，否则，所有都无济于事。

可是，如果能够假设，他会用部分结果的表现，对远古原因进行复杂推论，或者困惑地结合不同的观念，用它观察到的不同方面，得出显然不同的各种联系，来施加他的影响于听众，那么当他也许有时为虚弱和善良的意图所困惑，有时被人们对他的能力的敬佩所诱惑，一个年轻人的心就会在不确定的观念上摇摆，既不会被教导加强，也不会被经验启蒙。然而，这样取得胜利了，又会怎样呢？一个人不能把他的生命都消耗在娱乐上：衰老、疾病、孤独会给他带来一些严肃思考的时光，提供给他并不舒适的想法，即他已扩大邪恶的范围，他已名列于他人的罪恶中，却从不知道他自己的邪恶程度，从不准备弥补他引发的错误。也许在所有关于理想苦恼的储藏室里，没有一种想法比这类意识更痛苦：一是违背原则的宣传堕落；二是不仅不能从美德道路上拉起其他人，而且还堵塞他们往前的通道；三是除了给欢愉的画面外，还用美丽蒙骗他们，除听破坏者的警笛声外，让他们对每声呼叫都充耳不闻。

在这类实践中，还有另一个危险，即他们不能欺骗他人，却常常能成功地欺骗自己。他们交织诡辩的乱麻，直到他们的理性缠绕其中；他们重复自己的位置，直到他们自己信任自己。利用竞争，他们真诚地发展事业；通过热切期待，证实自己的争论；他们最终把自己带到一个被找到的幻想中。他们处在邪恶的边缘，他们那些自豪和顽固的思想已消失，也许他们在没有光亮能重新点燃他们的思想中死去。

一个人会因微小的失败受到指责，他通常随时准备让自己去尊重美德或能力，因为他不会驻足于那些严肃和恐惧地去考虑的事情上，如悔过者的人道、圣人的眼泪、以虔诚和清白闻名者的死亡恐惧。这些都是为人所知的事：恺撒写了自己在高卢战役中犯错误的历史；希波克拉底的名声在合理的评估后要比恺撒更伟大，而他警告后人，要反对他所犯下的错误。凯尔苏说过：“有太多公开和坦白承认的错误，已深入人的意识，这足以让他支持其个性而活着。”

当所有错误都微不足道时，关注自己的尊严应是每个人的责任。一旦发现有错马上就改，不要害怕任何谴责，如同来自他自己内心的谴责一样。如同“正义”所要求的，若他已用错误的行为或者虚假的观念诱惑他人，所有伤害都应被弥补，这应是他的义务。当有人已接受他的错误，要尽力让他悔改。对那些通过他学习邪恶的人，要尽力通过他的榜样教育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