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丐帮秘史

○ 市井之中独特的社会群体

一根棍，一口碗，走遍天下吃遍鲜。乞丐的日子看似逍遥自在，殊不知里面饱含着难言的辛酸……什么样的人才配做“给个皇帝也不换”的叫化子头儿呢？这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门道”……要饭这口饭也并非人人都能吃得了，软乞和硬讨、职业和和业余的、固定的和流动的、当地的和外来的，其中的规矩五花八门，稍不留意就保不住饭碗……

一、行乞——迫不得已的选择

1.不得不当乞丐

解放前的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穷国。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108年至公元1911年止，这二千多年中，中国共计发生了1828次饥荒。连续不断的各种灾祸如旱灾、水灾、风灾、蝗灾、雹灾、地震等造成难民成群、乞丐暴增，人们相继离乡背井。据有关资料记载，丐群的移动趋势大致分四个方面：一是西北各省的难民向东南各省移动，二是黄河上游的贫民向下游移动，三是长江北岸的贫民向南岸移动，四是农村破产的贫民向附近城镇移动。于是各种江湖帮派纷纷崛起，在社会底层构成许多非法组织，形成了极其严重而复杂的乞丐问题。

乞丐中还有一些生长在富贵家庭的纨绔子弟，因从小娇生惯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糜烂生活，成为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废物，毫无一点谋生技能，一旦势落财尽，吃尽当光，只得流浪行乞，加入丐帮。其次是一些懒惰成性、意志软弱的二流子，不肯吃苦耐劳，也就甘愿入帮为丐。还有就是吸毒嫖妓、赌博好酒之徒，一旦丧失劳动力，只好沦为乞丐。

中国的乞丐，自古有之。《吕氏春秋·精通》：“闻乞人歌于门下而悲之，动于颜色。”记载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要饭的”沿门求乞，受着人们的怜悯。

乞丐是人类阶级社会最下层的卑贱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饱受风霜，忍受饥寒，自春到冬，从朝至暮，从富家的朱门讨到乡舍的柴扉。他们内心充满了怨愤，既诅咒这不幸的人生命运，也仇视社会上的有产者们，然而他们赤手空拳，无力反抗，只知整天卖命乞讨，拼命挣扎，只知浑浑噩噩地依附于江湖的党社帮派，最后忧郁潦倒，冻饿而死于街头。

2.职业的和业余的

乞丐有各种不同类型，大致分为“真性丐”、“职业丐”、“业余丐”三种。“真性丐”又叫“落魄丐”，大都是一些为贫困或是灾难所逼迫而走投无路的灾民、难民和失业的贫民，丧失生活的依靠，被迫流浪行乞，生性又纯厚朴实，不懂乞讨的窍门，常被人殴打欺侮。“业余丐”也称“飞蝗”或“传家丐”，这类乞丐产生于农村，尤其是一些极其贫困荒僻的乡村，像黄河沿岸若干旱地和江北农村，都是形成“业余丐”的地方。由于天灾人祸，田里的收获不足维持生存，只得成群结队，携儿带女到邻城或外乡去讨饭。如到了佛庙香汛期间，有的贫民则化妆成乞丐去乞讨，以获得那些善男信女们的慷慨施舍。“职业丐”又名“假性丐”，是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寄生阶级，他们有着悠久的丐帮传统和乞讨艺术，他们在颇有技术的乞讨同时夹杂着欺诈的手段，“职业丐”不劳动但能获得比一般劳动者更大的收获，是乞丐群中最得意的一帮。叫化子是他们终身的职业。“职业丐”不但有组织，而且还有极其严密的规矩，初来乍到必须拜师入帮，并且还得学习各种乞讨技能，方能准许行乞，在乞讨中有规定的对象以及势力范围，绝不允许超越违犯。乞讨的对象有店户、住家、路人、舟车旅客等。在丐帮中是绝对禁止同时向两种对象乞讨的，如选择了路人，就不能再向店户住家去乞讨。乞丐上街行乞，丐头预先指定给他一个路段，这个路段以外，归别的乞丐行讨，并且每个乞丐只能向同一边的店家乞讨，如规定在左边，就不允许同时又向右边的店家乞讨。有时甚至连时间都有限制和规定，这是为了避免引起纠纷和因同一条街的乞丐太多，会引起客店住家的厌烦。一个乞丐在这个路段出现一次后，次日必定要换到别的路段，同样是避免熟面孔会引起店家的厌恶。由此可见“职业丐”的乞讨艺术的讲究以及丐头的用心良苦。“职业丐”的乞讨手法又分“快手”、“慢手”两种。“快手”一般遭乞讨对象的拒绝后即离去，另觅新的对象。“慢手”则不然，一旦遭到冷眼，不轻易离去，常呆立在人家门口，久久不走，不达目的不去。有些店家见拒绝无效，往往是及早给了他打发去了事。至于那些向过路人乞讨的丐流，则无须随时调换路段，因为过路人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但也必须按丐头指定的路段，其活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追赶路人来乞讨，被称为“赶猪”。若紧追着坐在人力车上的客人，强推车乞讨名曰“张飞上拉诸葛亮”。另一种则是坐地乞讨，多半是些伤残乞丐，盘地而坐，露出身上残疾部分或疮痍烂体，为了引人注目往往还用凄厉的声调歌唱喊叫。这些伤残乞丐，并非全都是残疾烂体，其中一部分是煞费苦心伪装而成。造成了一种动人魂魄的凄惨景象，路人只见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谁能知道这竟是红白烛油、鲜猪肉和豆腐皮混合而成。浮肿得如同大冬瓜的腿，则是江湖秘方所致，丐帮自有良药再替他们消肿去炎。

3.祖师爷赏口饭吃

一般人都认为讨饭的一定都是些自然成帮的群体，事实上乞丐也有一定的派别而且复杂纷歧，各派都有自己所崇拜的祖师。这些作为偶像的祖师，一般都从古代贤人中选择。穷家行中的“死捻子”奉范冉为祖师爷。有这么一段传说，范冉独自一人住着两间草房。有一次，孔子在陈绝粮，让子路向范冉去借粮。范冉问子路：“世界上什么多什么少？什么喜欢什么恼？”子路答不出，怏怏而归，第二次孔子又派颜回去借，颜回回答范冉说：“世界上人多君子少，借时喜欢还时恼。”范冉立即拿出一鹅翎管米和一鹅翎管面给了他。颜回回到孔子那里，把米面倒在地上，立刻化为两座米面山，师徒吃用不绝。事后孔子往谢范冉说：“借的米面还不了。”范冉说：“等以后叫我的徒弟们零碎讨要吧。”孔子说：“好吧，让我的弟子们来还吧。凡是门上贴着对联的人家，都可以进去讨要。”范冉是东汉时期的人，孔子是春秋时人，传说虽说有些荒唐，穷家行就以这个传说向人们表明，乞丐向地主（孔子弟子）乞讨，是讨还欠债而不是乞求施舍。春秋时期伍子胥曾吹箫乞食于吴市，为一般乞丐所崇奉。在浙江、江西一带的盲丐奉严嵩为祖师。北方的硬采正帮，他们身披狗皮，口吹号筒，喉发变腔的喊叫，崇奉为主报仇、谋刺赵襄子的豫让为祖师，该帮数典不忘祖，变腔的喊叫以示吞炭，披狗皮表示漆身为厉，手执号筒是豫让谋刺赵襄子时，把短刀藏匿在号筒里的意思。在清朝初期，这些丐帮的地位之高，筒直令人瞠目，居然被列在百家之中，百业之一。各地“团头”的职位，竟是官府所授，而且官家还授于“团头”一根杖，乞丐都称之为“杆儿”。“团头”手提杖，便有至高无上的权式。如有乞丐违犯规矩，即有被此杖鞭挞至死的危险，而且官府有法，可不偿命。丐头的职位高低，可视其杖的长短来区分，如身为丐帮长者，便是一根长五尺的大杖，一端刻有龙头，上面系着黄色的穗，此杖由朝廷一个亲王执掌。在光绪年间，据说这根号称“老梁”的大杖一直悬挂在合硕礼亲王府，由礼王世铎和他的两个儿子执掌，由此可见，荣华富贵的贵族竟成了丐业的领导。

丐头在乞丐中是唯一最高的权威者，清朝初期丐头又是奉宪委派，权力更是至高无上，每年还有一次“报春”的仪式。每逢立春的时辰，知县升坐大堂，丐头头戴纱帽，身穿蟒衣，足登朝靴，由堂上慢步走下方阶，口喊：“春官报春，某时某刻某分立春，大老爷指日高升。”然后知县由堂上丢下红纸赏包。仪式颇为隆重。

谈到中国的乞丐，就不能不谈到人人皆知的行乞兴学的武训。武训生于清道光十八年，是山东省堂邑县武家庄人，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武训从小和哥哥武让依靠母亲生活。他性情忠厚老实，对上学读书有着强烈的欲望，无奈家境贫困，使他的愿望久久不能实现，只能羡慕地看着别家孩子高高兴兴地挟着书包上学去。一次，他忍不住来到一家富户的学塾里，偷偷地站在窗外听那些孩子念书，结果被人发现，误认为是窃贼，给重重地打了一顿，撵出了大门。

不久，母亲得病去世。武训便靠打短工为生，因不堪忍受主人残酷的虐待，变成了一个迂痴的人，口口声声要创办义学。从此武训流浪街头，沿门乞讨。他边走边自言自语，像是说梦话，又像唱歌，唱来说去，都是要创办义学。他唱道：“抗伙（帮工）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他边唱边乞：“你行好，俺代劳，大家帮着修义学；我要饭，你行善，修个义学你看看；给我钱，我屯田，修个义学不费难。不厌多，不嫌少，舍几文钱修义学，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准教你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

他如此念念不忘嚷着要修义学，人家都取笑他，说他是得了义学的病症，他自己也以“义学症”的名字自居。当他走街乞讨时，狗跟在他后面咬叫，他唱道：“黑狗白狗你别咬，义学症憨豆沫来到了。”有时人家不施舍给他，或是辱骂他，看见他来了，赶紧把门关上。他也一点不动气，只是唱着随口编成的词，继续乞讨：“不给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我饭；大爷大叔别生气，你老几时不生气了，俺几时出去；不强要，不强化，不用生气，不用害怕，俺化缘，你行善，大家修个义学院；穷的使，富的保，修个义学错不了。”

武训走村串庄，乞讨千家，有时以他滑稽的形貌，奇怪的动作，逗乐那些围着他的孩子们，使他们乐呵呵地给他几文钱。他甚至剪去了头发，拿去卖了钱。总之，凡是可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能讨到钱的事，他都愿意吃苦去干。

不负武训的一番苦心，他终于积攒到了二千八百钱，跪求得到了县官的赞许，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得到父兄们的理解。光绪十四年，第一个义学创立，以后又陆续创办了三所。但武训仍旧到处乞讨。每到庙会节日，他总要赶去，挤在人群中，口里不住地喃喃歌唱，一面向那些过往的善男信女乞讨。直到光绪二十二年病逝。

二、软硬兼施——乞丐行为种种

1.“穷家行”

“穷家行”中人被称之为“捻上”或“捻子”。这是一个有组织的乞丐帮，其中有“活捻子”、“死捻子”、“杆子”之分。由于这些人不劳动，有了点财物即吃喝赌光，所以极其贫穷，一无所有，并自称为“万年穷”，人们则称他们“穷家行”。加入穷家行必须要磕头拜师，拜师的仪式很有特色，摆上刮打板、牛胯骨、小笸箩、要饭的搭子，再备一壶酒，仪式开始，先由师傅告诉徒弟，自己是什么门，是几座上的人。（“捻子”师徒相传，依次称第几座）再由“明辅”讲明行道，“过辅”保证自己所介绍的这个徒弟不违犯穷家行的规矩。仪式最后，用酒把摆在桌上的东西浇一个圈。“活捻子”俗称小绺和偷鸡的。这组织是师徒相传，在穷家行中为数较少，这些人和衙门里的马快等人相互勾结，马快等人接受他们的贿赂，并给这些人以暗中保护。“活捻子”偷盗来的财物一般都是变卖换成现钱，但这些财物都得先存放一个时期，因为怕遇上被偷的失主是个有势力的人物，即使马快等人出来保护也无济于事，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让马快出面，把财物追回送还。如果被偷窃的是些社会下层中人，那便是随偷随卖。据传“活捻子”有两个创始人，一个姓梭，一个姓李。有一天，两人在屋里喝酒，用的是破酒壶，一个破碗里盛着一点咸菜，恰巧，这时嘉靖皇帝私访到此，和他们一起喝了三口酒，吃了几口咸菜。以后把他们俩传了去，并要他们在官府当差，但他们拒绝了。于是皇帝就给了他们俩三个铁炮竹，封为军门，以后就形成梭李一派。但这一派不是穷家行的正派。穷家行的正宗则是“死捻子”，所以他们以此轻视“活捻子”，不与其来往。“死捻子”俗称“叫化子”或“要小钱的”。在穷家行中人数最多，分为韩门、齐门和郭门三大支派，他们行乞的手段有三种。一是叫花搭子。口唱“数来宝”，边唱边讨，唱词根据乞讨是否成功而不断变化，听来极为有趣。如一进街就唱：“竹板一响进街来，一街两街的好买卖，又有买，又有卖，各样的买卖都发财，都发财……”向卖肉的乞讨：“你这肉，是好肉，肉又肥，肉又瘦，一刀两刀的割不透。”如乞讨不成即改口唱：“你这肉，是孬肉，膘子薄，肉又瘦，卖到来年六月六，发了蛆，发了臭，看你难受不难受。”向卖罐子的行乞：“罐子大，罐子圆，你老的罐子多卖钱。”一旦遭拒绝，唱词马上即变：“罐子破，罐子小，你这罐子卖不了。”

其次是武搭子。就是用讹诈的形式来乞讨。一般是拿菜刀或是鞋底折打胸脯，有的则是手握镰刀刺破自己的额头，故意弄得鲜血淋漓。

再次是叫街。这都是些瘸老病瞎和少臂缺腿的伤残乞丐的手法，在庙门外，盘地而坐，手拿个小笸箩，苦苦哀求，向那些烧香的人们乞讨，或是沿街讨要，这是三种手段中，最苦最可怜的手法了。

“死捻子”大约三五个人成为一捻，捻的头目叫“篓子头”，大首领叫做“当家”。众丐乞讨来的钱财，篓子头得十成抽一。每逢初一、十五或是年节，篓子头都要到富商豪绅地主家中念喜歌，借拜节、接财神为名索讨财物，要来以后，大家共同分享。篓子头拜年并且还得要送礼。所谓礼物，就是手提一个破篮子，内盛了一个红封的空包以及鸡毛一撮，这就算是过年的厚礼了。到哪家去拜年送礼，礼物不管收不收，但“脚钱”是一定要给的，如不给的话，将会招来许多麻烦，让你一家不得安宁，到了谁家，谁只能自认倒楣。上门拜年的乞丐，也毫不客气地在歌中唱道：“来哉来哉，送副礼来过年哉！野鸡一只，羹果一包，礼物虽少，家家送到，一概不收，发仔脚钱就跑。东家开开金龙手，生意一年好到头。”有时也扮成泥神模样，到人门前去叫唱。左手持一只碗，碗中盛满泥浆，右手拿着小扫帚，用扫帚蘸着泥浆往额头上涂抹，且边跳边唱：“泥神到，生意好，鸿运来，赚元宝。泥神一拓，宝号生意大发，泥神一跳，宝号生意更好，今朝讨个发财钱，恭喜宝号过新年。”

每到农村麦收和大秋之后，乞丐们则是大批出动，成群结队推着独轮车，由篓子头率领开进乡村，向地主家去要粮食，这叫做“开踅去”。每次都必定推举一个能说会道的篓子头掌踅。掌踅的人持有圣人府发给的执照和放有龙凤旗的小匣子。必要时，就亮出执照与龙凤旗，不满足要求就赖在门口不走，由于人多势众，一般总能满载而归。另外“死捻子”也从事些手工业生产，弄点柳条编些鸡笼或是笊篱之类小商品。但这些极低微的生产，实在是无法维持他们的吃喝狂赌。

“杆子”就是炮手，为当地人家的婚丧庆吊等事放炮，这些炮手，一般都是死捻子在某一地区混熟后，受当地人的照顾而去从事的。外地的死捻子和活捻子来此地乞讨或偷窃，必要给他一些好处，他也必须对这些人采取保护措施。死捻子和活捻子称作游方，杆子叫坐方，游方和坐方彼此照顾。其实杆子就是由死捻子转业过来的，所以有“先有游方后有坐方”的说法。杆子可由其徒弟继承，也可由其靠底的人继承。

穷家行虽都是些只知吃喝的乞丐，但他们却很讲义气，重团结。在行乞中，领瞎扶瘸，用独轮车推着无法走的。一人有病，同伙的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们奉行：“上会来称兄道弟，下会去作东找西，瘸老病瞎是一家，生死存亡不分离。”

2.“软乞骗讨”和“硬乞恶讨”

（1）东行

“职业丐”按其乞讨手段可分为东行、西行两大派。东行的乞讨手段是软乞骗讨，大都以卖唱献艺为主，音乐丐的乞唱形式有好多种，风格也不同，其中有独唱形式的“唱响子”、敲渔鼓的“文武腔”、吹短笛的“奏仙乐”等。“唱响子”也称“唱春”帮，所谓“唱春”就是这种乞丐只在春天乞唱行讨。“唱响子”流行于长江以南，苏常一带。每到春天，便有乞丐肩背伞袋，手拿小锣打板，沿街挨户，敲锣打板。唱的虽总是些讨饭的歌，但也有一定难度，一下子还不容易学会。首先得具备灵敏的反应，见什么唱什么，随机应变，其次歌词随唱随编，而且还要不失原调。歌唱的乞丐经验必须丰富，恪守规矩，还要学会独特的取钱方式。当人把钱放在柜上或桌上时，不能直接用手去拿，须用打板把钱拨落在小锣背面，才可倒于手中。如遇到一些好事的人采取作弄手段，把钱放在高柜的玻璃板上，或是把钱丢在地面石缝中，而不能拨取，那就不允许再索讨，只能忍痛舍去。由于这些乞丐没有文化不识字，所以他们所唱的歌词全靠口传。其中长段的唱句，只记其中主要的，其余唱句全由自己临时拼凑，必须见物唱物。如遇上是药店或南北杂货店，货品样式繁多，样样都唱得全，这真是不易的事，这叫做“出底”，若是“出底”不全，师傅就不允许他放“单档”（一人唱），所以一些脑子不灵活的乞丐，是无法采用“唱响子”这种行乞手法的。“唱响子”也有自己的祖师爷，名叫冯国老。传说是隋炀帝的臣子，那年春季隋炀帝下江南，冯国老伴随一边，眼见拖龙舟的民夫，困苦异常，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效仿管仲代孤竹的俞儿曲，谱成歌调，因在春天谱成，所以就叫春调。“唱春”有澄调、苏调之分。澄调是老调，苏调是民国以后才创立的。唱澄调的都是江苏江阴一带的农夫，江阴又名澄江，澄调由此而得。

“文武腔”就是唱“道情”，原是道士舒性闲情的歌曲，因此叫“道情”。“道情”有“文调”、“武调”两种，所以也称“文武腔”。唱“文调”的左手握两片竹板，名叫筒板，左臂还斜抱着一个约三尺多长的竹筒，右手握在竹筒下面，频频摇动，发出冬冬的声响，这叫“渔鼓”。板声和鼓声，相互交错，富有节奏。“文调”都是两人合作来唱，一人敲板摇筒，一人拉胡琴伴奏，唱的是叠腔，板急声烈，很有刺激性。“文武腔”一般是丹徒县一带的人唱来格外好听。据说郑板桥见乡人生活贫困，便创作了下首“道情”，好让乡人能以此糊口，所填字的音韵，特别适合丹徒县一带人的口音，外乡人的口音生硬，唱来总不觉悦耳。“尽风流，小乞儿，数莲儿，唱竹枝，千门打鼓沿街市，桥边日出独酣睡，山外斜阳早已归，残羹冷饭饶滋味，醉倒在回廓古庙，一凭他雨打风吹”，这是郑板桥一段著名的描写乞丐生活的道情。郑板桥被罢官归乡，时常由于忧愤而漫游林间，独自吟诗喝酒，聊以自慰。晚年经济拮据，生活窘迫，不得已只好卖房借债度日，甚至羡慕沿街托钵的乞丐，生活的感受使他所作的道情特别富有情感。在道情未尾他又写道：“风流老家元和老，旧曲翻新调，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俺唱这道情儿归山去了。”唱道情的乞丐与卖唱乞丐有所不同，唱道情必须身穿长衣服。

有一种名叫“奏仙乐”的行乞形式。乞丐带一支“横腔”（笛）或一支“直叫子”（箫）挨家挨户地鸣打，以其代替哀呼乞求。干这行的都是吹鼓手出身，也有的是为了乞讨才专学“奏仙乐”的。一些吹鼓手出身的，原来不是乞丐，是以后生活落泊，而沦为乞丐，这种人在道中称为“洋生”，意为半路出家的外行，不能享受道中的一切权利。“奏仙乐”在行乞吹奏时，如客家不指明要求奏什么曲，他一开始所奏的一曲叫做“过吴市”，调子和“梅花一弄”很相似。据说战国时期，伍子胥从郑国逃亡到吴国，中间必须经过一关，名叫昭关（在今安徽省含山县北），到了吴国曾吹箫行乞于吴市，因此“奏仙乐”在码头上行道，不称“踏街”，却叫做“闯昭关”。

“拜神主”也叫“碰灵牌”，这是个男女乞丐都能从事的行当。干此行当首先得弄清在这地盘上，谁是最“漂亮”（肯出钱）的施主。当然这要求助于这地盘上的丐头，求见丐头须要按照一定的规矩。“拜神主”到了丐头那里，不能直接闯进门，必须在门外转身向门口叩拜，弯身下蹲，并轻轻地叫一声“老板”。那丐头听到这一声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叫唤，就已知道是“拜神主”来了，出门说声“进来吧”，那乞丐才能起身，对着门来一个半跪，俯身鞠躬进门，到里面，又是一蹲。丐头这时走到他后面，用手在他头上一摸，并说：“多礼了，辛苦，辛苦。”丐头接受了“拜神主”的礼节后，必要请他吃饭，同时把这地盘上的一切情况详细地介绍给他。“拜神主”然后就按照丐头的指点，前去乞讨，到了那施主家门口后，就跪在门前声声哀诉，眼泪鼻涕，满脸都是，尽量得表现出一种痛不欲生的表情，通过这一番表演，常常是如愿以偿，满载而归。“拜神主”在行乞的过程中，有时还乘人们不注意，顺手牵羊地带走一点东西，使人们痛恨不已。

有一种专门是妇女来干的行乞手段，称为“放流水”。农村有许多妇女因生活所迫，经父母与丈夫的允许，外出乞讨，兼寻找短工。如哪家缺少管家的人，就可和她商定工钱，两厢情愿条件谈妥，即可上门做事。这些妇女什么事都干，什么事都管，其地位几乎相当于家庭主妇了。但规定不出卖肉体。空余时间她仍可以出去度乞讨生涯，这是额外的收入，如主人不许可，那就得另外拿钱来补贴她这部分的差额。有些妇女在家主那里做的时间长了，年长日久违反规矩，竟然和主人发生了暖昧关系，俨然成为夫妇，再也不想离去，所以“放流水”的妇女都要有个保人，如该妇女跟人同居，不愿回去，保人就得赔偿女家的经济损失。所以作保人的每隔几天，就要去观察一下那妇女的活动。以防其有出格的行为。

“观音党”是由“放流水”脱胎而来，一般也由妇女来干，“观音党”有“滑面观音”和“送子观音”二种。“滑面观音”只是一个妇女单独行动，“送子观音”则是携带着子女一起外出乞讨。有趣的是，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乞讨规矩，行乞时不能斜立向着那被乞人家的门口，否则是要受罚的。

另有一种以献艺来行乞的乞丐，常见的是划着小船在水上乞讨，名叫“游五湖”，也称“戏青龙”。所划的小船形状很特别，两头短小，中间凸出，远看像一只鸭蛋，浮在水面上，随浪翻腾，十分危险。往往是一个老头坐在船的后梢头，手握小桨划船，船头站有一个年约十三、四岁的孩子（男女都有），穿着一套紧身的短衫裤，赤脚，头发挽结成一个鹅角，插戴两枝红花，老头一边打呼哨，一边把船慢慢划到船群中，其它船上的人都纷纷出来看热闹，老头站起面对众人说上几句套头（开场白），然后大喝一声，那孩子便在不足二尺的船头上，手舞足蹈，做着各种杂耍的动作，小船也随之上下波动，左右摇晃，惊险异常。如有人把钱丢在水里，小孩就会立刻潜入水中去拾钱。江南一带每年中秋香会，都是“戏青龙”大显身手的捞钱机会。由于经常发生孩子在水里拾钱而被淹死的惨剧，后被清代的一位巡抚给禁止取缔了。

乞丐除了以可怜博得人们的同情外，也有用欺骗手段来使人们上当的，“摆摊书”就属于这一种。“摊书”是一种地方俗语，意思是夸口。所谓“摊”并不是像做生意摆摊一般，而是像挂皇榜、贴布告之类的方式，预先写好一张“冤单”，每到一处，就把它摊张开来，按照丐帮的规矩，“冤单”不能摊在地上，要张挂在手上，更不能开口“诉冤”。“摆摊书”有等级区分。最上等的衣着漂亮，好像真是个“漂洋生”（读书人），到了一个“码头”，先选家茶馆，向茶博士（堂倌）打个招呼，仔细问清“切脚”（哪家富，哪个人不吝啬）。然后坐在一旁，装出一副愁容满面的神态。等到茶馆里坐满茶客后，茶博士就向众人婉转的介绍这位“摆摊书”，或是故意向他下逐客令，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时“摆摊书”就配合茶博士在一边竭力显示出一种痛苦哀愁的神情，向一些同情他的人，用一些可怜巴巴的话，诉说自己怎么受骗上当，被人愚弄而走投无路的“不幸遭遇”，引起众人的同情可怜，以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摆摊书”最怕的是“老鬼”（知内情的人），遇到这种人，一切苦心表演，全都前功尽弃，所以“摆摊书”时常对这些人采取报复行动。但如果“老鬼”能严守秘密，不揭穿他，或是能够助一臂之力，“摆摊书”骗来的钱财就要和他“劈巴”（分钱）。也有的“摆摊书”利用各种诗谜、对联，引人上钩，进行诈骗。

乞丐大都是贫穷出身，心底善良，虽然贫困交加，无法维持生存，但他们却能互相帮助，先人后已，并有严格的规矩来监督与约束。有些手脚不能动弹的残疾乞丐，人称之为“披街儿”，这些乞丐在丐帮中享有特殊地位，在路上无论那一种乞丐只要是遇上“披街儿”，就必定要让他先行乞讨，决不能与之争抢。如有违犯，将按丐帮规矩，废除其三块规定行乞的路段，而且在这些路段所讨得的钱财，完全没收，分一半给“披街儿”。正因为这些“披街儿”享受着特殊待遇，原来并不残废的一些人，为了能享受到这种特殊待遇，人为地使之变成残废，更惨的是有些父母为了生活，狠心把自己的孩子从小就给人家，把他弄成残废，以“披街儿”的特殊身份上街行乞，所得钱财用以补贴家里。此类乞丐的所得，一般都和家里父母平分，这叫作“单举”。“披街儿”除了以残疾取胜外，另外还须练就一个铁打的哑嗓，嗓音嘶哑，凄惨。据说他们练嗓还有一种土药方，把木炭碾成粉末，再把人的耳屎放在瓦上，用炭火烘烤，然后压成粉末，和炭粉搅拌在一起，用黄酒冲服，能使人的嗓子逐渐变得沙哑。

在这庞大的丐流中，各种各类的乞丐，各显神通，各尽其能，除了以上几种类型，其它还有：用鼻尖顶长凳、刀或是其他各种器具，以献技乞讨的“献天灵”。专给公馆人家捕捉毒蛇，以索取报酬的“挖地龙”。到店铺住家前玩弄蛇来乞食的“扯留”。在春收和秋收到农田里拾取稻穗为生的“挑青头”。另外还有几人结帮，到人家里，明里乞讨，实则偷窃的“迷羊阵”。

（2）西行

西行乞讨手段和东行有很大的区别。东行是软乞骗讨，西行则是硬乞强讨。这一软一硬，构成了东西二大派不同的风格。所谓“硬采”就是强行讨要的意思。人们也称之为“硬采丐帮”，此派属于中国乞丐中的正统派系。“硬采乞丐”分布广阔，组织严密，在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总管的机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叫化厂”，在许多城市县镇，基本上都设有“叫化厂”。每个“叫化厂”都有一个具有很高资望的老乞丐作为甲头（亦称丐头），他掌有很大的权力，该地区的所有乞丐都属他管辖。这些乞丐晚上都住在甲头所掌持的“叫化厂”内，每天所乞讨的钱，必须分成给甲头，每个乞丐所交的成数，一般都以在丐帮中的丐龄以及地位而定，辈份越低，交钱数就越多。他们的辈数可分为两种，因地而异，在江南的分为天、地、人三级，在黄河流域的分为金、木、水、火等十五级。现以江南的天、地、人三级为例，这些乞丐每日向丐头交纳的钱额是这样规定的，天字号乞丐是十分之五，地字号是十分之六，人字号是十分之八。另有一种是按每天所规定要交纳几元或几角的。每个乞丐在加入丐帮时，必须举行一次进帮的仪式，这入帮仪式气氛很严肃，一般都在深夜进行，而且地点也选在荒僻的乡村古庙里。摆设香案，上面供有神像，神像是一个黑脸破衣的壮士，据说是平剧“斩黄袍”中的郑恩，也就是此丐帮所奉崇的祖师爷。然后把一些用各色丝线包缠的康熙钱币，分发给每个入帮的人，这些钱以不同的颜色分为好几个等级，有了这钱币，就等于有了此丐帮的证书，才能成为正式在帮的叫化子，可以通行天下，有乞讨的资格。最后祭敬祖师爷，喝血酒。这种仪式在叫化行中叫做“绾锅火”。一地的丐头，控制着该地区的全部硬采乞丐，不但这一地区的乞丐受他支配，就是从外乡来该地的乞丐，在乞讨之前，须要专门前来拜谒，这就是江湖上所谓的拜码头，否则不但不能在此乞讨谋生，而且还必定被丐头驱逐出去。丐头是“叫化厂”的一厂之主，凡是一切是非纠纷，都由丐头一言决断。如有违犯规矩，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所以乞丐对于丐头是绝对服从，没有一个敢反抗的。丐头由乞丐所供养，一个地方多一个乞丐，丐头便可以多一份收入，因此丐头总希望自己管辖的地区的乞丐多多益善。但在一些繁华的市镇，丐头每日的收入本已十分可观，所以他也不希望增加该地区的乞丐额，从某种方面来说，丐头要负担这些乞丐的生存。丐头每天收取各级乞丐的交纳，但供给他们的食和住，凡遇雨天，乞丐可免出外乞讨，一切吃用开支均由丐头负担。如生病不能出门，也可享受卧食的权力。丐头坐享众丐的供奉，因此他不需要亲自外出乞讨。虽说是以乞讨为生，一个乞丐只要做上几年丐头，他的财产，往往要比一个小康商人还要多。有些大丐头，几乎已完全脱离了丐流的本色，有着大厦车马、丰衣美食的物质享受和娶妻纳妾。可是他们对于丐头的权力却始终不肯放弃，委派些二三流的小丐头目代收每日的交纳。丐头虽有优厚的生活条件，但对众丐的交纳却看管得很严，乞丐对于每日应交的钱额，一个也不能少，如有违犯，一经查出，便施行严的刑罚。丐头为了防止众丐私自藏钱，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乞丐的行动，在硬采丐帮中有着一整套严格的规矩以及处罚的条例。丐帮对淫乱，向来是定为戒律，若有发觉将严惩不贷。硬采丐认为乞丐是穷人的末路，乞讨人家自愿的施舍，不足为耻，但对丐流中的偷窃是引为奇耻大辱，认为是丐帮中的败类，必处以重刑。在硬采丐中，乞丐都奉行绝对服从的信条，尊长一言，小辈便须遵照，哪怕赴汤蹈火。如有冒犯丐头，或是阳奉阴违，背师私逃，也将受严刑的处罚。丐帮极其迷信，因此，他们对于一切不吉利的话，一律须用切口（黑话）。有的新入帮的乞丐，切口不熟，不吉利的话，脱口而出，便认为是“放快”，也将受到处罚。丐帮中的处罚手段多种多样，有些严厉的程度已达到惨无人道的地步了。有一种名叫“荤素馄饨”的刑罚，就是把人的手足捆绑起来，使他仰卧地上，形状就如一只馄饨，再叫一人站在他身上，不住地践踏，直至吐血为止。挖去双眼叫“扣照子”。抽去脚筋，使之成为跛子则叫“剔蹄子”。

硬采丐帮虽和其他各帮乞丐一样靠着乞讨谋生，但他们却有一套特别的技巧与能耐，不像别的乞丐光伸着手向人乞讨。他们的乞讨有一定的步骤，先是在店家门前搬弄出他的花样或是呆立不语，店家给了钱则了事，如不给的话，他们就采用“先礼后兵”的策略。开始拿出强硬手段，从彩袋里拿出一管竹筒，鸣鸣地吹起来，以示警告，如再不给钱，他们就停止那凄惨的胡笳声，再从袋里拿出一把尖利的小刀，在自己的额头上一划，顿时鲜血迸流，淋漓满面，名为“挂彩”。人们一见不得不给些钱，让他快走。乞丐如愿以偿，就抚着血头，再讨别家，别家见此惨状，也不愿多找麻烦，赶快给钱。硬采乞丐除了备有这种强硬威胁的手段外，还必须学习其他各种技能。首先由师傅教授对施主的各种称呼，掌握施主的心理，有时恰到好处的称呼能引起人的好感与同情，这是各类乞丐必须学习的。“叫街”与“坐丐”这两种乞丐，还得训练如何哭泣，男女老幼各有各的哭法，妇人的哭，须有韵有调。妇孺团坐路旁，呼喊大哭，哭中带唱，声声带泪。或是沿街哭唱，一旦得钱便停哭道谢。男丐哭的特点，就是狂呼大喊。除此之外，有的乞丐还须学习各种器具的运用，如弦、胡、板、鼓、剑戟等。练习一些技巧，像“顶鼻”、“穿舌”、“舞刀”之类。师傅除了教乞丐如何拼命地去索讨，同时也教给他们一些用吉利祝福的词句编成的歌谣雅曲，并要求乞丐学会见物唱物随机应变。这种歌曲有腔有调，歌词也很有趣，而且压韵。如祝福歌：“乌龟上门来，老板大发财，太太给我两个钱，太太长寿万万年，老爷大发慈心，今年获利千金，太太施恩，抱子抱孙。”讽骂歌：“不给我钱，怎过今年？不给财，我不来。剩下了钱买棺材！你不给，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乞丐一般都采用嘶哑凄厉的音调来演唱这些歌，听来令人伤感。也有些歌曲，歌词滑稽可笑，使人捧腹不已，手拿竹板，边唱边敲，很有节奏，唱这种风格的歌，也是见什么唱什么，随时变化。如到了棺材铺，即唱：“打竹板儿迈大步，眼前来到棺材铺，掌柜做的棺材真叫好，盛上死人跑不了，盛上活人受不了……”

硬采乞丐不仅具有各种乞讨技能，而且还有名目繁多的乞讨方式，各具特色。有些则类似江湖艺人。有一种以卖唱的形式来乞讨的乞丐，名为“响叫”，是唱莲花落和道情的统称。他的用具有“三木”和“皮筒”。三木是唱“莲花落”所用，其演唱形式比较自由，歌词随物变化。皮筒是唱道情用的，唱道情在丐帮中是属于比较文的，唱词内容大都取材于古人的事迹。所以此类乞丐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他们身穿长衫，对于施主给的钱，不直接用手去取，而是用筒板夹入筒内。遇到这种乞丐，一般店家路人都比较慷慨，也可能是视其文绉绉的缘故吧。“剑弹”又称“家里手触”。这类方式比较强硬，乞讨上门，直截了当要人拿钱，给他钱就走，如不给，便用一把二尺来长的刀或核桃般大小的弹子，朝咽喉里直塞进去，眼泪鼻涕，一齐涌出，不多给他点钱是决不肯跑开的。

“流星”丐帮，可分“软武”、“硬武”两种。随身携带小型的十八般武器，行乞时，用头顶竖这些武器，这种称为“软武”。“硬武”不随身带器具，走到任何地方，不管什么东西，都可拿来作为表演的用具，顶在鼻尖上，不使之落下，有的甚至连十几斤重的大门闩，锋利的大肉斧，都能用鼻子顶起。“流星”乞丐有点类似江湖卖艺的，具有一定的功夫。另外还有像“洋刀”、“短棍”也都是凭借功夫来乞讨的形式。“洋刀”乞丐一般用的是二尺来长的戒刀，向人乞讨时，光着身子，样子可怕，如不给钱，就用刀在腰上硬砍，斩起一条条刀痕，引起人们的同情。有的则是像江湖卖艺那样，围上一个场子，向人求讨。“短棍”属“洋刀”同类，但有所差别，“短棍”靠熟练的技巧来引人注目，把一根短棍舞得旋转自如，使人眼花缭乱。还有一种乞丐利用狗来行乞的，此帮在丐行中，也属老前辈，不是小乞丐所能滥竽充数的。他们把狗训练好以后，就带它上待讨钱，他能把狗训得叫跑就跑，叫跳就跳，以此来博店家路人的开心，有时嘴里还学着狗叫的声音来唱小调“汪汪有财香，嗡嗡狗来富，老板给钱养猡猡”。

有些乞丐既无文化又无功夫，只能以假象来蒙骗人们，引起人家的同情，有一种叫“水碗”的方式，用一碗猪血调成的血水，藏在身上，然后在衣服上钻个小洞，使血水慢慢渗透出来，就如鲜血淋漓一般。还有一种假装哑巴的“叫口”，这种乞丐时常是跪在十字街口，不住地向众人磕响头，嘴里叽哩咕噜，指口折胸向人求乞。“花镯”是瞎眼及烂腿的别称，但是伪装的。假装瞎子称“冷看”，眼皮外翻，黑珠里藏，真假难分，口唱“抬头不见天堂路，举足不见路高低”等词句，声调哀伤，很能引人动情。烂腿称作“包红”，外露的腐烂残体，其实是一些猪血、豆皮、烛油的混合物。另外还有一些也是依靠骗术的方式，比如“触黑”又名“放青”。常以小孩子为主角，由一个大人领着，逢人便讲，谎称孩子的父母亲死去，或家遇火烧，投亲不遇，想回家无路费，乞求众人凑点钱，这种方式往往能如愿以偿。还有一种女丐专用的方式，其方法是用猪血把一捆稻草和衣服染红，另怀抱一个用钱租来带血的婴儿，大清早就倒在人家门外，装出一副痛苦呻吟的样子，常能引起妇道人家的同情，这种方式叫做“跨血”。其他还有假扮和尚，挨户募化香金的“头烛”。手拿两块竹板，装着不会走路，以手代足的“金砖”。

硬采丐帮中有的乞丐较有才干，头脑也比较灵活，除了行乞外，还兼从事些副业。“捉溜子”就是其中一种，“溜子”是丐帮的行话，意为“蛇”。乡村中有些富贵人家的庭园常有毒蛇潜伏，所以要雇一些具有捕蛇技术的乞丐去为他们捕蛇，每次酬劳可观，而且捕获的蛇归乞丐所有。酬劳有按月计算，也有按捕蛇数量来计算的。对于乞丐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生财之道。因此也引起一些乞丐绞尽脑计，在这“生财之道”上大打主意，有时暗中把一些经过训练的蛇，放进富贵人家的庭园中，虽然并非是些毒蛇，但也引起家人的惊恐不安，无奈只好请这些蛇丐来捕捉。有时富贵人家一时还没发现，乞丐便直接登门，自称能闻出蛇味，然后装模作样地寻找一番，捕到蛇后，就索求报酬，并把蛇带走，以便以后再来施放。这种伎俩，有时也有失算的时候，蛇放出去后，它又找到了新穴，逃往别处去了。时值佛门的节日，游人众多，一班善男信女喜欢放生。这种水蛇一无毒二容易捕捉，故放生以后，又可很快地捕捉回来，再次出卖。硬采丐中另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身无捕蛇技能，只得从事一种名叫“敲三光撑”的副业。在当时中国内地的一些城镇，都还没有电灯，以蜡烛来照明，常发生火灾。逢年过节，家家红烛高照，乞丐就挨家挨户高喊“火烛小心”，人们感其好心，又是合家欢聚之时，一般都能慷慨施舍，以示善心，讨个吉利。由于这种副业的收入也很可观，乞丐争相从事，因此也引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规矩。在规定的地段内，不准越界叫喊，抢夺人家的生意。一些老牌硬采把路段租借给低级乞丐代行职务，根据路段的“油水”抽取相当的份钱。老硬采则从事些茶馆、浴室之类的生意。

盘花杆子西行帮是硬采中的一种丐帮，活动于江南乡村，此类丐帮不同于在城市行乞的乞丐，在乡村大都是以米代替钱来施舍。该丐帮也定有许多规矩，如接受施舍，乡下人一般都是随意抓一把米施给乞丐，该丐不允许用手或碗来接取，而必须要用肩上的口袋来接受，甚至于口袋也不能乱背，要有规定的背法。凡是开过山门收过徒弟的背在右肩上，只拜过师傅，而自己不曾开过山门的，只许背在左肩上。至于口袋的多少，要凭跑过多少码头而定。有个西行帮祖师名叫刘俊卿，在盘花杆子中可居首位，他背有九个口袋，这标志着他跑过九个省区。口袋的颜色也有一定的秩序，第一个是红色的，第二个是绿色的，从第三个起就可自由选择颜色，不加限制。所以要加入盘花杆子，口袋是必备的，而且多多益善。此帮虽是在乡村行乞，但对于地盘的划分，也有很严密的帮规，必须人人严格遵守。大致可分“抢道子”和“送道子”二种。“抢道子”顾名思义，也就是抢道路，如一个乞丐要到前面一个村子去讨饭，他必须在所走过的路上作上标记，说明前面村庄已有盘花杆子的人在行乞了。其他人见到标记，就不能再去那个村子，只能改道另找出路。如果乞讨完了，离开村子，也须在村前路上作上记号。这叫“送道子”。一般是写上一个字，以指明所去的方向，东南西北他们都用自己的暗号来代替，“太”字表示向东，“上”字是指向南，“老”字代替向西，“君”字说明向北。使后来同行经过此地，知晓要去的方向已有人，自己可另选择道路。有时偶然两个乞丐同时到了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亮出各自的杆子，来进行比较，持短杆子的，那就必须让位，根据丐帮的规矩就应自动退出该地，决不允许争抢吵闹。

在硬采丐帮中另有一支派别，其行乞方式强硬而又奇特。在苏州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在街上突然出现一个乞丐，手里拿着一只红色折成的小船，走到一家米店门前唱道：“船来船来，恭喜发财，大元宝装不了，小元宝滚过来，恭喜老板打发一个铜板的盘费，小子开了头，再也不回来。”当时在米店里，只有一位小伙子，年方十九，不明世故，更不知江湖的规矩，就向这乞丐拱一拱手说道：“喂！你这只船到底要到哪里靠码头？”乞丐听了这话，向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于是说：“好！走过三关六码头，找不得关，靠不得天，今天就在此处靠码头。”这家米店主人就扔了一枚铜元给他，哪知乞丐不接受，放下手中纸船，干脆就坐在店门前，也不说话。不多时有一乞丐走过，他便说：“伙计们，今天在此靠码头。恭喜你今日黄道吉日，就此开头，一帆风顺，前程万里。”那乞丐听了这话，竟也不走了。仅一二个小时店门前纠集一大帮乞丐，这时店主见势不妙，赶忙派人请来一位人称王老大的白相人，王老大对店主说：“不要紧，我来开发，你得准备十元大洋。”然后又派人用一面盆装满清水，又买来一挂爆竹，王老大亲自走到店门前，燃放爆竹，又将那纸船放在面盆中，说道：“只有一份菲薄盘川，真是吃饭不饱，喝酒不醉，你们拿在路上吃一杯清茶吧。”言毕从袖中拿出一包用红纸包好的三十六枚铜元，交该乞丐。这乞丐见是遇到了老同行，又见他按丐帮规矩还了礼，就连忙从面盆中抢出纸船说了声：“谢谢，打扰！”就率领那班乞丐，一哄而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3.各地丐帮百相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地理情况、风土人情以及生活习俗，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各地的乞丐也各具有特点。虽属于一个流派，他们的乞讨方式、规矩行号却都不相同。旧上海是个光怪陆离的大城市，一方面有许多过着奢侈糜烂生活的有钱人家，但同时到处有以流浪乞讨为生的乞丐。据统计，解放前上海的乞食者总数在二万人以上，换句话说，每二百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乞丐。由于上海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因此乞丐也特别多，各种各派的丐帮一齐都涌向了这个被认为遍地是黄金的城市。按乞丐的籍贯来分，上海的乞丐可分为五大类：凤阳帮、淮阳帮、山东帮、江北帮、江湖帮和本土帮。上海乞丐繁多，各有各的行乞区域，楚河汉界，互不侵犯。当时上海有陆、周、钟、王、二沈、二赵八个著名的丐头，这八人掌管着全上海乞丐。八人中陆为首位，赵某居次，称为八兄弟。丐头赵某，是上海本地人。家族世代为丐头，祖上在明代本是乞丐，后入松江县当更夫。有一次一只海盗船路过此地，群盗被捕，其中有一个是误乘盗船，也被当作海盗给捉了起来，赵祖力争相救，后被释放。那人竟是湖南巡抚的儿子，后来做了松江知县。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封赵祖为丐头，世代相传，到赵某已是第九代了。丐头除了世袭外，也可经地方上董事、地保推荐，由本乡本土的地痞恶棍中稍有办事能力的人来担任。丐头的下一级是大头目，大约有四十八人，他们的地位仅次于八兄弟。接下来是小头目，共有二百四十人左右。小头目虽受丐头与大头目的控制，但他们可享受所管辖地段内的乞丐的供奉。每个丐头控制着六个大头目和三十个小头目。这些大小头目，都是丐头所信任的人，由丐头直接委任。这些丐帮头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丐帮们把整个上海划分为东西南北四大区域，每两个丐头管理一个区域。丐头在自己所辖界内有很大的权力和很高的威望，可以自立法规。他的工作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管理乞丐，二是与界内的商店交涉接洽。按照商店规模以及经营范围的大小，每季收取乞丐费。另外在二、八两个月的初二和十六，向界内的乞丐们发放津贴。大头目所执行的任务，是巡街，观察乞丐行动，以免乞丐扰乱秩序或有违犯法规的行为。小头目的职责就是在那些交纳乞丐费的大商店门口，执行监视任务，防止小偷扒手假冒乞丐，盗窃东西，引起店老板的恼怒，断了乞丐的财路。

上海乞丐的经费，主要来自店铺的收入，每年二、八两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丐头就派人到各店铺收费。其他如富贵人家婚丧喜庆的赏钱等也是丐帮经济的主要来源。每个乞丐每日所得钱财如数上缴丐帮头目，再由丐头分发给每个人，其中还抽出几成由丐头积存起来，以备以后疾病老死时急用。因此上海的乞丐都不愿进厂作工，情愿过这种行乞生活，一是能够不劳而获，二来他们觉得工厂的资本家，剥削他们的膏血，更甚于他们的丐头。当时有句俗话：“三年讨饭不做官。”但是当个乞丐不是随便就可以上街乞讨的，首先得选定自己行乞的地盘，然后再拜见管辖该地盘的丐头，送上他的门生礼物，据当时的乞丐透露，拜师的礼物，一般都是大英牌香烟。丐头接受了礼物，他便可以在那个地盘内，在丐帮头目的指导下，过着乞丐生活。上海丐帮的法规极其严厉，赏罚分明，倘若在一年内，不违犯法规，除二、八两月的津贴外，另外再加发一个月的津贴，以示鼓励。如有与法规相违背的行为。将招致严酷私刑的拷打。各种私刑，名目繁多。有捆绑手脚，不给饭吃的“扎馄饨”，用板子插入背骨的“板抽背”，板子刺额头的“板入额”，甚至有毒打致死的死刑。每个乞丐在丐头的控制下，只能是唯命是从。据说，丐头们能在十几分钟内一呼百应，招集起整个上海的乞丐，由此可见，丐帮组织的严密。

上海乞丐聚集的大本营，主要是在城隍庙一带，其次是十六铺。在南市、闸北也分散着许多乞丐集中点，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则比较少见，因为当时租界里不允许有乞丐行乞。城隍庙内的乞丐，大致可分正式和副业两种，但是衣衫褴褛，向人伸手乞讨的乞丐，很少见，没多时就被取缔了。大多是变相的乞讨，在九曲桥、天宫牌楼、大殿、星宿殿等地方，替那些年纪大的香客，尤其是妇人，跑跑腿，例如代香客买香烛，叫黄包车等。一方面替那些摆香烛的小贩，招揽生意，这些乞丐能够在两面取利。一天的收入，倒也可观。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忙得不亦乐乎。除了在城隍庙，其他出名的庙宇，像虹庙、海潮庙、玉佛寺、关帝庙、广福寺，也是乞丐穿梭繁忙的地方，行乞收入也颇为可观。闸北也是乞丐集中地带，在沪战以前那里的乞丐草棚遍地皆是，后被战火摧毁，于是都迁至太阳庙、柳营路顾家湾、八字桥一带。其他地段，如曹家渡、苏州河一带，乞丐也很集中。甚至在商业中心，如南京路，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一带，变相的乞丐也穿梭来往，为人开关汽车门索讨酬劳。在外白渡桥、四川路桥、新老垃极桥等地方，也都聚集着许多十五六岁的童丐，替人推黄包车上桥而获取报酬。

当时有个记者为了能够了解乞丐的真实生活，曾化装成叫化子到郑家木桥的乞丐大本营，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这天，记者七转八弯总算在一条弄堂里找到了乞丐大本营，只见成群的乞丐正在睡觉，一条破草席盖着半个身子，有的裹着棉袍缩成一团。有几个正坐在那里捉“富贵虫”（虱子），指甲把虱子挟得“卜卜”作响，不时地把虱子放在嘴里咬。另有几个聚在一起聊天，只见一个被人叫作“小浦东”的乞丐怒气冲冲地破口大骂，看样子可能是乞丐们正为分赃不均而在发火。这时，记者就装作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靠上前去，向那个“小浦东”不断地磕头，并谎称自己是从乡下来上海的，混不下去了，想请他帮帮忙，混口饭吃。由于记者出色的表演，小浦东还真把他当作了自己的同行。于是，小浦东教了记者一些丐帮中拜爷叔的规矩，然后又以师傅的口气，向记者介绍了许多乞丐的乞讨经。例如，跟在相识的朋友后面讨钱的“钉住了霸”。或者早上去菜场“硬扒”（抢）东西，还有在衣裳店门口，乘人不备，偷衣裳，然后拿到当铺去当掉等等。记者很感兴趣地问小浦东，假如让警察抓去了怎么办，小浦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在他看来反正在牢里和在外面讨饭也差不多。记者又装出傻呆呆的样子问，如讨到钱以后又怎么样，小浦东一听顿时兴奋异常，兴致勃勃地说了一大堆花钱的诀窍：“有了钱可以开‘摇荡’（旅馆），白相‘寡老’（女人），如不喜欢，可以‘吹横箫’（吸鸦片），‘打高身炮’（吸白面），‘打弹子’（吸红丸）。”但他马上又一本正经地警告记者，决不可以做“邱六桥”（自私自利）藏了钱不声不响。从小浦东的一番说教中，可以看出乞丐的人生观，他们有了些钱，不是吃喝玩乐，就是嫖光赌尽。有这么一种说法，“瘪三”就是“毕三”，指嫖、烟、赌三样都毕业了，说法虽然有些荒唐，却真实地反映了乞丐的生活。

此时，记者又进一步探问，是否还有其他什么乞讨的绝招。小浦东两眼直直地望着记者，一会儿他又是一副得意非凡的神情，向记者讲授了本街弟兄最新发明的讨钱方法：“坐坑棚”，这是一种在厕所里使用的方法。上海人口众多，公共厕所里每天都非常拥挤，乞丐们一大清早就去厕所里占个位置，如有人在旁等候，乞丐故意占着位置不起来，直到那人等候得耐不住的时候，乞丐就开口和他谈价钱，给了钱后，再把位置让给他。乞丐又可去等候占据别的位置，再等候第二个上当者。

“响叮铛”，就是乞丐佯装瞎眼，瞪出两眼珠，一动不动的朝前看，手拿饭碗，尽向那些人多拥挤的地方走去，遇见那些年纪大的人就故意去碰撞，然后把碗摔在地下，再去拉住那碰撞的行人，要求赔偿，自称自己是瞎子，讨饭可怜得很，软磨硬缠地向人讨钱。

“接富贵”也是一种别出心栽的方法。乞丐沿街挨门乞讨时，靠在好些住宅或商店门口，解开衣裳，露出胸膛，捉弄身上的虱子，然后把虱子丢进他们的房间里，当然虱子是谁见了都厌恶的，于是就驱赶那些乞丐，这时乞丐就乘机耍赖讨钱，乞丐身上的虱子不愁捉完，尽管一路讨过去。

正当小浦东滔滔不绝地讲述时，只听一声大叫：“快逃啊，条子（巡捕）来罗！”记者回头一看，只见不少乞丐都在拼命地狂奔，一个巡捕在后面紧紧追赶。为了怕巡捕把自己也误认是乞丐，记者只得赶忙叫了辆黄包车，逃之夭夭了。

童丐在上海的丐帮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整个丐帮中他们处于最底层，受着丐帮大小头目爷叔的层层剥削。这些流浪儿一经由人担保，交给爷叔收养，从此就成为乞丐。他们五六个一帮，沿途乞讨，或是在桥头附近帮人推车，向客索讨。每日所得都须交给管理他们的爷叔，如有隐瞒，或是多得少报，将会遭到爷叔残酷的毒打。有些本性横暴的爷叔甚至规定，每天交帐的数额，无论刮风下雨，都不得短少。有时童丐没有完成一天的指标，知道回去爷叔是不会饶过的，只好偷偷地向同伙借贷填补，日后有余再还。爷叔为了防止童丐们隐瞒钱财的数额，每天交帐时还得挨个搜身。童丐们白天外出行乞，晚上便睡在弄堂里或是屋桅下，有时甚至于把棺材也当作了床铺。

当时某个大学的社会系学生，为作社会调查，曾到大东门上海慈善机关同仁辅元堂，作过一次正面采访，学生一大清早就赶到了那里，只见门口堆满了棺材，六点钟左右，街上汽车、行人逐渐多起来，一个棺材的盖子，突然被顶起来，伸出一个头来，不知内情的人，一定会吓一跳，以为是“僵尸复活”昵。学生马上赶上前，故意大叫一声“喂，老大，条子来捉侬了。”这一叫不要紧，却把睡在棺材里的乞丐们给吓醒了，一个个立刻打开棺盖坐了起来，把头伸了出来，露出积满污垢的脸孔，头发上生满了虱子，用手使劲揉着没有睡醒的眼睛。披上放在一边的草席，又拿起吃饭用的洋铁罐，仓皇地立起身来。只听一声吆喝，乞丐们爬出棺材，二人合抬一具，把棺材重新又堆积起来。学生向一个乞丐问道：“睡在里面冷吧！”“冷？哪有不冷的道理，只是少吹些风。”“睡在里面，同仁辅元堂不干涉吗？”乞丐一边披着草席一边：“哼”了一声说：“不干涉？哪有不干涉的好人呀。叫他们也没有办法，反正是做好事，救救我的本街弟兄。就是他要赶，也赶不了。否则，真叫我们去活活冻死吗？冻死，还要累他们收殓，不是一样吗。”学生指着那些搬棺材的乞丐问：“他们都是和你一起的吗？”这乞丐直率地答道：“全是同产弟兄”（合拜一个爷叔的）。学生又指着已经堆积成宝塔样的棺材问：“睡在里面怪闷的吧？”“当然闷了，就是有一点好处，随便外面吵得怎样利害，里面可以一点也呒没声音，笃定困觉，如果天下雨，那更好了，简直像住在房间里。侬想试试看哦？”学生又追问“人睡在里面肯定很暖热是哦？”乞丐连连摇头：“冷！这又不是棉被，况且木底又贴在水门汀上，水门汀冷得像冰一样，哪里会暖和？”说完，又白了学生一眼，重复着说：“只是风少吹些。”突然，他又加了一句“前天还冻死一个人呢”。由此可见，童丐们的生活是多么凄惨，说不定哪天睡进去，第二天就成了一具僵尸。

童丐的一日三餐是依靠抢冷饭来维持的。抢得冷饭，还得先孝敬爷叔，爷叔满足以后，才能自己享用。

有个绰号叫小瞎子的童丐，名叫蒋阿六，是宁波人，五岁时发天花，以致双目失明。六岁母亲去世，阿六就随父度日，父亲以撑船为业，是个酒鬼。阿六因为眼瞎，父亲就送他去拜师学唱小曲，学艺时常遭师父的毒打，不堪忍受师父的虐待，阿六出逃来到上海。依靠唱小调乞讨为生。阿六聪明直爽，喜欢唱歌，自己还会编歌词。白天到中法学堂、四明公所一带唱曲乞讨，晚上就睡在老北门一带的弄堂中。阿六结交了一批分别名叫小河南、小宁波、双喜、小江北、小浦东的童丐。他们时常结伴去菜市街一带行乞。后都被收容乞丐的庇寒所收养。

这些无辜的儿童，一旦沦为乞丐，就要遭受到种种欺压，过着非人的生活。只得耍尽手腕，希望有朝一日能登上爷叔的地位。

上海除了那些各地进来的丐帮外，影响最大的是一派本乡本土的“老弟兄”丐帮。“老弟兄”丐帮产生于江南苏沪一带，历史较短。虽然上海丐帮众多复杂，但“老弟兄”的同帮兄弟都是本地人，先得地利优势，再加上乞讨方式别出心裁，使各派丐帮望尘莫及。“老弟兄”发迹于清朝末年，青红帮势力开始没落的时候。青红帮的势力鼎盛时，江湖上出现过不少行侠仗义的好汉，到了逐渐衰败的时候，一些人因无雄心，更由于贫困生活的逼迫，便结成帮派。“老弟兄”仗着上海商业繁荣，生活富裕，地域广大的优势，耍尽各种手段，势力逐渐扩展，最后终于占领了整个上海的乞丐领地。

整个“老弟兄”丐帮由无数个小集团组成。每个小集团都有一个颇有资历的爷叔为首领，下面管辖着十多个乞丐，占有一个大本营。爷叔收养的一些乞丐，大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人称“小鬼”。一经收养，供其食宿，其它的开始得绝对听从爷叔的吩咐，乞扒到的钱须如数地交给爷叔。只能等若干年后，有自立的能力，方才摆脱爷叔的控制，也可自领小鬼，登上爷叔的地位，享受众丐的供奉。如果生性老实，不善耍手段，单凭伸手乞讨，就很难享受到爷叔的待遇，只能介于爷叔与小鬼之间，这种乞丐被称为“连党码子”。另有些人到中年才落魄的乞丐，被爷叔收养，虽未经过小鬼阶段，但也没有成爷叔的资格，人称为“洋抢码子”。这类中年乞丐，不像小鬼那样一切都由爷叔支配，但对于收养他们的爷叔，也是唯命是从的。

在上海，这样的小集团多如牛毛，争抢地盘就成了每个小集团成立之前的首要任务。上海人口稠密，里弄鳞次栉比，每条里弄中，前后总有空余之地，这些地方都成“老弟兄”们争夺的根据地（这种被占领地盘，丐帮称其为“桶子”），但这些都是露天之地，每逢刮风下雨，就不得不转移别处。因此里弄内过街楼下的地方，更受乞丐们的青睐，成为拼命争抢的黄金地盘。丐帮小集团不断地增加，里弄数量有限，粥少僧多，无济于事。而且里弄为了保持清洁，禁止乞丐在里弄中建立“桶子”，派置警察看守。这样一来，一些后起丐帮小集团，因无“桶”谋生，不得不发动“侵略战争”。向一些有桶子的丐帮提出无理要求，对方无法接受，于是双方调集兵力，大打出手，谁夺得“桶子”谁就胜利。失掉一方，岂肯罢休，重整旗鼓，再度侵占。争抢“桶子”的流血惨剧时时发生。每个桶子中都由一个爷叔坐镇，为了抵御外来的侵占，爷叔们都不断的扩充自己的势力，一方面也可以多收取供奉。每天由爷叔指挥，属下的乞丐均向桶子周围的地段开始行动。先是向这些地段的店家老板和摊贩，打拱作揖，陪笑脸，向他们暗示，意思是说：“我是派来管辖本地段的，一切请多多关照。”每逢年节，爷叔出面向这些店家和摊贩讨赏钱，不能如愿，爷叔将会指挥手下的小鬼们采取种种的报复行动，使店家摊贩作不成生意，久久不得安宁，直至爷叔满意为止。其次是向该地段的每户人家作一番经济调查，甚至于谁家有何冤仇也了解得清清楚楚。乞丐们唯恐天下不乱，混乱能使他们从中混水摸鱼。其次是了解该地盘有多少店家包饭，每日有多少包饭伙计挑担经过此地。乞帮们认为包饭剩余的冷饭，应该是属于他们。

中国有句俗话，好心必有好报。那些店家老板为了讨吉利，表示自己的善心，保佑生意兴旺发达，对于乞丐的乞讨，基本上是有求必应。逢年过节还送些赏钱给他们，一些小摊贩却无能为力，小本经营，难以应付众多乞丐的索讨。但又不敢得罪了这些老弟兄们，因日后还得在此作生意，只得忍痛应付。在爷叔看来，店老板与小摊贩，在此做生意要给钱，那是理所应当的。尽管这些老板摊贩对乞丐的要求，尽可能满足，但是乞丐们还是要想出种种敲诈的方法，来满足他们更大的欲望。在饮食摊，众丐吃完后，分文不付，一哄而散，如果摊主拒绝给他们吃，乞丐就拿火油往你摆在摊架上的东西上乱洒乱浇，让你作不成生意，直至给钱为止。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杀一儆百，因此，摊贩人都不敢随便拒绝乞丐的求索。报警是无济于事的，旧上海乞丐多如牛毛，警察对他们也毫无办法。假如把他们抓起来，还得供他们的食宿，只得任其行之。

“老弟兄”丐帮向店老板、摊贩们的索讨，只是额外的收入。他们主要的生活依靠却是“抢冷饭”，上海的店家吃包饭的很多，一日三餐都由饭店包送，那些吃剩下的冷饭，就成了“老弟兄”的佳肴了。在内地，乞丐都是向住户人家讨饭的，在上海一般有钱人家都有保姆、车夫，剩余的东西都归他们所有，因此乞丐是捞不到什么东西的。只能在店家的包饭上打主意。但他们的方式不同于其他丐帮，不是讨而是抢。店家的每日二餐，都由店伙计挑担包送，吃后剩余下来残汤剩饭由伙计再挑回，乞丐们事先守候在送饭伙计的必经路上。阻拦那些送饭的伙计，强迫其停下，然后一抢而光。乞丐们抢到残羹剩饭，首先得上交一份给爷叔，然后才能受用剩下的那部分。“抢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乞丐不管如何强硬，毕竟是社会最低阶层，一旦送饭的伙计被围困，他们就拿起挑饭的扁担来殴打那些乞丐。抢饭的小鬼们，常被打得头破血流，但毫不在乎地忍受着无情的毒打，依然拼命地抢，直到抢光为止”。丐帮有他们抢饭的“理论”：“你们作包饭生意，已经赚足了钱票，剩下的冷饭已不是属于你们的了，是留下来养活穷人的。”乞丐拦路抢冷饭已成为包饭业的一个祸害，于是老板们就把包饭的需要量尽可能地算得精确一点，伙计送饭归来时两桶空空，也免遭乞丐的围抢。这种作法对乞丐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等于是扼断了他们的生命线。为了生活，乞丐也不得不改变方式，拿钱来贿赂饭店伙计，让他们把包饭数尽量提高一点，这样剩余也就多一点。这笔贿赂钱都由爷叔支付。

“老弟兄”丐帮的乞讨方式和“硬采”丐帮类似，属于强硬乞讨，但又有区别。那些号称正派的丐帮，向来是没有追逐行人乞钱的规矩的。老弟兄丐帮却有专门施用这种方式的，他们称之为“赶猪”。乞丐在街上盯住行人，跟随乞讨，有些行人觉得讨砂疾步快走，乞丐仍紧追不舍，直至拿到钱为止。一般来说，挽臂行走的男女青年恋人，是乞丐理想的追逐对象，恋人卿卿我我，有一乞丐追随身后，不免大为扫兴，快步逃避又觉狼狈，只得给些钱打发了事。但是这乞丐满足而去，其他乞丐又继而追随不舍，非得再度存费不可。这类乞丐，大都是些年青的烟鬼，形貌肮脏不堪，衣不蔽体，令人作呕。有些内行的行人，遇上这种乞丐，就马上穿过马路或是转弯走其他路来躲避，因为“赶猪”也有固定的路段，各小集团只能在自己的路段范围内，这些路段由各集团的爷叔相商划定。

三轮车是上海的一个特色。在苏州河上，有好几座桥，每天来来往往不断有三轮车经过这些桥，车夫们蹬着坐有两位客人的三轮车，上桥时必须费好大的劲，有时只好下车拉着上桥。帮推三轮车则成了“老弟兄”乞丐的一个好差使，每当车子要上桥时，乞丐三、四个一帮，就在车后推，使之飞快地登上桥顶。乞丐们守候在桥下，一见车上桥就帮着推，不管坐车的客人同意不同意，三轮车一上桥顶，坐车客人就不得不拿钱来酬谢他们。举手之劳，倾刻就有钱到手，这对于乞丐来说，的确是个美差，丐帮称这种推车行当叫“张飞上拉诸葛亮”，所以用这个名称，据说有一定的意义。诸葛亮惯坐孔明车，推车则是猛张飞，“老弟兄”丐帮最崇敬佩服张飞的豪爽。因此起了这个奇特的名称，但推车这行当，也不是随便就能干的，桥梁地段一般都有爷叔管辖。占有这些地段的爷叔，无需自己亲自动手，只在一旁监督，由属下的小鬼辈去干，每个桥梁分左右二班，每日夜各分三班轮流干，每班自成一个组，每组约三四个人。所得报酬必须全部上缴，然后爷叔再从中分十分之三四给这些小鬼。由于这个行当的收入可观，因此常引起其他乞丐的眼红，也想来插一脚，那些占有桥梁推车权的爷叔自然不肯轻易放弃，于是时常发生争抢桥梁推车权的血战。

旧上海的汽车拥有量居全国首位，其中私人汽车占有很大的比例，当汽车在街头停靠或汽车启动的一瞬间，竟也成了乞丐捞钱的一个机会。可见对于捞钱“老弟兄”帮简直是绞尽脑汁，无孔不入，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哪怕一霎那的机会也决不放弃。帮人开汽车门，又成了本地“老弟兄”的一个捞钱新路。乞丐们时常守候在各大酒楼、旅馆、戏院、跳舞厅、银行公寓等一些有钱人常去的地方，一遇见汽车停靠路边，丐流们眼明手快飞奔上前，打开车门，等到阔老板下车后，又把车门关上，然后向这些阔老讨赏钱，口中还不住地说着一些拍马奉承的话，如果遭到拒绝，他们立刻用一些刻毒的话语来刺激这些阔老，使他们难堪而又不得不掏钱。当然干这行当的乞丐是很少遭到拒绝的，因为那些有钱人很注重自己的身份，决不肯为了几个钱，而遭乞丐的咒骂，在大庭广众面前出洋相，只想拿点钱，让他们快走。有时身边没有零钱，不给钱又不行，没办法只能拿大票子付给他们，当然乞丐也不会因钱多而找些钱给你，钱对他们来说，是多多益善。有时汽车主人离车办事，乞丐就在车旁代为看守，毛遂自荐地充当守卫，等车主回来，他们就振振有词地夸耀自己如何忠于职守，然后伸手要酬劳，尽管人家没有委托他们代劳，但他们认为既然我已给你代管了汽车，你就得给我报酬。干这行当的乞丐每天的收入颇为可观，不亚于桥头推车。因此为了避免同帮争抢，也严格地划分了路段，各干各的互不相干。

当时上海一般稍富的人家，家逢婚丧喜事，总要请个乐队来助助兴，增加点气氛，另则也能显示一下排场。于是，专为富贵人家吹曲奏乐的私人乐队纷纷成立，由于上海有钱人家比较集中，生意还挺不错的，有时甚至应接不暇，常常是一天内同时要为几家伴奏，于是不得不将原来的班子，分成几班，其空缺的名额，再从外面临地补缺，这些乐队为了省钱，竟然招雇老弟兄丐帮来滥竽充数，这在当时形成了一种风气。老弟兄丐帮的一部分乞丐也因此放弃乞讨，专门从事这项临时工作，那些年轻一点并且长得比较端正的乞丐，穿起乐队制服，手拿对他们来说一窍不通的乐器，混在队列里，居然也能鱼目混珠。这类乞丐在丐帮中称为“摆炮”。这种滑稽的演出，只是一种骗钱的勾当，办事的主人，当然不明真相，到时仍按乐队人数付钱。乞丐的报酬，则由乐队来决定给多少。老弟兄乞丐还有在剧团中充当跑龙套的。在上海有许多戏班子，一些大戏班自己都有一套完整的班子，有些小戏班，则限于平日开支，班底的人数一般都极为精简，一个剧中除了主要角色是自己戏班中演员扮演外，其他一些不起眼或是在台上站立不动的龙套角色只得另行请人。于是“老弟兄”们又乘虚而入，充当起了龙人称为“龙将军”。充当龙套的要求比其他的行当要高些，演戏要在舞台上亮相，形橡丑陋就难以胜任，因此只有那些在乞丐中仪表较为端正的年轻人才能充当这些角色。一些充当龙套的气丐对演戏一无所知，虽然不需要什么特别演技，但得学会一些行走的步法，出入场的路线规法等起码的演戏技能，一步之差，将会把整个戏给砸了。龙将军以四人为一堂，四人中有等级之分，出入场领路者为头等，因其行动随剧情的发展而进退，难度较高，所以他的报酬比其他几位要优厚些。有的乞丐眉目清秀，居然也能男扮女装，扮演宫女，这角色的酬劳也很高，超出龙套的一倍以上。唱堂会在上海是很风行的，有钱人家逢喜事，常请些票友或是戏班子来家里唱堂会。乞丐们扮演龙将军和宫女，时常也被请去临时充当角色。唱堂会的酬劳优厚于在戏院唱戏，除了给钱外，还招待吃喝，如能随名伶外出唱戏，那收入更为可观。这些在戏班里充当角色的乞丐，年长日久，基本已脱掉了丐流的本来面目，有些比较突出的，则完全脱离了丐帮，而正式加入戏班，成为以唱戏为生的艺人。

中国各地各帮的乞丐，有一个共同的规矩，每逢哪家遇上了婚丧喜事，乞丐闻知，必定前去送“礼”祝贺，向人家要赏钱。在上海老弟兄丐帮中也不例外，他们占有地利人和的优势。这份美差向来是独霸一方，不容许其他丐帮插手。各地段的爷叔，派了一些乞丐终日徘徊在街巷中，探听住户的情况，一得到有哪家办婚丧事的消息，立刻飞报爷叔，再由爷叔呈报丐头，届时率领众乞丐前去索讨赏钱，丐头得知对方是娶亲、嫁女、做寿等一类的喜事，便事先沐浴更衣，准备喜幛红烛，前往办事人家的帐房贺喜，帐房见是该地段的丐头，也就爽快拿些赏钱给他，打发走了事。婚事家家都是非办不可的，就是穷苦人家，也想尽法子，热闹一番。这无形中就成了丐帮的一种固定的收入。但对乞丐来说，最感兴趣是那些为做寿而大摆宴席的富贵人家，一旦乞丐上门。总是慷慨布施，一来显示富贵人家的仁慈，积德能有个好报应，二来孝子孝孙们为长辈做寿，喜气洋洋，都不愿有乞丐们登门说一些不吉利的言辞。老弟兄丐帮对这些富贵人家的心理极有研究，因此，一探知有人家设宴作寿，立即出动，绝不放弃。丐头得赏致谢后，便把一张写有“贵府喜事，众弟兄不得骚扰”！的红纸条贴在这家人家的大门上，这张红纸条就好似一道皇上的圣旨，众丐见了无不退避三舍。如丐头前来祝贺，遭到拒绝，拿不到赏钱，那么乞丐们就会连续不断地前来登门捣乱，用一些极其恶毒的语言刺激那做寿的人，直至给钱，方才罢休。

旧社会，人们都很迷信，家里有人去世，免不了要做佛事，富贵人家尤其铺张，丐头每逢这种机会，就身穿素服，手提香烛前往拜访帐房，装出一副很悲伤的样子，表示哀悼。此家帐房一见便知是乞丐来讨赏钱了，随即拿钱打发。老弟兄丐帮对于办丧事的家，也区别对待，有些人因自杀或被杀而死，这类丧事，气丐一般都不登门索讨。如当时有个大汉奸被枪毙，家属为他办丧事，该地的乞丐居然对此也不屑一顾。更有趣的是丐流前往富贵人家吊丧，还备三牲祭礼，以此来索取更可观的赏钱，谁知这些祭礼是向肉店租借来的，乞丐知道丧家是不会收这些祭礼的，因此装模作样地备足祭礼，其实只是装装门面而已。

婚丧喜事都须有一个仪仗排场，这是中国自古遗传的封建传统飞惯，上海又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一般人家都很要面子，把婚丧事看得很重，小户人家虽然经济拮据，也要讲点排场，富贵人家更是大办，不管迎亲或是出丧，仪仗队伍常是长达数里，兴师动众，隆重非凡。于是老弟兄又看上这个捞钱的好机会，包揽下降仪仗的执役事务。凡是办婚丧事的人家在预备举行大礼前，得先通知丐头仪仗队所需人数及路线的长短，商定价钱。由丐头在该管辖地段内的众丐中，挑选人员，凡是从事这行当的乞丐，每日清晨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听候丐头前来派遣工作，丐头根据每个乞丐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工。按工作轻重领取所得酬劳。执掌锣伞高灯者必须身强力壮，报酬也比较高，好些拿旗帜，戴红黑高帽，比较轻松，酬劳较低，其中得天独厚的要算是在仪仗队列中扛遗像亭的了，工作轻松得资优厚。

若逢婚礼仪仗，除了工资之外，丐头另外还可以向女家索讨“上轿封”，又可向男家索讨“喜封”、“落轿封”等额外的收入，名为分给执役乞丐，事实上一般都丐头个人私囊。上海人筹办婚丧事都迷信黄道吉日，因此每逢“吉日”，在同一地段内往往同时有好几家办婚丧事，如乞丐分配不过来，丐头便向其他地段的丐头商借乞丐，但得付钱。干仪仗队，不用花费功夫，得钱又容易，这种好差使，不是所有乞丐都有轮上，只有资格较老，而且与丐头有一定的交情，方才有份。每个仪仗队的乞丐都必须绝对服从丐头的调遣，不得争夺或是有异议，否则的话，将被取消资格。

当时，连年战乱灾荒使大量的难民涌向上海。于是老弟兄丐帮又想出了一个“撩地帮”的骗局。这是一种以集团为单位，制造假象，骗取人们同情的勾当。一般是由六、七个人组成，好像是演戏选配演员一样，有男女老幼等角色。宛如一家人，如再能配上一位白发鸡皮的老妇，效果尤为理想。这班乞丐假扮成逃荒难民，衣不遮体，伫立街头，其中必有一人能说会道，用悲侧动人的声调向人哭诉，如何背井离乡，逃荒来沪，但又投亲不遇，一家人生活无靠，哀求众人可怜施舍。人们经不起这种凄惨的诉说，尤其见幼儿老妇实令人可怜，纷纷解囊布施。“撩地帮”每日得资也颇为可观，所得钱财除一部分上交爷叔丐头外，其余按各人分担的角色分成。能说会道的发言者是主角，得钱最多，接下来是老年扮演者，其次再是童丐，集团中白发鸡皮的老旦角，单凭她的一把年纪也可享受主角的待遇，有时甚至超过主角，因为在丐帮中这么大年纪的乞丐不多见。他们不仅采用诉说方式，有时也换用文字哭诉，这就是人称的“告地状”。集团中必须有一人能认识几个字，用粉笔在街头划地求乞，在地上写上些哀求之词，有时找不到这么一个识字的乞丐，只得转请些落魄文人起好草稿，拟定词句，到时由乞丐依样画葫芦写在地上。来往行人，见之不明真相，只认为是文人落难，莫不慷慨解囊。

一些年青体壮的乞丐居然远走高飞，开创了旅行乞讨的新路，这也就是丐帮中所谓“撩风筝”，这方法类似于“撩地帮”，带有很大的欺诈性。乞丐们每日冒充旅客乘船，衣冠整洁，毫无“瘪三”的模样，一俟开船，他们开始了拿手的表演，先向邻座的旅客寒喧问好，天南海北拉家常，然后慢慢地谈及自己的事情，胡乱编造自己的身份，谎称是经商的，由于遇灾祸，店业破产，妻离子散。神情极其悲伤，声泪俱下。听者不免产生同情之心，中国人向来秉性善良，又是同坐一船外出，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此时，乞丐见是机已到，于是开口乞求大家能给以存贮施。大家碍于情面，也就纷纷解囊。一旦遇上查票，乞丐无票，众人还会为他向查票员求情，予以优待。乞丐不但免费坐了船，而且还得到了众人的施舍，一举两得，满载而归，第二天再换一船，同样表演一番。这类“撩风筝”的悲剧表演，在长江轮上最为多见，其次是宁波绍兴的海轮。上海宁绍同乡会，曾定有规章，对于流浪上海的穷苦同乡，能得一张同乡会赠于的回乡船票。乞丐们冒充同乡，并不在于一张船票，而是为了要拿到一封介绍信。信中写明回乡后可领到大洋两元，乞丐在船上的精彩表演，所得已经不少，而同乡会的大洋更是锦上添花。这种表演不仅在水路上，在火车上同样使用，但是在坐火车到达一个地方后，在车站候车室里进行。一个地方得手后，再换一个地方，如此风尘仆仆，收入也颇可观。

“包相打”原本是流氓“白相人”所干的行当，喜欢招惹是非，动辙大打出手。老弟兄丐帮虽说是以行乞为生，但也敬慕那些“白相人”的生活，模仿他们举动，于是就出现一些“摆虎势”的丐流，逐渐形成了“包相打”的集团。他们专门走街串巷，遇上有纠纷争斗的事发生，便兴风作浪，只要有人肯出钱，便可以代人打架械斗。旧上海是流氓“白相人”的天下，大大小小的流氓到处可见，因此丐帮中干“包相打”这行当的乞丐，必须是人头熟，资格老，尤其是要和各地段各帮的流氓很熟悉，在他们中间能够“兜得转”。旧上海几乎每天都发生流血事件。丐帮在街头巷尾布置了联络网，一得消息，便相互联络，动员参加。纠纷争端，双方总是虚作声势，剑拔弩张，丐帮便插手其中，替一方打抱不平，怂恿当事人采用强硬手段压倒对方，并且自告奋勇，替当事人出面械斗，为当事人“扎台型”，于是矛盾发展到白热化程度，以致非“吃讲茶”、“讲斤头”不可。评理纠纷得以解决，当事人有感于丐帮的自告奋勇，自然是不会忘记给些赏以示感谢的。谈判破裂，势必发生流血殴斗，那些自告奋勇的丐帮就须拼死卖命了。械斗开始之前，丐帮就须替当事人招集人马，然后和当事人谈价钱，签定协议。规定每人“车饭扒”多少，开打后“挂彩”（受伤）、“倒爪”（死亡或“摘站牢”，即被捕）每人酬谢多少。斗殴之后，警察四处搜捕，出手的丐流还得“避风头”，这笔费用也得由当事人开销。其实乞丐们也并不是真的要钱不要命，他们往往采取欺骗手段，使当事人上当。先是以忠心耿耿的姿态来博得当事人的欢心与信任地，然后竭力主张采用武力，当事人有此丐帮出面动手，自然是更加气势汹汹，不甘示弱，于是双方大打出手。当事人为了使丐帮能更卖力地去拼死，往往是先拿钱预付给丐帮，但是一旦丐帮拿到钱，未等开火就溜之大吉了。

老弟兄丐帮中，机灵的年青力壮的乞丐，都各显神通，想出各种各样的讨钱方法，余下那些老弱丐流，年老体衰，大多靠拾荒度日，丐帮美其名曰“淘金扫珠”。还有的受雇于商店的乞丐，身穿涂满广告的奇装异服，来往于大街小巷，充当活动广告，丐帮中称为“走僵尸”。一些由于吃喝嫖赌而沦为乞丐的败家子，一无谋生技能，二来吃不起苦，不愿劳动，只得沿街乞讨，苦苦哀求，以博取人们的施舍，过着“饭来张口”的乞丐生活。当时有个绰号叫“矮子”的乞丐，真名叫“陈善国”，浦东川沙人。父亲是个大商人，曾经在川沙开了五家南货店，家境十分富裕。陈善国长得特别矮小，到学校读书唯恐别人笑话，因此父亲请了家庭教师来教他念书。家庭的宠爱使陈善国变得十分地娇横，根本不想读书，整天和一些公子哥儿们掷铜元，赌牌九。父母又让他弃学经商，从此他以“小开”的资格，开始过问父亲的产业，但他又不是一块经商的料，反将那些南货店变成了他挥霍和赌博的靠山。在吃喝赌博的消磨中，长到了二十几岁。父母为了能使其改邪归正，替他娶了门亲，但是事与愿违，他却又染嫖妓的恶习。父亲的五家店业整整地给他吃喝嫖赌完了三家。家中对他完全绝望，最后这位“小开”被驱逐出家门，开始游戏于街头，后漂泊到上海。他那与众不同的短小身材，竟使他绝处逢生，被大世界游戏场当作“招财之宝”给请去，大作特作“天下第一个矮人”的广告宣传，让他表演，供人参观。人说上海人喜欢轧闹猛，起初许多人出于好奇，纷纷前来买票观赏，但是这种“噱头”终究维持不了多长时候，日子一久，人们再也不愿花钱来上当。于是他就此失业，再度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没过多久，南京路一家折卖“关店货”的商店，须招聘一位“叫喊员”。这时店老板又想到了这位“天下第一矮人”，设法找到了他，以每天六角钱的酬劳，让他穿上广告服站立在高凳上，一刻不停地叫喊“来来……试试看……”。折卖“关店货”的商店最后也关店了，“天下第一矮人”只得再次准备托钵乞讨，正巧有一家汗衫厂需要作广告，于是他又穿起了背心上和胸前印有广告的汗衫，在马路上作起了活动广告，成了“走僵尸”，但是夏天转眼过去，陈善国又失业了，不得已只好卷起仅有的一条破草席，再去过行乞生活。

上海的乞丐泛滥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当局感到十分头痛，虽然警察巡捕不时地驱赶，但遍地皆是，实在是赶不胜赶。为了能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一些慈善机关组织了各种收容乞丐的机构。甚至有些私人也成立施舍机构，如闸北慈善团王彬彦主办的闸北施粥厂（柳营路）。上海慈善团体组办的上海游民习幼所，共有两个所，第一所在漕河泾镇，第二所在闸北柳营路济阳桥。第二所在一二八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第一所成立于1929年6月21日，共占地94亩，设有工场、宿舍、讲堂、食堂、浴室、医院、反省室。但仅限于收容男丐，年龄限于12岁到60岁。乞丐每天的作息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早晨五时起床，五时半吃早饭，六时上工，十一时吃午饭，十二时上工，十七时下工，吃晚饭，一日三餐吃的是粥、籼米饭和蔬菜。所内规定一律只准吃素。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晚上还得补习一小时。习幼所的工作，分内外工场。内工场有木工、铁工、针织、机织、糊盒、制鞋、缝纫、编帽、草工、理发等科目。外工场分园艺、炊事、洗濯、修缮、卫生打扫等，各类工种按照乞丐的身体状况而定，没有工资，只根据工作的好坏发给奖金。游民习幼所虽然是个慈善机构，但乞丐的劳动力每年给习幼所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中华妇女节制协会曾经在1922年发起过一个救丐运动，组织了一个救丐委员会，并建立了上海妇孺教养院。教养院共分两处，一处在江湾张家宅附近，另一处在江湾翔殷路。教养院的工作，是配合警察肃清街市上的乞丐，专门收容妇孺乞儿。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教养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靠中华妇女节制协会的津贴、市政府的补助以及教养院生产所得的收入。根据妇女的特点，教养院兴办了许多手工业工场，如有织袜、缝纫搓绳、烹饪等。和游民习幼所一样，教养院对妇孺的每天的生活，作了详尽的安排。妇孺教养院是上海唯一救济妇女儿童的机关。每年冬天，上海还有一个临时的慈善机构，名叫平民庇寒所，也属上海慈善团所办，共有三所，都设在南市一带。

旧中国大部分的农村，都比较贫困。水旱天灾逼得农民不得不成群结队背景离乡，随之就产生了一种名叫“旅行丐团”的组织。每年秋收过后，“旅行丐团”就开始组织人马，开到江南一带行乞讨饭，这种逃荒的形式，人称为“飞蝗”。这种丐团组织，有严格的定例。在每个地区都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一切事务，以村子为单位，村民组织成一两个集团，每个集团的人数，少至十几人，多达二百余人，每户人家的男女老幼均须加入，有时最多留下一二人守家，其余全部出动，多一人则可多一份收入。甚至那些拥有数百亩土地的地主，也被迫参加丐团，如有哪家执拗不肯同行，丐团的首领就会率领全团村民，光临到那家毫不客气地自饮自食、席地而卧，屋里一切的食物家具，将变为丐团的公有财产，吃喝穿戴，各取所需。如此胡闹不止，直至富家被迫屈服，还得罚款一百元至四百元不等。一家榜样树立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冒犯众怒，只好全家加入丐团。每逢荒年，乡村贫民相继到一些富家去乞食，后来富家讨厌此类的骚扰，只好忍痛拿些钱打发他们到江南去讨饭，久而久之竟形成了一种惯例。江北农村的地主因视钱如命，不愿如此花费钱财，所以终年也穿着百结鹑衣，以示贫苦，当旅行丐团前往江南时，不得已只好相随。

“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安徽省，是研究中国乞丐不可缺少的重要省份，尤其是该省的凤阳县，在过去被称为是叫花子的王国，这里的乞丐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当时有个迷信的说法。说是凤阳原先是个富庶的地方，自从明太祖登极以后，全城的风水就变坏了，因为明太祖朱元璋是凤阳人，风水福泽都给他一个人拨尽了。明初开始，凤阳便由富庶逐渐变为贫困，数百年祸乱不止。到了清代，更变为赤贫境地，每年灾荒不断，民不聊生，只得携儿带女，外出逃荒。他们在凤阳花鼓中唱道：“说风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我家没得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凤阳乞丐每到一处，总是先打扮一番，男女结伴合作，沿街乞讨。一般是男的手拿棍子，女的手里拿长圆小鼓，头上戴着没有顶的破草帽，帽沿的周围七倒八竖的插上一些花，在脑后头发扎成一个乱鸡毛似的小扫帚，脸上擦着厚厚的一层粉，有时嘴唇还涂得红红的。使人乍一看来，简直像戏剧中的活鬼妖精。一面摇耍圆鼓，一面眉飞色舞地哼着“正月里来是新年……”一类的凤阳花鼓曲，还不时地跳起舞来。男的在一旁挥舞着棍子，随着女的动作不停地摆动，动作表情非常滑稽。玩耍一阵，便改叫“娘娘哎，老爷哩，做做好事呀”，挨个向行人讨钱。

我国南方城市，除了上海是乞丐云集的地方外，广州也是个乞丐群居的城市，据当时社会局统计，1934年广州约有五万乞丐，广州沦陷以后，猛增至十万余人，翻了一番。广州乞丐集团除了一些头目是飞扬跋扈的恶霸外，绝大部分都是城市失业的手工业者和农村破产农民，他们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些乞丐为了自己的生存，白天沿街乞讨，晚上露宿屋桅下，忍受着丐头们层层的剥削，过着非人的生活。乞丐们衣衫褴褛，逢人作揖，苦苦哀求，发出了凄惨的悲叹：“有力做到无力，无力做到乞食，乞丐做到瓜直’（瓜直，广州话死亡的意思），表达了乞丐们一生劳苦，换来的是乞食与死亡的悲愤情绪。赤足裸腿的乞丐乞讨来的一点微薄施舍，还要孝敬穿着大板屐的大骨（丐头），大骨又要上缴给穿鞋蹬袜的乞丐集团头目，头目们拿到这些供奉也不能独自享用，还得供奉皮鞋铮亮的所辖警署官员。”

当时广州有个乞丐集团，叫做关帝厅。这个集团的组织规模很庞大，集团总部设在华林寺内，关帝厅以下的各级丐头则分散驻扎在洪圣庙、文昌宫、孔子庙、湄州寺、莲花庵等寺庙里，管辖着市区和近郊破祠烂庙的乞丐。关帝厅的头领位置是世袭的，后来这个帮规被一个名叫陈起风的人给打破了。这人是从北方飘落到广州的，由于他曾在少林寺当过几年头陀，练就一副过硬的拳脚，招集一批亡命之徒，结为死党，成为一股黑势力。后来北方遭受了一场严重的灾荒，群丐跑到了广州，陈起风的势力日益扩大，于是取消了世袭，夺取了关帝厅头目的地位。他成为乞丐的皇帝，几乎管辖着整个广州市区的乞丐，在西关陈起风拥有豪华的住宅，有几室妻妾，一大群婢奴，而且还豢养着好些打手，在家吃喝玩乐，外出前呼后拥，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就连他属下的小头目，也整天吃喝在茶楼酒肆，在陈塘花街柳巷中寻花问柳。这种醉生梦死、寄生吸血的生活，使他们根本不想从事正当的职业。据传陈起风有个贴身亲信，其姐夫是个知府官，派人到华林寺找他去做粮师爷，这位小舅子居然不愿赴任，回绝道：“宁与五百罗汉作伴，不为五斗米折腰。”当时广州丐帮也流行：“做惯乞儿懒做官”的说法。

过去广州人每办红白喜事，必须送一笔黑钱给关帝厅。领回一张印有“附城花子陈起风”的条子，贴在门上，这样乞丐就不会再上门找麻烦了。一次有个富商庆贺七十大寿，大摆宴席，自恃家里有人作官，坚决不给关帝厅送黑钱，也不请陈起风赴宴，这下可惹出大乱子。陈起风对此大为恼火，立即调集了一千多名乞丐，在其大宴宾客之时，纠集在门前闹事，他们砸烂排山，在台阶前随意便溺，终日骚扰，呼啸不散，直至主家满足了关帝厅人马的要求，送去了加倍的黑钱，才在门上贴出了“附城花子陈起风”的黄色条子，群丐立刻相率散去。关帝厅拿到这笔黑钱，分作五份，丐头占一份，当地警察一份，共余三份名义上是作为关帝厅乞丐们的福利开支，以备医疗和作丧事之用，实际上大部分都被关帝厅人马的头面人物所私吞了。举办大型婚丧事的人家，除了交纳黑钱外，事前还得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请陈起风赴宴，陈随带一两个亲信前往，入席后只饮一口酒，每菜也只尝一口，然后派人将整桌酒菜端回寓所，用来赏赐他的亲信爪牙。

关帝厅头目们无恶不作，和警察勾结在一起，共同欺压剥削着乞丐们。乞丐们每天有的到西来初地对街的光雅里的仪仗铺打点零活，临时受顾去抬棺肩舆和撑幡打伞，得些微薄的收和残羹剩饭。有的是年老花子和童丐同行扮成祖孙受难，席地哀求布施。有的用一块腐臭的牛肉贴在腿上，佯装脓肿溃疡，以博人们同情。还有的乞起索性把头发刮光，烙上两行戒疤，穿上袈裟到处托钵化缘。也有在郊区的破寮烂庙里，挂个写有：“承接担旌关水涕泪长短，价钱另议”的招牌，专为丧家替死者洗脸、招魂乃至哭丧，从中捞取酬劳。也有沿街卖唱、杂耍、戏猴子求乞的，他们每天求来的酬赏，绝大部分让关帝厅头目和警察给分享了。头目们甚至拿乞丐的性命，来换取厚利，以饮私囊。每逢乡间宗族之间发生纠纷、械斗，双方为了充实力量，都求画于关帝厅，许予重金雇用丐群中一些身强力壮的亡命之徒，作为自己的械斗力量。这些乞丐都是孤身一人，流浪四方，身边大都没有妻室，所以在械斗中被打死，所得恤金，都让头目们装入腰包。关帝厅头目就是这样残忍地把乞丐当作炮灰，为其卖命，从中获取暴利。关帝厅人马指挥着乞丐们，冲击着整个广州，无事生非，无所不为，使当时的官绅也对之无奈。乞丐们聚众闹事，警察也不敢进行弹压。原因在于他们人多势众，又有关帝厅人马幕后撑腰，乞丐们一无所有，对生死已毫不在乎，一旦弄出人命，不但不能杀一儆百反而使事态扩大。至于坐牢，乞丐们对此更是不屑一顾，对他们来说坐牢与乞讨也差不多。但是丐帮中也有不少正直的好汉，为人称道的义丐，他们也曾为革命作出过贡献。1911年4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在激战中英勇牺牲的七十二烈士，遗体被抛在大东门外咨议局门前的荒地上，当时同盟会员广州报人潘达微毅然冒着生命危险和一群义丐仵工前去收殓遗骸，并安葬在市郊沙河的黄花岗上。潘达微收殓忠骸后，一度到上海龙华以种花维持生活，直至武昌起义成功后，潘达微回到广州，回忆起当时共同冒着杀身风险收葬烈士忠骸的义丐仵工，看到他们凄惨的生活，感慨万分，于是办起了《乞儿呼天报》，揭露世道的不平以及乞丐可悲的遭遇，借以唤起众人，发出同情之心，给予他们财物上的救济，同时还将那些义丐仵工的英勇行为，写成连载小说在报刊上发表。但与此同是，也给有些人以可乘之机，利用人们的同情心理，从中获利。广州潮音街调元堂药材店的少东黄振文，因该店的一些丹膏丸散成药，苦无销路，于是绞尽脑汁，想利用人们同情乞丐的心理，刊行《乞儿星期报》，一方面呼呈社会捐款救济游民乞丐，捐款交该报，统筹赈济，从中捞取油水，一方面大登调元堂的巨幅广告，扩大社会影响，以此来打开销路。《乞儿星期报》每周约印发八百份，除六百份免费赠于乞丐自销，其余二百份则成了关帝厅人马头目们“打秋风”的工具。后该报因稿源不足，内容贫乏，销路不畅而停刊。

大约到了清朝末年，陈起风与华林寺的主持僧间的矛盾激化，在各种压力下，陈起风被迫迁往河南金花庙。不久，陈起风病逝，由于元人继位，关帝厅人马顿时群龙无首，陷于四分五裂状态，各丐头也纷纷自立门户独霸一方。由于情况的变化，丐头们定了一个名叫“入厅”的法规，外来的乞丐如想在某一地段行乞，必须缴纳大洋二元，领取一个拇指大小的锡葫芦（各地段葫芦上又标有不同的识别记号），以作标记。后有不少乞丐参加了三合会、洪门会和外省的哥老会、小口会等农民团体，和残酷压迫他们的官僚地主展开激烈的斗争。而在广州沦陷期间，极少数关帝厅人马的头目和爪牙，投靠日寇，替敌伪在广州的兵要地区和重要仓库、码头施放火箭，为敌机指示轰炸目标，成为日寇侵华的帮凶。

我国北部地区，也有不少乞丐帮派，这些帮派和南方丐帮有很大的差别，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中以内蒙古比较典型，要了解旧内蒙的乞丐情况，就不能不分析研究旧包头的乞丐面貌。

包头从1926年由镇改设治为县以后，这个长城口外的水旱码头，扩建发展迅速，很快成为近10万人的商业军事重地，而且形成为内蒙西部的政治中心，商贾云集，百业兴旺，车船辐辏，冠盖往来，军队屯聚。城市日渐繁华，社会情况也更加复杂。于是也就很自然地成为社会上游手好闲、东走西窜的无业游民“伸手将军”们觅食讨要的地方。

包头城外有一个“死人沟”，地处包头市区草市街以北，是大批游民乞丐麇集的地方。这里原是一个停厝棺材的地方，后来乞丐在那里掏窑打洞居住，成了包头的贫民窟，是游民乞丐的大本营。

“梁山”是包头一个丐帮的组织旗号。游民乞丐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和生存，打出了“梁山”的旗号作为号召，所以“梁山”也就成了游民乞丐的“江湖组织”。“梁山”的头目们利用“死人沟”里的鼓房设置了所谓“忠义堂”，像水浒里的“忠义堂”一样，用来议事、评理、摆功，安排臣民部属们的杂务工作。

“梁山”的人马散布在包头的各个角落，为了维持生活，他们无所不干。常常给“大行”（包头工商业者的公会组织）和“农圃社”（郊区地主封建集团的组织）做些杂务零活，并执行警察局特务的辅助工作。如举着虎头牌、手拿牛毛鞭，制止捣乱起哄，夜间巡逻打更盘问检查身份不明的夜不归宿的人。其他像清除垃圾粪便，清理抬理或焚化死尸，救火救灾。1918年包头曾发生过一次鼠疫，死亡了三千多人，这些死尸，全由“梁山”人负责火化。有时他们还剥去无主的死囚犯尸首的衣服，洗净整理卖给估衣摊贩。甚至挖心掏脑，泡制成药，高价出售。此外，每逢四大节，“梁山”人还可以从“大行”商号那里获得柴米、钱财，真可算是“生财有道”。

“梁山”内帮派不多，最有势力的要算“锁”、“里”两家。“锁”家是独霸一方的“坐地户”，“里”家是走遍天下的“流劝户”。“锁”家供奉祖师爷是明朝的永乐皇帝，以吹鼓手、抬轿夫为基干，主要从事招揽红白喜事，但他们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里”家供奉范丹老祖为祖师爷，以乞丐和打“莲花落”、“数来宝”的行吟艺人为基干，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流浪，不受空间的限制。

两家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力量，便联合行动，互帮互惠，两家门口森严，好似衙门，清规戒律很多。如：“唾臭”（捏造事实，毁坏他人名誉）者挖眼；违犯规章制度的，跪在祖师爷供桌前，用“拐挺”（丐头手持的象征权力的木杖）责打。总之两家霸占“梁山”平分秋色，维护了“梁山”的乞丐们的利益，使得他们视“梁山”为衣食父母，终身的依靠。

“死人沟”的乞丐们和其他地方的乞丐一样，赖惰成性，每天都是日上三竿才起身，慢慢整理破烂行装，上街讨要，所以“死人沟”白天很清静，可一到夜间，就热闹起来，每座窑洞都是“灯火辉煌”，煤油炉上放着茶壶和小饭锅。土坑烧得暖呼呼的，数九寒天也温暖如春。这些乞讨人在吃完残羹剩饭后，还要喝杯热茶，有的把“闷灯”一点，鸦片灰子一吸，劲头来了，眉飞色舞，有说有笑，穷作乐一番，此时此刻，穷汉乞丐们把窑洞当作了“安乐窝”，视自己为天下最“幸福”的人，难怪内蒙西部、包头一带的丐群中也流行着两句口头禅：“讨吃三年，给官不做。”“哥老会”兴起后，便逐步分裂取代了“梁山”的组织，包头“死人沟”也就开始破败没落了。

我国中南地区的湖北省在解放前也是个丐帮众多且相当复杂的地方。据《夏口县志》记载，民国初年汉口有户籍的丐民为454人，到1946年多达1000余人。

汉口的丐帮属“三江”、“两湖”派系。“三江”（浙江、江苏、江西）“两湖”（洞庭湖的东湖和西湖）的丐帮势力范围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地区，各地区又分许多门宗。清未汉口的乞丐多数属于两湖派系，丐帮组织庞大，分支层次错综复杂。每一门下又分“宗”派，“宗”派中又分出“文房四宝寿吉昌，河西金玉堂，沙洲凤凰啼”等十七字派和“金银铜铁锡”五字派，“正大光明，红丝有余”、“可德元康，春夏秋冬”两个八字派。丐帮以门宗字派各据一方，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互不干扰。各派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活动，如有外来乞丐来乞讨，一经发现，则有该地乞丐头目出面，问其是否已入丐帮，如是丐帮同人，则再追问其师傅的姓名地址以及“上三代”（师祖、师父、师叔）、“上下襟”（师兄弟）。若遇行，那就以礼相迎，优厚款待，否则将被毒打驱逐。

据说，1947年12月，国民党部队有一个逃兵，流落汉口，举目无亲，看到有人在车站上帮人推货车能得到赏钱，他跟着去干，结果钱还未到手，就有七八个乞丐围上来大声责问：“这里是有帮口的，你属哪个大爷？！”众丐看他回答不出，就想赶他走，那逃兵不服，乞丐们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逃兵一气之下，从腰间掏一个手榴弹高举在手，“谁敢再动手，老子要你们的命”。这才吓散了那群乞丐。

汉口丐帮都有一整套严格的规矩，名目繁多，惩罚严成，帮规十款，如有违犯，轻则罚跑，重则割舌头、剁手足、挖眼睛，甚至装在麻袋投江、活埋。

帮规中当然也少不了有敬神祭祖这一条。和其他地区一样，汉口丐帮逢年过节或结拜入帮时，丐帮头目都要敬神祭祖。丐帮派系复杂众多，所以他们各有崇拜的祖师爷，有范丹、关老二（关羽）、武老二（武松）、秦老二（秦琼）等。

乞丐们的一切都由丐帮头目支配，受着丐头们层层的剥削与非人的欺压。被称为“大老板”的丐头，他们的财源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徒弟敬奉。乞丐行乞须要拜丐头为师傅，拜师要收光洋3至5元不等。逢年过节，还得要送礼物孝敬师傅。丐头们一般收徒三五十人，有的多达一百多人，由此可见拜师费的可观。

二是收养童丐。丐头属下不但有众多的徒弟，而且还收养了一大批童丐，这些童丐是丐头们的“摇钱树”，童丐每天讨要来的钱物，必须如数上交丐头，如果乞讨不到每天所规定的数目，那就要招到丐头的毒打。

三是收丐头钱。在丐头所管辖的地段内，不但童丐每天要上交钱物，那些成年乞丐每月也必须向丐头交丐头钱。每到月底丐头就拿着名册，提口袋，向属下的乞丐收钱。在乞丐收容所内的丐头们，甚至串通所内管理人员，每逢过节组织乞丐外出讨钱，所得钱财都被丐头们瓜分了。

四是买卖乞丐。丐头们不仅残酷剥削乞丐们，并且还拿乞丐来作买卖。这些丐头和保长相互勾结，串通一气，将乞丐当壮丁出卖，卖得的钱，由丐头和保长分赃。

在丐头们种种的残忍欺压下，乞丐们垂死挣扎，每天起早摸黑，走街串巷，苦苦哀求，以博取一点可怜的施舍。他们的乞讨方法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六种：

路讨：挨门挨户或尾随行人，声声哀号“老爷”、“太太”、“行善积德做做好事”。这种方式，人称之为“伸手将军”。

艺讨：大都是以各种技艺来博得人们的好感、同情以求达到施舍的目的。主要形式有：打莲花落、渔鼓、快板、拉胡琴、大鼓、唱小曲以及打拳舞刀等各种杂耍。

骗讨：这是一种带有欺骗性的乞讨方式。有胡乱编造“悲惨”身世的“告地状”。跪背老人行乞的“当孝子”，也有化装成伤残病瞎求讨的，甚至还有用扑克牌猜红黑点来骗钱的“拦路虎。”

喜讨：逢有哪家办婚丧喜事、满月做寿、乔迁开张等事，丐头就会上门贺喜并索讨赏钱。

节讨：每逢五月初一至初五，八月十一至十五，腊月二十四至卅，正月初一至十五，这些日子都是乞丐乞讨的最好机会，届时那些商号以及大户人家乞丐盈门，川流不息，热闹非凡。

乞丐们白天乞讨于闹市，晚上则睡在车站、码头、破庙宇以及废弃的碉堡中，或是屋檐桥洞下。白天受尽各种侮辱欺凌，只有到了晚上“幸福”才属于他们，尽情享用乞讨来的残羹剩饭，抽烟玩牌彻夜狂赌，高谈阔论女人、乞经……在臭虫、蚊蝇堆中，靠着熏人的尿桶抱草酣睡。明天，等待他们的仍是苦苦的乞求。

在西南地区，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也是乞丐较多的一个省份。人们传说：四川有四多，即军阀多，地主多，耗子多，乞丐多。旧四川“奇迹王朝”遍及城乡。著名川剧《归正楼》中的乞丐印元瑞有段唱词，大意是：“那高楼住它做啥？长桥洞免得漏渣渣；那牙床睡它做啥？坝地铺免得踹娃娃；高头大马骑它做啥？打狗棍拄遍千家；那绫罗穿它做啥？穿襟襟挂绺绺风流潇洒；那嘎嘎（四川土语，意为‘肉’）吃它做啥？喝稀饭免得卡牙巴……”从中不难看出四川乞丐那股深沉悲凉的愤世疾俗之情。此外，四川还有许多关于乞丐的方言谚语和歇后语，如“讨口三年，官都不想做”；“再穷不过讨口，不死总要出头”；“讨口子捡金子——找不到搁处”；“叫化子画眉毛——穷打扮”；“叫花子敲锣鼓——穷作乐”等等，这些都生动形象地反遇了乞丐的生活。在四川灌县河西一带，曾出过一个名震一时的乞丐王。丐王名叫韩泰顺，人称韩二贡，出生于清末一个富贵人家，韩泰顺年幼时一心想作官，多次考举落第，无奈只哭求父母，卖掉家田二十亩，捐了个监生。谁知时运不佳，后遇戊戌变法，废科举，佃新学，他这个买来的监生逐渐日暮途穷。韩二贡好吃懒做，又染上吃鸦片的恶习。家中产业几乎被他坐吃山空。不得已只好依靠典卖家产和借债度日，妻子忍受不了这种屈辱的生活。悲愤之下，带着儿子离家出走，从此，韩二贡孤身一人，身边一无所有。他忽然想起了那场上讨饭的头目汪癞子，于是，他穿戴披挂一番，手握一根练武用的棍子，直奔叫花子聚居的王爷殿，找到癞花头，劈头便说：“癞子，贡爷以前没有亏待过你，如今，我山穷水尽，想来王爷殿开个码头，贡爷我上通衙门公事人，下有码头弟兄伙，今天专门来给你打个招呼，这里的头把交椅归我了，东起顺捻，西极咪咪河，南到沙埂子，北齐猫猫岗，方圆十里我作主，连你在内，一切都得听我的。”癞花头被这突如其来的命令打得晕头转向，但转眼一想，这位破落的贡爷，虽然蓬头垢面，但到底曾经也是个有功名的人，更何况他手下还有一批亡命之徒，招惹不起，于是忙连声说道：“好说，好说，这丐王自然是贡爷的了。”自从韩二贡当上丐王，一日三餐，自有众乞丐送上，酒醉饭饱，前呼后拥，好不威风。1930年，丐王韩泰顺死于王爷殿。

四川成都、泸州、重庆等许多大城市中乞丐都很集中，形形色色，品类复杂繁多，其中以成都最为突出，情况典型特殊，不同于一般城市。成都在历史上有“锦官城”之称，但过去一直是乞丐充斥、麋集的城市。成都的乞丐群不像其他地方的乞丐那样分散，各自为政，相反，他们的凝聚力、合群性很强。俗语说：“蛇无头不蠕，龙无首不行”，有了帮派，必有其“司令”统率丐群，安排指挥乞讨。但丐头并非人人可当，而是有一定条件的。首先，能维护穷弟兄们的共同利益，随时随地关心丐群的乞讨和温饱，其次，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对属下能一呼百应，并能观察分析丐群的内外矛盾，思想情绪，驾驭指挥，处置得当，处处摆得平。再次是丐头还要有些文化修养，有眼光和掀力，并懂得一点讨饭技能。必要时还要给众乞丐讲点古今乞丐的发迹史，借以鼓舞他们的穷气，树立信心，迎接命运的挑战。成都鼓楼街有一个乞丐头能讲许多历史上的故事与传说。例如，孔子曾经周游列国，穷极潦倒；韩信淮阴乞食漂母、受胯下之辱；晋公子重耳乞食于野人；唐王李旦曾一度沦为乞丐；赵匡胤、朱元璋等人如何从讨口到当皇帝……这些乞丐史确实能激发他的臣民们，继续忍耐求乞的热情，树立等待翻身的信心。此外，丐“司令”还要信息灵通，熟悉人情世面，掌握社会动态。诸如大户人家的红白喜事，显要人物的喜庆寿诞，商店餐厅的开张设宴等消息都要比一般乞灵通一些。只有这样，才能不失时机地讨到丰富的残羹剩菜，以饱饭囊。

看来，穷司令并不好当，在成都众乞丐帮派中，能四条均具备的丐头实在是凤毛麟角，能具备一二条就算合格，具备二三条的已是佼佼者了。那么这些穷司令从何而来？主要来自于三种人：一是世袭丐头，人们不禁奇怪在“奇迹王朝”里居然还有世袭制，在成都丐帮中就有子女继承父位的丐头。在成都市所辖某县，有个姓邱的，他的父亲曾是个乞丐头。在他父亲去世前，家业已经是人丁兴旺，跻于小康之家的水平。照理说，邱某兄弟理应抛弃丐业，另谋生路了，但邱某的父亲似乎尝到了不劳而获的丐“司令”的甜头，虽觉得丐业操之可羞，但弃之又感可惜。经再三考虑，老邱硬把丐头的衣钵传给了老二邱某。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青出于蓝胜于蓝。邱老二似乎命中注定做丐头，他既甘于此道，也精于此道。行乞几十年，到了花甲之年，田产有了，房子也盖了好几幢，且名闻遐迩，地方上有事还少不了他。一般人家请他，他都懒得去，只让属下去作礼节性的祝贺，但人家仍少不了要给他送“红包包”，可见面子之大。只有遇大户相邀，他才“御驾亲征”。届时邱某气度不凡，长袍大褂，手柱龙头拐杖，昂首挺胸地走在前面，身后左右尾随两名“亨哈”大将，各背个在背篼，里头少不了老邱丐头的的祖传法宝——大沙罐。一到人家，就向主人打躬作揖，连声祝福道喜。主人则以上客款待，坐上席，先敬酒，举桌刮目相看。宴罢告辞，除赐以杂包外，主人还赏给残余菜肴半瓢一瓢或半罐一罐。真是有吃有包，一不多费口舌，二不低头哈腰，三不穿街过巷。日积月累，邱丐头胜过了他的父亲，竟成为讨口群中一家殷实户了。

二是浪子丐头。四川民间常听到些一代不如一代的口头禅，如：一代兴家，二代守家，三代败家；一代牛，二代猪，三代鸡。说明旧社会，凡是封建大家庭都曾有过这样的演变过程和悲剧。成都平原号称川西坝子，盛产稻米，大小地主比比皆是，他们大都寄居成都，专靠收租过活。其不肖子孙，好吃懒做，坐享其成，彼等纨绔子弟，沉湎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嫖、赌、烟、酒，挥金如土，骄奢淫侈。日子一长，入不敷出，家道破败，流浪街头，不得不拉下面子加入讨口行列。但这些大少爷喝过点墨水，能说会道，也略知人情世态，似比一般讨口略胜一筹，乞丐们也愿意利用他们这块“大少爷”的破牌子，拥护他们为统治者，也可从中捞点油水。

成都出过三个有名的破产大少爷。冯大少爷因爱皮簧，下海唱川戏，剧艺造诣皮深，红极一时。后因烟瘾过大，弄倒了嗓了，但他的“天籁”艺名给人印象深刻。他晚年潦倒，但幸未沦为乞丐。此外，曾大少爷、魏大少爷，都先后成为伸手将军，依门行乞，两人都住成都鼓楼街，绰号“曾烂龙”、“喂不饱”，一时成为成都的新闻人物，遭人议论和讪笑。

“曾烂龙”的祖父是清朝的一个武举，父亲是聚兴诚银行的大股东，成都春熙路上房产不少，家业传到“烂龙”手中，因他染上了大烟，好逸恶劳，房产卖光吃光，大少爷竟变为烟馆的堂倌，不久堕落为乞丐。但“曾烂龙”出身大家，懂得一些文墨，关系众多，消息灵通，在成都中山公园一带，还算吃得开，摆得平。于是一些乞丐便推他作这一带的丐头，当上了“司令”。前面提到川剧《归正楼》中的邱元瑞这个破落子弟、叫花子，就是把“曾烂经”作为模特儿编写出来的，这出戏脍炙人口，讽刺意义极为深刻。

至于魏大少也同样逃脱不了“懒惰——挥霍——破败——讨口”的规律而混迹于乞丐行列，因他惯于吃大户，借钞票，少了还不要，所以人称“喂不饱”。

三是公推丐头。成都还有一种丐头是乞丐们自己发现公推出来的。1948年《新新新闻》曾发表过一篇专访，写的是一个叫温宾的四十出头的汉子。曾当过壮丁贩子，是个惯窃，左手被宰割（据他自称是受伤致残），因走投无路沦为乞丐，此人浪荡江湖，胆大泼辣，会摆“龙门阵”，能说会道，混入丐群后不久便被乞丐们发现并公推他做头领，从此他就成了九眼桥东大街、春熙路这一带“奇迹王朝”的“国王”。他可以呆在“公馆”王爷庙里，由乞妇老婆陪烧鸦片，不必亲自上街伸手，自有他的臣民们沿门乞讨来待候他。每天黄昏来临，臣民个个归营交帐，“公馆”里热闹非凡，温宾和他的同伙们在饱餐之余，他还要查对帐目，盘问丐情，甚至奖勤罚懒，俨然以“绝对权威”自居。如此丐头，如此“王朝”，实属罕见。

总之，不管是哪一种丐头，他们在丐群中都是至高无上的人物，大家非服从听命于他不可。这是因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传来的封建意识的触角同样深入到乞丐们的头脑里的关系。据传乞丐们还经常被规劝和开导既要牢记祖师爷，也要服从丐头和组织的指挥和调遣。否则，一旦离开了组织或背叛了丐头，单枪匹马地去乞讨，那就会寸步难行。

据说，唐王朝武则天篡位登极后，重用裙带，任唯亲，排除剿杀李氏皇族，太子李旦隐名换姓，逃亡民间，混迹藏身于乞丐队伍之中，幸免不测。后武朝灭亡，李旦登位，号睿宗，故乞丐一直把唐睿宗李旦奉为祖师爷。

照理说，既沦为乞丐，则无异于等死。然而他们抱着“再穷不过讨口。不死总要出头”的信念，逆水行舟，拼命地与命运抗争。事无业之“业”，栖无家之“家”，走无路之“路”，求无法之“法”，在绝望中杀出一条生路来。成都乞丐的救一之道，不下百余种，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好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幅被命运遗弃者的人生悲剧缩影图，成都乞丐的乞讨方式，可按其流派分类归纳。

一类是常年的乞讨，讨口的一般来说，既是穷汉，也是懒虫。按其内部的行话来说，半晌午正是“千家万户的媳妇把饭煮好了”的时候，也正是行乞的最佳时辰，于是一个个披戴破烂行头，次第登场，上街行乞了。

沿门托钵，这是一般老弱多病的乞丐最常见的行乞方式。一手挽破篮，或提破罐，拄杖而行，一手伸向店主或行人，呷哈哀求：“善人老爷，太太，讨点儿锅巴剩饭吧！”或尾随路人讨钱，这种方式乞丐反讥是“撵狗”、“赶鸭子”。此类乞讨全凭韧性和傻劲。一年四季，不畏寒暑，每天从早到晚，穿街走巷，沿街托钵，讨千家，乞万户，一星半点，一瓢产碗不拘，赏者照收，一天下来，满篮而归，甚是可观。

技艺感人。这是一些颇会点小玩意的乞丐行乞方式。分“靠门神”（挨门乞讨）和“钻格子”（专找茶、旅、烟、酒馆场合乞讨）两类，全凭各人的技艺来博得人们的好感，五花八门，虚虚实实。“莲花闹”又叫“快板”，此种乞丐颇为聪明，能说会唱。你看他一手敲着两块大竹板，打着“嗒嗒”的节奏，而另一手抖动一串小竹板，发出“哩哩”之声，大小竹板交错穿插，形成一种“嗒哩哩嗒哩哩、嗒哩哩嗒”的节奏感很强的音响。乞丐则哼着唱词，如“走一步来又一步，不觉来到铺”、“嗨，掌柜的锅魁大又圆，吃了一个管一年”等。嗓音越唱越高。如主人说莫得零钱，他便唱“莫得零钱有元宝，你有元宝我能找”，“莫得钱，给把米，出门主人不拘礼”，“莫得米，饭也行，人不落难不求人”。倘遇主人正声厉色、恶语伤人时，他也会反唇相讥：“好人难开求人口，望你先生搭个手，你不搭手我不走，拼个老鸹等死狗”（搭手，即帮忙、照顾、施舍一类的意思）。另外还常见有一种别拘一格的“肉莲花闹”。此丐手中不拿任何工具，而是以手代板，折打赤裸的上身，发出类似于“莲花闹”节奏的声响，一边唱词，一边手舞足蹈，动作形态十分滑稽可笑。

总之，成都街上经常能见唱“莲花闹”的乞丐，他们机智灵活，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主人有时会另眼相看，高抬贵手，多少施舍一些，说明讨艺成功。如果运气不佳而遇上“吝啬鬼”、“铁公鸡”时，乞丐们无用艺之地，只好另走他家。

猴戏、杂耍。此类艺讨大多是外地艺人沦为乞丐后流入成都行乞的。乞丐手牵一只猴，一面敲锣，口唱着“叫你转，你就转，转个圈圈给大家看，赚了钱咱们好吃顿白米饭”。猴儿应着锣声打滚翻筋斗，“鹞子翻身”、“倒挂金钩”，时而戴面具，穿红衣，以此来此起人们的兴趣，讨得赏钱。这类戏猴一般都有固定的场地。

杂耍，则是乞丐选定某家大店铺门口，或空旷地方，玩板凳、耍扫把、“拿鼎”、“下腰”，以各种具有一定难度的技艺，博人赞赏向人乞讨。以上两种艺讨，观众往往在开心捧腹大笑之余，乐意给钱，收入不错。

托钵行者。即一个彪形大汉，满脸络腮胡子，服装不伦不类，不僧不道，颈子上常系一串念珠，手托一大铁钵，约百斤重，专找大号商家化缘。进店后不祈不祷，不经不谶，哑然无声。把铁钵往柜上一搁，炯炯目光盯着你。如店主多给，他便憨笑至谢，如一毛不拔，则呆着不走，有逼讨之势。故成都人评说：这样的乞讨行者，乞而不贱，傲而不恶，可算是丐中之豪杰。

哈叭狗衔木碗。渝、沪等地的乞丐常用这种乞讨方式，也常见于成都。一只金色卷毛哈叭狗，颈上系一圈小铜铃，行走时叮铛作响。它的口里衔着一木碗走在前面，一个断了下肢的乞丐执着以手代脚跟在后面。主人穿得破破烂烂，狗儿却干干净净，金黄毛丝，闪闪发光，每到一处，主人停下，它也停下，主人点头或以眼神示意，狗儿就口衔木碗，向店主乞讨。讨到了钱，它便欢喜，摇尾一、二圈，以示感谢。相反，店主一毛不拔时，看主人摇头，狗儿也似乎知情会意，便停止摇尾，嘴里汪汪直叫，立即与主人一道愤然离去。

最令人惊异的是，一旦主人去世，这狗儿竟不吃不喝，整天哀号，似乎怜惜主人悲惨的结局，几星期后，它也悄然死去。欲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话确实有道理。

巧施苦肉计。这类乞讨得冒生命危险，以各种残酷、痛苦、危险的动作使得店主或路人产生怜悯、侧隐之心，或厌恶、恐惧的复杂感情，从而赶快掏腰包，打发乞者快快离去，以解除精神负担。常见的有：以头碰地，即当人面前，狠狠地用头碰撞地面，往往额头上红青发肿，以此博得人们的怜惜而施舍于他。

脑门敲打。常见的是一手拿根大铁钉，一手捏着个鹅卵石，当着人前用石敲钉钉脑门，以致满脸鲜血直流，惨不忍睹。好心肠的人深感同情而难受，往往给钱较多。其余围观者也纷纷投钱，多少不拘。

口中吞刀。行乞时，往口中插入一柄明晃晃的柳叶刀，用来刺激人们而讨钱。

耍蛇吞蛇。乞丐拿着一条蛇耍出各种样子，蛇挽手膀，蛇绕颈子等等。蛇头翘起，口吐火红的舌头，看来十分怕人。更惊险的是将蛇吞于进喉管，鼓得脖子蠕蠕而动。如此以种种可怕惊险的动作来恫吓、刺激从前，使得人们纷纷掩面不忍睹，掏钱来阻止其这样惊险残忍的表演。干此为的乞丐必须具有一定的胆量，因为随时都会发生可怕的惨剧。一次，一个乞丐在街头表演吞蛇，正当蛇头进入喉咙时，旁观者中有一人竟然恶作剧地用烟头来烫蛇身，以致使蛇受到刺激而直钻入乞丐的腹中，顿时乞丐按着腹部倒在地上，翻滚狂呼，不多时口鼻喷血，痛苦死去。

以上几种苦讨，最能激发起人们的同情、侧隐之心，付钱也最多，但风险也最大。

骗术行乞。由于苦讨风险太大，有时还失误，甚至置人死地。于是在丐头的策划指使下，转而装腔作势用假相骗术行乞。常见的几种有：装假相。即由有经验的丐头策划，用鸡血、姜黄、豆渣、猪油、纸张为原料，塑造出形形色色的伤、残、病、盲等假相，骗取人们的怜悯、施舍。其形色的逼真，骗术的高明，简直无懈可击，就连医生、社会学家也无不为之叹服。

装孝子。一般是由乞儿头戴孝帕，身穿孝服，手捧灵牌，装扮成“孝子”。一走进人家门先向主人三叩首，磕晌头。由带领他的人在一旁（据说往往是打更匠充当这类带路人）代乞儿诉苦：“这是某家的孝子，父（或母）病亡，家境贫寒，望善人老爷、太太们大发善心，做点好事，行个方便，以好早日结束丧事……”如此云云。借以唤起慈善人的恻隐之心，而周济于他。所得钱财乞儿便与代诉人平分秋色。这种骗术比装相便当，其赚头也不少。

装老妇。以上是乞儿行骗，这里是老妇行骗。当时成都的街市上时常能看见一个中年人拉着一辆黄包车，车上坐着一个龙钟老太，银丝白发，三寸金莲，态度安详，到了闹市处便停下车，老太便一人喃喃自语，口念“道光丁未年，给你们先生嘛结个缘，一百另三岁，给你们先生嘛结个缘……”逗引观众围观。与她结缘的大都是些过路的孩子妈妈，给点钱后，老太太就在孩子领子上或手腕上系一根红线，她说这红线可以消灾除病，并用手指点点孩子的人中，算是施了什么法术了。因这老妇出口必称“道光”，入成都人都称她“道光老人”，其实是一个行骗求乞的老丐妇。

装和尚。前面提到的托钵行者的乞讨方式，那是着重谈他能托百斤铁钵的技艺。这里说的和尚却是假装出来的。此丐身披袈裟，手挽佛珠，光头有戒巴，另一手托一个钵头，挨门化缘求乞。因乞丐化装有术，不易识别，受骗上当者大有人在。

以上骗讨，除装相稍有麻烦费事外，其余几种骗讨都便当，不费事，的确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乞讨效果。

说唱善书。这往往是瞎子乞丐行乞的手段。由一个睁眼孩子牵着，自己也拄着一根竹杆，孩子身背一把胡琴。有时走街吟唱，有时也坐在店家门前吟唱。唱词丰富多采，变幻无穷。“从前有个朱寿昌，辞官不做去寻娘……”、“张其保不认爹和娘，活遭雷打见阎王……”、“大宗有个包文正，日管阳来夜管阴……”“大大阴功行大善，小小篙杆撑大船……”。此丐自拉自唱，琴声伴嗓音，抑扬顿挫，音调铿锵。常博得店家和行人的喝彩，于是他越唱越有劲，什么“斩陈世美”、“木莲救母”、“二十四孝”等一类善恶祸福的故事，他都能说唱出来。人们佩服他的琴技和书艺，也可怜他是盲人乞丐，往往甘愿多给些钱，一天几场，进帐可观。

告地状。前面所说的讨口均为“行乞”，这类告地状则是“坐乞”即“坐地等开花”。这类大都也是些伤残老弱的乞丐。或坐街头巷尾，或坐过往要道，用一张白纸或一块白布，上写乞者的姓名、籍贯、身世、遭遇、苦情等，放在地上，以“状”代“言”。自己低头不语，只是可怜地坐着、卧着或跪着。让行人看状后，产生同情心而给钱于他，乞者频频作揖磕头，感恩致谢。此类乞讨效果也很好，并不亚于唱善书。

在四川成都、重庆等城市街头偶尔也能见到一种特殊的“告地状”者，他们中有的还是京剧票友，因潦倒，倒了嗓子，举目无亲，生活无靠，遂一时成了“伸手将军”。这种乞者在地状旁边放着许多当年在京、津、渝、蓉等地与各角配戏的剧照，引起围观者浓厚的兴趣，在深表同情之余，慷慨施舍。

还有一种特殊的告地状者，就是落魄的文弱书生，命途多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又不懂求生之道，他的“地状”一式两份，英汉对照，很有特色。以此引起围观的好奇与同情，一时善心大发，纷纷给钱。

第二类是节日的乞讨。这是指四时八节、婚丧庆吊的乞讨，这类乞讨的时间短暂，又不费事，而且油水足，乞丐们都执着追求，精心考虑为之。

春节装财神。财神有文武之分，有的扮成文财神，即头戴彩纸折成的“纱帽”，身上挂些筋筋吊吊的彩色纸条作为“纸装”，手托一个内辅红纸的掌盘，上面放一大锭锡箔“元宝”，挨门挨户去送。武财神也是穿戴着“纸装”的武将形象，一手托“元宝”，一手拿一支花纸缠的鞭子，上门时，挥鞭送“宝”手舞足蹈，顺口说些“金银财宝扫进去，虱蚤臭虫扫出来”一类的吉祥话，并向主人讨赏钱。既然是神，就只能迎接，不能得罪，主人总是乐意献上喜钱，使“财神”们满意而归。

“花会”中的“群仙会”。旧成都一年一度的“花会”闻名全省，盛况空前。时至二月，青羊宫开始热闹起来，鸟语花香，春色宜人。市内男女老幼，官民绅商，纷纷赶来赴盛会，络绎不绝。届时，全市乃至全川的大多数乞丐也不愿放过这个行乞的好机会，于是形成青羊宫的又一个“群仙会”（群仙会有两层含义：传说二月十五是老君生日，各路神仙都要乘风前来朝贺，形成“群仙会”。另一说法是人们称乞丐是无忧无虑的“神仙”，乞丐大聚会当然是“群仙会”）。

这些群“仙”赶花会，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每逢花会时节，二仙庵、老君堂、三清殿等大殿香火旺盛，善男信女、僧道尼姑等烧香许愿、膜拜顶礼时，总会行善济贫，乐于施舍的。乞丐们在此时乞讨，正是适得其时，也适得其所。正是这样，“会”中有“会”，花中有“仙”，颇有一番诗意。成都曾一时把这视为笑料。

端午送粽子，中秋送月饼。这与春节送“元宝”讨赏是一样的。主人是不会收下粽子、月饼的，所以乞丐们可以拿一份礼物讨赏好多家，真是一本万利。

唯有送“烧鸭子”这一招，似乎除成都外，其他地方很少见。即除烧鸭子的头是真鸭头外，鸭身鸭脚均巧妙地用纸壳染色上油糊成，非常逼真。主人收下端详欣赏之余，爱不释手，往往非常乐意赏钱打发其离去。

庆吊种种。据说乞丐们最大最好的进帐，往往由丐头亲自出马，全力以赴，做法是不管红白喜事，一登门就先放一串火炮，噼哩叭啦地热闹一番。然后针对不同场合，“礼仪”各异，婚礼：送大红“喜”字的被面一条，上写贺词“天作之合，百年偕老”；丧事：香烛、奠仪、挽联，一齐送上；寿诞：寿桃、寿面、寿联一幅，上写祝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生育常送“五子登科”、“长命百岁”的画屏和饰物；店号开张，送上贺联，上写“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或“开门大吉，抬头见喜”等贺词。以上例讨，虽付出一点小小代价，但总免不了一人一个“红包包”，丐头还可得到更优厚的赏钱，出动一次，准得满载而归。

在成都还有一类特种乞丐，他们的行乞手法奇特而且带有一定的敲诈性。有一种名叫涎讨的方式。往往是乞讨者与被乞者曾有过一段关系，此丐便利用这关系大敲竹杠，使被讨者有苦难言，只得忍痛掏钱。当时成都有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川剧旦角名叫群艳，因抽大烟而烧坏了嗓子，以致沦落为丐。他没有什么乞讨技能，只专门找机会涎讨。有一次，他看见一位军政界要人同其他几个头面人物在茶馆吃茶，他便一屁股坐在这位要人身旁，装作一副亲热的样子，嘘寒问暖，这位要人很尴尬，想拿一个大洋来打发他。没想群艳轻轻地把钱拈在指上，往要人手心上一按，用旦角惯作的娇柔的口吻，娇滴滴的笑道：“先生，你咋那门笑人哟，我群艳再穷吗也不希罕这块把钱嘛。你拿回去检好啊。”众目睽睽之下，这位要人狼狈不堪，最后拿了20元大洋才送走了这位涎讨客。

洋讨。采用这种方式的乞丐，一般都是些失业的英语教师，为要面子，不愿公开启口求乞。于是就动脑筋在知识分子中找同情者。成都有家名叫“二泉”的茶社，是个知识分子常去聚会的地方。失业教师也时常前往光顾，选择好对象后，便不声不响地坐在其旁边，等到别人注意他时，他就轻轻地对人说：“Excuse me，I am hungry，Please give me a little momey to buy Gao-Kui。”（意为“请原谅，我饿了，请给我一些钱买锅块吃”），同桌闻之不禁大吃一惊，如此一个斯文的人竟是个乞食者，大家难免产生“物伤其类”之感，不禁询问解囊。

另还有一种硬说人家欠其“隔世债”，掏出“单据”向人讨债的讹诈乞讨。清白人家明知其敲竹杠，但为避麻烦，也只得买下这些假单据，自认倒楣。这种手法，人称之为“讹讨”。

成都乞丐除了乞讨之外，也还从事些副业生产，据查成都的丐群中，约半数左右的乞丐并不全靠固定乞讨作为求生的手段，他们往往在乞讨以外，还千方百计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体力，从事杂活，出卖劳力，以此作为生活的补充，据不完全统计，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出卖苦力。在桥头给板车“拉飞娥儿”（推车上桥过桥）或代人背米、背猪、驮重杂物。

从事手工。扎鸡毛帚、扫帚、糊纸盒、糊天花板、扎小玩具、扎挖耳扫、捏面人等。

承包杂活。有办婚事时，代人家扛彩旗，抬礼盒；丧事，代人举祭帐，拿挽联等。

打死人的主意。如刑场收尸，下河捞尸（四川叫“水打棒”），代守尸棚，代为护理斗殴受伤者等，这些可算是乞丐们有利可图的“专利”，收入颇多。

代人当“保保”。据民间迷信传说，讨口的历尽九九八十一难，饱经风霜，可算是“八字”硬、“命大”的人。如由他们来当保保，护佑婴儿，小娃娃，或拜寄给他们当干儿子、干女儿。那么婴儿、小娃娃们可以平安无事，乖乖成长，将来也可成为“八字”硬、“命大”的人。这是过去一些乡镇上相信迷信的普通人家这样做，至于大户人家则是不屑一顾的。

乞丐们既有日常乞讨的“正业”收入，也有从事杂务的“副业”补充，何愁没有饭吃呢？难怪乞丐们常说“讨口三年，官也不当了”的话，这确实是乞丐们的经验良心之谈。不仅四川成都的乞丐如此，天下的乞丐都不例外。

从乞丐们在乞讨时的申诉、说唱、地状中，我们可以知道旧四川的“多乞丐”除去乞丐本身的一些主观因素外，是与旧四川的多军阀、多地主有密切的关系。三者紧密相联，因果相关。军阀多，势必内战多，地主多，势必剥削多。军阀地主往往狼狈为奸，压榨剥削人民，结果田园荒芜，生灵涂炭，饿殍载道，才出现了多乞丐。四川是个多乞丐省，而成都则是个多乞丐城，它的乞丐种类繁多，帮派复杂，方式多样，可说是集四川各类乞丐之大成，是旧四川乞丐面貌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