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贯道秘史
○ 恶贯满盈的反动会道门
一贯道虽脱胎于宗教，但它却是一个怪胎……教头们“挂羊头，卖狗肉”，叫人斩断情欲，自己却奸骗邪淫；教内的罪恶和黑暗令人胆战心惊……渡大神、超亡灵、装神弄鬼是教主们蒙骗百姓的拿手绝招……教主们像皇帝一样拥有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一、历史沿革——为世人所不耻的罪恶史
1.成立和发展
一贯道成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创始人张光璧，别名张天然，最初在山东省济宁县“悟道”，开始发展组织。随后这个会道门就在华北各大城市传播开来。
按照一贯道的理论，整个宇宙共有三个时期，即红阳时期、青阳时期和白阳时期，各有一万八千年。现在正是白阳时期最后阶段，大劫即将临头，在劫难逃。弥勒佛转世普渡众生，成立一贯道正为了“普渡三曹”（天曹、地曹、人曹），如果入道，可以修仙成佛，否则便会永罹浩劫。
与民国时代其它会道门一样，一贯道也提倡儒道释三教合一。一贯道信奉弥勒佛，甚至还信奉神话小说的“济公”。张光璧就自称是济公转世，他妹妹是观音菩萨转世。一贯道的佛堂一般就供有弥勒佛、济公活佛和观音菩萨的神像。
抗战前夕，一贯道发展迅速，声势浩大。“七七”事变后，张光璧投靠日伪，充当了汪伪政府外交部参事，常在大汉奸周佛海、褚民谊家中出入。一贯道得到日寇汉奸的支持，在沦陷区大量发展组织。以后又不断派出点传师到全国各地“开荒”，建立一贯道组织。据说全国各地参加一贯道的道徒有数十万人。抗战胜利后，一贯道改称“中华道德总会”，与蒋帮勾结，汉奸罪行未受追究。1947年张光璧死，他的两个老婆出面组织“宗教戡乱救国军”，妄图对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后各地道首继续从事造遥欺骗等不法活动，被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头子转入地下活动。道首王义传播四十二道道训，制定了“六十一题”，并继续放出点传师到西北。张光璧二老婆孙素珍就潜伏在兰州、酒泉一带，布置道首“传题接线”，并大肆造遥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八路军不长了，那时鹰（英国、美国）也吃，鹅（俄国）也啃，天下大乱，将来老祖师出来做皇帝，就是一贯道天下了。”他们把人民政府的取缔说成是“魔炼”，但最后他们的罪恶活动还是被人民彻底粉碎了。
2.一贯道“开荒”种崇
一贯道得名于孔子《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一语，但实际上并无可以“一以贯之”的道义，该道完全是个集封建迷信之大成的杂烩道，即所谓的“万教归一”。其供奉者，上自“无极老母”、“济公活佛”，下至张飞、关羽，吕祖洞宾，外带耶稣上帝，佛堂里请哪位尊神上座，全视当地群众传统信仰而定，目的无非是多“渡”人，多骗财。
一贯道发展起来后，张光璧设中枢坛于济南，然后派出干员到各地建坛，时称“开荒”。1933年，旧军人出身的点传师栗春旭奉张光璧之命来京开荒办道，初在新开路周景成（山东人，曾任国会议员、山东烟酒事务局长等职）家成立佛堂，参加者多是失意政客或军阀，如曾任袁世凯政部长的周自齐、“矩威”将军潘矩楹及军阀唐天喜等。这就是北京一贯道最早的坛口了。
1936年时，一贯道已遍及鲁、冀、杭、沪，道徒数十万众，张光璧自命为师尊，妻刘率贞、妾孙素珍为师母，声势越闹越大。这样一来便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以邀赴宴为名，将其软禁于南京。栗闻讯，即向道徒谎称张已被处死，图谋取而代之、而天津道徒张五福则反其道而行之，愿以性命财产保释师尊。结果，栗某失算了。张光璧在南京归顺老蒋获释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开除栗春旭的道籍而重用张五福，派张五福、杨灌楚和董雪桥（范太太）三人来京接办道务，成立了信一、德一、纯一三大坛。其中以张五福的信一坛发展最快。1939年1月张五福请张光璧、孙素珍来京居住，在北新桥财神庙2号租房作总坛，张光璧即命张五福负责北京道务，由刘新泉、宫彭龄襄助。
同年4月（旧历二月二十八日），张光璧等人召集各地一贯道头目在东城郎家胡同50号院内举办了一期以训练骨干为目的的“顺天炉会”。参加者达180余人，分别来自北平、天津、山东、绥远、包头、张家口等地。炉会期间，参加者一律不准走出院门，每天烧香磕头，吃窝头咸菜，并由各大道首宣讲“道义”及《大学》、《中庸》、《金刚经》等等，同时还设置了种种荒唐的“考验”，如“考酒”、“考色”、“考财”。
长达45天的炉会，将“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与欺男霸女、谋财害命熔于一炉，培养出了一批精于此道的骨干分子，然后将他们派往各地，开荒办道。
张五福便是在这次炉会后被“师尊”亲命为北京道长的，同时还有百余人被亲放为点传师。张五福设总坛于德胜门内兴化寺街15号，并在南长街及后广平库开办“树民小学校”，作为办道的掩护机关。北平一贯道领导核心便以“树民小学董事会”的公开身份出现，张五福亦经常在此“办公”。不久，又在琉璃厂开设了一处“中华善书局”，设专人在此管理道中人名总册和收支帐目，并印制发放经书道卷及各类文件，充当反动封建的宣传舆论机构。
一贯道在北京地区发展十分迅速。这首先得力于日伪政权的鼎力扶植，其上层道首与日伪当权者秘密勾结，并吸收大批敌伪人员入道充当骨干，依靠这些人的势力，加之又充分利用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宁、民生艰难困窘的形势，该道得以大肆膨胀，短短几年间便在城区和郊区、外县建立大小佛堂不计其数，到1943年吃“混合面”时期，发展势头达到高潮。以西郊门头村为例，该村639名道徒（1951年统计）中，四分之一是1943年入的道。又如，后来成为北京总坛声威赫赫的“八大代表”的王钟鳞、马书鲁等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入道并很快被擢拔为点传师的。
据一贯道“训”称：“人有10条罪，劝一人（入道）可立一功，赎一罪，多立功多赎罪。”换张五福的话说：“看你们谁开（荒）得多，谁开得多，那些就是你们的后学，归你们领。”又说，“将来一贯道平收万教，老祖师出世坐天下，这个老祖是个穷人，不知谁能渡他进来呢。”这些话，对于一心想当“前人”、享洪福的坛主们极富刺激性，大道首邓兴就曾亲口吐露心曲：“后学多，走到哪吃到哪，穿的用的都有人供，人见了我就叩头，多大的官也得叩，比如王贯英是道台，陈玉汉是师长，求了道以后见我也叩头！”为此，他曾在“师母”孙素珍面前立愿，要和专诚坛大坛主张承忠比赛，看谁开荒多，成立佛堂渡人多。结果，二人势力迅速扩张，邓兴先后亲自点道4000余人，并经常举办“仙佛班”、“忏悔班”，训练大批道徒为骨干，几年间从东郊到城内发展道徒五六万人，点传师200多名，分为四支五系，成为北京一贯道最大的实力派之一，号称“邓兴系”。此外，他还在张五福指使下多次派人到西安、重庆、福建等地开荒，发展组织。张承忠自然也不甘居后，他本是天桥地区有名的恶霸，领导专诚坛后，重用一批同他一样的流氓恶霸出身的坛主、点传师，大肆网罗“后学”，先后在京南大兴、良乡、固安、武清，京西冷泉、长辛店、房山，京东通县、三河等地开荒建坛40余处，分坛200多，提拔点传师、坛主千余人，道徒5万余众，使专诚坛成为北平后起的第一个大坛。
一贯道的大小坛主，多是城镇富豪商人、恶霸权势、乡村地主富农之类，为达到“多渡人”的目的，他们除了采用通常的“飞鸾宣化”（扶乩）和“入道可避灾免祸”、“死后冬不挺尸夏不臭”等迷信谎言蒙骗无知群众外，还常常利用手中权力，采取强拉软泡、经济控制等手段，诱迫群众入道。如西郊贯义坛主姜毓德，因所管理的一贯道产香山果园内有一水井，便以此要挟，逼迫附近没水村民入道，之后又进而逼迫道徒必须全家入道，否则须分家。致使许多村民父子分家、弟兄成仇。城内一些坛主，则以“辞退”或“搬家”相威胁，迫使店员和住户们入道。丰台田各庄的魏家村，地主富农全都入了道，坛主刘景泰身为地主保长，为强迫贫雇农入道，公然说：“不入道，村里的饭不许吃，打短工没有你们！谁不入给我滚出村去！”该村抓兵、派工、给地主家干活，入不入道都不一样，结果83.7%的村民都被迫入了道。
到1944年，因道务发展太快，佛堂太多，总坛已无法直接统辖，张五福乃将全市道坛分为“孝、悌、忠、信、礼、义、廉”七善，善设善长，管理几个大坛，并委派陈明源、王秀贵、王维忠、王勋臣、马书鲁、米国权、安惠霖（后换为王钟麟）等人为八大中心代表，协助张五福管理道务。
为了便于掌握，1946年，张五福又将其庞大组织做了重新规划，分为外四组、内四组两大块。外四组以北平以外的重庆、西安、多伦等地区划分，内四组则分别以北平前门大街和中山公园为界，分为外东、外西、内东、内西四大组。每组各由八大代表中两个执掌。此时，北平一贯道已发展到全盛时期，仅中层以上坛即达1360余个，家庭佛坛无数，道徒20余万人，成为北京地区最大的反动封建会道门组织。
3.组织机构和入道手续
一贯道是参照同善社等封建迷信会社的组织办法建立起来的，但没有同善社那样严密的层次。张光璧是总的负责人，他的手下有一大批点传师，有权发展组织。其他一般道徒则无权发展社会成员入道。
一贯道在各个城市的负责人叫做道长。一贯道在各地一些有钱人家设有佛堂，后来改名叫“坛”。如果这家主人姓张，这个佛堂就称为“张氏佛堂”，张某人就是这个坛的坛主。
一贯道佛堂当中悬挂牌位，上书“明明上帝，无量德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无真牢”。供桌上一般摆设香油佛灯一盏、供果、茶碗、水碗、蜡烛台和香炉，供桌前有拜垫和蒲团。祭坛时，一般由坛主担任“主祭”，再由其他道首分别担任“与祭”、“承祭”和“陪祭”。
一贯道常搞“扶乩”这种欺骗活动，诱人入道，因此需要“天才”、“地才”、“人才”这种特殊的道职。
点传师每到一地，即进行欺骗活动，拉人入道。他们一般先采用扶乩的办法，使人感到神奇，甚至信以为真，然后登坛劝道。即宣传他们那一套“白阳末劫”的理论，大讲“赶快求道”，“求道后，天榜挂号、地府不问、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等等。有一批人同意入道后就举行“点道”仪式。先点上佛灯，燃好香烛，献供，再由点传师或坛主“请坛”，即请他们的祖师“临坛”。烧香、叩头、请神，然后点传师叫引进师（入道介绍人）宣读誓词，说什么“求道后诚心保守，实心忏悔，如果虚心假意，退缩不前，欺师灭祖，藐视前人，不遵佛规，泄露天机，匿道不传，不量力而为者，愿受天打五雷轰身……”。新道徒照着一句一句念。接着，点传师口中念念有词，就在新道徒双目之间鼻间正中部按一下，名之曰“点道”。最后点传师将道徒分别引至暗处“传三宝”，一宝就是“玄关”，即二目之间被点传师按过的那个地方，严密慎守，灵魂将由那里出壳。二宝是“无、太、佛、弥、勒”五字真言，遇有危险，念它即得解脱。三宝是“合同”，就是双手抱拳的一定姿势。据研究，张光璧搞的这一套完全是效法同善社，而且立论更加杂乱，诡秘手法也没有同善社那么完整。但由于它更加简单易行，所以一贯道在北方的发展速度的规模超过同善社。
二、挂羊头卖狗肉——面具背后隐藏着罪恶
1.扶乩的骗局
扶乩是一贯道诱人入道的重要手段。一贯道把扶乩叫做“开坛”，又称做“飞鸾宣化。”其实这并不是一贯道的发明，而是中国传统的古老巫术。同善社的其它许多会道门也搞扶乩，而且在西南地区还有一个叫做“文坛”（或“显化坛”之类）的组织，就专门搞扶乩活动，欺骗手法如出一辙。
要进行扶乩，必须事先训练“三才”。即在道徒中挑选三个伶俐而有文化的童子，进行“练机”。平素教他们熟读四书、道中的训语和古典诗词，再教扶乩技术。当“天才”的必须在沙盘上写字，因此，不但必须把一些事先拟好的押韵的各种训词（还专门有一种叫“坛训”的刊印本）背得滚瓜烂熟，做到临机应变，及时修改，不全雷同，而且要学会“闭目横书”（即微睁眼睛写字，而又要让人看来是闭眼睛写字）。“地才”是管记录的，要把“天才”念的各种训词写好写准确。“人才”是报字的，当然必须正确念读讲解。训练“三才”大约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三才”训练完毕，在开坛以前须必须作好调查研究，事先摸清楚善男信女的具体情况乃至隐私，然后加以研究如何配合进行诈骗。
开坛时，在佛堂设置一个长方形的木制沙盘，再有一个用五厘米的薄木板弯卷而成的罗圈，罗圈直径约二十厘米，圈旁钉有一根木棍，恰似无毛的笔杆，叫做“乩”，再有一个沙耙和纸笔墨砚。临开坛前，“天才”在一个屋子里静坐（实际上是练读坛词）。开坛时坛主点好佛灯和蜡烛，开坛人上香、叩首，一旁站立。接着三才进入，向神位三叩首，各就其位。“天才”拿起了罗圈，不一会便装着糊涂起来，装作“神仙附体”，只见他手中的乩笔在沙盘中动起来了。“地才”赶忙用纸笔将沙盘上的字记录下来，这就是所谓“坛词”，直到天才最后写完一个“退”字，表明请的神已走了。稍隔一会，天才如梦初醒，煞有介事地忙问别人：仙人训示了些什么。这时就轮到人才作解释了。据昝道徒所记，永清县徐世忠入道时，道首杨庆余劝他给死去的父母“超渡亡灵”。乩手张志斌事先已了解到徐家原来迁过几次家，徐父生前好拉胡琴，徐取妻时父已死。扶乩时天才便装着他母亲的亡灵附体，写道：“我当初为你们好不容易，学过孟母择邻，现在你们入了道应该财法双施，渡人办道。这才是我的孝顺儿女。”又装徐父亡灵附体写道：“可惜未见新儿媳，贤与不贤认不清。时间已到帝下令，重拉胡弦语再详。”徐家人听了信以为真，放声大哭，从此更信一贯道了。
2.炼炉的秘密
一贯道要求每隔一段时间（三至五年不等），将道长、点传师和部分道徒聚在一起“炼炉”。目的是对原有道徒进行考察，巩固他们的信仰，对新道徒施以迷信训练，从中选拔新道首，并趁机敛财。
炼炉时往往要开坛。一个人装着鬼神附体，手执大剪刀把每个“入炉受炼”的人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掉一些，再请人逐个剃成光头。理由是他们信奉济公，济公和尚是光头，所以徒子徒孙只能是光头。第二步是听讲和“挨烤”，白天听讲金刚经；晚上挨烤，实际上是挨拷打。有时道首装神把挨拷者打得遍体鳞伤。青岛市有一个姓魏的点传师被打得满院乱跑，不准停下，直到筋疲力竭晕倒在地。后打了强心针，才苏醒过来。有时是半夜熟睡之后，突然敲起警钟，一群受拷者在漆黑的室内乱跑，互相拼撞，跑到大门，大门紧闭。绕道侧门，又有桌椅堵塞。一搬桌椅，桌上早已搁有一些装满水的水盆。搬桌椅的人，满身被淋成落汤鸡。再往前走就是一根“独木桥”，两边生着熊熊大火，别无二径，只好鱼贯而过。过了桥到集合地点，里面装有电扇。正是数九寒天，电扇死劲地吹，人们冷得打抖，在那儿“待命”。结果“命令”来了，是叫大家回去睡觉。这就叫过水、火、风三关。经不起考验的，则要挨毒打。
3.顺天会和忏悔班
一贯道经常举办各种训练班，如“三才训练班”、“仙佛研究班”、“忏悔班”和“顺天会”等等。据昝道徒在《一贯道的罪恶内幕》一文里披露，在开办当中，除灌输毒素、诈骗钱财以外，还要进行“四考”（即考酒、色、财、气）。“考财”是看你能不能做到“财法双施”，能不能尽力拿钱“献心”。“考气”是看你忍耐的功夫如何，例如他们叫道徒只穿一个裤衩都去到一间屋子内面壁而坐，派一个人端盆凉水冷不防由背后向道徒们身上一泼，谁如果一动或回头看，他们便说你“气不净”。“考酒”时，他们用杯子放上水，有的掺上酒，都放在盘子里叫道徒自取一杯，有取到掺酒的，他们便说是“意志不坚”，有拿到水的，他又说你闻见了酒味故意装假。总之，道首们说了算，怎么也不好受。“考色”更是野蛮，道首们叫男女道徒把衣服脱得一丝不挂，互相抚摸。谁如一动情欲，略有冲动表现，他们便说是心不纯，经不起考验。
1939年2月19日到3月25日，一贯道在北京鼓楼大街蒋家胡同五十号开办了一次“顺天大会”。受训的男女道徒有二百多人。由大道首张天然亲自主持，张工福、宫彭玲、刘新泉、齐慧贞等道首负责具体工作，并勾结旧军阀唐天喜、潘中瀛给办理外交联络等事。当时参加顺天大会的道徒，在这一个月“开班训练”期间不准出院子；每天烧香、磕头，由道首宣讲“一贯道义”和什么《中庸》、《大学》、《道德经》、《金刚经》等等，并同时进行了酒、色、财、气的考验。
4.败家亡人的仙丹妙药
一贯道首们为了叫道徒相信一贯道的“佛法无边”，说有了病还可以求神恩赐“仙丹妙药”。所谓“仙丹妙药”就是香灰。如陈书坤在杭州“借窍”装神时，说谁如对道心诚，便可以在香炉内找到“老母”降下的“仙丹”。有的道徒找到后，还真就如获至宝，其实是在事先用避瘟散和香灰团成丸放在香炉内的。东光县郑家园村一贯道徒郑焕廷的小孩得了病就求神治疗，道首便用三才装“仙佛降坛”，以香灰当药叫小孩喝，这小孩没喝几天就死了。事后道首们还说：“这孩子是南海观士音菩萨的茶童，病没好是被菩萨要回去了。”咸水沽一贯道徒田风材的儿子得了肺病不去医院治疗，也喝道首给的香灰，喝了不久也死了。田风材由于中一贯道的毒素很深，一心只等大劫来临，每天磕头拜佛不干活，把地也荒了，儿子也死了，弄得家败人亡。永清县大惠庄，一家姓刘的弟兄五人，本来指靠劳动过活，生活不坏，自从入一贯道中了迷信毒素以后，地也不种了，也不干活了。刘四的老婆得了产后风、刘五的老婆患经血不调病，都不找医生疹治，每天求仙拜佛喝香灰，结果不久都先后死了。新河赵家地有一个道徒闹眼病竟也找道首用香灰给治，结果被点传师齐国瑞给用香灰洗了几次就洗瞎了。赵家地还有一位迷信的老大娘入了一贯道后，听信了点传师齐国瑞说“入道后有神佛保佑，可以免灾避难”的鬼话，在蒋匪军疯狂顽固地抵抗解放军时，她不躲避，说枪炮打不着她，在道有仙佛保佑，结果被流弹打死。
5.骗取钱财的花招
一贯道骗取道徒钱财的方法很多。
他们首先宣扬“舍身办道”，斩断七情六欲，洁口茹素，财法双施，叫他们把钱都拿出来。
他们通过扶乩，装成仙佛鬼魂附体，说这个人有冤魂在找他，那个人即将有难，必须用钱“献心”，赎罪还冤。他们说“水能灭火，财能了冤，不然便要遭劫”。
他们大搞“普渡三曹”，结缘了愿。“渡人曹”即劝人入道，从中收受功德费。每人至少一元。“渡地曹”就是超拨阴曹之灵，给鬼结缘要交渡亡灵的功德费，每个亡灵至少十元。“渡天曹”即“渡大仙”，为了躲过“三期未劫”，天上大仙也得求道，由引仙入道的人交功德费。有一个叫霍永胜的道徒渡了一个“华陀大仙”，花了四条黄金。1939年天津一个姓娄的道徒用一万银元渡了一个“毛遂大仙”。宋振声引渡宋朝陆秀夫，花了千两银子。上海的“渡仙大王”潘华玲，一次渡了一位大仙，竟骗到二十条黄金。
道徒想和道首张天然或孙素珍见上一面，都得交纳“献心费”。1941年孙素珍被武德县下泉庄的道首请去和道徒们见了一面，就收了“献心费”一千多块银元。
由于聚敛财物甚多，道首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如张天然在各大城市都设有总坛，等于他的“行宫”。天津的总坛最初在光华里，后搬到城里府署街十四号，由胡桂金经营。北京总坛原设北新桥财神庙二号，后来他嫌地方偏僻，又在西城兴华寺街买了一所，由张范卿给他经营。在南京和山西太原等地的房产，以及在北戴河专为避署用的别墅，分别由孙锡昆、宫彭年、薛洪、马某等道首经营。他的财产几乎遍及全国各大都市，而且他的每所住宅内布置的穷奢极奢，富丽堂皇。他在北戴河别墅内使用的桌椅家具，都是在天津用硬木和大理石嵌芯、专门定制的。1944年他翻修山东济宁的老住宅时，制作家具用的花梨紫坛木料是由南京、上海运去的，盖房子的木料是由天津运去的。房内的名人字画和古玩陈设，由北京运去。另外在他的储藏室和大保险柜内所保存的珍贵的古玩玉器、珍珠玛瑙和黄金，更是无法统计。他穿戴的不仅是最好的呢绒绸缎和上等的皮货，而且置办了蟒袍玉带皇帝服装。他吃的素席要作成鸡、鸭、鱼、肉的荤菜式样。栗子面作的食品还得用油炸过才吃。他到成都的时候，嫌当地的白面吃了上火，叫道徒们给他从陕西用汽车运去头等洋面。他在南方喝的茶叶、吃的小菜，要到天津、北京来买。他出门便以汽车代步，并且随身携带两名专用医生。不仅张天然是办道起家，很多小道首也都借道发财。如安次县的庞锦泉，当了一贯道点传师，负责了落岱、万庄、大兴等等几个“坛”的道务以后，很快地就在万庄买了一片三十多间的砖瓦房，开设了一个玉祥粮栈。不久又在落岱开了一个油粮栈并批发烧酒，同时当上了天津玉兴德粮栈的股东和经理，在北京又办了一个建华制油厂。发财以后还弄了一个小老婆。似这样办道起家的道首是很多的。
下面所揭露的是一贯道的部分敛财罪行。
（1）遍地“开荒”，诱骗道徒
一贯道大头子张天然于1934年由山东济宁带着他的小老婆孙素珍来到天津，接替他舅舅路中一继续“办道”，在华北各大都市扩大活动。七·七事变后，他在日本侵略军支持下，吸收了大批道徒，只天津市就设立了18个“坛”，并在和平区光华里设立了总坛。当时他利用一些人们的迷信心理和害怕战争、逃避现实的落后思想进行宣传，说什么现在中国大乱是“三期末劫”，“在劫难逃”，这时应“修仙入道”，否则便“永罹浩动”不能翻身；说一贯道可以“普渡三曹”（天曹、地曹、人曹），要想脱过“大劫”必须加入一贯道；并说入了一贯道不但本人可以修仙，连祖宗三代都可得到“超拔”、“成佛作祖”。他们用这种迷信的反动宣传，使很多人上了当，甚至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统治中国，对他们这种作法很感满意，因之大力支持，给以保护，叫他们随意发展。
一贯道在华北立住脚以后，又派了很多点传师到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去“开荒”（到没有一贯道的新的地区去吸收道徒立佛堂）。如一贯道点传师齐国瑞、郭长福等到塘沽及连云港等地“开荒办道”，先后骗入3000多道徒，建立了30多处“佛堂”。经齐国瑞一个人就训练了两批“三才”，保荐了李同文、徐恭才、石逢元等约30人当了点传师。“开荒”是要有经费的，这批费用都出在道徒身上。如道首黄履亭派点传师杨庆余等去西安、兰州、宝鸡、天水、汉中、迪化、重庆、成都等地“开荒”时，仅从安次县的道徒身上一次就收敛了200石玉米；天祥坛点传师郭海润去吉林、齐齐哈尔等地“开荒”，仅在一个姓钟的女道徒家就骗取伪币数千元。据一贯道点传师王云霁说，从抗日战争以来，通过这样“开荒下种”、“广渡原人”所骗入的一贯道徒最少有数十万人，详细数字是无法统计的。
（2）飞鸾宣化，借窍装神
一贯道的“飞鸾宣化”（即扶乩）是一种最能迷惑道徒的骗人方法。他们利用“三才”扶乩出“坛训”，说是“仙佛到坛垂训”，实际这都是骗人的。所谓“三才”，即天才、地才、人才三个少年道徒。天才是“乩手”，是拿机圈在沙盘上写字的；地才是管记录的；人才是报字的。能够“扶乩”“代天宣化”的三才，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严格训练，谓之“练机”，就是从少年道徒中挑三个有文化的人进行训练。初练时由一个道首专门教念反动道书，熟读《中庸》、《大学》和反动训语；后再教给扶乩技术，教给天才机手“闭目横书”（实际不能把眼闭死，要半睁半闭使别人从旁看不出是睁眼），把“道语坛训”结合不同情况进行挑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出来，写出后由点传师给修改成合辄压韵、前后贯通的训词，再叫三才读念。等到把三才训练得“训语”纯熟能够随机应用了，便又教给借窍骗人的办法，即假装“神仙附体”，把事先了解到某人的情况借“佛口”说出来进行欺骗。永清县大惠庄徐世忠初入一贯道时，道首杨庆余劝徐给死去的父母“接缘”“超拔亡灵”。接缘时是由天津请去的机手张志斌（天才）扶乩。由于张事先已经通过杨庆余了解到徐家的情况，便借扶乩说徐母到坛说：“我当初为你们好不容易，学过孟母择邻（徐母生前为躲是非搬过家）。现在你们入了道应该‘财法双施’、‘渡人办道’，这才是我的孝顺儿女。”机手还说徐的父亲也到坛说：“可惜未见新儿妇（徐娶妻时其父已死），贤与不贤认不请，时间已到帝下令，重拉胡弦语再评（徐父生前好唱，三才便用重拉胡弦暗示出来）……”使徐家人一听真像他们父母到坛说话，都信以为真，放声大哭，从此更信一贯道了。后来徐进忠也当了坛主和点传师，在他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认为这个骗人方法很好，便也在他们村找出杨槐林、杨博光、刘金华三个学生由他进行训练，并雇用一个私塾先生周秀如专门给讲解四书成语和修改坛训，教给写合辄压韵的一句子。徐进忠还经常给三个学生买吃的，买衣服买鞋，诱使这三个小孩好好练习，经过一年多的训练以后，便通过张天然“领命”当了“成机”，也能够“超接亡灵”骗人了。一贯道除用扶乩欺人骗财以外，还用这个方法加深道徒的迷信思想，使其甘受统治。如振升鞋店资东一贯道徒宋振升死后在“百日结缘”时，三才利用扶乩说宋死后已在“天佛院”当个“都案灵官大仙”，使宋家全家人听了都很高兴，更信仰一贯道了。又如张天然死后孙素贞接办一贯道也利用三才“扶乩”出“训语”说：“出了口上口，又来天外天”，并派一个姓白的点传师解释说：“日本投降是去了口上口，美帝来了是来了天外天”；还说：“天外天是一美字，指的孙素贞，因她是女人，应由她接续和发展一贯道”等等；实际这都是愚弄和欺骗道徒的伎俩。另如在杭州有个坤三才（女机手）许以新不会借窍装神，男三才王云沛在开习礼班时竟故意把许撞倒地上，迫使许女装神。东光县郑家园村的一贯道，在开忏悔班之前，经道首席庆泉和三才马锡武、李抹发、郑焕义研究后，到晚上开班时由郑焕义假装出外解手，大喝一声倒地不省人事，醒来后说看到一个三头六臂满嘴红牙的妖怪，幸亏有我神在此，才吓退妖魔，不然性命休矣；当时便借机叫众道徒“献心许愿”，敛钱很多。一贯道就使用这个所谓“飞鸾宣化”的办法当作他们主要的骗人“武器”，不少人在这种欺骗之下对道首们的胡言乱语，信以为真了。
（3）舍身办道，花钱还愿
道首们为了对一贯道内部进行封建迷信的统治和诈骗钱财，入道后还要分别立下“洪誓大愿”。如誓词里有“……求道后诚心保守，实心忏悔。如有虚心假意，退缩不前，欺师灭祖，藐视前人，不遵佛规，泄露天机，匿道不传，不量力而为者，愿受天打五雷轰身……”立誓后才能传你“三宝”，教你“五字真言”（无太佛弥勒）。当上“坛主”也要立誓，说什么：“今后受恩师提拔，情愿舍身国道，财法双施，遵戒清口，尽力而为。如不照愿而行，愿受天打五雷轰身永附深渊……”升了点传师，誓言更重了，要立下什么“……舍身办道，遵师调遣，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如有三心二意不为道牺牲一切者，愿受天谴雷诛，九玄七祖同坠深渊……”1947年张天然死后，一贯道分为“正义”、“金线”两派：“正义派”由张的大老婆刘慧贞和其子张英誉掌握；“金线派”是张的小老婆孙素贞。金线派的人还得向孙素贞之“跟盘您”立誓，说什么“情愿从母（指孙）办道，上山到顶下山到地，顶劫挡世，遵师调谴，唯母是听，如不照愿而行愿受天谴雷诛，九玄七祖永坠深渊……”也就是说终身都要受孙的束缚统治，否则不仅本身受到五雷轰顶，连上九辈祖宗下至七代子孙都得下到“地狱”。所谓“舍身办道”就是把全身心都献给一贯道，身外之物更是属于道的。“斩断情欲”就是把“七情六欲”全部斩断，不仅夫妻不能同床，就是父母子女也要割断关系。“清口茹素”即吃素。“财法双施”是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部施舍在道上。“顶劫救世”更是极端恶毒反动，就是说越是危险困难，越应进行一贯道活动。解放后他们把人民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叫“劫”，为了表现能接受“考验”，他们进行了更猖狂的活动。
一贯道所说的“偿还冤愆”是他们骗人诈财的方式之一。永清县大惠庄的一贯道点传师杨庆余、徐进忠等，每到春前秋后农活不忙时，就把9个分坛的有钱道徒召集到一起开“仙佛研究班”。在开班的两三昼夜内，除了烧香、拜神、讲道、说经以外，就是扶乩、借窍，利用仙佛附体，不是说张三有“冤”，就是说李四有“难”，最后叫他们花钱“献心”，“赎罪还冤”。但这些“献心费”仙佛是不会拿走的，结果都入了大道首的腰包。1947年反动派窜扰解放区对人民进行大肆烧杀抢掠期间，一贯道点传师王瑞田便借机在安次县劝道徒“了愿还冤”。他向大卫庄的卫廷全说：“水能灭火，财能了冤。现在是大劫临头，应赶快了愿还冤，不然便要遭劫。”结果卫家把仅有的20多亩地，只留7亩，其余都卖了，还把箱子、柜、石磨、连准备的寿衣都卖成钱作了“了愿还冤”的“献心费”。
另外有不少道徒由于受到这种封建迷信思想的控制和影响，放弃了工农劳动，停止了正当生产。如安次县落垡镇的季宝珩，参加一贯道以后地也不种了，活也不干了，连房子漏了都不修，每天只守一个“明明上帝”的牌位和一盏油灯，念叨着“老母保佑”，等候“渡过大劫”。塘沽永利化工厂老工人张润生被点传师齐国瑞骗入一贯道后，便辞职不作工，跟着去“开荒办道”，弄得全家生活困难，骨肉分离。东塘沽乡开小理发店的刘福臣一家生活很好，入了一贯道以后，道首田道生说一贯道“不渡五子”，不叫刘开理发店；刘福臣收拾不干了，整天替一贯道奔跑，结果弄得全家要饭。
（4）“渡大仙”和“超亡灵”
一贯道办的是“道”，供的是“佛”，要的却是“钱”。一贯道的“普渡三曹”、“接缘了愿”是欺骗道徒、诈骗钱财的主要方法。“渡人曹”即劝人入道，加入一贯道最少要交1元钱的“功德费”，钱多的多拿，“功德费”是不限数的。“渡地曹”就是“超拔阴曹亡灵”给“鬼”接“缘”，渡亡灵也得拿功德费，鬼比人值钱，功德费要比人入道交的多点，最少10元钱，如道徒南文焕“超拔”他死去的父亲就花了50块银元。“渡天曹”即“渡大仙”，说为了脱过“三期末劫”，天上的大仙也得求道，但神仙入道需由引仙入道的人来拿功德费；因为是仙，这笔功德费就更多，需要用黄金来计算。倒如霍永胜渡了一个“华陀大仙”花了4条黄金。塘沽一贯道点传师齐国瑞、徐恭才、季同文等为了利用“渡大仙”骗取黄金，曾由天津找来惠化坛道首刘玉田来塘沽帮助，利用三才诡称在解放战争中塘沽有“玄蝉大仙”和“蛇龙大帝”在暗中保护，因此未受损失；现在为使这两位大仙也能躲过“三期末劫”，应引渡二位大仙入道，结果骗到道徒献出的黄金55两5钱送交给道首郭占福。“渡大仙”的价钱（功德费）多少不一样，这要由“大仙”在世时的身价和历史名望为决定；如名望高价钱就高，名望低价钱就低，有的得用十条二十条黄金，有的就用三两二两（实际是看道徒的油水大小来决定）。如1939年天津有一个姓娄的道徒渡了一个“毛遂大仙”竟花了银元1万元；宋振声引渡一个宋朝名士陆秀夫花了银元2000元。上海的潘华玲称为渡仙大王，有一次在上海渡了一个大仙竟骗取到20条黄金。“渡大仙”既可一个人引渡，也可以大伙合资来渡。总之只要能把黄金诈骗到手就行，像这样骗取的钱财是无法统计的。日本投降后，大道首张天然坐飞机去成都时一次就带走黄金1.5万多两。这里既有资本家的不义之财，也有迷信的劳苦农民典房卖地，甚至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地攒起来省吃俭用的血汗钱。在“行动立德”、“献心了愿”的幌子下，大量金钱都入了道首的腰包。
（5）办道起家，享受无穷
一贯道的骗财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连道徒们见了张天然或孙素贞一面都得花钱，美其名叫“接缘”、“献心”，要想和大道首见面“接佛缘”就得缴纳“献心费”。如安次县一个农民道徒南文焕为了见孙素贞，就向道首张元庆交了300块大洋的“献心费”。道首见南“心诚”，后来就放南为点传师。1941年孙素贞被武清县下泉庄的道首请去和道徒们见了一面，就收敛了“献心费”1000多块银元。其他地方还有多的。在一贯道里只要靠近了大道首张天然和孙素贞当上了道首、点传师，那就能吃穿不尽，享受无穷，一些花费都可以从剥削道徒而来的“道牧”上开销。至于张天然在吃穿住行上的享受，那就更是穷奢极欲了。张天然在各大都市都设有“总坛”，等于他的“行宫”，都是他的私人财产。天津的总坛最初在光华里，后搬到城里府署街14号，由胡桂金经营；北京总坛原设北新桥财神庙2号，后来他嫌地方偏僻，又在西城兴华寺街买了一所，由张范卿给他经营；在南京和山西太原等地的房产，以及在北戴河专为避暑用的别墅，分别由孙锡昆、宫彭年、薛洪、马某等道首经营。他的财产几乎遍及全国各大都市，而且他的每所住宅内都布置的穷奢极侈、富丽堂皇。他在北戴河别墅内使用的桌椅家俱，都是在天津用硬木和大理石嵌芯、专门定制的。1944年他翻修山东济宁的老住宅时，制作家俱用的花梨紫坛木料是由南京、上海运去的，盖房子的木料是由天津运去的，房内的名人字画和古玩陈设是北京运去的；另外在他的储藏室和大保险柜内所保存的珍贵的古玩玉器、珍珠玛瑙和黄金更是无法统计。所有这些都是道徒的献心，劳动人民的血汗。他穿戴的不仅是最好的呢绒绸段和上等的皮货，而且置办了蟒袍玉带皇帝服装。他不准别人喝酒，但他每顿饭不离酒席，都由专用厨师来作。他吃的素席要作成鸡、鸭、鱼、肉的荤菜式样，栗子面用的食品还得用油炸过才吃。他到成都的时候，嫌当地的白面吃了上火，叫道徒们给他从陕西用汽车运去头等洋面。他在南方喝茶叶，吃的小菜要到天津、北京来买。他出门便以汽车代步，并且随身携带两名专用医生。总之，张天然的生活享受是尽力仿效封建帝王，那种穷奢极欲是笔难尽述的。很多小道首也都借道发财，如安次县庞锦泉，过去生活很贫寒，家里只有两间土草房，但在他当了一贯道点传师，负责落垡、万庄、大兴等地8个“坛”的道务以后，由于这些“坛”收刮的“功德费”都送交给他，使他很快地就在万庄买了一片30多间的砖瓦房，开设了一个玉祥粮栈，不久又在落垡开了一个油粮栈并批发烧酒，同时当了天津玉兴德粮栈的资东和经理，在北京又办了一个建华制油厂。他叫别人立“斩断情欲”愿，可是他发财以后却又弄了个小老婆，经常住在平津，过开了资本家的剥削生活（实际他比资本家还多一层对道徒的剥削压榨）。似这样办道起家的道首是很多的。
6.天上结佛缘，人间交官府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为了利用反动会道门，对一贯道是支持和保护的。一贯道为了他们能够为所欲为地进行活动，便也和反动官府多方交结，他们之间是狼狈为奸、互相为用。一贯道们既想当天上神仙享受无边清福，也不放弃作人间官吏享尽人世繁华。如大道首张天然在日伪时期充当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他和他儿子张英誉都佩带着伪外交部的白色圆形徽章。他到南京时，经常住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的家里，到上海就住大汉奸周佛海的家里；周、褚两个大汉奸都是一贯道徒。张在上海时，出入都由周逆派小汽车和武装马弁护送。日本投降后，张天然又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上了，并给一贯道改了个响亮的名称，叫“中华道德慈善会”。在上海和南京的“总会”门前高挂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有的佛堂里既供“仙佛牌位”，还挂蒋介石的照片，表示他们既信国民党，也传一贯道。1947年张天然死在成都以后，国民政府竟派飞机把他的灵柩运往杭州，还派何、白两名上校在清波门外的陵园给守灵。
天津惠化坛的大道首点传师郭占福，解放前在天津铁路局工作，并充国民党天津铁路局区分部的执行委员，他既是道首又是党官，使用神的迷惑和国民党的势力来发展一贯道。因此很多人在他这“双重压力”下入了道和当了国民党员。他先后建立了数十处佛堂，发展了约4000名道徒。
1950年，反动道首徐致余在兰州以开启西食品商店作掩护进行一贯道活动时，在他柜上隐藏的道首都有反动军队的证件（当时兰州未解放）。马步芳在兰州疯狂抓兵拉夫时，都不抓他们，并对他们开的商店给以照顾。
女点传师庄淑惠的丈夫王大政是山东德平县的警察局局长。东光县的道首张士彬等去山东德平“开荒办道”，先投奔王大政，由王保护来开展一贯道活动。
三、多行不义必自毙——一贯道灰飞烟灭
1.委身日本人为虎作伥
北京一贯道之所以能够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迅速发展起来，主要原因是依附了日本侵略者及伪政权。
在南京，一贯道师尊张光璧率先投靠了日本特务头子头三满。北平的张五福等人紧步后尘，与驻京的日本宪兵队长由里相勾结，领了“宪兵队顾问”的身份证，与师母孙素珍一起到各地传道，宣传不抵抗主义的亡国论，并积极布置为日伪搜集抗日情报，以及敛财集物、献铜纳铁等等，以取得敌寇青睐。当时有句话：日本人打到哪里，一贯道便发展到哪里。活画出了其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可耻嘴脸。
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千载骂名的汪记大汉奸周佛海、褚民谊、王揖唐、胡毓坤、江朝宗之流，都是一贯道徒，周佛海还是坛主，褚民谊是点传师。一贯道开门迎纳这些国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943年，张光璧在北平道首米国权家渡曾任汪伪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大汉奸王揖唐入道，礼仪十分隆重，张五福亲自点道，八大代表中王钟麟穿马褂执礼，王维忠等端供。仪式后，又将王揖唐等邀至兴化寺总坛大吃一顿。另一次，伪外交部长褚民谊来京，张光璧带张五福及米国权兄弟前往迎接，并设酒洗尘，席间还利用米国权弟弟的军阀身份向褚讨了个“外交部顾问”的身份证，褚民谊当着众道首之面对一贯道赞不绝口，并表示要把他们介绍给冈村宁次和兴亚渡边少将（日特务机关长），张光璧、张五福等人则感激连声，奴态可掬。
一贯道上层如此，下面自不待说。在众多的中小头目中，不少人都身兼伪职，如保甲长、特务之类。协助张五福办交际的点传师周灿如，就是个日本特务，出门经常带个伪警董巡长，狐假虎威，招摇过市。这些家伙，一边焚香拜佛，一边肆行不议，乡下城里莫不如此。京西志达坛坛主张鸿海，是个兵痞出身的伪保长，经常勾结卢沟桥伪警察局残害乡民。1937年，他诬控村民张鸿和有枪，带特务去抓，张鸿和闻迅逃走，其妻身怀有孕仍被抓去，惨遭严刑拷打而死。对于那些不愿入道的群众，张鸿海也不轻易放过，时常勾结日特和伪警随意拘捕拷打他们，甚至逼嫁他们的妻子，奸淫拐卖他们的女儿。一次，他伙同日特冒充八路军到各处诈取抗日情报，被当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赵玉品和孙福增同志识破，张鸿海恼羞成怒，当夜便带特务十余人将赵、孙二人抓走，拉到河边枪杀了。当地群众，惨死在他手中的有9人。类似这样血债累累的汉奸恶霸坛主，名单还可列出一长串，如丰台的坛主孙玉藤、号称“吕三爷”的吕善庭、北郊的“刘燮天”、东郊的穆肇增等。在城内，值得一提的还有天桥“北霸天”、点传师刘凤林（又名是刘翔亭）。此人原系军阀部队的连长，后充任天桥伪自治会长，公然勾结日军和伪警，搜刮地皮，勒索百姓，放债贩毒，逼死人命。尤为可恶者，竟经常指使爪牙在光天化日下绑劫穷汉、乞丐，送到他经营的吉祥戏院集中看管，至夜深人静时押上日本人的汽车，拉去当劳工。天桥一带市民小贩，提起此人莫不切齿痛恨。
1945年日本投降，一贯道惟恐失去依傍，急忙向国民党摇尾乞怜。而国民党则看中其浓厚的反革命政治色彩及广大的社会基础可资利用，因而虽表面下令取缔该道，暗中却通过其特务机关对其加紧控制，并在报纸上公开为其汉奸罪行开脱，称其“所为皆是善举”。为掩世人耳目，该道更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由拥护“大东亚政策”变为拥护“戡乱救国政策”，继续与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为敌。
1947年，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曾召集一贯道大坛坛主以上人员和其他道会门头子在地坛附近集训了一个多月，之后，张五福曾向军统特务头子马汉三等人表示与共产党誓不两立，并答应可以令解放区道徒刺探我方情报供给“国军”。
为取悦当局，张五福等人不惜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据道首王维忠后来供称：“……1947年与王维山、王勋臣、米国权及张五福相携赴东城煤渣胡同给马汉三送虎画一张及镜框等物，又宴之，求马照顾一贯道；筹送数百万元，并为马妻散发选票，竞选国大代表……”还有“乘汽车到国民党北平最高法院拜访院长居正，并送水果一大筐，后又在兴化寺总坛宴请居正，并曾在东安市场市隆饭店宴请（国民党）防空司令胡伯翰夫妇一次……”。这样，使得一贯道得以紧紧攀附在反动当局的高枝上，威风不减当年。
当年那些曾为日伪政权效劳的汉奸坛主们，摇身一变，又成了“党国”的忠实鹰犬。吕三爷、刘燮元当上了中统突击队员，东效的恶霸坛主穆肇增还组织起“清共委员会”，领取枪支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该道八大代表之一的安松樵，与国民党警察局警务科长、内三、内二分局长、北郊分局长、警察队长等5人结成把兄弟。他家门前经常停靠着国民党官员的汽车，他领导的内东组，大小坛主多在国民党军警宪特机构中任职，或是军统特务、中统特务，或是“剿总”情报员、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他们凭借反动政权的势力发展道徒，诈骗钱财，又以道会的特殊身份助纣为虐，破坏革命事业，残害人民群众。如刘燮元就曾于1948年纠集属下及特务分子60余人，用暴力手段阻止清华大学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示威活动。至于为国民党抓兵、抓夫，提供各类情报，更是该道大小坛主们的看家本事。
2.恶贯满盈
一贯道的大小道首们对外勾结权贵，为虎作伥，对广大道徒则骗钱、骗奸、谋财害命，无所不用其极。
道徒们是听信了“入道可以治病去灾，可见死去的亲人，可得护法真方避难躲劫”等等一套玄妙的劝诱之辞入道的，可是从一踏入佛堂那时起，就不得不流水似地从口袋里往外掏钱，“入道费”、“功德费”、“行功费”、“免冤费”、“献心费”、“尽孝费”，花样无穷，胜过苛捐杂税。仅入道时每人交的“功德费”一项，就合十几斤白面，全市20多万道徒就是5万袋面，大都落入少数几个大道首囊中。日伪时期，仅该道敛财机构之一的“中华善书局”，每天就能在“功德费”一项下，收入黄金10条以上！
道首们诈骗财物，除去办“佛事”、“超拔亡灵”等手段，主要还靠举办“仙佛研究班”、“忏悔班”以及“渡大仙”等，借办班“考财”、“考恐惧”之机大肆勒索钱财。例如丰台小屯的点传师王致文开班考恐惧，把女天才李淑琴的母亲等4人藏在冰冷的花生囤里，冻得要死，李淑琴等为救出亲人，不得不赶紧“舍财”。道首们收钱，充分考虑“物价因素”，在通货膨胀、金圆券贬值时期，干脆只收白面、白布或银元。有的坛主家，白面白布堆在屋里，顶着房梁。他们拿出小部分买几个香炉，点香办佛事，大部分都换成金条银器，藏于密室夹墙，成为私产。
北京大小坛主、点传师，靠“办道”发财者难以记数。点传师韦玉林原来很穷，做了点传师后在通县买地49亩，在城内河泊厂、大蒋家胡同买房80多间，他自己就曾得意地说：“我发财全仗供大佛爷！”崇文和一坛主左鸿文在东总布胡同有一所大四合院，就是用诈骗140多个道徒的钱购置的。再如西郊广宁坟坛主周有生，入道前是个穷得吃不上喝不上浑身破衣烂衫的破落户，入道当坛主后，发展道徒百余人，靠道费收入成了暴发户，吃穿有余，还开了小铺。
中小坛如此，上层道首可想而知。北京一贯道所属各坛收入，大部分须上交到张五福、张光璧手中，供他们过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生活。仅从兴化寺总坛一处看，布置便极为阔绰讲究：名贵地毯、紫檀家具，上面还镶嵌有精美的象牙雕饰，百宝阁上古玩玉器价值连城，樟木箱内更收藏有殿版古今图书集成，御拓三希堂法帖及玉石图章等大量珍稀。他们在城内有多处房产，郊外有“义地”、果园和别墅，真可谓“富可敌国”了。张光璧1947年逃往四川时，所带黄金一项就有1500条之多。
少数道首的暴富，致使大批无知道徒倾家荡产。西单道徒魏某原本经营一家皮鞋店，生活殷实，入道后因不断交纳“献心费”、“香资费”等，很快被吸干血本，整个皮鞋店及5处房产均落入点传师杨生甫手中，全家生活无着。安一坛道徒白文海，也因几所房屋均被坛主傅扎森霸占，得了精神病死去，老婆白氏带着5个孩子忍饥挨饿，却不敢声张。朝外大街修自行车的黎某曾对人说：“我入道后，站着赚的钱都跪着花了，三块洋钱只买三个五字真言，合七角钱一个字儿！”
道首们除了想方设法诈骗财物，还以种种手段任意摧残、污辱道徒，以巩固其说一不二的统治地位。如举办“忏悔班”、“仙佛班”时的“考道根”、“考恐惧”、“考魔炼”等。有时假设阴曹，用“阎罗小鬼”制造阴森恐怖的世界，恐吓考打道徒，逼其“忏悔”；有时借口“神仙附体”，任意抽打折磨那些“心不诚志不坚”的道徒。西郊精化坛主郭宋中、道化坛主吕德茂、乐化坛主单兆铨等曾共同举办仙佛班，训练道徒200多人，前后历时7天，训练期间强令道徒长跪不动，动一动便遭藤条抽打，使道徒们在精神、肉体上都受到很大伤害，竟先后五六个人身心崩溃而死。一个叫五丫头的精神失常，将衣物烧毁后，穿一身新衣投井自杀。另一何姓道徒的女儿白丫头，因开坛执行礼仪有误，被申斥后服毒自尽。整个仙佛班，几乎成了罪恶的屠场。还有些道首常以香灰为“仙药”，让道徒以高价“求”去治病，治死人后还要骂人家“道心不诚”。西郊坛主姜毓德以及专诚坛张承忠等人都是这类造孽的大行家。东城南豆芽胡同道徒左金城，头上长个小疙瘩，让某坛主给治治，那坛主唱着问了病，然后喝了口水，用手一指咕噜几声，噗地喷在头上，又腥又臭，屁事儿不顶。
一贯道另一重大罪行是奸淫道中妇女。无论是“开班考色”，还是“坛训结缘”，都以满足道首们的淫欲为目的。更恶劣的是，某些坛竟组织了“暴字队”，以男子为骨干，专司骗奸骗钱之责，死在“暴字队”刀下的妇女，为数不少。
满口“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一贯道，就是这样一个敲骨吸髓、无恶不作的魔穴鬼窟。
3.垂死前的挣扎
1947年，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实施战略反攻后，张光璧与孙素珍等已知大势不好，连忙收拾细软远窜四川成都。同年8月15日，张光璧猝死。其妻刘率贞、子张英誉即与孙素珍争夺道权，由此一贯道便分裂成“师兄派”（又称正义派）、“师母派”（又称金钱派）两大阵营。北京道长张五福等归依在师母孙素珍门下。
此时，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一贯道首们已感觉到处境不妙，于是加紧布置退守之策。1948年，孙素珍委派一白姓点传师从四川来京，协助张五福在各坛开办“忏悔班”，实行“考道”以巩固内部。忏悔班上，道首们大肆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要求道徒立愿效忠师母：“从今后随孙师母上山到顶下山到底，如遇任何魔考不拉前不扯后，守定三宝不开斋不破戒，有始有终……”之后，张五福将总佛堂转移，财产藏匿，并与王钟麟、马书鲁等人共同策划了“撤消佛像、化整为零”等隐蔽方案。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张五福召集四大组负责人10余人在王府井大街福丰西服庄楼上秘密集会，宣称：“天时紧急，我将不出面了，以后道中事务统由王钟麟负责，单线传布……”紧接着，又以孙素珍名义发布“慈喻防魔考”，以东北等地一贯道被大规模取缔为鉴，要求道徒“不忘洪愿忍辱待时”，遇“考”时要“咬紧牙关，虚虚实实，承认错误，不承认罪恶，帐目绝不承认”等等，共有19条对策。
1949年夏，孙素珍自四川潜回北京，为筹措长期隐蔽活动经费，发起“渡大仙”高潮。短时间内全市各坛共渡“杨六郎”、“白凤仙”、“黑龙大仙”等各式各样的“神仙”73名，骗取道徒黄金730两。11月，孙素珍在北新桥头条28号秘密落脚处召集北京主要道首开会，正式指派王钟麟、马书鲁、安松樵、陈名源、于德裕5人组成核心小组，代行道长职务，张五福则隐匿，暗中操纵。总坛再次迁于东四北大街松竹布店内。同时命各坛根据情况化整为零，分为“里”、“善”或“组”、“小支班”等。如安松樵将所领导的内东组分为五大里，里下分“小支班”若干，每班三至五人，定期每逢周六和月初一、十五早晚间，以招待亲友或串门方式在家中集会，开坛渡人，扶乩求丹，新旧道徒按月交纳“香资费”，晚上开会时灯光全熄，夜间男女睡在地上。
隐蔽活动的原则是“谨言慎行，小心大胆，外暗内彰”。为方便行动，各道还纷纷开设店铺、商号作为职业掩护。时称“四化”，即“佛堂家庭化，道徒工商化，言语现代化，行动群众化。”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为了坚定道徒守道的决心，抗拒破坏人民政府对反动会道门的打击，孙素珍、张五福经常以“喻、训、条”等形式，通过王钟麟等人向城郊坛发指令，传谣言。1949年至1950年间北京城内外谣言纷起，其中多数反动无稽之谣言都来源于一贯道。
如1949年扬言：“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防鼠疫时，到处撒白灰，道首们又放出遥言说：“八路是三十七年（1948）入的关，三十七年是戊子年，走耗子运，现在吱喳抓耗子，八路完了。”并且将一张白纸迭五折，中间剪一刀，展开可将纸条拼成“介石回北平、朱毛二命亡”字样，以蛊惑人心。
1950年，总坛又造出“坛训”，声称“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五魔闹中原，万教齐发，法术齐施”，指示道徒“别参加工作，都起来干，能文用文，能武用武”。
同年“五·一”适逢下雨，便又谣传“天心不顺”。夏天又造谣“鼓楼冒烟，石狮掉泪”，说“天安门石狮在李闯王时就掉了泪，天下没长久，如今又掉了泪”。并大肆诬蔑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是“魔王”、“怪物”，叫嚣要“以道制魔”。
农村土地改革时，又传出“母训”，不许道徒入农会，一些坛主还强迫道徒退还分得的土地，说“种地是瞎费力气，将来收粮是八路军的”、“秋后要实行二次土改”等等，弄得许多道徒不敢要地，更无心生产。八角村坛主刘景全还威吓群众说：“你们穷小子别得意，等我翻过身，一个个都把你们的脑袋切下来！”
大量荒唐的谣言在社会上传播，严重扰乱了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如西郊道首制造了“新开山有个黑龙大仙，舍圣水给人治病”的谣言，使得众多百姓放下生产成群结队进山取“圣水”。再如总坛传出“苏联人要人眼和女人胎做迷昏药”，“现在有拍花的，专门割女人乳房和小孩儿的小便”等谣言，一时到处盛传，吓得群众晚上睡觉不敢熄灯，拿砖头堵上窗户，白天不安心生产，早早就下班回家。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贯道喜不自胜，以为出头有日，到处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美国有原子弹，足以对付四五个苏联那样的国家，八路军要完了，国民党一回来咱们就都有出路了，将来师母就是真主，点传师都是县长。”
但是，等待他们的出路却是四面楚歌的绝境，在全市开展对一贯道广泛调查摸底，并逮捕了少数不法道首，张五福等人已知在劫难逃。但还欲垂死挣扎，急忙泡制了一篇《指路灯》秘密铅印下发，指示各坛要“巩固道体，第一得清理本支，有靠不住的教他远远的去……要有菩萨体、金刚心，大魔大考要有百折不挠的志向，闪展腾挪的办法，当进则进，当牺牲则牺牲……”公然号召道徒们整顿组织，不惜以武力对抗人民政权的取缔，一些坛主受命暗地纠集道徒练武，买枪磨刀，准备等待时机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
4.了解情况，调查摸底
北京市取缔一贯道工作，从解放后到1950年底，经历了一段比较长时间的调查准备工作。这是由于一贯道组织庞大，人员复杂，在敌伪留下的档案中查不到有关他们的情况，而且自人民解放军进城之后，其全部组织已化整为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并采取了种种控制道徒、对抗政府取缔的措施。所以，要想在短时间内摸清其底细并给予彻底摧毁是很难办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公安局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一面采用专案侦察等手段与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造谣破坏活动作斗争，一面派出人员组成专门小组，有重点地对一贯道活动比较猖獗的地区作系统深入的调查工作。
1949年8月，由市局治安处特行管理科和东郊分局几名干警组成的一支精悍的调查组进驻东郊东坝镇派出所，在群众治保积极分子的配合下调查当地一贯道情况。工作中，调查组得到一条重要线索：一个名叫高永周的男“三才”，1946年以前曾给张五福当过七八年的天才机手，此人新近从外地返京，可能熟知本市一贯道的全面情况，高现住城内西河沿×号。
调查组长白生智及时将此情况向上级汇报，经研究，对高实行了秘密拘捕，并很快取得了高的主动配合，陆续绘出北京一贯道总坛以下各坛的名称、坛址、坛主、重要点传师、三才，以及一贯道财产、职业点等重要情况。根据这些线索，考虑到1948年后一贯道逐渐转入隐蔽活动等新特点，市局指示各分局对本地区一贯道组织及活动情况进行认真的调查核实。
各分局在派出所所长以上干部上作了动员布置，分别采取不同形式开展工作：或以治安科侦缉组为主，派出所配合，利用知情群众发现线索，重点跟踪调查；或采用秘密逮捕公开活动的坛主的办法，突破一点摸清内幕；或在整顿户口工作中配合了解会道门情况，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逐渐掌握了一贯道组织变化及活动特点、人员变动等大量情况。例如在对纯一坛坛主周纯身、王殿元家中搜查时，缴获其秘密活动的大量来往文件，从中看出：一贯道在本市仍有一个统一领导机构，指挥全市一贯道徒活动并与其首领（孙素珍）联系；各坛互相往来，直接由总坛实行纵的领导，并开办工商业以作为职业掩护。中东琉璃厂中华善书局已改为大德隆粮栈；外五专诚坛张承忠开设镶牙馆；一贯道师尊张光璧之子张英誉在南长街开设新民小学；阐一坛刘玉瑞在内一区五老胡同开设勤工女子工业社；勇一坛石兴业等在磁器口一带开设板箱铺……同时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些道首慑于东北、天津等地取缔一贯道运动的声势，悄悄潜遁，去向不明。这一时期的调查工作，取得一定收获，但由于强调秘密原则，使工作进展的速度和广泛程度均受到限制。
1950年7月以后，各分局纠正了神秘化倾向，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普查工作。如外五分局由李岩分局长亲自带领干警深入到各街道走访群众，掌握了解专诚坛张承忠为首的一批一贯道坛主、点传师的历史罪恶，并鼓舞激发起广大市民群众的斗争勇气，为以后大规模的取缔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丰台分局（十三区）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摸底，到11月基本摸清了遍布南郊区的一贯道10个本坛，91个分坛，284个家坛的基本情况，以及各坛坛主、点传师名单、活动形式及历史罪恶等。详细写出书面材料上报市局治安处。治安处将各分局上报来的情况汇总，综合整理后呈报市委，作为制定政策、拟定取缔计划的可靠依据。
在进行调查摸底的同时，打击反动会道门造谣破坏活动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对于那些活动猖獗，有明显罪行的一贯道头子兼国民党特务分子，市局采取果断措施，将其逮捕归案。仅1950年6月7日这一天，便捕获了刘燮元、穆肇增、白秀如、陈启祥、刘景泰等11人，狠狠打击了一贯道的嚣张气焰。
是年盛夏，一贯道造谣：“天安门石狮流泪、鼓楼冒烟，天下将大乱。”成百上千的市民闻风赶到鼓楼下，果然见城楼顶上烟气氤氲，舆论顿时大哗。市委得知此事，限令公安局一天内查清此事。治安处副处长刘坚夫亲自组织消防人员往上爬，消防云梯够不着，又拉来三卡车杉篙，连夜搭起脚手架，天亮时消防人员和记者们登上去，终于弄清那“烟”原来是一群群极小的飞虫，捕回样虫请专家鉴定，乃是“摇蚊”，生长于不流动水中，喜高峰，群居。鼓楼上空这一群“摇蚊”，据查是来自臭水淤积的什刹海。真相大白后，北京日报专门发了消息，市局也在鼓楼下公开展出实物，使谣言不攻自破。
1950年10月，在将全市一贯道组织及其内部首要、二三等道首名单和地址情况基本摸清后，市公安局根据市委指示拟定了《北京市处理一贯道计划》（草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布告》，提出了对一贯道的处理方法：1.点传师以上之重要分子及其他有政治破坏行为者逮捕法办；2.点传师以下，坛主以上（包括三才）勒令登记，加以甄别，实行管制，监视改造；3.对一般道徒号召退道，凡脱离组织、停止活动者即宽大处理，免予究办。
同时，取缔前的组织准备工作也在抓紧进行。市委由秘书长顾大川同志负责，从全市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抽调人员组成若干工作组，准备深入城乡各地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市公安局组成以治安处为主的指挥机构，领导逮捕、登记等项工作的具体实施。
至此，取缔一贯道的全部准备工作已然就绪。
5.严厉予以取缔
1950年12月19日，早晨，北京市大街小巷，遍贴着由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布告历数了一贯道在其反动首领操纵下，与日寇及国民党特务相勾结，出卖国家、危害人民、阴谋暴动等等罪恶，并郑重宣布：“为保障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并挽救误入歧途的受骗群众，决予严厉取缔，并规定办法如左：一、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会道门应一律立即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二、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重要分子及其他有政治破坏活动者，立即予以逮捕……（共六条）。”
逮捕工作，已于12月18日夜间付诸实施。根据市局治安处拟定的名单，各分局进行了充分准备和周密分工，于深夜突然行动，将全市130余名一贯道首一举擒获。据外五分局一份情况简报称：“18日晚7时，召集派出所所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市局指示，组织了以侦察科长为主的逮捕小组和审讯小组，10时半出动。因事先早有控制力量的布置，所以立即将王钰堂、国鸿庆、韩俊谦、刘焕如、路明尧等逮捕来局（张承忠后在通县落网），并查出大批道具证物，直到凌晨4点才全部完成任务。经通夜审讯拿到口供。19日晨，区委会召开全区干部大会，报告此事……”西郊分局的情况略有差别：“方法，以查户口方式，先在其住宅周围、门口布置好武装，户籍警叫门，进屋内逮捕，使其无防备。检查时将其家人看于一室，令人带领搜查各处，查毕将证物详细登记，列成清单叫其具结。当晚21时至22时，捕17名，姜毓德、白振元、王子久等……”因准备充分，行动迅速，除孙素珍、张五福等少数大道首事前闻风潜逃外，王钟麟、米国权、安松樵、郭绪恪、王维忠等重要道首无一漏网，并当场搜出大量反动罪证：日伪及国民党特务证件、国民党旗和美国旗、潜伏活动计划、反动谶语（谣言）底稿、手枪、刺刀、短剑，以及埋在砖下、藏于密室的大量金银资财等等。其经营十几年的兴华寺总坛被查封，市委刘仁同志曾于取缔当日亲往察看。
12月19日，首都各报均在显著位置登载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和逮捕反动道首的消息，同时刊出了社论、短评。《人民日报》在题为《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中，严正告诫所有反动会道门头子，停止一切非法活动，尽早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规定进行登记。
为使登记和退道工作顺利进行，由党、政、群众团体抽调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在市委统一安排下，于取缔当日分别深入到有一贯道徒的工厂、矿区、村庄、街道，向群众做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市郊各区、县也分别由派出所或区、县委召开工商、妇女、学生、居民等各类积极分子会或群众大会，号召登记、退道。有的还深入居民院进行宣传演讲，使党的政策深入民心，避免了因大批逮捕而使市民、特别是广大道徒产生不必要的恐慌。
在强大的舆论配合下，市公安局将初步确定的登记名单和表格分发各分局，分局在管区内设若干登记点，抽调精干得力的干部组成登记小组，负责登记、谈话、记录及整理证物等工作。
但是，开始一段时间，那些应登记分子大部分仍然表现惊慌和敌对情绪，有的外出避风，有的犹豫观望。而少数被迫前去登记者，态度也不老实，有不坦白、顽固狡猾、不说实话、不交组织关系及名册账目（功德簿）等种种表现，莫不与被查获的反动文件“应付魔考19条”中所指示的对策相符。
面对这种情况，各分局加强了宣传攻势，破除其对一贯道死灰复燃的幻想，同时认真分析研究了不同的登记对象的不同特点，采取启发教育、阐明政策与有重点的追讯相结合，及按系统登记等方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些迷信很深的家坛主，原来顽固地不肯说出“三宝”（一宝是玄关，二宝是口诀：无太弥勒佛；三宝是印：左手掐子，右手掐亥。此三宝在一贯道中被视为不可泄露之天机），生怕受到“口吐鲜血、五雷轰身”的报应。经过教育勉强说出后，多表现异常紧张。如外五区人民代表、商人张富昌在大会上鼓起勇气说出三宝后，脸涨得通红，出了一头大汗。点传师袁×说出后，两手一伸说：“这下完了。”后来发现并无“报应”迹象，于是“道心”开始动摇，其它情况便很容易讲出来了。
对于那些毫无悔过表示，抗拒和破坏登记，登记后仍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者，市局则采取果断行动，给予严厉制裁。1951年1月9日公开逮捕了抗拒政府坚不登记、并破坏登记工作的一贯道点传师郑采芹、杨少峰、李馥萼等，坛主刘振田、冯德荣、赵子光等及假登记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薛泉、司良禄等共27人。《人民日报》在刊登这条消息时，发表短评，正告那些“侥幸地设想取缔一贯道工作即将过去，向各坛发出‘长期隐蔽活动计划草案’，让小头目装聋作哑，答非所问，对一般道徒大肆威胁、阻挠破坏登记退道”的反动道首，“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十分肯定而明确的，那些敢于继续作恶的，人民和政府将以沉重的打击加在他们身上，直到彻底肃清一贯道为止。”
人民政府的决心，极大地震慑了各地区一贯道家坛主以上大小头目，前往登记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人是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而且，实际人数比原来掌握的数字庞大得多。随着这股登记和退道高潮的掀起，全市一贯道组织及其思想防线，开始走向全面崩溃。
6.彻底摧毁一贯道
由于一贯道是解放后北京市最大的一个反革命组织，其中反革命与落后迷信群众纠缠在一起，所以要想从根本上彻底摧毁它，必须将镇压反革命与反封建迷信区分开，最大限度地唤醒受骗道徒的觉悟，孤立少数反动道首，使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完全土崩瓦解。
为达到目的，主要采取了以下四种方法：1.利用报纸、电台发动舆论攻势；2.召开各种群众大会动员宣传，揭发控诉一贯道罪恶；3.举办一贯道罪证展览；4.动员道徒索还道款、诈款及被霸占财产。
取缔一贯道工作开始后，中央和首都各报刊积极配合，有重点地刊登有关一贯道罪行的各种资料，及时将取缔工作的动态、经验、成果以及社会各界的反映公之于众。在京的宗教界代表巨赞法师也发表声明，痛斥“反革命分子利用一贯道假借佛教名义乃至附会佛教教程，进行罪恶宣传”，并宣称“一贯道是我们人民的敌人，又是佛教的敌人”。巨赞法师的声明旗帜鲜明，态度严正，代表性强，对于刚刚开始的取缔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舆论配合作用。
在取缔工作中，由公安部门或工作组深入街道、村庄、工矿区召开的各类群众大会，是宣传动员群众、揭发探诉一贯道罪行、推动登记退道工作迅速开展的主要形式。如外五区，在天气寒冷、场地有限等条件限制下，主要以“片儿会”、“院落会”等形式召集群众进行宣传动员。有的派出所还在宣传会上加演了相声、短剧等，使政府取缔一贯道的政策和措施达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程度，特别是利用已觉悟的登记分子在会上揭一贯道内幕，使上当的道徒如梦初醒，纷纷要求退道。这个区仅1951年1月5日到7日3天，就有2826人退道。同月，分局将逃至通县的大道首张承忠追捕归案，并于16日在天桥小桃园戏院和吉祥戏院分别召开千人大会，控诉罪大恶极的恶霸坛主张承忠和恶霸点传师刘翔亭（刘凤林）。受害道徒的血泪控诉，点燃了广大群众对一贯道的仇恨怒火，同时也极大地震慑了少数不甘服罪的反动中小道首，当场要求登记坦白和声明退道者，难以记数。
一份材料生动记叙了内一区召开群众大会的场面：“觉悟了的女三才王淑清上台控诉，她着重讲了‘顺天护会’的黑幕。讲到炉会负责人刘新泉强奸女三才，打死人命时，群众肃静、叹息；讲到炉会中‘兔子出窝、拜月、墨狗钻圈、丢手绢’等把戏时，群众不断讥笑，明白了一贯道最神秘的炉会原来是这套把戏。当王淑清说到：‘我们本来两个买卖，两处房产，家境小康，这十几年来了冤欠、立佛堂、请大仙、孝敬张光璧，家道一年年没落，母亲病了没钱看病，一贯道就看不起我们了，师母也抛弃了我们，不承认我们是道徒，气死了我母亲，父亲患了神经病，丢下八个孩子奔往他乡，生死不知，孩子们只好靠卖花生、洗衣服糊口……’台上泣不成声，台下人人愤恨、流泪。一贯道八大代表之一的米国权的侄女米芝雯、米芝敏也上台揭发了‘扶鸾请仙’的鬼把戏……”1950年12月27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曾专门转播过这次控诉大会的实况，收听者不下百万人。
在丰台区田各庄，村民十之七八都入了一贯道，正副村长、治安员乃至党支部书记都是道徒。当工作组进村时，许多人不敢说出一贯道情况，推说“耳聋，听不清”、“三宝早忘了”。有的干部还处处给一贯道打掩护，一些坛主则故意将葱蒜摆上饭桌，以示不再“清口”。面对阻力，工作组先召开党团员和干部会，号召党员、干部首先退道，然后深入群众访问，掌握情况，启发群众控诉。当1950年12月29日召开控诉大会时，拉黑土的、卖白菜的、拉脚的都歇了工，虽然风大迷眼，天很冷，参加大会的也有300多人，附近小屯等村也有人赶来参加。大会发言30多人，会后许多道徒主动要求退道。50岁的寡妇高齐氏，过去吃饭时举碗齐眉供奉老母，当听说张光璧是个大流氓，还跟反动派勾结时，也马上退了道。
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的行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多数人表示拥护，反映：“过去政府太软了，一贯道早该处理，留到现在给群众添了不少害处，有什么可姑息的呢！抓住他们就该枪毙！”但也有少数不明真相的人认为此举是小题大作，说：“你看，说宗教自由，现在连一贯道都被逮捕了。”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向各界群众介绍一贯道罪恶，市局责成治安处牵头，于1951年1月14日开始，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一贯道罪证展览会。展览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展出了师尊师母和道长们从广大道徒手中诈骗来的财物样品：古玩字画、金砖银锭、珠宝首饰等，以及他们依靠这些财物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见证——画着春宫图的烟具、榨果汁机、八音盒等等。第二部分是一贯道勾结日伪、国民党特务及解放后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铁证，其中有收发报机、枪支子弹、刺刀短剑、反动证件、谣言谶语的底本和潜伏计划等。第三部分是露天佛堂，由悔过的坛主、三才登台表演点道、扶鸾请仙的骗局。
展览开幕后，无论刮风下雪，每天参观者不下4000人，影响极大。有的道徒边看边骂，虎坊桥有一李老太太想到自己一家被一贯道弄得倾家荡产，触景生情，放声大哭。在各界要求下，展出一再延期，直到3月4日才结束。前后观众达26.6万余人，其中有中央及各地首长200余人，各国使节60余人。通过办展览，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的登记退道工作。原来认为取缔一贯道是小题大作的一位北京大学教授，看了展览后连连称赞政府“英明！”内三区一个道徒看了三才表演说；“拊鸾有扶乩和玄机两种，玄机是上头放个盆，由盆底通过垂下一条老弦，吊着笔，一烧香笔就动，盘里就沙沙响，其实是盆里放着屎壳郎，一烧香，屎壳郎呛得乱爬，弦就动，笔也随着动，净是骗人的事儿！”过去，道徒们对张光璧敬如天神，只是磕头而不敢仰视，张自称“重瞳、双耳垂肩，有仙佛相”，看了展览后，道徒们才知道受了骗。
在发动群众、彻底摧毁一贯道组织的最后阶段，最有效的方法是动员道徒索还道款、诈款及被霸占之财产。当此项运动尚未发动时，道徒们因怕叛道遭“报应”，加之道首们早已有假退道的布置，暗中有控制，所以许多道徒虽已退道，却“明退暗不退，过去怎么办，今后还是怎么办”，并称这是“应付魔考，熬过去就是天堂”。但开始退道款后，形势立刻变了。有些道徒从二三等道首家里（重要道首已逮捕）索回骗款或扛着整袋面粉回来了，其他道徒一看没事儿，加以有些地方早去索款的，已足数退着走了，晚去的因道首已无钱可退，只好空手而返或所退甚少，便更加按奈不住，争先恐后要求索还财物。最后连迷信胆小的也忍不住了，说：“他们过去收我们的钱去享受，现在不和他们算帐还等什么时候？”
这股追索道款的浪潮还迫使一些顽固不化的坛主、点传师交出了隐藏起来的“功德簿”，原因是怕道徒们“漫天要钱”，还不起。退财时这些家伙或哭或闹，或跪下求道徒们少要点，个别的还威吓道徒：“将来还有反过来的时候！”结果，道徒与道首间完全抓破了脸儿，变成了敌对者，往日那种种神秘的戒条和迷信传说一时被打得粉碎，其组织系统也随之冰消瓦解。坛主张宝元之妻退出道费后破口大骂：“你别看现时，再过二年谁死谁活不一定！我就反动，家里财产都叫王八蛋给分了，算帐的男人都是王八蛋！”而要回财物的道徒们则兴高采烈，他们索回了自己的财物，过去卖了农具入道的农民，现在又用追回的道款卖了农具，组织合作社恢复了生产。天桥西沟旁开馒头铺的孔昭轩，解放前卖掉全部家产交“尽孝费”，老婆因生活无着而急疯，他自己则沦为张承忠的仆役。当他领回被骗去的钱财时，感激涕零地说：“这是毛主席救了我们，将被骗的钱要了回来，我一个钱也不胡花，好好地做买卖！”还有许多退了道的群众，用追回的资产买了毛巾等物捐献给志愿军，支援抗美援朝。
全市党、团、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及工矿企业内部的取缔一贯道工作，与社会上同步进行。如市公安局，于1950年12月20日发布了由罗瑞卿兼局长、冯基平、张明河副局长共同签署的命令，要求本局所属人员凡参加过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者，“应严格遵照（市政府命令）执行为要”。接着，各分局分别召开全体干警会，首长亲自动员，并组织典型报告启发退道，西郊分局局长刘汉臣，在分局干警大会上要求干警们在登记和退道工作中起模范作用，“绝不允许有一个一贯道存在我们中间”。讲话后当场签名退道者达71人，有67名干警还联名在报上发表了“退道决心书”。
对于那些不肯登记坦白的则通过调查和揭发检举，逐一将其清理出来。经工作，在留用干警和党团员中，共清查出包括安清道、八方道、正字会、九宫道、亲民至善会等在内的会道门成员1100余人（包括已声明退道者）。从而纯洁了干警队伍，巩固了专政机关的战斗力。
据统计，全市一贯道混入党团、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内部者多达13356人，道首380人，其中党员782人，团员1500人。西郊德王庙村党支部13个党员中有7人系一贯道徒，马道庙团支部16人，14人是道徒。经过登记和退道工作，使上述部门内的一贯道组织得到了彻底的清除。仅在工矿企业内部便逮捕首要分子7名，登记点传师82人，退道2423人。
在开展退道工作的过程中，一些单位也曾发生过开展“万人退道竞赛”，制造假“退道积极分子”和强迫群众签字盖章保证不是一贯道徒等错误的做法，以及道徒们在退诈款、道款时发生过激行动等政策偏差。一经发现，均及时得到纠正。
北京市取缔一贯道工作，自1950年1月19日开始，历时两个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役先后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王钟麟、王维忠、米国权、张承忠、刘翔亭、刘燮元、胡春霖、穆肇增等反动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坛1283个；发现并摧毁了其隐蔽的核心组织“号”、“善”、“里”等；没收道产23处（房9所、工厂3所、商号11所及义地、果园等）；有633名道首退出道费约50万元，五分之二的退道者受益。
7.阴魂终散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取缔了反动一贯道，并对一贯道头子分别进行了管制或依法惩办，但反动的一贯道头子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在政府取缔一贯道当中又潜伏地下，转入秘密活动，继续进行“传题接线”，并大肆造谣诬蔑，破坏政府政策。如天津大道首王义，在解放后把黄金和贵重的古玩衣物等都隐在乡村，并私藏电台手枪，准备待机以动。王义除向各点传师传布了42道反动道训外，并制定了“六十一题”。他叫“居学”，不知者不问，准横线联系，不准问前人住址；同时还放了一批新点传师，使用了所谓“前人隐，后学显”的方式，叫有名的道首都隐蔽起来，并使用亲信的男女道徒化装当通讯员，往来于乡村与城市之间。作通讯联络工作，完全采用特务活动的一套手法。大道首孙素贞1951年曾潜伏到兰州西郊王家堡，也有时到酒泉一带的乡村活动。她在那里通过几个最亲信的道首如杨庆余等来发号施令，指示各地一贯道活动，她布置了杨庆余、徐致余等在甘肃兰州，杨博光去新疆乌鲁木齐，刘金华去甘肃洒泉，王义等在河北天津分别进行活动，大肆“传题接线”，并针对政府各项运动进行造谣诬蔑。
反动一贯道在1950年以后，要以西北作他们的大本营，当时他们往华北传递指示都是一站一站地往下转。东北、华北很多反动道首由于站不住脚都逃奔到西北，他们当时大肆造谣污蔑说：“八路军长不了，老虎头上点明灯，1952年是虎年，到那时‘道’就‘明’了，八路军就完了。”还说：“第三次大战‘死光原子’。到那时中国鹰（英美）也吃，鹅（俄）也啃，天下大乱，等将来老祖师出来作皇帝就好了，那就是一贯道的天下啦。”他们更恶毒地诬蔑共产党是“魔王”，说取缔一贯道是“魔练”，一贯道要经得住“考验”等等。后来有些万恶道首被逮捕镇压，他们竟说这些人是顶劫而走都成了“仙佛”，叫没被捕的人坚决“顶劫救世”，也就是说要继续与人民顽抗到底。虽然他们进行了垂死挣扎的猖狂活动，但他们的阴谋妄想是不会实现的，他们随着反动派的覆灭一起灭亡。反动的封建统治时期是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