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出名要趁早
就是要快快踏上巅峰，哪怕刀光剑影。只有一骑绝尘、横空入世，才能抵销曾经的压抑。
少年才，学不浅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张爱玲是个少年天才。张子静说：“她自小就展现出对文学的特殊兴味，灵敏慧黠，深得长辈喜爱。”在张子静的眼里，母亲黄逸梵喜欢姐姐更多一些，咿呀学语时，她就在她的床上，跟着她吟诗诵词。
其实父亲一样喜爱女儿的才华。7岁，张爱玲已经铺纸研墨，规划长篇，一起笔，就有一股摧山撼岳的豪气：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宏大的历史，时代的断面，她是不惧的。那才情，华丽丽地透纸而出，连一向阴沉的父亲看得也笑了，他是骄傲的，为她灌输古典文化的，是他。
但他是枯藤老树，还是更自在古道东风。他希望她只做个大家闺秀，再有才，请个私塾先生，只需静静地在家里施展才华就好。这是他的坚持，是他赖以生存的古风传统。
黄逸梵却是红杏枝头，更愿意闹出春意。她热爱群体的学校生活，认为那更健康、多元，也更能接受新的思潮。她是站在时代前沿的人，为女儿铺设的也是一条先锋之路。
张爱玲10岁时，母亲黄逸梵一再要求让她去上学，父亲起初坚决不同意。两人争执不下，黄逸梵干脆“绑架式”地将她送进小学，张廷重无奈接受。
如果说父亲为她奠基了中国古典文学基础，那么母亲又为她打开了西方世界的思想之窗。一面是黑白陈腐却不乏厚重，一面是鲜嫩精致却也有苍凉。
东西互补，古今相续，丰富的思想输入，为张爱玲写文章提供了更为深刻的素材。即使正值豆蔻年华，尚未识愁滋味，却仿佛阅尽人间，笔墨深处，竟是整个人生。
圣校年刊《凤藻》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不幸的她》。12岁的她，颇为老成地说：“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天！”后来，张爱玲又爱上了《红楼梦》。此时，母亲远走他乡，后母冷淡，但父亲还残存些许柔肠。
看小女沉迷于研读《红楼梦》，禁不住一腔感慨，他也有自己从没开始、却无法结束的红楼梦想，煊赫家世，豪奢生活，贵族末路，不过是南柯梦一场，他解其中味，自然有话说。
这是张廷重在家里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对张爱玲最关注的时期。小书房，女儿未梳妆，书声琅琅，不娇憨，却让老父柔肠百转。父亲，在触摸别人的历史中，咂摸自己的人生。女儿，却在品味父亲的感慨后，写下了自己的感悟。她的人生，何尝不是另一段红楼梦魇？
中学毕业，张爱玲已文采斐然，笔锋更加老道。17岁，她挥笔写就《霸王别姬》：“夜风丝溜溜地吹过，把帐篷顶上的帅字旗吹得豁喇喇乱卷”……她的独到之处在于，仅仅靠描写景物就把故事的背景色调和人物的情绪色调刻画得深邃清晰。
这样的描写最为读者称道的当然要数《金锁记》中那段：“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就连傅雷都评价说这是作者最独特的风格，“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新旧文字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恰到好处”。
《霸王别姬》相对《金锁记》还有不足，但精巧的构思，文章的深度，已经让人拍案叫绝。张爱玲的国文老师汪宏声甚至说：比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否谬赞，每个读者心中都有数。
凤起蛟腾，入浅水一湾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
父亲的沉沦，母亲的决断，让张爱玲把世界看得更加真切。但真切的社会是冷的，能温暖她的，就只有能走自己的路，而她的路数，却只有勤学苦读。
她原来有规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可软禁如毒，大病抽丝，劫数，乱了她的头绪，乱了她的梦。能周游世界的，是金钱，能过干脆利落生活的，是财富。
尤其是住到母亲那里，多如牛毛的琐事，最终剥落出一个让人无奈的真谛：有钱没钱才是命数。
母亲非常明确地告诉她，钱有限，“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打扮自己，如果要继续读书，就没有钱来买衣服了”。
好梦总是容易破碎，噩梦却难以驱逐。早早嫁人，谁知会不会遇到像父亲一样的穷途末路？继续读书倒是好的，终归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来织就自己的锦绣前程，可这就意味着舍弃，青春如白驹过隙，她没有选择，只能将自己交于无情的岁月。
黄逸梵爱时尚，常自己设计服装，耳濡目染中，张爱玲也爱极精致的服装。
喜欢老八是因为衣服，厌恶后母，衣服也脱不了干系。在《流言》，张爱玲对后母那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简直深恶痛绝，“穿在身上像浑身生了冻疮”，可却得“穿不完地穿着”。最后出走美国，也是因为参加文化活动时，她穿了旗袍去，丁玲批评她该和大众一样穿灰蓝中山装，她害怕一个统一无色的世界，决定离开。
她对服饰有一种狂热的偏爱，可这一回，为了理想，她只能再次活进穿古旧衣服的暗日里。
因为没有退路，张爱玲学起来非常刻苦，焚膏继晷、挑灯夜读、坐薪悬胆，又心无旁骛。苦心人，天不负，她终于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伦敦大学。
却不料，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伦敦大学暂停招收留学生。张爱玲的出国梦，再次破灭。她被转往香港大学。
那也是一座陌生的城市，还不是向往的归处，也许一如既往有滞重的冷酷。但面对让她无力的过往，自此绝尘而去，也称得上是一个美好的去处，至少那里有自由，能让她追逐梦想。
带着母亲留学时提的小手提箱，张爱玲上路了。天是碧的，地是暖的，心，也是快乐的，就连离别的伤情，都是轻落落的。
回头再看上海，灯红酒绿依然在，人影氤氲。亲近的情，带不走，冷漠的恨，凝重在那，心，还是痛的。走吧，走个彻底，走到一个新的山头，那里总不会又是冷清新一秋。
果然，人未到，暖风熏，又是一重山水一重昏。在《倾城之恋》中，她这样写道：“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一样的繁华，一样的属于他人，她，还是要归属自己的落寞，还得自卑着自己的落魄。在《小团圆》里，有这样一段话：“在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只能用蘸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触目。”说的正是她在港大的境遇。
她明明出自簪缨世家，却终成阮囊羞涩，因为没钱置办舞裙，她在校三年都没有参加过一次舞会。又是不能尽兴穿着的时光。
功成名就后，有一个时期，张爱玲极度钟爱鲜明刺激的服饰：“最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同色花样印在深紫或碧绿底上。乡下也只有婴儿穿得。我带回上海做衣服，自以为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仿佛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流言》）大概就是一种物极必反的放肆，她要借了这刺目的服饰，抚慰心灵曾经的痛苦和酸楚。
在港大的日子，张爱玲还是寂寞的，思念不浓，但愁忧甚郁。她兴冲冲走向世界，越近却越发现有一个世界终容不下自己，她失了兴致，只好再次返回内心的孤独。
没有别的幻想，她便把全部的心思都用来读书。读到深处，恨不得把自己也嵌入书中，演绎书里人生。因为作者即是主宰，即使写的是悲剧，可文字越是痛，人物越是哀，作者就越是有胜利的喜悦。
优良的成绩，卓越的文学修养，让她在富豪子弟群中悲凉地贫穷着时，又生出一种格外的优裕来。就像是憔悴风雨柳，自有一种半烟半雨的魅力。江山有待，未来可期，暂作潜伏也经意。
流年蹉跎了青春，才华惊艳了岁月
花翩翩飞风弄蝶，柳荫荫罩水逐桥。大学时光，最适合纤云弄巧，飞星传恨，人约黄昏，金风玉露。女生、男生，在这里都忙着编织风花雪月，贵族、非贵族，在这里也都急于追逐时尚新潮流。
张爱玲是没有这样的闲心的，除了肉眼可见的贫穷，她还有一个赴英的希望，母亲走过千山万水，而她刚刚迈开步。世界，依然在地球的那一端神秘着，香港，不过是另一个开始，她希望有更好的冲刺。
还是挑灯夜读，还是刻苦努力。青春岁月，又是流年度。张爱玲唯一的快乐，来自好友炎樱，她喜欢她跳跃的灵性，喜欢她率真的性情。
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为了这重归，为了这寻回，她们不知踏遍了多少花丛，不知道饱览了多少蝶舞。在那万紫千红、山花烂漫中，一个小艳疏香，一个颦轻笑浅。少女的青春，又何尝不是寻归的花魂？
除此以外，张爱玲就穿梭在仪礼堂、梅堂、陆佑堂的山径之间。瘦长寂寞的身影，惊不起风中蝶舞，也留不住柳下桃溪。她只是寂寞着，未填新愁。
她的学业始终是好的，她自己说，“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尤其是那一支笔，柳絮才高，妙笔生花。
大学一年级时，上海黄氏兄弟（黄嘉德、黄嘉音）主编的《西风》杂志创办三周年征文比赛，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获奖。
那句如今脍炙人口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自此诞生。一语成谶，她晚年时，已经不再属意华美的袍，可她却始终怀疑上面爬满了蚤子。依然是粗劣时光的诡影，从前，印在她的心里，以后，遍满她的生活。
因为比赛限定字数，她删来改去，只得了末奖，又看到头奖字数超出很多，心下愤愤，以至于后来她总认为“得奖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只有痛，没有任何兴奋可言。
到底是娇花嫩蕊，小情急绪，得意于名利欲望的小成就，失意于欲望名利的小挫折。少年时，她常常伪装成老到，可只有老来时，才读懂少年的稚嫩痴顽。
尽管如此，张爱玲对文学的爱好，还是有增无减。在港大的日子里，她读过很多中外优秀名著。弥尔顿英文原版的《失乐园》，她读了一遍又一遍，直至背诵如流，依然难舍难弃。这使她的英文成绩和文学修养都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之后，张爱玲又接连获得了两个奖学金。按校方的规定，照这样的成绩，毕业后就可以直接保送英国牛津大学深造。
本以为是柳暗花明，前程似锦，谁知又是一场销魂梦断，灰飞烟灭。战乱起，日军入侵，香港沦陷。战争，就像挑了时间，掐准了她每次起飞的时刻降临，阻断了她的梦，也疏离了她的人情。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又千叠。
港大一时成了战地医院，战火、伤员，和着沉痛的断梦，纷至沓来……
张爱玲在《烬余录》中描绘着：富豪女同学们纷纷叫嚷着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们总是花枝招展的，水上聚会有水礼服，隆重的晚餐有晚礼服，可战时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呢，没有哪个时尚告诉她们。就有那穿着赤铜地绿寿字织锦缎棉袍的蹲在地上劈柴生活的，自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挣扎和不耐。战争在抹杀着她们的优雅，她们又企图用优雅嘲笑战争，自不量力的愤世。
她还说“还没弄清防空的责任是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战火纷飞，大家各自逃难，战后重聚，却是兴致勃勃地发现了吃的喜悦；战后做看护时，她更是直白寡淡地表现出自己的冷血：“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恨那因疼痛而怪叫着的伤员，连他想要点水的要求也不能满足，“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
这描写，很有一种鲁迅笔下看客的麻木，她却并不愚昧。龙应台评价她说：“她完全不动感情地录下悲惨世界的图像”，“她对于自己的自私和冷血，有一种抽离，仿佛将尸体解剖学提升到艺术层次去欣赏”。的确，可她连讲自己被父亲囚禁并喊着用枪打死她的时候，用的也是这副腔调。
她在《烬余录》中说：“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她就像她承认的那样，自私着，没有悔改，却把这自私也玩弄于笔端，写出花来，如罂粟，妖冶着，挑动人的心弦。她太看重那暗色的调子，以至于把自己的冰冷也都拿出来，大大地嘲弄一番，却一点也不想打开心，放进一点阳光来。
在散文集《打人》中，张爱玲说，“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她一生的悲剧，早就植根于她对自己的这种态度里了。悲剧造就了她的冷血，冷血反过来续写了她个性命运的苍凉。仿佛她的人生，只是手中那一支笔的载体，为了笔端生花，她这个人才踏进繁华，碾碎尘沙。
浮光潋滟，淌不过流年，往事已如烟。
一座城市的陷落，成就了她
雨弱云娇，更显得山明水秀，战火硝烟，倏忽间踏碎了如画江山。战争，从来只有破坏，然而张爱玲却在流离人群中看到了那几许成全，这才成就了《倾城之恋》。有人说，那同样也成全了张爱玲。
香港沦陷，张爱玲在港大做了一段时间的看护后，重回上海。而上海，同样是“孤岛”，在外，只有西欧国家的租界还未被侵略者控制，相对自由安全；在家，母亲又出走国外，她能住的家，只有姑姑那里。千里归路走尽，身在家门，也是飘零。
不过对张爱玲来说，姑姑似乎比母亲更有家的感觉，尽管后来她要付租金，打碎一块玻璃也要仔细作价偿还，但这反而没有了母亲给她的那种“忘恩负义”的逼仄感。两人在金钱和恩义上是平等的，反而更容易谈感情。
张爱玲在《私语》中说：“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梦。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岁月呵！”
住在梦里又何妨？人生何处不是梦？不过是新梦套着旧梦，偶遇噩梦，生出绮梦。虽雨打浮萍不住，暂时也算尘埃落定。
为了延续中断的学业，张爱玲有意转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优雅无比的英语和欧美态度的生活”，这也是张爱玲一个优雅的梦。此时张子静也考上了复旦大学，因为战乱而停学，姐弟俩决定同时报考圣约翰。
可圣约翰是贵族学校，学费高得惊人，张爱玲一介学子，毫无经济来源，从哪里找到这笔学费呢？姑姑投资失败，生活拮据；母亲，初时未联系上，好不容易有了联系，也只是劝她嫁人，张爱玲怕了那句“为了你”，不再回信。最后，张子静自告奋勇地回去找父亲。
只有张廷重自己知道，女儿的离开对他意味着什么，家人几散尽，更觉虚空。他将女儿的房间原封不动地封好，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每当日暮消沉，或是风雨乱舞，他都会去女儿的房间里坐一坐，勉力拾取楼头残梦。
因此，当儿子提到女儿想考取圣约翰时，张廷重几乎有一种山水重逢的欣喜。他要求女儿回家，天真地想借了这钱的力量，重新夺回女儿的爱，尽管他早已不是阔少，经济有出无入。
张爱玲回了家，见了父亲，却是冷冷的，淡淡的。旧时伤疤刚好，她不愿意任何人在这上面再做文章。张廷重也是慢慢的，轻轻的，却非常明确地告诉女儿：我会把钱给弟弟，让他带给你。
张爱玲是敏感的，这话又使她产生了一种来自钱的压迫感，对父亲的恨犹在，那刻薄的自尊也便顽强。后来，她和弟弟都考取了圣约翰，可入学仅仅两个月，张爱玲就决定辍学，理由是圣约翰并没有优秀的老师可以教到她。
姑姑几次三番地劝阻，张爱玲却始终坚持己见。她也许厌倦学校的教学方式，可她更厌烦伸手向父亲要钱。每月昂贵的生活费，像是一种凌迟手段，一点点磨蚀着她。
其实，在入学两个月的日子里，张爱玲发表了多篇影评和剧评，还给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了《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不但收获了丰厚的稿酬，同时也获得毫不吝啬的赞誉，这给了她以卖文为生的信心。
她只是信任手中的这支笔，甚至没有考虑过战乱时期文字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那时，文坛最是寂寞，一些人沉默噤声，一些人直面战争，艺术被更现实的世界推远，文字，更多的成了枪炮的延续。
张爱玲对战争的冷漠和无知，反而成全了她的文字。她那样绚烂地写着春花秋月，在战火硝烟折磨里的文人贵族，终于找出了一点太平盛世的兴味来，自是爱不释手。
连张子静都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当时主编《万象》的柯灵先生后来也说：“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隔离开战火硝烟，张爱玲小窗独坐，奋笔疾书，胸中万卷，笔头千言，一气呵成。很快，《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出炉。
为了推广小说，不善交际的张爱玲经人（据说又是黄素琼的关系）介绍登门拜访了“鸳鸯蝴蝶派”的“哀情巨子”周瘦鹃。周瘦鹃主编过《半月》、《紫罗兰》等杂志，笔下多是痴情才子、如梦佳人。
周瘦鹃很喜欢张爱玲的文风，品了又品，读了又读，决定助其出版。不久，《第一炉香》在《紫罗兰》复刊后的第二期发表，周瘦鹃在卷首语写道：“请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
小说一炮走红。为了吊足读者的胃口，《第二炉香》则分三期刊载，这并非张爱玲所愿，但这种推送方式恰到好处地将她的名字持续地留在了读者心中，并最终将她推到了文坛的顶端。正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张爱玲的好梦，终于成真。
一时间，她成了文坛的宠儿，各种风格的杂志纷纷向她抛出橄榄枝，《万象》、《杂志》……如盛宴正欢，像海潮推浪，她趁热打铁，又出版了小说集《传奇》，里面除收录了《沉香屑》这两本小说外，还有《茉莉香片》、《心经》、《花凋》、《年轻的时候》、《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琉璃瓦》几个中短篇小说。
每一篇，都有别样的才情，另类的风月，没有大是大非，只是寻常性情，却是深刻人性，让读者耳目一新。仅仅四天的时间，《传奇》就又再版，成了名副其实的传奇。
在《传奇》再版序言中，她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也许只有她的母亲，那位国内第一批出走的“娜拉”，才懂得她的这种看似轻浮的快乐，有多么的厚重和难言，那是一种被压抑了太久的心性，终于看到了自我慢慢抽枝发芽的可能。
媒体推波助澜，为张爱玲加上了李鸿章、张佩纶后人的身份介绍，这使得她笔下的那些红楼旧梦，有了坦率真诚的面貌以及气势澎湃的底气。人们一边津津乐道着她的文字故事，一边索隐追寻着旧府红楼的秘密。正是急管繁弦，嘈杂人事，九转丹砂红又紫。
孤岛，成了她的孤岛，她，成了孤岛的她。一个人就是那一座城，一个时代又是那一个人。就像她笔下的《倾城之恋》，谁都抽离不了自己所在的时空，唱念做打不过是为了填满自己的空虚，将时间挤兑成历史，只不过错乱间竟然也有那么一点点妙处，一不小心圆满了自己。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以同样的速度，在文坛销声匿迹。没有什么不可理喻，就没有什么理所当然。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