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此树婆娑生意尽

重庆谈判前后的忧郁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国民大会堂召开，这次大会宣言是由陈布雷起草的。谁知在大会讨论大会宣言时，有个代表竟然站起来，大声说：“大会宣言狗屁不通，总裁左右多是一些酒囊饭袋……”

与会代表大都知道这份宣言出自陈布雷之手，他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了陈布雷。一向敏感而又对自己文章颇为自负的陈布雷，当场流下了眼泪。陈布雷感到很委屈，自己一切以蒋介石意志出发，周旋于各个方面之间，尽力完成协调维系之责，奈何不见谅于众，反而使自己当众受辱。

后来尽管那个代表在大家的劝说下落座，尽管陈布雷起草的大会宣言也成功通过，但陈布雷心情却变坏了，他感到政治太难搞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虽个人鞠躬尽瘁，眠食俱减，亦何能自赎其失职之罪愆，左右思维，屡萌引退之念。”

转眼到了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陈布雷心情略微好转，“积年郁闷，堪为一消。暴敌终有今日，民族正气之胜利也”。

然而，陈布雷并没有沉浸在对抗战胜利的欢庆之中，当时他的助手陈芷町向他报喜，并忍不住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时，陈布雷却冷淡地回答：“有什么高兴的？艰难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陈布雷的担忧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国战乱太久，破坏太久，毫无建设基础，加之国民党高层腐败严重，重新建国，真可谓是困难重重。其次是社会道德方面，“八年抗战，道德破产，争名竞利，人为其私”。

当然，这些都不是陈布雷最为担忧的，他最为担忧的还是共产党。陈布雷忠于蒋介石，在政治立场上他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抱有敌视态度。看到八年抗战中，共产党实力大增，陈布雷忧心忡忡，他认为，如何夺取胜利之果实，乃属国运安危之大问题也。

抗战胜利后，全国各界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三次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他预计毛泽东不会来，并借机把“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帽子，扣在毛泽东的头上。

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却来了，而且是在美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下，在重庆各界的欢呼下到来的。

陈布雷不禁有些感慨，想想9年前，自己跟随蒋介石“围剿”红军，红军被迫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当时境况何等之差。没有想到，现在毛泽东已经开始和蒋介石握手谈判，张澜、沈钧儒、黄炎培这些社会名人，也对毛泽东的到来，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看来共产党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啊！

毛泽东来到重庆，原本计划要住10天，后来住了44天。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与蒋介石先后会谈了10次。后来，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50支装）。但他知道我不抽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然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陈布雷也是个嗜烟之人，因为身体不好，陈布雷也试图把烟戒掉，但最后都没有成功。作为资深烟民，他深知戒烟的痛苦，也更理解了毛泽东的强大意志力。面对这样一个强劲对手，自己的“主子”蒋介石行吗？

陈布雷的忧虑后来演变成为了怀疑。作为一名秘书，陈布雷很喜欢笔，并曾经让外甥翁泽永在上海为自己买一支笔。翁泽永寄笔时，又附带了一封短信，信中转述了周恩来曾经说过的话：“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要为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

陈布雷回信说：“信中有的话，确让我感慨万千！我自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不过是一个书记生罢了。”最后，陈布雷又写道：“笔啊，笔啊，我怎样才能不辜负送我笔者的好意？”

短短信笺，陈布雷忧虑、矛盾的心情，跃然纸上！

处分周佛海时的无奈

抗战胜利后，对于汪伪政权里的大小汉奸，国人皆曰：“该杀！”杀这些汉奸既彰显正义，又可以大快人心，收揽民心，蒋介石自然是支持的。于是，陈公博、周佛海等一大批汉奸被抓了起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惩罚。

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陈布雷也非常支持处决这些汉奸，所以处决汉奸这件事本来和陈布雷没有多大关系，但最后因为周佛海的问题，陈布雷还是被拉进了这件事之中。

周佛海是一个非常多变的人，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但后来他却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进入国民党阵营后，周佛海以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为榜样，积极开展反共宣传，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周佛海一头扎入理论界，自然难免和陈布雷相识。1928年，陈布雷曾经和周佛海等人一起创办《新生命月刊》。陈布雷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时，考虑到陈布雷身体不好，蒋介石便让周佛海担任副主任，协助陈布雷工作。从此之后，陈布雷成为了周佛海的领导，而且共事多年。

令陈布雷没有想到的是，1938年，周佛海居然和汪精卫一起逃亡越南河内，发表了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的“艳电”，成为汉奸。

周佛海这个汉奸可不是一般汉奸，而是汉奸中的实力派。当时，汪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产生的，伪政府实际上是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指的是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他甚至狂称：“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在形式上，周佛海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但是由于周佛海直接掌握汪伪政权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并且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因而其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握有实权的人物。

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关了起来，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这个时候周佛海的第二任妻子杨淑慧急了，这个杨淑慧性格刚强，泼辣凶悍，得理不饶人，连大汉奸周佛海也惧她三分。现在听说丈夫要被处决，杨淑慧四处找关系想救周佛海。

有问题，找领导。陈布雷曾经是周佛海的上司，所以杨淑慧也找到了陈布雷，希望陈布雷向蒋介石求情，免周佛海一死。也不知道是陈布雷没有转告，还是蒋介石没有给司法单位“打招呼”，反正后来法庭仍旧判处周佛海死刑。

接着，杨淑慧提出抗告又被反驳，而且要求24小时内执行。

这时杨淑慧怒气冲冲地找到陈布雷说：“如果周佛海真有什么三长两短，就别怪老娘翻脸无情了。”

陈布雷本来以为一个女人家翻脸又怎么样，谁知杨淑慧并非仅仅逞口头之快，她手里是有砝码的。原来，抗战后期，周佛海感到一旦抗战胜利，自己这个大汉奸下场可能不妙。于是，他偷偷通过戴笠，为蒋介石做了一些事。为了鼓励周佛海这一“英明之举”，蒋介石曾经给周佛海写过信。

当着陈布雷的面，杨淑慧就把这封信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今后的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要。”

当陈布雷问杨淑慧要信时，杨淑慧说信在香港，一旦周佛海被处死，她将公开这封信。蒋先生是一个政治家，说过“君今后的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现在不能不顾及信用吧！

作为周佛海的老领导，陈布雷不想，也不愿去管周佛海的事情。他对杨淑慧说：“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去找陈方吧。”

陈方也是蒋介石秘书之一，后来陈方带着杨淑慧见了蒋介石。蒋介石以国府主席的名义下令，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只是杨淑慧也没有高兴太久，因为1948年初，周佛海就因为心脏病发作，在一阵哀嚎之后，死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

宣传事业的领导者

抗战结束后，曾经权倾一时的侍从室被撤销了。一处主任钱大均去了上海任市长，三处主任陈果夫转到财政部门任职，只有陈布雷较为失落一些，被蒋介石推荐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这个职务听着似乎很高，实权却不大，但和当时的侍二处主任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

十多年来，陈布雷一直渴望放弃官职，专心文稿。现在真的没有了侍二处主任这个官职，他还是忍不住产生了一些失落感。因为官场上的人是非常现实的，你一旦没有了权力，别人对你的态度立即就会发生变化。

当时，国民政府正准备从重庆搬回南京，陈布雷委托蒋介石的另一个秘书陶希圣，为自己在南京租下某处房子。陶希圣找到南京市市长马星樵，说陈布雷看上了某处房子。

马星樵却说：“这栋房子已经被别人租去了，以后我再给布雷先生找一栋更好的吧。”

接着，马星樵又说：“布雷先生的事情不好办啊，如果由政府补贴一笔钱给他租房子，布雷又不会同意。但现在南京的房租很高，如果我给他找到合适房子，又怕布雷一时拿不出那么多房租。”

陈布雷有些恼怒，想当年国民政府搬到重庆时，重庆房子比南京还要紧张，自己还是轻易地在重庆北碚区的美专街找到一栋小楼居住。现在马星樵不给自己找房子，显然是看自己不是侍从室的“陈主任”了！

1946年3月，陈布雷一家从重庆回到南京，因为房子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陈布雷只好把家眷安顿在上海。平时，每隔两三个月，陈布雷去上海一趟。起初，他还带一名副官前往，两人的车费从不报公账。后来通货膨胀严重，车费狂涨，为了节省开支，陈布雷只好一个人回上海。

蒋介石自然不会让陈布雷这支笔就此闲散下去，早在抗战后期，蒋介石就让陈布雷多过问一下新闻宣传工作。但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是颇有威望的王世杰，陈布雷不便插手，只是在重大问题的宣传上，充当一下蒋的传言人，偶尔给王世杰打电话或者去信通知一下。

抗战胜利后，王世杰转任外交部部长，吴国桢接任宣传部部长。蒋介石知道吴国桢虽长于国际宣传，但对宣传方针及各个方面的联系较差。于是，为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宣传指导中心。

一天，蒋介石告诉陈布雷：“我决定建立一个包括宣传部在内的‘宣传小组’，作为宣传工作联系和指导的中心，由你来充当召集人。现在你原来的工作任务已经减轻，可以在宣传工作多上加强一些，尤其是在对付中共的宣传方面。”

就这样，由陈布雷负责的这个“宣传小组”，在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下悄然成立了。不要看只是一个小组，但该小组的组成人员却个个官职很高，既有国民党中宣部正、副部长，又有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政工局局长，还有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等。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内和宣传有关的所有部门“头头”，全都被吸纳进了这个小组。

“宣传小组”全称是“戡乱宣传小组”，单从“戡乱”二字即可以看出，这个小组主要职责是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付共产党的。

平日里，宣传小组一般每周开一次会，一般选择在蒋介石的“官邸会报”的前一天。这种会议主要任务就是为新发生的新闻事件“定调子”，研究宣传策略，汇报给蒋介石之后，国民党的各个宣传部门，就根据这些“调子”，与共产党开展宣传战。

陈布雷因为领导这个小组，也被当时人们戏称为“宣传作战的参谋长”。

为蒋介石修家谱

抗战之前，蒋介石匆匆登上总司令宝座，就忙着和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政治势力斗争，又忙着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势力争天下。还没有完全把握住大局，全面抗战就爆发了，蒋介石又忙于指挥抗战。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威望大增，“民族英雄”“封建帝王”这些念头，开始在蒋介石头脑中作祟起来。时代不同了，蒋介石自然不能再捏造母亲梦龙受孕、出生时满屋红光等异象，但为蒋家找一个比较像样的祖上还是可以的。

一天，蒋介石问陈布雷：“布雷先生，你看到过全祖望写的《蒋金紫园庙碑》吗？这里说的都是蒋氏家族的典故啊！”

全祖望是清初宁波籍才子，和陈布雷算是老乡，对这位大才子的文章，陈布雷早已经拜读过，自然也明白蒋介石说这番话的目的。陈布雷对蒋介石说：“蒋先生，布雷明天把这份庙碑检点出来。”

等陈布雷把文章交给蒋介石时，蒋介石认真看了一下，非常高兴地说：“这份庙碑我留下，请吴稚晖书写一下，刻成石碑。”

陈布雷在一旁解释道：“从全祖望写的碑文看来，蒋氏祖先源远流长，自天台至奉化，后来迁到宁波。北宋时，蒋浚明曾经做过金紫光禄大夫，住在宁波金紫巷。”

听完陈布雷的介绍之后，蒋介石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为能够有蒋浚明这样的祖上而感到自豪。他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修谱之事就托付给你了，你多费心。譬如先母王太夫人的事，你在家谱中也要着重提及一下。”

古代人修家谱，一般是不提女子的，蒋介石要把母亲修进家谱，既是因为他是孝子，更是因为在抗战时期，曾经发生过一起郑绍发冒认宗亲的闹剧。当时，一个叫郑绍发的河南农民声称，小时候河南遭灾，母亲带着自己和弟弟，到浙江益泰盐行的蒋老板（蒋介石之爹）家做保姆。后来蒋老板原配夫人去世，就娶了郑绍发的母亲，而弟弟也改姓了蒋，即是蒋介石。后来，郑绍发一个人回了河南当农民。现在发现弟弟蒋介石发达了，他要前来认亲。

郑绍发的这个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听起来非常合理，以至于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是真的。蒋介石自然不甘心承认自己是河南一个姓郑的农民的后代，但这种情况造成影响之后，如果蒋介石出来辟谣，反而扩大了谣言的传播，越描越黑。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让戴笠把这个郑绍发软禁起来，吓唬一顿后，把他赶回河南。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这件事的影响依然还在，蒋介石视此为奇耻大辱，自然要在修族谱时为母亲正名。

修族谱少不了四处走访，多方考证，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体弱多病而又工作繁忙的陈布雷自然做不了这个。他对蒋介石说：“布雷今日心力交瘁，我提议让沙秘书做我的助手，具体主持修谱事务。”

蒋介石知道，沙秘书即沙文若，既是宁波人，又是书法圣手，精通文史，自然是修族谱的合适人选，所以蒋介石同意了。

1947年4月2日，陈布雷陪同蒋介石、宋美龄一起回到蒋介石的溪口老家。蒋介石虽然回老家多次，但抗战胜利之后这还是第一次。和前两次因“下野”灰溜溜地回来不同，现在的蒋介石已经是抗战英雄，党国领袖，所到之处，都有军政大员陪同，都有鲜花与掌声迎接。

蒋介石在当地一所学校的演讲，由侍从秘书记录了下来。陈布雷看后说：“撰成文言，印发给学生，由教师讲解，当国文读。”

修族谱，衣锦还乡，这个时候的蒋介石何其惬意！

“叛逆”女儿走上另一条路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1947年下半年，家事让陈布雷非常揪心。陈布雷有8个子女，其中最让他疼爱，也最让他头疼的就是陈琏。所以，陈布雷的家中，以他与陈琏的这本“父女经”，最为难念。

陈布雷和陈琏的“冤家”关系，从陈琏一出生时就开始了。陈琏出生前，其母杨氏生育过于密集，气血两亏，身体虚弱。分娩前，杨氏对陈布雷说：“我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三姐入棺，我和大家相送，却发现旁边有一新棺，上面写着杨氏。我担心这次生育可能会不顺利，恐怕不能和你做长久伴侣了。”

果然，在陈琏出生还没有满月时，杨氏就去世了。陈布雷和杨氏非常恩爱，扶着杨氏的尸体，陈布雷痛哭不已。这时一旁的陈琏也哭了起来，陈布雷认为是这个婴儿害死了杨氏，一贯温文尔雅的陈布雷突然失去了理智，他把婴儿往痰盂里塞，打算溺死婴儿。

这时岳母从门外冲了进来，陈布雷则把婴儿向窗外扔去。岳母赶紧到外面去找，发现婴儿幸亏没有落在青石板上，而是落在了楼下天井棚架篾顶上。

恢复理智后，陈布雷非常后悔，心里称呼婴儿为“可怜的女儿”，于是就给孩子取名“怜儿”。开始上学后，用“怜”的谐音取名“陈琏”。

陈琏年轻时就很激进，在重庆读高中时即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并秘密入党。本来她打算高中毕业后去延安，但被周恩来、邓颖超劝阻，留在了父亲的身边。随后，陈琏到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在这里认识了她秘密活动的上级、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袁永熙。

抗战胜利后，袁永熙回到北平，任“平津南方局”地下党负责人，北平学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敌伪产业处理局”的职员。1946年秋季，27岁的陈琏大学毕业，也到北平工作，担任贝满女子中学历史教员。

随后陈琏告诉陈布雷，自己要和袁永熙结婚。陈布雷还算比较开明，赞同自由恋爱。但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依然不放心，尤其是担心未来女婿的政治倾向问题，所以他就让在北平的友人打探一下袁永熙的情况。

很快，消息传来，袁永熙虽然思想激进，但并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人品端方，是个不错的青年。于是，陈布雷同意了。8月10日，袁永熙和陈琏在北平成婚。隆重的婚礼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及其太太、小姐们应邀而至，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充当证婚人。

结婚之后，“陈布雷的女儿”这块招牌为夫妻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但不久，发生了“地下电台案”，二人被国防部保密局抓了起来。

当得知陈琏被抓后，陈布雷固然是心急如焚，而蒋介石也是坐立不安。蒋介石并不是关心陈琏，而是担心陈布雷在自己身边多年，知道的信息太多了，一旦陈布雷把这些信息告诉陈琏，后果不堪设想。

陈琏夫妇很快被押送到南京，关押在保密局内接受审讯。面对特务们的威逼利诱，陈琏、袁永熙机智应对，他们地下党的身份也没有暴露。保密局特务很是失望，但蒋介石知道陈布雷并没有泄露信息给陈琏，心情却轻松了起来。

女儿和女婿以“共党嫌疑”之名关押在南京保密局，无异给一向标榜“效忠党国”的陈布雷以公开的羞辱。他反复权衡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短信：“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

对陈布雷这个跟随自己20多年的心腹智囊，蒋介石十分了解，他是不会轻易开口求人的。看了陈布雷的短信后，蒋介石告诉陈布雷：“你女儿女婿的案子，我已派人查过，不是共产党，是‘民青’（民主青年联盟）成员，你可以把他们领回去，要严加管教。”

于是，陈布雷开始为保释怜儿（陈琏乳名）和女婿出狱积极活动。1948年1月，陈琏出狱；几个月后，袁永熙出狱。陈布雷终于和女婿第一次相见，两人谈了很久。袁永熙举止稳重，谈话颇有见地，令陈布雷感到很欣慰。

几个月后，陈布雷自杀前，专门把袁永熙叫去，和他认真谈了很久，嘱托后事，由此可见陈布雷对陈琏、袁永熙的喜爱。

只是陈琏后来的命运也非常曲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永熙被划为右派，二人被迫离婚。后来，陈琏也遭到审查，于1967年11月19日自杀身亡。父女二人，先后都走上了自杀之路，令人唏嘘。

文章多拼凑而成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调集30万军向解放军控制的宣化店地区发动进攻，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战端初起，国民党军有860万人，控制着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而共产党方面，解放军只有120万人，只控制着一些中小城市。

因为占据“绝对优势”，国民党方面认为，可以用3到6个月消灭解放军。蒋介石说：“时间到了，成熟的苹果自然会落入我们的怀抱。”

陈布雷也乐观地附和说：“委座对军事方面极有把握，必须使共产党的武力不致阻挠国家建设，此为国家根本需要，此点必须坚持。”

然而，战端一起，局势却绝不像预想的那么好，国民党不仅在战场上屡屡遇挫，而且在他们统治的地区内也是麻烦不断。

当时，为了反对内战，西南联大几千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派出军警弹压，军警人员竟然闯入学校，投掷手榴弹，造成4人死亡，20多人受伤，此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

蒋介石让陈布雷处理此事。陈布雷一介文人，认为云南当局处理不当，他将国民党云南党部主任李宗黄、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以“停职候处”的名义调离昆明；将投弹凶手陈奇达、刘友沼判处死刑；对伤亡学生进行了抚恤。这次事件才得到平息。

处理学生示威游行，只是陈布雷“临时客串”的工作，陈布雷真正工作的重心还是指导宣传工作。当时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为了控制好上海报界，陈布雷对上海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进行了人事调整。

对于那些屡屡揭发、抨击国民党的报纸，陈布雷则要求报馆辞退那些进步记者。在遭到拒绝后，陈布雷强行要求报馆接受国民党特务担任总编辑和记者，以封闭反国民党声音。

从处理云南学潮、上海报界两件事来看，陈布雷似乎是颇有魄力，颇有成效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国统区学潮不断发生，各地报纸也经常不听“招呼”，发一些反对内战、揭发国民党腐败的文章，这些都令陈布雷烦恼不已。

而真正令陈布雷感到烦恼的还是飞涨的物价。1948年春天，久未理发的陈布雷喊来理发匠理发。理完之后，他吓了一跳，理发费用居然要16万元。

怎么解决物价飞涨问题，陈布雷认为只有让蒋介石掌握更大的权力，才能推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48年4月，国民党将召开第一次国民会议，会前，蒋介石提出不选总统候选人。陈布雷认为这个决定非常英明，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不仅如此，蒋介石当选总统后，又兼任着国民党总裁，一些人认为蒋介石这样做未免太专权了，建议取消“总裁制”，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陈布雷立即为蒋介石进行辩护说：“现在天下大乱，正需要总裁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所以此时非要总裁制不可。”

陈布雷的期望似乎真的起了作用，当时由新任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提出了以金圆券代替法币，蒋介石表示认同，金圆券方案获得通过。物价飞涨的局面有望得到遏制，陈布雷心中升起了一点希望之火。

但这点微弱的希望之火灭得太快了。金圆券发行两个月后，物价批发指数上涨了17.5倍。陈布雷回上海时，妻子王允默告诉他，上海正泰新棉布店，最多一天换了16次牌价。职工每个月的收入，只够买一块肥皂。如此情况，老百姓的日子该有多艰难啊，陈布雷不禁对自己效忠的政权感到失望和忧虑。

面对通货膨胀的无奈

物价飞涨，国事固然艰难，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陈布雷这个国民党“高官”日子也艰难起来。

当时，陈布雷领导的宣传小组有100亿宣传经费，为了保值，有人建议把经费换成黄金、美钞。正直的陈布雷却断然拒绝了，他认为国难当头，这样做和政府精神相违背。陈布雷为自己的正直付出了代价，物价暴涨之后，这100亿元只能兑换几千元金圆券。

对于这个结果，陈布雷无奈地说：“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小利益、个人利益，最后却便宜了那些金融家！”

经费没有了，下边的那些工作人员日子立即艰难起来，甚至连伙食费都缴不起。陈布雷便拿自己的工资给大家垫付，至月终结账的时候，有的人还是归还不了，陈布雷下个月仍然继续为他们垫付。

这样看来，陈布雷家似乎非常有钱，实际上并非如此。金圆券发行之初，作为国民党高官，陈布雷决定起到带头作用，他回到上海，让夫人把家中的金器、银元整理出来，兑换成金圆券。不想金圆券一贬值，陈家生活也变得格外艰难起来。最后还是政务局局长陈方报请总务局，才为陈布雷特拨了一笔款项。

生活的拮据并没有影响陈布雷太多，但时局的变化却最终摧垮了陈布雷的意志。1948年9月，辽沈战役爆发，在50多天的时间里，解放军歼敌36个师，国民党兵力降到290万，解放军增至300万。同时，在其他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也是节节败退，战场形势发生逆转。

本来给蒋介石写文稿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战局恶化之后，蒋介石的脾气更加暴躁起来，一个文稿常常要反复修改多次，这些都令陈布雷痛苦不堪。

更麻烦的还是陈布雷主管宣传工作，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断战败，如果如实报道，必然动摇人们的信心；虚假宣传，墨写的谎言无法掩盖血的事实，又容易失信于民。作为宣传部门的“大管家”，陈布雷确定了几个宣传原则，但宣传工作毫无起色。

物价飞涨，战事失利，局势已经难以挽回，心力交瘁的陈布雷，心情非常苦闷。一天，他和副官一起来到观音殿，诚心祈祷，请求神灵指点。摇出一签，居然是下下签，签语：

冲风冒雨去还归，役役劳心似燕儿。

衔得泥来成垒后，到头垒坏复成泥。

陈布雷笔名“畏垒”，这个签语中居然两次出现“垒”字，签语中的燕儿“役役劳心”，和陈布雷何其相似！

陈布雷绝望了，看来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自己呕心沥血做的这么多事情，到头来都又“复成泥”啊！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面对蒋家王朝的覆灭，陈布雷感到无能为力。但让他转换门厅，他又不愿意为之，因为他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一直心怀感激，传统文化上的“从一而终”，也在他心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

事已经不可为，活着只能是煎熬，死亡也许是最好的解脱。

于是，在参加完11月11日的国民党中政会之后，陈布雷开始准备自杀。在写给蒋介石的遗书中，陈布雷对自己的自杀表示了歉意：“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任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

无力回天自回天

从1948年11月11日下午开始，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接连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下午3时，参加完会议回到陈公馆的陈布雷，一脸疲惫，像大病过一场一样。秘书蒋君章问：“陈先生，会怎么开得这么晚才结束？”

陈布雷答非所问：“我的脸色如何？”

蒋君章问：“陈先生是否身体不适？”

陈布雷没有回答，开始坐下吃午饭。陈布雷为人和善，平时任何人问问题，他都会和蔼回答，今天如此反常，令陶永标感到很惊讶。此为“一奇”。

这顿午饭吃了一个多小时，陈布雷对身边的几个秘书侃侃而谈，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北伐战争，一直谈到当今的局势。对当今局势的悲观，陈布雷也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作为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一贯谨言慎行，今天说了这么多“出格”的话，令陶永标感到惊讶。此为“二奇”。

当天夜里，本该按时休息的陈布雷又去了蒋介石府邸，回来时陈布雷更加疲惫，犹如喝醉酒一般。蒋君章急忙扶住陈布雷上楼，陈布雷喃喃自语道：“成败在天，我该休息了……”陈布雷连夜见蒋，回来时又是这种表现，此为“三奇”。

12日这天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国民政府将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一贯勤奋而又敬仰孙中山的陈布雷，却请假没有参加。此为“四奇”。

上午时，陈布雷让妻子王允默去上海参加外甥女的婚礼。王允默看到陈布雷身体太差，就不愿离开，但陈布雷却一再要求王允默去参加。无奈之下，王允默只好离开家，去了上海。不仅如此，陈布雷还让住在自己家的妹夫也去上海参加婚礼，理由是“这是难得的机会，和亲友会会”。这样一来，陈公馆里，就没有一个亲人在陈布雷身边了。此为“五奇”。

随后，陈布雷打电话叫来了袁永熙。袁是陈布雷最喜欢的女儿陈琏的丈夫，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陈和袁聊了很久，说了一些交代性的话。接着，陈布雷理发、洗澡，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和一双新布鞋。此举有些奇怪，但大体尚能说得过去。

午饭后，和政务局局长陈方聊天之后，陈布雷让副官陶永标开车到中山陵。在宏伟的中山陵，陈布雷流着泪站了很久，直到夜幕低垂，陈布雷才上车回家。此为“六奇”。

吃晚饭的时候，陈布雷心事重重，吃菜心不在焉，只夹靠近碗的那一碟里面的菜。吃完饭，陈布雷对陶永标说：“我今夜要赶一个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一切改日再说，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完之后，自己会服安眠药睡的！”说完，陈布雷向楼上走去。

走到一半，陈布雷又回头叮嘱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我要安静些！”此为“七奇”也。

陈布雷的这些反常表现，虽然令陶永标感到奇怪，但他并没有细想，于是，悲剧开始启动了。本来，陶永标还有些挽救悲剧的机会，但他都没有抓住。

按照陈布雷的吩咐，陶永标匆匆吃完饭后，就来到会客室，替陈布雷挡驾。8点钟，一位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要见陈布雷，被陶永标拦了下来。此为第一次失去机会。

9点钟，蒋介石秘书来电话，通知陈布雷明天开会。陶永标没有惊动陈布雷，只是把这件事记在记事簿上。此为第二次失去机会。

到了深夜12点，陶永标抬头向陈布雷的窗户望去，透过厚厚的窗帘，依然有微弱的灯光射了出来。陶永标几次想去催陈布雷睡觉，想到陈布雷之前的吩咐，陶永标只好默默离开了。此为第三次失去机会。

失去这些机会后，现在悲剧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第二天早晨，到了吃早饭的时间，陈布雷还没有起床；8点钟，秘书蒋君章等陈布雷一起去上班，陈布雷没有起床；9点钟，蒋介石的秘书催陈布雷去开会，陈布雷没有起床；到了10点，陈布雷房内依然没有动静。

陈布雷平时是7点左右起床的，联想到昨天陈布雷的表现，一股不祥预感袭上蒋君章、陶永标心头。两个人撞开房门，撩开蚊帐，发现陈布雷依然躺在床上，脸色蜡黄，身上冰凉，枕边留有署名蒋君章的信和一百粒安眠药的空瓶，不用问，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了……

陈布雷死后，极尽哀荣。蒋介石、宋美龄第一时间来看望，蒋还手书“当代完人”予以高度肯定。公祭之后，蒋经国代父护送灵柩到杭州安葬。碑上刻有书法家钱太希题写的“布雷先生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