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相敬如宾的“君臣”
《敌乎？友乎？》成为败笔
1934年5月，45岁的陈布雷一身布衣来到南昌，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蒋介石身边任职，但此时的陈布雷心里还是有些矛盾。不久前和蒋的一次谈话中，蒋打算让自己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陈布雷当时就婉言谢绝了。
这既是因为陈布雷无心当官，更因为他听说杨永泰（本书下一个要写到的人物）在角逐这个职位。陈对杨永泰多少有些了解，杨是一个善于谋划，又善于钻营的官油子，和熊式辉、黄郛等人组成政学会，是国民党政权中不可轻视的一股势力。陈布雷无心从政，无门无派，既不屑，也不敢轻易和杨永泰这种人厮杀。
虽然没有接任秘书长一职，陈布雷隐约感到，蒋介石还会给自己一个其他职务。但陈布雷却不想接任任何职务，他只想留在蒋介石身边，写写文章即可，官场上的权力斗争，令他感到厌烦而又恐惧。
陈布雷的到来，令蒋介石非常高兴，他对陈说：“我准备对设计委员会进行改组，由你担任主任。”
对于设计委员会这个组织，陈布雷感到很陌生。回去调查后他才知道，该委员会主要工作是网罗国外留学青年，加以训练，以为当局服务。委员会之前实行常务委员制，而且杨永泰、熊式辉等人均是常委，委员达到20多人，而且职权界定极为混乱。
让自己接手这个委员会，陈布雷感到头皮发麻，他找到蒋介石，希望蒋收回成命。但蒋决心用一个职位拴住陈，自然不肯答应，最后同意由徐庆誉担任常务副主任，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陈布雷则专心给蒋介石写文章，并留心文化宣传和理论研究。
这是一个一举三得的决定：蒋介石用一个虚职拴住了陈布雷，陈布雷摆脱了委员会庶务的烦扰，徐庆誉则成为了这个委员会的当家人。
担任虚职，专心撰文，这是陈布雷比较喜欢的方式。到了6月，蒋介石回南京参加了中央军官学校十周年纪念，陈布雷为蒋撰写了《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蒋对此文非常满意。
到了9月，蒋介石到溪口老家养病，陈也陪同左右。此时，日本侵华野心勃勃，全国各界抗日情绪高涨，但“围剿”红军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蒋岂肯轻易放弃。于是，蒋打算让陈写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希望对中日朝野都有所警告，让中国人民觉醒，让日本知难而退。
一听到《敌乎？友乎？》这个题目，陈布雷就感到有些犯难。陈布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人，但并不是非常优秀的战略家，日本已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下一步会不会继续扩大侵略，很难预测，所以日本是敌是友，陈布雷把握不了。
但后来这篇文章还是写了出来，并发表在了《外交评论》上，署名“徐道邻”。
文章是不是这个徐道邻写的呢？实际上关于文章作者，有三种说法：一是陈布雷撰写；二是蒋介石在病床上口述，陈布雷记录、修改；三是蒋介石授意，徐道邻代拟，陈布雷进行了一些修饰。
当时徐道邻只是一个留学归来的年轻人，似乎写不出这种文章，所以陈布雷是本文作者，是较为流行的说法。而之所以署名“徐道邻”，是因为蒋、陈二人想尽量避开非议。
这篇文章共分8部分，近3万字，大概知道这篇文章可能会引起争议，陈布雷在文章开头部分就写道：
世人论述中日问题的论文，已经很多……凡一般政治学者所已经论到的，我无须赘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避忌不言的，此文将倾量尽述而无所隐饰。知我罪我，听诸读者。
陈布雷此段话大意就是，别人讲的我就不讲了，我还是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吧。理解我，还是怪罪我，任凭读者诸君评断。
到底日本是友，是敌呢？文章认为：
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也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轰动。就连文学巨匠鲁迅也加入到了讨论的行列，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到：
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作者是徐树挣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
从《敌乎？友乎？》到“友乎，主乎？”，鲁迅显然对蒋氏统治集团进行了讽刺，而文章也因为受到鲁迅的批判而影响大增。
显然，文章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因为日本并不是中国的“友人”，并没有因为遭到痛斥而放弃侵华，相反他们还变本加厉发动了全面侵华。因此，《敌乎？友乎？》也成为陈布雷文字生涯中的一大败笔，而且是败笔中的名篇！
出任侍从室二处主任
提到陈布雷，人们很容易想到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侍从室，因为陈布雷就是长期在侍从室任职的。
单从字面意思理解，“侍从”二字带有很强的封建帝王色彩，一般指为帝王服务的人。孙中山、毛泽东都严禁把身边的人称为侍从，秘书便叫秘书，卫士便叫卫士，或者警卫。但一生推崇曾国藩的蒋介石却不同，早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挂以“侍从”二字，如侍从参谋、侍卫长等。
1932年蒋介石第二次复出之后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他在汉口成立了鄂豫皖三省“剿总”司令部，又在南昌成立了行营。蒋经常带着副官、秘书、参谋人员到处跑，蒋的决策秘书杨永泰就建议，把蒋的这些身边人员组成侍从室，编制列在南昌行营之内。
侍从室刚成立时，功能很简单，主要是秘书加警卫，里面工作人员的级别也不高。但很快，蒋介石发现这个侍从室很有“搞头”。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模式是“一府五院”制，这个模式是当年孙中山提出的，谁也不能推翻。加之，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汪精卫，立法院院长是孙科，司法院院长是居正，考试院院长是戴季陶，监察院院长是于右任，这六个人都是元老级人物，是不能轻易得罪的。上次蒋介石得罪了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结果被迫下野，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此时蒋介石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工作职责上只主管军事，政事则由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负责。蒋哪能甘心与汪分权，让“一府五院”掣肘。蒋介石发现，可以让侍从室承担部分政治功能，这样他就可以从汪精卫手里夺得不少权力。
加之，此时恰逢红军长征，南昌行营撤销，侍从室原来的人员出现很大变动，于是，蒋决定乘机扩建侍从室。
扩建之后，侍从室分为侍一处、侍二处。侍一处负责管理军事要务，下设一、二、三3个小组，分别负责总务、参谋和警卫。侍二处负责管理政治、党务，下设四、五2组，四组主管政治、党务、秘书业务；五组主管幕僚秘书，脱胎于陈布雷当时主管的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
1936年2月，在蒋介石的命令下，陈布雷来到汉口，就任侍从室二处主任，同时兼任第五组组长。
侍从室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纵观古今，都很少有这种先例，它是蒋的机要部门，知道许多最高机密；它秉承蒋的意志办事，权力很大，当时国民党高层决策的上呈和下达，都离不开侍从室。
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曾经这样评价侍从室：“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为历史上所罕见，勉强地做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仿佛有一点相似。”
当时，侍一处、侍二处两处主任互不隶属，共同接受蒋介石领导。但当时还有一个规定，陈布雷对第一处的军情通报及重大事项有特许调阅权与预知权，凡是侍一处、侍二处发出的密电稿，都要由陈布雷一一审阅，以准确体现蒋介石的指示精神。
因为这个规定，陈布雷实际上成为了侍从室这个“军机处”的军机大臣，而且还是首席军机大臣。
陈布雷不仅是首席，而且还非常稳定。在侍从室存在的10年间，侍一处主任换了好多位，后来成立的侍三处主任也是经常换，唯有侍二处一直由陈布雷担任主任。
在蒋介石崛起时累倒了
在筹划扩建侍从室时，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此时正值日寇侵华之时，而国民党似乎无意抗日，而是全身心忙着内战。在这全国代表大会上，社会各界都希望，作为军事委员会的蒋介石，应该对抗日问题有个明确表态。
蒋介石要发言，他背后的这些理论家就先忙开了，先是国民党的大理论家戴季陶草拟了要点，然后由陈布雷连缀成文。这个文章非常不好写，因为全国各界一致呼吁抗日，但蒋这时对抗日的意愿却不大，那么发言稿里就需要给不抗日找到一个能够让大家信服的理由。
绞尽脑汁，陈布雷还算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在发言稿里写道：
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
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抗日“限度论”，其核心就是忍，忍无可忍，重新再忍，像狗一样忍辱负重，以忍让求和平。
面对日寇入侵，委员长却大谈“忍让”，这固然会引起国人的不满，但一篇主题难以服众的文章，犹能写得如此铿锵有力，不能不说陈布雷的文笔确实不是盖的！
在随后召开的五届一中会议上，国民党高层权力格局又有了新的调整，蒋的两个政敌，胡汉民成为了中常会主席，汪精卫被推为中政会主席，而蒋则兼任了中常会、中政会副主席，同时兼任行政院院长。
这轮人事洗牌之后，蒋介石认为，胡汉民的这个中常会主席倒还不怎么样，因为胡汉民现在还远在欧洲；但汪精卫这个中政会主席则不同了，中政会在当时是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权力很大，而且汪精卫年轻力壮，上蹿下跳，在国民党内颇有一定的影响力。
为了掣肘汪精卫，蒋介石心想，既然你汪精卫已经是主席了，那我就安排一个秘书长进去吧。
在政界混过的人都知道，秘书长这个职位向来权力很大。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汪精卫岂肯上当，他立即利用中政会主席的身份，提名自己的亲信顾孟余，担任中政会秘书长。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让陈布雷担任了中政会的副秘书长。
单就中政会这一个单位来看，汪精卫担任的是主席，他的手下大将顾孟余担任的是秘书长；而蒋担任的是副主席，陈布雷担任的副秘书长，似乎这次会议蒋的收获不大。
实际上恰好相反，第二次复出时，蒋只有一个军事委员长这一个实际职务，也就是说他只掌握军权。这一次他兼任了行政院院长，也就掌握了政权。因为胡汉民没有回来，蒋这个副主席实际上就掌握了中常会。因此，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从一个军队首领，一下子兼领了中常会、行政院、军委会三大要职，而中政会，他也控制了一半。
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之后，蒋介石志得意满，精力旺盛，没有想到这个时候陈布雷却累倒了。因为他既要经常和蒋一起商议国事，起草文件，又要兼任侍从室二处主任、中政会副秘书长。
尤其是中政会的事情非常麻烦，那些老官油子办事没效率，还经常找麻烦。陈布雷是一介文人，敏感而又文弱，如何架得住这些官油子的叨扰。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说：“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乎精神错乱。”
无奈之下，陈布雷只好向蒋介石请假，休息了一两个月。
两广事变与《报国与思亲》
1936年5月，一直坚持和蒋介石死磕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脑溢血去世，蒋非常高兴，立即对粤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消两广半独立状态；改组广东省政府；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取消广东货币，统一法币。
对付粤系的那些官员，蒋做得更绝，你们愿意来南京工作，可以来南京工作；如果不愿意来，政府可以资助你们“出洋”考察，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下野滚蛋。
按理说，如果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内，蒋的这些诸如统一法币、统一委派军官的措施并不算过分，但问题是广东当时并没有完全归南京政府领导，它和“邻居”广西一起，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
现在胡汉民死了，粤系并没有树倒猢狲散，因为他们还有新的领袖陈济棠。看到蒋介石磨刀霍霍杀上两广，陈济棠联合桂系李宗仁，以呼吁抗日为由，发动了“两广事变”。
蒋一面调陈诚等率领部队入广，一面用起了反间计，先是联系上了粤系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随后第二军不战而退，决定拥戴余汉谋取代陈济棠；再接着，广东空军司令员黄光锐北上投蒋。无奈之下，“南粤王”陈济棠前往香港，淡出政坛。
粤军曾经是国民党最为依赖的主力部队，没有想到蒋介石三下五除二就把这支部队给搅和散了，蒋介石非常兴奋，他带着陈布雷来到广州，住在了黄埔军校原来的房子里，准备直接指挥军队，讨伐桂系。
晚上，两人一起散步，蒋想到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随即有了北洋军阀近20年的辉煌，而眼前黄埔军校与当年的小站练兵何其相似啊！
蒋兴奋地对陈说：“昔日在此练兵，而得以统一中国，将来本此精神，与日本抗战到底，我相信亦可胜利！”
听了蒋介石的这番话，陈布雷对国民党的前途也充满了信心。
两广事变，陈济棠是主力，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只不过是敲边鼓的。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收拾起敲边鼓的李、白二人，却费了不少周折。
当时，桂系有核心人物，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黄在中原大战时已经投蒋，于是蒋介石提出，让黄绍竑主政广西，调李宗仁为军委常委，调白崇禧主政浙江。
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分化新桂系。黄绍竑自然愿意立即赴任，但李、白不肯上当，不愿离开广西，两广事变陷入僵局。
此时，日本步步紧逼，蒋、桂双方却动用近80万大军相互对峙，大战一触即发，广西人心惶惶，国内各界都非常不满。迫于外界压力，蒋、桂双方都渴望和解，终于在9月达成协议，桂系继续维持现状，而李、白则在表面上服从蒋的领导。
两广事变终于结束，蒋介石再次从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就在这时，蒋的50岁生日即将到临。双喜临门，全国准备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祝寿活动。蒋介石不想太铺张，决定作华山之游。临行前，蒋介石对陈布雷说：“远行太苦，你就不要去了。”
陈布雷本以为趁蒋介石出游，自己正好可以休息几天，没有想到蒋又给陈安排了“家庭作业”，即写一篇《报国与思亲》，文章要在蒋生日前发表。
蒋介石还提出要求，文章要突出“忠孝”二字，写得要有感情，能够动人以情，要达成这样的效果：要像《陈情表》一样，读后不流泪者，非孝子也；还要像《出师表》那样，读后不感动者，非忠诚也！
蒋介石一直试图凭借中国的忠孝文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陈布雷，对忠孝文化也非常认可。所以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陈布雷“连日心思散乱，屡作屡辍”，最后终于完稿，并立即寄往华山。
文章首先强调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为立国精神，号召国人“以孤寡再造衰宗之志，戮力报国”。接着，文章切入主题，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警告那些不忠于职守、不积极“剿共”的军人，要认清当前形势。
看了这篇文章后，不仅蒋介石满意，就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也大加赞赏，恭维“此文命意措词及结构均好”。当时的一些报纸，还夸张地说：“这是蒋委员长在自己诞辰之前，念国难，念母恩，含着眼泪写出来的至诚至情之文。”
后来，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把这篇文章作为必读的国文教材，而且还要求学生必须背诵。
违心起草《西安事变半月记》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迎来了他的50岁生日。这一天，洛阳城大街小巷，车水马龙。行辕内外，阎锡山、张学良、傅作义，这些权倾一方的军政大员，都赶来为蒋祝寿。洛阳军分校的学生列队为蒋祝寿，空军则动用50架军用飞机，在洛阳上空摆出了一个大大的“寿”字，老蒋顿时心花怒放。
陈布雷没有能够赶上如此宏大的庆寿活动，因为他身体不好，此时正在南方养病。然而，就在过寿的前一天，蒋介石又招陈布雷去洛阳。这是因为，蒋在洛阳过寿，名为“避寿”，实际上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监督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接到蒋的命令后，陈立即抱病前往，在蒋过寿的当天下午，陈才匆匆赶到洛阳。在这里，他陆续写了《论国事今后之希望在集中力量自立自强》《为扫除汉奸剿灭残“匪”告民众书》《“剿匪”总部政训处告国人书》等文章。
文章的大致思想包括，“不肃清汉奸，且消灭‘残匪’，将无逃于内外双重夹攻之危险”，而解决这一危险的唯一“良方”就是：先统一，消灭红军；后御侮，对日开战。
文章的这些思想自然也就是蒋介石的思想，所以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已经成为了替蒋介石发声的喉舌。
过寿之后，蒋介石开始了西安之行，陈布雷因为身体不好，得以回南京养病，他也得以逃过西安事变这场劫难。
12月12日下午，陈布雷正在家里休息，突然接到陈果夫电话，陈果夫问：“布雷先生，你是否知道西安事变的事？”
陈布雷很奇怪问：“不知道啊，西安事变是怎么回事？”
陈果夫告诉陈布雷，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陈布雷虽然是才华横溢的大才子，却不是那种临危不乱的军政之才，听到蒋介石被扣押之后，陈布雷惊慌失措，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此后十数日间，余在京之繁忙痛苦，彷徨焦愤，直不可用言语形容。”
迫于当时抗战形势，最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2月26日蒋介石飞回南京。陈布雷和众多文武大员一起到机场迎接。看到一个月前还身体强健的蒋介石，居然被人扶着走出飞机，陈布雷立刻哽咽起来。
走到陈布雷面前时，蒋介石说：“布雷先生，邵元冲、蒋孝先、萧乃华都殉难了。”邵元冲是陈布雷的浙高同学，萧乃华是陈布雷的部下，陈布雷和二人私交都不错，转眼阴阳相隔，陈布雷心里很难过。
接着，蒋介石又说：“这次幸亏你没去。”陈布雷感动得再也说不出话了。
西安事变结束了，但曾经被舆论大肆美化的领袖蒋介石，居然在西安被张、杨扣押过，外界对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具体详情，都不是很清楚，于是各种猜测不断出现。为了平息猜测，国民政府必须对外界有个公开的说法。
当然，这个任务又落在了陈布雷的头上。
文章是由陈布雷来写，但调子却是由蒋介石先定。蒋定的调子是，文章要告诉外界这样一个“事实”：张、杨狼子野心，犯上篡权；事变中，俺老蒋临危不乱，用“人格”“诚实”“信义”训斥张、杨，令二人非常感动。
更绝的是，蒋还告诉陈，西安事变时，自己每天念《圣经》，发现《圣经》上写道，上帝将派一位女人来救我。果不其然，夫人冒险飞来西安……所以，蒋的意思是，自己能够成功脱险，实际上是得到了上帝的庇护。
有了蒋介石的这个“调子”后，陈布雷所要写的注定是一篇充满谎言的文章。陈布雷有点为难地说：“我没有去过西安，对事变经过不是很清楚，恐怕会辜负领袖重望。”
蒋心说，你不知道，才能编得更好嘛！于是，他安慰道：“这没关系，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写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文人写文章推崇“求真”，写这种充满谎言的文章，陈布雷非常痛苦，他在日记里说：“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尽管如此，陈布雷最后还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写出了《西安事变半月记》，后面附上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公开出版。
尽管蒋对文章非常满意，当时也有很多报刊对文章进行了连载，但真相很难掩盖，因为参与这件事的人太多了。例如，事变中在华清池捉蒋的孙铭九，就曾经写过《临潼扣蒋》，这篇文章和《西安事变半月记》至少有8处不符。《西安事变半月记》中说，孙铭九见到蒋后就“长跪而泣”，而《临潼扣蒋》却写道：“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发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
两个说法相互对比，显然《临潼扣蒋》中的说法更符合逻辑。
就这样，通过孙铭九这些当事人之口，西安事变的真相还是很快大白天下，陈布雷捉刀的《西安事变半月记》，也因谎话连篇而成为了陈布雷一生中的又一著名败笔。
庐山谈话令国人振奋
西安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陈布雷的日子过得非常不如意，一方面是因为他经常生病，又要抱病工作；另一方面，他对蒋介石奉行的一些政策，尤其是不抵抗政策，不能完全理解，对起草《西安事变半月记》这样充满谎言的文章非常抵制。
因此，自写完《西安事变半月记》之后，陈布雷先在杭州养病，后又在南京休假，直到1937年7月3日，他才在蒋介石的邀请下，去了庐山，参加由蒋介石、汪精卫召集的学术界名流谈话会。
然而4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加剧，国内抗战呼声很大，蒋介石让陈布雷立即起草一篇《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声明》。
7月16日，庐山举行了第一次谈话会，蒋介石、汪精卫同时到达会场，汪精卫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平心而论，坐在台下的陈布雷虽然对汪精卫的巧舌如簧非常欣赏，但对汪的人品却有点反感。汪在讲话中大谈“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第二天，庐山举行第二次谈话会，蒋介石宣读了由陈布雷起草的《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声明》。讲话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变”并非偶然，也承认“人家是处心积虑地谋我”。蒋介石这样做是出自陈布雷的建议，蒋主动承认问题的态度，也得到了与会名流的高度认可。
关于抗日问题，蒋开头又老调重弹地说：“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但接下来，蒋又讲道：“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这次讲话中最著名的一段出现在最后，蒋介石握着拳头，大声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陈布雷起草、蒋介石公开宣读的这篇《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声明》，后来改名为《最后关头》，于19日公开发表，它也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庐山谈话”。
“庐山谈话”是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正式声明，它表明了蒋介石对外政策上出现了重大转折，在此之后，轰轰烈烈的全面抗战终于拉开了帷幕。
“庐山谈话”不仅是蒋介石的转折点，也是陈布雷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后，陈布雷便不需要再为蒋介石“攘外安内”的政策进行辩护，而是用开始用他手中的笔，写出一篇篇像匕首一样的抗战檄文。
撰文号召全面抗战
“庐山谈话”之后，一贯体弱的陈布雷精神有所好转，大有大干一场的架势。鉴于战事不可避免，陈布雷说服妻子王允默带着家眷回乡下居住，自己好专心跟随蒋介石，全力辅佐蒋介石指挥抗战。
但在关键时候，陈布雷的身体总是拖后腿，8月初，陈布雷感到自己脑力严重不济，替蒋介石起草一份《告空军将士书》，只有区区2000字，陈布雷居然花了16个小时才写完。
陈布雷是个敏感而又有责任心的人，他担心此时正值全面抗战的关键时期，自己这个身体状况实在难以胜任，于是他向蒋介石递交了辞职信。蒋自然不舍得让陈布雷这个“笔杆子”离开，就把这封辞职信“留置不发”。
看到辞职信没有回音，陈布雷再次上书，明确表示：“请辞名义，仍留供笔札之役。”陈的意思是，我以后不当官了，只给你写写文章就行了。
蒋介石还是不许，就让熊式辉等人劝阻。劝阻无效后，蒋对陈说：“知道你身体不好，但工作还要干。可以把周佛海调到侍从室二处担任副主任，协助你工作。”
到了9月，侍从室进行改革，周佛海又兼任了本由陈布雷兼任的第五组组长。同时，军委会又设置秘书厅，张群任秘书长。这样一来，陈布雷身上的担子大为减轻。
尽管蒋介石发动了全面抗战，但日军推进的速度还是非常惊人的，到了当年12月，蒋介石被迫带着文武大员辗转到了武汉。
国难当头，依然有一些国民党军政要人希望与日本谈和。在一次会议上，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报告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其政府命令，愿意以传言人的资格，斡旋中日和平，并希望会见蒋介石。
一旁的汪精卫兴奋地说：“和平有一线希望矣！”
陈布雷对汪精卫的这种怯战态度非常不满，但作为蒋介石的秘书，他还是打电话给蒋介石，转告了徐谟带来的这个消息。
蒋介石历来重视情报工作，在陈布雷打电话之前，蒋介石已经知道这个情报，而且已经有了主张。他直接对陈布雷说：“可以让陶德曼过来一叙，由徐次长陪来。”
知道蒋的这个态度后，汪精卫高兴地说：“蒋先生是明智的，与日战则亡，既然陶德曼有意斡旋，我们可以接洽，停战、和平，此乃中国四万万百姓之幸也！”
陈布雷对汪精卫的这种“乞和”非常反感，一贯温和的陈布雷，这次却反驳道：“蒋先生这样做，仅仅是尊重德国这个第三国的意思，不能随便拒绝其好意，但这并不代表蒋先生已经接受让德国斡旋。”
虽然陈布雷说得理直气壮，但他还是担心蒋介石真得会“乞和”。随后蒋介石确实会见了陶德曼，但日方向中方提出的条件太为苛刻。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日方之条件、方式苛刻至此，我国无处考虑，亦无从接受，可置之不理。”
和谈没有任何希望，只有一战到底，陈布雷终于放心了。接下来，他将继续用他手中的笔，为抗战而呼吁。
陈布雷一生为蒋介石写了很多文章，其中比较令他满意的当数《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这篇文章写于1938年7月，文章只有6000多字，文章开头写到抗战以来，日寇在中国的暴行：
这一年中间，战区扩大到九个省份，将士牺牲至几十万人，民众死亡不胜计数，我们的农村田园工业建设，以及文化机关全被毁坏，壮丁青年惨遭杀戮，多数同胞流离痛苦，至于老弱妇女受到敌军兽行惨不忍闻的凌辱屠杀，尤为历史上未有的惨毒。
陈布雷还写道：
若果我们在目前情形之下求和平，其结果无非使子子孙孙永为奴隶，永为牛马，就是保存了国家的形式和名义，其祸害比亡国还要惨酷。
最后，文章提出：
将士们！同胞们！我们要一心一德，精诚团结，奋发努力！我们要不负全世界爱护正义和平的无数友邦人士的期待！我们要取得光荣的胜利来安慰我们死难的同胞，拯救沦陷区域内的苦痛同胞！我们更要对得起一切英勇牺牲的先烈，完成他们未竟的志业，无愧于我们历史的使命！
陈布雷的这篇文章用5种语言，通过广播电台向国内外广播。一时间，海内外各报争相转载，海内外华人无不感到振奋。
陈布雷本人对这篇文章也是格外满意，一贯谦虚的他在日记里写道：“张季鸾君评余此文为‘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起草《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
日军逼近武汉后，陈布雷撤离武汉，辗转来到桂林。12月初的一天，陈布雷陪同蒋介石一起，在桂林巡视。桂林山清水秀，美甲天下，但日寇步步紧逼，蒋、陈二人哪里还有兴致观赏风景？
就在这时，一名侍从人员递给蒋介石一封信。看完了信之后，蒋介石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孔祥熙派人送信来，说汪精卫正与日本人勾结。我们立即飞回重庆去，你是不是先到汪精卫那里探听一下虚实？”
探听虚实，这似乎是小人所为，一贯正直的陈布雷本不愿意做这种事。但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不辜负蒋的信任，陈布雷还是接受了。
陈布雷对汪精卫还是比较了解的。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27岁时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败入狱后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所在的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徐州、郑州、武汉相继沦陷，国民党内出现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国民党人，秉持“抗日必亡”的论调，与日方眉来眼去。
陈布雷这次去见汪精卫，其目的就是要看看汪精卫对抗战局势的真实看法，以及他和日本勾结到何种程度了。
年轻时的汪精卫确实是血气方刚，但在中国政坛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之后，他已经被磨炼成为一名精明狡诈的政客。单就个人感情来说，他对谦虚、正直的陈布雷还是比较喜欢的，但他也清楚地知道，陈布雷是蒋介石的秘书，也是蒋介石的“影子”，陈布雷这次来显然是为了刺探自己的。
一个正直的文人，去刺探一个狡猾的政客，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陈布雷既没有刺探到什么，他对汪精卫的劝说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随后，蒋介石也回到重庆，听了陈布雷的汇报后，蒋介石不甘心，再次把汪精卫叫到自己别墅，对汪精卫进行劝说。但汪精卫已经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蒋介石的劝说自然是无效。
不仅如此，陈布雷的到访，蒋介石的约谈，让一意孤行的汪精卫感到了危险，十多天后，汪精卫、周佛海突然跑到越南河内，公开发表了响应日本近卫首相的“艳电”，向日本政府“乞和”。
在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候，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叛国投敌，举国上下一片斥责。
当时，外有日寇虎视眈眈，内有汪精卫这样的汉奸，加之日本近卫内阁又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对中国进行诱降，国内一些人对这个声明颇感兴趣。蒋介石意识到了局势的危险，他立即让陈布雷起草一份驳斥“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
作为一名坚定的爱国知识分子，陈布雷对于起草这种文章兴趣很大。该如何写呢？陈布雷想到两点，一是应该揭露日本意图吞并中国的野心，二是鼓励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坚持抗战到底。
按照这个思路，激动不已的陈布雷奋笔疾书，很快写完了《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陈布雷一针见血地指出，近卫声明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文章还提到，日本及汉奸所谓“新生”的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所谓“共同防共”，“不过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我们宁可举国牺牲抗战，如果这个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应允，还待今日吗？”
文章交给蒋介石后，蒋介石非常满意，他审阅了四遍，然后令人正式播发。这篇文章影响极大，当时著名政论家张季鸾评价这篇文章为“抗战期中第一篇有力文字”！
被陈立夫胁迫加入CC
陈布雷不仅文笔好，而且人品端正，蒋介石、宋美龄二人都很敬重他。1939年4月，陈布雷体力不支，精神疲惫，但考虑到工作繁忙，他没有请假。这一切，蒋介石夫妇自然全看在眼里。有一天宋美龄对陈布雷说：“陈主任，你身体不好，不要硬撑。主席嘱咐我告诉你，是不是易地疗养一下？你是否愿意到昆明疗养，那边气候好，所需费用和交通工具，我会关照的。”
陈布雷非常感动，他说：“多谢蒋先生和夫人关心，去昆明太远，万一蒋先生有事，恐有不便。”
过了一段时间，宋美龄又找到陈布雷，交给他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说易地疗养不便，可以在近郊疗养。信中还一再督促陈布雷离开重庆，以保重身体为重。
到了当年11月15日，陈布雷50岁的生日来临了，日理万机的蒋介石没有忘记这件事，他写了“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个大字送给陈布雷。
作为一个秘书，能够得到蒋介石夫妇如此尊重，陈布雷这个秘书也算是史无前例。然后，令陈布雷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的器重还给自己引来了不少麻烦。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长期以来，国民党一直有一个特殊的派系——CC系。CC系成立于1927年，它是“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的字母简称。“CC系”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统局为根基，向文化、教育等区域横向进展，所以文教领域，一直是CC系试图争夺的领域。
在CC系中，陈果夫、陈立夫无疑是领导核心，但二陈并不是CC系的绝对领导核心，因为除他们之外，CC系还有朱家骅等小派系。
朱家骅这人非常厉害，他以聪明才智和过人精力而闻名，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不仅如此，他还是一名出色的官员，曾经长期兼任中统局局长。中统是CC系的核心，长此以往，朱家骅在CC系内也有了自己的一个小派系。
当时，陈立夫、朱家骅都想争夺文教领导权，而其中的关键就是争取陈布雷，因为真正对文教有较大话语权的是陈布雷。陈布雷是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蒋介石指示陈布雷：新闻、宣传、文化方面的事情你要多管管。
为了拉拢陈布雷，陈立夫多次希望陈布雷加入CC系，但都被陈布雷拒绝了。一天，陈立夫开着小轿车说是邀请陈布雷出去郊游，陈布雷上车了。小轿车越开越远，最后在一个偏僻小巷的楼前停下。
陈布雷有些紧张，陈立夫安慰道：“布雷先生，不用害怕，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家。”
进入房间，房间里空荡荡的，还设有香烛。陈立夫随手关上门，软硬兼施，说：“今天无论如何也要邀请你入盟。”说完，陈立夫递给陈布雷一张CC系的小誓书。
尽管陈布雷是铁骨铮铮的文人，但他和陈果夫、陈立夫都有些私交，面对这种情况，他有些不知所措，最后很无奈地加入了CC系。但一回到住的地方，陈布雷就生气地对陈立夫说：“立夫，你这样做不行，我要马上告诉委员长。”
果然，当天陈布雷就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蒋介石，并说：“我在你左右担任这样的职责，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做事。立夫这样逼我的做法，全不算数。”
蒋介石感到陈布雷的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就狠狠地批评了陈立夫。
尽管如此，后来这件事还是传开了，以至于外界盛传陈布雷是CC，这让一贯主张保持独立性的陈布雷非常不满，每提及此事，就“有余恨未消的样子”。
高度预见性的奥秘
在很多人的眼里，陈布雷都是一介书生，殊不知陈布雷也曾经做过秘密情报工作，而且做的时间还很长，做得还很成功。
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1940年初，蒋介石坐镇重庆，对全国各地的封疆大吏、高级将领很不放心。虽然蒋介石手下已经有了军统、中统这些情报部门，但这些情报部门对付一般人员还行，对付军政大员显然不行，因为这些军政大员有些比军统局局长戴笠、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职位还要高。
当然，这些大员并非无法对付，蒋介石绞尽脑汁发明了用经济观察政治，具体说就是收集这些大员的经济开支情况，来判断他们的政治态度。
但让谁来负责这项工作呢？要干好这个工作，一是要忠心，否则他和那些大员暗中勾结，这个政策就会失去效果；二是要嘴巴紧，那些军政大员别说戴笠、徐恩曾不敢惹，就连蒋介石也畏惧三分，如果让他们知道蒋介石在监视他们，难免会惹出很多麻烦来。
按照这两个条件，蒋介石立即想到了陈布雷。陈布雷本来不太愿意做这种工作，因为他既不屑干，又怕干不好得罪了这些军政大员。但出于对蒋介石的忠诚，他还是接手做起了这个工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陈布雷在侍从室二处第四组成立一个经济情报组。这个组没有固定编制，由陈布雷指定第四组组长陈方具体负责。
在工作分工方面，对于一般经济情报，由第四组2个一般工作人员负责即可；对于重要经济情报，则由陈方和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李惟果、军需署长陈良会同分析、判断，最后交给陈布雷。
经济情报组成立后，一大批国民党军政大员都受到了监视，其中最令陈布雷感到有些为难的是对时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的张治中进行的监视。
这是因为张治中曾经担任过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和陈布雷私交甚好。据陈布雷身边人回忆，当时陈布雷地位很高，包括陈立夫、朱家骅这样的高官来拜访陈布雷，都要经过传达室通报，而张治中每次来都不用通报，直接来到陈布雷办公室。陈布雷死后公祭时，只有张治中“行礼时泪下颇哀”。
要监视这样一个贴心的朋友，陈布雷感到为难。就在这时，一个机会出现了。
其实，在经济情报组里，不仅陈布雷和张治中私交好，军需署长陈良和张治中关系也很好。当年，陈良只是中央军校经理处处长，正是靠着张治中的支持，陈良才一步步升为军需署长。正是因为陈良、张治中私交好，所以张治中成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后，就委托陈良替自己寻找一个财务组组长。
财务组组长管账，正好可以借职务之便监视张治中。陈良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布雷，并提出让自己的学生魏锡熙担任这个职务。
经过陈布雷同意，经过陈良推荐，魏锡熙来到三青团中央团部任职。因为有“好友”陈良推荐，张治中对魏锡熙十分信赖，一切财务工作全部交给魏锡熙打理，魏锡熙这个经济情报员非常容易地获得了张治中的大量情报。
张治中本来也属于蒋介石嫡系，但因为张治中思想上有“亲共”倾向，所以被蒋列为“不放心人物”。根据陈布雷的指示，从1943年开始，魏锡熙经常把张治中各种经费开支、各项转款、私人机密费等信息，及时送给经济情报组。直到1947年，张治中在处理新疆三区事件中，表现出了强硬立场，陈布雷认为张治中的政治倾向没有问题，才命令魏锡熙停止对张治中的监视。
从1940年，经济情报组成立开始，陈布雷就是这个组的负责人。到1945年，侍从室名义上已经不存在，但这个经济情报组依然存在，并由陈布雷负责。直到1948年陈布雷自杀身亡，这个组才算正式瓦解。
负责这个组，陈布雷得到了很大好处。据魏锡熙后来回忆：
陈布雷长期参与国民党中枢机要，出谋献策，由于能经常提出预见性的政治见解，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器重。陈布雷在政治上的“预见性”，拆穿看来并无奥妙，这是他周密、精确地综合、分析各种情报资料，从而迅速掌握各方面的政治动向的结果。
为孔祥熙案做说客
人们常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抗战到了1942年，国民政府的财政紧张状况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为了解决军政费用紧张问题，由蒋介石兼任主席的全国节约委员会，向西南大后方推销“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亿元，每元折合法币20元。
当时，国民政府信誉很低，人们并不相信公债会涨，所以买到公债的人，为了安全起见，大都拿到黑市上赶紧脱售，能卖一文是一文。因此，公债很快由20元跌到10多元。
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国民政府的法币贬值更快，而这次公债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所以较为稳定。于是，公债很快由10多元法币，涨到30多块法币。公债的上涨，让那些已经抛售出手的人懊恼不已。他们痛定思痛，决定再出手买一些公债。
可是公债销售人员却告诉他们：“公债已经卖光了。”
这些人很奇怪地抱怨：“怎么可能呢？有一亿公债，怎么可能卖这么快？”
但事实似乎就是如此。这些人只有暗自懊恼，却没有办法。正当这些人绝望时，有个消息传了出来，公债其实并没有卖完，而是被中央银行业务局全部购进了。通过这次购进，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和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赚的是盆满钵满。
国难当头，孔祥熙、吕咸居然大发国难财，连一点剩汤也不留给我们！这一下大家愤怒了，他们收集了相关证据，提供给国民参政员，决定通过参政会，严惩二人。
参政会主席团成员王世杰试图阻止这个提案的提出，却遭到拒绝。王世杰慌了，立即把这个情况向陈布雷报告，陈布雷又赶紧向蒋介石报告。
就在这时，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提出了对孔祥熙的弹劾案。
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呢？蒋介石叹了一口气，对陈布雷说：“这件事很糟糕。孔祥熙必须辞职，所贪污的财产也应该分期吐出来。”
陈布雷对蒋介石的这个处理意见还算满意，没有想到蒋介石还有下文。蒋介石同意处分孔祥熙，却不同意把这件事列入参政会提案。
陈布雷很是不解。蒋介石解释说：“一旦列入提案，国际影响不好，一定会令英、美等友邦人士对国民政府产生较坏印象，这会对以后争取援助产生不利影响。”
也就是说，蒋介石的目的是不想让“家丑外扬”。
那么该如何捂住“家丑”呢？蒋介石对陈布雷说，你是新闻界前辈，你可以利用你的这个身份，给参政员打个招呼，陈说一些这件事的厉害关系，让他们把提案改为书面检举。
陈布雷很不愿意做这个工作，他对蒋介石提出的这个“厉害关系”也只是部分认可，但出于对蒋介石的忠诚，陈布雷还是找到了参政员陈赓雅。
陈赓雅来自上海报界，对报界前辈陈布雷很是尊敬，同时，陈赓雅也知道陈布雷现在的身份，此时陈布雷来找自己，实际上代表的是蒋介石。于是，陈赓雅问陈布雷，这件事该如何处理？
陈布雷提出，将提案改为书面检举，由参政会主席团负责人亲自交给蒋介石。
陈赓雅有些担心地说：“孔祥熙不仅是蒋介石的连襟，又是蒋介石政权的财政支柱，书面检举这种形式影响力太小，蒋介石会不会大事化小，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陈布雷立即表示，蒋介石一定会严办孔祥熙，并说这样既可以达到严办孔祥熙的目的，又可照顾到国际影响。
说服了陈赓雅之后，陈布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因为陈赓雅和傅斯年是这次揭露孔祥熙贪污案的主要推动者。
令陈布雷没有想到的是，陈赓雅虽然勉强答应了，但其他参政员却认为，既然不能把孔祥熙案列为议案，但可以改为“质询案”，反正要狠狠地“戳”孔祥熙一下才行。
于是，在参政会上，行政院院长张群在作报告时，提出了质询案，一时间大会为之轰动。陈布雷非常着急，立即派人把质询案文件拿走，声称蒋介石要看。大会没有也无法重新复印文件，质询案也不了了之。
此外，陈布雷还下令新闻界对此事进行封锁，所以当时社会上对此案知之不多。
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陈布雷对自己在孔祥熙案中的不光彩表现非常痛苦。幸好，后来孔祥熙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国库局局长吕咸也被免职，陈布雷的心理才得到稍许安慰。
靠坚持成为领袖“文胆”
抗战时期陈布雷身体依然不好，侍从室有一名医官经常来给陈布雷看病，久而久之，两个人推心置腹，成为至交好友。一天，医官对陈布雷说：“在侍从室行医虽然地位有一些，但收入不高，我想离职挂牌开业做私人医生。”
陈布雷立即劝阻道：“你千万要打消这个念头，你的命要紧。”
医官奇怪地问：“陈主任，这是为什么？”
一贯谨小慎微的陈布雷感觉说漏了嘴，他叹了口气说：“你要小心啊！古人有言，伴君如伴虎啊！”
从侍从室离职去做私人医生，也许还不至于像陈布雷说的那样有生命危险。但从陈布雷的这个担心中可以看出，在蒋介石身边任职，除了可以风光之外，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当然，对陈布雷来说，他的痛苦不是来自危险，而是来自工作的艰难。给蒋介石起草文稿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文章的主题思想乃至文章结构都由蒋介石定，陈布雷的思想与蒋介石的思想并非一体，但蒋介石交代了，陈布雷只好强迫自己按照蒋介石的思路去写。这对于追求独立思考的陈布雷来说，无疑是非常痛苦的。
关于写文章的艰难，陈布雷在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八时十分起，准备起草参政会开幕词，而口授要旨，繁复曲折，颇觉行文组织难以自然，而说理陈词，未能惬当，彷徨绕室，几乎不能下笔，至晚八时，犹只成八百字也。委座五次来电话，补充要点……”
写了一天，只写了800字，那边蒋介石又多次打电话增加要点，催促尽快完稿，可见陈布雷写文章的艰难。
后来，陈布雷的四弟也来到重庆，在侍从室帮忙，有的文稿由他代写，然后由陈布雷修改，陈布雷才感到轻松一些。
文稿写出来了，陈布雷还面临一个巨大的痛苦，那就是修改。陈布雷曾经对弟弟说：“为一个不懂文字而又刚愎任性的主子写文章，真是莫大的痛苦！”陈布雷说的这个“痛苦”，既是指蒋介石喜欢胡乱指点陈布雷写作，更是喜欢胡乱让陈布雷修改文稿。
一个文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来了，蒋介石一看不满意，就立即让陈布雷回去修改。最多的一次，陈布雷竟然要18次易稿，此中的痛苦，也许只有搞过文字工作的人才能有深切的体会。
尽管要忍受巨大痛苦，但陈布雷依然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他常说自己是嫁出去的女人，身不由己。对于为蒋介石写的那些文章，他从不居功，他说：“每一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个字，都是委员长的。”
事后，有人做过统计，抗战期间，蒋介石发表了600多篇文章，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出自陈布雷之手。正因为这个原因，陈布雷主持的侍二处被认为是蒋介石的思想加工厂，而陈布雷本人也被视为蒋介石的“文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