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神奇的岛国——日本》：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
明媚的春光中，上野公园里成千上万朵樱花或含苞或怒放，远近相间，连成了一片花的海洋。樱花树下，赏花的日本人，人头攒动却极具秩序，只听得花海中传来阵阵窃窃私语和轻轻浅笑。
温泉池中，热气腾腾，用石头铺就的汤池，上面是简朴的茅草顶棚，一切都显得优美而自然。池中人舒服地躺在水中，透过袅袅雾气欣赏远处雪景，细细品尝着手中的清酒。
战争中，两个日本军人，高高举起武士刀，面无表情向面前跪着的中国人砍去。旅顺屠城三日，幸存者仅36人。南京大屠杀，两个凶残的日本兵，追逐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一场杀人比赛。
赏樱花，泡温泉，品清酒，杀人比赛……哪个是真实的日本人？日本文化经过千年沉淀，似乎无处不显示着优雅和美丽。然而，看似温文尔雅的日本人，为什么来到曾经用文化乳汁哺育了自己祖先的中国，竟然会做出那样丧失人性的举动？
美国人鲁恩·本尼迪克特在他的《菊与刀》中，对日本人的性格特征曾有这么一段经典的描述：“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在外人的眼中，日本和日本人本身是截然不同的矛盾体，但在日本人身上却得到完美的统一，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性格。而造就这种性格的原因，除了偏居岛国等地理因素外，历史凝聚而成的文化传统也不可忽视。让我们穿越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观照眼下的日本，告诉你一些不能说的秘密。
1.神奇的历史跳跃
在浩瀚无际的太平洋西北角、亚洲大陆东岸的大海中，自东北至西南分布着一列细长的岛屿。这串岛首尾相连，弯弯的呈弓形布局，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这就是日本列岛。
提起日本，我们都很熟悉，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渊源深厚，但若问起日本这片土地是如何形成的，日本国这个国家又是怎样建立的，日本大和民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如同我国“女娲补天”的故事一样，关于这片土地的起源，日本人也想象出许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代代相传下来。据日本古书《古事记》记载的传说，日本是这样产生的：
世界开始的时候既无天地之分也无阴阳之别，整个宇宙是混沌一团。后来，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天地间生出最早的神——天之御中主神，之后又相继形成了四组八神。
众神的世界高高在上，他们将自己居住的世界称为“苇原中国”，先是出现创造世界的五位别天神，然后又出现了七代大神。这神世七代中的最后一代是一对兄妹，分别称作“伊耶那歧神”和“伊耶那美神”。二神结合，成功地创造出八个孩子，成为八个岛屿，共同组成了今天的日本列岛。
后来，“伊耶那歧神”生出一个美丽女神，名曰“天照大御神”，统管日本列岛。天照大御神的重孙神武天皇在这块土地上即位，成为日升之国的第一位皇帝。
由于神武天皇的神话传说，日本人将天皇看成是天照大御神的后裔，依“神敕”实行世袭统治，称日本为“神国”，将日本人看做天照大御神属下诸神的后裔，祭祀场所也被称为“神社”或“神宫”。
当然，这些神话故事仅是传说而已。据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在很久很久以前，大约大冰河时期，日本列岛曾与亚洲大陆相连，现在的日本海当时恰如一个内陆湖，直到一万年以前，由于地壳变动，海面上升，日本列岛才逐渐成为今天与大陆隔离相望的岛屿。
从历史的长河往前追溯，停留在新石器时代，那时的地球比现在年轻一万多岁。当时，日本这块土地和亚洲大陆已经隔离开来，成为四面环海的列岛。渡过大海去和大陆来往，这对当时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从日本的北海道到九洲，日本列岛上的社会，在一万年前基本上处于孤立状态，而不得不走上独自发展的道路。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这片地球的孤岛上生活着，越活越勇敢，越活越丰富，创造了日本列岛上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岛国文化。
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非常迅速，这给周围的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带来有力的影响。公元前3世纪末期，汉帝国兴起时，拥有农耕和铁器的中国文明传入朝鲜半岛，从那里渡过朝鲜海峡，进入日本。一万多年来，朝鲜海峡使日本列岛的社会同大陆文明隔离开来，犹如天堑。但到这个时期恰恰相反，朝鲜海峡成为联结两国文明的通路。外来文化首先出现于九州北部并逐渐向东发展，到了后期基本上遍及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境。
农民开始学会使用灌溉技术，摆脱了以前单纯依靠自然雨水耕作的限制，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并且稳定下来。当时的人们非常重视农业，尤其珍惜辛苦劳作一年得来的丰收果实，当粮食有剩余时，便建起了架得高高的粮仓来储藏粮食。用于祭祀的房屋像储藏粮食的粮仓一样，下面用无数根木头柱子支起来，但是，它比粮仓要高大而漂亮，甚至还在房顶做上弯角的装饰，以表明它的特殊身份。后来，由仓库的样式衍生出各式各样的祭祀宫殿，祭拜心中同样重要的神灵。所以，一般认为最开始的高架式仓库，是日本神社的起源。
生产力发达的同时，有了贫富差距和贵贱身份的分化。开始出现族长这样掌管一族事务的首领，也有了普通的被统治的族民，慢慢形成了国家。
中国的《汉书》曾有这样的记载，公元1世纪后半叶，“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意思是说，朝鲜乐浪那边的大海里有倭人，他们分成100多个小国，每年来中国进献。到公元57年，倭国的使者不仅到乐浪，甚至到达了位于中国中原的首都洛阳。就是从这时开始，日本社会一直不停地汲取着中国的先进文明，而日本也迅速地脱离野蛮的原始社会阶段，进入更加先进的文明阶段。
在今天，如果把日本和日本人称为“倭”，带有明显的贬损含义。但是事实上，在古代，“倭奴”却是日本人的自称，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记载的真实性。1784年，在九州福冈县的志贺岛曾出土一颗金印，上有蛇钮，分三行刻有五个隶体字“汉倭奴国王”。一般认为，这颗金印就是东汉光武帝在公元57年对前来朝贡的倭奴国王所赐的那枚印章。
金印被发现后，由福冈藩主黑田家收藏，现为日本国宝，陈列在日本的福冈市。据此认为，倭国之名是从中国传入，当时日本列岛的人接受了这一称呼，自己也使用这一名称。据史书记载，邪马台国曾经先后三次遣使来洛阳朝贡曹魏政权，而曹魏也回派了使节。曹魏还赐给卑弥呼女王一颗“亲魏倭王”金印。
就在邪马台与中国礼尚往来之际，在日本本州中部，另一支被称作“大和”的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并在100年后统一了日本列岛。公元前42年前后，神武天皇将其建国的地方称作“和”或“大和”，意为多山之地，是以地形命名的国名。随着日本列岛的统一，“大和”这个名字也就长期成为日本的国名。
公元6世纪，倭国开始大力吸收中国的先进技术、文化，从而使其政治、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渐强。倭国国王遂对“倭”的称号感到不满，并自认为居于东方，乃日出之处，便逐渐用“日”字代国名。日本一名是从日之国演变而来的，意为日出之国。
大化元年（645年），日本孝德天皇即位后，通过大化革新完成了日本全境的统一。为了区别以前的大和政权，将国名正式改为日本国。有关这一过程，在《新唐书·日本传》中也有记载：咸亨元年（670年），倭国遣使入唐，此时倭国已“稍习夏言，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出，以为名”。由此可见，日本得名与日出有关系，至少在公元670年已改用现在的国名。
在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日本基本完成了统一。日本统一大业的实现，是无数民族英雄和大批底层平民经过长期奋战，克服重重障碍和困难才换来的。在大和政权的领导下，日本列岛国泰民安，国势蒸蒸日上，作为国家的日本慢慢凸显出来，大和成为日本的精神统一体。直至今日，整个日本列岛都称自己为大和，而所有的日本国民，也称自己为大和民族人，就像中国人自豪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一样。
2.征战朝鲜初尝败绩
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高句丽、新罗、百济各自占据一方，高句丽在北，新罗居东南，百济居西南，这三个国家虎视耽耽地相互对峙着。
随着形势的发展，北部的高句丽实力增强，开始积极南下，南部的百济与新罗之间也互有侵扰。百济不断受到高句丽和新罗两面夹击，苦不堪言。为摆脱这种处境，百济不得不远交近攻，采取一系列外交牵制手段，与中国北方政权通好以牵制北边的高句丽，与东边隔海相望的大和国结交以牵制东边的新罗。这给大和国染指朝鲜半岛提供了机会。
大和国历来把朝鲜半岛视作“宝国”，觊觎日久。因此，百济主动与之结交，无异于送上一块蛋糕，岂有不吃之理？于是，它利用朝鲜半岛对峙的形势，趁机侵占了新罗的伽椰地区，称之为“任郑”，并设立了任那日本府。
新罗看到自己势单力薄，无法还击，便向北边的高句丽发出求援。求援信中写道：“倭人遍布我的国土，入侵我的城池。”高句丽和新罗毕竟同属于一个民族，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外族入侵时立即矛头一致，共同对外。
公元400年，高句丽派遣步兵和骑兵5万人，大举南进，并与新罗联手包围百济，攻打任那，很快就击退了大和国军队。大和国不死心，预谋再次入侵。
公元404年，又一轮的袭击如狂风怒涛般猛烈，其范围之广，甚至席卷了朝鲜半岛西北部。然而，高句丽的反击更加猛烈，大和国再次遭到惨败，反败为胜的希望彻底破灭。
公元562年，设在任那的日本府终于垮台，从朝鲜半岛撤退，这对大和国是一次严重的打击。首先，皇族和中央贵族一直从朝鲜获得先进的技术，现在退回日本列岛后，这一来源失去有力保障。其次，朝廷威望在地方贵族眼中也一落千丈。与朝廷的弱势相比，地方贵族们凭借自己在地方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利，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以各种名目兼并土地，抢占部民，经济实力日渐膨胀，生活也日益奢华，大和国中央统治的权威面临挑战。
大和朝廷不甘心自己的没落，不断出兵远征朝鲜半岛，以期提高皇族的威望。但是，这种侵略战争仅仅利于大王和他的皇族及中央贵族们，于民众和地方贵族，则是无尽地服役和缴纳军粮军需。民众和地方贵族对此积怨已久，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下去，抵制远征的反抗时有发生。
没有什么政权能统治万世江山。大和国成立150多年以后，对外远征朝鲜失败，对内地方豪族反叛，内忧外患的局面不断地刺痛着朝野上下的神经。
3.第一次挑起对中国的战争
公元655年，孝德天皇死后，中大兄的母亲皇极天皇再次登上皇位，这次不叫皇极天皇，改称“齐明天皇”。
此时，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史称“朝鲜三国时代”。三国皆欲统一朝鲜半岛，故而三国之间的关系显得极其微妙，时友时敌。新罗最初与高句丽结盟以对付百济，百济因受此威胁，转而向与其有较长时期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日本寻求援助，而日本也希望通过百济以达到其扩张势力的意图，于是，两国结盟。
但随着高句丽势力南下，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当初与百济交恶的新罗逐渐放弃与高句丽的盟约，转而开始与百济结盟对付高句丽。然而，自新罗从百济手中夺得被高句丽霸占的汉江流域，疆土抵达黄海后，新罗开始面对高句丽、百济以及日本的联合进攻，遂与有意攻灭高句丽、收复辽东地区的唐朝结盟以对付百济、高句丽以及日本。至此，在7世纪中后期的朝鲜半岛，形成了以唐朝、新罗为一方，高句丽、百济、日本为另一方，双方对峙的局面。
公元660年，唐朝在解决了北方突厥问题之后，得以腾出手专心解决新罗问题。唐军进攻高句丽受挫，唐高宗决定绕开高句丽，直接渡海出兵百济，以救援新罗。唐高宗以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军10万自成山（今山东荣成）渡海进军百济，新罗武烈王闻讯之后率兵5万与唐军会师。此时，百济军屯守熊津口（今锦江入海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7月18日，百济义慈王自熊津出降，百济灭亡。
百济灭后，唐朝在百济故地设置五都督府，留下大将刘仁愿率领1万唐军留守，并任命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但王文度在赴任途中不幸病死，于是唐高宗诏以刘仁轨接替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从此，百济处于唐朝统治之下。
百济被灭后，原来的贵族残余以鬼室福信为核心，重新起来组成一支叛军，据守周留城，抗击唐军。660年10月，鬼室福信为了重建百济王朝而向日本发出救援：“希望贵国归还631年就开始作为人质留在日本的丰璋王子，使其继任百济国王，并且请求日本派遣援军以复兴百济。”
百济朝廷残余势力向日本传去的百济灭亡的消息，着实令日本大为震惊。当时的日本，由于大化改新成功，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把百济前来请求救援，视为大展日本国威的良机。日本统治者认为：“非救百济不可，这是重要之战，应由天皇亲自率领军队，以提振士气。”
中大兄太子决定陪齐明天皇亲自西征解救百济。然而，661年7月，齐明天皇在西征途中病故，太子中大兄即皇帝位，是为日本“天智天皇”。
虽然日本齐明天皇病逝，但是日本征战的决心却没有改变。662年春，天智天皇用170艘军船送丰璋王子回国，还送给百济大量作战物资。由此可见，日本对百济的支援颇为尽力。6月，天智天皇命令已先期进抵半岛的日军发起进攻。日军兵力2万余人进攻新罗，直接威胁唐军与新罗军队的联系通道。唐高宗得知日本出兵百济后，立即命令熊津道行军总管孙仁师率唐军7000人救援熊津。
然而不久，百济发生的巨变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半岛局势。同年8月，鬼室福信被百济王扶余丰以谋反之罪所杀，百济国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唐新联军在得到唐军孙仁师部补充之后，趁此百济动乱之机，击破熊津。不久，百济王扶余丰遣使向日本求援，日本水师进发百济。于是，引发了史上有名的“白江口之战”。
663年8月27日，日本与百济水军4万余人，乘坐1000多艘战船抵达白江口。此时，唐军刘仁轨、杜爽及扶余隆率领的唐新水军1万余人，分乘170艘战船也进抵周留外围，停泊在白江口之上，并按照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
狭路相逢，双方水军于此遭遇。日本与百济水军经过简单布阵之后，率先冲向唐新水军水阵。由于唐军船只都是巨舰，舰大而坚利于防守，而日军船多是舢板小舰，船小而薄弱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经接触，日本与百济水军立刻便处于下风，慌忙将战船撤回，并重新整队布阵，与唐新水军继续对峙。但此时，唐新水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立刻重整水阵坚守。
8月28日，经过一夜重整的双方水军继续鏖战。唐新水军凭借船高舰厚，自上而下发射火箭，日本与百济水军因舰小船薄，纷纷中箭燃烧，水军军士弃船跳入海中，又于海中中箭，顿时鲜血四散，海水染成了红色。见此形势，日本与百济水军统率命令向唐新水军舰船发射火箭，但是唐新水军船高舰厚，虽然一处着火，随即可以扑灭。眼见发射火箭亦无作用，日本与百济水军开始慌乱。有的舰船不辨方向与唐新水军巨舰相撞，即刻沉没，军士死伤无数；有的舰船慌忙逃窜，烟雾之中不分敌我，竟然与己方船舰相撞，也即沉没，军士死伤无数。眼见大势已去，日本与百济水军残军溃退。见此状况，先前在岸上守备的百济王扶余丰立刻乘小船逃窜，前往高句丽。
白江口之战的失败，使日本统治阶级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从信心百倍与唐王朝抗衡的亢奋心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也促使以日本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们认识到，当时的唐王朝，是东亚和世界强国，日本想要和唐朝抗衡，必须向唐朝学习，不断加强自身实力，实现国富民强。
4.遣唐使来到中国
发展对唐关系，全面吸收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是当时日本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派遣唐使，就是其重要措施。
白江口之战后，日本统治者认为，要使日本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故此，日本致力于发展与唐朝的关系，而唐朝也不计前嫌，主动遣送白江口之战的日本俘虏回国，并派遣在唐的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回国。
唐朝是当时世界强国，政治、经济、文化均处领先地位。因此，所谓四方蛮夷朝贡之国络绎不绝，或求其庇护，或与之发展贸易。作为唐王朝，只要承认主从关系，不论国家大小，皆爱之如一，怀柔存抚。唐朝出兵帮助新罗的主要目的，就是扶持弱者免遭欺凌或吞并，借以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继续保持业已存在的关系，满足天朝大国的虚荣心理，当政治和外交途径行不通时，才出兵帮助新罗大败百济与高句丽而完成统一。白江口之战之后，唐朝主动从朝鲜半岛撤兵，进一步加强了同新罗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使统一后的朝鲜半岛经济、文化得到更快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当初日本派遣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外交途径，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同时探听唐朝的对日政策，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免遭不测之祸。此后，日本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到民间风俗习惯等方面，全面吸收唐朝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以致形成了所谓“唐风文化时代”。
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大多由博通经史、娴习文艺的学者和文人担任，并有医师、乐师、阴阳师等随行。实际上，早在推古天皇的时候，日本就曾四次派遣使者远渡重洋，到达中国隋朝的都城洛阳，这是日本作为国家和中国正式交往的开始，是日本派遣大型文化使团直接吸收中国先进文明的开端，遣隋使可以说是后来遣唐使的先驱。
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的200多年里，日本先后派遣19次遣唐使。其中有两次任命后因故中止，一次专为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国而派遣“迎入唐使”，三次陪送唐朝赴日使节回国而派遣“送唐客使”，实际上正式派遣到唐朝的遣唐使共有13次，最多一次出行4艘大船，共计600余人。
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使节出发前，按照惯例，天皇要设宴相送，授刀赠诗，举行隆重的仪式。第10次遣唐使出发前，当时的孝谦天皇专门做了一首和歌，预祝他们旅途平安，早日归国。
这些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时，带回大量的中国典籍、著作和科学技术。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楷书偏旁表示声音，创造了片假名；后学问僧空海利用草体汉字表示声音，创造了平假名等。在这种文化交流下，日本上至政体、官制、典章、军事，下至建筑、服饰等都效仿唐朝。
遣唐使中比较突出的代表是阿倍仲麻吕，他有一个更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名字晁衡。716年，16岁的阿倍仲麻吕作为遣唐留学生到达中国，并进入唐太学读书，由于他聪颖好学，不久居然考中了进士。阿倍仲麻吕深得唐玄宗的赏识，唐玄宗授予他左补阙、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等官职，后来又授予秘书监兼卫卿等要职。
这位日本来客十分擅长吟诗作文，与王维、李白等中国诗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交往频繁，他曾送过衣服给李白，李白在诗中还对此有所记载。
阿倍仲麻吕在中国一直生活了30多年，非常怀念故国，他在一首题为《三笠山之歌》的和歌中写道：“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751年，阿倍仲麻吕在长安遇到了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便计划随藤原回国探亲。阿倍仲麻吕临行时，长安的友人纷纷为他送行。王维还特别为他写了一首赠别诗，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晁衡深厚诚挚的友情。
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横渡大海是一件生死难料的冒险行为。阿倍仲麻吕随同船队先由陆路从长安到苏州，然后在苏州乘船出发回日本。船行至琉球，不幸遇到暴风恶浪，船队飘散，阿倍仲麻吕所在的船只漂流到越南，这艘船不幸倾覆的消息于753年传至长安，李白等朋友们以为晁衡遇难，都十分悲痛，李白还专门写了一首《哭晁衡》的诗。阿倍仲麻吕后来又活着回到长安，朋友们惊喜交集，愈感友谊弥足珍贵。阿倍仲麻吕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日本，他在大唐的土地上去世，日本赐予他正二位的官衔。
为后人所熟知的是，在阿倍仲麻吕所在的船队中，同行去日本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那便是大唐高僧鉴真。
日本僧人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邀请鉴真去日本传戒，鉴真欣然应允，他先后5次率众东渡日本，但是都因天时、人事不和而失败。第5次出航时，船队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返回长安途中，日本弟子荣睿病故，鉴真伤心过度，加上天气炎热，突发眼疾，最后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愈加坚定，同阿倍仲麻吕一起，第6次踏上东渡行程。船队再次遇到大风暴，鉴真所乘船只历尽艰辛，后来终于在日本鹿儿岛登陆。
一个多月后，在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下，鉴真进入都城平城京。鉴真曾为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菩萨戒，日本从此开始正式的律学研究，鉴真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在营造、塑像、壁画等方面，鉴真与弟子给日本带来唐代最先进的工艺，为日本奈良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鉴真对日本最突出的贡献，是医药学知识的传授，他也因此被日本国人奉为医药始祖。鉴真及其弟子大都擅长书法，去日本时携带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真迹，给日本书法带来深远的影响，至今日本人都对中国书法艺术热爱之极。
当时日本的佛典，多由朝鲜传入，无论是口口相授，还是手抄本，都难免产生错误，天皇曾专为此委托鉴真校正经书的错误。鉴真去世前，他的弟子们采用干漆雕塑这一最新技艺，为他制作了一尊坐像，被日本奉为国宝。
日本的发展，离不开大批遣唐使和中国去日使者，中日两国使者，历经千辛万苦开辟出一条友谊之路，为两国睦邻友好作出了不朽贡献。
5.独具特色的奈良文化
奈良时代，日本朝廷大力推进文化发展，明确宣布：“文人武士，国家所重，医卜方术，古今斯崇。”经过这样的提倡与发展，历经几百年发展的日本古代文化，终于在奈良时代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灿烂绽放。
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唐风的盛行，无论是儒学、佛教、政治，还是学术研究、艺术等各方面，都是照搬唐朝的样式，或者仅仅稍加修改增删，总之，几乎没有一样能与“唐风”脱了干系。
当时人们以唐文化为世界最高水平，因此想尽一切办法模仿学习，以期达到它那样的辉煌。而唐文化在当时又具有丰富的世界性，首都长安繁华热闹，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不仅有中国周围各民族、国家的留学生和商人，甚至还能看到遥远的顶着大包头的印度人、金头发蓝眼睛的西欧人等，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象征国际化和文明的都城。
日本不仅从长安学到唐朝文化，还通过长安的世界性，直接站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和各国交往的机会，吸引外国友人来日，例如，东大寺大佛开眼时担任导师的印度婆罗门僧正菩提仙那等。正因为如此，奈良时代的文化呈现出清新活泼的姿态，充满明朗豁达的气氛。
天皇等统治阶层对儒学倍加推崇，尤其赞赏儒家学说中的忠、孝、礼、义，把这四条作为治国治民的准则。孝谦女皇一再要求各级官吏，侍奉君主的时候，把孝变为忠，并强调治民安国必须用孝这个道理，这才是施行百事的根本。孝谦女皇还曾下达一道敕令：百行孝为先，全国家家户户都要备置一本《孝经》，每日精读勤诵。对那些不孝、不恭、不顺之人，要予以惩罚、判罪、流放。当然，实际上这不可能完全实行，但是仅从这个命令上，就足见儒学在当时的气势如何强盛。
这一时期的建筑成就，主要体现在平城京的建设和佛教寺院的修建上。全国大大小小的寺院总数达到400多所，连边远的北方和列岛南部都建有佛教寺院。
奈良时代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和歌、史书等，这些作品以简单朴素的语言，展示出奈良时代独特的文风和较高的艺术水平。《万叶集》是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按内容可分为杂歌、相闻、挽歌等，从四季风物，到狩猎、旅行、宴请等都在表现之列。诗歌内容充实，饱含着淳朴、诚挚的热情，诗风清新刚健，表现出当时人坦率的情感，歌唱了自然的心灵。《古事记》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史书，同时它又是一部精美的文学作品，全书生动地记叙了日本远古的神话传说和帝王时代相传的谱系。其后不久，另一部模仿中国正史纪传体体裁的史书《日本书记》问世。
奈良时期的美术丰富多彩，绚丽夺目。雕刻、绘画、工艺自成风格，题材大部分为佛教人物，工匠们形象地展现了众神栩栩如生的形象。有的娴静秀丽，有的和善丰满，有的脚踏妖魔、双目怒视。佛雕体态匀称，风貌雄伟，铸造技术精妙，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可称之为绝世佳品。除佛像雕刻外，还有不少肖像雕刻，唐招提寺的鉴真和尚像，集中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在绘画方面，正如美术史家势专一郎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而成长，有如支流小川对本流江河。”著名的法隆寺金堂壁画，绘制了佛教净土宗各尊菩萨，线条严谨，色彩富丽，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盛唐时期隆重庄严的气息。
工艺方面尤为发达，保存下来的正仓院御用物种类繁多，有武器、文具、乐器、日常用品及娱乐用品等。其工艺技法变化万千，应有尽有，有的甚至已经失传，时至今日都无法了解其制作工艺，对世界文化艺术来说，可谓是珍宝。
6.被称作“国技”的相扑
日本的相扑运动最早源于中国。据《礼记·月令》记载：“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日本体育百科全书记载：“日本的相扑与中国的角抵和拳法有相互关系。”
据记载，日本的相扑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3年。但是公元453年，中国派遣特使到日本，在允恭天皇的葬礼上表演素舞致意，被认为是中国相扑首次传入日本。到了奈良时代以后，相扑运动开始兴盛起来。
公元695年，日本有了相扑比赛，开始去粗取精，摈弃拳打、脚踢之类的粗暴行为，升华为完全以“技”及“力”取胜的运动形式。719年，朝廷设拔出司（后相扑司），专门管理相扑运动相关事宜。不久，相扑进入贵族的生活圈。公元728年，宫廷中设立“相扑节”。到了平安时代的第52代嵯峨天皇时，正式将相扑制定为宫中重要仪式之一，与弓箭、骑射并称为“三度节”。由于是在宫廷内举行的“国占”，这时期的相扑节仪式不但非常隆重，事前准备与当天进行的程序也极为繁杂。镰仓时代以后，相扑作为武士的武技而在武士中盛行，成为武士训练的一部分，更派生出了柔道。
17世纪末出现营利性职业相扑，到江户时代开始盛行“劝进相扑”，江户成为全国相扑中心。“劝进”的意思是筹募盖庙或造桥等经费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举办人往往不仅是相扑手，还有专职的“相扑浪人”。他们举办活动时，通常是在闹市区随便挂个招牌或旗帜，就地表演，再让观众丢钱币。劝进相扑是一种开放性的活动，并不禁止临时报名参赛，任何看热闹的观众都可以上场。那些想夸耀自己本事或力量的人，或者某些有头有脸的侠客，甚至路过的旁观者，都会沉不住气，纷纷跳出来比试高下。
由于管理混乱，在相扑中出现了很多流血事件，幕府不胜其烦，遂加强对相扑运动的管理。经过种种评议，制定了相扑场的界线、手技法与各种犯规限制，排除了临时报名的参赛方法，同时规定职业相扑手都必须隶属于各相扑集团才能参赛。
这时候的相扑运动与今天的相扑比赛相比，在程序上已经极为相似。受到日本传统神道仪式的影响，相扑比赛前的跺脚仪式的目的是将场地中的恶鬼驱走，同时还起到放松肌肉的作用。场地上还要撒盐净化，因为神道教义认为盐能驱赶鬼魅。
相扑手在日本称为力士，在比赛时，两位相扑手束发梳髻，下身系一条兜带，近乎赤身裸体上台比赛。相扑手不仅要有气力，而且还要有熟练的技巧，技巧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相扑手要灵活运用各种技术相互进攻。
相扑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职业，相扑手所到之处备受人们尊敬。据说这与日本人的帝皇君主传统观念有很大关系，因为古代相扑手只能在御前为天皇将相表演，当时的相扑节会是宫中重要仪式之一，相扑手把有幸上场视为毕生荣誉，人们亦视其为英雄。到了武士当权的幕府时代以至今日，日本人仍然十分尊重相扑。当代职业大相扑比赛的相扑手，必须通过相扑协会举办的训练班，严格训练包括思想修养、饮食、相扑技术、运动医学、生理学及汉诗。
明治维新时，新政府认为“相扑是裸体的野蛮游戏”，于明治6年发布禁令。很多一心向西方学习的官吏也盲从附和，大力批评相扑是“不合时代的裸体舞”。这种排斥相扑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明治时代中期，但是在黑田清隆、伊藤博文和板垣退助等政府老臣的保护下，相扑运动才未被彻底消灭。到昭和时代，日本国粹主义抬头，相扑运动也再次兴起，迎来又一次高潮。
20世纪初，相扑以日本国技的姿态广泛开展，1909年东京建起一座专供相扑比赛使用的国技馆，在开幕式上，作家江见水荫起草的致辞文中称“相扑是日本的国技”，从此以后，这个观念被大家普遍接受。
1941年相扑被列为学校体育正式科目，相扑的国技地位，在日本获得进一步肯定。时至今日，相扑比赛每年都要举行多次，每到比赛期间，很多日本人前去观看，或者是紧紧围坐在电视机旁，闲暇谈话的主题全是相扑，可见这项运动已经深深根植于日本人的生活之中。
7.“武士道”：从神坛到迷途
武士是日本具有传奇色彩的、身穿铠甲的剑客。在过去的1500年历史中，武士在日本社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武士是怎样产生的呢？
进入平安时代，日本上层贵族们醉心于骄奢富贵的生活，自我陶醉于首都京城，很少出巡外地。京都之外的乡村生活与首都的雅致优美形成强烈对比，农民住在简陋的木屋里，耕种田地。星星点点的土地都被开垦出来种植水稻，从沼泽到河滩，从森林到高地。
随着新开垦的土地被逐渐纳入庄园，庄园的面积和数量迅速增加，庄园之间的矛盾斗争日益增多，经常为了土地发生争斗，必须雇用卫士来保护生命与财产。于是，被称作侍者的武士阶层逐渐形成。
先是一部分庄民被武装起来，开始时还是亦农亦武，以农为主，以武为辅，平时为农，战时为武。后来这部分庄民渐渐脱离农业，成为专门保卫庄园和对外争斗的武装人员，也就是职业武士。
寺院和神社则组织自己的“僧兵”，借助神佛的威势予取予夺，甚至和武士集团一起，介入到对抗朝廷的权力斗争中去。地方政权为了维护秩序，也着手武装自己，网罗地方豪族组成地方武装，称为“郎党”。
与此同时，中央行政机关的衰败，使得私人携带武器自卫的现象普遍存在，那时的武器多以刀为主，这就是武士刀的最早出现。
国家开始实行征兵制度，贵族成员或庄园主阶层充军服役时，也有私人携带武器的行为。贵族阶层逐渐变成武士阶级，接受军事训练，参与战事，为现有的权威体制服务，以遏止地方上的动乱。因为被频繁召集参加密集的军事行动，武士们有渐渐形成集团、部队的趋势，逐步形成了武士阶层。武士出现后，逐渐从分散走向集中，聚集在一地区最强大豪强贵族的旗下，形成称霸一方的武士集团。
这些武士为他们的领主服务，也为自己的荣誉和利益而战，对于武士来说，荣誉就是对他们领主的无限忠诚。他们大都簇拥着某一领袖人物，狂热的“孝”“忠”思想与武艺、地位相结合，形成了独有的武士道精神。
就这样，武士这个从乡间发展起来，为上层贵族所不齿的阶层，踩着贵族的肩膀，一步步登上日本的政治舞台。在新生武士集团中，以藤原氏、源氏和平氏的威信为最著，并开始在中央政界产生了自己的影响。
平氏开始独裁统治，如同在全盛时期的藤原家一样，平清盛忘却了武家的本质，极力模仿贵族，沉迷于骄奢淫逸的生活。这时对他不满的，不仅仅是中央贵族，连最初支持他的武士们，也开始反对他。武士阶层的基础是地方豪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不同于以往贵族统治的新政权，这个新政权能对原来的统治进行一些有利于本阶层的改变。
然而，平清盛确实让广大武士们失望了，出身武士阶层的他，步入中央政权以后，不但没有魄力大胆改革腐败的政治，反而与皇室贵族为伍，醉心于权力的角逐。不知不觉中，他已蜕变成一个寄生于腐败政治下的新的贵族。各地武士怨气冲天，全国反平氏的势力接踵而起。在四面八方的怨声中，最先举起反平氏大旗的是宫廷武士源赖政。源氏家族卷土重来，平氏家族受到致命打击。
这一时期，武士集团演绎了日本的政治发展史。武士阶层与政权的结合，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武士道文化。日本的民谣中唱道：“花是樱花好，人中有武士。”武士们效忠领主，把“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作为他们的信条和最高准则，毕其一生为达到这个准则而严格训练自己，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武士道”。
一个西方人以旁观者的眼光这样描述武士道：“为荣誉而杀戮，对受惩者和失败者宽大，对卑鄙和赢利的人毫不留情，主要欣赏生活中人为的诗情画意的艺术美和死后冥府的月光般的清幽世界，这就是武士道。”
武士道起源有二，一个是公元6世纪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另一个是日本的传统信仰神道教。佛教要求心境平和，万事超然，临危不慎；而神道教要求对神、对君主要绝对无条件忠诚。这些要求恰恰符合成为一个优秀武士的最高标准，因此，武士们为了给武士道寻求一个合理和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把佛教和神道推上武士道起源的神坛。
日本武士认为，“义”和“勇”是辩证统一的。义不同于勇，义即决心，道理既晓，付诸行动，顽强不屈，当死时，必敢于死；当征讨时，必敢于征讨。因此，无义，纵有才能、学识，不足以立身。有义在，纵有粗俗、无礼之弊病，也足以称为武士。
武士道中的“勇”表现为面对危险和死亡时的沉着及从容，大难临头仍在吟唱诗句，死亡在即还在对着和歌。据说，江户城太守太田道灌被刺客一剑刺中时，那个刺客知道太田喜欢吟诗作歌，便高声吟诵：“唯死当知生之难！”濒临死亡的太田听到这句诗后，忍着伤口的剧痛，用尽全身力气也高声对道：“生死之事非所惜！”
还有一个例子说，在一场战争中，东部军战败，首领安倍真任落荒而逃，追兵首领塬义屋快要追上他时高声喊道：“战袍经年，皮开线绽！如果下马投降，就可以免死！”
话音刚落，安倍真任停马转身，从容不迫地应道：“经年线乱，其奈我何！忠义乃武士天职，岂可背弃？”
听到这句话，塬义屋叹息道：“在溃败的情况下，仍能如此沉静，我实在不忍心让这样的武士受辱！”于是他放下手中的弓箭，任其逃之夭夭。
名誉被武士们放到极高的位置上，他们对名誉怀有变态般的重视，甚至由于名誉的原因，做出毫无意义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一个商人提醒身边的武士背上有一只跳蚤，这善意的小小提醒，谁知竟令武士以为他在羞辱自己而恼羞成怒，一跃而起把商人砍成两截。
在《平家物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源氏和平氏对垒时，平氏军中年轻武士平敦盛于夜半时分难以入眠，取出心爱的名笛“小枝”吹奏一曲。夜深月高，优雅的笛声传到源氏阵中，熊谷直实武士凝神细听，赞叹道：“不想平氏阵中，有此风雅之人，大战将发，坦然吹笛，而笛声清澈动人，没有丝毫紊乱之象。”
第二天双方交战，平氏军队大败。熊谷直实向海边直追而去，看见一骑武士正奔向海湾的船只，策马下海，已经游了一段距离。熊谷一见，马上举起扇子来招呼：“喂，我看你是位武士，临阵脱逃，不感到羞耻吗？快回来！”
那人真的转回来了，不过当他正要上岸时，熊谷跃马上前，将他击落马下，按住要割取首级。按照当时武士们的规矩，被按倒的人必须实力与之相当，否则无须处死。他便问道：“你到底是何人，报上名来。”
“你又是何人？”
“我是个平常的人物，武藏国住人熊谷次郎直实。”
“这样说来，碰到了你，我倒不想通名了。对你说来，我算得上是个像样的对手，我不用通报姓名，你砍了首级去问吧，人们会认得出的。”
熊谷一把拉开他的头盔，诧异地发现对方竟是个如女子般年轻俊美的少年。熊谷扶他起来，便说：“你这美丽的年轻人，走吧，回到你母亲的身边，我的刀不会沾上你的鲜血。”
然而，这位年轻人拒绝离开，再三请求熊谷割下他的头颅。熊谷心中犹豫再三，不忍落刀。这时，50余骑源家队伍已经跟了上来，年轻人已再无逃脱的可能，熊谷大声说：“与其让无名武士杀了你，还不如让你死在我的手中吧！”
说罢，手起刀落，年轻人倒在血泊之中。熊谷取了少年的首级，同时把那人装在锦袋里的笛子取过来挂在腰间。
战争结束后，熊谷凯旋，把这笛子呈给源义经看。在场的人们无不流泪，原来这少年就是16岁的平敦盛。熊谷心里也十分遗憾，放弃了武士生涯的辉煌，削发为僧，倒骑毛驴云游四海去了。
这个故事后来被传为凄绝的民间故事被到处传唱。
8.刀锋上的剖腹文化
武士家的男孩子们从小就被训练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武士，他们要学习击剑、骑射、柔道、长矛、兵法、书法、伦理学、文学以及历史等课程。开设武功课程的同时，还开设文学、书法、历史等文科课程。这大概是为了把后代培养成为文武兼备、有品位的高贵人才吧！
刀是武士的象征，代表着武士的勇气和力量。男孩子最开始便学习使用刀，年满五岁后，便扔掉手中的玩具刀，开始佩戴真刀，不过这个真刀是没有开刃的钝刀，这时他已经具有武士的身份了。从此，不带上刀这个身份的象征，他便不会踏出家门一步。
15岁后，少年成年，他被允许佩戴锋利的刀，自由行动。刀代表忠义和名誉，无论白天还是夜晚睡觉，只要不带在身上，就一定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
在古代，大马士革钢刀一般只有贵族才能拥有，相比之下，日本刀的优良性能主要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制造成本低廉，普通武士都可拥有一把好刀。刀柄上缠绕着细细密密的鱼皮和丝线，中间露出一排黄金制成的装饰花纹，刀背上雕刻着精致的图案，刀刃上冒着森森寒气，一抽出便反射出耀眼的冷光，像暗夜中流星一闪而过。在日本人眼中，每一把刀都有它的守护神。因为刀匠在制作刀的过程中，已经把自己的灵魂孕育其中。
武士们把切腹作为接受死亡的方式，因为他们认为，腹部是人的精神所在，切开腹部就是为了让对方看看，自己精神所在的地方，里面是清清白白的，还是污浊不堪的。因此，武士们把切腹看做是一项殊荣。
日本民间流传切腹自杀的故事多得不计其数，其中左近、内记和八磨三兄弟的故事最令人震撼，在日本被传为美谈。
左近、内记为报父仇企图刺杀敌将，但是他们刚悄悄进入敌营便被捕了。将军赏识他们的勇气，下令让他们以荣誉的方式去死，赐他们全家男子自杀，包括当时才8岁的小弟弟八磨。
他们三人被带到一座用做行刑场的寺院。一个当时在场的医生写下的日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当他们并排坐在等待死亡的席位上时，左近面向幼弟说：“八磨，你先切腹吧，让我看看你的切法是否正确。”
幼弟答道：“我还未见过切腹，等先看哥哥做的样子，然后再仿效做。”
哥哥含泪微笑说：“你说得好，刚强的小家伙，不愧是父亲的儿子。”
八磨被安排坐在两个哥哥中间，左近将刀扎进左腹说：“弟弟，看着，懂了吧？切得太深了，就会向后倒，把双膝跪好向前俯伏。”
内记也同样一面切腹一面对弟弟说：“眼睛要睁开，否则就像女人的脸一样。即使刀尖停滞了，或气力松弛了，也要鼓起勇气把刀拉回来。”
八磨看到哥哥们所做的样子，在两个人都咽气之后，便镇静地脱去衣服，照着两位哥哥所教的样子，漂漂亮亮地完成了切腹。
武士把自己比作樱花，喜爱它生之时便热热烈烈地绽放，色彩柔美，香味清淡；死之时毫无眷恋，落英缤纷，来去潇洒，就像武士的一生，活着的时候轰轰烈烈，征战疆场，临死毫不畏惧，洒脱自然。樱花作为武士的象征，进而引申为整个日本国民性格的象征。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如此喜爱樱花了。
仁、义、礼、智、信仅仅是作为一名优秀武士的最高理想，但又有多少人可以完美地做到这一切？有人能把其中的一两项做到极致就已需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者说，虽然坚持做到这个标准，内心却要忍受极度的痛苦、窒息、压抑等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所以，就好像在走钢丝，一边是心灵的痛苦、压抑的疯狂，如果向这边倾斜得过多，很容易一下子反弹到另一边，那便是道德的沦丧和残酷的发泄。
9.书院、茶道与和服
日本室町时代的建筑风格，总的趋势是各种建筑样式趋于向混合统一的方向发展。前期仍是公家贵族的寝殿样式，后来由于加入佛教寺院的建筑风格，逐渐形成书院样式。
书院样式是武士阶层中地位较高的武士的住所。所谓书院，原本是指伸出檐下走廊，用来读书的小屋，后来便把建有这种小屋的整座建筑物都称作“书院”。
这种住宅结构复杂，有正门，里面用拉门隔成许多房间，室内铺着榻榻米，四周有宽敞的走廊。具有这一特色并保存至今的著名建筑，有鹿苑寺的金阁和慈照寺的银阁。
金阁是足利义满在其北山别墅中建造的三层阁楼式建筑，它的底层和中层采用贵族家的寝殿样式，而最上层却又采用武士阶层中流行的书院样式。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楼阁的中层和最高层表面全部用金箔贴就，恍若不真实的华丽。尤其是在雪后，一片白茫茫之中，兀然矗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楼阁，那么耀眼迷人，那么优美潇洒，宛若一个高贵优雅的贵公子。
银阁是足利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在京都将军府于应仁之乱中被烧后，在东山新建的别墅东山殿中的阁楼。其设计大体与金阁相同，但是仅仅有两层。听到银阁这个名字，我们一定也会认为和金阁一样，表面贴满银箔，其实不然。虽然当时足利义政也是这么计划的，但终因财政原因，没能办到。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室町府政权在这100多年间衰落的情景。
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日本开始遍种茶叶。公元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中国浙江余杭径山寺求学取经，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茶道引进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镰仓幕府末期，斗茶游艺又从中国传入。
斗茶，源于唐朝，兴盛于宋朝，是一种按照茶的优良次劣排名顺序的比赛活动。直到元代、明代，斗茶之风才开始渐渐衰弱。说是斗茶，其实雅致之极。在茶艺馆内，穿着艳丽服装的妙龄茶艺师款款走上茶艺台，哪道茶好，哪道茶略逊一筹，完全呈现在如酒盅大小的茶杯内，珍奇的名贵茶叶齐聚一堂，现场竞技一决高下，而孰优孰劣则由在场茶客的舌头来决定。
参加斗茶的人，首先要各自献出自己所珍藏的名茶。之后，除了观察茶叶的色相、闻茶叶的芳香度、品茶汤的香醇度外，还需要品鉴茶具的优劣、煮水火候的缓急等，轮流品尝，集体品评，拥有最上乘茶叶的人为胜。
南北朝时代至室町时代，日本茶会频繁，庶民间自由聚会也以茶为中心，斗茶日本化以后即盛行起来。从此时起茶会之法逐渐固定，称茶礼，能阿弥等还设计和制定了茶道仪式。东山时代上层武家开始流行肃静的茶道，斗茶之风衰落。
室町幕府末期，村田珠光吸取禅的精神，并由武野绍鸥、千利休继承而集茶道之大成。安土桃山时代至江户幕府初期，丰臣秀吉及诸大名人也好茶道而达于极盛，千家等许多流派纷纷出现。以后成为定式，直至今日。
真正发展成日本茶道的是高僧千利休。他吸收禅宗对孤寂简单的追求，演化出一套完整的日本饮茶之传统。他提出“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和、敬是指通过饮茶做到和睦互敬，清、寂是指要以幽雅清静的环境和古朴的陈设，造成一种空灵静寂的意境，给人以思想上的熏陶。
日本有一句格言：“茶室中人人平等。”象征阶级和地位的东西如武士的佩刀、珠宝等都不能带进茶室。
茶室的门一般很小，只有半米多高，必须跪着才能进去。房间内装饰简单，最多就是一幅书画或者一瓶插花，显得清幽古朴。饮茶的仪式相当严格，虽然烦琐，但这是经过精心提炼后形成的最周到、最简练的动作。茶道引导人们留意自然，让人们在静静地茶饮中忘掉世间的喧嚣、欲望和傲慢，使心情归于新生儿一样的纯净和自然。
千利休大师不仅在审美情趣上高人一等，其智慧和幽默也能让人们领略到大师风范。传说有一次，千利休举办茶会款待武将加滕清正。千利休摆好各式道具正准备点茶时，突然发现清正将自己的武士刀带进了茶室，这一举动违反茶道的礼节，对茶室主人非常失礼。千利休语气和缓地对清正说道：“请您把刀放在茶室外面的刀架上之后再进入茶室。”清正傲慢地说道：“刀是武士的灵魂，一刻也不能离身。”丝毫没有歉疚的意味。千利休便不再说什么，静静地开始点茶。
不知是千利休故意所为，还是一时失手，点茶时竟一下弄翻装满水的茶釜，结果“嘭”的一声，炉灰四处飞散。清正惊慌之下，仪态全失，起身便往茶室外逃去。在炉灰弥漫之中，利休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微笑着说道：“加藤殿下，您把武士的灵魂落在这里了。”真乃一语双关！
和服是日本的民族服装，极富日本传统文化特色。因为日本人中90%以上的人口都属于大和民族，因而得名。在日语中，它又叫做“着物”。
和服除了保暖、护体外，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服，尤其是女性和服，色彩艳丽，式样美观，腰部还配有漂亮的宽幅带子，简直就是一种艺术品。和服延续千百年，直到今天仍然是日本人的最爱，无论是在节日庆典、毕业典礼、婚礼、葬礼等重大场合，随处可见传统和服的身影。
和服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左右。贯头衣是日本人原始服装的基本形式，用直线形的布遮蔽身躯而露出脑袋。实际上，这样的形式便已经是和服的雏形了。
从神治时代起，日本的服饰文化始终带着鲜明的“外来”印记。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服装的形式上，还体现在衣料的织造技术上。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曾经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和服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大和时代，倭王曾三次派遣使节前往中国，带回大批汉织、吴织以及擅长纺织、缝纫技术的工匠，而东渡扶桑的中国移民中也大多是文人和手工艺者，他们将中国的服饰风格传入日本。
从应神天皇时代起，日本与韩国、中国交往密切，为文化的传输带来有利条件。推古天皇甚至模仿隋朝的服装，制定了冠服和朝服。到了奈良时代，模仿唐朝的服装和穿戴方式又成为时尚。
公元718年，日本遣唐使团来到中国，受到唐朝皇帝的接见，获赠大量朝服。这批服饰做工精细，色彩艳丽夺目，回到日本以后，日本朝中的文武百官均羡慕不已，一致赞叹和喜爱。
第二年，天皇终于下令，日本举国上下全穿模仿隋唐式样的服装。平安时代也是日本的“国风时代”，这是在全盘消化唐的文化后，开始以毕业生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此时的服装也渐渐摆脱外来的影响，发展出独有的奢美与精致的特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具个性和魅力的服装时代来临了。镰仓和室町幕府时期，相对精干、简易的武家文化出现，这一时代特征也反映在服装上。直垂和侍乌帽子是时髦的男装，普及很广，而女装变得十分简洁。
织田信长的安土桃山时期，女子流行穿着小袖，虽然美丽，但比起唐衣之类，还是简陋。这一时期，带有鲜明民间性的能乐逐渐成形，绮丽豪华的能装束出现。此时，公卿的服装没有大的改变，基本是平安时代宫廷服装的延续，而公家与武家的最终融合是在明治时期，那是后话。
到了14世纪的室町时代，按照日本的传统习惯和审美情趣，带有隋唐特色的服装逐渐演变并最终定型，在其后600多年中再没有较大的变动。腰包则是日本妇女受到基督教传教士穿长袍系腰带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开始腰包在前面，后来移到了后面。
腰带的种类很多，其打结的方法也各有不同。比较广泛使用的一种打结方法叫“太鼓结”，在后腰打结处的腰带内垫有一个纸或布做的芯子，看上去像个方盒，这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和服背后的装饰品。由于打结很费事，后来又出现了备有现成结的“改良带”和“文化带”。
江户幕府时期，男装、女装虽有变化，比如女装的小袖形状变得接近现代，而男装流行羽织（以黑五纹为正装，茶、黄次之）带结开始流行。
到了明治时代，现代意义上的和服体系就基本定型了。在这个体系中，不仅有男女和服的分别，还有未婚和已婚之分，更有便服和礼服之分。一般来说，男式和服款式少，色彩较单调，多深色，腰带细，穿戴也方便；女性和服款式多样，色彩艳丽，腰带宽，不同的和服腰带的结法也不同，还要配不同的发型。已婚妇女多穿“留袖”和服，未婚小姐多穿“振袖”和服。此外，根据拜访、游玩和购物等外出的目的不同，穿着和服的图样、颜色、样式等也有所差异。
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上层社会中的男士开始流行穿西服。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由于当时的妇女仍穿和服，故因行动不便而多遭遇不幸或身留残伤。此后，日本妇女才逐渐改穿套裙或其他服装。
10.丰臣秀吉企图蛇吞象
丰臣秀吉是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及大名，原名木下藤吉郎、羽柴秀吉等，绰号猴子、秃鼠，本是一个下级步兵，后因侍奉织田信长而崛起，自室町幕府瓦解后再次统一日本，并发动万历年间征伐朝鲜的战争，最高的官位是关白。
秀吉于1537年3月出生在日本名古屋，幼年丧父，因与继父不和而离家出走。据说因其自幼生活艰辛、营养不良而身材矮小且酷似猿猴，因此被称为猴子。秀吉出身于下级武士家庭，刚开始是替信长拿拖鞋的仆人，后凭才干逐步高升，成为信长手下的一员大将。
1566年，在多次进攻斋藤失利后，信长决定修筑墨股城，但猛将柴田胜家与佐久间信盛先后失利。秀吉临危受命，他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任务，墨股城一夜筑成，深得信长的信赖，也为后世称道。
修筑墨股后不久，信长迁居岐埠城（即稻叶山城），并以天下布武的名义开始了统一日本的战争。
秀吉率部转战南北，立下赫赫战功。1573年，秀吉因军功受封，开始跻身于战国群雄之列。同时他取织田家名将柴田胜家与丹羽长秀名字中各一字，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新名字羽柴秀吉。
1583年，秀吉开始在大阪修建一座超越安土城的城堡，并于两年后完成。大阪城修建得极其豪华壮丽，参观者无不惊叹。次年3月，与秀吉合作的信长次子织田信雄联合德川家康反对秀吉，双方展开激战。起初秀吉派军偷袭家康，谁知偷袭部队反被家康伏击，手下两员大将森长可和池田恒兴战死。在此情况下，秀吉先与织田信雄议和，迫使家康退兵，而后又以极其优厚的条件招降了家康。
1585年，秀吉征伐四国，希望成为征夷大将军，在公卿的劝阻下转而向朝廷索取关白的封号，因为日本素来有关白只能出自藤原一族且有世袭的传统，秀吉便放弃此计划，而要求朝廷赐予新的姓氏。于是朝廷便赐予他“丰臣”这个姓氏，并就任关白。丰臣也由此成为继“藤原”“源”“平”“橘”四大姓氏之后的第五大姓氏，从此羽柴秀吉正式改名为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抬高天皇地位的手法，来向世人表明自己有合法的最高权力和地位。1588年，丰臣秀吉将京都户税收入5500多两白银全部献给天皇，做皇室的日常费用。丰臣秀吉宅邸新建成时，设宴招待后阳成天皇，宴会连续进行了五天，排场之大，花费之巨，令世人咋舌。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天皇还是丰臣秀吉手中的傀儡，但是关系还算融洽，天皇甚至让自己的弟弟智仁亲王认丰臣秀吉为义父。
1589年，丰臣秀吉先联合毛利氏征讨九州岛岛津氏，迫其投降，随后又远征关东，攻克后北条氏的主城小田原城，灭亡了后北条氏，迫使东北诸大名皆归服。一连串的胜利，使丰臣秀吉完成了日本的统一，成为了“天下人”。
在统一过程中，秀吉对各地进行“检地”，即丈量土地、清查田户；同时推行“乐市乐座”发展商业；颁布“刀狩令”收缴私人武器，维护治安；推行“兵农分离”，建立职业军队加强军队战斗力。这些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是秀吉得以统一全国的重要保证。
“检地”完成以后，丰臣秀吉突然发布命令，出兵朝鲜。其实这不过是实现他早在1578年就已经萌发的野心：“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夙志。”
1592年4月，日军在釜山登陆，朝鲜军队一触即溃。6月16日，平壤即告失守，日军一直挺进鸭绿江南岸。仅仅两个月，朝鲜几乎全部被日军占据，国王李昖逃往义州，频频派出使节请求明朝出兵增援。
捷报传来，丰臣秀吉得意忘形地打算亲自渡海留驻宁波府，进而攻占北京，然后迁都北京。他还打算让他的养子丰臣秀次做北京的关白（相当于丞相），把北京附近的10个县作为天皇的领地。等到真能统治中国，秀吉还打算继续进军天竺（印度）。这一年是日本的文禄元年，史称“文禄之役”。而这一年在中国历法中是壬辰年，所以中国和朝鲜的史书上称之为“壬辰倭乱”。
战争之初，由于朝鲜国内的政治混乱导致战场失利，虽然李瞬臣率海军大破日本海军，挫败了日军水陆并进的计划，但仍然于事无补。半壁江山落入敌手，连首都汉城及陪都开城和平壤也先后陷落。
然而，就在秀吉得意忘形之际，朝鲜各地义军开始反击。名将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水军，更是屡败日本水军，截断了日军的海上运输线。进入寒冬以后，明朝的救援军队又赶到朝鲜。日军人数虽多，但由于战线过长补给跟不上，丰臣秀吉的美梦最终成为一枕黄粱。明军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日军在饥寒交迫中屡次被明军击败，伤亡惨重，厌战气氛弥漫。
1593年4月，双方开始停战谈判。在谈判中间，丰臣秀吉向中、朝两国提出苛刻的条件，诸如要明朝皇帝把女儿嫁给日本天皇，恢复中日勘合贸易，要明朝将朝鲜4个道的国土划给日本，朝鲜王子和大臣到日本为人质，朝鲜需发誓永不反日等。
明朝的和谈使为沈惟敬，此人本是嘉兴市井无赖，靠着能言善辩谋得官职，所以在谈判中一味大言欺骗。而日方代表小西行长出身于商人家庭，精于商业诈术，于是二人尔虞我诈，演出了一场外交闹剧。两人不但互相欺骗，对本国政府也隐瞒真相。沈惟敬对明朝万历皇帝说，日本同意称臣撤军，以求封贡；小西行长向丰臣秀吉报告说，明朝愿意遣使谢罪求和。之后，双方军队后撤，脱离战争状态。
1595年年初，小西行长的亲信小西飞拿着一封伪造的丰臣秀吉“降表”到达北京。万历皇帝被蒙在鼓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同时派遣使者杨方亨，带同朝鲜使者一起赴日册封。
杨方亨抵达日本，于1596年9月举行册封仪式。本来满心欢喜的丰臣秀吉这时才发现，原来议和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样，明朝不是卑辞求和，也根本没有割让朝鲜领土的打算，他得到的不过是一纸空文。在明朝特使宣读诏书时，丰臣秀吉把诏书摔在地上，轰走中朝两国的专使。当晚，他传令准备再次征伐朝鲜。
1597年1月，丰臣秀吉又调集14万军队，第二次侵入朝鲜，此为“庆长之役”。开始时日军吸取“文禄之役”的教训，取得了不少战果。但随着李舜臣的复出，日军再次陷入困境，只是占领了沿海的几个据点，士兵的厌战情绪日益高涨。
此时，明朝的将领杨镐寄了一封信给丰臣秀吉，好言好语地劝道：“你都60多岁了，还能有几年活在世上？你的儿子还不到10岁，将来靠谁呢？听说，日本各地酋长都等着钻你的空子，准备来报复你。你不如息兵散众的好，否则，悍将拥兵在外，一旦你们国内有个风吹草动，你的手下岂能久居人下，将来又岂能居于你儿子之下？以形势情理来说，你还是收兵回国，与朝鲜和好吧！”
丰臣秀吉收到信后虽然气得暴跳如雷，但事实证明，深通权谋之道的杨镐还真的是有几分眼光。日本国内并不支持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农民抗租，军人哗变，使得丰臣秀吉焦头烂额，忧愤成疾。
1598年8月5日，63岁的丰臣秀吉把5岁的儿子丰臣秀赖交托给心腹大臣五大老，希望他们辅佐幼子继位，并吟咏了一首哀伤的和歌：“吾似朝霞降人世，来去匆匆瞬即逝。大阪巍巍气势盛，亦如梦中虚幻姿。”就这样，这位日本早年的侵略者带着无穷的遗憾死去了。
丰臣秀吉死后，日军开始撤退回国，明军与朝鲜军队在后追杀，在露梁海战中大败日军。自此以后近300年的时间里，日军再未踏出国门一步。
有人总结丰臣秀吉一生的成败得失，概括为“强于内政而输于外事”。他在日本自身实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居然人心不足蛇吞象，妄图侵占朝鲜、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亚洲，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目标选择，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11.德川幕府时代歌舞伎
1598年8月，“天下人”丰臣秀吉病死于伏见城。在死之前，秀吉把5岁的儿子秀赖拜托给五大老，嘱托他们竭力辅佐秀赖。在当时的情况下，秀赖年纪幼小，又没有得力的心腹支持，难免有人会有想法。而当时作为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为天下众望所归，慢慢掌握了实权，遂渐有取而代之之势。
1603年2月，家康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右大臣、源氏家族的族长。同年，他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成为了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将军。
到了此时，丰臣氏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家康让秀赖母子离开大阪城搬到江户去，其实就是去做人质，如果秀赖能低头臣服，家康也不会赶尽杀绝。然而秀赖本人是个大草包，事事都要征求母亲淀姬的同意。淀姬又毫无见识，总认为自己是主人，家康不过是家臣，哪有主人臣服家臣的道理？她断然拒绝了家康的要求。
此时的家康已过古稀之年，他已经没有时间和耐心去等待秀赖臣服了。1614年，家康的心腹在秀赖所铸的方广寺大钟的钟铭中发现有“国家安康”和“君臣丰乐”的语句，遂诬告说此语有腰斩家康、以丰臣氏取代皇室的嫌疑。家康趁机质问，淀姬惊怒不已，于是向家康宣战。
1614年11月，德川联军20万包围大阪城，“大阪冬之阵”开始。最后家康获得胜利，淀姬母子自杀，秀赖6岁的幼子被杀，丰臣氏从此血脉断绝，再无后代。
随后，家康授意幕府颁布《武家诸法度》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进一步加强了对各地大名的控制，使其从割据势力彻底转化为幕藩体制下的“藩”，再也无力发动叛乱；后者则加强了对天皇和朝廷的限制，使天皇和公家除保留祭祀权外，彻底被剥夺了所有的世俗权力。这样，完整的幕藩体制就形成了，江户幕府依靠这个体制统治日本近300年。这标志着延续近两个世纪的战国时代终于结束，德川幕府时代降临了。
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战国时代动乱的记忆慢慢从人们的脑海中褪去，在和平的环境之下，文化尤其是市民文化蓬勃地发展起来，这一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兴的商业阶层，艺术由城市居民创造，反过来又要服务于城市居民的生活。历史上把这一时代的文化称为“元禄文化”。
当时的三大城市都形成了自己的娱乐区，这也是文化繁荣的焦点地区。在这些娱乐区，各种各样的消遣方式应有尽有，大小戏院，饭庄茶馆，耍猴把戏，驯狗跳舞，相扑摔跤，还有一些说不上名目的小玩意，等等。这里夜间灯火通明，通宵不眠的情况也很常见，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心仪的节目。
这种恍若不真实的繁华，让人们在寻求快活的同时，内心又产生几许莫名的悲凉，深恐美丽稍纵即逝，有似浮华世界。江户时期作家浅井了意写道：“他人穷困艰难，必能视而不见，无碍于心情，如葫芦之在水，只是随波逐流。如此，方可谓得‘浮华世界’的真谛。”
在这里，妇女的角色不可或缺，她们的职业大多为妓女。最底层的妓女常常在栅栏后面展示自己，吸引顾客。也有一些高级的，称作艺伎，她们原则上来说不卖身，从小就被训练学习音乐、舞蹈、茶道、花道、谈话及其他娱人技巧。
艺伎仪态典雅，装扮清新，有自己的仆人和侍从。她们的交易在于满足男人们在平时得不到的浪漫和梦想，以及高雅情调中的高尚享受。男人们用餐时，她们跪在一旁斟酒上菜，微笑着和他们调情，中间不时穿插一些音乐节目，或者弹奏乐器，或者起身跳舞。她们的费用昂贵，因此经常与她们交往的通常都是上层社会的贵族或者有钱的商人。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最重要的娱乐方式还是来自日趋完善的戏剧，特别是歌舞伎，源于17世纪早期的京都地区。歌舞伎是由当时风靡全国的风流舞发展而来，它是一种不戴面具，动作整齐划一的舞台剧，同能乐、狂言一样，是日本的古老剧种之一。
歌舞伎的发明者是来自岛根县出云大社一个专门从事奏乐、祈祷工作的叫做阿国的美女。为修缮神社，阿国四处募捐，她在京都闹市区搭起戏棚，创作了《茶馆老板娘》，阿国在表演舞蹈时加上音乐伴唱，同时还演一些幽默的活报剧，演出引起轰动。之后她和当时的风流人物名古屋山三结成夫妻，组织了一个剧团。
歌舞伎原来的意思是“倾斜”，引申为古怪癫狂的行为，他们的表演也的确如此，让看惯了正统严肃的能乐的人们眼前一亮，心情也随着幽默的动作而放松下来。
随后，歌舞伎在日本各个城市的娱乐中心迅速传播开来。早期，人们关注最多的还是演员的姿色，因此，最早的歌舞伎演员都是一些年轻貌美的姑娘。但是在歌舞伎演出的地方，人员成分复杂，常常发生因为女演员而争风吃醋的争吵和打斗，扰乱了社会秩序。1629年，德川幕府以有伤风化为由，下令禁止女演员登台演出。歌舞伎中的女演员转而被年轻俊美的少年取而代之，他们以表演舞蹈和惊险的杂技为主，但也兼有涉及情色的活动。为此，1653年，歌舞伎再次被幕府查禁。后来，以不跳艳舞和梳起刘海为条件，歌舞伎于第二年被允许继续上演。不过变成了没有年轻漂亮男女加入的“野郎歌舞伎”，它借鉴能乐的经验，更加注重故事情节的创作，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高度程序化的优秀剧种。
歌舞伎被称为“豪爽和华丽编织的舞台”，它布景优美，演员服装华丽，化妆精致浓厚，剧情以描写贵族和武士的世界及平民生活为主。晚清诗人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赞美道：“玉箫声里锦屏舒，铁板停敲上舞初。多少痴情儿女泪，一齐弹与看芝居。”
为了留下歌舞伎演员的优美姿态，或是便于宣传，当时人们用手中的画笔画出一幅幅美丽细致的彩色图画，画面除了描绘浮世的歌舞伎，还有一些花街柳巷的风俗，因此被称为“浮世绘”。浮世绘以木版印刷，产量大，价格低廉，易于购买。到后来，发展到高峰时期，内容题材极其广泛，有社会时事、民间传说、历史掌故、戏曲场景和古典名著，有记录战争事件或抒写山川景物，其中尤其善于表现女性美，它几乎是江户时代日本人生活的百科全书，有很高的写实技巧。
12.坚船利炮下门户洞开
幕府末年，虽然间或有一些农民暴动等局部动荡，但并没有触及幕府的统治基础。每当这些威胁有惊无险地度过后，上层社会便又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这种奢靡的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持续了相当长时间。而与此同时，纷纷崛起的西方列强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已经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地处东方航线末端、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日本。
最先叩响日本国门的是俄国人。从1711年起，沙皇俄国先后派人到千岛、择捉等岛进行“探险”，并企图据为己有。1792年，俄舰卡塔琳娜号奉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命，携带着价值2000卢布的“礼物”，以护送海难中获救的日本人回国为由，抵达日本的北海道，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终因幕府的拒绝而未能如愿。
外国军舰的滋扰使幕府更加惊恐，他们开始加紧修筑海岸要塞和炮台，更加严厉地驱逐外国船只，对近岸的外国船只一律进行炮击。但是，1853年7月8日，所有的平静在这一天被打破。历史记住了这一天，幕府乃至普通的日本国民同样对此印象深刻。
两艘蒸汽军舰带着两艘风帆军舰组成的船队，高高悬挂美国国旗，冒着滚滚黑烟，轰隆隆地驶进江户湾浦贺海面。浦贺是江户湾的入海口，是守卫江户的门户。这4艘军舰中吨位最大的一艘，是日本最大船只的10倍以上，军舰四周装备着先进的大炮。因为这些不速之客的船体都被漆得乌黑，因此被日本人称作“黑船”。
这支美国船队没有按照幕府惯例开进长崎港口，而是直接逼近当时尚未开放的江户湾。江户湾近海赫然闯入这样的庞然大物，令幕府大惊失色，百年来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将军和幕府一时间都不知所措。
其实，美国军舰闯入并非偶然。当日本在锁国政策下局限于东北亚一隅时，世界正在快速转变，英、法、俄、美等国成为新一波称霸世界的强国，它们在经历产业革命的洗礼之后，开始为了产业革命后所需要的原料、市场、殖民地与转运站积极经营远东，日本自然被纳入视野之中。可以说美国军舰进入日本，是蓄谋已久的事情。率领此支舰队的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佩里带领560个士兵，傲慢地走下船，向将军府递交国书，要求开港通商。
第二天，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紧急召集大臣们开会商议。这4艘军舰共有63门大炮，而当时日本在江户湾的海防炮，射程及火力可与之相比的大约只有20门。在不开国就开火的威胁下，大臣们个个愁眉不展：接受国书，同意美国开出的通商条件，有悖于祖宗立下的规矩；如果不接受，美国军舰如此厉害，挑起争端，将为美军入侵提供口实。
时间在大臣们毫无结果的争论中一分一秒地过去，直至过去了两三天。佩里司令认为给将军府的时间已足够多，遂于傍晚以测试水深为由，命令军舰进入江户湾。测试水深仅仅是个幌子，其真正的目的在于给迟钝的将军府一个下马威。佩里声称：“若不受理国书，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手执白旗来见。”
幕府恐慌万分，迫不得已决定接受美国国书。阿部正弘借口要得到天皇的批准方可接受国书所书条约，并约定佩里第二年春天给予答复。当时幕府连国际交往的正式场所也没有，于是便在浦贺附近的久里浜临时搭建了个迎接外宾的棚子，幕府大臣们一干人站立两列，迎接佩里的到来。
佩里把国书递交给日本人时说到：“请仔细考虑我国国书上所列内容，明年春天，我仍然率舰队来此，等待将军阁下给我国一个满意的答复。”说完，佩里带领他的舰队离开浦贺。但是，他并没有直接离开日本，而是命令舰队开至羽田附近示威。
江户城内群情哗然，大多商店停止开业，妓院也被下令关闭，往日熙熙攘攘的日本桥一带，一下子清冷了许多。不过，很多乡下人从没见过如此巨大的船体，纷纷专门赶到城里，一睹“黑船”的模样。
德川幕府在200多年之间，从来不准天皇参与政治。但这次为了减低各藩的反对声音，想以天皇的名义缔约，破例邀请各大名、藩士、学者，甚至平民，针对开国之事商讨意见。一时间，天皇及其朝臣、大名及其家臣纷纷举起救国的旗帜，趁机跃上政治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日本政局一天比一天混乱，直接埋下幕府灭亡的导火线。
第二年春天，即1854年3月，佩里如约再次来到日本，这次他的舰队更加庞大，整整7艘军舰排列成长长一列，浩浩荡荡地开进浦贺，停泊在神奈川河口。3月31日，在横滨临时搭建的接待场所，日本和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美方有300多人在场，双方各自的画师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日美《神奈川条约》共有正文12条和附录13条，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箱馆（现函馆）；美国船只可以入港补充食品、燃料等其他必需品；日本应救助漂流而来的美国渔民；美国在下田设驻日领事；日本给美国最惠国待遇等。
这是近代日本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日本被迫走出开国第一步。佩里对这一结果相当满意，他曾如此评价说：“虽然只是初步的，但对于今后将与日本政府建立的通商协定，却是重要的一步。”至此，日本的锁国体制宣告崩溃。
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的清朝著名诗人黄遵宪，在他的《樱花歌》里曾写道：“一朝轮舶炮声来，惊破看花众人梦。”
国门既已打开，之后英、俄、荷等国都依照美国先例，陆续强迫幕府签订类似的“亲善条约”。1858年（安政5年），美、荷、俄、英、法5国，先后在“亲善”“修好”等名目下，强迫日本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条约中的关税协定使日本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商业的自主权，领事裁判协定则侵犯了日本的司法自主性。
不过，正如明治初年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所说：“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便永不熄灭。”这把火，就是打破幕府统治，汲取西洋文明并奋发图强的意志与行动。
13.明治维新改天换地
随着锁国体制的崩溃，幕府独裁统治日趋动摇。将军府原来一直用种种条款架空天皇，对各地方大名更是严格限制。但是“黑船”事件之后，束手无策的幕府竟然向天皇及诸大名征询对策，企图借助天皇“神威”摆脱困境，并调整与诸藩的关系以获得实力派大名的协助。
从此，天皇和一些有实力的大名分享了干预朝政的权力。“尊皇攘夷”运动慢慢浮出水面，并且逐渐演变为“倒幕”的一面大旗。
幕府在开国过程中的无能表现，也使日本各方看清了其色厉内荏的本质。外来贸易增加导致国内物价飞涨，平民和中下等武士深受其害，对幕府的不满越积越厚。农民和市民纷纷起义，中下层武士、商人和新兴地主中的改革势力也群起响应，借机开展倒幕运动。但是这些行动遭到了幕府的镇压。
1858年9月，幕府突然采取行动，大肆搜捕、迫害尊攘派领袖，制造了所谓“安政大狱”。尊王攘夷运动遭受沉重打击，并由此转入了低潮。这一事件让许多志士在充分认清了幕府的面目的同时，开始认真反思改革运动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在安政大狱中被捕的吉田松阴就义时年仅29岁，他说：“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为醉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之人无所望矣。”在刑场上，他慷慨赋诗一首以明志：“吾今为国死，死不负亲君。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很快，以樱田门之变为起点，倒幕斗争重新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蔓延起来。1860年3月24日清晨，偌大的江户城沉浸于霏霏细雪之中，水户藩和萨摩藩的18名浪人手持刀枪，悄悄来到樱田门外埋伏下来，准备刺杀幕府大佬井伊直弼。此人是守旧大名的代表，曾专断地决定同外国缔结条约等事情，而后又制造安政大狱，大肆逮捕他的反对派，致使100余人入狱，其中1/4被处死，大批大名和公卿被处分。
不一会儿，井伊直弼的卫队踩着积雪出现了。在60多人的卫队中间，便是井伊直弼的轿子。一声枪响，浪人们与井伊直弼的武士进行激烈的搏斗，幕府的武士们斗志已失，不几个回合便纷纷倒地。浪人们冲向井伊直弼的轿子，将他一把揪出轿外。手起刀落，井伊直弼已身首异处。
樱田门之变后，奄奄一息的幕府于1864年和1865年，先后两次发动征讨长州倒幕军的内战。长州倒幕军勇敢善战，加之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士气高涨，结果幕府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1865年春，长州藩尊攘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了武装倒幕的决定。在倒幕维新的大旗下，以长州、萨摩为首的西南强藩捐弃前嫌，很快结成了军事同盟，掀起了武装倒幕的高潮。两年后，年仅14岁的睦仁即位，反对幕府的公卿利用年幼的天皇，控制了朝廷，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
1868年1月3日清晨，倒幕派首领西乡隆盛指挥倒幕军队，击败幕府布置在皇宫的卫士，取而代之把守各个宫门，宫廷政变完成得干净而漂亮。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德川幕府，没收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领地，成立天皇政府。
一个月后，天皇向欧美6国递交国书，申明以后天皇将亲自裁决内外政事，以大君（将军）名义缔结的条约，天皇朝廷将继续给予承认，但以后改用天皇称号进行国际交往。
4月6日，睦仁天皇率公卿百官，在京都御所的紫宸殿祭祀天地众神，以神前宣誓的形式发表了《五条誓文》，昭示推行公议政治、开明进取的施政纲领和方针，为日本走上强国之路指明了基本的方向。
也就在这一年的9月，新政府宣布江户改称“东京”，并定为日本首都，同年10月，天皇举行即位仪式，将年号改为“明治”，睦仁称“明治天皇”。
“明治”取自《易经》中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向明而治”的意思是黎明即起便勤加治理，寄予美好希望的名字预示着一个崭新帝国的开始。明治政府开始着手实行维新改革，史称“明治维新”。
新政府中的改革派武士大都非常年轻，在著名的“维新三杰”中，西乡隆盛年近40岁，大久保利通37岁，而木户孝允仅34岁。他们凭借年轻人的热情和胆识，以积极进取、勤奋好学的精神克服了治国经验不足的缺陷。新政府实行太政官制度，确保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
明治维新改革的内容，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改革等级制度，取消武士特权；大力创办近代教育；建立近代常备军和警察，实行义务兵役制；改革农业税，统一货币；大量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经济上实现工业化；制定宪法，实行内阁制等。
不过，改革对武士阶层的冲击日益加大，触动了武士阶层的根本利益，引发了不满武士的多次叛乱。就连西乡隆盛、江藤新平这样的倒幕维新骨干人物，也加入了叛乱的行列。对于这些叛乱，明治政权给予了毫不留情的镇压。素有“维新三杰”之称的一代英豪西乡隆盛最终战死沙场，被快速前进的改革所碾倒。在平定西乡隆盛叛乱的过程中，政府军的伤亡人数很大，改革代价巨大，但由此可见明治政府改革的决心。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经过这次改革，日本顺利地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危机，用短短50年，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多年才完成的近代化道路。按道理来说，地处东北亚一隅的日本，地理条件并不优越，国土面积有限，不仅矿产贫乏，而且经常遭受地震、火山和台风的袭击。但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却能够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在很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发展成亚洲第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具备足以同世界强国抗衡的实力，确实令世界为之震惊，也着实值得世人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
14.千奇百怪的日本姓氏
明治维新彻底地改变了日本社会文化，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让大部分日本人拥有了自己的姓氏。
和中国社会一样，日本的姓氏也经历了一个从贵族向平民的普及过程。不过，直到1875年时，在日本仍然只有皇族、贵族、大名、武士等具有一定身份和权势的人，才有资格拥有姓氏，平民百姓是没有姓氏的，只有小名和绰号。
公元4世纪末，大和朝廷把日本列岛南部统一，开始通过氏姓制度来建立自己的家族统治脉系。一般来说，一个大的家族会有一个“氏”，氏的称呼有的来自官职，有的来自居住地、统治地的地名，有的来自神名，还有的来自技艺。例如，居住出云国的就叫做“出云氏”，做祭祀工作的就叫“忌部氏”。掌握大和朝廷最高权力的大王家，是当时最强大的氏。
一般来说，在皇族子孙中不能继承皇位的庶流，就被任为京职或下放到地方。后来，皇族对许多家族按与自己的亲疏、血缘远近、功劳势力大小，分别赐予“姓”。这个“姓”只是表示地位、门第、职务的称号，类似爵位。当时的姓约有30个，其中“相臣”“君”“直”等赐给皇族及显要的贵族，是最有势力的姓。
不过，如果连续几代都是庶流，那么就极可能失去皇族身份，而成为地方领主，成为一个大的氏的分支。这些分支为自己起了“苗字”。“苗字”意思是嫩芽、分支，即从本家分出的支。在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即以所在地方名苗字，并且可能出现另立门户，衍生出新的姓氏的情况。例如，藤原是一个大氏，在出现分支以后，居住在近江国的藤原氏，便取为“近藤”，而住地在伊势、远江、加贺的藤原氏就称为“伊藤”“远藤”“加藤”。
可以说，日本古代的氏可以表示部分家族血缘关系，姓表示家族的地位尊卑，苗字则表示新的分支。当然，这时的氏、姓、苗字只有贵族才拥有。
一些较古老的大家族经过转封，大都离开了原先的发迹地。而从大量较小的地方势力上，还是能看到这种以地名为姓的情况，如赞岐十河城的十河氏、土佐安艺城的安艺氏、摄津伊丹城的伊丹氏、骏河葛山城的葛山氏等。
根据地名而改姓的情况，在镰仓时代以前出现的很多，战国时代以后仍然时有出现。今川氏真风雅亡国，最后依靠德川家康而定居于江户品川，他的次子高久也就改以品川为姓。
赐姓也是姓的一个来源。丰臣、德川政权还分别以羽柴、丰臣和松平姓赐予亲信或有力大名。丰臣秀吉统治时期得到赐姓的有五大老及细川忠兴、筒井定次、丹羽长重、堀秀政、长谷川秀一等数十人，然而关原会战之后，随着德川家康的霸权确立和西军方诸大名被减封甚至除封，这些赐姓大都被废止了。
7世纪中叶的大化革新废除了世袭的称号，这样表示家族地位的姓失去意义，氏与姓混合为一，有一部分成为流传到现在的姓。这时姓仍然是贵族的专利品，直到19世纪，姓也只限于武士、巨商和村里有权势的人。他们的姓是通过当局申请，得到特别许可以后才获得的。在当时，“苗字带刀”是一种特权的象征。
僧侣是舍弃了俗姓的人，往往被冠以寺号，如本愿寺、安国寺、曼殊院等，不能视之为姓氏。但公家常以作为一族永久的墓所而建的寺庙的寺号为姓，如西园寺、劝修寺等。寺院领地内的住人以所在寺号为姓，同样与寺庙有关，却都是货真价实的姓氏。
明治天皇时，政府感觉到没有姓，编造户籍，课税征役，非常不方便。为了彻底推行户籍制度，于明治8年（1875年）下令，要求所有的百姓起名。可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的习惯，并没有谁想用姓。这时候，人们才匆匆忙忙找起姓来，举国上下兴起一股取姓的热潮。于是乎，住在青木村的就姓“青木”，住在大桥边的就姓“大桥”，家门口长棵松树的就姓“松下”，门前有一座山的，就姓“山口”。
有点文化的选择“福寿”“长命”“千年”“松竹”“朝日”等好听的词作姓，“松”“鹤”“龟”等长寿象征也成了姓，“百”“千”“万”也成了姓。有的想沾点贵族姓氏的光，就用以前贵族姓氏中的字，比如用“藤”字的就很多，诞生了“藤田”“藤本”“藤井”“藤山”“藤川”等姓氏。
而一些没有文化的人“慌不择姓”，以鱼、蔬菜、寺院、职业作姓，甚至随便对付一个，“我孙子”“猪手”“犬养”“鬼头”“茄子川”全来了。
因为日本人的姓来得突然，来得特殊，它的内涵也与众不同。世界各国的姓多是表示血缘关系的，而日本的姓却很少有这个意义，姓一个姓的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不是一个姓的倒可能是亲戚。
1898年，政府制定了户籍法，每户的姓这才固定下来。这也使日本人的姓成为世界上一大奇观，一个人口才一亿多的国家，姓却有十几万个，平均一个姓只有几百人。日本人的姓氏怪，名字也怪，男子的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结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标志，长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11位的就叫“余一郎”，也有把“郎”去掉的，直接是太、一、次、二，用“治”表示二，用“选”“藏”表示三，用“助”表示小儿子。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小林光一肯定是长子，寅次郎一定是次子。
过去日本男子名多加上“兵卫”“左卫门”“右卫门”，这是由军职变化的名，也有的是为了显示尚武精神。
日本女子的名多以“子”“江”“代”“枝”结尾，如，大关行江、宇野千代、大原富枝，听起来优雅、柔和。现在青年女子中，约有90%的人用“子”命名。按习惯，女子出嫁后要改用夫姓，比如中野良子嫁给川崎善弘后，改名川崎良子。
把数字用在姓名中，是日本人姓名的又一特色。有姓一丹、二井、三木、四岛、一味川的，有姓六角、七条、八马、九鬼、十石的，还有姓四十五、五十铃、百元、六百田、千家的，甚至有姓百代、万岁的。在名中用数字表示排行是常见的，但也有表示出生时间的，比如山本五十六，并不是排行第五十六，而是因为他出生时，父亲的年龄是56岁。
15.蓄谋已久侵略中国
对于日本而言，明治维新时的富国强兵政策，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而是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早在德川幕府末年，长州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阴就曾声称：“现在要加紧进行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那霍次克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参议院议长的山县有朋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当时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
特别是人称“后三杰”之一的山县有朋更是鼓动侵略的代表，他露骨地叫嚣充分表白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现今兵部之目标在于内，而将来则在于外。”在执掌了日本军队的大权之后，他主持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也鼓吹发动了一次次对外侵略战争。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改革的道路，急需寻求大量原始资本，而国内的资源有限，日本把目光投向了与它一海相隔的大清帝国。当时的清朝国土广阔，物产富饶，但是却积贫积弱。日本心想：就是它了。
1873年（明治6年），日本借口中国台湾居民误杀琉球渔民事件，出兵侵略台湾。琉球就是今天的冲绳，当时还不属于日本，而是中国的藩属国。日军出师不利，在军事上处于了劣势，但这并不妨碍它胁迫清政府于1874年10月与之签订《北京专条》，承认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是“保民义举”，并抚恤“遇害难民之家”，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
这次战争使日本认识到清政府的腐朽本质：打一仗，他们就会乖乖地送上大把银子，这真是一桩极好的买卖！
于是，日本开始两手准备。一方面加紧扩军备战，前后多次实施《扩充军备案》，不断加大军费开支，到甲午战争前几年，其年度军费开支竟高达国民总收人的31%。
1874年，山县效法普鲁士在陆军省内设立参谋局，后将其改组并扩大为独立于陆军省的参谋本部，成为统辖军令的核心机关。参谋本部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侦察中国的地理和军事情况，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大量刺探、搜集情报。这些间谍活动使日本政府对中国军事情况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此后不久，山县又设立了监军本部，后改为教育总监，专司军队教育和干部人事之责。至此，形成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教育总监共同组成的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即通常所称的“军部”。
这一系列改革使军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1882年，天皇颁布了由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提交的《军人敕谕》，要求军人以忠节、礼仪、武勇、信义和质朴为必须遵从的道德准则，绝对服从天皇的领导，不惑于舆论，不干预政治，唯有一心遵守自己忠节之本分。这实际上是把效忠天皇变成日本军人必备的素质。因此，日本的新式军队称为“皇军”，意为天皇的军队。
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地区及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的，并几乎达到全部目的。
大战前的日本早已磨刀霍霍，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图穷匕见。与之相比，清政府“犹在梦中”，认为日本乃“蕞尔小邦”，“不以倭人为意”。军权在握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
就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欲与中国决一死战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购买海军的枪炮弹药。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而是因为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另一种说法是：光绪皇帝生父，主管海军衙门的大臣醇亲王奕訢为使慈禧远离紫禁城，方便光绪亲政，挪用了海军衙门经费修颐和园。慈禧说，光绪1875年登基时年幼，她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吗？”
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中国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1890年，已经身为首相的山县有朋在第一届议会上公开鼓吹他的所谓“利益线”理论，指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防守主权线，即保卫本国疆土不容他人侵犯；二是维护利益线，即在与国家主权线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必须经常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
利益线理论其实并不新鲜，不过是为推行武力扩张政策而精心编织的又一个蛊惑人心的理由。根据山县的要求，外相青木更加露骨地提出要在近期内抢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滨海地区，甚至要把朝鲜、满洲并入日本。山县、青木的这些论调，是日本立宪后第一届内阁对邻国外交的总方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陆政策”，此后成为日本对亚洲政策的核心内容。日本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进而加以吞并。
1894年2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直逼首都汉城，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接到朝鲜政府的乞援信，特别是从袁世凯处获得日本不会出兵的保证后，清政府决定向朝鲜派兵。此时日本政府却违背承诺，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也派兵入朝。6月5日，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积极备战。但是几天后东学党起义军与朝鲜政府达成《全州和约》，汉城局势趋于平静。
至此，清政府建议中日共同撤兵，但日本不仅拒绝撤兵，还大举增兵。此时日本蓄意挑起战争的预谋已昭然若揭，但清政府仍抱有“和平”幻想，没有进行必要的临战准备，从而使日军从容完成兵力部署。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黄海丰岛海面伏击中国运兵船队。高升舰被击沉，操江舰被俘，近2000名中国将士葬身海底。同时日本陆军向驻朝鲜牙山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大败，退守平壤。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日，日本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战争正式爆发。
16.甲午海战重创北洋水师
1894年9月15日，日军大举进攻朝鲜平壤，这是中日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17000人，日军有16000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至中午，战局胶着，日军暂停攻击，退回驻地。
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然而清军总指挥叶志超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他于午后4时竖白旗停止抵抗，下令全军撤退，把平壤拱手让给了日军。清军在6天里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回国。日军扩大战果，很快便占领朝鲜全境。
9月17日，甲午海战开始。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突袭中国北洋舰队主力。战斗刚刚开始，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受伤不能指挥，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指挥作战。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同全舰官兵一起全部战死。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弹药用完之后，命令军舰开足马力冲向日舰吉野号，准备和它同归于尽，但不幸的是中途被吉野号放出的鱼雷击中，全舰仅7人生还。邓世昌被自己驯养的狼犬救起，但他无意偷生，抱着爱犬一同沉入海底。
海战从中午开始，历时5个多小时，中国致远号等5舰沉没，伤亡官兵1000余人；日本也有5舰重伤，官兵伤亡600余人。中国虽然损失严重，但主力尚存，日本聚歼北洋舰队于黄海的预谋并未实现，北洋舰队只要重整旗鼓，仍可与日本再战，但李鸿章却消极避战，命令北洋舰队躲进威海卫军港，“保船避战”，不准巡海迎敌。这样，日本自然控制了制海权。
10月24日，日军兵分两路进犯中国东北边境。日军第1军在不到3天内突破鸭绿江防线，清军望风而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第2军从花园口登陆，包抄大连、旅顺，于11月6日攻陷金州。大连不战而失。
11月18日，日军进攻旅顺。旅顺是清朝经营多年的远东第一大军港，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防御体系来说，只要守城官兵士气旺盛，指挥得当，坚守数月是不成问题的。但守将龚照玙未见敌军就乘小船逃往烟台，守军土崩瓦解，日军仅用6天就攻占了旅顺。
占领旅顺后，日军屠城3日，近2万人遇害，全城仅36人幸存。英国人阿伦亲眼目睹了这场大屠杀，他在《旅顺落难记》一书中写道：“日军进城后，满路都是被杀者的尸体，竟辨不清路。在一个池塘边，站满了日军，赶着一群老百姓，往池塘里跳。只见水里有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作一团。有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浮出水面，正往岸边爬来，日本兵就用刺刀对准她当心扎了对穿，第二个就刺那个小孩，只见刺刀往上一挑，小孩就被挑在枪头上。在另一个地方，10个日军兵捉了许多逃难的中国人，把辫子联在一起，当枪靶子打。有的斩了一只手，有的割下一只耳朵，有的斩断一只脚，有的砍头。”
旅顺失陷后，北洋舰队根据地威海卫港，成为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1895年l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他们没有遇到中国陆军的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是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躲在威海港中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荣城失守后，威海门户洞开，很快被攻陷。北洋舰队困守刘公岛，成为瓮中之鳖。虽奋勇还击，但大势已去。军舰大部分被击沉，剩余镇远以下10舰被日军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管带刘步蟾自尽，其余官兵投降，共计5124人。
1895年2月17日上午，日军举行受降仪式。旗舰松岛军乐队高奏日本国歌“君之代”，全体官兵齐集甲板，欢呼雀跃。“远东第一海军”北洋舰队至此全军覆灭。
随后，日军集中两万兵力进攻辽东，先后占领牛庄、营口等军事要地。清军虽有7万人，但毫无斗志，不到10天就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用无限悲哀的口吻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至此，清政府在军事上已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只有求和一途可走。
1895年，中日两国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有：①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废绝中朝宗藩关系；②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地区及澎湖列岛给日本；③赔偿日本军费银2亿两；④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为商埠；⑤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签订条约时，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给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讲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他说他当初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在全班只是第7名，但如今是日本总理大臣；当时的第一名是个中国人，现在却在福建当一名小小的县官。
1894年的这场战争，中国称为“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无论称呼是什么，其结果并无二致，日本竭尽全力与清政府博弈，却发现看似庞大的清政府不过是纸老虎而已，一场更大的预谋在军界暗暗地展开了。
17.法西斯恶政鸣响丧钟
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获胜，但是国内却是“富者常乐，贫者常苦，朱门之家骡马常肥，而面无血色之乞丐却比比皆是”。对外战争的辉煌与国内人民的苦难，形成了一副光怪陆离的景象。
1930年11月在军部的唆使下，法西斯组织“爱国社”成员暗杀了不顾军部阻挠、执意推行裁军计划的内阁首相滨口雄幸，法西斯势力在当时的日本已经拥有了相当广泛的市场。1931年犬养毅内阁上台时，日本朝野上下已经弥漫着军阀横行的腾腾杀气，多年来备尝艰辛才勉强争取来的政党政治，已遭到无情践踏。
军部法西斯势力为了转嫁国内矛盾，把国人的目光由国内的萧条转移到国外，提出“先外后内”。而他们第一个要蹂躏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
经过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军人炸毁了沈阳以北2.5千米处柳条湖段一侧的铁轨，长度大约78厘米，并不妨碍火车通行。这时，早已埋伏在附近的日本军队大喊“中国兵炸毁铁路了！”并向中国驻军北大营发动进攻。
关东军的举动得到国内军部中央的支持。1932年1月，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天皇发布敕语：“使皇军之威武传遍日本国内外。朕深嘉其忠烈。”3月1日，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日本参众两院全场一致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这一年的5月15日，以少壮派军官为主体的法西斯分子发动暴乱袭击，杀死了首相犬养毅等多人，制造了“5·15事件”。在这一事件的冲击下，日本政党政治宣告结束，成立了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包括军部、官僚和政党代表在内的所谓“举国一致”内阁。日本政权开始向军部独裁过渡。
1936年2月26日，1483名主张建立军事独裁的陆军青年官兵发生叛乱，最后因得不到其他部队的支持，和平投降，这次政变称为“2·26兵变”。政变失败但法西斯势力非但没有减弱，而是进一步加强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借机清理皇道派军人的政治势力，法西斯军国主义得到巩固，确定了全面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国策。
1937年7月，日军在北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侵略中国，世界大战的序幕被拉开。从此，日本开始了法西斯恶政，给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带来了梦魇般的痛苦回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1940年8月，近卫内阁正式宣布《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同年，外务大臣松冈洋右首次正式提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主宰的，包括东亚、南亚、东南亚、大洋洲所有地区和国家在内的庞大帝国。
1941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同时要求盟国日本向北夹击苏联。由于当时苏德局势未明，加上之前日本在与苏联的冲突中曾两次惨败，日本决定放弃北进，同时因为在谈判中美国态度强硬，不肯向日本做出哪怕是最小的让步，失去耐心的日本决心南进。
1941年10月，主战派东条英机内阁成立。11月26日，美国向日本递交《赫尔照会》，要求一切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向美、英开战。12月8日凌晨，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空军基地珍珠港。随后，美国国会通过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加快了轴心国失败的进程。
进入1944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一年，战争局势对进日本愈加不利，特别是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海军更是连连受挫，节节败退。号称“世界第三海军”的日联合舰队已是日暮途穷，垂死挣扎。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在轴心国方面，只有日本还在顽抗，不过也已是日暮途穷，除了投降已无路可走。但是日本政府领导层不甘心失败，从6月到7月进行了3次全国战争动员，打算进行“本土决战”，不惜“一亿玉碎”也要战斗到底。
7月26日，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对此日本拒绝接受，希求能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媾和。面对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日本，盟国方面认识到，要使日本真正心服口服地投降，必须在战场上同日本做最后决战。
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迫使日本投降呢？此时，美国人把希望寄托在刚刚实验成功的原子弹身上。8月6日，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爆炸，巨大的蘑菇云敲响了日本法西斯的丧钟。16个小时之后，杜鲁门发表声明，要求日本政府尽快接受《波茨坦公告》发出的最后通碟，否则就将再次遭到“来自空中的毁灭”。
虽然广岛的悲剧使日本十分震惊，但死硬的日本政府仍然没有接受无条件投降，日本大本营认为：“这种炸弹并不可怕，我方有办法对付。”
8月9日凌晨，另一颗原子弹投向了长崎。撞了两次南墙的日本政府终于明白了原子弹的威力。在御前会议上，主战派和主和派争执不下，但迫于原子弹令人恐怖的威力，裕仁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4日，天皇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天皇下令起草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并将诏书录音，准备在第二天播出。当晚，少数少壮派陆军军官发动政变，企图劫走天皇广播诏书的录音唱片，逼迫天皇下令决一死战。由于没有军部上层的支持，政变很快失败。
8月15日上午，日本天皇的《致忠良臣民书》向全世界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上午9时，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
丧钟为谁而鸣？历史看得见，谁做出倒行逆施的暴行，谁将最终为自己的行为而负责，历史同样也很公平。随着日本的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