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张学良：帅只在年少
卒于2001，死于1937！巅峰即是谷底，牛市直入熊市。曾经很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是帅只在年少。
小档案
姓名字号：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
籍贯：辽宁海城
生卒年月：1901年6月3日至2001年10月14日
最高职务：国民党陆军、海军一级上将
家世：
父母——父亲张作霖，母亲赵氏。
兄弟姐妹——姐姐张首芳，大妹张怀英，二妹张怀瞳，三妹张怀卿，四妹张怀曦，小妹张怀敏。大弟张学铭，二弟张学曾，三弟张学思，四弟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张学铨是张学良的五、六、七弟。
妻子儿女——发妻于凤至，生一女三男，张闾瑛、张闾珣、张闾玗、张闾琪。
简历
1901年——6月3日出生于逃难中的大马车上，养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窝堡屯。
1911年——生母赵氏病故。
1915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游行示威活动。
1916年——奉父命和长他3岁的于凤至结婚。
1919年——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炮科。
1920年——任奉天暂编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晋升陆军少将、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任“镇威军”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进行“整军经武”。
1924年——任奉天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兼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
1925年——授陆军中将军衔，任镇威军第三集团军军团长，赴秦皇岛收编渤海舰队。
1926年——任安国军陆军第三方面军团长。
1927年——率安国军陆军三、四方面军到河南与北伐军对抗，授陆军上将军衔。
1928年——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任东北海军总司令、东北航空司令。宣布东三省易帜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1929年——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改称主席）。
1930年——任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东北交通大学校长、复州煤矿股东。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1931年——任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
1933年——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一集团军司令。4月11日乘意大利邮轮起程出国。
1934年——由海外返回上海。
1935年——赴庐山见蒋介石。蒋限期3个月肃清豫鄂皖三省境内的红军。
1936年——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937年——发表《告东北军将士书》。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从此开始幽居生涯。
1940年——2月，于凤至因病赴美就医，赵一荻由香港到阳明洞陪张幽居。
1946年——迁移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也称清泉）。
1956年——皈依基督教，从此不再治史，也不再写文章。
1964年——与赵一荻结婚。
1975年——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和赵一荻前去吊唁。
1978年——蒋经国被选为台湾的“总统”，第一个打电话祝贺蒋经国。
1979年——10月5日（中秋节）下午，应邀参加蒋经国夫妇举行的中秋节茶话会。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其间接受纽约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美国之音》之“新闻广角镜”记者采访。6月返回台北。
1992年——9月11日，张学良在台北北投寓所首次接受大陆记者采访。
2001年——因病抢救无效在美国夏威夷逝世，享年101岁。
暗香
完败！
奉系在与直系的战争中完败。
张作霖又怒又惊！
奉军本来一直占尽上风。
战争初期，奉军连连得手，打了一些胜仗，西路长辛店一仗更是大败直系。可是直军忽然反攻过来，打了奉军个措手不及，溃不成军，现在都被人逼回了东三省。
总统徐世昌一向是笑脸相对，奉军一败，立马翻脸，下令免除自己的本兼各职，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全给撸了下来。
免职，张作霖不怕，丢了北京，东北这一块还是我老张的天下。不让老张做官，我老张还不服你管了。张作霖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独立”了。
张作霖不想只做东北王，他还想再打回去。奉军战败后，曾任直方张锡元参谋长的孟星魁就认为“直军的胜利出于偶然和侥幸，还是借重于冯、张等部的客军”。
偶然也好，客军也罢，胜了就是胜了，自己再打回去，又凭什么？
凭武器装备？凭张景惠、吴俊陞、孙烈臣、张作相和汤玉麟这些老兄弟？
打仗，过去老兄弟行。现在，还真不行。
长辛店一战，奉军大败，老兄弟们的部队溃不成军。
兵分两路取直系老巢保定，东路军出师告捷，老兄弟们的西路军直接崩盘，不但拖累全军的前腿，还拖累全军的后腿。
直军由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率领部队7万余人追到山海关，要不是三十八旅王文升团的拼死反击，稳住奉军的阵脚，可能都被人追到奉天城。
张作霖心中不由得一动，小六子张学良手下还是有几个能打仗的人。王文升不说，三十八旅在长辛店也是败而不溃，一路后退很有章法。郭松龄看着不顺眼，打仗实在是把好手。
张作霖一直认为张学良还嫩，只想拿手术刀救人，不想拿指挥刀杀人。张学良进讲武堂学习都是自己用激将法激进去的。
1919年，张作霖为增强军事势力、培植奉军军官，特拨巨款办讲武堂。张作霖很希望学良第一期就入学，既怕张学良不去，又怕他吃不了苦，受不了军纪约束，于是对张学良说：“讲武堂要求学员严格，你不要去，去了怕给我丢脸。”
张学良自尊心极强，他还真不信这个邪，一赌气进了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
张作霖见到张学良就笑：你在讲武堂要能毕业的话，回来我就给你当营长。
张学良头一个月就考了个第一，第二个月又考了个第一。学校里就有流言，说这些教官因材打分。
学校知道后，有一次就采取突然袭击，教育长熙洽亲自监考，要学生全部调换位置，当堂出了四道题，结果只有张学良一个人全答对了，从此解除了学生们的误解。
人总会有老的一天，奉军迟早得有人出来接替。张作霖知道该做出决定了。
整军
张作霖找张学良谈话，询问他对改变奉军困境的路子。
张学良想了想，胸有成竹地说：“摆脱困境并不难，只要整军经武，选贤任能，培养士兵的好风气。”
选贤任能张作霖懂，整军经武就不明白了，于是看着张学良，不说话。
张学良知道他不懂，解释说：“整军经武就是认真整顿和训练军队。提拔优秀青年军官，充实军事人才，建立一个硬实的班底。总之，要从根本上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
东三省巡阅使署被撤销，改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下设东三省陆军整理处。陆军整理处总监是孙烈臣，副监是张作相、姜登选，张学良为参谋长，具体负责对奉军改革整顿工作。
由张作霖兼堂长、张学良兼任监督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也是整军经武中的重要机构。它是专门培训军官的，是当时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学府。肖其煊任教育长。暂编陆军第八旅旅长郭松龄也参与讲武堂的领导和建设工作。那时，为统一东北军队的编制，大力整顿陆海空三军，同时开办了各种训练班。
在杨宇霆、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和一些老臣宿将的帮助下，张学良用两年时间对奉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顿。经过两年的改革整顿，奉军军队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大大增强了战斗力。奉军中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派军官陆续担任要职。奉军甚至建立了一支拥有300架飞机、20余艘军舰的空海军劲旅，这都是当时国内各地军阀所无法相比的。
张学良整军，张作霖则在准备一雪前耻。
张作霖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住在天津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及浙江提督卢永祥联系，结成“三角同盟”。
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爆发了浙江战争。9月3日，张作霖通电谴责曹、吴（即直系）攻浙，并以援助卢永祥为名，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率15万人向关内杀去。
为抗击张作霖的进攻，吴佩孚指挥总兵力近20万人依托长城组织防御。双方在山海关斗得正酣，张作霖的奇兵杀出。
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回师北京，软禁总统曹锟，占领了北京。冯玉祥对吴佩孚早就心有恨意，张作霖出兵前就和他结下同心，一致反吴。
听到后院起火，吴佩孚军心大乱，把前线指挥交给张福来主持，亲率其嫡系第三师、第二十六师乘车回救北京。
吴佩孚命令部队在杨村一线布防，等齐燮元、孙传芳的军队到后围攻北京。援军迟迟不到，奉军张宗昌部却已杀到，截断榆关和天津之间的交通线，断了直军的退路。
直军大乱，主帅不在，后路又断，奉军乘势占领山海关和秦皇岛，缴获直军的枪支达3万余件。
冯玉祥军先后攻占了杨村和北仓，并俘虏了北上援吴的鲁军旅长潘鸿钧。大势已去，吴佩孚只好率残部2000余人由塘沽登舰南逃。
攻友
相见不如不见。
不见还好，再见已是战场。
郭松龄是张学良在讲武堂的教官，也是早年的同盟会会员。郭松龄博学多识，相貌堂堂，打起仗却从来不要命，无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虽是整天泡在一群大老粗中间，却是一身书卷气，不吸烟不饮酒。张学良虽是人不风流枉年的大少，却是极为欣赏。
郭松龄有心做一番事业，见张学良对自己如醉如痴，先天条件不错（脑子活）、后天环境优越（东北太子），于是经常向张学良灌输“练精兵，御外侮”等思想，并劝张学良训练新军，帮自己圆梦。
张学良对郭松龄“逾格信重”，常常不加掩饰、同时也是满怀无限信赖之情地说：“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也就是我。”
郭松龄极为张学良欣赏，却很不受一些人待见。郭松龄冲锋在前，封赏却常在后，甚至没有。张作霖就打趣他：“郭教官，你不是到南方去革命了吗？为什么回来了呢？……你还是回来的好，在外边没有什么混头。”
郭松龄口中不说，心中却憋了一口恶气：打人不打脸，伤人不伤心。奖励没有，反而揭我的伤疤。
更令郭松龄不满的是，杨宇霆热衷军阀混战，鼓动张作霖再次举兵进攻冯玉祥部的国民军，于是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现在老杨又帮助老蒋，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灰我不再充当了。”
郭松龄反对出兵，张作霖很烦他，就派他到日本观秋操。
参观完毕，郭松龄独自搭船到了天津，并称病住进了天津的意大利医院，开始积极筹划反奉。他的反常行动自然瞒不住耳目众多的张作霖的眼睛，在他“病情”未见好转时，张便急电召他回奉。
事情暴露，郭松龄决定提前行动，并对张学良有所暗示，提出“父让子继”，以改革东三省局面。
郭松龄让自己当李世民，张学良听后心中大惊，自己无心搞什么玄武门政变，老爸也不是李渊。
张学良连夜乘车往回赶，遇到一个疯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开他。
郭松龄虽然还没有发难，但毕竟能看出一些军队不稳的蛛丝马迹。到达关外前所车站时，张学良命令驻山海关附近十九团团长张延枢迅速布防。
11月22日，郭松龄以东北国民军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反戈讨奉的通电，通电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痛斥杨宇霆嗜战祸国，并促请张作霖息战下野，拥戴张学良领导东北。电文声称，不求内战，反对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改革东北内政，清除腐化势力。
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出现混乱。张学良弃车登上“镇海”军舰，在军舰上已经看到一列一列兵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军舰上已收到郭松龄反奉的通电。一个炮长就请示张学良：“主炮可以射到击铁桥上的兵车，我们可以开炮吗？”张学良没有答应，称都是自己的部下。
张学良一向重用郭松龄，奉军主力尽在郭松龄掌握之中。张作霖见郭松龄带着奉军的精兵打自己，还亮出张学良的旗号，又气又怒，盛怒之下痛骂张学良；“小六子，你来干，我让给你就是了！”
张学良赶到秦皇岛，想劝郭松龄罢兵。
郭松龄不见，托人带话，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郭松龄信心满棚。外有冯玉祥、李景林等的支持，内有一批能征善战的亲信部下的追随，有新编的五个军由自己直接指挥，通电一发，挥戈东进，沈阳指日可下。
一边亦师亦友，一边是父亲，伤了哪个都会伤心。血浓于水，张学良做出了选择。
郭松龄锐不可当，沿途击败各路奉军的抵抗，先后攻占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
12月21日，张学良和郭松龄在巨流河边相见。相见不如不见，这一见是两军生死相见。
张学良和郭松龄生死相见，气场却全部向张学良倾斜。
郭松龄的各级军官都是张学良亲自从讲武堂、教导队中选拔出来的，都把自己看作是张学良的人。郭松龄打着张学良的名号反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但反对张学良本人，支持率那是狂降。士兵中流传：“吃张家，穿张家，跟着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倒戈官兵不敢违背命令，放空枪的权利还是自由支配。
郭松龄军中以参谋长邹作华为首的一部分高级将领暗中与奉张联系，不愿再战，邹作华甚至盗用郭松龄的名义，向正在乘胜前进的前线部队发出停战命令。
日本人对张作霖不满，总觉得他没有满足日方的要求。见郭松龄反奉，立即提出可以有条件地支持他，郭松龄断然拒绝。
郭松龄断然拒绝日本人有条件的支持，张作霖适时地向日本人作出厚重的承诺。
情人是新的好，朋友还是老的好。12月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对双方警告，谓“不准在南满铁路及附属地区发生战斗”……这些表示，显然是帮助张作霖抵制郭军。
23日夜，郭松龄败局已定。
翌日清晨，他偕夫人弃军出走，下午2时，被捕获于民家的菜窖中。
张学良闻讯后，要求押解郭松龄夫妇的队伍一定要从他的驻地经过，希望能够放郭氏夫妇一条生路。
杨宇霆料到以张学良的性情，再根据郭张昔日的交情，如果不早下手，郭松龄可能还有翻身的机会，于是他当机立断，将郭松龄夫妇就地处决。
神都可以倒，从此张学良不再轻易授人以权柄，身边再也没有出现过像郭松龄光环无数的亲信。
帅归
1928年4月初，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名，调动蒋、冯、阎、桂所辖的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沿京浦、京绥各线北开，向张作霖在河南和京津地区的防地进逼。
北伐军咄咄逼人，奉军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杨宇霆认为不如避其风头，退兵言和。箭已经出弦，再好的盾也会有个闪失，奉军得不了好。
张作霖再三考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发表了主张和平的佳电，表示愿退兵关外、与北伐军握手言和。
张作霖退兵，日本人却是极为不满。北伐军一旦进驻京津，控制北方，势必影响日本在华利益。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驻京津一带的日军连日来调兵遣将，却没有想到张作霖自退回关外。
张作霖的撤退打乱了日本人的计划，美、英等国又在暗中支持北伐军的行动，日本人也不敢在军事上有大动作。
军事受挫，日本人就转向外交讹诈，声称他们允许国民军进驻平津，但必须平静地交接，不得诉诸武力。
对张作霖，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向他递交了《觉书》，促其撤回东北。至于张作霖的后半生，日本早就为他准备了两条路：一、下台，日军解除奉军武装；二、当傀儡，日本人从此成为东北的主宰。
张作霖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主，轻易不愿受人控制；东北是他拼死打出来的江山，更是不会拱手让人。
张作霖给日本政府回话：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当然，张作霖还是考虑了日本人的感受：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正准备撤回东北。其实不考虑日本人的感受，奉军还是要回东北，惹不起北伐军，自然只能躲得起。
日本关东军少壮派不愿意他躲，最少不愿意他躲回东北。少壮派早就想出兵占领东北，放个不听话的张作霖回东北，事事添堵，很不自在。
乐意也好，不乐意也罢，张作霖还是要坐着他的专车回沈阳。专车其实是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共挂有二十多节车厢。花车特意编排在整个列车的中部，前后的车厢坐满了随行人员和全副武装的卫队。为防不测，在火车前面还特别设置了压道车，想在路轨上做手脚，绝无可能。
路轨有防备，桥洞呢？在离车站不远处有一个三洞桥，三洞桥的桥上由日军警戒。
张学良一向不信占卜，也不感兴趣。送完父帅，回到中南海的万宇廊，副官吴泰勋正在室内扶乩问事，张学良突然心中一动，凑上去说：“替我乩乩大帅此行的吉凶祸福！”副官应命，不久他那乩语上批出四个大字“大帅归矣”！
6月4日清晨，天刚破晓，皇姑屯南满铁路车站的日军监视岗亭发现挂有蓝钢皮车厢的列车奔驰而来。
只听一声巨响，黑烟腾空而起，高达200公尺，沙石横飞，南满铁路钢桥顿时炸毁，全桥塌下。花岗岩桥墩被炸毁，桥上枕木火势熊熊，电线全被炸断。张作霖所乘的车厢被炸得粉碎，车身碎片飞散到线路之外。其余的车厢冒着黑烟，开始起火。
张作霖被炸得臂断肢伤，血肉模糊，昏倒在血泊之中。同车的吴俊升当场死亡。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赶忙找了一辆旧汽车，把张作霖抱上汽车，急开沈阳，直奔大帅府。上午9时30分，张作霖死，终年54岁。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天第二天即发布戒严令，任命齐恩铭为省城戒严司令，同时通知在京的张学良迅速返回沈阳。
奔丧
张学良心中大乱。
大帅皇姑屯遇难，速回奉料理善后。接到电报的张学良大悔，乩语竟然如此，如果早知这样应该及时提醒父帅。
父帅遇难，张学良不敢露出破绽，强装镇静，命令军团部立即撤离北京。
听说张作霖受伤回到大帅府，日本外交官林久治郎亲自来探视大帅伤势，并提出要派高水平的医生给大帅看病。帅府有礼貌地谢绝了。
寿夫人邀请相识的日本太太聊天打麻将，心情好得不行，嚷着要大吃三方。太太们也很开心，寿夫人讲的笑话挺逗，只是对面大帅卧室的灯有点晃眼。常为大元帅看病的杜医官每天照常到帅府上班，厨房照常为他送饭，勤杂工照常洒扫，花工照常在庭院里修剪花枝。
张作霖不死，又进了大帅府，想再动手已是不可能。大帅受伤，张学良绝对是要回东北。张作霖运气好，张学良就要看他的造化。
张学良不能不回。一切安排妥当以后，他把部队指挥权移交给杨宇霆，匆匆踏上返奉的列车。
张学良剃光长发，穿上士兵服装，化装成伙夫，在由卫队营长崔成义率领的几名得力卫士护送下，在夜里混杂在经滦州东撤的卫队骑兵连的闷罐车厢返回奉天。为了以防万一，私人医生马扬也化装成士兵随行。马扬是复合型人才，医术挺好，日语贼溜，和日本人打交道用得着。
张学良的日本熟人越来越多，列车一路走来，山海关、绥州、锦州各站站长和荷枪实弹日本宪兵登车巡视。他们每检查一个车厢，就问谁是车上的指挥官？张学良是否在这趟列车上？
士兵们有人认得崔成义，就说崔成义是指挥官。宪兵拿着灯往崔成义脸上一晃，问崔成义：“列车去奉天干什么？”
崔成义镇定自若地回答：“我们到奉天另有任务。”
“张学良军团长在车上吗？我们站长找他有事。”三个宪兵接着问。
崔成义心中一乐，你们不就是来找事的，嘴里却说：“张军团长不在，他还在滦州督军呢。”
宪兵不死心，继续巡视。座位底下、厕所，只要能藏人的地方，都伸长脖子往里面看。
巡视多次，宪兵确信张学良的确没在车上，这才下车。
大帅府仍在，父帅已不在。张学良不敢露出半点异样，更不敢让人知道张作霖已死，一旦消息泄露，张家灭门都有可能。
张学良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迅速地巩固自己在奉天的地位，顺利控制东北的军政要务。
虎倒威在，张学良只能借用父亲的威风。张学良模仿张作霖的字体，草拟了一个手令：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派张学良代理。最后，写上张作霖的名字和一个“铣”字，盖上大元帅印。
落款时间为6月16日，这是有讲究的。6月16日，张学良还在北京，说明他是奉命回奉天的。
手令交给奉天省长刘尚清，以奉天省长公署令的名义公布张作霖的“手令”。6月19日，张学良正式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全城悬挂五色旗庆祝，官商各界纷纷来贺喜，奉天人心开始平定。
官商各界人士满脸笑意，张学良却是清明一片，路才走出第一步。
继业
张作霖在，东北姓张。
张作霖不在，东北说话的人有三：一是吉林省督办张作相。张作相是张作霖的老把兄弟，长期以来是第二号人物，对张作霖极为忠诚，待人忠厚，处事稳重，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很高。二是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此人智谋过人，深得张作霖的器重，但他恃才傲物，人缘不好。三是张学良。悉心培养的接班人，掌握奉系军队，军事才能可以，政治资历不够。
张作霖死后，一些人认为有利于日本，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不利于日本。
实力派杨宇霆和日本人走得近，完全可能得到日本人的支持。杨宇霆从来不把张学良为首的少壮派放在眼里，只能说明人家硬气，不少人纷纷在杨宇霆那里排队。
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张学良绝对和日本人过不去。南京政府风头正劲，阎锡山和冯玉祥都归顺了，张学良疏远日本，投靠南京政府是迟早的事。看好南京政府、反对日本的势力则有意拥护张学良。
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召开，选举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杨宇霆来，张学良来，老督办张作相未到。张作相虽然人未到，但话已传到，他支持张学良。他对张学良说：“如果老帅安去，我可以接任，但今天老帅殉国，我必推你继之。”然后又说：“你好好干，场面上我一切都服从你。私底下你还是我侄儿，你干不好，到房间后我会拧你耳朵，打耳光子。”
不等了，杨宇霆手一挥，大声说：“老督相德高望重，他来不来，我都选他。”
常萌槐不明白杨宇霆这话的意思，但知道他绝对有用意，于是站出来说：“张作相督办德高望重，深受东北民众及全军将士爱戴，完全可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张学良不愿意选杨宇霆，这人一向不待见自己。张学良也不敢投自己的票，这摆明是当保安总司令想疯了。老叔张作相对自己不错，张学良选张作相。
杨宇霆看着张学良，不经意的笑意写在嘴角。二张联手，张学良这保安总司令的位置是坐上了。张学良父承子业，名正言顺，手中又握有军队，当个几十年都没问题，自己想从他手中抢位置，那是基本没戏。张作相德高望重不假，但在东三省根基还是不深，暂且把这位置寄存在他这儿，随时都可以拿回来。
杨宇霆选张作相，张学良选张作相，站出来反对，那不是和东三省三大巨头当面叫板，没有人活腻。
主持会议的人看没有人提出异议，便宣布说：“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今日一致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杨宇霆笑意更浓，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军服他早就派人给张作相送到府上，张作相只怕已在来会场的路上。
大家起身热烈鼓掌，忽然卫队在门外高声喊道：
“张——作——相——督——办——到——”
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亲自到了，掌声更响。
两扇大门一拉开，人们不由得愣住了。只见三盏黑纱灯在前面开路，黑纱灯上写着黄色的大字：“母丧”。张作相没有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军服，而是身着孝袍，腰系麻绳，脚蹬麻鞋，手里捧着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军服。
张作相把总司令军服放在张学良的面前，然后面对大家跪下身子，磕了三个头，双泪俱下地说：“作相不幸，慈母西去，作相实有负诸位重托。”
张作相走，与会的人见此情景，都面面相觑，不禁哑然。
杨宇霆笑意顿失，人算不如天算啊！
扯皮，协商，再扯皮，再协商，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决定放弃举手表决的方法，九天后改用选票推举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张学良当选取选。会议成立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共17人，杨宇霆提出辞职，由高维岳代替。
张学良身着总司令军服，正式宣布就职。从此，以张学良为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成为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的执行机关。
张学良一波三折地子承父业，杨宇霆败退，有人却上来紧逼。
易帜
日本人是来要债的。
日本人称，张作霖生前对我们日本做出种种保证与许诺，比如东北独立，现在老帅虽然不在，他的承诺还是得由少帅兑现，省得坏了老帅的名头。
坏了老帅名头，日本人不过在敲打张学良：你爹的命就是坏在我们手里，不听话，我们可以对付你爹，自然就可以对付你。
日本人逼张学良独立，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则极力策动张学良“易帜”，把奉张政权的五色旗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张作霖撤离北京时虽然没有谈到易帜的事，却已经有和南京和好的意愿。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使者赶到东北，与张学良商量易帜的事。日本人逼张学良独立，南京国民政府很紧张：一旦张学良宣布独立，国民政府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出兵攻打，肯定会受到日军的强烈干涉；承认独立，中国就此失去整体性。
独立？还是“易帜”？
东北独立，当个东北王绝对没问题。只要答应日本人的要求，日本人肯定会在背后死撑，南京政府只能干瞪眼。
易帜，前途未卜。南京政府从未识荆，蒋介石更是没有打过交道。日本人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一旦易帜，日军立即发难都有可能。日本新任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和关东军司令村岗长太郎多次来访，要求自己不要易帜，而应“保境息民”，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日本将不负任何责任。
日本人反对易帜，辞职不当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的杨宇霆站了出来，带领一批人坚决反对东北归附南京政府。杨宇霆等担心易帜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奉军也会被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
父仇不共戴天，张学良决定易帜。
内部有反对声音，张学良整肃内部和取信于民。他注意不断整顿军纪、政纪，减轻人民负担。对于外系军阀势力对东北的渗透，也都作了恰当的处置，有的被分散改编，其头目改任文职官员，不再掌握兵权，如名噪一时的军阀孙传芳，就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任奉天垦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的。
日本在东北驻有大批军队，张学良想办法缓和紧张气氛。8月9日，张学良偕秘书王家祯前往日本总领事署，对林权助（日本驻华公使）作礼节性的回访。
张学良鼓励他们发起统一运动，用民意对付日本人的威逼。他拉住美、英等国牵制日本，在国际上争取同情者。
机会终于来了。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以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抓住日本出兵山东问题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的日子不好过。田中内阁在国内也受到在野派的攻击，根本无力关注东北问题。
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通电全国，称：“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张学良举行易帜盛典，和贵宾对饮美酒，和贵宾合影留念。东北易帜，主张中国统一的人们欢呼起来。
有人拒绝照相，挟着皮包愤愤而去。
杨常
杨宇霆一直是红人，张作霖的红人。
杨宇霆做过张作霖的参谋、总参议，是张作霖的“智囊”及左右手，奉军新派首领。
张作霖在，杨宇霆不敢有二心；张作霖死，张学良胡子短、资历浅，东北第一把交椅除了我杨宇霆，没人能坐。
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杨宇霆不放在眼里；黑龙江省军务督办，杨宇霆不当。东北第一把交椅落在张学良手里，杨宇霆不服。
东北第一把交椅坐不成，那就管坐东北第一把交椅的人。杨宇霆对张学良俨然以父执自居，每当张学良向杨询问情况或发表主张时，都以斥责的口吻说：“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
有一次，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杨听后，回答说：“甭提这个，你身体不好，有事我替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就比什么都强了。”
杨宇霆不赞成东北服从国民政府。易帜庆典，杨宇霆走。
杨宇霆的心事，日本人看得一清二楚。张学良不听话，不如换个人试试。
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派町野武马面见张学良，就“满蒙五路”问题交涉，空手而归。町野武马找杨宇霆交涉，用威胁的口吻问杨宇霆，杨宇霆竟满口答应。
常荫槐一向执法无情。1923年，奉军第四混成旅一个团驻扎在中东路沿线的博克图车站，团长管兵十分苛刻。大家都是提着脑袋过日子的人，受不了气，士兵蜂拥而上把团长杀了，全团哗变。常荫槐把一部分叛变逃出的官兵骗回，派兵包围，当场杀死百余人。对张学良，常荫槐也是直接无视，动不动就是：“小六子少不更事，懂得什么！”张学良的命令，他是有选择地听，或者说，对他有利的他就听，对他不利的他就不听。
常荫槐无情，对杨宇霆却是爱戴，极力主张杨宇霆主持东北大局。杨宇霆要主持东北大局，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常荫槐自建山林警备队，杨宇霆则派自己掌管的兵工厂给他运送军械，还向捷克订购3万支步枪。
对己无礼，张学良尽量忍，毕竟是父亲的重臣。向捷克订购3万支步枪可不是小事，张学良找杨宇霆询问此事，杨宇霆轻描谈写地来了一句：“人家的枪好！”
枪好，当然是枪好用，问题是枪用在什么地方，用在谁的身上。东北已经服从中央，再打内战已不可能；东北易帜，日本人那边虽然愤怒，短期也没有翻脸的意思。枪，只能用在东北。
捷克枪的事，杨宇霆一眼放过；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杨宇霆极其上心，带着常荫槐三番五次地找张学良批示。
杨宇霆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理由是：中东铁路为中苏合办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如果成立了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它纳入管辖之内。
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当然不肯答应，当即表示涉及外交大事应该慎重考虑，必须从长计议。
长有时候是好事，万里长城万里长，挡住了匈奴入侵的脚步。从长计议可不是好事，杨宇霆掏出事先写好的便条，不用发文了，签字就行。
张学良心中冒火，我再怎么地，也是东北一把手，签字还有最后通牒？张学良一指天色说：“该吃晚饭了，你们俩在帅府用饭再说吧。”
晚饭不重要，重要的是签字。杨宇霆和常荫槐转身回家，吃饭。
杨宇霆和常荫槐再到帅府，带着大批的警卫。
枪响。张学良站在屋子中央，杨宇霆和常荫槐倒在地上。
巧电
得友如兄，死无憾矣！
无憾的是蒋介石。
天津，张群和贺耀祖恭候，专车由铁甲压道车开路，直驶南京。
津浦沿线，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军民热烈欢迎。
浦口时站台，军乐大作，仪仗队举枪致敬，武官戎装，文官中山装，列队恭候。
国府大院门口，蒋介石更是亲自恭候。
张学良到了南京。
1930年是生死战，生死战是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也是蒋介石的。
张学良东北易帜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短暂的形式上的统一很快被新一轮的战争打破。
蒋介石召开编遣大会，要求冯、阎、桂三派削减裁军，声称是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促进国家建设。
冯、阎、桂三派拒绝，枪炮为王的年代，手中无枪，说话不响。
蒋介石出兵攻李宗仁，李宗仁败。冯玉祥出兵讨蒋介石，冯玉祥败。独斗蒋介石，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冯、阎、桂三派抱团取暖，共渡裁军寒关。1930年4月，冯、阎、桂三派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纠集六十万大军，讨伐蒋介石。蒋介石也调兵遣将，率五十万大军与冯、阎军厮杀于豫、鲁、皖，战火燃遍了整个中原。
中原战火横飞，张学良家却是门槛都恨不得换上铁的。冯玉祥使者刚走，阎锡山的使者又到；李宗仁的说客刚刚放下茶杯，蒋介石的代表已是登门拜访。
中原大战已经打了4个多月，双方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张学良拥兵几十万，在一旁也看了几个月的枪战片。张学良帮蒋介石，冯玉祥等人必垮；张学良助冯玉祥等人，蒋介石从此在江湖上除名。
双方封官许愿，一再加码。张学良一等再等，市场大势不明，不如持币观望。抄不到底，至少等市场企稳。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全国，表态“拥护中央”、“呼吁和平”，随即发兵入关。中央是中央，中央也是蒋介石。
反蒋联军顿时乱作一团。阎锡山退避三舍，望风而逃，一下退回山西。东北军一枪未发，轻而易举地接收了北平、天津。冯玉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部下纷纷倒戈投蒋。10月5日，阎、冯联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10月15日，阎、冯便联袂下野。
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在奉天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蒋介石授予他节制奉、吉、黑、晋、察、热、绥、鲁八省区军队之权，北平、天津、青岛三市也隶属奉系管辖，同时又大举册封奉系将领。
蒋介石热情邀请张学良出席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听说他不是国民党党员，立即做了张学良的介绍人。
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也备受欢迎。宋美龄设家宴为于凤至洗尘，宋美龄的母亲倪老夫人更是认于凤至作干女儿。
恭候，家宴，亲情，张学良感激涕零。一封迟来的巧电，竟然受到如此多的礼遇。
12月4日，张学良离开南京北返。蒋介石为他送行，紧紧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汉卿，北方善后，东北、华北八省全靠你了！”
冯、阎虽败，北方依然不是自己的北方，不如送个顺水人情。张学良镇得住场子，北方暂且让他镇，至少比冯玉祥让人放心。镇不住，自己对他这么好，他肯定得为自己卖力打头阵。
张学良俨然成了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似乎已有了中国黄河以北的半壁江山。
一时，少帅声誉鹊起，名动天下。
沉船
名动！
张学良再次名动天下！
上次名动，有恭候，家宴，亲情，这次也有掌声，更有诗。
诗名《哀沈阳》，内容如下：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鬼子进奉天。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锣鼓正相催。奉天已陷休回首，且抱娇娃舞一回。
人不风流枉少年，少年多金，少年英俊，正是风流当头时。风流无罪，国破时风流则是大罪。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炸毁柳条湖处铁路轨道，并进攻东北军的北大营。张学良当时为辽西严重水灾演戏筹款，偕于凤至、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京剧《宇宙锋》。
听说沈阳有日本人攻击，张学良立即给部下发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日军很是喜欢。一天之内占领了沈阳、海城、大石桥、公主岭、四平、开原、昌图、长春、凤凰城及营口、抚顺等要地。仅仅4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必须把右脸也让给人打。如果是信耶稣，让出沈阳，再把东三省拱手相送，倒是可以理解，问题是张学良不信耶稣。
张学良认为单靠东北军一定抵抗不了日本，只要不放一枪，日本找不到发动战争的借口，自然不好动手。退一万步，上面还有中央的大哥蒋介石，大哥都说不能多事。
日本侵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推动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9月28日，南京和上海的请愿学生包围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痛打外交部长王正廷。
人们称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诗人马君武更是以诗相赠。
马君武以诗相赠，张学良无言以对，风流不是错，错的是不抵抗。日本人支持张作霖时，经常给些枪支弹药。张作霖应对自如，你给，我就拿，并有画回送，落款：张作霖手黑。秘书大急，低声告诉他：“大帅，底下还有土。”张作霖眼一瞪，小日本想要中国的土，老子不给。
日本逼近热河省，蒋介石正在江西忙于“剿共”，仍然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守是要守，但日军攻势正盛，热河是守不住的。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代理委员长张学良不再不抵抗，提出保卫热河。日军一百二十八骑，守军数千，攻占承德。热河省主席兼司令官汤玉麟不战而退。日军夺取热河后，继续向华北进军，威逼平、津。
不抵抗，失地；保卫，还是失地。先失东北，又丢热河，国仇先放一边不说，父仇呢？
全国上下一片怒骂。蒋介石扛不住。丢东北，不抵抗是自己下的命令；守热河，自己只是说热河守不住，并不是主张不守。
蒋介石找张学良谈话：“你我同舟共命，但一条独木小船容不了两人过河，如二人俱乘，一定会同遭灭顶；若是先有一人下水，让另一个人先渡过去，然后再设法渡那个人，则二人皆可得救矣。”
板砖总得有人挨，一把手还得处理善后，正式工又有事业编，挨板砖的人非二把手、临时工莫属。
张学良不是临时工，他是二把手。
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宣布下野，出国考察。4月中旬，他在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一艘名为“康特罗索”号的意大利邮轮。
困惑
蒋介石召张学良回国。
蒋介石有点想他，打仗需要人手。派往福建去打红军的十九路军不打红军，反而扯起大旗反对南京中央，还在福州建立什么革命政府。江西的红军更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张学良回国，蒋介石任命他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兼任），代行总司令职务。先是让其出兵江西、福建，继而又命令他的东北军与其他中央军相配合，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
东北军黄显声等高级将领反对打内战，主张抗日。张学良给他们做工作：“日寇侵略野心很大，我们国家正处在危急存亡时刻。日寇为什么敢于大胆地侵略中国呢？就是因为中国不统一，要统一就必须大家都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我在德国作了考察，他们就是由于全国有严密的组织，有大家拥护的领袖，所以才富强起来的。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路才能富强，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
张学良从东北军中抽80余个团的兵力参加“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围剿”失败，东北军第一一五师的5个营在长岭岗一战被红二十五军歼灭。
红军一路突围到达陕北，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又以十万兵力“围剿”只有七八千人的陕甘红军。
命令一下达，东北军内部就有谣言传出，蒋介石这是一石二鸟，消灭红军是真，借机削弱甚至消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等杂牌部队也不假。
打仗当然要死人，不过死的绝对是红军，陕北红军人少、枪破，打起来当然是东北军占优势；陕西离东北近，打下以后，再回东北就容易。张学良打。
三个月，东北军丢掉近3个师！2名师长阵亡，7名团长或亡或被俘，直罗镇一役一茵九师全师被红军干掉。
东北军建军以来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张学良大惊，也很困惑，东北军的精锐部队竟然败在人少、枪破的红军手里。
道理很简单。钱是人的胆，枪是军的命，可打胜仗凭得不仅仅是钱和枪。
天时，地利，人和，东北军全无。
东北军长途跋涉，身心疲乏；陕西地形生疏，想追追不上，想跑跑不过；红军帮咱们老百姓提水砍柴，事事替咱们想，咱们给红军递个小消小息是对东北军客气，惹急了咱抡起胳膊上。
东北军为什么打败仗，张学良不明白。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做法却让他明白过来。
南京“中央”减发东北军军饷，实得军饷只有蒋介石中央军的七成，削减一一茵师番号，直接拒绝自己给两位阵亡师长家属每家10万元抚恤金的提议。
卖力血战就是如此待遇，谣言原来都是真的。
打，打不过红军；卖命，蒋介石只想东北军给他当义工，最好是因公殉职。想自立门户，东北军不比蜗牛，人家是有房一族，东北军连个宅基地都没有，想安身不可能。几十万人要吃要喝，军费还是中央拨的，少是少点，总比没有强。
张学良不想打红军，又不愿意蒋介石打自己，只好让蒋介石打日本，既可以转移矛盾，又获得国内外的支持，完了还可以打回东北东山再起。
兵谏
张学良停兵不前。
蒋介石对此大急，一旦让共产党回过神再成气候，想要断根又得多费手脚。紧处理完两广事变之后，他立即把注意力转向西北，催逼张学良和杨虎城加紧“剿共”。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到西安视察，督促张、杨“迷途知返”，迅速投入剿共战争。
张学良不想再当义工，一心要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他不仅在此之前当面向蒋说过，而且在前不久给蒋的一封电报中也痛切陈辞，作了诚恳的规劝。
蒋介石在洛阳的时候，张学良曾和阎锡山一起见蒋，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不接受，冷冷地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
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作了一番军事部署后，再度来到西安。
蒋介石给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选择：打共产党，或者离开。东北军调福建沿海，十七路军去安徽。
蒋介石决心要在西北大干一场。两广事变时南调的军队，这时也重新调回内地，集结于平汉、陇海路一带，准备向陕甘进攻。他甚至安排好新的西北“剿总”和前敌总指挥的人选，一旦张杨不干，有人能立即上岗。
张学良很失落，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再次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涛声依旧，最后竟拍着桌子说：“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有点绝望，执着是好事，但太过执着，不给人活路就不太好。
内战，张学良不愿再打，打不过人家还打，那是找死；到福建去，东北军不但无法打回老家去，还有被消灭掉的危险。
张学良不想装饰别人的梦，特别是用鲜血和生命。
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突然枪声大作。
蒋介石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穿着睡衣就跳窗向外逃。
前面枪声紧，蒋介石直奔后门，可是后门紧锁，只好由卫士扶着爬上华清池后面的院墙。
上墙不难，跳墙却不容易。和尚跳墙有水平，跳出色香俱全的一道菜。蒋介石水平本来就不高，年纪又大，华清池的墙又高，一不小心，跳进大坑。脊椎骨和脚当场跌伤，鞋也只剩一只，再也跑不动了。
卫士只好背着他继续往后山上爬，眼看搜山的部队越来越近，卫士只好让蒋介石在西绣岭虎畔石旁一处很浅的洞穴内躲起来。
张学良的部下孙铭九、王玉瓒等率部队搜了好大一阵子，天也大亮了，却仍不见蒋介石的影子，只捉住他的侄子蒋孝镇。
卫队营的副连长张化东看到他鬼鬼祟祟，就拿枪对着他喝问：“委员长在哪里？快说，不说实话，就打死你！”
蒋孝镇的脸色发白，嘴张了几张，却没有说话，但慌乱的眼神不自觉地老朝不远的那个山坡上看。
张化东快步跑过去，高声说：“里面有人吗？快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有些士兵还故意“哗啦哗啦”地拉动枪栓。
再不出去，被人突突都有可能，活捉可能还有一线希望。蒋介石被逼无奈，走了出来。
石惊
事变爆发的当天上午，张、杨二将军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提出八项救国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在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要员说明情况，说此次行动纯为国家民族，绝非为个人利害打算，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他们和委员长都可以返回南京。
事变消息一传出，南京政府顿时大惊。以下犯上，这就是造反。
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认为张学良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明令讨伐，有损中央威严。
何应钦也主张讨伐张杨、踏平西安，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何应钦有私心，踏平西安是手段，逼张杨杀死蒋介石给自己创造上位的机会才是真。
宋子文和宋美龄坚决反对出兵，出兵就是考验张杨的耐心，耐心没有了，蒋介石命也就没了。
戴季陶发表讲话以后，退入休息室想了又想，走出来，跪下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以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三条路都走，也就是说他也赞成尝试和谈。
何应钦不敢太坚持，想进步没错，但进步得看张杨两个人的眼色。一旦蒋介石活着回来，进步不可能，退步那是绝对。
事变之后，张学良与杨虎城立即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他与杨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马占山为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新编一东北抗日先锋队，成立参谋团（包括东北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以及红军代表叶剑英等）；在政治方面，成立设计委员会（包括东北、西北政治人员及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并与杨虎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宋美龄到了西安，劝蒋介石答应张学良联共抗日的要求。
手枪还是没有美人的魅力大，美人一出马，蒋介石口头答应国共合作抗日，但绝不在协议上签字。
蒋介石坚持君子动口不动手，张学良还真拿他没辙，宋美龄都已经出马，总不成请上帝他老人家出来吧。
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24日，达成了以中共代表团的主张为基础的六项协议：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及其他具体救国办法。
协议已签，张学良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并亲自送他回南京。西安事变挫了蒋介石的面子，以下犯上，怎么也得给个交待。一国领袖，不能想捉就捉、想放就放。即使退一万步，蒋介石不追究，党内肯定也会要个说法。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主动一点，争取个好印象。
卫士营长孙铭九向周恩来报告张学良亲自送蒋走的消息，周恩来立即和孙铭九乘汽车赶到机场，想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到南京。当他们赶到机场时，蒋、张所乘的飞机早已飞上天空。周恩来无可奈何地感叹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的，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黄霸天，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关羽
台湾的草山树木葱茏，鸟儿在林间飞来飞去。
张学良捉了一只鸟，把鸟关在笼子里，派人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收下鸟笼，派人送来了一个更大的笼子，并捎来一句话：“你再捉鸟吧，我有的是笼子。”
鸟儿只能在笼子里，张学良也只能在软禁中。
从南京到台湾，张学良一直在软禁中。十多年来，他换过很多地方，但软禁的严厉程度从来就没有放松过。
他没有戴刑具，也没做苦役，可他过得却是无可置疑的囚徒生活。
军统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视机构，连名字都动听得很，竟美其名曰“张学良先生招待所”呢！实际是防卫森严，处处戒备的。那时，对张学良的幽禁由军统局负责，是戴笠亲自掌握的。抗战胜利后，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了，这个“招待所”就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是从不松懈的。
在雪窦山时，他的住室、饭厅、前后院门都有人监视，门口有武装宪兵，还放有步哨。雪窦山山麓修有一座亭子，名曰“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唯一要道。在这里派有宪兵一班人，配合特务队四个警卫，一方面放哨，一方面对前来登山的游客进行盘查。只要有人上山，马上用电话通知山上，好叫山上加强戒备。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层层设防，至少设立三道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多由特务队担负，他们共有30多人，全由军统特务组成，下分若干小组，组有组长，队有队长、队副。队长一职较稳定，长时间是由刘乙光担任；副队长常常变换。30多岁，矮墩墩的个头，凶狠狡猾的刘乙光是湖南郴州人，早年他曾在浙江警官学校任教官，后任复兴社（军统局前身）特务处特务队长，是个绝对忠于职守的特务。国民党的特务对结婚是有严格限制的，但他却倍受青睐，不但结了婚，还一直把老婆孩子带在身边。多年以来，他就是靠着这点本事，居然加官晋级，平步青云，一个当年仅仅是个小小的中尉的小军官，在不长的时间内，竟爬上了少将专员的宝座，其对张学良看管之严、“保护”（戴笠语）功勋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道封锁线是一个连的武装宪兵，他们的职责是站岗放哨，日夜戒备，原本也是比较固定的，后来这第二道防线的部队就经常变更了。当然，当局之所以这么小心提防，也怕他们同张学良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会受影响。
在第二道封锁区域内，张学良可以出来走一走，但不能越过划定的范围，外人也绝不允许接近这个严密警戒的营垒。他们对张学良囚禁的地点是时常变换的。具体地址的选择也都是煞费苦心的，他们不住大城市，连一般的小县城也很少光顾，而是专门选择人烟稀少之处，所以不是钻山沟，就是住到渺无人迹的深山古寺里头。
第三道封锁线，一般是在住的时间较长的地方搞。这便是派遣特务去充当囚禁张学良地区的地方官员，如县长、乡长、保警队副之类，以利于军政配合，在防范方面更加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他们还指派特务参与地方上的通讯联络工作，控制电台，作为他们与军统局随时进行联络之用。
为了让张学良认识错误，静以思过，蒋介石特地为他请了一位前清老进士天天上山摇头晃脑说三纲五常。张学良听得晕头转向，陪他听课的特务也如坐针毡。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得知张学良希望得到自由时，还曾给他送过两样东西，这就是一本1936年的年历和一双绣花拖鞋。蒋介石的意思非常明显，那一年，你伤害了我。
到了台湾，张学良先被监禁在高雄，不久迁往新竹的井上温泉，后又搬到草山北投复兴岗附近一所爬满绿藤的平房里。晚年的张学良的看守比起当年在大陆是放松了一些，但警戒并未解除。在他周围“照顾”他的人，从秘书到厨师，甚至看门人和清扫工人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
蒋介石直到临终的时候，也没忘记这件事，留下遗言：“不可纵虎归山。”张学良届时75岁，一位被囚禁了40年的高龄老人，在蒋介石的眼里仍然是一只“虎”。
在漫长的幽禁中，很少与外界接触，生活实在单调寂寞，为了排解胸中的郁闷，张学良尽量培养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如他除了读书外，也注意锻炼身体。他喜欢登山、散步，有时也爱打网球。后来年岁大了，跑不动了，则又喜欢起养花来。他在自己的庭院里养了很多的花，并爱养兰花，特别喜欢养君子兰。
张学良原本是不信教的，晚年由于苦闷孤寂，为了寻求精神寄托，他信教了。1961年，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人士，假意宣称恢复张学良自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自蒋介石去台至解除对张学良“管束”的十多年内，“管束”工作一直是蒋经国负责的。蒋介石临死前还叮嘱蒋经国看住张学良，“不可放虎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