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民党警察建立公共秩序
无须赘述，1945年上海警察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命令每户人家登记户口并在家门前挂门牌。[1]汪精卫或日本人实施的城市保甲制让国民党警察感到特别有效，体会到使用户口簿和身份证来维持蒋介石所要求的公共秩序的重要性。[2]1946年4月，为建立一套串联住户和住宅群的公共治安系统，上海市划定了各特殊市区的界线。[3]一年之内，全市的四个主要市中心区域开始实施居民区管辖制。[4]这以后，警察经常挨家挨户地搜查政治嫌疑分子和刑事嫌疑犯。媒体被告知：“因为看到有无数人进入这些地区（比如龙华），这些人要么没有本地区的居民证，要么形迹可疑，所以警察得执行这些搜索和调查，以防意外事件发生或非法分子潜入。”[5]
居民区控制的措施没有延伸到中国最大城市的商业中心。上海继续豢养着大批“人虫”：流民、乞丐、职业扒手。他们往往以游击式的效率在人行道和公共出入口行动。在上海他们汇成了一股“流氓”出没该城市，其中每一种类都在这里有祖祖辈辈自己非法运作的王国。
在当年的法租界和英租界交界处有个所谓的“公舞台”，它实际上成了女乞丐们的宿营地，老弱病残都聚在那里。乞丐们一早在那里汇集，然后各分东西直到夜晚。她们上下电车跟踪人，无视警察驱赶分散的努力，有时一天能捞到3，000块。[7]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警察来说，公开对付这些显而易见的靶子，比较容易显得是在维持“公共秩序”。特别是当警察们按照战前的做法履行职责——给娱乐场发执照，控制恶习，阻止吸毒泛滥等，便尤其像是在维持“公共秩序”。[8]1946年2月政府颁布了管理剧院、乐池、舞厅、影院、戏院、溜冰场、游泳池等的法律。所有这些娱乐场都必须有执照，必须受到警察管制，以防止酗酒、打群架和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9]次年国民政府查禁了舞厅，20万坐台舞女威胁要去南京示威。[10]1948年1月30日，6，000名纺织女工罢工，同样数量的舞厅女招待也停止了工作。次日，这些坐台舞女们游行到上海社会事务局要求政府取消对商业舞厅的禁令。当国民党官员显现犹豫不决时，舞厅女招待们造反了。她们毁坏家具，砸玻璃窗，并撕毁官方文件。政府以解散舞厅协会作为报复。[11]
有一些公众人物并没有支持镇压。[12]由于被花边小报上关于“可怜舞女”的系列故事所打动，他们支持舞厅协会为继续开张所做的斗争。[13]舞厅协会会长孙洪元声称吴开先是禁令的幕后策划人，他雇用了一个上海知名律师陈霆锐向当局起诉，要求收回解散舞厅协会的命令。[14]3月15日，上海工部局要求中央政府放松对舞厅的禁令。上海市政府在保证处治上个月攻击了社会局的那些人的同时，继续希望南京会给予舞厅女招待们一个生存的机会。[15]
在一般普通公众的眼里，解除禁令可以是政府公正的一个迹象。当然，造反、攻击社会局理应得到严肃处理，但那只是属于警察范围的小事。收回对那些设施营业的禁令，从另一方面看，牵涉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即如何保障那些有可能失去饭碗的“可怜舞女”们的生存问题。[16]政府答应向失业的舞厅招待员颁发补助金，帮助她们找招待员工作，或者给她们免费的火车票让她们回老家，但最终政府发现这些慈善补助太昂贵了。社会局只好让步，于是禁令从未被警察严格执行过。[17]
1945年10月16日，上海市政当局宣布了一个“整理上海市娼妓计划及管理娼妓执行办法”。有人提出允许1，000家妓院和1万名妓女在上海持执照，并在指定的如提篮桥那样的地区营业。然而据警察估计当时上海有10万多名女子在以“卖笑为生”，全市每三人中有一人患性病。[18]这些妓女中有一些是战争中日本人的“剩货”。在虹口一带的小胡同里，有15，000多名朝鲜和日本女人为不值一斤猪肉的价钱在出卖自己的服务。[19]静安别墅区有着近200座西式小楼，里面住着犹太人、俄国人、意大利人，还有中国的交际花、妓女和舞女，她们整日整夜公开接“客”。[20]如果禁止她们的活动，便会导致巨大的失业问题，也就是会“影响社会安宁”。[21]结果，警察一而再地延长妓女的登记限期，并因为上海环境的“特殊性”而反复要求缓期。[22]当1949年5月共产党接管上海时，全城仍然有4万名业已登记与未登记的妓女。[23]
上海的其他堕落面也是官方正式要消灭的靶子。1945年12月，上海警察局宣布：战后两年之内必须铲除所有鸦片买卖。1946年1月12日上海当局发布了在全市取缔贩卖毒品的努力，要求吸毒者们最迟在3月份放弃吸毒，并自动前来自首。这场实际上更主要是针对吸毒者而非贩毒者的运动一开始，就得到警察们严厉执行，他们逮捕的嫌疑分子简直堵塞了法庭的审候厅。仅仅在法官们开始拒绝受理这些案子，并要求毒瘾者首先被送往医院去解毒时，警察们似乎才放弃了对禁毒法的严厉执行，只是偶尔逮捕一些贩毒者或吸毒太过分的人。[24]
居住于上海但没有享受到治外法权的外国人认为，战后上海的那些恶习似乎正在丢失它们昔日充满魅力的颓废。
但罪行并没有远离这个完全属于中国人的城市。上海警察对城市不良场所断断续续不彻底根治的原因之一，是战后紧接着出现的经济危机，包括失控的通货膨胀。因为，维持“公共秩序”还意味着面对这么一个社会性后果，即处理大批失业群体，其中有10万多人被迫到街头摆地摊当摊贩来勉强生存。[26]1946年7月，警察宣布不再允许在街头摆地摊，但巡警在1946年8月前一直没有开始抓摊贩。[27]到了11月，约有1，500名摊贩被抓起来，结果导致了11月30日在黄浦警察所外面约3，000名摊贩的示威。摊贩们与军警和执勤警察展开了搏斗，他们摔棒头和扔石头，最后警察开了枪，打死了7人，打伤的更多，但摊贩们推翻了一辆消防车。次日凌晨两点，约5，000人包围了黄浦警察所，与此同时其他暴乱者攻击了老闸分局警察所。这回市政当局派出了军队及带着消防龙头、催泪弹和机关枪的警察们。有10人被打死，100多人受伤。当日电车和公共汽车停开，他们举行罢工以抗议警察的残酷。国民党警察当局只好调离了黄浦分局局长杜醇，又释放了被抓起来监禁的人，最后只得让摊贩们做他们的生意。[28]
注释
[1]《警政法令》，上海：上海参议会秘书处，1947年，第52—58、84—86页。
[2]注：刘峰：《在伪警察局里的斗争》，第187页；White，“Deviance，Modernization，Rations”，157。
[3]Lynn T.White，III，“Non Governmentalism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Shanghai”.In Laurence J.C.Ma and Edward W.Hanten，eds.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Boulder：West-view Press，1981，51.
[4]Dagong bao，4/3/47，见Chinese Press Review；Wenhui bao，14/4/47，见Chinese Press Review。1947年9月内政部指示上海警察局把“警察控制区域”的叫法改成“警察服务区”。“人们应该理解的是，在中国，这些区域的产生是由于采用了居民区管辖制度所致。”Dagong bao，18/9/47，见Chinese Press Review，6。
[5]Dagong bao，30/5/47，Chinese Press Review，8.
[6]“克姆肖”[音]据说是厦门一带的方言，原意是“感恩的谢谢”。A.C.Scott，Actors Are Madmen：Notebook of a Theatregoer in China.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2，79—80.
[7]《女乞丐在上海街头》，《大风报》，1947年4月19日。
[8]注：Frederic Wakeman，“Licensing Leisure：The Chinese Nationalists’Attempt to Regulate Shanghai，1927—1949”，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4，No.1.（Feb.，1995），19—42.
[9]《警政法令》，1947年，第45—48页。并见落帽风：《警探假装舞客捉“大阪”》，《沪报》，1946年8月19日。
[10]注：Scott，Actors Are Madmen，70.
[11]与Emily Honig就她本人所做的采访的谈话。
[12]《女性参政员不赞成禁舞》，《光报》，1947年8月2日，1。
[13]舞女李珍（人称“洋囡囡”）与沈固伟的不当行为被其妻毛秀珍抓获。在法庭上，毛原谅了丈夫，但要求法官严惩家庭破坏者。当李含泪哭诉毛如何恶毒欺负她这个“可怜的舞女”时，她赢得了旁听人的同情。静毅：《李珍痛哭，小沈交保》，《大风报》，395。
[14]史正：《孙洪元控告吴开先》，《大风报》，334。社会事务局局长吴开先是上海最有权的国民党领导人物之一。正如陈立夫后来回忆的：“吴开先识人并知道如何控制引导他们。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参加了中国共青团，后来到了我们这边。在上海他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你知道，这很重要。”“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1932—1935”.（file in Ch’en Li fu Materials.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oral history of Mr.Ch’en Li fu，done with Miss Julie Lien ying，How as part of 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between December 1958 and July 2，1968，37.）
[15]许池：《如中央指示缓到，禁舞决缓执行》，《大风报》，1948年3月15日，383。
[16]阮棠：《谈禁舞》，《大风报》，1948年3月17日，396。
[17]孔阳：《莲赤先生谭心小姐永结同心，社会局贴补出嫁费》，《大风报》，1948年3月16日，390。
[18]孔方兄：《三个上海人中一个患有性病》，《大风报》，1948年3月6日，348。此前一年，警察估计上海城内约有4万多名妓女，其中只有6，000名左右登记过，她们中有4，000人患性病。“四万妓女，登记六千——二千合格”，同上，1947，6，12，1。
[19]《从北四川路看起：虹口夜色之色香味》，《大风报》，1947年4月17日，1。
[20]《神秘魔窟——静安别墅；这里只有罪恶！无耻！》，《大风报》，1947年4月16日，1。
[21]警察确实答应，只要她们来登记就对这些人提供职业培训，但这些计划似乎从未得到实现。《妓女登记限期限止》，《大风报》，1947年4月17日，1。
[22]《业务纪录》，见朱怡声主编：《上海警察》，第53页。
[23]孙国群：《论旧上海娼妓制度的发展和特点》，现代上海国际研讨会的发言稿。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88年9月7—14日，第5页。
[24]《警政法令》，1947年，第25、32页。并见史征：《摩登少妇贩运毒品》，《大风报》，1948年3月5日，346；许池：《老枪的苦衷》，《大风报》，1948年3月11日，370；庸安：《烟毒案仍归法院审办》，《沪报》，1946年8月23日，2。
[25]Roderick，Covering China，87.
[26]1946年上半年中有1，600多家厂关闭。据说有30多万工人失业。刘峰：《在伪警察局里的斗争》，第183页。
[27]即使后来，摊贩们也只有在有淫秽行为时才被抓。比如，有一对摊贩在南京路影院一带被发现有同性恋行为，于是警察追赶并逮捕了他们。见《一对宝贝，白划鸡奸》，《大风报》，1947年4月15日，1。
[28]刘峰：《在伪警察局里的斗争》，第183—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