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健民

一、成长历程

孔健民（1895—1959），男，原名繁熙，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人。出生于书香之家，幼受私塾教育，稍长即随父学医。15岁时，尊父嘱托拜学于成都前卫街张海门医馆。1924年去北京求学，考入中国大学国文学系，并选修教育专业。1926年又兼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于1928年夏同在两校毕业。后回到四川，先后任成都大学讲师、成都师范大学教授、峨江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讲授文哲类科目。求学及任教期间仍不断钻研祖国医学，博览中医典籍，并义务为人诊脉施治，积年不怠。1941年参加了四川国医学院的组织教学工作，同李斯炽、曹叔实、邓绍先等人一道，将全部精力贡献于培育中医人才。先后任教务主任、教育长、副院长之职。自编讲义主讲中国医学史，还承担过国文、伦理学、中医内科等课程的授课任务，并四处奔走募集资金，为维持国医学院的教学，发展中医教育事业竭尽心力。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成都市中医师公会秘书，当选为成都市第二区首届人民代表和卫生委员会委员，第一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委员，多次被评为模范医师，获市卫生局表彰两次。成都中医进修学校成立后负责教务并讲授医学史。1956年成都中医学院成立，调该院任医史教研组主任，次年撰成医史专著《中国医学史纲》，并应邀出席四川省政协首届三次委员会议。正当满怀信心地准备编修《中国医学史纲》的姊妹作《医史考信录》一书，为中医教研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之际，不幸于1959年6月24日猝然病逝于成都，终年64岁。

40年代初，投身四川国医学院组织教学工作后，编撰了《中国古代医史》《中国医史》《伦理学纲要》《临证处方歌括》等教学讲义，并主讲中国医学史及国文、伦理学、中医内科等课程。时值抗日战争时期，为避日寇飞机轰炸，学校从成都市内兴禅寺迁往西北郊外银桂桥的荒芜小寺元觉庵3年（1944年夏复迁回兴禅寺）。虽然纸窗茅屋，难避风雨，但他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数年住校管理院务。由于旧政府不承认四川国医学院的合法地位，办学经费十分拮据，他与全体教师不计报酬地办学授课，四处奔走募集资金，为培育中医人才竭尽心力。培养的数百名毕业生中，包括凌一揆等10余位现代著名中医药专家。1956年到成都中医学院工作后，又撰著《中国医学史》，成都中医学院先后3次印刷，作为本科教材。

二、学术精粹

孔老曾先后撰著《中国人性论史纲》《性善情恶源之人性论》《性三品派之人性论》《论衡本性篇疏证》等心理学史专著和四川国医学院的教学讲义《中国古代医史》《中国医史》《伦理学纲要》等，代表论文有《扁鹊年代考证》（《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59）等。对祖国医学和文哲历史学的双重志趣，使他后来走上了专攻中医医学史的道路。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中国医学史纲》一书的编著（四川省卫生厅重点科研项目，80年代经李介明、孔祥序整理，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这是他平生研究中国医史学的结晶。全书近二十万字，以断代分科形式叙述，体例严谨，章节明细，文字朴实，语言简练，对祖国医学史的起源、发展历史、历代重要医家和医药学著作、医事制度、中外医药交流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阐析介绍，是一部内容系统全面，选材较为精审，具有独自特色的医学通史著作。因猝然病逝，他尚有不少医史论文稿未及发表，拟著的《中国医学史纲》姊妹篇——《医学考信录》亦未完成。

（一）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孔老一生酷好读书，所涉范围广泛，对历史书籍兴趣尤甚，经史子集，无所不读。他喜好文学，曾作过不少律诗和新诗，又兼通考古、考据、目录学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较深的文学基础，为他研究中国医学史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早在四川国医学院担任医学史教学工作期间，就开始了编写中国医学史的工作。他博览古典医籍，历代史书、方志、诸子百家之言，搜集了大量的医史资料。到成都中医学院工作后，学院领导对他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使研究条件大为改善。对需要的图书资料，学院均尽量购置，并配备得力助手，协助其教学和研究工作。党报对他辛勤编著医学史的事迹，也作了文字、图片报道。在党的关怀和鼓励下，1957年完成了近二十万言的《中国医学史纲》一书的编著。

《中国医学史纲》全书收集资料较广，除医药书籍外，涉及经、史、子、集、地方志、传记、杂记，以及有关章程、条例、公报等。对祖国医药学的起源，各科发展历史，养生预防，药物方剂的发展历史，历代重要医事、医家、医药著作、医学教育、民族医药和中外医药交流、医药发展现状等等，都作了颇为翔实的介绍。这对于读者开拓视野，增长知识，对促进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都是有益的。尤其对先秦时期这一医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孔老从经史子集中缀集了较丰富的资料，如对医药起源时期的有关史料，对《山海经》中所载药物，对早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及与医学结合的过程，对春秋战国众多的名医以及此期医疗卫生状况等，均有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论，为进一步研究此期医学状况和发展规律提供了宝贵资料。在介绍《山海经》所记药物时，将其分为三类，包括用于治疗疾病类（分为内科药、外科药、五官科药）、用于预防疾病类（分为内科药、外科药、五官科药）、用于强壮补养类；对于药物的使用方法，包括食用、佩用、卧用、浴用、养用，唯饮用的只有一例，且系天然水，由此他推断“那时尚未通用汤液之法，但后来到春秋时，已是汤液通行的时代，汤液的发明，自当在春秋以前，可能是在铜器时代的后期，开始有汤液”。对历代医事制度沿革的介绍也甚为详细，为同类著述中所少见，如第六章对隋唐时期的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作了详细介绍，指出隋代在医事教育方面，已设置医、按摩、咒禁三博士，“可知当时已具分科设教的雏型”。“唐代医学教育是规模宏大的国家教育，不但空前，即后来的封建王朝，也赶不上”，医学教育“实行分科教学，人员众多，已有十个专业”，即医科（又分为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五个专业），以《新修本草》《针灸甲乙经》《脉经》为各专业共修的前期课程，修毕后，再习各专业特有的学科，体疗七年毕业，疮肿五年毕业，少小五年毕业，耳目口齿四年毕业，角法三年毕业；针科，教的是《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流注偃侧图》《赤乌经》《神针经》等；按摩科，教的是消息导引之法；咒禁科，教的是以咒禁除邪魅之法。所有各科员生，均须随宜学习。“太医署已兼具医学校的条件，不但规模大，且系政府创立，比欧州最早的医学校（意大利萨勒诺医学校）还要早数百年。”

（二）鉴别真伪，考证明审

孔老治学谨严，一丝不苟，认为医学史的研究，必须具有“言必有据，无证不信”的精神，必须“尊重考古学的发现”，打破“正史优于别史，别史优于杂书”的成见。特别注重对史料的真伪和时期的鉴别，针对过去有关医史记载中存在不少依托、附会和曲说，强调“在搜集、鉴别和分析史料时，首须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探讨历史真相”。“搜考古代上溯远古的医事，首当尊重考古学的发现”“鉴定医书的时代，应根据各方面考证的结果来判断，不可只凭书端上标题的姓名来判断。历代史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等是重要参考资料之一”。这些医史研究方法和经验都是十分可贵的，孔老把这种思想贯穿于医史研究中，通过查阅大量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归纳，考证了重要医家扁鹊、张仲景、华佗、王叔和、葛洪、陶弘景、杨上善等的生卒年代、生平事迹；重要医学著作《素问》《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等的编定年代、历史演变过程、著作内容和价值，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依据。

如在《扁鹊年代考证》（《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59年第3期）这篇论文中，孔老以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和《战国策》中对扁鹊的记载为主要史料，对扁鹊生存时代和事迹真伪进行了详细考证，得出结论称：扁鹊为秦越人的别号，是战国的晚期名闻天下的一位大医家，不是周秦时良医的通称。扁鹊从齐经赵、周、虢入秦，沿途行医，只是一人，并非齐、赵、周、虢、秦各有扁鹊，由于史记的异闻和省文，造成了后世的误会和附会，迷乱了扁鹊的正确时代，使扁鹊的事迹好似神话传说，澄清了这些误会和附会，扁鹊的年代便会很明确。

孔老指出，扁鹊传记中说，“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郡”和秦国“太医令”的设置，都是始见战国晚期的制度。“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记述了曾吸引扁鹊居留行医的几个繁荣都市和风俗，其中除周京洛阳的建置较早外，赵迁都邯郸，事在敬侯元年，秦作咸阳以为都，事在孝公十二年，均始于战国时。邯郸和咸阳建都后，尚须经历若干年岁始能进于繁荣，其时已达战国晚期，尤其是“贵妇人”一语，显然是战国晚期的邯郸风俗。孔老又分析认为，《战国策·秦策》中说：“医扁鹊见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秦武王在位的年代（公元前310—前307年），正当战国晚期，《战国策·秦策》载扁鹊见武王，与《史记》载扁鹊入咸阳、《韩非子》及《新序》等书提到扁鹊往秦的话，均相符合，可以互证其为事实；《战国策·韩策》中也说：“或谓韩相国曰：人之所以善扁鹊者，为其有痈肿也。使善扁鹊而无痈肿也，则人莫之为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为恶于秦也”，平原君之门，交往者甚盛，此文以扁鹊喻平原君，必当扁鹊医门业务正盛的时候，平原君相赵，始于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08年），亦当战国晚期，此时距扁鹊初入咸阳时已约十年，所以医门的盛况足与平原君之门相比拟。故此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扁鹊即秦越人，他生活的时代应该是战国晚期。

对于扁鹊的医疗活动，游历路线和生存年代，孔老也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推测，指出扁鹊是战国晚期名闻天下的一位大医家，不是周秦间良医的通称，约生活于公元前360到前295年间，计66岁，并为之编制出活动年表。孔老认为，扁鹊既是齐国郑邑人，他少年时代的生活当不会离开故乡。扁鹊传记说：“扁鹊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舍长是客舍中的管理人，那种职务，年龄过小的人是不能胜任的，《史记》说的少时，至少是年且弱冠，兹估计扁鹊那时为二十岁左右，在他的故乡作舍长遇见了长桑君。十余年后，扁鹊受长桑君所传禁方，即开始了医业活动。《史记》说的为医在齐，大概就是这时。估计扁鹊在齐为医的时间约有六年，即扁鹊三十二岁至三十七岁左右，以后即南下邯郸行医，因为郑邑在今河北任丘，邯郸亦在河北，所以扁鹊首先走到那里，当时邯郸是赵国的都城，经济交通都很发达，扁鹊在那里可能居留稍久，并有一些短期游历，此即《史记》所谓为医在赵并号扁鹊之时。再后，西南渡黄河到达洛阳，洛阳是周朝的都城，扁鹊在那里为医，也可能停留几年。再后，沿黄河而西，行程指向咸阳，中途过虢，曾停留为虢太子治病，此虢史称南虢，是从洛阳到咸阳必经之路，估计扁鹊自在赵为医、在周为医，可能还有些短期游历，最后去周到虢，历时共约十六年，即扁鹊三十八岁至五十三岁左右。大约扁鹊在虢停留不久，即一直西入咸阳，见秦武王，估计其时为秦武王四年，扁鹊年约五十四岁。以后即在咸阳为医，治小儿病和痈肿病都很有名，当平原君相赵时，扁鹊的医门已经很盛，甚至竟因此遭忌，终于被太医令李醯所暗杀，估计扁鹊自入秦至被害一段时间约十三年，即扁鹊五十四岁至六十六岁左右。

孔老还指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所采录的内容，也有不可相信的部分。只因司马迁对史料的取舍，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原未在事实上要求绝对精确。所以世人多说“史公好奇”，实际上就是他有时兼采异闻，并传疑信的表现。孔老分析了《史记》对扁鹊事迹的异闻和省文，澄清了后世的误会和附会，指出必须把那几条不可信的故事除去，余下的才是可信的记事史。如：传称扁鹊以“上池之水”饮药后“视见垣一方人”几句话，是文人的夸诞；传称：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于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出，董安于问扁鹊，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所学也。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于是出。夫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间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简子寤，语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这条故事与《史韶赵世家》所记相同，当出于赵国史书，显然是赵国王族的本世子孙造谣，意在说明赵族所以夺取晋国，是出于天命，因为扁鹊是名闻天下的大医家，所以假托他曾经诊病一事以取信，这样不可信的故事不能采作史料。还有传记中记载的“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此故事亦见于《韩非子》《新序》等书，孔老认为其故事之不足信可以分四点说明：①此故事出于游说家的寓言，意在借人体疾病之浅深，比喻政事败坏之浅深，借良医对于疾病的预见，比喻游说者自己对于政治的预见，如《韩非子》在此故事后面所说的，“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早从事焉”，他这几句话已把游说家编造这个故事的意图透示出来了。②此故事说扁鹊每五日一望见桓侯，便能断定他的病在腠理、血脉、肠胃、骨髓的发展过程，以现在的医学水平来看，要说二千几百年前的诊断术已如此神奇，是值得怀疑的。③此故事说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据本传，扁鹊向虢中庶子说，臣齐勃海秦越人也，扁鹊既是齐国人，他无论走到齐国的什么地方，也不能说是“过齐”，齐国的君主也不至待遇本国人以客礼，这是寓言家不顾历史的本色。④此故事安排着两个人物，一个君主一个良医，作为良医的人物，群书载此故事都同样地借用了扁鹊，作为君主的人物，《韩非子》所记是借用的蔡桓公，《史记》所采则借用了齐桓侯。故事人物的主名或一定或不一定，这是因为当时最著名的良医只有扁鹊，而君主则不胜枚举，可以随意地借用一位，无论用蔡桓公、齐桓侯或其他君主，都不会使这个以医喻政的故事减少力量。综上四点，说明这个寓言性的故事没有予作史料的价值。另外还有一例，是有关扁鹊的省文，“传黄帝、扁鹊之脉书”，《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外经》与《扁鹊内外经》各若干卷，原书虽佚，但可从今本《素问》论脉部分推知《黄帝内外经》必有论脉部分，又从史迁谓“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一语，推知《扁鹊内外经》亦有论脉部分，故《史记》所说黄帝扁鹊之脉书即黄帝之脉书与扁鹊之脉书的省文。

对于扁鹊年代问题的误会和附会，孔老也提了三点自己的看法：

这是一个误会，开始于东汉的应劭。由于《史记》有黄帝扁鹊之脉书一语，又《汉书·艺文志》有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他误会以为黄帝与扁鹊是同时代，所以把扁鹊说成是“黄帝时医也”（《汉书》注）。六朝以来，误会相承，加以附会。所以唐·孙思邈有“黄帝问扁鹊”的引述（《千金翼方》），杨玄操有“轩辕时扁鹊”的叙说（《八十一难经注·自序》。明·王文洁说：“扁鹊者，轩辕时扁鹊也，隐居岩岳，不登于七人之列，而自作《八十一难经》，以后秦越人注之。”（《医籍考》引）这又把扁鹊说成黄帝时隐居著述的高人了。这些话显然是不合事实的。

有人根据蔡桓公封人和齐桓公小白的年代，把扁鹊说成春秋早期的人，又有人根据晋昭公和赵简子的年代，把扁鹊说成春秋晚期人，还有人根据魏文侯和齐桓公午的年代，把扁鹊藐说成战国早期的人。这些意见都是被晚周诸子和《史记》所载的寓言故事所误。

谢观先生说：“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旧注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此盖中国医学最古之派别也。其传承派别可以推见者，华元化为黄帝针灸一派，张仲景为神农本草一派，秦越人为素女脉诀一派。《史记·扁鹊传》载其所治诸人，多非同时，或疑史公好奇，不衷于实，不知扁鹊二字，乃治此一派医学者之通称，秦越人则其中之一人耳。”（《中国医学源流论》）卫聚贤先生说：“扁鹊的医术是来自印度”，又说：“扁鹊即西医，此西医之为中国人者，郑人亦可，齐人亦可，赵人亦可，卢人亦可，秦人亦可，本不限于地域。后人乃将各地学西医者名为扁鹊。”（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引）陈邦贤先生说：“周秦的时候，凡称良医都叫扁鹊，和释氏呼良医叫做奢婆是一样的”，又说：“中国和印度的交通，在西北的陆路，于春秋时已有，因为交通的影响，当然有人是学印度医的，所以在虢时，有为虢太子治疾的扁鹊，齐桓侯、赵简子、秦武王时也有学印度医的扁鹊。”（《中国医学史》1954年修订版）谢氏以扁鹊为治素女脉诀一派医学者之通称，考《素女脉诀》这个书名仅见唐人提到，未见著录。当系六朝后之书，又以《素女脉诀》为三世书之一，亦系唐人的一种说法。扁鹊为战国晚期人，何能为治《素女脉诀》一派的代表？卫陈二氏以扁鹊为学印度医或西医的，这种税法是缺乏根据的。所称赵简子、齐桓侯、虢太子、秦武王时各有扁鹊，其中有此记载属于寓言或假托，不足采作史料，前文已论及，至于说周秦的时候，凡良医都叫扁鹊，但春秋时的很多良医如缓、和等，绝无一人号称扁鹊，此说自不能成立。

在《中国医学史纲》第四章中，孔老还详细考证了扁鹊过虢一事，指出虢有东虢、北虢、西虢、南虢数处之别，扁鹊由洛阳赴咸阳所过虢系指南虢，在今河南陕县。他运用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县发掘简报报道掘出文物虢太子元徒戈的考古新成就，证明东周时陕县有虢的存在，批驳了历史上付玄、刘向两人谓扁鹊时无虢的错误看法。这一考证依据充分，论析明审，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他为弄清这类医学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查阅了大量资料。为了某些学术见解得到确凿的证据，孔老常常不辞辛劳地到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处查阅文献，或向其他老中医征求意见，反复研讨，以期臻于至当。孔老这种谨严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精神，至今还受到大家的称赞。

在《中国医学史纲》第五章中，孔老考证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至前一世纪中（战国末至汉元帝间）已产生我国最古的医经。汉成帝和平二年后（公元前26—前7年）经侍医李柱国所校古医经七家即属其中，这些古医经已入汉朝的“中秘”。因公元190年被董卓强迫迁都长安，中秘图书焚弃其半，195年又遭李榷围宫，放火焚烧宫殿时，燔荡无遗。指出古医经卷繁重，民间不可能别有完本流传，故中秘毁后，遂告亡佚。并进一步提出古医经未入中秘前，医家可能已抄留一些重要篇章，散在民间。大约在第一世纪内（约东汉光武至和帝间），医家缀辑传抄的古医经篇章，汇为九卷，题为《素问》。认为《灵枢经》的内容，有好些地方辅翼了《素问》之说而更加完整。在引据事实作说明后指出：“《灵枢》作于《素问》之后”“内容大部分尚应认为是两汉医家的理论”。对今本《素问》，认为除唐代王冰所补七篇，五代、宋初人所撰一篇二篇外，其余七十二篇中，“有可认为战国末的作品，有可认为秦代的作品，其余较多篇章，大体上可认为是西汉的作品”。又引邵雍、程颢、司马光、吕复、方孝孺、胡应麟、方以智、祝文彦、刘奎、姚际恒等人对成书年代的见解，介绍了各种意见，并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其说虽未为定论，但言之有据，利于对《素问》《灵枢》成书年代等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得出正确结论。对前面提到的许多重要医家医著，本书均有较详考证，述源析变，攻错辨惑，多具独创见解。

（三）观点明确，评论中肯

孔老在其作品中对许多史实的评论甚为中肯。如《中国医学史纲》中第七章在讨论金元诸家医学成就时指出，“其实四大家各自发挥他们随证施治的经验，有时虽不免以偏概全，但他们发展的治疗法则，只须运用得宜，不偏主，不偏废，在医学上都是有贡献的，绝不能用门户两字把他们的成就一概抹煞”。第八章指出明清之际，特别是康熙以来，“不少医家特崇经典，形为学风。呼应而起的经典医书注家，盛极一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独尊《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着重整理、注释经典医籍，故把他们列为“经典学派”加以评述，颇能反映这些医家学术思想的共同特点和当时历史条件给他们的影响。在介绍种痘法的发明和运用时，指出该法大概在明清之际已推行到国外，康熙时（公元1688年），俄罗斯曾派医生来我国学习种痘，后来直接间接地传入亚欧各国，“足见这个伟大的发明，也拯救过域外的婴儿，这一发明成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在世界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讨论明清各科医术的总结部分，孔老指出：“各科医术的专精，有赖于分科发展，各科医术的贯通，又有赖于综合记述，故总结性的医书，在分科发展已达相当高度时，始能显出综合的意义与价值”，这对进一步探讨明清时期祖国医学发展规律有一定意义。

三、临床经验

孔老18岁入成都济川公学读书时，课余为同学治病。20世纪20年代赴北京学习文哲，仍博览中医典籍，义务为人诊脉施治。40—50年代初，曾一度挂牌应诊，以中医内科杂病诊治为主，擅治脾胃疾病，如痞满、泄泻、便秘、胃脘痛、厌食、呃逆、胃下垂、痔疮等，强调导致脾胃内伤的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后天的，一类是先天的，后天因素又包括饮食不节、疾病影响、失治误治、情志失调等。孔老在对中医学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各大学术流派及著名医家的传承关系、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继承了李杲、王好古、薛己、张介宾、赵献可、李中梓等补土学派、温补学派医家的思想，主张杂病的治疗调理，应当以脾胃肾命阳气为主，既重视后天脾胃，又重视先天肾命。对于过去医家提出的“补肾不如补脾”“补脾不如补肾”之争，孔老指出，两种观点并不矛盾，不可对立分出是非，而是各有前提，各有条件，放到临床具体病证的治疗中来看，须分出轻重缓急，一方面要始终重视脾胃的功能状态，要在保证脾胃功能状态良好的基础上，才能贯彻其他治疗措施；另一方面，若因肾命阳气虚衰而导致脾胃功能低下，又必须通过补肾的手段，才能实现脾胃运化功能向良好的方向转化，临床用药擅用温补，用方平正，四君子汤、六君子汤、理中汤、附子理中汤、补中益气汤、六味丸、八味丸等都是孔老的常用方。

比如对体虚之人的四时感冒，孔老主张在治疗外感的同时也加入调理脾胃的药，主张通过保护中焦，提高中焦的运化功能，使机体保持一个较高的反应水平，更好地托邪外出，从而达到增效作用；痰证的治疗，孔老主张“脾为生痰之源”，既重视健脾补脾，又重视化痰宣肺行气，主张把朱震亨和薛己两家的学说结合起来，运用二术二陈汤，或是将二陈汤与君子汤类、理中汤类结合运用；对于血证的治疗，孔老更加强调正虚的一面，主张“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将益气扶正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反对滥用苦寒直折、凉血止血；对于阴阳精气虚损病证的认识，孔老继承了张介宾的“阴阳一体”思想，主张“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阳得阴升而泉源不竭”，同样的道理，“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故对于血虚病证，主张不单纯运用滋阴养血，而是运用益气养血，通过补气将机体生产血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收到稳固效果；治疗火证，主张分实火、虚火、火郁三大类型，实火泻之，运用苦寒直折，虚火又分阴虚火旺、气虚生热、阳虚火浮，阴虚火旺者滋阴降火，用大补阴丸或四物汤，气虚生热者甘温除热，用补中益气汤，阳虚火浮者引火归元，用附子干姜类，火郁者发之，用泻阴火升阳汤和升阳散火汤。

孔老博学多识，但并不满足，当读书“没有人析疑攻错”时，他常感到惋惜。对自己早期由于读书过于广泛而影响深钻，他后来也有所认识。在他给其三子祥宇的信中尝谓：“你阅读的方法，我觉得太广泛了，这是从你今春返蓉买书的情形看到的。广泛是我过去读书时的大缺点，是受了纪晓岚‘无书不读’的影响。一个人的精力有限，现代的新知层出不穷，要样样知识都具备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今天如再因袭‘无书不读’的旧习，结果往往会成为‘无书可通’。我这个缺点，阻碍了我在学术上应该获得的成就。希望你不要再把我的缺点继承下去。”言者谆谆，闻者足戒。知识面太窄固然不妥，然而只博不专，也会一事无成。今天在人才学上，并不笼统地支持博学，而是讲一定范围的博学，有目标的博学，有效率的博学，有结构的博学。对于一些根本无关的知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应当作为有害的东西加以拒绝即是这个道理。孔老对已成之作，也要不断通过教学实践进行修订。在遗留的《中国医学史纲》1957年、1958年学院印本中，还能见到他亲自修订、增补的笔记。在脑出血逝世前一周，他仍坚持对该书作最后修订。这种不断进取的治学精神和高度负责的教学态度，值得后人学习。1989年“孔建民医史研究的学术思想与成就”（孔祥序整理），通过四川省科技成果视同鉴定，同年10月由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颁发荣誉证书，予以肯定和鼓励。

（编撰者：陈丽平、孔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