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先
一、成长历程
邓绍先（1898—1971），男，名续成，汉族，四川省华阳县（现成都市双流区）人，著名伤寒论学家。邓老幼时家贫，聪颖好学，启蒙于诸子经史。青年时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仰慕新学，崇尚科学，遂立志以科学救国。1916年考入四川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专攻化学。1919年毕业，到四川实业制革厂任技师。1926年至1929年，先后辗转于四川南溪、温江、崇庆等地的实业所和技术学校工作。1929年在峨眉县女师校任教务主任兼理化教员。
邓老性素古直，不仰人鼻息，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职执教后饱尝其中苦衷。邓老认为医技可自恃其力，又因自幼体弱，故早在工业学校学习之时，便开始自学中医。后来他又受到长亲谢勋吾老中医的指导，对中医愈加产生兴趣。从峨眉女师校返回成都后，邓老家居中西顺城街，这时，他的次子患惊风为医所误，丧子的悲恸，促使他下定了精究医术、以医为业的决心。30年代初，邓老开始在成都市中西顺城街、玉泉街行医，医名日盛。
邓老学医之始，便致力于经典理论的钻研。博览诸家学说之际，尤对《内》《难》《伤寒》《金匮》等典籍加以刻苦研读，一本《伤寒论》竟可背诵如流。邓老倚其深厚的经史和理化基础，通过对金、石、草、木等常用药物的药理药性进行有侧重的化学分析，积累了大宗资料，并用以着重对汤液治病的中医祖书《伤寒论》进行深入的综合研究，不仅掌握《伤寒论》的许多精髓，而且获得很多新的体会。
在成都玉泉街行医期间，邓老不仅以伤寒医术救人于危急出名，而且以不分贫富、不仰权贵的品德为人所敬佩。当年大墙东街一皮鞋匠之子患大脑炎，瞳孔已放大，病情甚危，邓老念其匮乏，免费为其诊治，送医送药，直至患儿病愈，病人全家十分感谢，邓老说：“救人为医生之本，何足为谢。”某大富人家，一日遣包车夫来说：“老爷请即去。”邓老道：“我的时间是由自己安排的，从不受命。”直到将家中病人逐一诊完，方前往诊病。
1936年，四川国医学院创办，邓老先后担任教务长、副院长等职并兼教授，讲授《内经》《伤寒》等课。邓老与李斯炽、赖华锋、何伯勋、孔健民等同仁，齐心合力，风雨同舟，坚持办学，为四川国医学院培育了一大批中医人才，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1942年，邓老结合临床实践，集20年殚精竭虑研究之所成，撰著了《伤寒论释义》一书，并由中国医学文化服务社出版。此书既出，影响很大，标志着邓老学术思想的成熟，同时奠定了他在中医内科特别是《伤寒论》研究方面独树一帜的学术地位，“邓伤寒”之誉自此而始。
新中国成立后，邓老曾先后在成都中医进修学校和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在中医进修学校任教时，著有《伤寒论讲义》（1955年）。1956年9月，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成立，邓老被调入学院任副教务长，兼讲授《伤寒论》。
在成都中医学院任教期间，为了培养学生，邓老常常废寝忘食，精心编写教材，认真备课，不分昼夜。邓老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很受学生欢迎。邓老尊重同事，爱护学生，为人正直，广受在校师生的赞扬和尊重。
1960年，卫生部鉴于邓老的伤寒教学水平和影响，委托成都中医学院主持全国中医院校《伤寒论》师资培训班，先后举办三期，均由邓老担任主讲。这些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全国各地中医院校《伤寒论》教学和科研的知名专家，甚至成为“国医大师”。与此同时，邓老又主持编撰全国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伤寒论讲义》，1960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后来习称为一版伤寒统编教材。1964年又经补充重订，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即二版伤寒统编教材。
邓老作为伤寒学派的主要专家，为我国高等中医教育《伤寒论》课程教材建设和师资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他主持重订的“二版教材”对原文的严谨校定，更是在后来伤寒研究中被广泛引用，直到目前仍富有影响。2013年经伤寒教研室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联系，以《伤寒论释义》为书名再次重刊出版了该教材以飨读者。
1971年，邓老积劳成疾，病逝于成都，享年73岁。邓老一生最爱读书，也最珍惜书籍，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方》《类经》等30余种共100余册珍贵医书捐赠给学校图书馆。
二、学术精粹
邓老研究《伤寒论》40余年，是我国中医院校《伤寒论》教材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有许多独特的研习和学术见解。
（一）为我国中医高等教育《伤寒论》教材制定了影响深远的学术规范
邓老是我国成立中医院校后第一版和第二版《伤寒论讲义》的编写主持者，该讲义的主要观点也是邓老研究《伤寒论》几十年形成的成熟的学术观点。该讲义以尊重仲景原文原旨、观点实用平正、语言精练、便于教学为主要特点。
《伤寒论》成书已有1800年，原书文字古朴、寓意深刻，初学者常感晦涩难懂。故该讲义的编写以突出学习和领会仲景原文原义为目的，使学习者能感悟原著给我们带来的中医临床思维辨证治疗的经典意义和价值。全书围绕原文，以提要、释义、选注、按作为主要编写格式，构成整本讲义的主体内容，再概述伤寒含义、六经概念、六经病证以及《伤寒论》的辨证论治做为导引。高度浓缩以引导读者理解的概论，能使初学者的思路不致偏离《伤寒论》的思想轨迹。这种开拓性的编写方式在后来的伤寒教学中收效甚著，至今《伤寒论》的讲义在编写格式上，依然不脱离以原文的学习为主体，同时辅以概论做为引导。
邓老在写作中医院校第一本统编教材时，坚持对《伤寒论》著作的性质做了一个比较合理而中肯的评价。邓老认为：“《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书，它是东汉张仲景的著作，是祖国医学四大古典著作之一。”东汉末年张仲景原著是《伤寒杂病论》，顾名思义是对整个外感与杂病的综合性著作。但在原书的流传过程中，种种因素造成原著分成了《伤寒论》和《金匮》两书。《伤寒论》的辨治精神虽适用于所有外感与内伤杂病，但这部分原文的内容显然还是突出了外感疾病的体系。此外，原书中论伤寒是将太阳伤寒和太阳中风来展开讨论，但也涉及温病、湿温、风温、中暍等，显然包容了多种外感疾病。故往后的教材，对《伤寒论》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个问题上基本沿用了一、二版教材的观点。
邓老在对《伤寒论》作了如上评价之外，还对《伤寒论》的学术性内涵加以评价。邓老认为《伤寒论》“在《内经》《难经》的理论基础上，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以及作者的临床经验，重点讨论了人体感受风寒之邪以后所引起的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和临床证候特征，创造性地总结了一般外感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的变化规律、治疗原则，以及药剂的配伍方法，始终严密而系统地将理法方药一线贯联，有效地指导着外感疾病及其他杂病的辨证论治，为后世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这段客观简洁准确的描述不仅一直被各版讲义所尊重，甚至对后来《伤寒论》的研究和探讨范畴也是一种规范。
《伤寒论》的学习和研究中必然涉及到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如伤寒、六经、六经病证、辨证论治原则等，这些概念对伤寒学习者不可绕过，正确地建立这些概念使研习者可少走弯路、事半功倍。一定程度上讲，《伤寒论》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很多学术争议其实都是围绕这些学术概念的正误问题，而邓老在他所主编的《伤寒论讲义》中成功合理地解释和规范了《伤寒论》研习中必须涉及的系列重要概念。
如关于“伤寒”的含义，邓老认为“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伤寒是一切外感疾病的统称，即《素问·热论》所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狭义的伤寒，是专指外感风寒之邪，就是指论中所述的伤寒而言。按《难经》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所谓‘伤寒有五’，即是指广义的伤寒；五种之中的‘伤寒’，即指狭义的伤寒而言。《伤寒论》既以伤寒命名，而且在《太阳病篇》中又分别论述了伤寒、中风、温病，由此可以认为该书所述的伤寒，为广义的伤寒”。如此论述，清晰明白。
如关于“《伤寒论》中六经的概念”，邓老认为“《伤寒论》中的六经就是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这是在《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完整起来的”。这一解释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六经”概念的来源是《素问·热论》，作用则是以六经分证，而“六经”的基本含义则不会是随意按字面、或按其他来源理解，它与《素问·热论》基于三阴三阳的六经含义是同样的，但张仲景以之用于临床阴阳失调病证却是更加灵活与完善。为了更能说明这个问题，邓老继续解释：“《素问·热论》中的六经，是作为分证的纲领，未具体论述其辨证论治；仅论述了六经的热证，未论及六经的虚证与寒证。而《伤寒论》的六经，则就伤寒六经所系的脏腑经络的病理机转进行了辨证论治，换句话说，就是根据人体抗病力的强弱，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将外感疾病演变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证候，进行了分析综合，归纳其证候特点，病变部位，损及何脏何腑，寒热趋向，邪正盛衰等，作为诊断治疗的依据。凡是病在表，成正胜邪实之三阳证，治疗当以祛邪为主；凡是寒邪入里，正阳虚衰，抗病力弱之三阴证，治疗当以扶正为主。”
如关于“六经病证”的含义，邓老认为：“六经病证是六经所属脏腑病理变化表现于临床的各种证候。因此，综合病之部位、性质、病机、病势，加以分析归纳，别为某经病证，作为辨证施治的依据，这是《伤寒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在临床上反复实践，行之有效的经验总结。”邓老解释六经病证完全是基于《伤寒论》原书中的病证，其证均是与所属的脏腑病理有密切关系。以之理解六经病证，既便于学习体会，又便于临证施用，作为教材颇为合理。邓老在具体阐释六经病证中说到：①太阳病证，“太阳主一身之表，凡感受风寒病邪，出现发热、恶寒、头痛、项强、脉浮等症，就叫太阳病”，简言之就是表证。由于仲景在讨论伤寒六经病证过程中，为了更简单说明其正邪斗争机制，借用了风寒之邪作为代表性邪气贯穿于六经病之中，以演示六经病正邪斗争的整体表现，善学者从中可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故就《伤寒论》的学习而言，邓老所作的概念完全符合原书中的含义。从中也可看出邓老做学问简洁而质朴的精神，这也影响到他的弟子，如戴佛延、陈治恒等一批教授。②阳明病证，“阳明病是外感病过程中，阳亢邪热炽盛的极期阶段。按其证候的性质来说，属于里热实证。阳明病的发病可由他经转来，亦可从本经自病而起。由于化热伤津，故其典型的脉证是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脉大等。见于这种脉证就叫阳明病”。仲景曰：“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结合论中所述阳明病证，皆正邪剧争之证，故邓老所释，对学习《伤寒论》阳明病胃家实，有简洁明畅之感。③少阳病证，“少阳病是病邪既不在表，又未入里，而在半表半里的证候。本病可由他经传来，也可从本经起病。凡出现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脉弦细等脉证，就叫少阳病”。少阳病证是相对特殊的一类病证，邓老认为“少阳病的发展有向表向里的两种趋势，故有少阳为枢的说法”，从而借用半表半里证候来说明它。但在阐释时提示更需要注意“少阳属胆与三焦，由于经脉络属的关系，肝与胆相表里，三焦与心包相表里，因此少阳病的证候，与这些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有密切的关系”。④太阴病证，“太阴病证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脾虚湿盛的证候。太阴病可由三阳治疗失当，损伤脾阳而起，也可由于风寒之邪直接侵袭而起病。所以在临床上出现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时腹自痛、脉象缓弱等症就叫太阴病”。纵观《伤寒论》太阴病篇8个条文，邓老的这个概念是与之吻合的。邓老还特别指明，“太阴病的腹满痛与阳明病的腹满痛是有区别的。阳明病为实热燥屎内结，其腹满痛必甚，而且痛必拒按；本证腹满痛为虚寒，所以腹满痛时减，且喜按或得温而缓”。由此阐释，毫无含混。⑤厥阴病证，“厥阴病为伤寒之较后阶段，病情较为复杂而危重。本病属于寒热错杂的证候，其临床特点为寒热交错。由于病机转变的不同，临床上可归纳为上热下寒证、厥热胜复证、厥逆证、下利吐哕证等四种类型”。邓老在此依据《内经》开阖枢的排序而将厥阴病证的位置提到了少阴病证之前，而其中的内容则完全本于《伤寒论》原著中的病证类型。厥阴病证复杂，邓老认为理解中要注意“厥阴肝与心包由于经脉络属的关系，心包与三焦相表里，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生理和病理的密切关系”。还提出“厥阴病的治疗，应随时照顾阴阳气的顺接”，充分提示了气在病变中的异动关系。⑥少阴病证，“少阴病为伤寒六经病变发展过程中最后和最危重的阶段，所以少阴病的死候较其他各经为多。病至少阴，已属于抗病机能明显衰减，表现为全身之里虚寒证，它的主要脉证为‘脉微细、但欲寐’。由于阳气衰微，营血不足，所以脉微细，出现精神极度衰惫，欲睡不得，假睡非睡的昏沉迷糊状态”。邓老将少阴病放于六经病证的最后，其意主要突出少阴病正气严重虚衰的病机。对临床因正虚衰竭而死亡的病例而言多数是因少阴虚衰、正气不回而终，故邓老的这种编排对学习者重视少阴病证有充分的提示作用。
如关于六经的施治原则，邓老明确指出：“《伤寒论》就是祖国医学中成功地运用辨证施治的第一部专书，为后世学习和掌握辨证施治的典范。”仲景之前，中医的理法方药并不完整，自《伤寒论》始方出现理法方药一线贯通的完整体系，故仲景的施治思想和方法，是研习《伤寒论》的重要内容。
邓老将《伤寒论》中辨证施治的原则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各经的主证来辨证。在《伤寒论》六经病各篇中，篇首都提出了辨本经病的主证。如太阳病的主证为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又如阳明病之胃家实，少阴病之脉微细、但欲寐等，均有各经之不同主证。这样，在临床上掌握了各经的主证，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各种复杂的证候是属于何经之病，或几经之病，是经证还是腑证，是合病还是并病，是兼证还是变证。在这基础上，再结合八纲辨证，以分辨疾病的表里寒热虚实，从而决定治疗原则，并给与相应的方剂”。二是“从疾病的发展演变中来辨证：由于疾病往往因为病人体质强弱的不同，或治疗失当等因素的影响，其变化非常复杂。当疾病的临床证候有了改变，相应地就反映出病机也有了不同的变化，此时就应重新辨证，采取新的治疗措施。例如：‘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说明中风服桂枝汤后，表证得解，出现大烦渴不解，脉洪大的证候，系津液耗损过多，已转为阳明经证，所以治疗措施也应随之改变。再如厥阴病之厥与热的表现，有上热下寒者，有热多厥少者，有厥多热少者，或为寒厥，或为热厥，或为蛔厥，或为脏厥等等。这些寒热错杂证候的出现，都各有其不同病机，如果掌握了厥热胜复的机理，就能从疾病复杂的演变过程中，进行综合分析，作出明确的诊断，放以确切合理的治疗”。总之，邓老认为《伤寒论》的治则，可概括的分为祛邪和扶正两个方面：“三阳病应以祛邪为主，以祛邪而达到扶正；三阴病应以扶正为主，以扶正而达到祛邪。不过，祛邪与扶正的具体运用，常常是根据具体病情或单行，或并行，或此前彼后，或彼前此后，治法当随证候变易而灵活运用。这些就是《伤寒论》的治疗原则”。
做为国家统编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伤寒论讲义》，在写作上除了体现科学实用，理论体系合理之外，在文字上亦行文简练、用字规范。邓老主编讲义以忠实于原文原义、配以简明扼要释义，引证精要。全书将《伤寒论》397条尽数收录释义，共计17万字，成为选文最多而文字最精的《伤寒论讲义》。
邓老主编《伤寒论讲义》最突出的文字规范工作应该说主要体现在对原文的厘定考校和编排上。宋·林亿等校正《伤寒论》序云：“今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于是后人研究《伤寒论》多以伤寒397法112方称之。邓老在积累多年的学术研究和讲授伤寒的经验认为，将原书划分为397条较为合理。邓老通过对宋本《伤寒论》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些《伤寒论》版本的研究，精心标注原文句读和分段，使二版统编讲义的原文及序号在伤寒学界得到广泛的赞同，以至于成书之后到21世纪之始的伤寒研究性论文著述的原文引用几乎都以邓老主编二版《伤寒论讲义》为规范。
（二）坚持伤寒学当以六经为纲，六经合八纲脏腑辨证可运用于诸病辨治
《伤寒论》开创性地建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作为后来指导中医临床的准绳。从邓老的著述里，我们也能看到他强调研习《伤寒论》必当以六经为纲的思想。既然六经为纲，则临床所有阴阳失调的病证都可以六经的辨证方法加以论治。邓老指出：“历代医家对《伤寒论》六经实质的认识议论纷纭，见解不一，有人以经络来解释，有人以脏腑来解释，有人以气化来解释。这些看法，各有一定理由，为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是，不论哪一种说法，不够全面的。”
邓老对六经实质的观点是怎样的呢，笔者通过温习邓老的著述，发现他非常重视人体发生疾病时正邪斗争的动态关系。若正邪相争剧烈，则多为阳，病属六经之中的三阳病；若正邪相争而正不胜邪，则多为阴，病属六经之中的三阴病。正邪斗争的范围就是人体的脏腑经络。故邓老云：“《伤寒论》的六经，则就伤寒六经所系的脏腑经络的病理机转进行了辨证论治，换句话说，就是根据人体抗病力的强弱，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将外感疾病演变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证候，进行了分析综合，归纳其证候特点，病变部位，损及何脏何腑，寒热趋向，邪正盛衰等，作为诊断治疗的依据。”这样看来，所谓六经病，其实就是正能抗邪的三阳病与正虚不能胜邪的三阴病，合之为三阴三阳病，六经为纲即是以阴阳为纲。阴阳，这正是《内经》所强调的“万物之纲纪”，从这个角度看，仲景《伤寒论》继承《内经》的精髓，撰用《素问》《九卷》的精神跃然纸上。
邓老认为理解六经和六经辨证，还须理清六经与脏腑经络、六经与八纲的关系。
邓老指出：“六经联系着整个五脏六腑，它们之间有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六经实际上包括了十二经，例如少阴病，其实质主要是反映手少阴心经与足少阴肾经的病理变化，其他诸经变化可由此类推。”如果要联系气化，邓老指出：“气化离开了脏腑经络就失去了物质基础，脏腑经络离开了气化就反映不出其功能活动，因此，脏腑经络气化三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不能孤立或片面地强调一面来解释六经的实质，而是必须联系起来认识。”
同样，邓老认为：“六经病的不同证候，无不贯穿串着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的基本内容。如太阳病为表证，若不辨其表虚表实，就不能分别运用解肌或发汗的治法；少阴病为里虚证，若不辨其里虚寒和里虚热，就不能分别运用扶阳或养阴的治法。由此可见，六经与八纲在辨证施治过程中，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实际上，八纲包容了疾病所有的属性，脏腑经络包容了人体疾病的病位，正邪斗争包容了疾病过程中的病机倾向，而六经恰好能以阴阳为纲，包容邪正、八纲、脏腑等内容与变化。邓老提倡的以六经为纲，又重视结合八纲脏腑辨证，正是全面突出了《伤寒论》六经辨证的理论价值，并可运用于诸病辨治之中。
（三）研究植根原文，对论中原文阐释多方求证、平正明白，切合学习和临床运用
邓老伤寒学术观点的重心还是落实在对原文的理解参悟之上，虽然其行文简洁，但坚持讲义的编写要对伤寒全部397条均有提要和释义以准确地反映出《伤寒论》的全貌，且观点成熟平正、富于启示和临床实用。
邓老对原文每条均标以提要，引导学习者理解本条在思路上有一个方向。这种提要的写作方式相对于前人论伤寒习惯以散漫之论不同，富于现代行文风格。做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统编教材标注提要的形式为后来的伤寒教材或学术专著起到规范性的作用。
邓老对原文的提要非常精练，切中实质。譬如原文第1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明确的标为“太阳病提纲”。第2条“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第3条“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这两条分别标为“太阳病中风的主脉主症”和“太阳伤寒的主脉主症”，而通常教材习惯把这两条分别标为“太阳中风提纲”和“太阳伤寒提纲”。邓老只在六经病的提纲性条文才标为提纲，其他都不做为提纲，这显然提升了六经病提纲的纲领价值，而具体的每一病证的描述，即使再清晰明白，也没有必要做为提纲。这显示出了邓老注解伤寒的确深思熟虑。
邓老主编的《伤寒论讲义》全书仅十余万字，却对全部397条均加以注释，其释义文字不得不简，而作为教材能有效地指导学者学习理解，其文字不得不洁。通观全书，简洁而严谨的文字写作令人感叹。兹取其一例：第31条原文“太阳病，项背强
，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邓老对本条文的释义仅两句话：“风寒伤及太阳经俞，故见项背强
。因无汗恶风，故用葛根汤发汗以解表，兼通经俞。”因为前面的条文和释义对太阳病已说清楚了，本条仅需释义葛根汤所适用的项背强
，必然是风寒伤及太阳经俞。风寒伤及太阳经俞又可分为有汗与无汗两种，故本条释义第二句明确本方适用的正是无汗恶风。本条的解释当然可有很多的发挥，但最精要的部分已被邓老言明，其后只需酌解葛根汤方并适当比对桂枝加葛根汤证即可。可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
当然，除文字简练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反映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和准确的观点。仔细品读邓老释义中的文字内容，浓郁而实用的学术观点比比皆是。兹简举两例：如释义小青龙汤证的“心下有水气”，不少著述直接标明心下即胃脘，而邓老所注为“心下有水气，胃气上逆则干呕，水气犯肺则见咳。”反映出了水气在心下，种种逆动病机均有可能，临床宜当灵活把握。反之，把“心下”对位胃脘，难免有拘泥于现代解剖之意。又如释第84条真武汤证的“头眩”，大都以水气上泛或水气上冲为解，而邓老释义首先指出了这是属于“太阳病误汗阳虚水泛的证治”，再释头眩，“是因阳虚不能制水，气不得升则头眩”，文简而意赅。本证出现头眩，大的方面应归责于误汗阳虚，在此基础上，清气因水泛而不得正常上升清窍才是头眩一症的病机关键，并不能简单认为是浊阴上逆。浊阴即使不上冲而清阳不升一样可以头眩。这在治疗用药上就有了差别。
选注包括词语的注释和选用历代伤寒学术名家之语的注释。
邓老对《伤寒论》原文中一些理解有难度的字词在经多方考证后给予了词解。如“太阳病项背强
”，邓老作了词解“
，如短羽之鸟，伸颈欲飞不能。项背强
，形容项背拘急，俯仰不能自如之状”。这一解释是参考了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的观点以及综合《说文解字》的精神而作，严谨有据。这种借短羽之幼鸟，伸颈欲飞而不能之状，非常形象地对“
”二字作出了表意。并非此类病人都成为幼鸟之状，这种状态甚至也不限于颈部的急强，延伸到腰背也无不可，理解中重点是去体会那种状态。若不能体会，自然对“
”二字做出不必要的一些诠解。邓老书中的词解，也基本被沿用于后来各版讲义之中。
对《伤寒论》的原文自古以来，释义者众。邓老在释义一些重要而又有争议的原文时，也常在古人纷纭观点之中，去选撷了观点平正独到可用的一些解释，以帮助研习伤寒时做为参考。如解释“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引用尤在泾语：“伤寒里虚则悸，邪扰则烦。”这是一句非常独到的见解，悸则有虚，在虚中除烦，当以温养中气，中气立则邪自解。这也是小建中汤立方用方的重要思路。又如在释义“脏结无阳证”不可攻也时，引用柯韵伯语：“脏结是积渐凝结而为阴，五脏之阳已竭也，外无烦躁潮热之阳，舌无黄黑芒刺之苔，虽有硬满之症，慎不可攻。”这些选注都是精当而准确的。
（四）尊古不泥古，敢于打破伤寒学术研究中的习惯见解，提出合理的学术观点
《伤寒论》的研究一直存在众多不同的学术观点，其学问亦可谓在争议中不断地得到发展与完善，故几乎以伤寒研究著名的学者，总是会提出自己研究中的不同心得体会。
邓老也是这样，在主编《伤寒论》讲义时，尊古而不泥古，敢于打破伤寒学术研究中的习惯见解，提出合理的学术观点。这里举其一例与众不同的重要观点：即认为根据季节阴阳更迭之序和《内经》开阖枢的原则，六经病排序当以厥阴病排在少阴病之前。邓老认为：“流传本《伤寒论》六经病先后顺序是：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这一先后顺序，可能是古代编纂过程中，由于简籍的错乱而致，所以不论从病情轻重，或自然界季节阴阳更迭的理论和实际情况分析，均有矛盾之处。我们认为应将顺序改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即厥阴之后才是少阴，较为合理。”“因为从自然界季节阴阳更迭的规律来看，根据《内经》‘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和‘少’‘太’为阴阳消长的‘始’与‘极’的概念，其顺序是少阳（1-2月）、阳明（3-4月）、太阳（5-6月）、少阴（7-8月）、厥阴（9-10月）、太阴（11-12月）。”“又从《素问》‘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及少阴病的病情多较厥阴病为重笃的实际情况，因此，本讲义的《概论》中，将少阴病列于最后。这样，六经病的先后顺序，恰好与自然界季节阴阳更迭的方向相反。”这一学术观点，有理有据。
（五）一生穷究伤寒而为后学指明《伤寒论》的学习和运用方法
邓老一生兢兢业业数十年，扑在中医的教学、研究和临床之中，在伤寒的研习上经验丰富独到，他常以自身的体会指点后学之辈。
尤其强调尊重原文原义、要熟悉原文乃至背诵原文，方能深刻理解它的本质。在邓老编写的各版讲义中，总是真实按照《伤寒论》的原文原序排列并释义理解。对文字句读考证严谨，以至于后来发表的伤寒研究类论文都以引用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二版教材为标准。在邓老的教学与研究中都要求对《伤寒论》的写作特点、方法遣词要反复领会和认真推求。邓老主张学习《伤寒论》不忘结合《金匮要略》研习，因二书本为一体。虽《伤寒论》以论述外感疾病为主，以三阴三阳作为辨证论治提纲，《金匮要略》以论述杂病为主，以脏腑经络作为辨证论治的准则，两者只是各有侧重，并不能截然分开。《伤寒论》中也有不少杂病内容，《金匮要略》中又何尝没有外感，实际上在临床中伤寒常兼杂病，杂病又多因伤寒引发，何况《伤寒论》中治伤寒之方，同时用于杂病者亦不少，或者予以加减化裁为方。二书结合学习，方能窥得仲景学说的全貌。同时，邓老还强调穷源朔流，要结合《内经》《难经》等书以及有关杂病和温病学说。
邓老认为在《伤寒论》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学习仲景辨证论治的方法和论中具体方药的应用，还要抓住《伤寒论》立论的依据进行研究。《伤寒论》一书以论为名，而书中却几乎没有论，其中每个条文和方证都是一个典型的事实，高深理论皆隐含其中，使《伤寒论》一书立于不朽的经典地位，其中立论依据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邓老认为仲景依据病证事实所创立的辨证论治体系，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理论、脏腑经络学说以及气化学说这样一个有机地融汇和综合性的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其重要价值即在于此。
三、临床经验
邓老强调，学习是为了运用，研究是为了发展。邓老曾说，我们研习《伤寒论》，除了临床运用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中医学术理论的发展。邓老曾风趣地说，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述了《伤寒杂病论》一书，后世叶天士、吴鞠通通过对《内经》和《伤寒论》古典医籍的研究，创立了温病学说，我院陈达夫通过对《伤寒论》的研究，编著了《中医眼科六经法要》，我撰了《伤寒论要义总述》，也是想在这方面做点工作。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邓老在“文革”期间，身处逆境，仍坚持著书立说，一直到病逝，完成了10余万言的书稿。惜因种种因素而《伤寒论要义总述》一书未能正式出版。
邓老的一生为了中医教育事业和临床而鞠躬尽瘁，为中医人才培养和仲景学术的传承做出了极大贡献。邓老曾先后当选为四川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但需要说明的是，邓老治伤寒学，一直强调临床和不断在临床积累经验，可惜的是在他有生之年末，正值动乱年代，大量的临床资料未能得到妥善存留，因此，我们今天在整理邓老的宝贵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时，在临床资料上出现了令人遗憾的空白，亦令人颇感痛惜。
（编撰人：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