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法本具足，一部学术史 ——纪念李学勤先生
邢 文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一
己亥正月二十。温州茶山实际寺，明初高僧智顺逆川禅师墓前。
银杏耸立，禅风清冷。蒙泉章方松先生仰观古树，俯悲落叶，发来邮件：
“惊悉李公学勤先生逝世，无上感哀!仰望天宇流云，唯有敬仰而恭敬，思念与感叹。李先生永远是我身边的一棵大树，郁郁葱葱!”
此时此刻，美国东北部大雪初霁。天地苍茫，悬冰林立。信箱里，类似信息正从世界各地飞来……
天倾悬冰崩，风咽雪纷纷。吾师驾鹤去，苍梧愁白云。(1)
二
第一次拜见李先生，是1991年。在大学同学鼓励下，我专程赴京，联系报考李先生的博士生。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建国门外日坛路。
“邢文同志，请坐!”这是李先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抑扬顿挫，中气十足。“我这个专业很不适合您考。”
当时的我，年富力强，自信爆棚。李先生这句现在想来本应是五雷轰顶的开场白，居然激发了我更强的自信与斗志。那次见面，李先生说的与没说的话，我仍然记得，但我记得最清楚的，也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先生明亮的眼睛。
三
李先生的眼睛，我是熟悉的。早在书中照片上见过。
读硕期间，我读过李先生发表在这里与那里的言简意赅的学术文字，拍案赞叹，不止一次，很快就记住了李先生的大名。忝列师门，有更多的机会与条件读先生的大作，经常是读完先生的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心中就有续写几篇文章、几本书的冲动。这是大师之作的特点——予人启迪，授人以渔。
1992年秋入学，开始前往先生府上上课。那是北京紫竹院昌运宫的顶层。在这里，我真切地看到了李先生的勤奋与高效。记得我写自己得意之作《“五僧”说》，大约只花了一天，一稿而成。但那是我刚刚写完几万字的硕士论文，同一选题，研究多年，材料熟悉，思如泉涌。李先生的文章则不一样：这次上课刚刚聊到的新问题，一两周后再见，一篇甚至几篇论文都已写好——常常是那种四开的大页稿纸，沉稳的蓝黑色钢笔墨水，睡虎地秦简韵味的古风字体；这篇谈考古，那篇论学术史，再一篇却是古文字考释。稿纸上修改的痕迹告诉我，李先生的文章，也是一稿而成。不同领域，引经据典，短短几天，一挥而就。记得李先生的《释郊》，就是给我们看过的这些手稿中的一篇，先生专门讲解过。我总是能看见，先生讲解时双眼不时闪过的明亮的慧光。
通过这种难得的学习方式，我们不仅能时时领略学术前沿的最新成果，不仅能悟出从发现问题到深入研究、作出成果的学术路径，而且切实领教了大师的敏锐、渊博、勤奋与才华。
四
大师之所以是大师，还在于大师有着与大师之学匹配的大家风范。
入师门后我的第一篇论文，讨论的是马王堆帛书《周易》与卦气说。今天谈到卦气，多会谈及帛书《周易》，但在当时，学界尚无人相信帛书《周易》与卦气有关；包括李先生在内，都循传统之说，认为卦气说相对晚后。文章写完，我是麻着胆子把稿子带到昌运宫的。
李先生一眼就看出我的战战兢兢，听我介绍论文时，认真而专注。我小心翼翼地讲完观点与证据，说明还有帛书的材料有待消化，尚未列入。先生翻了几页文稿抬起头来，目光明亮，莞尔微笑，温和地说：“好，我再看一下。”
穿越半个北京城，回到望京西八间房的研究生院，心中仍然不免忐忑。不料，师母很快打来电话，结果喜出望外：李先生说，陈鼓应先生办了一本《道家文化研究》，问我是否愿意把文章交给陈先生发表，他可以推荐。类似的例子，李先生的宽阔胸怀与大家之风，可举很多，比如我执笔的英文论文《汉律新见：张家山法律竹简的再评价》等。《帛书〈周易〉与卦气说》的写作与发表，是我经历的第一例。现在追忆，真是风树之悲逾切。
与先生仁厚宽容的大家风范相伴而行的，还有虚怀若谷的品格。
记得人民出版社出版《沈有鼎文集》之后，先生上课时提示我们一读。其中，李先生特别谈到沈先生的两篇论《周易》的短文，大加赞赏，鼓励我们发其奥义。因我正在学习帛书《周易》，很快写出《沈有鼎先生卦序论：兼论帛书〈周易〉的卦序特征》。先生读后，推荐给《中国哲学》发表，并专门题跋，中有：
沈先生作品一贯要言不繁，在学术界是有名的。没有想到，《周易序卦骨构大意》不过两页，而《周易卦序分析》连同英文、标点在内，竟只有201个字，可称是中外最短的现代哲学论文。尽管文字这么短，内容的精到深邃却出人意表，绝非粗读所能索解。我多次绎读，很想就沈先生这两篇论文试加注释，为读者充当前导。在属稿过程中，和邢文同学谈起，他深感兴趣，独立研究，撰成《沈有鼎先生卦序论》一文。读后觉得他的看法更为周到完整，我的文稿便归作废。
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当时还颇受鼓舞。事后回想才意识到，我的陋见哪能比李先生的更为周到完整?李先生只是爱护我牛犊之勇，虚怀若谷，奖掖弟子而已。
五
李先生爱护、提携后学之例，不胜枚举。有位师弟对李先生极为景仰尊崇，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希望能有荣幸与先生合作撰文。多年之后，果然看见李先生与他合作发表了多篇文章，乃至学术著作。我知道，李先生再忙，也不必劳我等手笔去发表成果，更何况先生撰稿出手如此之快，对文字又是那样讲究。由此，不难想见先生的慈爱与风范。
李先生也与我合作过若干文章，每次都有不同的因缘，在此追忆一例。
一次，先生因病住院，不及按时完成一篇已有承诺的文章，嘱我代为执笔。病中的李先生，依然思维敏捷，神采奕奕。他温和而清晰地介绍了材料与观点，以及文章的写法，并确认我能听懂记下。以前我就知道李先生对宋代学术很有研究，从《韧的追求》中看见侯外庐先生的回忆后，曾专门找到《中国思想通史》的朱子部分，细细品读。即便如此，当听到病中的李先生那样娴熟地介绍宋代道教南宗的材料时，内心深处仍然很是震撼。我知道，这一任务，与其说是先生对我的信任，不如说是先生对我的提携。
先生病中，不便请益。文章按时完成，显然未达到预期的程度。李先生在医院看完手稿，莞尔一笑：“一看就不是我写的。”但是，并未打回重作。文章发表了，《新华文摘》很快全文转载——只有一个常用的句式，才能表达我当时的惭愧与感受：成绩都是老师的，缺点与错误全是我的!
回忆这一往事，也是因为另有两件后续的轶事。一是李先生出院后，准备了高档名酒，嘱我送到介绍他住院的先生家去，表示感谢；二是若干年后，我在先生文集中，看到了李先生悼念此文约稿编辑——一位外地的普通编辑——的文章。
大家都说李先生平易随和，但不知大家是否想过，李先生实在太忙、太重要，有太多的大事情、大文章要作。然而，先生并未因此忽略生活中的小节、小事、小人物。师恩难忘——师恩，就在点点滴滴的言传身教。
六
点点滴滴，方见人品。
我出国后，每次回来，每一次，李师与师母都要一一问到我的父母孩子，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我常常想，这就是老师与师母的品德与修养。试想我们自己，我们如此关心过我们的师生或亲友的父母子女吗?李先生去世后，我曾在风雪之夜打开珍藏多年的老师来信，见到一封短信，是我在历史所给时任所长的李先生作助手时收到的，谈的是安排我在哲学所的一位小学妹的文章与稿费之事。我已经无论如何想不起此事了，也想不起李先生怎么会认识——也许压根儿就不认识——当时这位学习西方哲学的小人物（虽然她现在已是名震学界的大专家）。那时的李先生，学术研究、行政职务、社会交际多么繁忙，居然还为这样的小事给我写信，这是怎样的品行?试问我自己，经手编辑了多少文章、书稿，我又有多少样书、稿费没有安排到位?
这些，都是李先生无意中的言传身教。李先生有意教我的，有一件小事。中医文献学的一代宗师马继兴先生，在北京曾与我住得很近。第一次去马府之前，李先生专门关照：到了马先生家，千万不要喝水吃茶，马先生是虔诚的穆斯林。
老师走了，生活中的这些小事，我不说，怕是再也无人知道。水珠虽小，闪烁的，却是太阳的光辉。
七
不久前，有师兄撰文检讨，强调没有一个学生是李先生满意的，表示愧对先生的期待。(2)师兄说得对。李先生成就很大，但未竟的事业也很多；有一件他想做而未做成的事情，全是被以我为首的一小撮不肖弟子给耽误的。
有一天，在昌运宫，师兄弟们聚得比较齐。李先生说：我们现在人不少了，研究方向也比较多，你们能不能想一想，看我们能做点什么大事。我们这帮愚弟子嘀咕了一两个星期，毫无结果。最后，答案还是老师给的。李先生说，你们的研究方向，有先秦秦汉的，有唐宋的、明代的，也有宋明理学的，我们是不是有条件做一部《中国学术史》?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1992年社科院研究生院恢复招生以来，李先生的博士生招生方向，就是“先秦、秦、汉学术文献”“唐、宋学术文献”“宋、明理学”与“明、清学术文献”等。大家光看见自己的专业方向，根本没想到李先生早已布下重写中国学术史的大局。
这一下，大部分师兄弟的热情被点燃了。因为早有布局，所以分工不难，一部10卷本《中国学术史》的写作队伍很快拉了起来。李先生介绍，江西教育出版社刘景琳先生在全力推进此事，出版社领导非常支持，很快可以签订合同，支付启动经费；加之国内另有高校的研究机构加盟，也会支持研究经费。所以，整个项目是一派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局面，参与者无不欢欣鼓舞。
记不起是出于什么考虑，李先生命我组织其事。于是，我与有关同门及复旦大学的傅杰兄等，拟订了10卷《中国学术史》的写作提纲，并遵先生之命，赴有关高校落实合作与研究经费事宜。
应该说，李先生主编10卷本《中国学术史》，在当时确实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记不清有多少人详细地询问过我书稿的具体内容与进展；在北京与不在北京的学者，不乏多次与我联络、明确提出要求加盟写作的；内容相近的大型课题，也有积极筹划，并落实完成的……
八
什么是“学术史”?为什么要“重写学术史”?
这是我在国内外不断被问到的问题，甚至张光直先生也用困难的发音，专门询问过我。
不妨让我转述一下李先生的部分解释。
记得李先生说过，我们写中国学术史，一定不能把它写成思想史，在写作方法上，也一定要避免那种人物介绍、名词解释，再加上影响、意义的方法；我们写中国学术史，在内容上可以包括历史上的一切学术活动，要超过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范围；我们写中国学术史，不贪大求全，不追求完整，要抓住问题写，小中见大。
李先生曾以西汉初期的学术史为例，说明为什么要重写学术史。
李先生说，汉初是汉代学术奠基的时期，对整个中国学术史都有影响。但是，传世文献对汉初学术的记载非常之少。刘汝霖先生曾极力钩稽，所得也十分有限。随着出土简帛的不断发现，重写学术史已经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比如，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以道家为主；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以儒家为主；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以兵家为主；此外，各地还有大量的阴阳、数术、方技乃至律学、医学、科技等简帛文献。这样的汉初学术史，多姿多彩，简直是先秦百家争鸣的继续!
九
遗憾的是，热情总会消退。而我，显然也是个失败的组织者。
由于种种原因，坚持按原计划写作的师兄弟，越来越少；坚持写作的，也并未完全按照李先生的设想来写。到我几年后决定举家去国、漂泊海外时，《中国学术史》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上、下）与《宋元卷》（上、下）已经出版，李先生与我的《先秦卷》（上）也已看完校样，等待下届全国书展前开机付印——这一等就等到了今天……
当师兄弟们一致同意把剩余的启动经费交给一位同门筹办李先生的寿庆活动时，我的内心是深为自责与失落的——我看见自己一步一步辜负了李先生的信任与诸同门的期望，让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在我手中不了了之。
十
此后，约有十多年没再听说《中国学术史》的消息。直至有一次，我回国参加“清华简”的整理，听说李先生与江西教育出版社决定重启《中国学术史》的写作与出版项目，只是书名有变，叫《国学史稿》。
如果从1992年开始招收“先秦、秦、汉学术文献”的博士生算起，李先生致力“重写学术史”的具体工作已逾20年。20余年来，李先生培养了大量弟子，建立了强大的学术团队，研究与写作条件与当年首次启动“中国学术史”项目，已明显不同。遗憾的是，李先生未能也再也不能看见《国学史稿》的完成。
有一年回国看望老师与师母，李先生不无兴奋地对我说：“邢文啊，你相信吗，我去年居然没有出书!”是的，先生出书是我最期待、最欣喜的事情；每次回国拿到先生新书，都是忍不住要失礼，顾不上老师还在说话，总想翻看书中的内容，只有一次例外——那一次，看见书名我就受到重重一击，心猛地一沉，因为，那本文集，李先生题作《重写学术史》。
十一
李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史》没有完成，我负有最大的责任。
有师弟刊文纪念先生，题作《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如果我们作弟子的更努力，这个题目就不会题作“半部学术史”。
我们辜负了李先生。李先生再也不能重写学术史了，虽然，万法本自具足，李先生已经重写了学术史。
李先生就是一部学术史。
师母说，最后的时刻，她告诉先生，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请他放心往生。
师母说，先生听了，眼睛睁大了，然后，安详地闭上了。
师母说，她等了又等，唤了又唤，但先生真的是走了。
我知道，先生的眼睛很明亮。
我知道，先生走得很安详，心无挂碍。
十二
因缘具足，茶山实际寺住持惟证法师引我来到智顺逆川禅师塔前。蒙泉章先生指点墓前古银杏，向法师介绍李先生。
我伫立树下，仰望天空，忽有所悟：一顺一逆，无古无今。禅师法号，不正是和尚的慈悲开示吗?宗泐法师悼诗：“葛椿倒地谁能起，舍利落盘铿有声。万乘临轩读遗偈，北山猿鹤亦哀鸣。”我想，若以此诗悼李师，不也合适?先生之学通贯古今，无古无今，实为百代标程，谁能起而代之?先生一生亦顺亦逆，既有万乘临轩之尊荣，又蒙妒羡诋
之委屈，先生何曾以物为喜、以己为悲?重写学术史，先生壮志未酬；传诵先生遗文，猿鹤或亦哀鸣。李先生道德文章，遐迩咸服，诚如郑吉雄教授挽联：“治卜辞鼎铭综三代，子孙永宝，盛德大备；研经史遗文汇百家，杏坛垂颂，道范长存。”
李学勤先生千古!
（原载《南方周末》2019年6月6日第C24版，此次收录时稍作修订）
(1)邢文：《悼李师》，《中华读书报》2019年3月27日，第7版。
(2)刘乐贤：《西八间房读博记——怀念李学勤先生》，《澎湃新闻》2019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