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先生身上学到的

戴 燕

（复旦大学中文系）

认识李学勤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李先生博学多识，好像天上地下，就没有他不知道的，我们那时年轻，都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听他说东道西。闲聊天的时候，有一次听他讲起他的藏书，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家里地方不大，始终都是保持在八个书柜，绝不增加。我们到昌运宫他家里看过，确实如此。可是那时候，已经有不知多少人、多少出版社给他送书，我们也见过他“淘汰”书，后来他回到清华大学，还是经常叫学生把他家里多余的书，一车一车运到历史系或者汉学研究所。平常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作为学者，李先生是一个极其自律的人，非常有理性，但是他并不“贪书”这一点，还是让我印象很深，我想他正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者。不知道是否与他大学读的就是清华有关，他研究古代，并且那样博学，可是，他完全不像传统的文史学者，要有环堵皆书的条件，要说明自己学富五车，他是有意识也有能力将古代知识转化为现代学术的，他关于古代的学问，都是他自己的学问。

20世纪90年代，李先生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国际汉学研究所，因为葛兆光当时代表清华与李先生合作，作为他家属，我也有更多机会见到李先生，听到他在学术会议上作报告，或者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谈话，直到2006年，我还替一家杂志对李先生作过一次访谈。在这一段时间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国外汉学的重视。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学界，他大概算是最早也是最有力地提倡对国外汉学进行研究的学者，曾主编过一本《国外汉学著作提要》，同时推动过一系列国外汉学论著的翻译和出版。而他的视野，又不是仅仅局限在国外汉学，对于其他国家的古代历史，他也非常关心。我想他自己虽然从事的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那需要有极为专业的知识素养，但他实际上又有比较史的眼光。记得在访问中他曾说，他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古代文明史的背景之下，写出中国的古代文明史。当然，他说那首先要有多语言的准备，可是他们这一代人被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他在外出旅行的时候，经常都会带一本英文侦探小说，以使英语不被忘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总是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学术界领风气之先，我想跟他这种眼界和心胸是有关系的。

最近十来年，我们到上海，就很少见到李先生了，因为知道他太忙，也不愿意去惊扰他。有一次，我在刘国忠老师的陪同下参观清华简，转到文北楼那个并不大的研究室，刘老师指着一个案子说：这就是李先生平时带我们释读清华简的地方。我听说李先生一直是手把手地带领他的团队整理和解读清华简，对于迄今发表的释文还有其他相关文章，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改定。很多人都知道他有“事必躬亲”的习惯，也很惊讶他有这种作风，而我想在学问上的这种亲力亲为，正表现出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纯粹的学者。在有清华简以前，我们都知道李先生已经担任过一些学术行政职务，也做过不少学术组织工作，可是直到晚年，他的兴趣依然是在学术本身，他对学术研究依然保持着巨大热情，能够全身心投入，我以为这是他作为学者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最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

李先生在中国古代研究的许多领域都堪称典范，可惜我并不懂他的专业。但是作为一个古典文献及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我也觉得非常庆幸，能在刚刚进入学术大门不久，就认识了李先生，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用之不竭。

2019年12月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