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李学勤先生
李 零
（北京大学中文系）
我跟李先生相识，算起来有42年。我特别喜欢读《李学勤早期文集》。因为1977年以前的他，我不太了解。此书收录了他30岁以前的作品，范围涉及甲骨、金文、简帛，古文字的方方面面，其中还有不少篇是讨论历史，特别是思想史。这对了解30岁以后的他非常重要。
1977年，考古所开妇好墓座谈会，我第一次见到古文字学界的各位前辈，李先生也在座。那年，他44岁，我29岁，他比我大15岁。当时，我们只管唐兰、胡厚宣、张政烺这类60岁以上的先生叫“先生”，李学勤、裘锡圭这一辈，只叫“老师”。我觉得“老师”一词更亲切。
李先生去世那天，我想起很多往事。1977年，我在考古所整金文资料，归王世民先生领导。他手下只有我、刘新光、曹淑琴。刘雨、张亚初还没来，陈公柔还没解放。李先生给我们当顾问。他经常跑红楼，顺便到考古所，所以见面机会很多。
我们聊天，不光聊铜器，范围很广。他出国早，让大家很羡慕。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们讲他第一次出国的各种见闻。他说，外国人真怪，动不动就过敏，感个冒，可以死人。
我们曾去清华大学图书馆看文物，王世民、史树青、石志廉同往。看铜器，主要是听他讲。他请史先生讲，史先生不讲，他才讲。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轮到看书画，史先生才大讲特讲。我们还看了那件乾隆时期的缂丝挂毯（现在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
我的学术生涯是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起步的，当时有好几位先生帮我改文章，其中就有李先生。我一直留着他帮我改文章的信。平山三器出土，我们还合写过文章。(1)虽然有人就有人事纠纷，喜欢划线站队的人总是把人分成敌我友，我被划归“李党”，这给我招来不少麻烦，渐渐地他也不再来所，偶尔见面，他总是说，最近太忙，顾不上去，请代我向某某同志、某某同志问好，但我从不否认，他是引我走上学术之路的老师。
想当年，我年轻气盛、志大才疏，既想学古文字，又想学思想史，大刀阔斧绣花针，很难两全。为考研究生，我向他请教。他说，古文字很难，不下学六七门外语，学思想史，我可以介绍你考我的老朋友张岂之。当时，我在给考古所干事，以他的性格，他绝不会说，你来考我吧。我也没说考他。
1979年，我做了张政烺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是所外聘请的导师。李先生从助研直升正研(2)，与张先生合带研究生。所里规定，我和陈平必须到历史所上他们两位的古文字课。
张先生的课，我们没听几节。历史所的研究生嫌人多，不想让外单位听，换时间，换地点，叫大家扑空。张先生腹笥深厚，但不善言辞。我记得，他是坐在一把椅子上讲，脸对黑板，背对学生，想不起来就敲脑瓜。有一回，李先生也来听，就坐我旁边。张先生说，甲骨金文不是书，李先生跟我说，他也讲过类似的意见。
李先生的课，我一直听。他很会讲课，板书不多，但语言简练、生动、幽默。他常说他是南方人，但说话京腔京韵，完全是老北京的做派，话音突然升高，嗓音有点尖。他喜谈掌故，经常提到各位前辈，一肚子的逸闻趣事，其中也包括陈梦家。有时，他会拿身边的事打比方，比如说正在上映的电影，如《黑三角》《蓝光闪过之后》，甚至提到在座者，与听者互动，气氛十分活跃。
期末，我们得交报告。我的读书报告是讲东周用鼎的形态差异。我记得，他说金文排谱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千万别干。(3)想不到多少年后，断代工程恰好包含这类工作。
我对李先生的第一印象是，他天纵聪明。马君武有诗，“图籍纵横忽有得，神思起伏渺无端”（《京华早春》）。他的文章有很多神来之笔，真是聪明绝顶。
李先生没读完大学，也没拿过学位。他不是一个过度专业化、非常学院派的学者，而是一个学无常师，淹通群籍，于学无所不窥，睿智博通的学者。历史所的人，或戏称他为“李十万”。据说，“十万”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缩写。意思是你随便问，他什么都知道。
李先生难学。博大难学，聪明没法学。
近百年的中国古文字学史，所谓古文字学家，有些是金石学家（罗振玉、王国维），有些是历史学家（郭沫若、张政烺），有些是考古学家（董作宾、胡厚宣），有些是文献学家（杨树达），有些是语言学家（朱德熙），学术背景不同，研究角度不同，并非只有释字一派。古文字材料是“书”（不管是典籍，还是文书），“字”是“书”的基础，但“字”是在语境下被释读，“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研究古文字，不管从哪个角度，基础都是通读原始材料。李先生常说，“古文字的学问在古文字之外”，字不是孤立的东西。
我在考古所时，李先生跟我讲，他从不孤立释字。他不是释字派的古文字学家。
李先生写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紧跟新发现，随时随地，有感而发；二是见多识广，厚积薄发，出手极快；三是文章小快灵，不喜长文，多为短札，举一反三，点到为止，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
这种写作方式，可能更接近中国传统，类似题跋、笔记，随作随辍。古之所谓文集，多半都是死后由门下弟子汇集成书。传统的写作方式不一定不好。
他那个时代，出书不易。很多老先生，学问一肚子，就是不写书。即使有书，也多半是由文章攒起来的。“文革”后，李先生这一代崛起，开始出论文集。考古学界有俞伟超的集子，古文字学界有李学勤的集子。
李先生，早年致力甲骨，“文革”后更关注铜器。他的《新出青铜器研究》出版于1990年。1991年8月，他送我一本(4)，里面有我们合写的文章，还附了一封信。韩巍把这本书借走，夹在书中的信，他说没看见，丢了。
我知道，李先生有个梦，他要写一部系统研究青铜器的专著。每次见他，他都说他还在写，但最后他说，他放弃了。
还有一件事，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李先生住劲松那阵儿，我跟他住得很近，就隔一条马路。历史所的吴树平跟我住一个楼。吴先生主编《全注全译史记》，请了一批在京学者，如刘起釪负责《五帝本纪》《夏本纪》，裘锡圭负责《殷本纪》，李学勤负责《周本纪》。李先生说，他多年关注西周史，攒了很多资料，一定要好好做一下，但左催右等，一直不交稿。最后，吴先生说，你赶紧找一下李先生，帮他整一下。结果，我去了，李先生说，请你转告吴先生，我太忙，一个字没写，真是对不起。我问，那您有什么半成品或资料什么的吗，我可以帮您整。他说，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我看，这部分还是由你写吧，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好。没办法，我只好把这事应下来。但我相信，如果由他写，肯定会写得更好。我很想知道他对西周史的系统看法。
他很惜力。不惜力，怎么能有那么多东西留下来?知识也有经济学。
兵家云，“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史记·项羽本纪》），“王廖贵先，倪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李先生是贵先派。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先发的好处是引领风气，谁都绕不开，坏处是容易出错，被别人揪住。有人说，写东西要慎之又慎，一旦白纸黑字写下来，很可能成“千古恨”，后发多好呀，可以少犯错误，少走弯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打仗是玩命的事，当将军的，犯错可能丢命，不光是丢自己的命，还有千千万万士兵的命。但不犯错误的“常胜将军”有吗?没有。我最欣赏一句话，“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孙子·地形》），只求尽心而已。
人都会犯错(5)，关键是看所得几何，所失几何。
我曾跟夏含夷打比方。我说，狙击手躲在草丛或掩体中，一猫多少天，弹无虚发、一枪毙命，当然了不起，机枪手，一扫一大片，有些子弹肯定会打飞，但计点还是胜出。
李先生的东西，一是多，二是快。不快怎么多?他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不死盯着一个地方，玩命打深井。
他的文章，登在各种刊物上，不定发在哪里，引用率极高，只有汇集在一起，才能窥见全貌。古文字学，无论甲骨、金文，还是简牍、帛书，他在各个领域都是领跑人。后面跟跑的人，费尽移山心力，回头一看，不能不承认，很多问题，都是他一语破的，凿破鸿蒙，真好像孔子形容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臆）则屡中”（《论语·先进》）。比如西周甲骨，就是他最先认识到；楚帛书十二月神即《尔雅》十二月神，也是他首先提出。这样的例子很多。
1990年，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学，朱德熙先生也在。有一天，夏含夷来访，华大设宴，给他接风。席间，夏含夷品鉴人物，论及唐（唐兰）陈（陈梦家）高下，裘（裘锡圭）李（李学勤）异同。他的评价是陈在唐上，并且抑李扬裘。朱先生调停说，李先生博大，裘先生谨严，各有千秋，我们都很佩服。我很赞同他的评价。
散席后，朱先生跟我说，当年，他在西南联大听唐先生讲《说文》《尔雅》，他连讲稿都不带，海阔天空，学问十分了得。研究古文字，不识唐先生之伟大，说明还没入门。(6)汉学家有汉学家的口味和标准，比如有没有理论，有没有书，脚注是否完备，这都是最起码的要求。夏先生的评价与朱先生完全不同，他更看重陈梦家，觉得陈先生更合现代学术标准。
朱先生去世，有个追思会，在北大开。汪曾祺、李学勤都讲了话。汪说，朱先生总是跟他讲，他发现了一个人才，叫裘锡圭。裘先生坐我旁边，顿时泪如雨下。李先生发言，则讲起20世纪50年代战国文字研究的兴起。他说，朱先生写过寿县朱家集楚器铭文的考释(7)，他也写过战国题铭的分国研究(8)，但唐兰先生动手更早，只不过手稿佚失。
我读研究生的时代，年轻学子争当释字能手，他们迷的是战国文字，多以朱先生的文章为开山之作，并模仿朱先生、裘先生。朱先生的文章比李先生早五年，当然很重要，但李先生的文章是王国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的进一步展开(9)，更全面，更系统，对我启发更大。
李先生有篇文章，很有名，这就是我和魏赤录音整理的《走出“疑古时代”》(10)。这是一篇演讲稿。演讲时间是1992年，地点在北大西门外刘东租住的房子，屋子是个北房。(11)听讲的人很多，除操办此事的刘东，还有葛兆光、阎步克、陈来等。演讲时间没到，大家站在院子里聊天。那年，李先生才59岁，门牙就掉了。他指着自己的牙，开玩笑说，你看，我今天可以“破口大骂”了。
那次演讲，前一半是他讲，后一半是讨论。我记得，他提到我对古书年代的研究，说“吾道不孤”。我们提了很多问题，他一一作答。讲完，刘东说，我们都是外行，李零，你得负责整理。他把录音带交我，我是受命而为。
我找了魏赤，请她帮忙。李先生语速太快，我用我的手提双卡大录音机听，咔咔咔，来回倒带反复听，录成文字，请李先生定夺，他把他的发言删了一半。
我记得，有三个地方，一定要删，他特意叮嘱。一处是讲古文《尚书》，他提到俞大维回忆陈寅恪，说古文《尚书》不能简单视为伪书。一处是讲北大某人自杀，他说自杀的办法有很多种，举郭忠恕为例。还有一处是什么，我忘了。他说，这些都是得罪人的，一定要删。
按照约定，我把录音全稿和李先生要求删掉的部分圈起，交给葛兆光，葛兆光再交刘梦溪。当时，我们都是小字辈儿，刘先生或许认为，我们跟李先生的讨论不重要，连问带答统统删掉，最后发表出来，就是《中国文化》刊出的样子。题目，李先生说，是仿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编者按，是刘先生定调。
此文一出，引起轩然大波。我听说，顾门弟子大不悦，刘起釪先生写了反驳文章，对编者按尤其不满。(12)因为文章是我整理，我亦难逃“李党”之嫌。
2000年，我和裘锡圭先生在奥斯陆访问。有一天，游维格兰雕塑公园，在园中散步闲聊，裘先生说，现在有人连古文《尚书》的真伪都要讨论，真不像话，而且还打着李学勤先生的幌子。我说我确实听他讲过这类话。
后来，我问葛兆光，我们的原始记录稿还在不在，他说应该在《中国文化》编辑部。我打电话给刘梦溪，他答应找一找。结果是找不到。真可惜呀。
当年，顾先生疑古史是起于疑古书。李先生的反思也是从古书开始。我想，他是从红楼整理组整理简帛古书获得启发。(13)
有个美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他写过一本书，叫《甲骨文》，曾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14)此人很会采访，很会写文章，话题涉及中美两国的各种政治事件，文多隐喻，充满暗示，暗示中国的各种“政治迫害”。因此，他对陈梦家之死特别感兴趣。为此，他采访过很多学者，包括吉德炜、高嶋谦一、石璋如、杨锡璋、王世民，也包括李先生。
他设了个圈套，套李先生的话，故意把陈梦家之死与李先生早年写作的《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他领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联系起来。(15)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的事情，凡属国家行为，肯定好不了（这很符合“美国的政治正确性”）。
李先生批过陈梦家，没错。但我想指出的是，陈梦家之死与那篇书评没有直接关系。这个暗示有跳跃性，从1957年一下跳到1966年，整个因果链是人为虚构。
1978年12月28日，我参加过考古所在八宝山为陈梦家先生举行的追悼会。悼词说他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当时说话有当时的口径，我理解。我在一篇小文中提到这个追悼会，我说，“四人帮”哪儿知道他是谁呀。“文革”的事，你们大家就没有责任吗?这种说法太笼统。(16)
1957年，批陈不止一人，夏鼐批过(17)，唐兰批过(18)，容庚批过(19)。1956年，黄盛璋上书郭沫若，告陈梦家剽窃他，也是反右时陈氏戴帽的一大罪状。(20)我们都很熟悉，这是政治运动中常有的事，现在应从历史环境去理解。这些批判与反右运动有关(21)，但与陈梦家之死没有直接关系。
陈梦家之死是发生在1966年，第一跟陈家的保姆和陈宅所在的街道有关，第二跟考古所的飞短流长、捕风捉影、跟踪告密有关。他是因所谓“生活作风问题”（我们特有的政治词汇），不堪人身侮辱才自杀。(22)赵萝蕤（陈梦家夫人）的遭遇也很不幸。
李先生的书评写于1957年。文章是考古所派人约稿，发在《考古学报》上。文章一开头，作者承认，陈先生“对卜辞研究的某些方面有其贡献”，但接下来全是挑错，文章结尾说，该书错误太多，与陈氏“自命甚高”不相称，最重的话只有这一句（后面还有“自我标榜”一语，意思差不多）。文章主体还是属于学术批评，并非政治批判。当时批陈，上引各文，哪篇都比这篇说得重。
1992年，裘锡圭先生的书评与此类似，也是先肯定其贡献，然后挑错。他引用过李先生的书评，比李先生挑错挑得更厉害。他说，“考释文字不是陈氏的专长”(23)。
我想，如果不是运动需要、组织安排，以李先生的性格，他恐怕不会写这类专门纠谬订错得罪人的文章（当然，得罪组织，更不可能）。
2008年，李先生编《李学勤早期文集》，《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被收入，但把最后一小段删了，显然他也后悔。
我的印象，李先生对谁都很客气，礼数十分周到，无论长幼尊卑，我从未见过他恶语伤人，当面指责，让谁下不了台。各种人事纠纷，他也是躲得远远的。但这位唯恐得罪人的先生为什么还是得罪了很多人，我经常想这个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李先生是学者，他留下的著作很多。这是评价他一生志业最关键的史料。我把近百年的古文字学家分为四代。李先生跟裘先生是一辈。他出名比裘先生早。早先，裘、李在一块儿，李先生风头更健。后来不知怎么弄的，风气变了，有人说，李先生不是古文字学家，文章越写越短，越写越水，我不同意这类评价。
2019年12月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原载《读书》2020年第1期，此次收录时稍作修订）
(1)李学勤、李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第147—170页。
(2)我听傅学苓先生讲，李学勤先生升研究员，张政烺先生曾与杨向奎先生争执，力挺李先生。
(3)我曾就影印《汗简》《古文四声韵》和研究传世古文事向他请教，他说，整理古书、编索引对学界当然是好事，但这都是“吃草的工作”。
(4)李先生很少送书给我。除去此书，1990年，在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他送我一本《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我一直珍藏。
(5)李先生也有失误。如他受巴纳误导，曾作《长沙子弹库第二帛书探要》（《江汉考古》1990年1期）。1993年，我从美国回来，特意告诉他，巴纳示意图是据长台关楚简绘制，并非真东西。因此，他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没收这一篇。
(6)唐兰、陈梦家都是朱德熙的老师。我在考古所见过朱先生给陈梦家的信。朱先生去世后，何孔敬先生（朱德熙夫人）有一次说起，陈梦家刚从美国回来，马汉麟约朱先生去看陈梦家，朱先生不去。我感觉，朱先生更看重唐先生，裘先生也如此。他们都写过纪念唐兰的文章，没写过纪念陈梦家的文章。参看朱德熙：《纪念唐立厂先生》，《古文字研究》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9页；裘锡圭：《回忆唐兰先生——为纪念唐先生百年诞辰而作》，《裘锡圭学术文集》第6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1—194页。
(7)朱德熙：《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第99—118页。
(8)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文物》1959年第7期，第50—54页；第8期，第60—63页；第9期，第58—61页；1960年第7期，第67—68页。
(9)参看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收入《王国维遗书》第1册，《观堂集林》卷7，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1—2页。
(10)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化》1992年第7期，第1—7页。此文后来收入他的《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一书，作为该书导论。
(11)田旭东说，“1993年，李学勤先生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组织的一次小型学术座谈会上发表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谈话”，时间、地点，传闻有误。见田旭东：《从“重新估价”到“走出疑古”再到“重写学术史”》，收入程薇编：《接续绝学的历程——李学勤先生访谈录》上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97—106页。
(12)刘起釪：《关于“走出疑古时代”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4期，第22—28页。
(13)在此之前，他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1982年）；一篇是《对古书的反思》（1987年），后来收入《李学勤集》，第15—27、41—46页，可参看。
(14)Peter Hessler, Oracle Bones, JC Culture & Publishing Co.，Ltd，2007.中文本：彼得·海斯勒《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台北：久周出版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
(15)李学勤：《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第119—129页。
(16)李零：《服丧未尽的馀哀——中国现时的文化心态》，收入《放虎归山》，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20页。
(17)批陈取消党的领导。参看夏鼐：《用考古工作方面事实揭穿右派谎言》，《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第1—4页（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第8版）。按：1957年7月8日，考古所负责政工的靳尚谦主任布置反右如何进行，7月12日，夏先生在领导安排下写作此文。参看《夏鼐日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卷5，第316—331页和第350、364—365页。
(18)批陈反对文字改革。参看唐兰：《中国文字应该改革》，收入《唐兰全集》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99—1002页（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27日）。
(19)批陈反对文字改革。参看容庚：《汉字简化不容翻案》，《文字改革》1957年第11期，第10—11页。按：容庚是陈梦家的老师。
(20)参看黄盛璋：《永不能忘的忆念——悼念郭沫若院长》，《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增刊，第21—26页。黄文提到，“1956年我第一次和郭院长通信，因发现一位赫赫有名的甲骨、铜器专家却抄袭我投稿文章中的成果，他欺侮我不懂铜器，气愤之余，无可申诉，因此上书郭院长，用确切的证据揭露这个专家是抄袭我的成果发表的。出乎意料之快，郭院长亲笔回复我信，明确表了态，指出这位专家过去也是有这种毛病，而这种行为是应该反对的。这件事后来在1957年反右期间得到彻底的揭露与批判，但郭院长却是第一个为我主持正义，支持我，丝毫不含糊，立场分明。”据王世民先生说，剽窃之说不实。此外，1957年，黄盛璋还以《铜器中“奠器”的说法不能成立》一文寄郭沫若，刊发于《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第74—79页。
(21)参看《考古所右派分子陈梦家材料》（陈小三藏本），其中有陈梦家先生的两次检讨。
(22)关于陈梦家之死，参看《夏鼐日记》1966年8月25日（卷7，第238页）。夏鼐读陈梦家日记，见《夏鼐日记》1980年1月8、9日（卷8，第374页）。
(23)参看裘锡圭：《评〈殷虚卜辞综述〉》，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6卷，第85—96页（原载《文史》第35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