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京
三“落”三“起”，压不垮的芯片企业家70岁再创业
文/慕容素娟
张汝京，1948年出生于南京，第二年随父母到台湾。台湾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学士，纽约州立大学工程科学硕士，南卫理公会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博士。在美国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TI）工作20年，其间在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地创建并参与管理过10个半导体工厂。从TI退休后，曾任台湾世大半导体总经理。2000年，募集14亿美元创办中芯国际，向世界芯片制造第一梯队冲刺。随后，在国内投资4家LED企业。2014年创办新昇半导体，为大陆半导体产业弥补了硅材料的短板。2018年，70岁的他再次创业，在青岛创办芯恩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张汝京
他，创办了中国大陆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开创了中国半导体企业市场化道路，并突破美国技术封锁，将中国大陆半导体技术与国外近3代的差距缩短至1代甚至小于1代；他率领着中芯国际的海内外人才，力争在祖国大陆创办一家世界级的晶圆制造大厂，并誓言要把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做起来。自此，中国半导体业迎来了辉煌时刻。
除了让祖国大陆芯片制造技术实现突破之外，他还为大陆半导体产业培养了诸多人才，现在大陆半导体领域诸多企业的CEO、CTO、COO等高管，都来自于中芯国际。而一些基层员工，在他的公司得到了免费上大学、攻读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的机会，用员工的话说就是“一生的命运得到了改变……”
然而，竞争对手感到来自他的严重威胁，通过商业诉讼来遏制中芯国际的发展，最终中芯国际败诉；加上为了长远发展的坚持投入导致与投资方收益求快的冲突，最终所有的责任和结果由他一个人承担，他“被迫退出”自己亲手创办的中芯国际。此后，种种后续的人事变动导致中芯国际的发展气势减弱，中国芯片制造赶超国际一流的梦想也就放慢了。
在业界替他惋惜的时候，2014年，他在上海再次创办新昇半导体，开启300毫米大硅片（12英寸硅片）研发及量产的新征程，此举弥补了大陆半导体产业硅材料这一重要短板。然而，3年后他却离开了新昇半导体，继续他的另一个梦想——在中国成立先进的IDM公司。
2018年，70岁的他再次启程，总投资150亿元在青岛成立芯恩集成，建立一种CIDM（Commune IDM）模式，即共有共享式的IDM。
他，就是张汝京。
在半导体领域，张汝京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为“中国半导体之父”，因为他曾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半导体业内已退休的和仍在产业拼搏的同人，仍对他钦佩不已；也有人觉得他不适合这个称谓，因为他没能继续带领中芯国际向前走下去。而他自己认为早期的启蒙前辈们才配得上“中国半导体之父”的称谓。在有些媒体的报道中，还给他贴上了“理想者”的标签：世大半导体时，他支持与台积电的合并，但是台积电当时并没有在大陆设厂的计划，他选择离开台积系统，带队到大陆制造中国芯；一手创办中芯国际，被迫出局后，又创办了新昇半导体，而量产成功后他又转交给别人，只保留董事席位后离开。
在此，大家不免产生很多疑问：一次被排挤，两次转场，他有能力创办上百亿元规模的企业，难道真的没有能力守成？前面几次创业，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古稀之年，为何还要坚持创业？在大陆出生，在台湾成长，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回到大陆3次创业，张汝京的心中，藏着怎样一颗炽热的中国“芯”？
带着诸多疑问，笔者前往张汝京第三次创业的根据地——青岛，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以为大家还原一位立体、传奇的张汝京。
酝酿——创办中芯国际之前
1．美国求学阶段，多位恩师指点
张汝京大学就读于台湾大学。毕业后，按制度要求当了两年的义务预备军官。服役一结束，张汝京就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读工程科学系硕士，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系，比较接近电机系、机械系、化工系，这为张汝京今后在半导体产业中的发展打下了学术基础。
在美国读硕士期间，张汝京的指导教授是一名犹太人，采访时他非常清晰地拼出老师的名字——David M.Benenson博士。张汝京回想道：“这位导师比较照顾我，由于我不是美国公民，导师专门为我申请专项奖学金，还帮我申请当研究助理，这样可以有较多的薪酬。”
作为助理，张汝京帮助导师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分析，由于他们所做的实验比较大，学校要求晚上9点才能开始使用电脑，以至于张汝京经常做实验做到半夜两点。
通过做这些实验，张汝京认识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田长霖给张汝京提供了很多学业上的帮助，指出一些方向，张汝京一直感恩于怀。
几年刻苦研读下来，张汝京的学术研究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等到硕士课程修完、论文写得差不多之后，导师对张汝京说：“现在不用管硕士论文了，你就准备接下来读博士吧。”
但当时，张汝京一心想参加工作，去工业界试试手。导师希望张汝京能把博士读完，所以有些不乐意和不舍得。张汝京告诉导师：“将来再回来读博士。”导师的言语中透着诸多不舍：“工作后回来再读博士就非常难了……”
采访期间，张汝京还把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拿出来让笔者看。论文是1973年写的，算起来距他接受笔者采访时已有47年。47年间，张汝京先后从美国到台湾、上海、青岛，论文始终伴随在身边，跟他见证了许多重大和珍贵的事件。此外，还有母亲的自传等书籍，张汝京也一直带在身边。
2．从工厂做起，多方面得到历练
1974年硕士毕业后，张汝京去了一家做染料的化工企业。张汝京所在的公司有1000多人，他是唯一的亚洲人，大家对待他像宝一样。
公司有个规定，每一个工程师都要从工厂做起，当工头带工人，这样才能知道怎么设计、如何优化。张汝京进入公司两个星期后，老板就安排他带领15个美国工人。从基层做起，深入一线，了解工厂，了解工人，这给张汝京的职业生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石。
不过，怎么带是一个挑战。张汝京还记得，当时工厂里每周四下班前给工人发薪水，发之前要求每个工头给自己组的工人上1个小时的安全培训课。
有的老工头动手能力非常强，但是缺少理论基础，不知道怎么给工人教课。而张汝京给自己的工人讲授时，用一张大纸列出要点画出来，非常形象直观，工人很容易理解。其他几个老工头看了之后，就让张汝京帮助带他们的工人。这样，张汝京最早从给15名工人上课，到后来给四五十名工人上课。
为此，这些老工头非常感谢张汝京，当遇到一些动手方面的工作时，老工头会非常热心地给张汝京演示，教他怎么做。张汝京也从这些工头身上得到很多实践经验。
有一段时间，管发电和污水处理的工头家里有点事情，请了半年假，就由张汝京来管厂里的发电和污水处理。这让张汝京在语言方面进步特别快。他说道：“以前跟人家讲英语沟通的时候，会常常看对方的表情，这样容易知道对方在讲什么。在工厂里面，大家都分散在不同地方，主要通过对讲机沟通。这种沟通，你看不到表情，要求语言能力很强。压力很大，听不懂，说不出来，就很麻烦。”
此外，这个化工厂也做食品染料，与半导体工厂有一些相似之处，也有洁净室，里面要求干干净净，所有东西都是不锈钢做的，密封的，进洁净室要穿洁净服。
1975年秋天，张汝京去了第二家公司——Union Carbide，这是一家做液态氮、液态氧等冷冻技术的企业。张汝京在其中负责特殊产品，比如要存储很多生物的标本，液态氮如何低温存储，如何保持16个星期漏光，这种设计非常复杂。
天助自助者，在这里，张汝京遇到了多位恩师的指导和相助，其中有一位叫AL Batel的德国老师傅，张汝京说道：“这位老师傅去过世界各地，语言能力很强，极其聪明，发明过很多东西，人也非常好。”
由于张汝京与Batel都是基督徒，有一种天然的认可和亲近，Batel就教张汝京很多东西。他把很多新的想法告诉张汝京，然后张汝京把它实现出来。从想法转化成现实，整个过程对张汝京而言收获很大。在Batel准备退休时，就急着想在两年内把毕生的技术都教给张汝京。
除了Batel，张汝京还遇到一位卓越的领导，是意大利后裔，叫Frank Nataro。Frank是张汝京的学长，对学弟很照顾，给张汝京很多项目做。
此外，还有一位老板叫张劲敏，是一个留学德国的博士。他与德国公司Linde的大老板Chris Godsman博士关系很好，两人有很多想法，会给不同的人去做。他们让张汝京做了各式各样的新产品和新工艺，有很高温的也有很低温的。
进工厂当工头阶段，让张汝京对工厂和工人等企业一线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后面又遇到的多位恩师，让张汝京将想法变成现实的转化能力得到大大的提升，并且研发出多种新工艺和新产品，这为张汝京今后涉足半导体业并一展身手，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3．进入TI，对公司感恩，坚持满20年才退休
后来，张汝京的太太毕业，两人有幸都进入了德州仪器（TI）。
TI成立于1930年，总部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是世界第一大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和模拟电路元件制造商，其模拟和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全球具有统治地位，在世界20多个国家设有制造、设计或销售机构。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制造企业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也曾就职于TI。
在TI Lubbock工厂，张汝京有幸又遇到一位优秀的领导——Gene Frantz（后来担任TI类似CTO的职位），张汝京说道：“Gene是一位极其聪明的人，他会想很多的好产品。”
Gene很器重张汝京，他问张汝京为什么没有把博士读完，觉得张汝京不读博士太可惜。
当时，TI有一个员工读博士的项目，合作的学校有斯坦福大学、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SMU）等。
Gene就推荐张汝京申请这个读博项目。由于斯坦福的项目刚结束，张汝京就申请去读南卫理公会大学的电机系，恰巧张汝京的领导Gene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SMU建校于1911年，建校以来培养出诸多世界知名人士，比如美国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TI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Jerry Junkins、美国航空公司总裁兼美国航空集团董事长托马斯·霍顿、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杜德利、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克罗宁等。
有意思的是，推荐张汝京读博之后没几天，Gene对张汝京说：“我后悔告诉你读博士的事了，因为告诉你之后你就会走，但我又想让你再好好学一下。”
隔了一段时间，Gene又对张汝京说：“我不后悔，你还是去达拉斯读书吧。”
为了方便读博，张汝京和太太都申请去达拉斯的TI总部工作，这样离SMU大学较近。当时张汝京有一位叫王中枢的学长，博士也是SMU大学毕业，就推荐张汝京读他的博导巴特勒（Jerome Butler）教授的博士专业（AlGaAs通信用半导体激光部件）。
参与读博项目的前期，张汝京是边工作边读博，并且是留职不停薪。
等到学完博士课程做论文时，TI常常派张汝京到海外出差。每次出差回来，张汝京就去找博导谈论文的事。博导特别支持和关注张汝京，就让张汝京下班以后到他家里来做。
每天，张汝京下午下班后6点多去导师家做论文，8点师母就过来送咖啡点心，对此，张汝京觉得很不好意思。
后来，他就跟公司老板讲，想留职停薪6个月专心把论文做完。谁知，老板听到后说：“为什么要留职停薪呢？留职不停薪！你照样做你的论文。”
老板和导师的支持，让张汝京在论文和工作两边都没有丝毫的松懈，那是一段极为紧张繁忙的日子。张汝京每天早上7点到公司，工作到9点；然后去学校写论文，顺便带了一个便当做午饭。下午3点，张汝京再从学校回到公司，工作到7点多。
这样的节奏持续了半年，一半时间在学校，一半时间工作，并且是留职不停薪。
值得一提的是，张汝京读博的学费全部是由TI承担的。
后来，张汝京博士毕业后回到TI工作时，每年都有其他公司来挖他，但张汝京对TI很感激，坚持留在TI，一直工作到满20年工龄才退休离开。
在此期间，张汝京先后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创建并参与管理了10个半导体工厂的技术开发及IC运作，一时间被媒体称为“建厂高手”。
对于建厂这段经历，张汝京说道：“当时TI在世界各地建厂主要是为了扩展市场；另外，当地政府也比较支持，就是客户、TI和当地政府合力建的工厂。”
4．一心想来大陆，祖国情结深受父母影响
张汝京虽在美国多年，但一心想来大陆，打算退休之后就回大陆。他内心的那份祖国情结，深受父母的影响。
从张汝京母亲刘佩金的自传中看到，张母1911年出生于江西九江，9岁进入女子学堂，后转入基督教教会学堂儒励中学，当时已经开始学英语、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美术、音乐等课程。
张母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化学系。1937年大学毕业，申请到康奈尔大学的奖学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后来，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爆发，张母最后选择留在国内任教。张母在广州协和女中和女子师范这两所教会学校教化学。日本攻打广州时，学校移到澳门，张母也跟着过去继续教学。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攻打香港和澳门，学校转移到后方，从澳门辗转广州、广西、云南，历经两个多月的乘车、坐船和走乡间小路，到了四川重庆。
由于是学化学的，张母被调到重庆弹道研究所做火药分析，在这里结识了在钢铁研究所当工程师的张汝京的父亲张锡纶。
张父毕业于国内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焦作工学院，起初进入上海的一家炼钢厂工作，抗战爆发后，张父跟随工厂迁移到重庆，负责开发坩埚炼钢的方法。
1947年，张锡纶一家四口带着300多名炼钢所的员工到南京钢铁厂。1948年，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也就是张汝京在南京出生。1949年，全家携300多名员工及家属经上海到台湾。
张父做材料很在行，后来看到张汝京在TI去世界各地盖工厂时，就问：“你在世界各地建厂，为什么不回大陆建厂？”张汝京说，一直没有机会。
母亲一直教导子孙辈要爱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并鼓励孩子们回祖国服务。
在父母的影响下，“回大陆”成了张汝京的一个心愿。
5．回国参会结识王阳元院士，为在大陆创业埋下伏笔
天助自助者，当一个人想做一件事时，各种机缘都会来促成这件事。
1996年，张汝京从TI退休（工作满20年可以提前退休）的前一年，电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前身）的相关代表去美国参观，张汝京被公司推荐接待了中国代表团。
1996年年底，电子部举办了一场电子论坛，也邀请TI派一名代表参加。TI安排张汝京代表公司参加。这次会议，使得张汝京结识了王阳元院士和俞忠钰等老前辈。
“王老师说‘你回来帮忙吧。’”张汝京回想当时的情景时说道。张汝京口中的王老师，就是王阳元院士。
张汝京开完会回美国后，征求几位前老板的意见，他们都很支持。张汝京也征求家人的意见，家人更是非常支持。这样一来，张汝京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1996年年底，张汝京跟王阳元院士见过面以后，开始筹备回大陆的事。
当时，张汝京有一位大学学长叫陈正宇（康奈尔大学博士）。他买下华晶的一个5寸6寸MOS线，成立华晶上华，担任董事长。
陈正宇的大学同学苏崇文（斯坦福大学博士），是张汝京在TI-ACER时的一位领导，他推荐张汝京去陈正宇那边。
在这个时候，台湾的中华开发投资银行成立了世大半导体，也希望张汝京过去。
张汝京对中华开发说：“我是想去大陆，要不你们和陈正宇那边合作吧。”
中华开发总经理胡定吾非常支持与陈正宇博士合作，于是，中华开发投资银行也出钱，张汝京带着一个团队到华晶上华，陈正宇任董事长，张汝京任总经理，张汝京团队负责0.5微米的半导体项目开发。张汝京说：“这个技术当时受一些限制，AT&T公司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就从西班牙的一个比较老的厂转过来。首先转的是0.8微米的技术，慢慢地再从0.8微米做到0.5微米。”
1997年，张汝京从TI退休后来大陆先参与这个项目。因此，张汝京一半时间在台湾，一半时间在无锡。
1998年2月的某一天半夜，在无锡的张汝京正在睡觉，突然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说：“台当局要求中华开发把大陆的项目都停掉。”
于是，中华开发胡定吾跟华晶上华陈正宇达成协议，张汝京和团队回到了台湾。当时，中华开发投资了世大半导体，张汝京在盖厂和经营管理方面比较有经验，作为中华开发副总的张汝京，就去了世大半导体担任总经理。
1998年5月，当大陆的项目验收完成后，张汝京和团队就完全撤回台湾，专心做世大半导体的项目。
世大半导体从1997年做到2000年，公司赚钱后就被并购了。
此前媒体传“世大半导体被卖时，作为总经理的张汝京并不知道”。就此事，笔者求证了张汝京，他说：“这是错的，我完全知道，而且张忠谋先生要买世大，特地找我去商谈，问我同意世大卖给台积电吗？我说我赞成。”
张汝京说，他赞成的原因是当时想着把厂卖了之后，可以来大陆。世大被卖的商业谈判环节他没有参与。最后，张忠谋以原始股价8.5倍的价格买下世大半导体。张汝京进一步说道，对投资人而言，是很乐意的。
张汝京也问过张忠谋，收购世大后会不会到大陆发展？当时，张忠谋没有表态。张汝京说，自己没有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台积电买下世大后，张忠谋几次与他约谈，希望他留下来。然而，张汝京一心想去大陆，为此坚持离职的他被扣了很多台积电的股票。
那时，张汝京去大陆之意很坚定，根本不在乎股票的事。
爆发——带领中芯国际向世界第一梯队迈进
1．国内外IC前辈共同推进下中芯国际项目诞生，张汝京成为不二人选
中国半导体业的起步并不晚，1958年世界第一块集成电路在美国诞生，1965年中国的第一块集成电路诞生，仅晚于美国7年。《集成电路产业50年回眸》作者、八十多岁的IC产业前辈朱贻玮指出，由于早期国家对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投入不足，以及国外的技术封锁，使得后来中国半导体业不断落后于美国和日本，并被起步晚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赶超。
在技术差距上，中国半导体的技术研发与国际先进技术相差3代；由于半导体制造能力薄弱，等到能生产出来时，与世界先进半导体水平的差距已变成5代。从时间差距来看（据《集成电路产业50年回眸》统计），比如在年产量6亿块这个节点上，美国是在1972年，日本是在1976年，中国实现已到1996年，与美国、日本的差距分别是24年、20年。
在半导体领域，企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半导体产业有一个摩尔定律，行业18～24个月会进行一次技术迭代升级。
面对日趋拉开的差距，国内王阳元院士和电子部领导们一直在积极筹划中国半导体的发展计划，而大洋彼岸，一批爱国华人也开始为“中国芯”忧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海外华人回到国内，辗转多个城市与相关部门和多家企业进行调研、沟通，希望能推动中国半导体的发展。
据张汝京介绍，这些爱国华人主要来自美国东部、美国南部的得克萨斯州（主要来自TI）以及美国西部的加州。来自美国东部的有虞华年博士（美国IBM资深研究员、台湾工研院资深顾问及美洲工业技术顾问团主席）、胡定华博士（台湾工研院电子所首任所长）、杨雄哲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电机系主任、香港大学微电子主任教授）、杨丁元博士（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华邦电子总经理）、马启元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副教授）。来自美国南部TI团队的有毛鑫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TI副总）、邵子凡博士（毕业于罗萨斯特大学，TI副总）、沈其昌博士（毕业于康奈尔大学，TI技术高管）、张德明博士（毕业于南加州大学、TI资深研究员）以及张汝京博士本人。来自美国西岸加州的有徐大麟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汉鼎亚太董事长）、田长霖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季明华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微电子研发专家）、陈一浸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微电子研发专家）等。
1996年，虞华年博士等海外华人代表团来到大陆，几经辗转调研，倡议国家发展半导体产业；1998年，他们正式给国家领导提交文件《关于建立中国微电子产业群以带动信息产业发展及工业结构调整的建议》；1999年，他们一行人又来到国内，推进中国半导体业的发展；2000年，海外华人代表团再次向国家领导提交《关于加快微电子产业发展的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批示。
海内外的力量汇合，几位老先生都找到了张汝京，大家的一致结论是发展中国半导体的最佳方式是建半导体制造厂，中芯国际项目由此诞生。
芯片业最早是集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为一体的形式。1987年，我国台湾半导体企业台积电开始专注芯片制造，此后全球半导体业逐步走向分离模式。
发展半导体业为何要建制造厂？关于芯片制造的重要性，IC前辈朱贻玮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把半导体业比作服装业的话，芯片设计就是设计师，制造就是裁缝，没有裁缝服装是做不出来的。发展中国半导体业，需要从半导体制造业入手。”
张汝京先后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创建并参与管理10家半导体工厂的技术开发及运作，他在华晶上华和世大半导体项目中也有出色表现；并且由于深受父母的影响，张汝京对祖国大陆一往情深。
为此，张汝京，成为中芯国际项目的最佳人选。
挑起历史重担的张汝京，不仅卖掉了在美国的多处房产，还把90岁高龄的母亲和太太、孩子一起迁居到上海。张母在自传中写道：“回到阔别50年的祖国大地，回母校金女大看老校长吴怡芳博士纪念馆，也看到失散多年的小姑姑、妹妹和堂弟妹及他们的家人。在大陆工作的大儿子陪着我从南到北探望亲人，感慨万千。”后来，全家在上海定居，张母写道：“总算是达成了海外游子落叶归根的心愿。”
在中芯国际的选址上，张汝京和虞华年博士、胡定华博士等几位前辈先后一起去了香港、北京、上海，张汝京又和马启元教授去了深圳看场地。
他们首先想到是在香港，或许可以避免美国的禁运。当时海外投资人对香港也比较有兴趣；香港特区政府也很支持，董建华同意给一块地来建厂，张汝京要求在这块地以外，给员工盖一个宿舍。这个要求引起香港的房地产集团的不满，视此举是在抢他们饭碗。加上香港的IC人才不是特别多，内地的人才去香港也不容易。另外，香港已经回归，在香港和在内地建厂差别不大，多少也会面临一些禁运限制，最后，他们放弃了香港。
接着是北京。但当时刘淇市长不在，接待的副市长不太清楚此事，不能拍板。
关于上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非常支持。张汝京他们本来看中的是上海的金桥，因为华虹半导体也在那里；但上海张江也很热心，提供的地也很多。
大家在香港碰面，开会讨论最终的地点。虞华年博士、胡定华博士、杨雄哲教授、张汝京还有马启元教授最终商定：“还是聚焦张江！”
在筹备资金方面，中芯国际并没有国家投资，而是自筹资金，整个项目建起来需要近10亿美元。中芯国际之前的国内半导体企业，主要是国家投资建厂，企业通常是国有属性。
在王阳元院士的支持下，国内企业北大青鸟进行了投资；上海张江科技园区以土地作价进行了投资。张汝京又找到海外资金，如华登国际、汉鼎亚太、高盛资本、祥峰资本等都对中芯国际进行了投资。
最后，共筹集资金14多亿美元，大大超出了预期。
中芯国际在业内实现了几个创举，我国半导体行业前辈莫大康指出：“中芯国际项目是自筹资金，这改变了以往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国有模式，进而引入市场机制，这为企业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开放、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
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建厂，当时中芯国际的所在地还是一片稻田。
一般情况下，半导体制造厂建设至少需要1年半到两年时间，而中芯国际的厂房从一片稻田到工厂建起来，仅用了13个月。2000年8月24日打桩，第二年9月25日投片试产，这在全世界半导体建厂历史中是用时最短纪录。
具有中国半导体产业里程碑意义的中芯国际在上海张江诞生后，中国半导体业也开始迎来新的发展篇章。
2．辗转美国、日本、荷兰、以色列，申请设备技术许可
建厂的同时，还需要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然而，当时面临着国外的技术禁运。
为了封锁中国和苏联，1949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各国联合成立巴统委员会（以下简称“巴统”）。巴统主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禁运清单主要包括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三大类上万种产品。日本是该委员会成员，不受禁运管控。此外，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不在禁运之列，都可以引进世界先进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和技术。
苏联解体之后，巴统于1994年宣告解散，但1996年，33个西方国家又重新签订了一个替代性的《瓦森纳协定》，对军事产品及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实施管制，中国同样在被管制国家之列。
20世纪90年代，由我国政府主导投资的华晶和华虹两家国有半导体企业在国际市场采购设备时，都遭遇到了《瓦森纳协定》的限制，困难重重。
“《瓦森纳协定》对我们中国的限制常常是最新的技术不能移转，N+1（次一个世代）的可以考虑，但是要申请，通常申请时间很长，等到核准的时候都已经变成N+2、N+3。”张汝京讲道。
当时，世界上先进工艺已经在量产0.18微米，0.13微米工艺也即将量产，国内在做的是0.5微米（技术演进的顺序是0.5微米、0.35微米、0.25微米、0.18微米、0.13微米……），与国外先进技术差3～4代。
中芯国际项目，张汝京希望引进0.18微米等级的生产线设备和相关技术。于是，他开始辗转新加坡、美国、日本、荷兰等地。
张汝京曾在新加坡建过厂，整个过程相对比较顺利。“特许半导体（Charter格罗方德的前身）有0.18微米的制造技术和设备，双方沟通后特许半导体同意将多出的一些设备卖给中国，大概80台。同时，把0.18微米的工艺技术和相关IP也转了过来。”张汝京回忆道。
在技术壁垒的突破上，最难的是跟美国打交道。
张汝京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受母亲的言传身教，张汝京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为此，他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美国五大教会为自己背书，保证中芯国际将来所生产的芯片产品只用于工业民用，而非用于军事。
TI成为中芯国际重要的技术合作伙伴。不过，美国政府给的出口许可是允许TI公司给中芯国际流片（像流水线一样通过系列工艺制造芯片），但是0.13微米的技术不能转过去。最后，TI公司把技术规格告诉张汝京，中芯国际自己开发。
张汝京打了一个比方：“这如同一个老师，他不能来给我们上课，但是他给考试；每次考试完，他会告诉哪些地方达标，哪些还没达标，但不会教怎么做。这是一种特殊的合规的方式，最后中芯国际攻克了0.13微米的技术。”中芯国际也购买了欧洲IMEC 0.13微米的专利授权。
当时，中芯国际计划把摩托罗拉天津厂买下来，由于摩托罗拉工厂中有用到锗硅，美国担心会被用于军事，一直不给设备使用许可。
“那时，向美国政府申请0.18微米的技术非常困难，锗硅更难，与其一样困难的是0.13微米的技术。”张汝京说道。
于是，张汝京向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这需要美国商务部、能源部、国防部、国务院4个部门同意。
在美国商务部审核环节，商务部召开100多人规模的听证会，邀请美国企业界代表参与。谁知，里面有张汝京在美国的老同事，也有以前开会认识的老朋友。“我做了报告后，商务部闭门开会。最后，同意让我们移转技术到中芯，条件是中芯答应不做军方项目，不做武器，也不可以转给其他公司。”张汝京提到当时的情景。
接下来，张汝京又向美国能源部保证“不会做原子弹”，最后能源部也通过。美国国务院的立场则是，若其他部门支持，其就会支持。
4个部门中审核最严的是美国国防部。国防部的一些官员知道张汝京是基督徒，认为张汝京到中国做这些事是献爱心，不应该阻拦，但国防部仍与张汝京谈了好几轮，最终还需要国防部管出口许可的老大拍板，这位老大曾是陆军少将，在圈里有dragon lady的称号，非常难打交道。
对方约张汝京在一个周五早上7点到其办公室，要求张汝京只能讲20张幻灯片。当这位国防部老大看到中芯学校的幻灯片时，脸上露出了笑容，给助理说：“项目里有学校，你看这些小朋友多可爱。”
最终，商务部老大说道：“Richard（张汝京的英文名），你回去补几个条件，承诺‘不做武器，不做军事用途的产品’；承诺员工被培训好后，几年内不会跑到其他公司。”
听到让补条件，张汝京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下来。他说：“如果只让我们回去等，基本是没戏。”
然而，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后来国防部还是阻挠。张汝京向国防部保证：“在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你们可以随时来我们工厂看，不需要事先通知我们。”
这种诚意让国防部的官员放下了疑虑，最后国防部还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定期确认，看看最先进设备是不是还在工厂，设备生产的是否都是民用产品。
两周后，当把公司所签的承诺协议转给美国4个部门后，美国终于通过了0.18微米和0.13微米的技术许可。且经协商，美国同意在天津厂用到锗硅的两个设备可以解禁，但是要求一定时间内操作员必须是美国公民。
日本的技术、设备、材料出口也受到《华盛顿协议》等管制的影响。“日本通常会看美国的动作，美国通过后再申请会容易些。”张汝京说道。
张汝京曾在日本工作过，能够说一点日语，在日本也结识了很多产业界的朋友，这对他申请日本技术许可有很大的帮助。
张汝京到了东京，拜访了东芝半导体原事业部总经理川西刚（是张汝京担任世大公司总经理时世大的董事长），以及东芝市场销售部的总经理川端章夫。这两位日本朋友带他一起去拜访日本产经省出口部的相关负责人。
此外，在欧洲也面临着技术管制。由于需要买荷兰ASML公司的禁运设备，张汝京前后去了3次。张汝京说道：“幸运的是，只要申请并做出保证，不需要再面谈。”
在以色列的技术引进方面，同样商谈了很多次，后来得到以色列政府官员支持，由引进设备的以色列公司与张汝京共同写报告，并做出相关承诺。
最终，辗转多个国家获得了相关技术许可和设备。整个过程，如同一场战役。
中芯国际运作期间，美国官员与中国商务部官员曾多次一起来视察工厂。“中芯每次都是满分通过。”张汝京说道，“后来，中芯在每一次技术节点升级时，比如从0.18微米到0.13微米，再到90纳米、65纳米、45纳米、32/28纳米时，都要再次向美国、日本、欧洲等申请技术许可。”
而当中芯国际建起12英寸晶圆厂之后，此前国家投资建立的华虹NEC筹划多年的12英寸厂，却一直面临美国的技术封锁。
在争取国外技术许可的过程中，除了张汝京在世界各地积累的产业资源起作用之外，他的基督徒的身份也帮了大忙。美国的五大教会为张汝京背书，从为人做事的角度为他做担保，这是美国能够通过中芯国际技术许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美国的教会发挥了很大力量，而且美国民间团体对中国的爱心没有减少。”张汝京指出。
他举例道，在特朗普收紧对华留学生政策时，所认识的几个学校校长联合写信给特朗普，信中大意是：中国的留学生是非常好的学生，我们办学校的目的就是要集天下英才而教之，不能排斥中国留学生，不能有任何歧视发生。
此外，张汝京还提到美国民间对中国孤儿的领养。1991年，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外国人可以收养中国孤儿。截至2018年，已经有超过11万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领养，其中约有8万多是有残障的儿童，且在领养的国家中，美国是收养中国孤儿最多的国家。
面对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张汝京指出：“美国很多人一直非常支持中国，这个力量我们还没有用起来，可以考虑通过美国的教会来汇聚这个力量。”
3．通过人脉资源吸引全球半导体精英加入中芯国际
20世纪初，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在人才方面，当时有0.35微米半导体芯片量产经验的人才非常少，估计不到10个人；有0.25微米量产经验的人可能更少。
张汝京在TI工作20年，又在日本、意大利、新加坡、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工作过。他通过积累多年的人脉，开始从这些地方网罗行业精英。
第一批总共来了400多位半导体人才。不过，前期来的人才主要集中在生产营运、大规模生产方面，研发人才还不够。
张汝京又多次去美国华人聚集的地方做宣讲介绍，先到美国东岸，再到南部的达拉斯，接着到西部的加州，等等，呼吁华人回国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出力。
在他的呼吁下，又有60～80位工艺研发工程人才从美国回来。像杨世宁博士（美国英特尔公司技术总监）、谢志峰博士（美国英特尔项目经理）、施景洪博士（TI与Semitek资深研究员）、宋天泰博士（TI资深自动化经理）、俎永熙博士（TI存储器开发部高级研究员）等，从美国回来直接加入中芯国际。
此外，还有一些半导体精英回国后进行创业或加入别的公司，他们都成为中国芯片业日后重要的产业力量。比如，当前中国半导体的一些领军人物陈大同博士、武平博士等，据说也是听了张汝京的演讲受到鼓励后回来的，他们后来创立了展讯通信。展讯通信后来发展成为中国通信芯片领域的标杆企业。
最终，从世界各地来了400多位设计工程师，几乎都怀揣着发展中国半导体业的热忱或对张汝京的追随，心甘情愿降薪加入中芯国际；一些员工卖掉国外的房子，带着全家回来，全力投入到中国半导体业的发展中。
为了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一方面，张汝京为员工建社区，解决员工住房问题；另一方面，为员工子女建双语学校，解决员工后顾之忧。员工子女的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中学，虽采用双语教育，但费用要比国际学校低很多。（由于学校升学率高，深受好评，后来学校也对外开放。从中芯学校网站上了解到，当前非公司员工子女的比例已经达60%）
再者，张汝京还为在职员工提供了继续教育的机会。中芯国际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南开大学等合作，为员工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其间，有员工从高中学历读了本科，也有本科读了硕士的，还有硕士读了博士的。公司会为完成学业的员工承担全部学费。
其中，一位从高中学历读大学的员工，后来给张汝京写信，信中写道：“如果不来中芯国际，我此生大概不会有机会再读大学……”
另一位在中芯国际从本科考上硕士的姓冯的员工说：“考试前公司会请辅导员给员工辅导，培训费公司来承担。考上之后，公司根据需要，有时会将老师请过来授课。”她前后在中芯国际工作了13年半，并一直跟随着张汝京。
还有一位台湾来的姓李的员工，在中芯国际从硕士读了博士，进行器件工艺分析技术研究。他说：“读博期间，公司同意我使用一些数据作为读博研究材料，使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他一直在中芯国际工作了15年，也跟随着张汝京到芯恩青岛公司。
另一位姓罗的台湾员工，在中芯国际期间也从硕士读了博士，攻读微电子专业，并一直在中芯国际工作了12年。后来出来创业，现在还一直与张汝京保持着沟通与协作。他说：“这是一种恩情，不能忘却。”
4．迅速跻身世界前三并带动国内产业生态不断完善
资金到位、技术设备到位、人才到位，使得中芯国际具备了天时、地利与人和，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配套最齐全的芯片制造企业，并以行业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第一梯队冲刺。
中芯国际2001年9月试投产；2003年产值跃居全球第四大芯片制造商；2004年3月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两地挂牌上市；同一年，成为全球第三大芯片制造厂。在5年内，张汝京带领中芯国际在上海盖了3座8英寸晶圆厂，又买下摩托罗拉在天津的一座8英寸厂；另外，在北京的一座12英寸晶圆厂也相继投产。
与此同时，中芯国际的发展，也带动着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的不断完善。
在地方政府的出资下，中芯国际负责建厂和管理运营，先后建成武汉新芯和成都成芯公司。“项目前期由地方政府投资，委托中芯国际经营，时机成熟时再进行回购，这样中芯国际就减轻了很多财务压力，同时又获得了产能。”张汝京说到当时的规划。
武汉新芯拥有当时我国中部地区唯一一条12英寸生产线，带动了中部地区半导体上下游的产业集聚。张汝京也联系了美国德州的飞索半导体（Spansion），使其成为技术合作伙伴，为武汉新芯取得了飞索半导体在Flash上的工艺与IP授权。
当前，武汉新芯已成为Flash闪存的重要阵地（Flash闪存是内存器件的一种，属于存储芯片，其存储特性相当于硬盘）。
接着，成都也与中芯国际合作建了一家8英寸厂。当时需要把上海的一些设备转到成都，中间经历很多曲折。“每一个设备转到成都，都需要去美国出口许可部门补文件，申请转到中芯相关的一个厂（转到成都）。”张汝京说道。
有一天，正在移转刻蚀机时，美国突然叫停不让转。张汝京说出背后的原因：“后来得知，中国刚刚用一枚导弹成功把一颗旧的卫星打下来，这个技术让全世界很惊讶，因为当时只有美国和俄罗斯可以做到。据美国媒体报道，该导弹的发射点是在成都附近，所以美国对转到成都的设备要严格检查。接着，美国派专员去成都视察，看设备是不是在成芯工厂里。”
当时的张汝京压力特别大，再不安装设备，工厂就起不来了。于是他祷告，求上帝帮助。
当时，成都工厂有一个姓田的ABC（American-Born Chinese，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员工，他是张汝京去美国东岸招兵买马时招来的，还有一个行政管理中心的姓冯的处长（留学生）。这两个人与美国来的这位专员见面沟通。
没想到，这两个人与美国专员见面后，发现他们从小在同一个教会长大，相互认识。有了认识和互信的基础，这位美国来的专员调查后就没有任何刁难，写报告说东西都在工厂内，美国就放行了。回想到这一幕，张汝京无比庆幸：“如果不认识，这一关有可能过不了。”
成都8英寸厂的建立，带动了我国西部地区半导体产业的起步和发展。
与此同时，中芯国际的建立，也吸引了更多半导体项目落地上海。
5．多种因素交集被迫离开中芯国际，产业先驱成为牺牲者
半导体行业属于快速迭代的行业，加上资金投入大、技术门槛高，对企业而言，一个公平的贸易环境和发展空间至关重要。
静水潜流之下却是暗流涌动。中芯国际迅猛的发展势头，使全球半导体制造老大台积电备感压力和威胁，老大通常不会坐以待毙，就如同当前世界老大美国打压中国一样。
为了遏制中芯国际的发展，台积电对中芯国际发起了专利诉讼战。知识产权是维护企业核心利益的武器，也成为阻挠竞争对手的一种手段。半导体是一个跨年度下订单的行业，这种诉讼案不管输赢，都能干扰对手正常的发展节奏以及来年的市场订单。
2003年，在中芯国际即将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的关键时刻，台积电在美国起诉中芯国际侵犯知识产权（不当使用对方的设备菜单recipe），要求赔偿10亿美元。当年中芯国际总营收3.6亿美元，赔偿金高得离谱，不难看出台积电的真正用意。从2003到2004年，台积电前后对中芯国际发起了4次诉讼。
最后查实，中芯国际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员工拿了人家的菜单，是不应该的。我还问过他们，他们说没有拿，最后一查查到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应该承担后果。”张汝京对此表示。
张汝京提及台积电在诉讼中所用的计谋：“台积电从电脑记录中得知是哪些员工离职去往中芯国际时拿走了相关技术菜单，但并没有正式通知中芯国际，而是先与相关的中芯国际的两位高管沟通，让他们带着30～40人的团队离开，不要说为什么离开，如果说就告他们。把知道事情的人弄走，最后让不知道事情的人去打官司，怎么打？”
2005年，双方达成庭外和解，中芯国际赔偿台积电大约1.75亿美元。
此后，中芯国际一直努力建造自己的运营体系，然而，和解后的第二年，台积电再次在美国把中芯国际告上法庭。
对于台积电的再次起诉，张汝京很是惊讶：“已经和解了，为什么又来打？”这是典型的商业打压，于是中芯国际就反过来告台积电违反诚信，上诉到北京。
“在北京打官司之前，台积电那边的律师说‘北京的律师我们已搞定了，我们肯定会赢的’。”张汝京提到当时他们遇到的情况。
最终，北京高院驳回了中芯国际对台积电的全部诉讼请求。在第二次极有把握胜诉的情况下，中芯国际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
“每次想起来，这个都是心头的痛。很多事情凑在一起，让中芯国际没办法与台积电对抗。”提到这些时，张汝京在办公室不停走动，可以看出他的内心还是不平静。
台积电对中芯国际的诉讼前后历时7年。第二次败诉后，中芯国际被迫付出更大的代价：在1.75亿美元的基础上，再赔2亿美元，外加8%～10%的股份。
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的诉讼，看似两家半导体巨头之争，实则反映的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发展中面临国际巨头的打压。对比这样的专利纠纷，后面国内的半导体公司要幸运得多。
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尹志尧回国创办的中微半导体，在半导体设备领域快速发展起来，这引来国外竞争对手挑起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在中国各方面的支持下，最终中微半导体获胜，且整个诉讼过程中微的损失不大，还为中微以后的发展扫除了专利障碍。
前后结区别巨大，这与国家对半导体产业的支持力度不同不无关系。国家在1990年和1998年发起的908工程和909工程，并没有快速缩短与国际半导体业的差距。2000年之后，国家减小了对半导体的支持力度，支持的形式仅是相关政策和文件，如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发展的18号文，诸多863、973、核高基专项、01专项和02专项等。后来，18号文的“增值税退税”政策在WTO谈判中被取消，政府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热情开始大幅衰退，政策转向让人难以捉摸。
此外，当年中芯国际的发展路线“先赚钱盈利还是先让技术站稳”也在公司内部引起极大争议。对于股东而言，往往是希望先盈利。张汝京坚持先让技术站稳，再赚钱。“由于世界龙头企业的起步比中国早一二十年，如果按部就班，永远赶不上世界先进水平，永远是落后。”张汝京说道，为了中芯国际和中国半导体业的长远发展，他顶住压力，三步并做两步走，强攻技术滩头，在消化8英寸生产线的投资成本同时，开始布局12英寸生产线。
2005年，成都8英寸工厂开工、上海12英寸工厂开工；2006年，武汉12英寸工厂开工；2008年，深圳8英寸及12英寸工厂开工。中芯国际最终在华东、华南、华北、西部四地进行布局。
中芯国际以一家企业的力量，拉动着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升级。付出的代价就是中芯国际的营收连年亏损（现金流是正的，不过加上巨额的设备折旧费用，利润就变成负的）。
为此，引发一些股东对张汝京的不满，加上2009年与台积电的二次诉讼失败，协议中除了中芯国际赔偿2亿美元现金及10%股权，台积电还有一个条件：张汝京离开中芯国际。
最终，张汝京一人承担了所有责任。2009年11月，他被迫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
然而，十年之后发生了中兴事件和华为事件，美国通过芯片卡住了中国的脖子。“先赚钱还是先发展技术”，这一问题已不再是问题，政府意识到，技术更重要，赚钱可以慢慢来。
可惜的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下，张汝京这位中国半导体奋起路上的产业先驱却成了牺牲品。
当问及张汝京如何应对这些遭遇时，他引述了《圣经》里的内容：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圣经》罗马书12章19节）
然后他说道：“生气干什么，不需要生气。那件事不太想了，重新开始吧！”
再出发——继续填补产业空白
勇气，是生命当中最鲜艳的一抹原色。如果人生失去了勇气，那很多日子就会变得苍白无力。莎士比亚曾说：有德必有勇，正直的人绝不胆怯。茨威格曾说：勇气是逆境中所绽放的光芒。
离开中芯国际的张汝京，还面临着3年的竞业禁止期。这意味着，从2010年起三年内，他不得从事与半导体相关的项目。
职业生涯遭遇重创，61岁的张汝京并没有就此消沉，也并未停止探索的步伐。此后几年内，他投资了几个LED项目，并创办了一家LED公司。
1．因国家需要再次出征，填补国内无半导体大硅片的空白
尽管张汝京开发的LED产品的销售已遍及全球，但在他眼中，这只能算是“副业”。
2013年年底，有人找到张汝京：“中国缺大硅片，要不要做？”
硅片是半导体产业链最上游的材料环节。在300毫米大硅片领域，当时主要由日本、德国、美国及韩国企业所垄断，国内所需的大硅片完全依靠进口，而且当时国内对大硅片的需求量已经很大，一个月需要用到约40万片，但是国产大硅片的产能趋零。
国内空白，意味着技术、人才、设备都没有。创业难，创业做半导体更难，创业做国内技术空白的半导体项目更是难上加难。
面对这样的挑战，张汝京却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立马回复对方：“可以考虑。”
张汝京再度出山，就像当年创办中芯国际那样，又一次开始在全世界找人才、找技术、找生产设备。
当时，张汝京了解到韩国LG公司有相关技术，就去往韩国和LG公司谈：“正好LG想跟中国合作，愿意提供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最后一共来了将近20人。”
接着张汝京去往台湾地区、新加坡和欧美招募贤才，最终召集了约150位高手组建了初创团队。
人才初步落实之后，设备成为重中之重。生产大硅片需要用到拉晶炉，不过这种设备技术难度非常大。张汝京了解到，当时日本东芝有这种拉晶炉，不过价格较高，一台约为580万美元。他又打听到德国有一家公司也有这种产品，价格相对低些。
于是，张汝京亲赴德国，但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却不愿意支持中国，因为担心被抄袭。张汝京向对方强调并保证：“我们不生产拉晶炉，只是买你们的炉子来长晶。”但是，对方还是不愿意卖，张汝京最后只能无奈回国。
张汝京又想到以前曾用过韩国一家公司的炉子，于是他又辗转到韩国去找。“这次比较顺利，双方谈得不错，并最终预定了设备。”张汝京提到韩国之行说道。
与此同时，他还获悉美国Kayex公司也做拉晶炉，做得很不错。不过，当时打听到对方把生产销售业务卖掉，研发团队还有多人留在美国纽约州，成立了一家新公司。新公司的研发团队与南京晶能合作，在南京生产大硅片的拉晶炉。而张汝京做LED业务时与南京晶能公司合作过，并买过对方的蓝宝石拉晶炉。
通过晶能，张汝京认识了美国这家新公司的研发负责人潘清跃博士。当时潘清跃在美国，张汝京就又亲自跑到美国，希望对方能帮助解决最难的拉晶炉和长晶的问题。
最终，张汝京分别从韩国和南京晶能买了两种炉子。
“各个地方的技术高手都已到位！”张汝京由此欣慰地说道。
人才、设备搞定之后，资金也是难关。张汝京又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找到了上海新阳半导体和兴森快捷科技公司。
新阳半导体是张汝京在中芯国际时合作结识的厂商。作为半导体材料商，主要做硫酸铜、高纯度电解液等。2006年，国家02专项提出要发展半导体材料，张汝京在中芯国际主政时力主采用国内材料企业的产品，当时就与新阳半导体、江丰电子、安集等材料项目合作，协助其产品的测试和验证，进而协助推动了国内半导体产业链的发展。
中芯国际的这种支撑带动性，使这三家材料企业得以快速发展并在之后相继上市，三家公司对张汝京也心存感激。当得知张汝京要做新昇这个新项目时，新阳半导体当时已成功上市，十分乐意投资，并且新阳半导体还找到做封装材料的兴森快捷科技一同投资。
大功告成之后，2014年6月，上海新昇半导体正式成立。项目占地10万平方米，总投资68亿元，其中02专项支持近10亿元，其后大基金和上海国盛等也相继投资，成为该项目最大股东。
这一年，张汝京66岁。新昇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大陆300毫米（12英寸）半导体硅片产业化的新篇章，填补了我国大尺寸硅材料的空白，补足了我国半导体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同时，新昇自身的定位是“中国硅材料生态系统建设者”，可以看出新昇不仅自身要突破技术空白，还有带动国内硅材料配套产业的担当。
在张汝京的带领下，上海新昇进展神速。工厂于2015年7月正式动工，2017年第二季度就开始有挡片、控片、陪片等测试片的销售，接着向中芯国际、上海华力微、武汉新芯等国内龙头晶圆制造企业提供正片进行认证。2017年下半年，新昇的300毫米大硅片月产能已经达到3万片。
而当新昇逐渐步入正轨之时，2017年年底，业界却传出张汝京离开新昇的消息，业内一片哗然。
张汝京对此回应：“这个本来是帮国家做的，我也很高兴现在国内缺大硅片的问题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解决方案，那就交给国家来继续做大做强。其实我最想做的是IDM。”
说到IDM时，张汝京眼中的光芒在闪烁。
2．开始筹备喜欢的IDM，结合产业背景进行创新
张汝京提到的IDM是指芯片设计、研发与制造为一体的半导体模式。
从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变迁来看，半导体前辈朱贻玮指出：“自从无锡上华在华晶MOS线上开始做代工以来，国内有些IDM公司改做代工（制造），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而新建的芯片线大多采用代工模式。”
朱贻玮还表示，这两种模式各有其优缺点。
目前，全球半导体业保留融合的IDM模式的企业不在少数。美国英特尔、美光，韩国三星、海力士，日本瑞萨，以及欧洲几大巨头，如意法半导体、英飞凌、恩智浦等都保留着IDM模式。
张汝京分析指出：“三星和英特尔主要做存储器和CPU，两者的体量非常大，IDM模式很适合。”
“一些特殊产品，比如功率半导体器件与模拟芯片、高端数模混合芯片、微控制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采用IDM模式最合适，因为设计要跟工艺完全配合，工艺又要根据设计来调适并优化。做这种数模混合和模拟的厂商，基本是采用IDM模式获得成功的！”此外，这种产品的工艺虽然难度大，但利润高。张汝京进行了对比，TI在2018年的毛利率为65.1%，意法半导体的相关产品的毛利率也在50%以上，比全球芯片代工的毛利率（全球芯片代工龙头台积电2018年的毛利率约为40%以上）要高。
“所以，IDM对我们中国非常重要。”他强调。
不过，IDM模式也存在一定的挑战性。张汝京指出：“IDM模式对于企业的产品设计、工艺研发的能力要求很高，只有一个单一团队是做不来的。比如，英特尔的设计团队有一万多人，TI大概也接近一万人，英飞凌七八千人，小一点儿的设计团队也有一千人左右。”
如果要做IDM，无法找到这么多的半导体设计人才，怎么办？
为此，张汝京想到了CIDM模式（C指Commune），即共有共享式的IDM，特点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发挥海内外设计团队优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生产市场需要的定制化产品和通用产品。
“这个模式不是我发明的，在TI时就做过。”张汝京说道。
因TI早期开发的产品中有很多是存储器，之后存储器技术陆续转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并与当地产业市场结合起来。
张汝京说起当初的因由，TI技术转到我国台湾与宏基联合成立TI-ACER公司，这其实是最简单的CIDM模式，即与我国台湾当地客户合作，对于客户需要的产品，TI则帮其设计和生产。
“当TI到新加坡建厂时，CIDM模式最为明显。”张汝京说道。TI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佳能（Canon）、惠普（HP）联合成立了TECH公司（T指TI，E指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局，C指Canon，H指HP）。“佳能和惠普是客户也是投资方，他们要的产品有各式各样的存储器，TI在日本和美国达拉斯的两个设计团队轮流设计这些产品。设计好以后，在新加坡TECH公司流片生产，然后在新加坡TI的封装测试厂进行封装测试。达标以后，就直接卖给佳能和惠普。”张汝京指出CIDM这种模式的运作流程。
但后来，随着韩国三星和海力士在存储器领域的日益强大，美国政府开始规划把全国的动态存储器的研发与生产都集中起来。“于是，TI把TECH卖给了美光，TECH更名为新加坡美光，这家公司到现在营收都很好！”张汝京讲到当时的产业背景。
在此提一下，半导体命系国家的信息安全、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被看作是国之重器，而存储器又是芯片中的“皇冠”之一。如此重要的战略高地，美国自然不会轻易放手。当美国看到韩国的存储器企业逐步发展起来时，就通过国家意志集中力量发展存储器，重点栽培美光，以此来抗衡韩国的三星和海力士。在这场较量中，日本和欧洲的存储器企业纷纷败下阵。最终在全球半导体存储领域，韩国三星、海力士和美国美光占据了垄断地位。
再回到对半导体产业非常重要的CIDM模式，张汝京指出：“其实，除了TI做过CIDM模式之外，台湾第一个先进的半导体企业联电也曾做过CIDM模式。”
联电成立于1980年，当时联电与客户一起投资成立联诚、联瑞、联嘉、合泰，四家公司与联电变成一个五合一的集团公司，联电当时既做晶圆制造代工，也做芯片产品。
在台积电纯代工模式出现后，联电的模式遭到客户的一些诟病，说既给客户生产晶圆，也与客户一同抢市场。因而，联电开启了纯晶圆制造业务代工模式，并成为当时全世界第二大晶圆制造企业。
“联电原来的芯片设计部门就变成了单独的芯片设计公司。联发科、联咏、瑞昱、智原、联阳等，都是当年从联电芯片设计部门分离出来的。当前，联发科和联咏是全球前十大芯片设计公司。可以看出，联电当时的设计团队非常强大。”张汝京指出，“但是为了成就专业的代工事业，联电做了一番深入的考虑后把设计部门分离出去。而芯恩的CIDM模式会借鉴各方经验，处理好同设计公司、产品客户等合作伙伴间的关系。”
TI和联电在CIDM中的做法和成效，引发了张汝京对如何通过这种模式助力当下的中国强芯之路的思考。他说道：“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些对国家很需要，但是别人又不容易做的事情。”
3．70岁开启人生新征程，开创国内首个共享CIDM模式
对于“中国芯”而言，掌握芯片核心竞争力，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打破国外高端芯片技术垄断迫在眉睫。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8年集成电路进口额达到3120.58亿美元，而当年的出口额只有846.40亿美元，在核心的高端通用型芯片领域，国内芯片占有率非常小。
感受到“中国芯”发展的紧迫性，张汝京说道：“中国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尤其要做模拟和数模混合产品，IDM最合适。不过，IDM需要极强的设计能力，所以我想通过共有共享模式，邀请全球会做模拟和数模混合芯片的设计团队加盟，联合成立IDM公司。与封测、原材料、终端和设备制造企业共同联合，通过定制化开发提供高端芯片，进而替代国外进口。”
于是，张汝京再次在全球寻找优秀的芯片设计团队，一个新的创业项目开始酝酿……
在全世界广纳设计团队的同时，也在考虑新项目的落地选址。
当业界得知张汝京准备筹备新项目时，各地纷纷投来了橄榄枝。
在邀请张汝京加盟的诸多地方政府中，最积极的是青岛。考虑到青岛有海尔、海信、澳柯玛、歌尔声学等系统厂商，还有特锐德、特来电等汽车充电桩企业，这对于今后的产业链合作非常利好。另外，青岛领导的诚意也打动了张汝京，最后张汝京决定将项目在青岛落地。
2018年4月18日，芯恩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在青岛正式成立，成为我国首个采用CIDM模式的企业。总投资约218亿元，其中一期总投资约81亿元，项目建成后可以实现8英寸芯片、12英寸芯片、光掩膜版等集成电路产品的量产。芯恩运用以客户产品为导向的CIDM商业模式，生产市场需求的定制化产品。
“芯恩”一词，寄托着张汝京对芯片的一片深情。“芯恩”的中文，意指芯片带来的恩惠、恩典。英文SIEN（Silicon Energy），则是硅的力量、能量。
2018年，张汝京已整整70岁，但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又开启了人生的第三次新征程。张汝京此举获得许多半导体人士的敬佩，同时也有一些人不解：“70岁为什么还要创业？”
对此，他这样说道：“做一件事，不在于年龄，而在于心态。如果精力很好，也有决心，再加上到这个年龄段，阅历丰富，这个是钱买不到的，这就是巨大的优势，这是不能一刀切的。”张汝京还提到他的博士导师Dr.Butler，现在83岁还在学校授课，老教授有热情想教下去，学生也喜欢听老教授的课。
人的能量爆发，并不会固定在某个年龄段。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带领华为一路赶超，从一家国内通信企业跃居成为世界第一的通信巨头，当前又带领华为突围美国的打压和封锁；而半导体制造龙头企业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78岁时再次掌舵，带领企业走出金融危机，直到87岁公司稳坐代工行业老大位置后才正式卸任。
此外，201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年龄段划分标准中，18～65岁为青年，66～79岁为中年，80～99岁为老年。这一最新标准的公布，无疑刷新了人类对自身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认识。
人生从来是不设限的，关键在于一个人如何去定义。
4．因技术共性和价值认同，老朋友、老部下又聚到一起
张汝京在半导体领域40多年间，结交了许多老朋友，也培养了许多人才。2000年他创办中芯国际时，从全世界招募了400多位半导体精英加入。18年后，当张汝京在青岛创办芯恩时，很多人又主动追随他来到青岛。
“我离开中芯国际以后，一部分人离开去了其他地方，很多人都散掉了。创办新昇的时候，他们想来但帮不上忙，因为产品、工艺、模式都不一样，但现在我转向做IDM，很多老同事就都回来了，又聚到一起了。”张汝京欣慰地说道。
目前，芯恩已有500多名员工，其中300位以上是行业资深人员，管理层都曾就职于海内外半导体巨头公司。
此外，公司的管理层均是有着二三十年丰富产业经验的专家，与张汝京都是有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比如，与张汝京一起负责技术与管理团队的是伊利诺大学半导体材料科学博士俎永熙；资深研发副总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季明华博士，有着251项美国专利和550项国际专利；资深执行顾问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专业博士苏崇文博士；设计服务执行顾问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电机工程专业毕业的欧阳雄博士，拥有50多项国际设计专利……
这些老朋友都是得知张汝京开创芯恩项目时义无反顾地过来支持的。
其中，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刘博士已经退休，还有老母亲需要照顾，虽然在大陆和台湾、美国等地来回跑，但依然愿意与张汝京共同奋战。
他说：“张博对我们这些老朋友非常尊重，我们来芯恩是尽力帮忙，也希望有一些经验能够传承下去。大家有共同的信仰和理念，我们感佩于他的人格魅力，也支持他爱国爱民的这种信念。”
此外，芯恩中的很多骨干，是张汝京在中国、美国、新加坡、日本、意大利工作时带出来的同事和学生。
芯恩的技术骨干孙工就是其中一位。他在1995年与张汝京认识，从台湾起就跟随张汝京，后来又一起在日本、新加坡和意大利打拼。孙工说：“我十分钦佩张博的个人魅力，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在意大利时，很长、很难记的人名和地名，跟他讲过一次都能记住，而且，张博非常风趣幽默。”
后来，孙工又跟随张汝京去台湾的世大半导体和上海的中芯国际。当他得知张汝京在青岛建立芯恩时，便主动找过来：“一是因为IDM做产品的方式很吸引我，二是因为这是张博带领的项目。”
还有一些骨干在中芯国际时认识并跟随张汝京，后来也主动追随过来。
拥有半导体工艺器件200多个专利的萧工毕业于中科院，是国内培养出来的人才，原在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在国外的他，一心想回国做点事。2001年，当得知中芯国际创办时，他从新加坡回国加入中芯国际，后因获张汝京颁发的年度公司最具贡献奖而结识张汝京。后来跟随张汝京去往新昇，之后又来到芯恩。他说：“张博的家国情怀是我一直追随他的重要原因。他全心全意投入产业，一心要把中国半导体产业做大做强。”
而芯恩的采购主管尚博士，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则是从新昇项目过来的。尚博士说：“我母亲是做会计的，领导总是让做假账，而财务的职业素养要求不能这样，做假账等于犯错误，所以母亲经常和领导闹别扭。有了真切的对比，跟着张博，只需要按照国家规定板板正正地做事就行，非常踏实，也很开心。大家都是为了民族产业，为了把这个事做成做好。客户和供货商都知道我们是规规矩矩的，作风很正，由此也很敬佩。”
张汝京对人才的尊重和爱惜，使得整个团队有着非同一般的凝聚力。为了更好地留住人才，芯恩不仅为员工解决生活住宿问题，还为员工提供学历进修机会，鼓励员工不断学习成长。
为此，他专程去美国和我国台湾，拜访多所知名院校，商讨联合办学、共同培养硕士和博士的具体事宜。张汝京母校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电机系愿意支持。考虑到读完硕士需要3万美元学费，博士需要6万美元学费，对员工而言有些高，张汝京又与学校多次沟通、一再争取，最终学校愿意提供一半的奖学金，这意味着员工只需支付一半学费即可读完硕士或博士。如果员工毕业后还留在公司，芯恩将支付这笔学费。
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有相当优秀的理工科专业，考虑到文科背景的员工读电机工程之类的课程难度会很大，张汝京又找到文科类学校美国达拉斯浸会大学（DBU），对方同意联合培养文科和商学院的硕士，并且张汝京也为员工争取到了一半的奖学金。
这样一来，文、理科背景的员工读硕士、博士都有合适的大学。为了便于员工学习，张汝京又推动南卫理公会大学和浸会大学与青岛大学合作，为员工读书提供更多便利。
员工一边工作还能享受到公司提供的在国外著名大学继续学习的机会，而且学习上的后顾之忧也都给解决，毕业后留在公司还可以报销所有费用，等于免费读硕士、博士，这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凡有上进之心的员工遇到张汝京，都有机会在公司边工作边深造。
为了培养更多的国内半导体人才，张汝京还与青岛大学联合创办微纳技术学院，2018年招收120名学生，2019年招收180名学生。同时，张汝京还会定期去青岛大学给学生上课。此外，张汝京还邀请海内外优秀半导体人才担任青岛大学的客座教授。
张汝京除了爱惜员工和重视人才外，还关注员工子女的教育。在青岛，他再次为员工子女提供双语国际学校，每月的学费需要2500元，公司根据员工职位给予子女学费补贴，越基层补贴越多：副总级别子女上学，补贴10%；工程师的子女上学，补贴50%；作业员子女上学，补贴80%；清洁员和警卫的子女上学，补贴90%，每月只需交250元就可以上双语学校。
对于这样做的初衷，张汝京说道：“在上海时，我们就这样做过，现在在孔夫子的家乡，如果不能有教无类，就太对不起祖辈了。”
接着，他脱口而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些话出自《礼运·大同篇》。从张汝京对员工和对员工子女的关爱，再到他每个项目的创新，都倾注着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感情和期许，不难看出他一直在全力构建“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近年来，业内人士一直呼唤“企业家精神”，而张汝京所做的一切，无不彰显着企业家精神。
这样的企业家，不仅是员工的财富、企业的财富，更是“中国芯”的财富。
5．前行路上不忘初心，永怀爱心和耐心，迎来柳暗花明
芯恩项目成立后，紧接着是项目的开工建设。
2018年4月16日，美国政府掀起的中兴事件，如“一声惊雷”，让上至国家领导下至老百姓的国人都知道了芯片的重要性，知道了“中国芯”面临的困境。国家领导人也呼吁“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为此，国家开始大力推动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在政策、资金和人才层面不断加大支持力度。比如，在清华、北大等26所高校建立示范性微电子学院，扩大招生规模和指标；设立科创板，使得中国半导体产业有了一个正向的循环；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大基金）持续发力；等等。
这些措施使得一直以来极为寂寞的芯片行业成了风口，并引发全国各地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热浪。
2018年4月，芯恩项目注册落地，年底在申请半导体企业资质认证的过程中，得知根据最新政策，需要通过发改委的“窗口指导”。此前成立的项目同样需要重新审批，只有审核通过后，才会享受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
即便芯恩是民营企业且已开工建设，仍需要提交相关资料等待窗口指导的审批。资料补充提交多次，这使得项目的推进受到一些影响。
对于发改委的管控，张汝京说：“发改委管控是对的，目前存在半导体项目投资过热的情况，管控初衷我们都理解，但管控不要一刀切，要分清楚哪些是真正的高风险，哪些是成功率很高的项目。”
张汝京解释了为什么这次芯恩项目没有与国企靠得太近：“中国半导体一直活在一个阴影下，即美国随时可以禁运，不知不觉就把中国企业列在实体清单上。现在美国针对中国禁运的企业几乎都是国企，只有一家民企是华为，但美国说华为是国企。芯恩希望保持自己的市场自由度。我们在就一些设备和技术引进与美国政府谈的时候，对方明确表示如果你们是国企，就不容易通过。”
一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高科技的态度都是封锁，尤其是在半导体等领域，比如巴统、《瓦森纳协定》等。
作为国际性产业链的半导体，中国企业面临和参与的是全球性竞争，在这样的产业背景和产业属性下，民企往往能够在国外市场争取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那么，为发展“中国芯”，民企和国企该如何“两条腿”走路？
半导体前辈朱贻玮认为：“对于特别先进的工艺，比如3纳米、5纳米、7纳米等项目，是政府要考虑进行突破的，国企承担会更合适。”
半导体领域的资深前辈莫大康表示：“在当下，民企和国企各有优势，如投资大的存储器、先进工艺生产线等民企几乎不可能做，因为不太可能盈利，只能国企来做。国企有各种优势，如资金来源，等等。从长远看，民企有活力，市场化能力强。”
莫大康前辈还强调：“其实，最重要的是不要考虑企业是民企还是国企。只要能把企业做好，提高市场竞争力，有助于‘中国芯’的做大做强都是对的。”
半导体行业属于快速迭代的行业，加上资金投入大、技术门槛高，对企业而言，一个公平的贸易环境和宽松的发展空间至关重要。
芯恩项目落地后，经历区市领导班子换届和人员调整，2019年新的领导班子确定，芯恩项目也得到省市的支持，在省项目评估中得分最高。2019年12月，芯恩6栋主楼（8寸厂、12寸厂、研发大楼、设计大楼、行政大楼、动力厂房）都已经封顶，8寸厂设备开始搬入。
当前，芯恩CIDM公司联合的全球的设计团队已有46家，分别来自我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欧洲、美国和韩国，例如，欧洲的IDM大公司目前也成为芯恩CIDM模式的重要合作伙伴。
芯恩合作的设计团队，还在不断增加中……
面对遇到的这次挑战，当问及张汝京如何看待和化解时，他这样说道：“有时越是该做的事情，越容易被阻挡，这种情况下是为了磨炼我们的耐心和信心，同时也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起初的决心和爱国心。”
关于耐心，张汝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经验的积累，也会不断磨炼我们的耐心。”关于信心，张汝京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做一件对的事情时，你要有信心，才能克服困难。”
他还讲道：“这些困难也有另外一种用意，就是学会懂得珍惜，学会精打细算，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口上，所以当我们手上拿的钱多的时候，也不会去挥霍，不会去浪费。”
而这种节俭，一直伴随着张汝京。在芯恩，接待客户的是一辆上海牌照的普通面包车，这辆车从上海来到青岛，跟随张汝京有近十年的时间。
此外，为了节省成本，芯恩项目特意买了90多台二手设备，然后让海外来的老师傅带着国内的青年一同进行维修。购买二手设备，除了成本上的考虑外，张汝京还有一个用意：“大陆IDM厂不多，我们也不能派人去受训，干脆自己买设备，修好以后就用来训练自己的员工。”
对于这些设备的状态，张汝京了如指掌。在笔者与张汝京一同参观厂房时，他会非常清楚地询问现场工程师这台设备的什么问题解决得如何。他对于技术上的细节了如指掌，对机器的参数也十分清楚。
现在的张汝京，每天的工作节奏都十分繁忙紧张。每天的日程安排可以精确到半个小时，一周内的工作基本都已排满，一个月内的工作都已提上日程。在笔者第二次去青岛采访他时，早上他参加两个公司会议，9∶30会议结束立刻与笔者面谈，12点采访结束后，中午只留半个小时吃饭时间，12∶30带领到访的客户去工地和厂房。这是日常的公司里的内容，此外，他还要外出参加一些产业峰会、出差推进业务、去青岛大学给学生上课……
这样的工作节奏和内容，没有饱满的精力很难应付过来，为此，张汝京保持着简单规律的生活。早睡早起；不抽烟，偶尔喝一点红酒；饮食上遵循“早晨吃得饱，中午吃得好，晚上吃得少”的规则；每周末一定会参加查经和教堂的聚会。
保持充沛的精力，除了生活上的简单规律外，还有来自信念上的支撑：“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圣经》申命记33章25节）。我们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力量，上帝就会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越过这些困难，把生活过得有价值。”
在多年挥斥方遒之后，张汝京已然胸有丘壑：“今后重心将放在培育半导体人才方面，尤其是独当一面的高端人才；也随时愿意在策略、联盟和大方向上为中国的半导体大业出谋、建言和牵线，尽力做贡献。”
结语
当前，做大做强“中国芯”，唯一的路径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国外的技术壁垒，而要实现这些依靠的就是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7—2018）》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现有人才存量约为40万人，人才呈现稀缺状态，专业人才培养力度有待提高。《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8—2019）》指出，我国集成电路人才缺口依然较大，并指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创新人才缺乏、高端和领军人才紧缺、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的产教融合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
近年来，国家推出诸多吸引人才和培养人才的政策。均是为了吸引人才回国创业，为国添力。
而张汝京凭借个人的影响力，为中国芯片产业源源不断地输入芯片人才。2000年创办中芯国际时，在国内半导体人才十分缺乏的情况下，从全世界招募400多位行业精英。2014年接手新昇项目时，国内没有做大硅片的技术团队，他又从全世界吸引150多位产业稀缺人才。2018年创办芯恩，团队中骨干力量就达到300多人，又从全世界吸引优秀的芯片设计团队数百人。与此同时，他联合企业与国外和国内大学联合培养高端人才。他吸引过来的人才和培养的人才，又带动和培养了更多的人才。
在他的三次创业中，每次项目的挑战都非常大，均是国家没有且急需的。第一次创办的中芯国际项目，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配套最齐全的芯片制造企业，他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在短时间内将半导体制造技术与国外3、4代的技术差距缩短至1代，并带动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成长。第二次的新昇项目，填补了国内缺乏300毫米大硅片的空白。第三次的芯恩项目，开创了CIDM共有共享模式，借助全球半导体设计力量，改变了国内在高端模拟与数模混合芯片领域占有率几乎为零的局面。张汝京无疑是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
他满怀热情回到祖国大陆，主动承担起“中国芯”做大做强的使命，勇于挑起自主创新技术的重担。从2000年至今，整整20年，现在还带着团队冲在第一线。20年间，在张汝京的奋斗历程中，有掌声，也有无奈、汗水、泪水和毅力，而之所以继续坚持，而且每次启程都在做更具挑战性的半导体项目，是因为一片家国情怀。
这样的领军人才，乃“中国芯”的幸事和财富。只有做大做强“中国芯”，掌握自主可控的技术，才不会受制于人。在中国强芯路上，需要更多这样的领军人才，而领军人才，往往可遇不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