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巧夺天工 追逐梦想——美奂绝伦的青铜文化
(一)工匠精神
《华阳国志·蜀志》说,周代的蜀地,其宝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氂、犀、象,氈、毦,丹、黄、空青、桑、漆、麻、苎之饶。我们仅从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所出各类珍贵器物便知《华阳国志》所记不虚。巴蜀先民创造的物质文明,在商周时期的中国大地,堪与任何一处文明并肩比美。其中,尤以青铜文化最具创造性,也最具魅力,成为巴蜀文明的早期标识。
青铜冶铸业是古蜀文明社会极其重要的手工业门类。三星堆遗址(1986年开始大规模发掘)和金沙遗址(2001年开始大规模发掘)所出土的青铜器共计1333件,其中三星堆遗址出土863件,金沙遗址470件。所出类型以青铜面具、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青铜神坛最具代表性,其他大宗器物则有尊、罍、璧、瑗等礼器及戈、铃、动物、挂饰等杂件。三星堆遗址所出青铜器以大型、精美取胜,金沙遗址则以小巧玲珑见长。它们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早在3000多年前,古蜀王国的青铜文化就完全可以和商王朝的青铜文化相媲美。古蜀青铜冶铸业在铸造技术、原料配方、雕刻工艺诸方面,都凝聚着古蜀先民的睿智、勤奋、巧夺天工,以及严谨而富有创造性的工匠精神,都显示出古蜀先民非凡的思维能力、审美方法、技术水平与高度的组织力与协调性。这里,以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为切入点略作分析。
在我国,史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青铜人像以秦始皇铸造的十二铜人为最早。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在咸阳销毁列国兵器,铸各重达千石(或说重34万斤或24万斤)的十二金(铜)人;而三星堆青铜雕像则比十二金人早了约1000年,且后者至今亦难觅踪影。在西方,希腊出土过希腊化时代(公元前4世纪至前1世纪)的与真人大小相当的青铜雕像,如有名的德尔菲御者铜像(发掘于德尔菲)、宙斯或波塞冬铜像(发掘于安特米撒港)等,但在时间上,则都比三星堆青铜雕像晚了起码六七百年。而这希腊青铜像竟也被西方学者们誉为“500年来的重大发现”。
此外,1897年,在埃及邦拉扎出土有古王国时代(约公元前28世纪至前23世纪)第六王朝法老(即国王)佩比一世及其王子的大小两件一组的全身青铜雕像(大者约高175厘米,小者高70多厘米),但却系以原始的分段打造法制成后,固定在木心上的。
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则采用商代中晚期广泛使用的分铸技术——分铸法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浑铸法。分铸法,又分先铸法和后铸法。先铸法,即先铸器物附件,然后把附件放在铸器身的范中和器身铸接一体;后铸法,即先铸器身,再在其上造范,浇铸附件。浑铸法,就是多范合铸法。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先采用分铸法,分铸头、躯干、四肢等部位,最后,再与方座及四花瓣状冠冕合铸而成。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无论从年代还是规模抑或工艺角度看,都应该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上古时代的青铜雕像之王。它既是古蜀文明的骄傲,更是中华文明的骄傲!
《周礼·考工记》曾规定了“六齐”即六种合金配比。其中“钟鼎(乐器、烹饪器类)之齐”所需铜和锡的比例是六比一(即铜占85.71%,锡占14.29%。以下类推),“斧斤(斧子、砍刀类)之齐”的比例是五比一,“戈戟(均为刺杀兵器)之齐”的比例是四比一,“大刃(剑和刀,有很宽的刃)之齐”的比例是三比一,“削杀矢(削杀是小刀,矢是箭头)之齐”的比例是五比二,“鉴燧(镜子、聚光透镜类)之齐”的比例是一比一。这个“六齐”合金规律,是商周中原工匠对青铜冶铸工艺配方的伟大总结。可是,从对三星堆青铜制品的取样分析(根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中懋公布的资料)来看,三星堆青铜器合金配方有的大体接近“六齐”规定,有的却相距甚远。比如一号坑出土的一件铜人头,其下嘴唇的铜占94.41%,锡占4.84%,铅占0.05%;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铜罍,其底部的铜占62.91%,锡占5.29%,铝占29.90%;而另一件铜尊沿口处的铜成分却又高达99.05%。它们均远远高于或低于“钟鼎之齐”铜占六、锡占一的比例规定。一号坑有一件铜戈,在其穿前腹部的铜成分也高达98.40%;二号坑的一件铜戈尖部,铜的成分占87.02%,锡的成分是7.90%,铅的成分是1.64%。而按“戈戟之齐”的铜锡比例是四比一的规定来套,作为刺杀兵器的戈,其铜的成分应是80%,锡的成分占20%才对。
那么,如何解释三星堆青铜器合金配比的这种对“六齐”规定的既有大体合符,又有大相背悖的现象呢?这里应该有两种答案供选择:一是古蜀工匠在自己的冶铸实践中亦独立地摸索出一套自己的青铜合金配方规律;二是既有同中原工匠的学习交流,又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原料供应,具体器物的实际用途)而因地制宜地进行大胆改进或创新。三星堆青铜制品的原料配方,可能属于后一种情形。
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制品,含锡量一般都较低。其中含锡量最高的是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铜罍的底部和一件铜尊的沿口,分别也不过为合金成分的10.44%与15.71%;与此同时,不少青铜制品的含铅量却很高,如二号坑出土的另一件铜罂的底部,为29.90%;而二号坑青铜树上的一件果实竟为32.71%。除少数情形以外,三星堆青铜制品的含锡量一般都远低于含铅量。
三星堆青铜器大量减少锡的用量,成为高铜低锡,或者大量加入铅成为高铜高铅。这样做的意义,一方面在于节约锡料,降低铸造成本;另一方面,在于有利于铜器铸造的一次成型。当然,在铸制实用器的青铜合金配比中保证一定量的锡成分,是为了使“器物具有精美的外观和一定的力学强度”,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制品大多不是实用器,而是用于祭祀的祭器。对它们只要求外观和形状就够了;何况“有些器物仅是一次性的使用,对力学强度要求不高,用铅代替锡掺入铜中,是完全可行的”。这不仅表现出古蜀工匠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工艺眼光,而且也表明他们同中原工匠一样,“也能分别使用铜、锡、铅三种金属,冶炼出铜锡、铜铅、铜锡铅和铜铅锡等多种合金来”。[17]
此外,三星堆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以及青铜罍、尊等,多含有磷,如二号坑的一件青铜人面具嘴唇下部含磷0.27%,大型青铜立人像腰部含磷0.71%,二号坑一件青铜尊的上腹部含磷1.92%。对此,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谭德睿先生解释说,在中原地区商周的部分礼器中,尤其是精美的工艺品中,也有含磷的情况;三星堆青铜器尤其是人像含磷的情况,表明古蜀人在制造它们时,已对其雕铸难度有所考虑。加入磷,是为了增加锡青铜的流动性,提高青铜制品的强度、硬度和弹性。至于其他青铜器,如青铜树干等,则未含磷。这说明当时考虑到青铜树干的制造工艺相对并不复杂,尤其是成型后的后期加工技术要容易些,故不必去增多合金的成分。当然其中可能也含有节约的因素。
对三星堆青铜器的抽样分析亦表明,个别器物的合金成分中有少量的钙元素,如在一棵青铜树的底部中心位置就含有0.24%的钙。“在古代青铜器中,大都含有铅,但是含有钙元素的铜铅锡青铜却从未发现,这算是首例。”而三星堆工匠的这种首创,却是符合现代冶金学的观点的。在现代冶金学看来,在铜铅锡青铜合金中,倘加入少许钙,使之与铅形成难熔化合物,便会起到细化晶粒,抑制重结晶的作用,从而清除铅对铜合金力学强度产生的有害作用,使铜合金具有较高的强度。对那棵青铜树底部中心处的硬度测定表明,其果然具有较高的强度——维氏硬度值为HV=60。[18]
《周礼·考工记》在谈到冶铸青铜合金时还说,在铜和锡的“黑浊之气”消失后,接着就有“黄白之气”;在“黄白之气”消失后,“青白之气”便接踵而来;在“青白之气”过去后,就有“青气”冒出来,只有到这时候才可以铸器。这个经验,是合乎现代冶金学原理的,十分宝贵。因为只有在铜锡合金液出现青色(青气)时,才表明铜、锡已完全融合,可以浇注了。但对这种呈现青色的浇铸温度,在当时却是完全凭肉眼观察,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可是,三星堆工匠却拥有高度的观察力和把握力,从而保证了铜液的充型能力,使青铜制品上的纹饰十分清晰(以大型青铜立人像衣服后摆上的纹饰为代表)。大量的青铜人头像也是这样才保证了它们的光洁度的——即使经过3000多年的埋藏,在经过除锈清洗后,也依旧闪闪发光。这是真正的炉火纯青所致。
《荀子·强国》说:青铜工艺品的创作成功,当得力于“刑(型)范正,金(铜)锡美,工冶巧,火齐得”。三星堆青铜器之所以令后人叹为观止,正在于它的创作者们无论对铸范的制作、合金原料的选择,还是对冶铸的技巧、火候的调节,都是十分精当、娴熟和得心应手的。
三星堆青铜制品的造型艺术,还反映出古蜀社会的比较开放的群体意识。以三星堆青铜群雕为例,从整体效果来看,虽仍属圆雕造型,但已趋于向六面体过渡。其大型立人像双脚虽闭合,但双手已分开;一些小跪人像也是如此。它们多反映出一种动感,一种渴求运动与交流的动感,如双手圈握、双手拱握、单腿下跪等。又如三星堆青铜神树,论者也多以为这是古蜀神话中的上达天庭的通天神树,如扶桑树;青铜鸟、青铜鸡、青铜轮形器,也与崇拜太阳、唤醒太阳、追赶太阳有关……正是古蜀人渴求开放,追逐梦想的时代意识(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亦反映出这种意识),促使古蜀艺术家们尽管受着宗教文化的束缚,却依然能创造出一种区别于传统观念的、在今天看来仍是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作品。
三星堆青铜文化以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充满想象力的有机构成以及人性与神性的统一性、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性、追求完美的精益求精与协调有序的团队合作的统一性,将自己与东西方其他青铜文化区别开来,从而树立起古蜀文明鲜亮的旗帜。其中,尤以大型青铜立人像为代表的青铜群雕美奂绝伦,堪称人类青铜文明的一大瑰宝。1988年1月,国务院公布三星堆遗址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届古稀的张爱萍将军欣然为之题词:“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将军的笔触,既朝着三星堆遗址,更指向以人为题材的青铜雕像群。三星堆工匠在生活中发现了美,更发现了人类自己。
(二)铜料之源
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大量铸出铜器后取出的模具(范土)碎块(即所谓“红烧土”)以及大量熔炼青铜器后遗留下来的炼渣(铜渣),这表明三星堆遗址就是所出大型青铜器的作坊或工场。那么,它们的青铜原料来自何方呢?须知成都平原是不产铜的,不过《华阳国志·蜀志》却说,蜀地“其宝则有……铜、铁、铅、锡……之饶”,“家有盐铜之利”。据该书的记载,汉晋时期今荥经及西昌一带有铜矿,现在西昌黄连观发现有汉代的冶铜遗址。它们似有可能是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供应地——当然,距离有数百里之遥。而据王树英先生介绍,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对三星堆青铜器取样分析,其铜料可能来自云南地区。曾中懋先生也分析说:三星堆青铜器的铅,来自云南。这无疑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古蜀国具有比较发达的运输能力和通商能力。而与此相应,这时的古蜀人从采矿、运输到配方、冶铸,已形成一个比较完善和科学的生产体系。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三峡库区文物考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发现,即在巫山县(今属重庆市)双堰塘巴人遗址南侧的大宁河里发现有一个堪与三星堆古蜀文明媲美的青铜尊以及古铜矿遗址与冶铜遗迹。我们结合其他资料分析后认为,早在商周时期,巴蜀地域就已形成了一条铜文化带。其东端在巫山腹地(可顺江延至长江中游的今湖北大冶市的铜绿山),西端则在重庆铜梁山—铜罐驿。
左思《蜀都赋》有云:“外负铜梁于宕渠。”据任乃强先生《四川上古史新探》的考证,今重庆直辖市境内的华蓥山脉,古代产铜,古称铜梁山。唐武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置铜梁县,乃因山名。汉时尚能产铜。其铜用人力运至长江,舟运出川。今长江边重庆市巴南区“铜罐驿”(疑为“铜官驿”之讹),即古铜官监运处。
正是基于商周时期从重庆铜梁山—铜罐驿至巫山腹地的这条铜文化带的存在这个事实,基于古蜀人与古巴人所结成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我们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除了来自古“蜀布之路”上的川西雅安地区的荥经以及云南外,还可能来自这条以长江为依托的铜文化带。杨华先生更认为:当时铸造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还包括巫山以远即长江中游地区。“古人在长江中游一带采得了矿料,冶炼成铜锭,通过长江这条天然的水道溯江而上,穿过三峡(长江三峡地区的航运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开通)来到重庆,再沿涪江、沱江、岷江等河流进入川西。由东边长江中游而来的不仅有相当数量的矿料,同时也可能有大批的冶铸青铜器的艺术工匠。他们与古蜀地居民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国西南的文明史。”[19]
孙华先生主张三星堆两坑年代属殷墟一期左右。他认为:
实际上,如果不囿于四川一隅,放眼看一下商代中国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于南方长江流域的影响情况,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兴起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商代中原青铜文化系统以商文化为主体。
商文化在二里岗下层期偏晚阶段,商文化迅速向外扩展,到了二里岗上层期,其分布区就已东到大海,西入关中,北越长城,南过长江。商文化分布区的急剧扩展,反映了商王朝的强大和昌盛。繁荣的商文化,尤其是其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给周围邻近诸文化以强烈的影响,导致了这些文化区青铜业的兴起。二里岗上层期以后,随着商王朝的逐渐衰落,商王朝周边方国的日益强大,商文化分布区也日益缩小,诸方国文化逐渐繁荣。与此相适应,各方国(尤其是南方方国)的青铜冶铸业也飞快发展起来。在长江下游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商代地方文化的大件铜器是江苏江宁县塘东村殷墟一期的铜铙;在长江中游地区,江西吴城文化在殷墟一期前后(即吴城文化第二期)达到了顶峰,著名的新干大洋洲大墓就属于此时;在长江上游,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属于殷墟一期左右,这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当时整个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反映。[20]
孙华先生此论,意在说明三星堆青铜文化属于商代青铜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前者是在后者的影响、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这既包括铜料的供给,也包括冶铸技术的传播以及携带这些技术的青铜工匠的到来。这个观点,实际与杨华先生所论大体一致。在没有获得有力的反证材料之前,孙华、杨华二先生之说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们必须首先看到古蜀工匠在青铜业上的首创精神,认可古蜀人对中国青铜文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商代后期,青铜文化审美艺术及铸造技术得到很大的提高,其以安阳殷墟、安徽阜南、湖南宁乡、江西新干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典型代表。尽管如此,商代的青铜器铸造业仍主要以制造兵器、生产生活工具、礼乐器为主;成批制造青铜人像乃至形成青铜雕像群的记录,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揭露以前,还未出现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代表四川先民创造伟力与通天梦想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造型各异的大批青铜雕像,才会“一醒惊天下”,对整个考古界、美术界、冶铸工艺界形成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显而易见,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为人类雕塑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鲜资料。它最直接的意义,是将典籍所述发轫于秦始皇“钟□金人”的中国青铜人像造型艺术史,上推了近1000年;它填补了中国造型艺术史上早期无青铜人体艺术品的空白。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外考古界、美术界、冶金界等,才将对中国商周雕塑艺术及青铜文化的注意力,转向过去被视为“文明发生、发展相对滞后”的中国西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