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沃野千里 天府之土——水旱从人的农耕文化
（一）锦绣山川
我们美丽的家乡四川位于中国大西南腹地，北与青海、甘肃、陕西相邻，南和云南接壤，西与西藏为伴，东及东南同重庆、贵州毗连，是西南沟通西北、华中两大区域的枢纽地带。省境介于东经97°21'～108°31'、北纬26°03'～34°19’之间，南北宽900多千米，东西长1075千米，东、西边界时差达47分钟。总面积约48.5万平方千米，次于新疆、西藏、内蒙古和青海，居全国第五位；2018年常住人口8341万，次于广东、山东、河南，居全国第四位。
四川省地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云贵高原、秦巴山地、四川盆地等五大地貌单元，拥有平原、丘陵、山地和高原四类地形。东部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西部山区属暖温带、亚热带高原气候。年平均气温-1～19℃，年平均降水量500～1200毫米。其地质构造复杂多样，东部是较为稳定的地台区，是巨大的菱形构造盆地核心。盆地的上部普遍为侏罗系、白垩系红色砂岩、泥岩层所覆盖，故有“红（或紫）色盆地”之称。
在距今3000万年前的新生代早第三纪末期，地壳发生了一次对中国现代地貌的最终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的最为强烈的造山运动，即“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距今300万～200万年时，才算放慢了速度。它不仅造就出“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形成中国地貌的第一级“台阶”，而且还连带形成第二级、第三级“台阶”，奠定了中国地貌西高东低的基本格局。处于第一、二级“台阶”内的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就是在这一时期大体成型的。而纵穿南北、横贯东西的长江水系，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雏形的。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最终决定了四川地貌西高东低（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是高山高原、东部是盆地平原丘陵的格局。而西部的高山，则将巍峨、雄浑、险峻、壮美汇集一体，再加上雪峰的圣洁、晶莹，冰川的刚利、尖锐，使人产生“西部归来不看山”之叹。其中大雪山是雅砻江与大渡河的分水岭，连绵400多千米，海拔5000米以上。贡嘎山是大雪山的主峰，海拔7556米，为省内第一高峰，号称“蜀山之王”。它同时也是横断山脉的最高峰，亦是我国金沙江以东的第一高峰。
贡嘎山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白色冰山”，终年白雪皑皑，冰川簇拥，附近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45座之多。当代到过四川的探险家、登山家大多认为：四川最美、最雄伟、最为典型的山当数贡嘎山。它附近不仅拥有庞大的高山群落，而且拥有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冰川与古冰川地貌（整个贡嘎山区有现代冰川74条，呈放射状向四方流动，尤以东部海螺沟冰川最长，达13.6千米，已伸进森林线6千米，末端已下伸到海拔2850米的位置）以及7个自然带。这是峨眉山（3个自然带）以及整个东部中国山地无法比拟的。有登山家认为：与攀登珠峰相比，登贡嘎山更难，也更有价值。
与贡嘎山同样具有美学意义的是位于贡嘎山的西南边，地处稻城亚丁的三座神山。它们分别叫“仙乃日”（6032米）、“央迈勇”（5958米）和“夏诺多吉”（5958米）。在贡嘎山东北方向，位于小金县境内的四姑娘山（6250米）也是一座完完全全由冰川打造出来的极高山，许多人爱把它比作“东方的阿尔卑斯山”。贡嘎山与它的姊妹山所拥有的雪峰之美、冰川之美、草地之美、海子之美、森林之美以及人文之美是四川独有的风景，足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在四姑娘山的东北方向，位于松潘县境的高5588米的岷山主峰雪宝顶也以它的高大雄伟令人瞩目。就经度而言，它是中国西部最挨近东部的一座至高雪峰。在它的以东以南方向，就是四川盆地了。那里有号称“天下秀”的峨眉，有“天下幽”的青城和“天下雄”的剑门，但是，在西部以贡嘎山为代表的冰山雪峰群落（大多数是无人攀登过的处女峰）面前，却都只能俯首称臣。以贡嘎山为首的西部四川极高峰的伟岸挺拔、冰清玉洁，赋予了四川地貌最为深刻厚重的文化意义。如果将它视为川人形象的一个代表，应当不为过。
毛泽东当年没有到过贡嘎山、稻城三神山、四姑娘山，但却在从贡嘎山脚的磨西镇至巴西乡的岷山之间，于1935年5月29日至9月2日的95天时间内，五次率军翻越高高的雪岭冰峰，并在从岷山进入甘肃后，回眸西望，接连写下《七律·长征》和《念奴娇·昆仑》等著名诗篇，热情讴歌四川西部的高山之美、雪峰之美和冰川之美。毛泽东是中国诗歌史、中国文学史上从积极浪漫主义角度去认识和挖掘中国西部四川高山美、雪峰美和冰川美的第一人。
四川的地质构造决定了它是一个多高山大川的省份。如果说四川西部连云接天的高山形成四川地貌的崇高美、硬朗美和阳刚美的话，那么，四川东部盆地烟雾氤氲的大江大河则造就了四川地貌的遒劲美、灵动美和阴柔美。《管子》说：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四川多高山峻岭，相应则多大江大河。四川的大江大河（以雅砻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为代表）几乎都在长江北岸，大体从西北向东南汇入长江，属长江水系；只有西北部的白河及黑河（墨曲）注入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且首先是四川各族儿女的母亲河。有一首歌叫《长江之歌》，开头就唱道：“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
长江的源头深藏于青藏高原腹地。它的正源沱沱河与南源当曲和北源楚玛尔河先后汇合为通天河。通天河在进入西藏自治区与四川省交界处的高山峡谷间后，便改称金沙江了。
金沙江沿着川藏边界奔腾南下，穿过云贵高原北侧，流到四川省宜宾市后，才被称为长江。这时，它奔流了近3500千米。它此前在四川境内，一路上水拍云崖、浪击高天，穿行在冰川雪阵里，激荡于巉岩峭壁间，以博大的胸怀，先后接纳了雅砻江、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长江从宜宾起直至湖北宜昌这一段，又俗称川江，因为它主要流经富饶的四川盆地。在这一路段，沱江、嘉陵江和渠江、涪江以及乌江等大河也纷纷注入长江，壮大了长江的阵容。
四川盆地为中国四大盆地之一，面积约20万平方千米，被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龙泉山、华蓥山切割成三部分。在龙泉山以西、龙门山以东是面积约9100平方千米的成都平原（又名川西平原）。它是我国西南地区面积最大的平原，也是著名的冲积平原。这里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终年湿润，平均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在峨眉山一带竟达2000毫米以上），而全年无霜期则达300天以上，平均温度为15℃左右，四季分明。在龙泉山与华蓥山之间，为川中方山丘陵。这里河渠纵横，梯田遍布，也是主要的农业区。
华蓥山以东则为川东平行岭谷区，1997年设立的重庆直辖市，就处于这一地域。由于盆周山地气温较盆地内低，又处于长江流域，降雨很多，盆地西缘的雅安（地傍青衣江）遂有“雨城”之称。同样，盆地东缘的华蓥山、方斗山、巫山、大巴山地区，不仅多雾，多云，也多雨。所以长江三峡内经常云遮雾绕，山雨淅沥。唐代诗人李商隐有《夜雨寄北》诗一首，描绘极负盛名的“巴山夜雨”：“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其实，这里的“巴山”，当泛指整个川东岭谷甚或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即有“西蜀漏天”之称，这里秋天的夜雨更是名播遐迩。由于四川盆地有长江穿贯和滋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加上巴蜀人民的勤劳智慧，几千年间都是中国南方最为富庶地区之一，三国两晋之际即被人们誉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华阳国志·蜀志》），唐宋间更有“扬一益二”（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十七）之谓。诸葛亮《隆中对》所谓“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就是指的这片地方。
（二）拓荒之功
1.营盘山的古羌人
在巴蜀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很早就有人类在活动。1951年3月修筑成渝铁路九曲河大桥时，考古工作者便在资阳县（今资阳市）城西流入沱江的九曲河（河口一段称黄鳝溪）中发现了一块较为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属老年女性个体，其基本特征与现代人相似，但也还有若干较原始的性状。它后来被命名为“资阳人”。科学测定表明，“资阳人”属于距今3万年的晚期智人。它是否历史时期一直居住在巴蜀地域的四川人的直接祖先呢？这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许多考古工作者、历史学家和民族学专家倒比较认同古羌族（或言古氐羌族）是四川人的先祖。较早主张此说的任乃强先生认为，上古西南的大部分民族以及西北各民族都是居住于古康青藏大高原（包括今四川甘孜、阿坝两个自治州、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全部地区）的古羌支派。古羌族是亚洲最早创造牧业文化和进入农业生产的民族。古史记载中关于“神农生于姜（通羌）水”“黄帝长于姬水”“昌意降居若水”“青阳降居江水”“禹生于石纽”等传说所涉地段，在远古都属于古羌地域。他们向东经甘肃、陕西进入中原，“与土著的华族杂处，共同发展农业，从而孕育中华文化”。他们向东南从岷山而下，循岷江河谷进入四川盆地，进入成都平原，并在这一“进入”过程中形成蜀族。[1]
按照学界的主流看法，岷山—岷江河谷应该是古蜀先民的地望，也可以说是古蜀文明的一个主要发祥地。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历史现象是：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古蜀人墓葬，都十分奇怪地一律为西北—东南方向成坑成址。这可以说是古蜀人灵魂不死而溯迁徙路线返归故里观念的体现。《华阳国志·蜀志》讲，秦昭襄王时代的蜀守李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去岷山湔氐县（治今松潘县西北）视察，在“两山对如阙”叫作天彭阙的地方恍惚看见有许多鬼魂精灵络绎不绝地从成都平原方向经过这里，去到岷山深处。《蜀王本纪》也提到天彭阙鬼魂过往的情况。这说明，在古蜀人的认识里，湔氐县天彭阙（又称天彭门）是他们从人间返归天国的通口，是“送魂”的关口。古蜀人魂牵梦绕的天国，就是给他们生命、哺育他们成长的岷山群峰与岷江水系。
2000年到2003年岁末，考古工作者在茂县营盘山濒临岷江东南岸的三级台地（位处龙门山主峰九顶山的山脊）上发现距今5500年至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包括彩陶与染有朱砂的石块在内的各类文化遗物近万件，其器物已有较为细致的专门化的手工业分工，如彩陶器、玉器分工。彩陶器具有明显的马家窑文化风格。一般认为，马家窑彩陶文化是古羌人在距今五六千年时于黄河上游地区创造的。营盘山遗址还发现了多座墓葬及殉人坑，其中两具骸骨十分完整。据考古工作者的调查推算，在营盘山遗址15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应分布有近6万座规格和形态各异的石棺葬，年代主要属春秋至战国时期。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营盘山遗址周围发现数十处年代大致接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包括距今6000年的波西遗址及距今4500年的沙乌都遗址。研究者大多认为，营盘山文化居民属于古羌民族，他们与后来长期居住于成都平原的四川人在血缘上相通。
营盘山遗址地处藏羌彝走廊的核心地带。它的发现证明，在距今五六千年的岷江河谷，有许多依山傍水的高原坡地、平坝与草场，是古羌民族进行农耕与放牧牛羊的好地方。他们在这里生产、生活与繁衍，形成长江上游面积最大、时间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大型中心聚落（代表了5000年前整个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它们有可能将中心逐渐南移，在成都平原建立起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中心的文化聚落；并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与智慧，开创了古蜀人的成熟文明——三星堆—金沙文明。由此看来，无论是史前营盘山文化，还是历史时期的三星堆—金沙文化，其活动主体都应该是古羌民族。古羌民族应是后来一直居住于成都平原的古蜀人的祖先，也可以说是古代四川人的祖先。
2.蚕丛氏始蚕
生活在岷江河谷的古羌人在从事农牧业之际也兼营狩猎和养殖。养殖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拾野蚕茧制绵与抽丝。《尔雅·释山》云：“大山峘，属者峄，独者蜀。”孔颖达疏：“虫之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蜀”字在甲骨文中象虫形，为野蚕。因为古羌人经营野蚕，所以，后人便将这一时期流动及居住于岷江河谷的羌人称为蜀山氏。蜀山，指岷江两岸的岷山山地。
蜀山氏时期大致经历了几百年以至一万年。按古史传说讲，在蜀山氏后期，其氏族与中原黄帝部落联姻，岷江谷地的西陵氏（即蚕陵氏）女嫘祖嫁给黄帝为正妃（参见《史记·五帝本纪》）。这一时期，蜀山氏的一支在蜀山养殖业方面，大致已从拾野蚕过渡到饲养家蚕阶段，即“聚（丛）野蚕于一器而采桑饲养”阶段——蚕丛氏阶段。所以，嫘祖大致是属于蜀山氏中蚕丛氏部落的女子；后来才有她教中原人民养蚕缫丝，并被奉为“蚕神”的传说。
黄帝与嫘祖联姻，说明距今约5000年前，中原华夏族已有部分人众进入岷江谷地；差不多同时或稍后，也有部分岷山系羌人走出巴蜀，进入黄河中下游流域。古巴蜀特别是古蜀地区，乃当时中国（也是世界上）蚕桑业的一大发源地甚或是第一发源地。我们在已出土的巴蜀器物中，发现有大量的蚕桑图画或文字；与此相应，巴蜀民间亦有不少关于蚕神（包括青衣神与马头娘）的种种记载与传说。这或可佐证古蜀地的蚕桑业历史悠久，且是独立发生与发展的。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里考蚕丛氏的得名说：“丛者聚也（《说文》）……蚕丛氏始聚野蚕于一器而采桑饲养之，使便于管理。……故世遵行其法者敬之，颂为‘蚕丛氏’。不言丛蚕而曰蚕丛者，羌语宾语在谓语前。盖其时蜀族仍为羌之一支，群羌称之如此。”[2]
邓少琴先生引《诗经·豳风·东山》“蜎蜎者蠋，蒸在桑野”指出说，“蠋（蠋通蜀）为野蚕，经蚕丛氏之驯养而为家蚕，此为古代蜀人一大发明，古以蚕丛氏称之。”[3]
蚕丛氏这一支系，我们姑且称之为古羌-蜀族团。他们这一支系，后来走出岷山，进入成都平原建都立国。换言之，蚕丛氏乃是以后三星堆蜀人的正宗先祖。
3.鱼凫氏瞿上建都
《华阳国志·蜀志》说，蜀地在蚕丛氏以后继之而起的是柏灌氏，然后为鱼凫氏。柏灌氏事迹不详。鱼凫氏，不少学者以为即《山海经》里的鱼妇氏。《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颛顼是黄帝之子昌意在蜀地若水（今雅砻江）娶蜀山氏女所生。另据郭璞引《淮南子·地形》注云：“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后稷即弃，是帝喾（黄帝后裔）元妃姜原踏巨人脚印感孕所生之子，为周始祖。而从《山海经》和《淮南子》所记可以知晓，作为黄帝一脉的颛顼、后稷死后都化作了鱼神（或半人半鱼之神）。这其实就是中华先民的一种以鱼为图腾的图腾神。
比较有趣的是，后稷之葬，在建木西，即成都平原。《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对后稷葬所，郭璞注云：“在广都之野。”“广都”，又言“都广”。《华阳国志·蜀志》云：“广都县，郡（指成都）西三十里，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有盐井渔田之饶。”而后稷墓葬所毗邻的氐人国，也是一个鱼人国。《山海经·海内南经》说：“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
神话传说反映出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社会风貌。四川至今也是全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更不用说四五千年以前的远古时代了。按照任乃强先生的看法，在传说中的鱼凫时代，“成都平原还是一片水域，不可居人”[4]。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羌—蜀部落中的一支才会从世居很久的茂汶盆地（在四川省茂县、汶川间）进入成都平原来捕鱼，形成后人传说中的鱼妇（或鱼凫）—鱼人国（应为渔人国）。在维持旧业的基础上，这支鱼人（渔人）部落又“发觉这块湖沼未涸的沮洳地内，仍有局部的陇冈丘陵是可以住人的。……从而开始在丘陇上试行耕种，逐步拓展，终至于开辟了成都平原，以至于建成国家”[5]。不用说，这支渔人部落先前在茂汶盆地居住时，大致也是以打鱼为生，并驯养鱼凫（今俗称鱼老鸹）的，而且很可能是以鱼和凫为图腾——以后又奉为始祖和神灵。
在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期至第四期上，人们发现大量类似鱼鹰的鸟头柄勺，还发现雕刻有两对两两相背的鱼的金杖（不少人认为是王族的权杖）、鱼形牙璋、长12.4厘米的青灰色鱼形玉佩与形似蚕茧、中穿孔、直径2.5厘米、长仅3厘米的陶质网坠模型，以及9件鱼形箔饰挂架和59件鱼形箔饰（均为铜质）。此外，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金冠带）上，亦发现有与三星堆金杖一致的四鱼图案及数量较多的鱼形铜箔（应为挂饰）。它们正是这支渔人部落曾在成都平原建立过国家的实证。
研究还表明，这支渔人部落在从茂汶盆地进入成都平原核心区域前，曾在湔江之滨的瞿上扎营建都。任乃强先生说：“瞿上者，谓关口之天彭阙，俯瞰成都平原如鸷鸟之雄视，双目瞿瞿状也。盖指今新兴公社处（按：即今彭州新兴镇）。”[6]这支渔人部落以瞿上为中心，边打鱼边农耕，是为蜀族开垦成都平原之始。
4.杜宇氏教民务农
《华阳国志·蜀志》说，在鱼凫之后，代之而起的杜宇王“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按：此指东晋）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杜宇王是古蜀鱼凫王朝的最后一代国王，但他并不是蜀地土著。《史记索隐》引《蜀王本纪》说，杜宇是朱提男子。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里考证说，朱提“在今云南昭通，是万山丛中一幅海迹平原，海拔两千公尺以上的可耕之地。……杜宇实华夏人亡命至朱提，实以农艺技术教朱提人，开发了一方农业文化”[7]。而农业考古证明，云南的稻作文化，与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化，同样灿烂悠久。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云南极有可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
按来敏《本蜀论》的说法，杜宇是与江源（岷江河源）地区女子联姻而进入岷江河谷与成都平原的。《华阳国志·蜀志》则讲，那位江源（有人认为江源当为江原，即今崇州地）女子名叫梁利，亦来自朱提。不管怎么说，在鱼凫之后，有一支外来部族进入了蜀地，带来了云南先进的栽培水稻及其栽培技术。而杜宇很有可能就是云南朱提人，是云南稻作文化的传播者。他带入蜀地的这支部族，当是农耕部族。正因为杜宇氏教民务农，带来了先进的全新的生产方式，赢得蜀地上下的普遍尊重，从而顺理成章地进入鱼凫王朝的统治核心。
蜀地古史传说还讲，杜宇王（即望帝）教民务农种庄稼，时常叮嘱大家要抓紧天时、季节，不要耽误了田里的生产。当时蜀地常常闹水灾，望帝虽然挂念人民身遭祸难，但却苦于一时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来根治水患。后来，杜宇王任命从荆地来的鳖灵为相，让他负责治水。鳖灵不负重托，带领人民凿玉垒山，开金堂峡，把岷江水分流入沱江。
这些传说表明，当时为了宣泄成都平原的洪水，保持水流畅通，鱼凫王朝的杜宇王与他的相国鳖灵在兴修水利方面做了大量的颇见成效的工作。《水经注·江水》还讲：“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即鳖令，又作鳖灵、开明）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
按照《华阳国志·蜀志》及《水经注·江水》的说法，杜宇王因为鳖灵治水有力，才干突出，便主动让位给他，自己退隐到成都平原以西的山区，即西山（有学者说就是玉垒山）。鳖灵就是丛帝，又叫开明帝。古蜀史上的鱼凫王朝就此结束，由开明王朝开启新篇。杜宇禅位之时，正是早春二月田野里杜鹃鸟鸣叫的时候，人民思念故君，于是又生出了诸如“杜鹃啼血”一类的哀婉故事。郫县杜鹃村的老农就说：“杜鹃鸟是杜鹃王变的，万年历就是杜鹃王所造。”他们指的杜鹃王就是望帝。他们继而还将许多学者认作鱼凫造型的鸟头柄勺，释为杜鹃鸟造型。而鸟头柄勺有几种类型，其中一种还真像杜鹃头哩！至于三星堆遗址内出土的一件铜鸟形象，则更与杜鹃鸟相似。这大致可视作杜宇氏曾入主三星堆蜀国的一种实证吧！
在传说中的古蜀国诸王中，杜宇王应该说是最深得人心的。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得最多、最广、最久。在川西老农的嘴里，经常念叨着他生前如何爱护人民，如何教人民种庄稼，他死后又如何痴心不改，依旧惦念着人民的生活……所以他的灵魂才化作了杜鹃鸟，每到清明、谷雨、立夏、小满等农忙季节，就飞到田间一声声地鸣叫。人们都知道这是杜宇王的声音，把这种鸟直呼作杜宇，或叫望帝，或叫催耕鸟、催工鸟以及布谷鸟等。所以，旧时成都平原的农民都视杜宇王为农神，为川主；每到春耕季节，都要先祭祀杜宇王，然后才开始耕作。三星堆考古发掘以及关于杜宇、鳖灵的民间故事，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商周之际的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中国栽培水稻的中心种植区之一，并盛产稻、菽、黍、稷等农作物。《山海经·海内经》写道：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
“播琴”犹言“播种”。素女是古史传说中居住在青城山天谷（今名玉女洞）的一个神女，后来成了黄帝的侍女。素女素爱音乐，最喜欢弹瑟。据说伏羲时代作的瑟是50根弦，弹奏起来，音调过于悲哀；黄帝听了，忍受不了，便叫人把50弦的瑟减少一半，成为25弦的瑟，让素女替他弹奏起来，这样才觉得心里好受些。素女所在的青城山附近，就是“都广之野”（杨慎考为今成都；曹学佺则谓在成都附近双流境），天梯建木便生长在这片原野上。这里乃是后稷埋葬的地方，物产丰饶，各种谷物自然生长，米粒白滑像脂膏，还有鸾鸟唱歌、凤凰舞蹈等奇妙的景象。
对《山海经》的这段记载，段渝君认为，三星堆古城为古蜀王都，正是蜀国的“天下之中”，其使用年代，从早商一直延续到周初。这一方面说明《山海经·海内经》关于蜀都的记载有一定依据，它关于商周之际成都平原农业兴盛的记载是可以凭信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成都平原所产的稻、菽、黍、稷，大多品种优良，被人奉为上品。正因为如此，成都平原才被视为先秦农官“后稷”的归葬之处，以其富饶而为人向往。
此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有37枚动物牙齿，全系猪牙和鹿牙；亦出土有众多的家养动物陶塑像，如猪、绵羊、水牛、公鸡等；出土有六鸟三牛尊、三鸟三羊尊等青铜制品。在川西平原的其他商周遗址也出土有以猪为主的大量家养动物骨骼。它们反映出那时以三星堆—成都为中心的古蜀文化区的农业全面发展的盛貌。而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陶器亦多种多样，有炊器、食器、饮器、贮器等，如杯、盘、盏、豆、钵、罐、碗……这些复杂的器形，反映了食物的多样性，显示出农业进步、社会繁荣的情景。
杜宇氏的蜀国曾以汶山下的郫邑或瞿上为都。今成都市郫都区发现有三道堰古城，是否就是杜宇王朝的故都，不得而知。有学者认为，包括三道堰古城在内的成都平原古城址群，应当就是杜宇王的都城、陪都或战略据点。不过，按考古年代分析，成都平原古城址群可能属于更早一些的鱼凫王朝或鱼凫之前的其他古蜀国所有。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杜宇氏蜀国是当时西南地区的一个强大国家，其势力范围北达今汉中，南抵今凉山州、宜宾与云南、贵州，西及岷山山地和芦山、天全，东至嘉陵江。其时大约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
《华阳国志·蜀志》记司马错、中尉田真黄对秦惠文王言：“蜀……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战国策·楚策一》记张仪说楚王言：“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古蜀国那时的富足，乃是当地土著的羌—蜀族团与外来移民——来自滇地的杜宇氏、来自荆地的开明氏，在数百年间的携手开发、共同努力的结果。
（三）治水之道
杜宇、开明帝时期的古蜀国是以农业立国的。而农业的命脉是水利。《管子·水地》说：圣人治世，“其枢在水”。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1月23日，于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发出号召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应予以极大的注意。”水利兴则农业兴，农业兴则国家强——这在数千年的农耕社会简直就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不过，古蜀国的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并不自杜宇—开明时代始，被今人排在“四川十大历史名人”首位的大禹才是古蜀治水的先驱。《尚书·禹贡》在介绍大禹治理山川的成绩时，有两条资料很重要，第一条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这大意是说：华山南面与黑水（金沙江）之间的地方是梁州（主体部分在今四川）：岷山、嶓冢山（在今陕西宁强东北）一带经治理已可以种庄稼，沱江、潜江（汉水支流）河道得到疏通，蔡山（或指峨眉山，一说雅安东南蔡家山）、蒙山一带的河流也经过治理，和夷（居住于大渡河的少数民族，或以为乃今之彝族）地区水道的平治也见功效。另一条资料则讲“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是说从岷山开始疏导长江，向东分出一条就叫沱江。这两份资料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大禹已经将今四川地区的水患大体治理一遍，成效还过得去。《尚书·禹贡》所谓“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已言明其治水后的耕地（黑色沃土）还不错，人民已能向中央交纳赋税（主要为第八等，属较轻的赋税）。大禹是从四川走出去的治水英雄。[8]他出川前先在家乡大规模治水，宵衣旰食而不倦，手足胼胝不言瘁，过家门而不入，带领人民取得宝贵的经验（以“疏”为主）后再推行于全国，厥功至伟，恩泽后世数千年。后来的杜宇、开明氏治水，便是在大禹奠定的基础上开展的，由此走上富民强蜀的道路。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国为获取巴蜀地区富足的物质、人力资源，继而东向伐楚以统一天下，便派遣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结束战争；又乘胜攻占巴国的国都（在今重庆江北区）。秦统一巴蜀后，先后设巴、蜀、汉中三郡，并在巴蜀地区逐步实行秦国的制度、政令，由此开始进入封建社会。
秦昭襄王三十年至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77—前247年）之间，李冰出任秦国蜀郡第二任（一说为第三任）太守。李冰之前的蜀郡太守是张若。后者在蜀地主持了秦移民入蜀的安置活动。他将秦地的城市设计思路带到蜀郡，又不拘泥于秦法，而是虚心向当地故老求教，依地势风水筑就起成都城（相传由神龟圈地，遂有“龟城”之称）。张若还引导人民将取土后留下的一些大坑用来蓄水养鱼种藕，形成若干大湖泊。其中最大一个叫万岁池，宋时犹存，“广袤十里，溉三乡田”（《宋史·王刚中列传》）。张若还教导人民开挖水渠，将这些湖泊串通起来，使之冬夏不竭，四季有水可用。张若从秦地带来的这种综合利用水资源，多种经营的先进方法，使蜀人眼界大开。
至于李冰的生卒年几何，是哪里人，又是从何处入蜀？《史记》《汉书》《风俗通义》与《华阳国志》皆未明载。冯广宏先生根据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及《史记》予以分析，认为“李冰似乎是出自陇西的秦人”，“以英年屡建战功，最后擢升为蜀守”[9]。唐人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十四引《风俗通义》佚文云：“秦昭（襄）王听田贵之议，以李冰为蜀守，穿成都两江，造兴田万顷以上。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立其祠也。”这份资料说明：一、李冰治水，兴建都江堰当完工于秦始皇当政之前。今都江堰当地政府根据一些学者考订，将都江堰完工时间订在公元前256年，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此距秦始皇当政（公元前246年）尚有10年时间。二、秦始皇继续坚持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明功赏”政策为李冰建祠纪功。三、此时李冰当已不在人世（即在人世，也起码是80多岁的耄耋老翁了）；因从古至今，只为逝者立祠。像明末天启间（1621—1627年）为魏忠贤建生祠者，则为人诟病。李冰无疑是秦国—秦朝时期蜀地最具才干的优秀长官。他采取一系列开发蜀地经济的重大措施，使成都平原日渐富饶，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而他的大智慧、大手笔不用说是集中体现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上。这是以水为师，顺应自然，达到高度的天人和谐境界的科学杰作。这方面论者已多，这里仅指出移民政治家的李冰于此体现出的颇具远见的战略眼光。李冰的高瞻远瞩和因势利导所产生的积极效果，除都江堰这笔物质财富之外，还留给后人一笔同样珍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李冰不仅是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位真实可信的水利科学大专家，还是一位知识广博、具有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巨擘式人物。《华阳国志·蜀志》说他“知天文地理”，对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具有清醒的认识。他对蜀地由来已久的旧习俗（在今天看来当然是迷信）并不贸然革除，而是采取因势利导、循循善诱的方式去树立新风。他尊重蜀人祭先祖的习俗，指蜀人祖地汶山（岷山）为天彭门，沿岷江立祀祠三所以祭蜀人祖神，从而取得蜀人信任。《水经注》引应劭《风俗通义》还介绍了一段李冰智破陋习的故事：
江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冰以其女与神为婚，径至神祠，劝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厉声以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牛斗于江岸旁。有间，冰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大亟（疲），当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气决，凡壮健者，因名“冰儿”也。
这段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倘剔除这一部分，从所述主干来看，李冰的举措，显然是对战国魏文侯时的邺（治今河北临漳西南）令西门豹智破“河伯娶妇”迷信的效法。李冰借用类似于变戏法的手段，在众目睽睽之下时而隐遁、时而现身，指两牛一为江神，一为本人，使人当场刺杀代表江神的那头牛。晚于《风俗通义》的《华阳国志·蜀志》，则将关于斗杀江神的故事，移在李冰率人往南安治水的背景下，说李冰凿溷崖（今乐山大佛岩）以“通正水道”，“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迄今蒙福”。《华阳国志》的记载，其实回答了《风俗通义》里李冰何以要斗杀江神的问题。李冰是想要人们明白：江神并不可怕，人也可以战而胜之。他是要让大家坚信人类的力量。由此我们看到：李冰在蜀地破除迷信，倡导科学，颇具苦心，也极有胆识。
第二，培养出一批水利专家。蜀地自大禹起，中经杜宇、鳖灵，素有治水传统。只是以前治水乃着眼于消除水患，就事论事；李冰从秦地入蜀，针对蜀地水流纵横不羁的特点而以水兴利，从更深更广的层面来推进经济开发。《华阳国志·蜀志》记李冰“壅江作堋”；还开二江，进行水上运输；灌三郡，广开稻田；“穿广都盐井”，首创开发井盐之利。在这一过程中，有一大批学生追随左右，成为他的有力助手。他将上述新思路、新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使蜀地经济开发得以不断延续与进步。这批弟子中的一位佼佼者，当时或被称为李二郎，可能含有又一个李冰或李冰副手之意。后人传二郎为李冰的第二个儿子（又被神化为二郎神），不确；因为在关于李冰的较早记载如《史记》《汉书》《风俗通义》《华阳国志》里，均未提及李冰有子。李冰之祀，自秦汉以来未曾间断；二郎神之说，在唐代才开始出现，至五代（前后蜀）、宋而列入祀典。后人的误会，大概缘自《风俗通义》关于蜀人壮健者纷起名为“冰儿”的记载。但是这条记载实际应是李冰在蜀地拥有许多学生的一条佐证。这许多学生中的一位后来大致深得李冰真传，在李冰过世后治水不懈，凿山疏江，以至于蜀人将其目为李冰再世，日久又讹为李冰之子。《华阳国志·蜀志》里记李冰在南安凿溷崖之举，或许就是李冰的这位高足的业绩。《朱子语类》卷三说：“蜀中灌口二郎庙，当初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可见朱熹也并不相信李二郎系李冰之子，而将其视为“许多灵怪”。这灵怪，在朱老夫子的语典里大致是指曾经追随过李冰的一群学生或传人吧？因为民间传说中，追随李冰而“赞厥勋”者，有竹氏毛郎、梅山七圣等；所谓二郎，不过是他们中表现“尤著者”罢了。此外，清人张澍所编《蜀典》，记有曾协助李冰穿二江的王叕，此人很可能也是李冰学生中的一位。
第三，总结出“深淘滩，低作堰”[10]的治水经验。古代社会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验总结与经验传授，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是使人准确地把握相关方法及技术、技能并使其扩大影响、传之后世的关键点。李冰治水之所以为千古歌颂，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两千多年前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封建社会早期就创建出人、地、水高度和谐统一的伟大的生态工程，使成都平原走上富庶之路，而且还在于他善于总结治水经验并且将它毫无保留地传给广大蜀人。李冰治水历尽艰险，体会当然很多；然而，他却仅将其归纳为“深淘滩，低（浅）作堰”六字，言简意赅，明白易记，便于传授与传播。明人卢翊在《灌县治水记》（载杨慎编《全蜀艺文志》卷之三十三）里赞扬道：
蜀守李公冰凿离堆以利蜀，刻“深淘滩，浅作堰”六言于石，立万世治水者法，所以制水出入，为旱涝计者至矣。其用功缓急疏密之序，意自较然。汉晋以来，率用是法。……唐宋承承，世享其利。
今人作总结，述经验，多有连篇累牍令人不得要领者。而李冰则只以六字口诀示人，深中肯綮且朗朗上口。看来李冰颇谙受众心理，能体察蜀地民众入秦不久，在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方面与秦还有距离。作为移民政治家的李冰，在社会教育艺术方面极具智慧。他是将自己作为蜀人中的一员看待的，所以能尽量去缩小与蜀人包括蜀地下层民众的距离。他在治水实践中，不仅努力争取实现天人合一，而且也积极争取自身与蜀人社会的融合。后来蜀地关于李冰是蜀人甚至是蜀地原住民——羌人的传说，当由此而来。
（四）天府之土
1.天下富庶之区
在都江堰建成之前，虽然四川的农业已经有所发展，但是在成都平原上的农田并不太多，而且大多数广种薄收。都江堰把奔腾不羁的岷江水引来，立即在广袤的原野上掀起了开垦农田的热潮。很快，获得水利滋润的田亩，竟然超过了100万亩；每到秋收，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田间地头、百姓心头。巨大的农业效益，为秦始皇统一天下，乃至后来楚汉相争刘邦的胜利、汉初的战略稳定，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欲请诸葛亮出山辅助。在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天下形势的《隆中对》中，诸葛亮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成帝业。”（《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东汉建安时期（公元196—219年）的益州治今成都市，辖地比今四川及重庆要大。因此，可以说这是历史上关于称四川为“天府”的第一次记载，更为重要的是它出自尚在南阳躬耕的作为一介布衣的诸葛亮之口。这说明当时关于蜀中经济形势远优过关中的观点，已经形成并有了传播。
过了一百余年，东晋著名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则明白写道：“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天下谓之‘天府’也。”“陆海”[11]“天府”[12]这两顶标举物产富饶、仓廪充实的华丽桂冠，便迁转易主，最终落地西蜀。
常璩是蜀郡江原（今崇州市）人，他对家乡的爱是真诚的、热烈的，而他的文笔则是认真的、理性的。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在那里面，他忠实地记录了李冰治水的历史伟绩，说都江堰的功劳不只是灌溉蜀、广汉、犍为三郡的农田，还使岷江上游砍伐的竹木，也能顺水漂流，直到成都集散，“功省用饶”；同时，引水枢纽还有分洪减灾效应，故被时人记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李冰治水的另一个意义是“穿二江（郫江、检江）成都之中”，“以行舟船”，促进了长江沿线的物资交流与人文交汇，实现了西蜀与全国的战略对接和融合，使岷江成为古代蜀人冲出四川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今天的川人之所以将李冰纳入“四川十大历史名人”之列（居次席），原因即在于此。
在东汉之前，“天府之国（土）”的美誉原本是为关中平原享用的；但到了东汉班固写《西都赋》，已在说关中“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它的潜台词是说当时蜀地之富已超过关中。不少史书对两汉时期的巴蜀之富都有描述。如班固《汉书·地理志下》便径直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后汉书·公孙述传》载李雄复说公孙述，更盛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在东汉人物眼中的巴蜀，之所以一跃而为天下富庶之区，不用说当缘于战国末的蜀郡守李冰所修都江堰在两百余年间的强大功用；除此之外，还有蜀地铁工具的普遍使用、耕作技术的普遍提高等原因。
汉代的巴蜀地区，特别是成都平原的水稻种植广泛推行精耕细作的先进技术。在彭山、新都东汉墓中，出土过一种陶水田模型，呈长方形，中有沟渠，渠中养鱼。两边是稻田，田中密布秧窝。这说明那时已很注重多种经营、综合利用。从四川各地汉墓所出土的陶水田模型来看，汉代巴蜀的农民已经掌握了设埂、分区、供水、排水等技术。稻田一般分为若干小区，有供水口和排水口。这不单是为了操作、管理的方便，更重要的是能使每块秧窝都能承受相等的水位。那时的农民已拥有施肥、除草、收获等方面的丰富经验。
汉代四川的气候与现在相比，气温略高，雨水充足，适宜种植水稻。所以四川农业自汉代起就以水田种植为主，除种水稻外，还种芋等。汉代巴蜀农民在水利建设方面主动性较强，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充分利用都江堰，引岷江水灌溉；二是挖蓄水塘，贮存雨水；三是凿井，取用地下水。
由于水利的兴修、铁器的广泛使用和耕作技术的进步，使得蜀地的农作物产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晋间“绵与雒（今绵竹、广汉一带）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换算成今天公制，这大约相当于亩产390～580公斤，达到全国先进水平。西晋左思《蜀都赋》描绘魏晋间成都平原的风光：“沟渠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米莫莫。”
汉晋时的巴蜀地区已然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汉朝常调巴蜀的粮食赈济灾荒。按《汉书》的说法，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高帝纪上》）。武帝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下巴蜀粟以振焉”（《食货志下》）；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秋九月，又下诏“今水潦移于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武帝纪》）。
巴蜀地区的园艺业、畜牧业及养鱼、养蜂等副业也很发达。《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郡有“桑漆麻纻之饶”，“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不仅有桑蚕丝绸、茶叶美酒，柑橘的生产尤为著名。左思《蜀都赋》说“户有橘柚之园”，这说的是柑橘种植的普遍。西汉朝廷甚至在巴蜀特设橘官，专门管理柑橘生产。南安（今乐山）的黄柑橘（即今广柑）“大如升，色苍黄”，是有名的特产。《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蜀、汉、江陵千树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文中橘首列蜀地，足见其在全国影响很大。《华阳国志·蜀志》总结两汉蜀地经济说：“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在以后差不多两千年的岁月里，四川一直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油和生猪等主要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也是历代中央王朝重要的库粮和赋税来源地。
2.可靠的战略大后方
隋唐时期，四川（主要指剑南道，后分为东、西两川）经济和江南经济同为唐王朝财赋的两大支柱。诚如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序》所述：“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这里的“扬”，指扬州，为江南最富庶地区，唐辖境相当于今江苏扬州、泰州等11市县；“益”指作为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都地区。因为成都地区经济的繁荣堪与扬州媲美，所以当时广泛流传着“扬一益二”的说法。从安史之乱唐玄宗奔蜀起，唐朝君主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多南避入蜀，利用蜀地财力、物力再作恢复，如唐德宗避朱泚之乱、唐僖宗避黄巢起义。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唐王朝多以重臣、贵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使等以镇蜀，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礼部尚书苏颋，宰相杨国忠、杜鸿渐、武元衡等。与此相应，在唐后期，朝廷的宰相也主要从剑南三川节度使及淮南节度使中遴选。据统计，自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担任三川节度使的93人中，先后有40人入朝为相。剑南三川因此被认作是“宰相回翔之地”。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即制定出“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将南方各国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后蜀列为进取的首选目标。《宋朝事实类苑》卷一记宋太祖对太宗言：“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宋军从剑门关及三峡两路入川，于翌年正月灭后蜀，然后将府库财货以舟运车载，径送京师，“号为‘日进’”，一直搬运数年才将“孟氏所储之诸物悉归于内府矣”。
宋太祖平蜀后，先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置西川路，治益州（今成都市）；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又分置峡路（又称峡西路）；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重并为川峡路，仍治益州；咸平四年（1001年）分川峡路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总称“川峡四路”或“四川路”。这是“四川”得名之始。南宋初即简称“四川”。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合四路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这是“四川”建省之始。
宋、元时期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特别激烈、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历史时期。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前半段，与全国其他地区（如北方）相比，四川地区仍然维持着一个大体安定的社会局面，加之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和一些地方官员对发展生产的重视，使得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从而超过唐代，成为两宋抵抗金、蒙的一个财力资源与人力资源充裕的战略大后方。但蒙古攻蜀，使四川经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以致在整个元代都没有恢复元气。宋末元初、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四川在空前的战乱打击下，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封建统治者相应采取的重大对策便是在明初与清初两次推行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历史上称为“湖广填四川”。两次移民运动的结果，促使四川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据明万历《四川总志》数据的统计，万历六年（1578年）这年，全省官民田土共计134829顷67亩2分4厘；全省产粮食9.46亿斤，平均每人300余斤（当时人口310万）。到了清乾隆时期，农业生产已远超明万历时的水平。嘉庆《四川通志》卷七十二说：当时“川省产米素称饶裕，向由湖广一带贩运而下，东南各省均赖其利”。四川与江浙、两湖的水稻生产，在全国形成鼎足而三之势。清代四川的农业生产，在平原以种水稻为主，丘陵地带则多种玉米、红薯等杂粮。杂粮除食用外，亦用来喂猪。川东一带多养“白豕”，即荣昌猪；川西一带则以黑猪，即成华猪为主。由此奠定下后来两百余年间“粮、猪安天下”的初步局面。
进入民国以后，四川农业持续发展，耕地面积增加迅速。1912年民国建立初，四川耕地面积为5610.4万亩；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川（包括西康省）已有耕地10459万亩。1932—1936年，四川仅稻田就有3000余万亩，稻米年均产量862475万公斤，居全国第二位；粮食（包括小麦和杂粮）年均总产量1749660万公斤。当时全省人口总数为50766336人，年人均产粮344.65公斤[13]，属于全国先进水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东南各省的相继沦陷，富庶的四川承担起全国赋税的主要部分，8年间负担国家财政开支约4400亿元（法币）。其时国家总支出为14640余亿元，四川负担接近全国总支出的1/3。在出粮方面，仅以1941—1945年计，国家向四川征获稻谷达82285990市石，占全国38.5%；与全国征获谷、麦总量比较，占31.6%。1935—1940年，四川先后修筑川黔、川陕、川湘、川滇4条公路干线，在川境征用民工250万人次。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又在新津、彭山、邛崃、广汉修建、扩建4个轰炸机场，在成都、双流、温江、德阳、梁山新建或扩修5个驱逐机场，共动员50个县150余万民工。8年间，四川累计动员民工近500万人次，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作战和盟军行动。1944年6月中旬至年底，美国B29轰炸机群从成都平原各机场起飞，共对日本本土和日本占领地投弹3623吨。抗战中，四川先后接纳和安置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类机关约57个，各级干部、工作人员约5000人，迁川工矿企业约700家，工人1万多人，迁川高等学校48所，师生2万多人；还有成千上万来川的难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8年的全民族抗战，四川输出兵员最多，除先后6个集团军外加2个军、1个独立旅计40余万人出川抗战外，还向正面战场输送302.5万余名壮丁，占全国1/5强，以至当时前线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8年出川将士累计伤亡、失踪64万余人，占全国1/5。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华日报》1945年10月8日特发表一篇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充分肯定四川是“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称赞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3.林盘与乡愁
土地的肥沃，物产的丰富，农业的发达，加上盆地的形胜之便与长江水系数千年的云水滋润，养成了四川农耕文化自适自乐、优哉游哉的浓郁诗意。而显示这个诗意氛围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近年来学者常提到的林盘文化——它同时也是四川农耕文化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四川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然与人文复合的生态文明。
清人王培荀在其《听雨楼随笔》卷一《绵竹竹枝词》条下自注说：“川地多楚民，绵邑为最。地少村市，每一家即傍林盘一座，相隔或半里，或里许，谓之一坝。”此处的楚民，应是清初辗转入川的湖广移民。他们大致受到当地原住民的影响，也以家庭为单位，植竹蓄竹，构成一家一户独处自足的林盘环境。所谓林盘，就是竹木围绕的院坝。竹木蓊郁，密密匝匝，既护院护家，更养目养心。这里的竹木主要指竹，也包括楠、柏、桤及黄葛树等高大乔木，但最为常见者还是竹。
四川是竹的一处密集地和原生地。目前竹林面积1700万亩，[14]接近全国竹林总面积（6315万亩）的27%；竹品种400余种（以世界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景区——蜀南竹海为例），占全国竹种类（500余种）的80%。无论竹林面积或种类，四川都雄踞全国第一位。这还是在现代工业社会林木被大量砍伐情况下的统计。可以想象到：在数千年前的巴蜀地域，竹林更当处处入目，铺天盖地，笼罩四野，最能充分体现大自然——造物主的雄浑伟力。我们当然还可以从古籍里寻到一些证据。《华阳国志·蜀志》说“岷山多梓、柏、大竹”。《汉书·地理志下》则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后汉书·公孙述传》也述巴蜀：“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
川人自古好竹养竹，在精神层面上具有强烈的竹崇拜意识。苏轼在《于潜僧绿筠轩》诗中吟道：“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苏轼的吟竹诗，代表了自陈子昂以降，中经李白、杜甫、薛涛以来巴蜀文人的普遍的竹崇拜心态。巴蜀文人中最早自觉构架以竹林为林盘形态的是杜甫。他于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在成都浣花溪畔营建草堂之初，首先就去寻觅绵竹县修直娟娟的绵竹来打围。他出蜀后曾写过一首题为《杜鹃》的诗怀念以竹为伴的岁月：“我昔游锦江，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巴蜀文人的竹崇拜心态深刻地影响到巴蜀地区的农耕文化，促成了后者生活内容的改变或丰富，以及精神底蕴的充实与提升。南宋诗人范成大《新津道中》诗云：“雨后郊原净，村村各好音。宿云浮竹色，青溜走桤阴。曲沼擎青盖，新畦艺绿针。江天空阔处，不受暑光侵。”该诗描写四川乡野林盘星布，竹云如盖的宏大气势，给人竹色竹香、心旷神怡的美妙体验。明人何宇度在《益部谈资》卷中也写道，“成都城外皆平壤，竹树蓊蔚”；“桤木、笼竹，惟成都最多。江干村畔，蓊蔚可爱”。
如今在盆地内的丘陵、平坝以及盆地南部、西南部边缘地带，竹林（以慈竹、楠竹为主）密布，漫山遍野，郁郁葱葱，蔚为大观。川西坝子以及川南、川东丘陵地带农家，更是家家户户植竹、蓄竹，以竹为邻，以竹为业（副业或专业）。“一半翠竹一半田，竹林深处闻鸡犬。清泉清清竹边过，竹下老者编竹鸳”，正是旧时四川农家生活的普遍写照。1987年，江安县留耕乡发现一尊明代（一说为元代）竹公神像（现陈列于江安县夕佳山民俗博物馆）。神像为白砂石圆雕，高77厘米，坐式，着袍戴冠，慈眉善目，胡须齐胸，双手并握“如意”。像的底座正前部镌刻“竹公神像”四字。据了解，旧时宜宾地区，每逢农历七月十八，竹编行业都要举行聚会，在自制的“竹神位”前焚香燃烛，顶礼膜拜。这座竹公神像，或许就是古代蜀地竹编工匠们的行业神像。
目前在川西坝子不少农家还保留有祭竹习俗；但已无偶像，且程序简捷：除夕当晚，在清扫净的屋后林盘（竹林坝）内，三五步燃香一炷。长辈率家人向竹祭拜之后便由做母亲的向孩子贴耳小声传教一首祷词。孩子遂上前摇动嫩竹，同时反复诵唱祷词：“嫩竹妈，嫩竹娘，二天（即今后）我长（zhǎng）来比你长（cháng）……”川北农村旧历正月十四也有祭竹风俗：这天，孩子们一窝蜂地钻进林盘内，寻找到一根秀劲挺拔，才露枝叶的嫩竹，一边摇动一边唱道：“十四节，摇嫩竹。嫩竹长（zhǎng），我也长；嫩竹高，我也高，我和嫩竹一样高。”四川边远农村有的则是正月十五祭竹：是夜，长辈驱使孩子去竹丛中挑选到一根去年长成的健壮青竹，在与头并齐处，扶着青竹摇动，一边摇一边唱：“摇竹娘，摇竹娘，你也长（zhǎng），我也长。旧年是你长，今年让我长，明年你我一样长（cháng）。”
四川竹文化源远流长。上述在成都平原及盆地其他地区林盘里的仪式与祷词，无疑带有远古巴蜀竹图腾祭祀的烙印；只不过其宗教性已被淡化，比较贴近现实生活——在孩子眼中，甚至还可能视之为一种嬉戏哩！当然，从形式上看，远古的竹图腾祭祀是可以当作一种嬉戏活动的。这主要表现为其与竹图腾歌舞的紧密相连。公元前11世纪“以凌殷人”的巴师歌舞和公元前206年—前205年跟随汉高祖平定三秦的巴族板楯七姓子弟的巴渝歌舞，大致就属于这种竹图腾歌舞；因为那时他们手中似乎都持有竹枝——这种竹图腾部族的标识。清代王士祯在《汉嘉竹枝词》中对这种竹图腾歌舞曾有过描写：“竹公溪口水茫茫，溪上人家赛竹王。铜鼓蛮歌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三郎即竹三郎，汉代夜郎王（即竹王）第三子。
四川竹文化与林盘文化相伴相生，亦是林盘文化的一项主要内容。旧时四川农民大都独家独户（也有数家连户），以竹丛相围，形成一个小林盘；又依河傍水，以数个或十几个小林盘形成大林盘（即为大片竹林）；小林盘之间有小路相连，有溪流潺潺，鸟啭莺啼。无数个大小林盘星罗棋布般镶嵌在川西坝子的彩色原野上，镶嵌在盆周的红土丘陵间，组成四川大地活泼丰腴的肌理，成为四川农业、四川乡村的一道旖旎灵动的风景线。四川乡村千百年来大都以家庭小林盘、家族大林盘（包括同姓和异姓）为聚居形式（也有独家独户的散居形态），既有自家的独立空间，日出而起，日入而息，自立自强，悠闲自得；又有具有约束力的乡规乡约，以教化自治，和谐共处，守望相助，共荣共辱。四川林盘文化的这种特性，大大有利于以都江堰水利网络为代表的自流灌溉形态下的良田沃土的精耕细作；也大大有利于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主性与创造性，有利于土地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促进农业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15]四川林盘文化是四川农耕文化的一大特色。它反映出四川两三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诸多特性，而其中最本质的一点则是乡土性，是四川人民与养育他们的四川乡土的深厚感情。旧时大的林盘有的设有宗族祠堂、私塾，甚至有宫观、庙宇；也还有父母的慈祥，长老的严厉[16]，塾师的冬烘，家谱的续写，祭神祭祖的虔诚，诗书琅琅的清脆童音；又有少时的恶作剧，兄弟姐妹的打闹，与小伙伴们藏猫猫、骑竹马、过家家的乐趣……从这个角度看，旧时的林盘文化就是乡土文化，属于乡土社会，是乡土四川、也是乡土中国的珍贵记录。人们在林盘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恋恋过往，刻骨铭心。有的人从林盘外出谋生、学习，发达了，但老了还是回到林盘，叶落归根，了却思乡之情。四川乡村的一座座林盘，散溢出泥土悠绵的芳香，承载着无数游子厚重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