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水浒传》的一种复合结构—以鲁达 宋江为中心
雷欣翰
一、引言
《水浒传》历来被学界看作是一部集体创作、累积形成的通俗小说，但明清之际的金圣叹评《水浒传》，却将它与“通天人之际”的《史记》并列，认为“《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传》已是件件有”。在论及小说的手法和特色时，他着重指出《水浒传》的写人方式，是“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57]。类似的评语，在有明以来的历代评家那里都能见到，可见不是金圣叹的臆想。看来，在《水浒传》形成的过程中，也许确有某位编著者曾经对这部松散的文本施以史迁那样的心血—不只是文字精彩，还涉及谋篇布局。
如金圣叹所说，《水浒传》前半部分文字，与《史记》的纪传体写法关系密切。其人物传奇之外，亦未尝不是一种与“史家”关系密切的笔法。传世本《水浒传》的前七十一回，讲的是一百零八将上梁山、大聚义的经过。这部分内容历来被看作是全书的精华，《水浒传》采用的是人物传记笔法，先写几个人物的独立传记，自生辰纲事件开始，又以近乎人物合传的方式作为梁山主线故事的开端。后几十回讲的是一百零八将抗官军、受招安，南征北战，最后几乎消耗殆尽的经过。《水浒传》以战争事件为线索，采用纪事笔法处理这部分内容。形式更接近讲史，而在文势上呈现出百川归海、一泻千里的效果。诚然，这种两段式（或三段式）的文本型态，主要应该从书对众多早期材料的改写这一角度来理解。
我们可以对早期的水浒材料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宣和遗事》和宋末元初人龚开作的《宋江三十六人赞》，是比较早的水浒材料。龚氏在《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58]龚开作显然听到过大量售卖于市的水浒故事，并以宋江为中心连缀三十六人的赞诗。罗烨的《醉翁谈录》著录当时的说话名目，与《水浒传》相关的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恰好都是《水浒传》前半部分着色刻画的主人公。这类材料说几位英雄人物各自的事迹，从传世本《水浒传》看来，应该亦会在各自故事中互相穿插其他人物。有别于《宣和遗事》以讲史为主，这类材料在反复长期的讲述中，形成一种更接近英雄传记的水浒故事传统。虽然题材可能各有不同，但它们可以看作是与同样以人物为中心的元代水浒杂剧同类的作品。
《水浒传》的作者以高超的技巧将以人物为中心的水浒材料融入了《宣和遗事》的讲史框架中。《水浒传》虽为英雄传奇小说，仍要以历史兴废为其背景和基础。
由于来源材料的不同特质，《水浒传》前半传奇、后半纪事的体裁，既可以说是一种变化或匠心，也可以说是一种矛盾。对于被纳入后半部分纪事文字的材料，《水浒传》的编著者显然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这一部分的处理，文学手法技穷，效果不甚理想。百川归海的这段纪事，似乎是在为前半部分积蓄已久的力量寻找一个倾泻的出口。形式上的矛盾和内容上的统一使小说获得了一种文本内部的张力，而众英雄的立传，及其材料在整部小说中不均衡的分布，则是这种张力最显白的原因。
除了拥有这种独特的结构，《水浒传》还内藏许多其他矛盾：与作为主线的宋江故事相比，鲁达、林冲、杨志、武松这几位游离于宋江故事主线之外的重要人物，比宋江更早地作为主要人物被大书特书，给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在冠名“忠义”的这部书中，他们显然较宋江更具文学魅力和道德上的代表性；书中无数次强调宋江才是应天命者且其人格魅力冠绝海内，但又每每在不经意处暗示宋江的低劣行径，并将之与李逵等其他人物作出明确的比较……
当然，这些现象的出现也很有可能是全出偶然，是性质各异的早期材料经过编辑后，没有被完全统合的结果。即便如此，立足于上述《水浒传》的结构特征，以及长篇白话小说潜在的共同逻辑，本文仍试图提出另一种解释，作为对小说中可能存在的一种匠心的回应。
二、《水浒传》的复合结构
长篇章回小说这一称呼，庶几等同于长篇白话小说。长篇白话小说的直接来源，是宋元时期的“说话”等民间艺术。明代几部重要的长篇白话小说，都是直接改写、编撰自话本和其他民间材料。在明代的“四大奇书”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亲缘关系可谓最近。二者一是取材于三国历史，一是取材于宋江起义。不过前者几乎纯为“讲史”，只塑造了几个类型化的人物作为“书眼”；后者则于人物刻画和传记式书写上甚见功力。《西游记》的题材比较特殊，通常被看作同类作品的《封神演义》则是取材于武王伐纣历史的神魔斗法故事，可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对看。《金瓶梅》与上述小说皆不同，属于文人独立创作，虽然在本文中暂且不予讨论，但其与《红楼梦》这类文人小说，亦在圆形结构、多重世界等后文即将谈到的话题与上述集体创作小说有密切的联系。
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封神演义》为例，从类型上看，几乎可以涵盖所有带有集体创作性质的长篇白话小说。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以一段历史为叙述的根基。《三国演义》直接由“讲史”文本演化而来，《水浒传》和《封神演义》，也都以与历史叙事为中心线索。
与《水浒传》和《封神演义》相比，《三国演义》是就史写史。它在首回的开头讲道：“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59]又在末回终章前说：“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三国演义》，第989—990页）看起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史观在小说中具有统摄作用，说书人似乎是在通过三国的故事向观众讲述这个关于“天下大势”的道理。《封神演义》首回用可观的篇幅叙述成汤的历史，末回用周武王大封诸侯作结，其史笔意识不言自明。不过，在《封神演义》中，历史是前进而非轮回的。它没有像《三国演义》那样用圆形结构统摄全篇，而是以强烈的是非观和宿命论为基础展现一方的胜利。这与《封神演义》所选择的历史事件——武王伐纣的道德意味及小说的教化功能直接相关。
《封神演义》就史写神魔，其中神魔斗法的大戏和武王克商的阳刚之气掩盖了历史的阴云。《水浒传》选择将“强盗”或者“忠义之士”作为主角，其悲剧的进程，则主要于并无“上乘”文学价值的后半部分呈现。其方式，是经过精心塑造的英雄群像，在战争中迅速而无意义地消亡。不过，《封神演义》将历史废兴当作外壳，以警诫君王、神魔斗法和歌功颂德为其实质。而《水浒传》的就史写人，同时也是借人写史。
《水浒传》如何为说话和杂剧中的英雄人物找到历史叙事层面上的意义，如何将宋江起义和《宣和遗事》所蕴含的历史品格通过英雄传奇演绎、放大？从《水浒传》的《引首》中可以确定，史笔意识仍然发挥着与它在《三国演义》中相似的作用。《三国演义》开篇说天下大势，《封神演义》开篇讲成汤历史。《水浒传·引首》的开篇则是一首诗：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60]
首联和颔联感叹残唐五代的战乱和对江山平复的期待，颈联和尾联则既是对以往太平时日的回忆，又是对未来安定生活的向往和乐极生悲、往而复返的感叹。将这首诗置于全书起首，表达的是与《三国演义》相似的轮回史观。叙述者说这首诗的作者是北宋名儒邵雍，他最为人所周知的身份是易学大师。将邵雍的诗置于开篇，似乎说明《水浒传》的故事将在一种“劫运定数”[61]的框架下进行。首联还为接下去的叙述作了巧妙的铺垫。“一旦云开复见天”的期待，应验在“‘上界’霹雳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宽洪”的“太祖武德皇帝”赵匡胤身上。《三国演义》用历史人物的悲剧表现历史的无情。《水浒传》则加入“上界”，为主要人物对应“上界”的身份。这个“上界”即是《三国演义》中天命与天数的具象化。象征自然历史之力的“上界”与故事切实发生的俗世之间的对应关系，为《水浒传》融合讲史与人物传奇的写作在技术层面上打开了另一种可能。
紧接着，叙述者将话头转向“道高有德之人”陈抟。陈抟听见“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便高兴得“大笑，颠下驴来”。有人问他，他就说赵匡胤的登基，是“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陈抟的身份与邵雍相似，邵雍的感叹，陈抟的大笑，都是通“上界”之人对俗世事务的评价。这些评价通过叙述者的全知视角传达给读者，作为赵匡胤建立宋朝的依据。叙述者为了说明赵匡胤政权的合法性，不但拉出在人事天命上最具发言权的易学家和大道士，以“天心”证之，还将原本残酷的兵变，处理成柴世宗的让位，有意无意地跳过了被逼退位的柴宗训。
此后，叙述者又用几句话叙写了宋代皇位的传承，讲到重要人物宋仁宗，再次赋予他“上界”的身份：
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给黄榜，召人医治。感动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前来揭了黄榜，自言能止太子啼哭。看榜官员引至殿下，朝见真宗。天子圣旨，教进内苑看视太子。那老叟直至宫中，抱着太子，耳边低低说了八个字，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见化一阵清风而去。耳边道八个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水浒传》，第2页）
赤脚大仙、太白金星、文曲、武曲、玉帝同时出现，仁宗一朝，可谓应极天数。果然，仁宗在位的前二十七年，又是年年五谷丰登，“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
在用“上界”仙班的频频降临解释宋的兴起之后，叙述者又用这样的方式解释该朝由兴而衰的转折：
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谁道乐极悲生。嘉祐三年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文武百官商议，都向待漏院中聚会，伺候早朝奏闻天子，专要祈祷，禳谢瘟疫。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水浒传》，第3页）
《水浒传》用抽象的“乐极悲生”来解释瘟疫和宋室紧接而来的众多乱象，文武百官为平定瘟疫而好心提议的禳祈，也成为水浒英雄出世、天下大乱的直接原因。可见，对于宋江起义，《引首》并没有、似乎也不想给出理性化的解释，而是归之于阴阳治乱的天数。对此，《引首》的赞诗亦有明确的表述：
万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乐无穷。岂知礼乐笙镛治，变作兵戈剑戟丛。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水浒传》，第3页）
由三登之世到遍起兵戈的天数，凡人“岂知”。北宋的由盛转衰，可以归结于极乐向极悲转换的必然规律——如果要追溯这种带有自然神论色彩的宿命论观点，就不能不让人想起邵雍和陈抟所做的学问。这一命题是道家思想和易学思想在古代社会最为普及和世俗化的观念，是先民对历史通俗极具解释力的认识方式。“乐极悲生”“盛极转衰”是阴阳造化、治乱兴亡的机制。从这个角度上讲，《水浒传》对历史的处理居于《三国演义》和《封神演义》之间，它的史观与《三国演义》相似，却又将其中渺茫不可捉摸的分合之道具象化为“上界”甚至诸多神仙形象[62]；同时，这些具象化的符号又与俗世故事的叙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两个世界的叙事形成恰到好处的张力，避免了人神狂欢的《封神演义》那种过度意象化的情况。
《引首》显白地提出了“上界”与俗世的对应关系，是《水浒传》的第一种对应结构。然而俗世故事才是《水浒传》的主要内容。俗世故事的展开，主线即诸仙降临的北宋朝廷与天罡地煞降临的梁山泊之间的分合。朝廷与梁山在俗世世界的分合，是《水浒传》的另一种对应结构。《水浒传》的第三种对应结构，是鲁达、杨志所在的二龙山系统与以宋江为代表的忠义梁山系统[63]之间的纠缠。这两个系统间的关系既在逻辑上是第一种对应结构在俗世故事中的映射，也与第二种对应结构的发展和叙述者的态度紧密相关。《水浒传》的文本结构就这样环环相扣，层层呼应，形成一个具有强大表意能力、充满立体感的有机体。
在明晰了前两种对应结构之后，还需要分析第三种对应结构的成立及其意义。而这一工作最好通过不乏大局观的文本细读来进行。下面，就从鲁达与宋江这两个核心人物入手，结合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武松，分析二龙山系统与忠义梁山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构成的一种叙事方式。
三、鲁达
英雄群像在《水浒传》中亦正亦邪，其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和行为，与早期水浒材料相比，多少都有些变化。关于《水浒传》对主要人物性格的描写，前辈学人已经有充分研究。关于水浒英雄作为一个整体在全书叙述逻辑中的位置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则少有深入的探讨。《水浒传》虽然主要由民间艺人集体创作，但编著者在处理这些材料时，显然也会有自己通盘布局的考虑。在明晰前两节关于《水浒传》结构和史笔性质的讨论后，再考察最为重要的英雄群像的描写，可以看出编著者基本是遵循讲史传统构建全书，并对几位主要人物的出场顺序、性格和行为呈现都有精心的安排。对水浒英雄“上梁山”的叙述，其实就是多方渐进地揭示英雄群像总体性质的过程。在“上梁山”的叙事中，主要人物分为几个系统。其中最核心的两个人物，是二龙山系统的代表人物鲁达，与梁山系统的代表人物宋江。
《水浒》英雄故事的开端，始自对“王”“史”关系的讲述。该书第二回，写王进受到高俅的迫害，逃离东京，在史家庄传艺。史进受艺后遇到少华山三头领，才第一次引出英雄人物的碰撞和交流。金圣叹对小说关于王进和史进的安排，有如下评点：
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王进去后，更有史进。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记事，今稗史所记何事？殆记一百八人之事也……必如王进，然后可教而进之于王道，然则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诛也。[64]
金圣叹关于高俅和一百八人先后关系的评说，符合《引首》所体现的史观和全书刺奸刺佞的主旨——奸臣当道而非君王昏暗导致王道衰退，王道衰退导致尚武崇盗的水浒英雄现世。而王进象征“王道”、史进象征“稗史”的说法，虽然不知是否牵强附会，却能与小说情节的发展相对应。
王进和史进都以“进”为名，他们在全书的情节结构中，也确实是起到开启和推进的作用。金圣叹盛赞王进的“孝”，而“孝”作为传统道德中最重要的品质和最方便的道德评判尺度，经常被小说用作刻画人物正面形象的“道具”。不过，王进教给史进的并不是“孝”，而是他的另一门绝活——武艺。而史进在得王进真传之后干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少华山三头领“义气相投”，造反官府。
在《水浒传》中，受到高俅或其同类奸臣陷害、压迫，是英雄落草的主要原因之一。王进作为史进的“引子”，受到压迫后并未造反，而是逃离京师去往延安府，投奔老种经略相公。史进初见王进时，就显露出暴躁的脾气，后来因为与山贼交友事发，就手刃家仆。当他听说官兵来捉时，“先杀了一两个人”。这种残暴的处理方式在后文其他水浒英雄身上屡见不鲜。对此，小说一并归之于“天罡地煞”的残暴本性。
这种好斗的天性，可以说是将承续自王进的武力精神“发扬光大”到了极致。这些本性残暴的人物能够不断相会、互相吸引，后文亦一并归之于“天罡地煞”之数“自然义气相投”[65]。在这样的叙述逻辑下，史进第一个“结识了十数个好汉，直使天罡地煞一齐相会”，在结构上起到引出水浒之“史”的作用。
紧接史进出现的第二个重量级人物就是鲁达。二人初次会面时，史进是逃犯，鲁达则是提辖。史进引出鲁达的机缘，仍是王进：
史进道：“……请问官人，小人有个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鲁提辖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史进拜道：“小人便是。”鲁提辖连忙还礼，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你要寻王教头，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史进道：“正是那人。”鲁达道：“俺也闻他名字，那个阿哥不在这里。洒家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那人不在这里。你既是史大郎时，多闻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水浒传》，第41—42页）
史进与鲁达的相逢，与他和少华山三头领的相逢有相同之处。他们都“义气相投”，互相知名。这是史进为“上梁山”叙事所作开端的延续。至此，一百零八人的故事仍未展开，但其“史”已有所“进”。叙述者的视角已经开始由王进与史进的关系转入史进和鲁达的相逢，继而转入鲁达的个人传奇。
鲁达的上司老种、小种经略相公，是北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种家军头领。这两位经略，在《水浒传》中地位独特：王进说只有老种经略相公处才是他的安身之地；鲁达曾为老钟经略相公部下提辖官，并常常将这段历史挂在嘴边；薛永的“祖父是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汤隆的“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因为打铁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叙用”；连时迁盗甲，也打着老种经略相公的名号。[66]
历史上被称为“老种”的是种师道，在金兵南下之前，他的功绩主要就是在西北抵御西夏，与《水浒传》所描述的老种经略相公比较吻合。这位身处边关、远离政治中心的军官，是王进、鲁达等英雄豪杰的师傅、上司和精神归宿，与身处于朝堂的官员对比鲜明。在宋江系统以外，似乎老种经略相公这个军官，而非皇帝才是英雄们的向往。如果说宋江的“忠”是指向皇帝这个符号，那么鲁达等英雄的“忠”，则是向往老种经略相公和延安府这个潜藏于水面之下的理想处所。在文官制度极受诟病的北宋末年，这样的笔法显然是有深意的。
从未露面的老种经略相公，是王进、史进与鲁达的“交点”。他们似乎作为三个阶段的符号预示着水浒英雄故事的开始：王进的退隐象征王道之末与“梁山史”之间的传承关系；史进的出现象征英雄的舞台正式拉开序幕；而英雄群像最纯正的品质和最具有代表性的命运，则都集中体现于鲁达身上。
遇到史进后，小说首先通过两件事来展现鲁达在“义”上的高人一等：一是与李忠的相遇，二是拳打镇关西。李忠是史进的开手师傅，史进经他调教，不仅没有真才实学，还狂妄自大。只有经过王进的教导，他才够得上水浒英雄的身份。鲁达与李忠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因为他们的“义气相投”化解，这在水浒英雄之间是不常见的，似乎也暗示鲁达与英雄之中的“大多数”存在距离。叙述者在鲁达接过史进的接力棒，推进情节发展的第一步，就让李忠这样一个人物出场，而仍以史进为支点，构成王进、鲁达与李忠的双重对比。史进拜李忠为师，鲁达却对他极为不屑。鲁达和李忠故事的高潮，就是真正开启鲁达个人传记的金氏父女的出现。在金氏父女故事的前半部分，叙述者再写李忠的小气和鲁达因此萌生的不满。后半部分，则是引出拳打镇关西的精彩故事。
拳打镇关西是鲁达遇到史进后的第一个核心故事。鲁达因为不平于镇关西对金氏父女的压迫，三拳打死镇关西。而这次行侠仗义的结果，是鲁达落发为僧。他的这种命运，与武松十分相似。鲁达的行侠仗义，是因为路见不平之事，心生慈悲之心。在水浒英雄中，像鲁达这样纯粹因为路见不平而打死人命、导致自己身陷困境的，除了鲁达，似乎也只有石秀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讲，鲁达的“义”，在一百零八人中是最为突出、最为纯正的，这是他作为水浒英雄之“精华”的第一个证明。
打死镇关西后，赵员外将鲁达安排在俗世的佛教圣地五台山，鲁达急躁的性格和强大的武力，又与俗世佛众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这种叙述自然是为了突出鲁达独特的个性，亦与当时被广泛接受的禅宗思想理念相通。鲁达不愿忍受清规戒律，却能得到方丈智真长老的青睐。智真长老是得道高僧，他作为出家人，是小说中第一个点明水浒英雄特殊身份的人物：
首座众僧禀长老说道：“却才这个要出家的人，形容丑恶，貌相凶顽，不可剃度他，恐久后累及山门。”长老……对众僧说道：“只顾剃度他。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记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长老只是护短，我等只得从他。不谏不是，谏他不从便了。”（《水浒传》，第56—57页）
僧众和智真长老这段关于鲁达的辩论，可以说是关于鲁达佛心与恶性恶貌之矛盾的解说。鲁达“形容丑恶，貌相凶顽”，却“心地刚直”“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这位由史进引出的人物，得到了代表“上界”智慧的智真长老的肯定。而在这段评价中，“上应天星，心地刚直”“时下凶顽，命中驳杂”，则几乎是对所有水浒英雄性格命运的总结。
紧接着鲁达出场的林冲，在性格等各方面都与鲁达有很大差异。鲁达路遇不平，可以拔刀相助。他不但为帮助金氏父女身背命案，还在野猪林搭救了林冲。林冲自家娘子遭人调戏，却只能屡屡忍气吞声，甚至在险些遭遇押解公人杀害时，也没有表现出像武松那样武勇、更毋庸说残暴的一面。除了因为遭到背叛，在草料场手刃陆虞候等人之外，林冲的这种性格一直延续到了他上梁山。如果没有晁盖和吴用的到来，想必他会一直在王伦麾下忍气吞声。不过，林冲和鲁达也有相同之处。鲁达打死镇关西之后，小说便一直渲染他与佛门的关系。从文殊院到大相国寺，再到六和寺，寺庙是鲁达真正的归宿。李卓吾评价鲁达道：“英雄愤躁，菩萨慈悲，原出一心，非关转念。”[67]鲁达从残暴的杀人犯到得道高僧，并非像其他人物那样是性格的发展或转变，而是静态的精神状态中的两面，这一断语可谓一针见血，道出的不仅是鲁达，更是水浒英雄群像“星主—魔君”矛盾身份的原因。林冲虽然没有像鲁达那样与寺庙和佛门结缘，但他的慈悲性格却可以看作鲁达佛心最显白的体现。鲁达的佛心隐藏在他的不羁性格和残暴行为下，直到圆寂前才终于实现一次糊里糊涂的“顿悟”。林冲的“佛心”则体现在对具体事件的应对当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与武松在面对相似情况时的不同应对方式。林冲被配往沧州，押解他的公人收受了贿赂，要在半途中谋害他。鲁达在野猪林拔刀相助，要杖打这两个公人：
林冲忙叫道：“师兄不可下手，我有话说。”智深听得，收住禅杖。两个公人呆了半晌，动弹不得。林冲道：“非干他两个事，尽是高太尉使陆虞候吩咐他两个公人要害我性命，他两个怎不依他？你若打杀他两个，也是冤屈。”……“既然师兄救了我，你休害他两个性命。”（《水浒传》，第118—119页）
鲁达为救金氏父女打死镇关西，为救林冲又要打死两个公人。这种性格和价值观，符合梁山好汉所提倡的侠义精神。林冲险些遭到两个公人的毒手，在被救之际的第一反应却是制止鲁达的杀人行为。同样是面对押解公人的暗害，武松的做法与林冲大相径庭。武松被张都监等人设计陷害，配往恩州。他察觉到押解的公人要谋害他，行至飞云浦时：
武松站住道：“我要净手则个。”那两个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声：“下去！”一飞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这一个急待转身，武松右脚早起，扑通地也踢下水去……武松奔上前去，望那一个走的后心上，只一拳打翻，就水边拿起朴刀来，赶上去搠上几朴刀，死在地下，却转身回来，把那个惊倒的，也搠几刀。这两个踢下水去的才挣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又砍倒一个，赶入一步劈头揪住一个手起刀落，也把这人杀了。解下他腰刀来，拣好的带了一把，将两个尸首，都撺在浦里。又怕那两个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又搠了几刀。立在桥上看了一会，思量道：“虽然杀了四个贼男女，不杀得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如何出得这口恨气！”（《水浒传》，第406—407页）
面对要谋害自己的公人，武松下手极其狠毒，毫不犹豫。在结果了谋害他的公人之后，还要杀死张都监等人报仇，这才引出《血溅鸳鸯楼》的精彩回目。《血溅鸳鸯楼》大概是整部《水浒传》中描写杀人最为残暴、血腥而且细腻的桥段。小说在很多地方都用这样的写法刻画人物，不但隐藏着深长的意味，还入情入理，处处体现人物境遇与其性格、行为发展变化的关系。林冲野猪林遇险，因此劝救他的鲁达不要杀人；武松飞云浦大开杀戒是受屈含冤，因此不但要杀人，还要杀尽算计他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一处细节亦可看作林冲与武松的对比。小说写林冲在沧州、武松在孟州做配军期间，都提到天王堂。在沧州营时，差拨将林冲安排在天王堂之后：“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内，安排宿食处，每日只是烧香扫地，不觉光阴早过了四五十日。”（《水浒传》，第130页）武松在孟州营时，却将天王堂当成了卖弄武勇之处。他接受了施恩的小恩小惠，答应帮助他夺回快活林。施恩害怕武松身体状况不佳：
武松把石墩略摇一摇，大笑道：“小人真个娇惰了，那里拔得动？”施恩道：“三五百斤石头，如何轻视得他！”武松笑道：“小管营，也信真个拿不起？你众人且躲开，看武松拿一拿。”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脱下来，拴在腰里，把那个石墩只一抱，轻轻地抱将起来。双手把石墩只一撇，扑地打下地里一尺来深。众囚徒见了，尽皆骇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里一提，提将起来，望空只一掷，掷起去离地一丈来高。武松双手只一接，接来轻轻地放在原旧安处，回过身来，看着施恩并众囚徒，武松面上不红，心头不跳，口里不喘。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兄长非凡人也！真天神！”众囚徒一齐都拜道：“真神人也！”（《水浒传》，第382页）
与林冲在天王堂每日的扫地烧香、安然度日相比，武松在天王堂的表现是暂时的、激进的。考虑到林冲是继史进、鲁达后出场的第三位重要人物，又是被小说竭力刻画的第二位英雄形象，他在天王堂与武松形成的对照，也能看作是鲁达佛心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林冲的慈悲被整合于这个人物委曲求全的性格当中，武松的残暴则只在潘金莲事件中是比较合理的。在潘金莲事件之前，武松因为贪杯，误上景阳冈，虽然凭借勇力打杀了猛虎，但却不是主动的行为。但是，他此后逢人便以这次醉酒后的意外作为自己的辉煌战绩加以炫耀。[68]杀嫂后，武松的残暴行为夸张到让人难以理解——初到孟州营，就故意与差拨作对，若非施恩因为有求于他而进行搭救，恐怕就会丧命于此。快活林醉打蒋忠，武松只因施恩的一些小恩惠就做了打手，上演黑吃黑的闹剧。血溅鸳鸯楼，则是象征其残暴行为发展到了顶点。不过，在这种极端的性格发展中，小说还安排了两处伏笔，为我们指明了理解武松的两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属于“鲁达-林冲-武松”这个上文一直在讨论的系列。武松前往安平寨的途中，路过十字坡，巧遇张青和孙二娘。就其残暴行为和无原则的杀戮而言，孙二娘是诸英雄中最极端的一个。她与张青经营的孙家店，主营业务是售卖人肉馒头。虽然是黑店，但张青对于孙家店的经营，有明确的原则：
三等人不可坏他。第一，是云游僧道，他又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第三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切不可坏他。（《水浒传》，第372—373页）
这样开黑店，可以算是“盗亦有道”，不辱英雄之名。但孙二娘行事，却没有任何底线。她先是险些害了鲁达，后又害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头陀。武松是配军，属于“不可坏”的行列，也被孙二娘当作目标。孙二娘与武松的相遇，发生在快活林事件之前。武松遇到穷凶极恶的孙二娘，正像是快活林和鸳鸯楼事件的提示。
果然，血溅鸳鸯楼之后，武松再次回到孙家店。这一次武松与张青、孙二娘的重逢，很可能是小说为了完整表达武松故事中的“杀戮”隐喻而刻意安排的。武松夜走蜈蚣岭，又落进了杀人的作坊，谁知这杀人作坊正是孙家店所开。《水浒传》前半部分的文笔酣畅、结构精巧，相比之下，这次巧遇似乎不大自然，以至于后人要特意对此加以说明：“原来这张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却有几处，所以武松不认得。”[69]
为何小说要安排武松再入“孙家店”呢？因为正是这第二次造访，让武松获得了“行者”这个诨号。“杀戮”的开始和“佛心”的回归，象征性的起点和终点都在孙二娘处。前往安平寨前的孙家店，是武松大开杀戒的“开端”和“提示”，而这个提示就着落在被孙二娘所害的那个头陀身上。穷凶极恶的孙二娘在与已经杀人如麻的武松重聚后，终于道出了关于这个头陀的一些真相：
二年前，有个头陀打从这里过，吃我放翻了，把来做了几日馒头馅。却留得他一个铁界箍、一身衣服、一领皂布直裰、一条杂色短穗绦、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单八颗人顶骨数珠、一个沙鱼皮鞘子、插着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这刀如常半夜里鸣啸的响，叔叔前番也曾看见。今既要逃难，只除非把头发剪了做个行者，须遮得额上金印。又且得这本度牒做护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缘前世。（《水浒传》，第418页）
原来，这个杀人如麻的头陀，与杀人如麻的武松是“前缘前世”的关系。武松与鲁达和林冲的密切关系，至此可以明了——他与鲁达都是“魔性”与“佛心”的极端统一体。武松由杀入佛比鲁达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他们都是水浒英雄“劫运定数”的一种象征。
在小说中，鲁达、杨志和武松同属于二龙山系统。这个系统的代表人物是鲁达，而二龙山系统与宋江系统和晁盖系统的关系，则由杨志和武松分别勾连。杨志与林冲初次见面，就是因为王伦逼迫林冲缴纳“投名状”。林冲上梁山后，听从吴用、晁盖之言火并了王伦。晁盖死后，林冲成为梁山元老的代表人物和这一系统实际上的领袖。而劫生辰纲、逼杨志落草的正是日后林冲所在的晁盖系统。二龙山系统或者说鲁达系统与宋江系统的关系看似没有这样的隔阂，但实际上却更加复杂。因为宋江正是以规训二龙山的姿态出现的，而理解鲁达系统与宋江系统的关系，就是理解“上梁山”故事与《水浒传》史笔意识及其结构的最佳入口。
鲁达与武松都是表面鲁莽、残暴，而终于能够自觉其佛心的人物。“佛心”这一命题，不仅贯穿《水浒传》正文的首尾，而且因其宗教意味直接与《引首》提出的超越性话题相关联。和林冲、杨志相比，鲁达与王伦、晁盖和宋江系统都没有太多的交集。鲁达与宋江的相见，一直要等到第五十八回三山聚义打青州。由于这种结构性关联的缺乏，鲁达作为继史进后第一个被重点刻画的水浒英雄，其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就更加引人注目。作为“魔君”中的佼佼者，鲁达不但能够倒拔垂杨柳、生擒方腊，还是见义勇为的典范，无论从武勇、功业还是义气上讲，鲁达都堪称水浒英雄的典范。这种“英雄”和“佛心”的双重指向可以说是《引首》所提出的治乱、阴阳、盈损等命题在小说正文中的集中体现。小说第一百十九回关于鲁达圆寂前听潮信的描写，将这一人物形象所背负的超越性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
鲁智深自与武松在寺中一处歇马听候……二人正在僧房里睡至半夜，忽听得江上潮声雷响。鲁智深是关西汉子，不曾省得浙江潮信，只道是战鼓响，贼人生发，跳将起来，摸了禅杖，大喝着，便抢出来。众僧吃了一惊，都来问道：“师父何为如此？赶出何处去？”鲁智深道：“洒家听得战鼓响，待要出去厮杀。”众僧都笑将起来道：“师父错听了！不是战鼓响，乃是钱塘江潮信响。”鲁智深见说，吃了一惊，问道：“师父，怎地唤做潮信响？”寺内众僧推开窗，指着那潮头叫鲁智深看，说道：“这潮信日夜两番来，并不违时刻。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合当三更子时潮来。因不失信，谓之潮信。”鲁智深看了，从此心中忽然大悟。[70]
潮信最重要的内涵是其轮回意味和“不失信”的特点。因此，它正是承载《引首》诗“治乱兴亡数”“阴阳造化功”的绝佳意象。鲁达不但是“史进”之后的第一位“魔君”，还是为梁山泊擒下最后一位劲敌的功臣。这样一位人物在出场不久，表现过其作为江湖儿女应有的义气和莽撞性格后，就寄身佛门，并终其一生践行着“当世的活佛”智真长老对他的教诲或命运的揭示：
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71]
又：
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72]
史进的师傅是王进，鲁达的师傅则是“知得过去未来之事”的活佛。难怪史进在承接王进、引出鲁达之后就回到一个普通“好汉”的身份，而让鲁达成为这一双重叙事的真正主角。
四、宋江
鲁达的性格、行为和命运在水浒英雄中具有典型性。作为“上界”降临的“星主”，水浒英雄群体在俗世作为一股特殊的力量存在。这股力量的表现形式是破坏，他们所代表的正义，是对已经僵化和腐朽秩序的反抗和清洗。这种反抗与破坏，是对赵官家江山的“整顿”[73]和清理，但在俗世伦理中，则无疑是残暴与凶恶。宋江是一百零八位“星主”的领袖，他的性格与鲁达有很大差异，象征着水浒英雄的另一种命运，这种命运较鲁达所提供的途径更为实在而且世俗化。作为“魔君”逻辑的代表人物，鲁达和武松在证道之前是蒙昧的。由于他们在武勇和胆识上的天赋异禀，他们的暴力极致地表现了梁山好汉的共同倾向。可以说，如果没有宋江，水浒英雄对于暴力和杀戮的沉醉就永无苏醒的契机。宋江亦有杀戮的天赋，不过，小说着力强调的是他的忠孝节义和超人的凝聚力。
宋江对象征俗世秩序的朝廷有一种天然亲附的倾向，而小说对于报效“赵官家”的言行，总是持肯定态度的。极力主张等待“招安”的宋江，在所有水浒英雄中最具有秩序感。除了吴用、公孙胜等几位特殊人物之外，宋江所具有的秩序感，规训着水浒英雄的行为方向。这一点，早在宋江拜访柴家庄时就已经有所暗示。宋江在柴家庄规训的对象，正是后来二龙山三头领之一、凶残堪比李逵的武松。小说对于武松异常暴戾的天性，在柴家庄初次露面时便有明确的交代。而宋江与武松的交往，则几乎治好了他这种暴戾的“病症”：
武松……在庄上，但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顾管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众人只是嫌他，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柴进虽然不赶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却得宋江每日带挈他一处，饮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发了。[74]
这正是小说让我们理解武松的第二条路径。叙述者将武松酒后刚强的性格称为“前病”，这种病症在宋江的多日陪伴下“都不发了”。这一比喻不是随意写来，而是精心的安排。宋江在郓城县头回出场，小说这样介绍他：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75]
看来，宋江常常“施棺材药饵”，是个“能救万物”的人。他既然“能救万物”，自然能救武松。而这样的一位良善之人，偏偏喜爱舞枪弄棒，结识“江湖好汉”，与强盗土匪交朋友。宋江自身性格行为的矛盾以及他与梁山、朝廷的双重矛盾和双重隔阂，在这段“开脸”文字中已经都有所体现。
在俗世语境下，鲁达、武松那种尚未证道而达到超越性境界的“魔君”之性，当然是病症。而能够像鲁达那样有高人指点、又能顿悟证道的个体，在梁山泊中亦是凤毛麟角。水浒英雄的大多数，只能遵循“阴阳造化”所安排的定数。他们因为秩序的迫害而成为祸乱的源泉，又经过宋江的引导为“赵官家”“整顿江山”。武松与宋江的初次相遇，似乎是小说对读者的一种提醒：鲁达和武松虽然独特，但他们在俗世中的命运，仍要接受宋江的规训和“治疗”。
在小说中，鲁达的性格标签是莽撞而率直、残暴而有佛心，宋江的性格标签则是冷静而奸诈、善良而世俗。鲁达是水浒英雄中的特殊人物，是水浒英雄残暴性格与天赋佛心的集合体。他与杨志聚会的二龙山，是“降龙伏虎”所在之处。可以说，他们代表水浒英雄作为“魔君”和“星主”最纯正的品质。因此，对于宋江的梁山来说，二龙山的存在非常尴尬。
实际上，如果不要求文本的完整，鲁达和宋江确实更像两个水浒故事的主角。这与上文所述《水浒传》早期材料的情况也是相符合的。但是，宋江在“起义—招安—消耗”框架的水浒故事中，显然具有最关键的结构性作用。以鲁达等人为中心的子文本，也必须遵循小说整体的叙事逻辑。虽然在三山聚义打青州之后，鲁达与宋江亦是相见如故。但潜藏在背后的矛盾，要求在鲁达与宋江之间，必须还要有一位能够沟通鲁达子文本与主线叙事的人物存在。这个人物，就是武松。
二龙山在武松到来之后，打开了通往俗世的大门。武松的本性虽然像是水浒英雄残暴极端的范例，但他在出场的第一时间就被宋江埋下了救治的种子。宋江不但暂时治好了武松的“前病”，还要利用他教给武松的“招安”妙法治好二龙山的“病”。武松在犯下重罪做了头陀之后，在宋江的地盘孔家庄与宋江再会。这个杀人如麻的恶魔，面对“能救万物”的宋江，竟然成为全书中第一个点明接受“招安”这一目的的水浒人物：“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76]张青、孙二娘、武松、鲁达毕竟气味相投，武松虽然暂时以招安为事，却仍下定决心要投二龙山去。而宋江与武松分别时，再次把他救人的“药剂”给武松灌输了一番：
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地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77]
鲁智深因为见义勇为和莽撞的性格，丢掉了本可以在“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的机会而不以为意，宋江对此却是十分执着的。二人的这种差异，象征“星主”在俗世的本性与运命。武松受到宋江的影响实际上是暂时的。不过虽然如此，打青州之后，他也不辱宋江赋予的介绍人使命。在“上梁山”故事中沉寂了近四十回的二龙山英雄，终于也加入到梁山泊“百川汇流”的大军中来。小说对于二龙山与梁山关系的这种巧妙处理，不能不说是神来之笔。
小说通过武松与宋江的交往，说明宋江对鲁达这类水浒英雄，起到一种规训作用。梁山一直是绿林中最负盛名的根据地，而且是“绿林”这个象征着破坏的群体中，唯一一个特别体现出等级、规矩的根据地。梁山的“规矩”，在晁盖到来之前，是由王伦来制定的。王伦是落第的秀才，他在林冲前来投奔时利用自己的身份打压林冲。而吴用认为，王伦的梁山与俗世中腐败的官府无异。晁盖等人因为劫了生辰纲，意欲投奔梁山、又害怕王伦不予接纳时，吴用说：“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78]明明是打家劫舍的强盗窝子，入伙居然也像俗世买官一样。
看来，王伦时期的梁山，与俗世的世态人情是很接近的。晁盖是水浒英雄中最为纯粹、简单的义贼形象。他借鲁达的好友林冲之手成为梁山之主，麾下的几员干将，也大都是些快意恩仇的人。宋江获九天玄女赠天书后，开始获得梁山实际上的军事指挥权，立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在宋江的领导下，梁山借着九天玄女“替天行道”的名号做了不少大事：三打祝家庄，斧劈小衙内，赚取卢俊义……细细看来，除了几场官军防卫战算得上自我保护，其他行动无非是为争强斗胜、抢人财物，或者为骗人落草而杀人害命。可以说，在接受招安、四处平叛之前，宋江的指挥实在与“替天行道”没什么关联。宋江的“忠义”，在这里变成了虚伪。小说赋予叛乱群体以“忠义”之名的意图，似乎在这里出现了矛盾。
虽然小说始终奉宋江为天罡之首，但这一判断也立足于某一叙述逻辑之中。这一叙述链以宋江为中心，它与鲁达等人的故事互相独立，前文已述，是由于早期水浒材料的不同内容导致的。既然《水浒传》意欲统合这两个系统的水浒故事，就必须在小说中各自给予他们合适的位置。鲁达在整个水浒英雄故事中处于提纲挈领的地位，他提出的是水浒英雄的本质及其超越性意义的问题。宋江则是梁山泊叙事得以成立的支柱和中心点。
之所以要将宋江置于这个位置，当然是因为早期讲史话本中的水浒故事，就是以宋江为接受招安时起义军的头领而展开的。然而，水浒英雄的暴戾本性是小说叙述者一直不肯舍弃的一项原则。这一点在多个人物身上都能看到。譬如，一百零八人中的文官形象都会一手武艺，本为出家人的公孙胜屡屡要求出山，甚至在生辰纲事件中是主要策划人之一……而忠义无双的宋江酒后在浔阳楼题下的反诗，更是体现出宋江最符合“魔君”身份的一面：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79]
黄文炳虽然是个专心于害人的“坏师爷”，但他对宋江反诗的分析，却可以说是句句精到：
黄文炳再读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冷笑道：“这人自负不浅。”又读道：“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黄文炳道：“那厮也是个不依本分的人。”又读：“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黄文炳道：“也不是个高尚其志的人，看来只是个配军。”又读道：“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黄文炳道：“这厮报仇兀谁？却要在此生事！量你是个配军，做得甚用！”又读诗道：“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黄文炳道：“这两句兀自可恕。”又读道：“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文炳摇着头道：“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80]
根据黄文炳的分析，“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不算反诗，只不过是不自量力。林冲被逼落草时，也曾以相似的方式写下一首类似的诗。但林冲的“反诗”，不过是抒发得志后复仇的快意。宋江的“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两句，则确实如黄文炳所言：“不谋反待怎地？”如果小说中的宋江真是一位忠臣孝子，他自然不会写下这样的诗句——也不会杀人后落草为寇。林冲屡遭陷害，他是在极端压抑的情况下手刃了陷害自己的昔日好友，其痛下杀手时的状况与鸳鸯楼之前的武松类似。而宋江的发配江州，已属从轻发落，并没有一点冤屈。可见，“天魁星”在出世之初，就已经是个一身兼二心的矛盾体了。
宋江在《水浒传》情节中期开始主张招安，其可信性和可能性都在九天玄女处得到印证。相对于他在浔阳楼上所提的反诗，九天玄女对宋江的点化，与智真长老对鲁达的点化、武松的“出家”和罗真人对公孙胜的教诲都可以对看——“宋江”们与“鲁达”们拥有不同的机缘和命运，乃是“上界”之“数”。以宋江为首的水浒英雄在此前此后的众多暴虐之行的缘故是“魔心未断”“道行未完”，降临俗世乃是处罚和修行的“天意”。这就使宋江获得了比鲁达更直接的、与“上界”的联系。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次联系指向的仍是诸“星主”在俗世的命运与俗世故事的具体展开相关，而非与鲁达相关的、《引首》中所谈论的超越性命题。
宋江获得的“天启”并没能使得他和梁山在日后的行动中一帆风顺，甚至没能做到上下一心。在第七十一回梁山泊受天文、英雄齐聚之时，宋江乘酒兴作了一首希冀早日招安的《满江红》词，让乐和唱。而乐和“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时候：
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宋江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众人都跪下告道：“这人酒后发狂，哥哥宽恕。”宋江答道：“众贤弟请起，且把这厮监下。”众人皆喜。有几个当刑小校向前来请李逵。李逵道：“你怕我敢挣扎？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说了便随着小校去监房里睡。宋江听了他说，不觉酒醒，忽然发悲。[81]
曾受到宋江的“救治”、不再发病的武松，和与宋江“情分最重”的李逵，竟在这时站出来反对宋江的“招安”政策。很显然，宋江劝说众人投降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在小说中，李逵是宋江的“影子”，许多学者考证李逵形象出自说话人或杂剧作家的原创。考察李逵与宋江在小说中的关系，他们可以说是生死之交。李逵对宋江的崇拜和忠心毫无缘由，而宋江在临死前为李逵准备的毒酒，亦足以证明他对于李逵完全视如己出。李逵在小说中的行为，亦往往与宋江前后相随。他与宋江的性格和行为倾向几乎完全相反，其对比之鲜明和关系之亲近，都足以说明这是一个小说特意安排来表现宋江之“反面”的人物形象。[82]
评家对于宋江和李逵的评价，常认为宋江虚伪而李逵率真。他与宋江的这种矛盾，看似偶然地将宋江与鲁达的差异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体现出来了。果然，宋江在送走李逵后，便开始了与二龙山系统的对话。他先对武松说：“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83]而这时候站出来回答的不是武松，而是鲁达：
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84]
鲁达的话充分显示出他对时势的洞见和对于聚义之事的悲观态度。他对武松和李逵的感性行为做出了理性化的解释，并发出无奈之叹。在没有智真长老和罗真人的忠义堂里，已被“规训”的鲁达又担任起了“教导”宋江的任务。
五、结语
宋江的“忽然发悲”与鲁达的话大同小异，都直接来自对于俗世真相的无奈。接受招安是“道行未完”的水浒英雄在俗世的宿命，他们必须通过接受招安后的征伐和消耗来消除他们的冤孽，以此作为由阴归阳、由（对秩序的）减损回归重建、增益的途径。这就是《水浒传》对水浒故事的解释方式。最后，鲁达与宋江终于实践了他们不同的道路。鲁达亲手完成了宋江的“涅槃”——生擒方腊，并且避免了宋江那标志性的被奸人所害致死的结局。他的结局同样具有标志性，不过，鲁达和武松的圆寂之于《水浒传》的意义长久以来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历代评家学者都把鲁达看作《水浒传》中一个极具特色的人物，而忽略了这一人物的结构性作用。
《水浒传》的《引首》依据一种世俗化的史观，在“上界”与俗世的对应结构中，将俗世的乐极悲生与“上界”的魔心萌动关联起来。有朝一日魔心洗净、道行修成之时，一百零八位星主自然会“重登紫府”；而叛乱扫平、奸臣扫净之后，大宋的江山自然也会重归太平——据九天玄女、罗真人等拥有“上界”智慧的人说，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结局。然而，在梁山力量几乎消耗殆尽之后，因为奸臣陷害，本应“重登紫府”的水浒英雄居然一灵不泯，以“幽阴魂魄”的身份出现。宋江魂魄在末回对徽宗皇帝的表白印证了他在“大聚义”时所发的悲哀：
天帝哀怜臣等忠义，蒙玉帝符牒敕命，封为梁山泊都土地。众将已会于此，有屈难伸，特令戴宗屈万乘之主亲临水泊，恳告平日衷曲。[85]
而从他“背后转过”的“影子”李逵，则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皇帝，皇帝！你怎地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屈坏了我们性命？今日既见，正好报仇！[86]
与《水浒传》相比，《三国演义》讲述更长的历史时期。它以宿命论的史观来统摄全局，其效果是在演出悲剧的同时，从义理上消解其悲剧性，而这种理性的消解在读者或观众那里的失效，又反过来加强了悲剧效果。这是几乎所有讲史话本的共同套路。《水浒传》对这一“悲剧—消解—悲剧”手法的运用，正体现在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末回的此处。水浒英雄“虽曾抗拒天兵”，但“素秉忠义，并无分毫异心。自从奉陛下敕命招安之后，先退辽兵，次平三寇，弟兄手足十损其八”。[87]他们历尽艰辛，践行了“天意”让他们修满的“道行”，却仍难逃贼臣陷害。宋江理想的破灭、李逵的质问，也是俗世逻辑对一直居于统摄地位的“上界”的质问。这不啻是叙述者的一处生花妙笔——虽然借助水浒材料搭起《水浒传》的框架，但叙述者在文末处没有像《三国演义》等传统讲史那样以轮回的史观消除俗世的意义，而是将视角和叙述重点重新引回人事的悲剧。以人事应天命的《水浒传》结局与以天命应天命的《三国演义》不同，使得《引首》为《水浒传》故事提供的“上界”维度，终于成为叙述者自身申诉历史与造化不公的契机。
《三国演义》以首尾呼应的“天下大势”将故事统摄于一个圆形结构中，利用读者内心自发的不平来增强其所述历史和人物的悲剧感；《水浒传》则更像一个完整的小说文本，它在末回让宋江等人自行道出了这种不平，把被《三国演义》隐藏的这个“消解-悲剧”的过程搬上了台面。天数、历史与个人的渺小在《水浒传》的收尾中似乎更加激烈，但又更加混沌不清。这种处理方式或许较《三国演义》更加直露、“现代”，但其内在仍是同一逻辑。这种逻辑或思维方式体现出讲史文本中史笔意识的文学意义，继承肇始于先秦时期的文化传统，加之说话人和小说的广泛传播，不断地塑造着先民的思维方式和审美习惯。
《水浒传》的主要内容是俗世故事的展开，这个故事在“上界”则是治极生乱的义理和宿命论史观的象征。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乱生于治又归于治的故事。治乱之间的相互转换和水浒英雄的宿命，被叙述者归结于阴阳之道的天数，这是《水浒传》的基本结构，也是绝大多数长篇章回小说的基本思路。我们可以结合《易》与阴阳观来看待古典小说中的这种范式：阳与治是增益的，而阴与乱是减损的；阳的增益会导致作为增益机制的秩序的失调，秩序的失调会导致减损，而减损则意味着秩序的重建或新秩序的开始。这是《周易》阴阳思想的基础。
在《水浒传》中，朝廷秩序失调的表现是奸臣当道——这是《水浒传》正文对《引首》的展开，是对“乐极悲生”观念在具体历史切面中的理性化补充和对应方式。而实质为作乱者的水浒英雄，在故事开始前即被赋予了潜在的道德动机：“忠义”。叙述者在《水浒传》中道破天机，明言作乱者诞生的原因是俗世事务的极盛，所谓“亢龙有悔”。他们被“上界”赋予的宿命同时也是在俗世的目的，即通过属性为“阴”的自我减损来实现秩序的恢复。“上界”及其俗世投影所体现的，是与《三国演义》的分合观相似、具有道德超越性的历史哲学。“阴阳造化”本身的客观性，以及叙述者对于作乱者在道德上的期待，同时确定了水浒英雄的基本性格特点，以及相同或不同人物间性格行为的矛盾方式。宋江承担的是小说所依据的、已具确定性的历史，而对鲁达、杨志故事的处理，则是在无奈的历史悲剧中，叙述者以同情之姿态为水浒英雄找到的宗教归宿。